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多面的兰克

三、众声喧哗：多面的兰克

“七七事变”是中国史学界风气转变的分水岭，此前以考证为尚，史料研究占据主流，此后“这种纯粹考古考证的史风，似乎已经急剧地转变。民族意识的增强，使我们对于本国文化的价值，从极端怀疑古史中解放出来，考证考古的工作一转而从事抗战史料的搜集、社会经济史料的搜集、民族文化史料的搜集，这种努力使研究工作与现在问题发生密切的联系，不能不说是有很重大底历史意义的。现代史学为要明了我们的现状，故将现在同过去同未来联成一条生命，而以‘现代’为历史生命的中心，所以现代史学不应只是考古，更应该注重‘考今’，不然读破‘二十四史’，尚不知何谓‘现代’，亦有何价值？有何益处？……过去是现在之积，现在是过去之续，所以有‘古’即有‘今’，考古即以考今，所谓‘温故知新’便是。现代史学与从前史学的不同，即在从前史学以‘考古’为目的，现代史学则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¹⁹⁸⁾丁则良的观察与朱谦之相近，他认为“抗战不仅是中国民族生存史上一个新的界标，而且更是中国学术新生命的一个起点”，“五四”到全面抗战开始这近二十年中，全国史学界埋头于分析工作，“大家在一个求真的目标之下，分门别类去做各种不同的工作。中国的历史，好像是个才被发现的新大陆，探险家正实事求是地检点着他所遇到的一草一木。他细心谛视，发现问题之内复有问题，思考之余仍须思考。结果一个草叶的脉络、类型、营养等问题完全研究清楚了”，但这只是史学研究的初步工作，不是史学本身，“大家误解历史，误解史学，以为就是考据，就是校勘”。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我们的史家改变了他们那一草一木的传统，他们开始要做综合的工作，从综合的工作中，寻求对于问题的解答”。⁽¹⁹⁹⁾

与这一史风前后变化相对应的，全面抗战前兰克一直作为推动中国近代史学进步的正面史家加以积极宣扬，尤其他所标榜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被中国正统派史家奉为圭臬。且不说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陈垣之辈治史主实事求是的考证学风，即使稍晚一辈的史家也大多崇尚实证，如齐思和认为史家应该取兰克《教皇史》等书“细审穿插事实，部勒资料之方法，庶于西洋历史之体裁，有较亲切之认识，将来著作时得极好之模范”，⁽²⁰⁰⁾主张“历史是过去的事实的客观的叙述，其中不能夹杂任何目的，史学家作历史应该和化学家作实验报告具同样的精神”。⁽²⁰¹⁾然而，“七七事变”之后，史学界风气从“考古”“分析工作”转向“考今”“综合工作”，兰克作为主张史实的客观重建者，间或出现在中国学者的反省检讨文字，受到质疑、批评乃至批判，使兰克形象从原本趋同转向分歧的多重面相。事实上，兰克史学被中国史学界作为从事“考古”“分析工作”的外援，是对他的误解所致。兰克的思想更倾向于“考今”和“综合工作”，反讽的是，中国“考今”者却视之为对立面。

科学派的兰克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是将兰克定格在客观主义史家的一句最为流行的名言，几乎达到凡论兰克则必引的程度。在考据之风兴盛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不仅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为考据辩护的有力外援。但随着西方各种史学理论不断传入中国，尤其克罗齐、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以及1930年代美国史学界关于客观性问题论战，中国史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了解，激发了他们进一步思考客观史学的限度，对兰克格言是否能落实不尽像傅斯年在《史语所工作之旨趣》所表现得如此自信了。

1930年代美国史学家贝克尔（C. Becker）、比尔德（C. A. Beard）所发动的史学客观性问题论争，对中国年轻一辈的史家颇有影响。1942年9月1日，王绳祖在成都写了《美国历史学家对于赖克学说之意见》一文，并非无的放矢，正是借美国史家之口，重新评估科学派兰克的局限之所在。王氏早年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受其师贝德士（M. S. Bates，1897—1978）指引，认真研读过Introduction，对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并不陌生。1930年代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受柯林伍德、比尔德、贝克尔等的影响，史学思想倾向于相对主义，彼谓“历史的真理，是动的真理，是相对的真理”，⁽²⁰²⁾“历史学上一个普遍原则，历史真理是个相对的真理，史学方法的进步，新材料的发现，新的历史观念，使每一个时代对于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认识皆有增加，继续不断的增加，且永无止境”。⁽²⁰³⁾1930年代美国一些史学家批评兰克所标榜“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王氏当有共鸣，这是他写《美国历史学家对于赖克学说之意见》的学术语境。

