评论《史学方法论》
当代学者托司登达（Rolf Torstendahl）比较伯伦汉、朗格诺瓦及德罗伊森等三位十九世纪史家时，(60)将前两人定位为方法学专家，而德罗伊森为历史知识理论的反省者。方法学家提供系统的研究工具，而历史知识理论说明历史学的性质以及它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前者不究根本，后者不提供实际操作的指南。伯氏诚如所谓是一位方法学家，他并没有探讨历史知识的根源。笔者认为他的方法学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其一为说明追求史料真实性的方法，其二为有关史实解释客观性的方法。在前者他所作出的贡献，使得他在史学史上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声望。而在后者呈现出他史学思考的乐观与不成熟。
第一点，有关追求史料真实性的方法。一般认为伯伦汉是考证学家，这看法不错。(61)他早期跟随历史主义巨擘威次以及魏泽克搜集编修神圣罗马帝国议会的档案，比对欧洲各国中古时期相关条约的资料，奠定了他扎实的史料学基础。从1883年到1921年他相继在哥廷根大学及格莱斯瓦德大学开课，所讲授的课程也都围绕史料分类、资料考证与金石、徽章、泉币等辅助学科，在1901年到1911年三次开所谓的“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的课，实际上，如布朗克指出，他讲授的内容也都是史料的分类与考证。(62)在他的《史学方法论》中史料分类及史料批判共占310页的篇幅，加上第五章“综观”之下的“解释”小节中58页的文字，全部将焦点放在个别史料的解释，而非史事因果的解释。所以全书有关史料学的篇幅共有368页，史料学是该书的重点。(63)
伯伦汉对史料分类、系统建立以及视野扩大都有充分的自信。这份自信让他在“方法学史”一节盛赞兰克文书考证学之后留下评语：“为在若干主要点方面，则吾人今日已超出兰克之上耳。”(64)事实上，兰克终身以文字档案为史料，尤其是官方政治档几乎被他视为唯一史料。相对的，伯伦汉一方面将文献、器物、遗迹、口述传说、纪念碑等纳入史料范围，另一方面把民间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所遗留的遗迹与资料也纳入方法学处理的范围。在史料学上他确实超过了兰克。1889年和1894年版中对兰克的评语，在1903年版中，或许因为遭受质疑，他以委婉但更坚定的语气补充道：“说历史学与时俱进，绝非自大。”(65)他说兰克确实是大师，也广泛地注意历史现象，“但无法否认的是，在唯心哲学的思想圈里，整个视野让他以陌路的态度面对社会思潮、自然科学带来的启发”。(66)
伯伦汉的成就在于他将启蒙时代以来不断累积的考证技术与知识做了系统的分类与说明。他的分类显示其心思细密，而他援例说明时，能够左右逢源恰到好处，也显示他具有极为丰富的史料经验。所谓直接史料、间接史料，文献、纪念碑、传说、亲身经历等分类法以及史料的外部考证与内部考证的概念及定义，这些今日史学入门的基本知识全都源自伯氏所创的系统分类。研究启蒙以来史学史的德国史家布朗克说，伯伦汉在近代历史学的专业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过程中扮演着里程碑的角色，他将两百年以来的考证技艺凝聚及转化，藉由创立新名词，使它成为系统的规则。这些规则被纳入历史系课程中，配合着同期间的历史学专业期刊的创立，以及配合着历史研究学术组织与机构的成立，一起将历史学带向专业化之途。(67)布朗克这里泛称的方法学的里程碑，精确地说，所指的其实只是追求历史资料真实性方法学的里程碑，布朗克并未分析与评论伯伦汉历史诠释的方法学，更没有认为伯伦汉的历史诠释方法广为世人接受。
