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其法：同质的兰克

二、大行其法：同质的兰克

“五四”前后，中国史学发展进入学院化、专业化、职业化之途，对史学研究法“有一种十分诚切的要求”，⁽⁷²⁾而兰克又是在西方提倡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者，故中国史学界对兰克著作自然欢迎，规模略大的一些高校图书馆多购藏有若干种兰克著作。⁽⁷³⁾1917年北京大学史学门设有特别讲演，“以一书为范围者，如《尚书》《周官》《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通志》、海罗多之《希腊史》、泰奇都之《罗马史》、基左之《法国文明史》、兰克之《德国史》《英国史》《法国史》等是”。⁽⁷⁴⁾1928年至1934年武大图书馆西文目录中兰克著作有四种：英译本《教皇史》（The History of the Popes，during the last four centuries，1927）、德文本《教皇史》（Die Römischen Päpste in den letzten vier Jahrhunderten，1923）、英译本《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 1494—1514，1909）、德文本《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1924）。⁽⁷⁵⁾1933年中央大学史学系开设德国史，所列主要参考书中有兰克《世界史》（Weltgeschichte）。⁽⁷⁶⁾1947年荷兰胡鲁士（Henry Kroes，1903—1989）教授在辅仁大学开设“史学研究法”和“西洋近世史学史”，前者“注重史料之来源、判断与分析”，后者讲述近代欧美之历史家及其学派，尤注重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并明确要求“选读兰凯、麦可来、蒙森、丹尼飞、巴司脱”等人之著作。⁽⁷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与姚从吾一同留学德国的毛子水，为北大史学系拟欲购书目，多属兰克一派的史学作品，除了Ranke's Historical Works，关于史学史、史学方法、历史哲学类书籍，列举Bury's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Langlois and Seignobos's Introduction，Bernheim's Lehrbuch，Acton's Lectures and Historical Essays，Bury's Idea of Progress，Teggart's Theory of history，Vincent's Historical Research。⁽⁷⁸⁾国内学者有条件接触到部分兰克著作，当不成问题。此外，兰克著作很多有英译本，⁽⁷⁹⁾中国高校史学系师生通英文者多，语言上的障碍并不大。

然而，有书是一回事，中国师生是否有强烈欲望阅读则为另一回事。民国时期有些大学史学系常开设西洋史学名著选读课程，事实上极少选读兰克作品。1931年周谦冲在武汉大学史学系开“史学名著选读”直接以法人Introduction英译本作为课本。1933年郭斌佳在武大史学系开“西洋史学名著选读”（Selected Readings in History），选读西洋著名史家之著作，自希腊至二十世纪，择各时代之代表作品，依次读去，“使学生明白西洋史学发展之迹，并启发其阅书兴味”，⁽⁸⁰⁾其中有Flavius Josephus，History of the Jewish War against the Romans；J. A. Symonds，“The Renaissance”，in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1th ed.；Edward A. Freeman，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James A. Froude，History of England；George M. Trevelyan，England under the Stuarts；Frederick J. Turner in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1893”；Lord Acton，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S. B. Fay，Origins of the World War，却没有兰克的作品。1936年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学系“西洋史学名著选读”，旨在“养成学生阅读欧美历史名著之能力，并使体会西洋名史家主张及作史之体裁，以介绍J. R. Green、E. A. Freeman、T. B. Macaulay、E. Gibbon、Lord Acton等为主”。⁽⁸¹⁾1937年清华大学史学系由孔繁霱、刘崇鋐、雷海宗、张荫麟合开“史学名著选读”，本年度选读之专书为下列五种：Gibbon，E.，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Bury's Edition）；Dill，S.，Roman Society in the Last Century of the Western Empire；Spengler，O.，The Decline of the West；Fay，S. B.，Origins of the World War；Langer，W. L.，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⁸²⁾1937—1938年度武汉大学史学系鄢远猷“西洋史籍选读”，一方面在增进历史知识，另一方面在养成阅读西洋史之能力，要求选读Green、Macaulay、Trevelyan与Gooch诸人之作品。⁽⁸³⁾