王绳祖接受一般西方史学方法论，将治史程序分为两截：一是考订事实、鉴别史料（考据家之责）；二是搜求事实之因果关系，组合编次，写成史文（史学家之责）。前者近乎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对于后者，史家意见不一致。他说：“十九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斥文史不分，为史学发展之阻碍。文人冒充史家，‘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历史家乃悬‘科学的历史’为鹄的。史文写作，应依据已加考订之事实，叙述描写，须求其忠实而正确。信如是也，则可达到历史之客观的真理。德国史家赖克，首倡此旨。彼谓写作史文，应将历史实在情况写出，巨细不遗，必忠必实，德语所谓‘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简要介绍了兰克著史特点：“德国史家，笃守师训，重视史料研究，以为舍史料外无历史。主张客观批评，以为事实既经考订，一经叙述，便可达到历史之客观真理。或称此种风气，曰‘历史主义’（Historicism）。”⁽²⁰⁴⁾

“赖克陈义甚高，理论上无可非议，惟所悬理想，能实现否，颇有问题。美国历史学家，有谓赖克公式，在通常写史之技术未改变以前，无法可以实现。有谓赖克公式，在学理上为不可成立之理论”，于是王氏译介四位美国史家的观点，说明兰克主张非谓不当，但却无法达成。F. J. Teggart《论历史原理》（Theory of History，1925）认为兰克公式无法实现，因为历史叙述事实须经选择，然选择并无绝对标准，无法排除个人意见或某种历史哲学。比尔德形容兰克公式（Ranke formula）为一“高尚之梦境”（a noble dream），彼谓写作史文，“欲将种族、政治、社会、经济诸种偏见，排除净尽，完全客观，实不可能”，提出了十一条理由。⁽²⁰⁵⁾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学家》一文，⁽²⁰⁶⁾认为“叙述史事，欲取绝对客观态度，诚不可能之事”，因为“选择和叙述之工作，系就某种思想式样，给该类事实以某种地位”。最后又引折中言论者沙耳非米尼（G. Salvemini）《史学家与科学家》（Historian and Scientist，1939）对史家“成见”之解释：“历史家之人事经验，愈丰富，愈广博，则其了解历史事实之能力愈强。然个人经验，各各不同，故其对于同一事实之观点亦异。历史一门，所以不断有新著作问世者，以其对于同一问题，常有新解释也。”⁽²⁰⁷⁾

1946年李絜非《论历史的本真》一文，并不是他的原创论文，而是编译自1931年12月29日贝克尔在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致词《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史学家》。李氏指出，“自兰克（Ranke）以次的科学之史家，相与辛勤搜集编印报告，坚持不置信于流行的一切，而唯证据是求是重，此其作用，诚属可称，则以人类文化的推进，最先应努力于不受欺罔，打倒偶像，而建立事实，一依其序，盖实为史家之第一任务”，“科学的史家，拒绝哲学的解释，而为拜倒于真确事实之下，无所动于衷意为未尝有所增减一分与先入之见于其中。史学仅为反映事实，遂乃以绝大辛勤与长期耐心，以穷究原料，而无所屈折的反映此等事实之真确性。由之，人类经验之过程与其意义，显示以事实之本身，而不需假请史家之任何解说”。但他话锋一转，“假定事实一度建立完成，‘将自为言’，乃一假相”，“此种心情，今已成为过去”。为什么呢？李氏说：

无论历史事实之为如何“冷”，如何“酷”，要之，皆非一种物质材料，如竹木、器材之有一定形式与不变部位。是叙述史事，非投竹木，竹木任投何处，皆保持其形式与部位弗失，史事的形与质则异是。在文字的推论上，既已由于传达者所使用文字而已不同，抑历史事实，非客观世界之一部分，反之，仅为一往不复事实之想象的重构，形质不可或离。由于以文字推论实质时，实乃为一种理想，以成形式，终由形式传达理想，以成实质。因之，非不予事实以区别，但依史家之意念为言，其事实已使特殊意义传达于中，史家藉实质形式以创建一想象的事实之系统，固非表现之于解释。⁽²⁰⁸⁾