就史料学观点而言，笔者同意布朗克所说伯伦汉在史学专业化过程中扮演里程碑的角色。就此狭义的方法学而言，伯氏在方法学史中具有先驱者的地位。《史学方法论》比与其齐名的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出版早八年。欧格林研究伯伦汉时指出，《史学原论》的撰写参考了《史学方法论》，同时，他认为《史学原论》对伯氏的史料学、辅助学科以及考证学的部分几乎是全部接受，(68)但对《史学方法论》的其他章节诸如综观、历史哲学等等，却舍而不取。同样的，意大利史学界在《史学方法论》出版后的短期间内，接受了先驱者伯伦汉史学方法学的洗礼，但也是做了选择性的接受。1897年，《史学方法论》出版后的第八年，与伯伦汉同年而曾在柏林大学及莱比锡大学就读的Pisa大学教授科维鲁希（Amedeo Crivellucci）将该书的“史料学”“史料考证”两章译成意大利文，(69)其余历史定义、解释及哲学的部分未做翻译，也没有转述。直到二十年后，《史学方法论》全书在1917年翻译出版时才完整呈现在意大利学界。伯伦汉在方法学史里的里程碑及先驱角色，从《史学方法论》在跨文化被接受的情形而言，也呈现出该角色是建立在他系统化史料学与考证学、创造分类概念的伟大成就之上。
第二点，有关追求历史解释客观性的方法，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首先表达历史研究绝对不是以追求发展规律为目的。他在书中多次引述当代哲学家李凯尔特所做的文化科学的定义，认为历史研究对象是有价值内涵的现象，这些现象呈现出个别性及个人意志，它们既是社会发展动力也是历史学的内涵。他强调了历史的个别性，因此，历史解释客观性的方法，笔者认为应该从诠释学的途径开展。然而，书中没有这方面的论述。事实上也正好相反，伯伦汉一直被学界标签为反对主观诠释的实证主义学者。唯心派史家曼乃克早在1887年的国家考试论文中就将伯伦汉定位为实证主义学者。(70)延续多年的历史方法学论战中，他一直被归入兰普瑞希特阵营；1922年特罗伊屈（Ernst Troeltsch）《历史主义及其问题》也将他视为与社会心理学家冯特一派的实证主义者；1924年贝娄回顾世纪转换之际的方法学论战时，他仍保持着早年对伯伦汉是实证主义者的看法；近年当代学者瓦特（Helmut Walter）在《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与历史主义中的实证主义》论文里，也称伯伦汉为委婉的实证主义者。(71)
笔者同意前人对他的定位，并认为伯伦汉在《史学方法论》中提出的历史解释的方法是基于实证主义的信念而展开的。他的实证主义信念与方法学的关系，可以从两个角度进一步加以说明：伯氏对研究者主体性（Subjektivität）的看法，以及对研究对象是一个实体的看法。
伯氏对研究者主体性的看法。《史学方法论》第三章以“史料学（提问及相关史料的收集）”［Quellenkunden（Heuristik）］为标题。传统德国历史理论家所使用的Heuristik这个概念，被放在括号内。Heuristik的原意是：带动研究的提问以及相关史料的收集。在这个概念里，没有提问就不会有收集史料的需求以及收集史料的方向。提问与史料收集在这个概念里是两者合而为一的，精确地说，是开始收集史料之前的阶段。然而伯伦汉舍弃了传统使用的概念，径以“史料学”为标题。他所舍弃的是研究者在社会生活中价值关怀的课题，以及研究动机的课题，而这些关怀与内心的价值取向正是研究者提问的基础，它们会融入在提问之中。伯伦汉把德文的Heuristik简化为史料学，显然，他认为Heuristik的意涵不能被一般人所了解，因此用通俗的Quellenkunden（史料学）取代它，并且将Heuristik放在括号内。他本身也不认为“提问”是值得讨论的课题，因此，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以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关怀等问题都在他的方法学中消失了。