However ‘hard ’ or ‘cold’ they may be, historical facts are after all not material substances which, like bricks or scantlings, possess definite shape and clear, persistent outline. To set forth historical facts is not comparable to dumping a barrow of bricks. A brick retains its form and pressure wherever placed; but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historical facts, having a negotiable existence only in literary discourse, vary with the words employed to convey them. Since history is not part of the external material world, but an imaginative reconstruction of vanished events, its form and substance are inseparable: in the realm of literary discourse substance, being an idea, is form; and form, conveying the idea, is substance. It is thus not the undiscriminated fact, but the perceiving mind of the historian that speaks: the special meaning which the facts are made to convey emerges from the substance-form which the historian employs to recreate imaginatively a series of events not present to perception.⁽²⁰⁹⁾

除了用“竹木”“器材”替换原文“砖块”（brick）“木片”（scantling），其余文字均译自贝克尔文章。贝克尔在文末讲到历史事件的重要性会“与时俱淡”，李氏添加王国维“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加以说明，倒是极为传神。

1947年朱杰勤《史诠》一文对兰克有所描述：“德国史家朗克（Leopold von Ranke）也以为历史之用在于判断过去，而指示将来，故须将事实真相写出。他提倡科学性的史学，主张历史之范围只在记述发生之事，不失分寸已足，遂为德国史学界开辟一新途径。德国史学家知搜罗事实之功实大胜于修饰文章之力……朗克氏的主张偏重于史料之客观研究，放弃一切史观和文字的修饰，未免过于枯燥和狭窄，因为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乃史家之第一步工作，一至表现事实，就不能不涉及于艺术，所以史学之外，尚需史才。”他认为历史事实和解释是很难分开的。⁽²¹⁰⁾朱氏对兰克的认识是接受美国Waldemar Westergaard《西洋史学观念之变迁》一文的观点，颇多误解，后者认为“朗克大声疾呼谓历史之范围只在记述发生之事，不失分寸已足，遂为历史开辟一新途径”，但兰克不能造出一“确定时代”，“只能鼓舞吾人试将旧史重新做去，以应现世之需求而已”。⁽²¹¹⁾1934年朱氏曾翻译此文，故他对兰克的定位以及质疑，都发端于此。

此外，1948年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谓“史学最高原则，就是求其实，就是客观，故作史必秉笔直书，或如兰克（Ranke）说的‘据实记载’，研史必博采考信，以明一时代一事件之当然与所以然。盖历史之任务即为记述，史学亦即记述之学。然记实谈何容易？”⁽²¹²⁾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的俄裔史家噶邦福（J. J. Gapanovich，1891—1983）曾开设“欧洲近代史学史”，兼论“史学方法之发展及史学思想派别之推演”，讲演范围包括自文艺复兴时代至最近，尤注重近百年，但希腊罗马之史学，因其本身之价值及其所生之影响，亦略及之。⁽²¹³⁾彼对兰克十分推崇，认为《教皇史》“详尽且精炼”（exhaustive and condensed），是历史著作的典范。⁽²¹⁴⁾但他也引用兰克名言“how it really came to be（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说明即使像兰克那样的史家，也没有办法落实这个目标。史家无法变成没有感情的“加法器”（an adding machine），尽管情感受到克制，但仍会渗入其作品。

以上诸氏对兰克的质疑，是延续晚清以来对兰克的科学派史家印象基础上的检讨，主要针对兰克所悬“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理想是否能现实，并没有揭露兰克言与行的分离，即兰克的史学作品处处流露主观偏见和个人信念，他并不客观，也不科学。⁽²¹⁵⁾科学派形象的兰克仍旧是中国史学界的流行看法。只不过到了1930年代后期，中国史学界不再以考证为治史之目的，由此投射及兰克，评价由正面转向负面。

观念论的兰克

兰克主要以科学派形象显现于中国史学界，但强调兰克唯心的观念主义者间或有之，当时出版的一些西方史学译著有详略不等的涉及。中文世界较早指出兰克具有观念论取向者，是英国史家J. B. Bury《进化论与历史》一文，发表于1909年，⁽²¹⁶⁾1922年译成中文。该文谓“兰克（Ranke）于一八二四年，以坚决之态度，而废弃详列事实而显示其关联之见解，此见解盖委教师之职任于历史中者；又以正确之见地，而宣示‘阿夫客拉龙’之历史家所设定之历史职责，以论决前人往事。彼自云：彼之所司，仅在显发往事之如何发生而已。”⁽²¹⁷⁾此处或为兰克名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最早的汉译。Bury指出兰克的思想受黑格尔影响：

兰克恒以历史过程中之各级，为显著于理想之征实，而有时论理想为无关于手与足之独立能力。然黑智儿之推决其理想，乃自其迹先的论理学，而兰克之理想，则以归纳之法得之——以对于现象之严格的探讨得之——故其方法与工作皆为科学的，而其所受于黑智儿派之所前得者，亦仅在其收入于其结论中之一种意义而已……在历史进程上之超越寻常之原素，以日耳曼哲学之影响而较有精确之形。吾见兰克之如何着眼于思想，一如思想为超越寻常之存在物，而自显现于历史之延续的运动中者矣。故于一时期之中，摘论某种思想，以概其余（如国家之思想，即其一例），此固巧慧事；但以科学的眼光观之，则所云思想不过存在于个人之心中，且纯为精神上的能力。⁽²¹⁸⁾

此文曾引起朱谦之的注意，1926年他在《历史哲学》中论及兰克时直接抄了上引部分文字。⁽²¹⁹⁾此外，《进化论与历史》一文1930年收入Selected essays of J. B. Bury，而此书曾被中国史家作为“西洋史学名著选读”，Bury的兰克论或对中国史家有所影响。

法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一书通常被视为代表兰克方法（Ranke's method）的作品，⁽²²⁰⁾但反讽的是，与伯伦汉、Fling对兰克予以正面论述不同，兰克在Introduction仅出现三次：其一，第140页：The works of the most celebrated historia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ose who died but yesterday，Augustin Thierry，Ranke，Fustel de Coulanges，Taine，and others，are already battered and riddled with criticism，指出兰克著作在方法上也是有缺陷的；其二，第222页注释一：It is also the substance of the famous expression of Ranke：“I wish to state how that really was”（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是为了说明史学家努力把那些事实想象得和他有可能观察到的一样所添加的注释；其三，第286页，作者认为兰克是黑格尔主义者（Hegelianism），“披着世俗外衣的古老的神学终极因理论（the old theological theory of final causes）”，这种理论假设某种致力于引导人类朝向对其有利方向前进的神意是存在的。Introduction认为这种假设并不科学，“因为历史事实的观察结果并不表明事情总是以最理性的或者对人们最有利的方式发生”。⁽²²¹⁾兰克被安置于非常次要、不显目的位置，即使在这些吉光片羽文字中呈现的多为负面论述。作者不仅批评兰克治史方法存在缺憾，也质疑兰克唯心主义观念论的科学性。兰克的名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作者看来，太过理想化，忽视了史家的主观想象的成分。在Introduction极为有限的论述中，读者很难对兰克产生印象，如果有印象，主要在观念论，而不是方法学。Introduction完全排斥玄想式思想，有意与兰克拉开距离，淡化兰克在方法学领域的贡献，或与作者将兰克定位在黑格尔主义者有关。

英国麦尔兹（John. T. Merz，1840—1922）《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03—1914）是一部体量颇大的著作，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此书不少章节讨论十九世纪欧洲史学，尤其对德国史学着墨甚多。麦氏开宗明义指出：“自从尼布尔以来，有兰克（Ranke）及宗其学派者以为之继，德国则产生多数历史家，其大潜力则达于德国之外。如是之伟大名声，不全在乎其所用之材料曾经批判，而尤在乎其眼界之较为广大。此亦并非专恃批判研究而得之于外者，居多加以博识之功，如是之功，则是受教练所得之效果。”而兰克的历史著作是“德国之博识主义及训诂，结合于第十九世纪之初期三十余年间之宽大哲学眼界所生之最大结果”。兰克之所以能享其盛名，并不是他搜集丰富的档案资料，博识的批判研究，而在于“恃其有研究及著作历史之术”。麦氏认为：“在一方面既有如是多数材料之烦重，在另一方面，又有多数之抽象哲学之反省，其他德国历史家，则为此两方面所困，而兰克则不然，其叙事及议论两方面，皆不能掩过其美术方面（art of historiography）也。”⁽²²²⁾讨论兰克与兰普瑞希特关系时，麦氏又引述兰普瑞希特《历史学中的新与旧方向》（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896）的兰克观点，“彼谓依兰克之意，精神之新发展如何藉新思想之努力从显赫之人物而出。兰克以为历史进步之动因固为一种神圣之神秘”，⁽²²³⁾“兰克自知具有一种坚强信念之核心，但彼从不谋正式发表此种内容，彼不思系统化之，亦不思洞识其中互相矛盾之部分。一言以蔽之，彼不思将其内心之所信仰暴诸文字语音也。彼只进至某点为止，最内之一部分始终未曾显露，只能藉直觉了解之”。⁽²²⁴⁾“兰克之历史见解集中于两特点：依据当日极占势力之哲学之唯心信条与夫仿佛德国古典文学之世界的性质之普遍史观”。⁽²²⁵⁾凡此种种，麦氏受兰普瑞希特的影响，所欲强调兰克者，全不在一般所说的史料搜集批评，而是被兰克隐藏起来的史观。