伯伦汉在《史学方法论》的“方法学史”小节，讲述历史学求真精神时，他引述兰克第一部著作《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中的句子：“人们赋予史学尊职，整理既往，助益现世，教导未来的岁月。如此崇高的尊职，目下的尝试不敢承担，它只想呈现，过去原本是如何。”他藉这段话推崇兰克，赞誉他“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谓兰克提出了“知识自为目的的历史学”（die Erkenntnis als Selbstzweck der Geschichte）。这段话，兰克原本是用来说明他这部书写作的根本精神所在，是在他的基本看法（Ansicht）之下，开始有写这部著作的企图心（Absicht）。而他的基本看法是：欧洲族群从民族大迁徙彼此先后接受基督教，经历几个世纪共同的十字军东征，最后海外殖民，虽然彼此间有无数斗争，但终究融合为基督欧洲的一个整体。这是兰克刚进入历史研究时，所带有的强烈宗教精神。欧洲千余年的历史对他而言，是神在世间国度茁壮的过程。(72)伯伦汉无视兰克面对历史时内心的感受与关怀。他将这段兰克说明内心问题的文句，视为兰克为历史学求真的誓言，将它放在描述史料考证进步的脉络中细述兰克的贡献。(73)伯伦汉对兰克的曲解，从他一贯对唯心主义质疑的立场，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历史学对他而言，必须摆脱一切主观的倾向，包括摆脱个人性质的提问，以及其内心的关怀，更不用说宗教的精神。研究者的主体性不存在于伯氏的方法学思维中，《史学方法论》第三章的标题显示他没有接受诠释学传统中研究者主观的意念与关怀是知识建构的积极因素。他将Heuristik简化成为技术性的史料学，显示他心目中既往的事迹，不是随着研究者在不同时代和处境中透过新的提问不断被重新诠释的。(74)
伯伦汉没有接受研究者的主体性在历史知识产生中具有积极的、正面的角色与功能。“价值关联”是李凯尔特论述文化科学时所提出的核心概念，他多次引述李凯尔特，但只着重在“历史学不像自然科学追求定则”这个结论。李凯尔特的学生梅黎司1915年在自己《历史哲学教材》中批评伯伦汉引述李凯尔特但不谈历史知识的意义及研究者的价值关怀，完全没有了解李凯尔特，(75)笔者深有同感。相反的，李凯尔特的论述被同时代的学者韦伯引为历史社会学知识论的基础，并借以建构他方法学上的“理想型”（Idealtypus）研究工具。韦伯建构“理想型”工具的第一个步骤正是提问：只有以研究者一己的价值关怀为主导，才能展开建构一个与该价值在逻辑上应然的各种现象的关联。对比之下，伯伦汉明显没有认同这个诠释学的传统。在《史学方法论》中，甚至在1880年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中，他一直强调他的立场是融合唯心与实证两个学术传统，撷取两者之长并超越两者争执的。从这个自我期许的目标而言，他是失败的，因为他未曾接纳更遑论承续唯心史学传统的核心思想。
历史主义传统中对研究者自我角色的处理有两极：其中的一端是兰克所代表的立场，他曾说：“我愿我的自身倏尔消融。”要提升自我的观点到客观的高度。(76)另一端是格维纽思（Georg Gottfried Gervinius）、德罗伊森反省的立场，从理论上正视研究者的主体性，并彰显它在知识建构过程中正面的功能。伯伦汉在《史学方法论》的“史学之概念”小节里，乐于引述兰克驳斥格维纽思的句子作为自己立场的支柱。格维纽思认为学术必须深入生活中，对当下起作用。兰克回复说：“然而，为了起作用，首要的是，它必须是学术……如果我们能先求于此，将我们所从事的提升为客观的学术，然后我们才能对当下起真正的作用。”(77)伯伦汉在兰克身上见到历史学客观理想的捍卫者。(78)
伯伦汉也不吝于指出兰克对历史研究客观性信念不坚定之处。他说：兰克大师也自知研究者在处理历史场景中的派系倾轧时，不可避免会有个人的喜恶及偏见，研究者只能勉力压低自我的情绪。伯伦汉接着自信地说，兰克所指出的这个事实不该让研究者在客观问题上变得悲观无助。他认为史家“认识到自我个体性的偏见是错误的根源，以一切力量把这个根源灭除……如果真有这样严谨深刻的毅力与决心追求真实性的话，方法学里有足够的辅助工具能帮他达到高度的客观性”。(79)他相信谨守研究的方法可以协助研究者克制自我，达到如兰克自我消融的期许，进而将研究贴近真实的历史。他说：“我们必须把自己与生俱来而且处处预设的感受、想法及意向等去除掉……客观解释的困难正在于，到底我们能化解（abstrahierend）我们的个体性到什么程度，进而毫无预设地解释历史事实的关联性。”(80)伯氏更认为社会科学，尤其是辅助科学中的社会心理学，它是能够提供协助史家解除自我桎梏的方法之一，他比兰克更坚信历史学客观可以透过方法学达成。正如美国史家称兰克是史料的实证主义者，笔者认为伯伦汉是十足的方法学实证主义者。他们共同的信念是有一个真实而具体存在的历史客体，研究者可以以明镜般的自我将他映射出来。研究者的主体性（Sbjektivität）必须让它消融或净化。(81)
另一个可以继续说明伯伦汉实证主义特质的角度是：伯氏心目中的过去是一个实体。托司登达在比较伯伦汉、朗格诺瓦及德罗伊森时，他以历史客观主义（historical objectivism）称呼伯伦汉相信有一个真实历史（a real history）存在的想法。(82)昔日东德史家史莱尔也指出伯伦汉认为一个具体的世界史是所有研究者应该共同揭露的目标，在历史哲学中出现的概念“世界史”对他而言就是历史的实体。(83)
伯伦汉在《史学方法论》中引述兰克《世界史》第一册“前言”：“世界史涵括所有民族、所有时代，先后或同时出现的事迹，透过它们的交互影响，形成一个关联，在它们相互之间，构成一个活生生的整体。”(84)伯伦汉捍卫兰克这个涵括一切人类事迹的世界史的理想。他指出其中的危险性，认为世界史已是历史学的边际，与历史哲学只有一线之隔。他引述兰克，并接受世界史是历史学的领域，但实际上，他不可能接受兰克的世界史看法。兰克信念中的“世界史”，它之为学术，是要在所有时空族群的活动事迹里认出它们的内在关联性（Zusammenhang）。世界史对兰克而言是神意从古代显现、基督教形成、落实在欧洲族群、成长茁壮的整个争战融合的辩证过程，这是他所谓的关联性。(85)伯伦汉撷取兰克历史学追求世界史的理想，同时也撷取兰克所用的“关联性”概念。但是，他将两者分离开来，将兰克唯心主义的成分从世界史中过滤掉，同时将“关联性”概念从精神层面的地位，拉到方法学的层面。他将历史解释所强调的“因果”的概念与“关联性”相结合，成为“因果关联”（der kausale Zusammenhang）的新概念。他对历史学定义里强调“因果关联”，关联对他而言是历史解释事件——综观（Auffassung）中的一个准则。(86)依据这个准则，从事研究人类不同时空的事迹。世界史对他而言是这些研究累积的目标，是巨大的拼图，需由众力集体追寻，它不是杂乱无限，它是既成的发展体系，它要被揭发。
虽然伯伦汉在1903年版《史学方法论》里多次引述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理论，认为自然科学追求定则的特质与历史学不相符合。但是他的立场正如自然科学一样，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清楚地区分开来，并且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像自然科学一样视为是一个实体——一个发展过程的实体。(87)在回顾历史学发展时，他以肯定的口吻说，研究历史不再是讲故事以达到娱乐的目的，也不再是提供训诫事例以达到实用的目的，历史学的目的是以演化的角度呈现既往。对他而言，以演化的方式呈现历史就是科学的历史学。他心目中的历史实体内容上包括经济活动、社会心理、民族学对象、政治行为等等，而且是这些现象的发展过程，它对任何文化区、任何时代的研究者而言都是同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伯伦汉是科学史学的信仰者，这个发展过程必须如实呈现，即使语言都会是它客观重现的障碍。在《史学方法论》第六章“叙述”里，他认为修辞学不属史学方法的范围，只有当历史写作还被视为艺术时，美学及修辞学才会被强调。(88)现代的历史学是科学，它的叙述方式必须“符合知识的特性”（erkenntnisgemäß）。所谓“符合知识的特性”的叙述，指直接陈述历史事件的“本质”部分。(89)伯伦汉相信既往是客体而且有本质的部分，这正是他作为一位实证主义者的基本信念。