无独有偶，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孝鱼译《现代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Age）一书，作者是奥地利文化史学家福利德尔（E. Friedell，1878—1938），他直言“兰克的错误”（Ranke's error），认为史家无法做到客观，“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客观性做到理想的地步。如果能有一个人做到毫无偏见的地步，那么，还需要再有一个同样的人去读他如此干燥无味纪载，这可是件极难得事了”。兰克自己宣称“as it really happened”（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话乍然听来，好像是很够谦逊的了。但实在说，这是一件极大胆的工作。果然，他失败了！他所以在历史家中占重要地位的缘故，完全因为他是一个最大的思想家。他并不曾发现新的史实，他只是用他创造的天才把那些人所共知的史实重新联合起来。他有一种内在的慧光（an inner vision），逼迫着他建设新计划、新解释、新范畴，这种慧光是他自己本身的。如果没有的话，不管如何广博的学问，如何强锐的批评精神都不能够传给与他。”⁽²²⁶⁾《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和《现代文化史》在中国史学界并非全无读者，但他们所描绘的兰克形象，似没有引起中国史家的共鸣。

民国史家论及兰克的观念论者很少，姚从吾、朱谦之偶有涉及，但在他们的眼中，兰克主要还是一位考证派史家。中国史家之所以只接受兰克的史法而拒绝他的史义，一方面因兰克的史义与二十世纪国际史学发展的潮流相悖，被视为过时的东西，甚至早在兰克的晚年，有的史家对他的思想就不以为然，弃之如落伍的事物；另一方面兰克那套带有浓厚新教神学意味的思想体系，与中国本土思想毫无相通之处，时人视而不见，或根本在视野之外，并不令人意外。诚如杨东蓴分析康德哲学之所以难以在中国生根说：“自张之洞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严复的‘迻译时代’，而民国八、九年的胡适辈的‘实用主义’，其间思想之进展之各阶段，都明示随社会的转变而转变之一系列的痕迹。没有社会的转变，便没有思想的转变。任凭康德哲学怎样伟大，任凭罗素哲学怎样精深，然而移植到中国来，都博不到回声，都得不到反响，这并非由于中国人对于思想不关怀、不接受，而是伟大的康德哲学、精深的罗素哲学在中国之社会的存在中没有这些哲学之存立的根据。”⁽²²⁷⁾对于兰克史学亦当如此观，中国没有新教的土壤，无法移植兰克的神学历史观，但他的史法剥离“精神”成分，化约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则，被编写进史学研究法教科书，则可与中国土法——考据学相接榫，在中国史学界大行其“法”，而土法依附于洋法得以提升到“科学”之列。⁽²²⁸⁾

“反动派”的兰克

1940年代，国内各派史学斗争激烈，尤其左翼史家对胡适、傅斯年为首的“资产阶级史学”展开批判攻势，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举国上下讨伐中外资产阶级史学的先声。1940年12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译刊苏联学者的一篇文章中出现兰克：“旧的史学家只将自己限制于收集事实，与排列事迹的连贯，他们不能把握住这些事迹之间的关联。十九世纪著名的德国史学家L·望·兰克认为一个史学家的职责只在说明‘实际上发生了些什么’就是，只要提出一幅事迹进展的图画就够了，无须再来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引用歌德《浮士德》上的话形容旧史家所谓的时代精神“不过是他们自己的精神……不过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房间，一个垃圾坑而已……”。⁽²²⁹⁾兰克所关心的关联（Zusammenhang），显然与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带有哲学系统的“关联”不是一回事。