在方法学论战中，面对历史解释的唯心与实证主义两个阵营，他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不能让任何一方主宰对方”。不可以放弃唯心传统对个人心理及意志的描述，同时更应该采用经济学、社会心理的观点与计量方法。他重复申述历史研究必须利用一切“有用的”（nützlich）方法，在他结束对马克思史学的批判时也强调必须摘取其中“有用的”方法。伯伦汉视既往为一个外在于研究者的真实实体的信念，让他能够欢迎不同的历史解释方法。只要这个方法不扭曲他信念中历史是演化的过程就都是“有用的”。他相信史家研究所呈现出的人类历史终究可以拼凑出几近于真实的既往，而与自然历史合而为一。
伯伦汉揭橥的历史解释方法是杂汇式的，各种方法在研究时是否能搭配使用，彼此是否相互排斥，都不是他所关心的。只要它呈现部分历史的实体，它就对了解既往的整体作出了贡献。从正面的意义而言，它具有开放性，但它不是一个系统。伯氏在1889年第一版绪言中乐观的期望以整合的方法学统一分歧的历史学界，这乐观源自他对历史是一个实体的信念，一如兰克。他的期望无法实现，方法学论战中学界激烈的对立更是对他天真的期望形成一个讽刺。伯伦汉所指导的众多学生也无法在一个系统之下形成一个学术的方向。(90)伯伦汉在二十世纪学界很快消失无闻，与他不成体系的方法学无法启发、引导、研究问题有关。1988年Notker Hammerstein编的《1900年前后的德国历史学》中没有提及伯氏，(91)同时期H.-U. Wehler主编的九册《德国史学家》，(92)系列介绍的三十六位德国史家中也没有伯氏。笔者认为伯氏的历史解释方法学，正好与他的史料学及考证学相反，它使伯伦汉走入被遗忘的场域。
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反映出十九世纪史学史的重要脉络。启蒙思潮以来大约一百五十年自然科学的成就笼罩着当时学术界，历史学也在它的影响之下，有些历史学者跃跃欲试，努力将历史学提升为一门科学。有些历史学者相信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有自己特殊的专业性。这两个大潮流在伯伦汉读大学之前就已经由潜伏的暗流演变成彼此激荡的波涛。德国传统的历史主义是后者的代表，强力批判从英法两国传入的科学史学的信念。德罗伊森在《史学杂志》激情地讥讽巴克尔《英国文明史》，并宣言式的陈述历史主义史学的知识论。伯伦汉成长在这汹涌的浪潮及荡漾的余波之中，他在历史主义大本营的柏林大学读了一年就离开了，巅峰期的德罗伊森没有吸引住他。年未三十初任教职时，伯伦汉鼓励学生走向与历史主义不同的研究方向，而且出书叙述他所见的这两股学术潮流。年轻的伯伦汉在《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里自我期许要超越这个冲突，以方法学整合双方，但他信仰的终究是科学史学。将史料学系统化只是他实践其信念的一部分。就这部分而言，他杰出且成功，毕竟史料学是历史真实性的基础，所有不同学术立场的史家都必须站在这个基础上。伯伦汉科学史学信念的核心是他的历史观：他将人类的过去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时间深度的图像。他相信只要利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过去的变迁，就能提供这个图像真实的片段。研究者不用提问，不要受追求规律的引诱，只要遵守方法学就会是成功的历史学者。这样的史观使得伯伦汉在世纪交替前后方法学论战的涡流中既受唯心学派排挤，又不被实证主义学派接受。后人在回顾中说他是软性的实证主义者，这是非常恰当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反映了他与上述两个思潮的纠结，同时，透过该书巨细靡遗的脚注，学界的动态纷争跃然纸上。就此而言，这一部《史学方法论》确实是研究十九世纪史学史的关键文本。(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