1945年《时代杂志》发表了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斯金（M. P. Baskin）《反动的德国历史学》，⁽²³⁰⁾这是中文世界最早将兰克定性为反动派的一篇文献。它对兰克的论述，既不同于中外史家质疑兰克所谓客观史学何以可能，也不同于呈现观念论的兰克，而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将兰克描绘成彻头彻尾的反动派。1945年德国法西斯灭亡，清除法西斯思想成为接踵而至的任务。巴斯金认为法西斯思想与德国历史学有内在联系，德国大学中的历史教授做了反动派的传声筒，反动历史学思想培养了数百万德国人的侵略精神。德国历史学的反动特点表现为：宣传侵略性的国家主义；把历史的进程或者看作是绝对思想的产物，或者是个别“历史人物”的创造；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神秘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以浮面描写代替历史事实的解释。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德国思想的反动和落后时，对德国历史学作出“从来不曾有过一个历史家”的判断。兰克是普鲁士历史学的奠基人，故巴斯金着重加以批判：

兰葛是德国地主资本家的典型的伪自由主义的代表……兰葛诈称自己是“客观主义”的代表，口头上宣称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中立”地叙述事实。然而兰葛的“客观主义”和“中立性”只是它的外表，里面却隐藏着黩武的观念论和反动的辩护。兰葛认为历史是绝对精神的产物。由于精神的命令，社会上产生了思想，而思想的实现则是伟人的职务，他们是直接操纵事件的发展的。马克思尖刻地嘲笑兰葛的这种“客观主义”，并且批评它的“科学价值”。在一八六四年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江湖术士兰葛所认为‘精神’的事情——笑话的搜集，把重要事件附会到琐屑的小事情上去——对于乡村里出来的青年人是禁止的。他们一定要严守‘客观’，而把精神寄托在自己的导师身上。”

兰葛说历史是“精神”意志的表现，他否定了社会的经济史，否定了人民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任何作用，否定了阶级斗争。兰葛的著作中有着大量的实际材料，这可算是它的功绩，然而应该注意，他只是收集了那些对他有利的事实，只是那些能帮助德国宣传的事件。所以兰葛的倾向并不比浪漫主义者少。他不过披了一件“中立学者”的外衣。这使得兰葛不但在“自由的”教授集团中，而且在公开的反动代表中得到好感……兰葛企图用一切方法来否定其他民族的作用和它们的政治活动，虽然这是在隐蔽的方式之下进行的……兰葛以地主贵族的憎恶态度对待欧洲的革命运动。他是民主的公开敌人，劳动者的公开敌人……把历史归因于个别人物之活动的兰葛的一般理论概念之带着反民主性质是很明显的……如果在“中立”和“客观”的口头声明的掩护下的兰葛本人的思想是属于帝国主义以前时期的，那末后来的兰葛派的代表们却公开表现了帝国主义的倾向。⁽²³¹⁾

马克思评论兰克的一段文字，即1864年9月7日他致恩格斯信中说：

这个飞跃的深刻的小研究家兰克所谓精神的东西——游戏的轶事的整理、一切大事的微细和琐碎的溯源——对于国中这些青年人是严加限制的。他们只限于作“外表的东西”，至于精神当留给他们的主人……是一个生成的“历史”的“仆人”。⁽²³²⁾［What the bouncing little root-grubber Ranke regarded as the spirit of history—facile anecdote-mongering and the attribution of all great events to petty and mean causes—was strictly forbidden to these young men from the country. They were to confine themselves to “objectivity” and leave the spirit to their master...a born “valet” to “history” as Ranke.⁽²³³⁾］

将兰克定格为反动形象，始作俑者虽不是马克思，但他受同时代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影响，对兰克只言片语的批判，借助马克思文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被聚焦放大，深刻影响人们对兰克的认知。巴斯金此文用意在于揭露德国历史学的政治性，与此前杨人楩所作的探讨属于同类，但两者立场不同。没有资料显示巴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是否有影响，也没有证据说明《时代杂志》选译此文，意在隐射中国正统派史学，然而中国学者借径苏俄学者的论著获悉马克思的兰克评语，遂转相引用，为新中国前三十年史学界认知兰克立下了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