中国史家论兰克却不读兰克著作，产生这一吊诡现象的原因或有数端：其一，彼时中国史学界讲得最多的是方法论知识，对近代西方史学方法尤为着迷，但兰克并无系统的方法论著作，他的方法大多融入于作品里面，对中国学者而言，与其直接读兰克著作，不如读那些已概括兰克治史方法的教科书，更切合实用。其二，兰克所处理的议题大多集中在十五至十七世纪欧洲历史，一般中国史家对此相对陌生，或也减弱中国学者的阅读兴趣。其三，兰克的史学理论带有神秘主义的宗教色彩，⁽⁸⁴⁾与二十世纪国际史学发展潮流相悖，一般中国读者缺乏新教背景，对此难以共鸣，也不易理解。其四，兰克对中国并不友好，他把中国排斥在历史叙事之外，对他来说，世界史就是罗曼和日耳曼国家的历史。对于生活在民族主义高涨时代的中国读书人，不对他加以鞭笞已是尊重，遑论读其书。⁽⁸⁵⁾1920年代以来，中国史家普遍推崇兰克，时常援引兰克如何云云，但这并不表示引用者是直接取自兰克原著，事实上绝大多数为转述二手乃至三手、四手论述而已。兰克历史著作长期没有中译本这一现象，颇能佐证中国史家对兰克著作虽敬却远之的实况，不如对一般西方史学方法、史学史著作有阅读热情。

史学方法论

彼时规模略大的高校历史系，一般都将史学方法列为必修课，若采用外人写的教材，通常选德国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著作、法国Ch. V. Langlois & Ch. 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美国F. M. Fling，The Writing of History。这些教材均论及兰克，且在中国史学界非常流行，但它们对传播兰克的作用却不尽相同。

伯伦汉《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89）和《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05）反复修订再版，对各国史学专业化皆有影响，在中国更是被正统派史家所采纳，深度作用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伯伦汉跟随兰克的弟子Weizsäcke与Waitz完成博士及教授资格论文，自然属于兰克学派，尽管他的史学思想不完全秉承兰克，但非常推崇兰克在史料考证上的贡献。1880年他出版《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已强调兰克《近代史家批判》（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尚未提及日后广为流传的格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⁸⁶⁾尔后《史学方法论》论及兰克之处颇多，尤其第二章方法论，指出兰克《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第一卷及补编《近代史家批判》，“于是具有近代科学意义之历史乃出现于世”，“对于方法学之发展上实有创辟新纪之意义”。⁽⁸⁷⁾并引用兰克的名句“人们赋予史学尊职，整理既往，帮助现世，教导未来的岁月。如此崇高的尊职，目下的尝试不敢承担，它只想呈现，过去原本是如何”。⁽⁸⁸⁾伯伦汉认为“它只想呈现，过去原本是如何”（er will blos zeigen，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意指“如何乃能实事求是的研究之”，只要将前此尼布尔等所提出之方法上的基本定理加以深刻而广大的应用，兰克以为可以达此目的。伯伦汉将兰克的名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从史料考证技术的方法学层面加以论述，以此说明兰克的客观取向，而略过兰克意在表达他对欧洲近世史脉络的基本看法（Ansicht），忽视了兰克的宗教情怀。然而，伯伦汉对兰克名句的释读，却成为此后世界各国史家引用此句的权威说法，兰克被定位在客观主义史家，很快被其他许多史家所承袭。

美国Nebraska大学欧洲史教授F. M. Fling的The Writing of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1920）一书，明白浅显，专为初学者，在中国史学界也甚为流行，1930年代先后出版两种中译本，民国有些大学取为教材用。⁽⁸⁹⁾作者将此书“献给伯伦汉”，谓“Dean of living writers on historical method，whose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the first detailed and scientific presentation of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has been the guide of a generation of scholars，this volume is fittingly dedicated.”Fling在史法上完全本之伯伦汉，在序言末尾再次强调，“It is with a feeling of gratitude that I delicate this volume to Professor Bernheim. I was groping my way in method at a German university when his Lehrbuch appeared；it let me out into the light. It has saved many another lost soul in the quarter of a century of its existence. Bernheim's name should be as familiar to the student of history as Euclid's to the student of mathematics.”⁽⁹⁰⁾中国学者谓Fling书就方法言不啻伯伦汉作品的一个缩本。⁽⁹¹⁾伯伦汉看重兰克的史料批判，Fling完全因袭伯伦汉观点，The Writing of History第五章“史料鉴别”中有一段“兰克的作品是少年史家的模范”：

论到发表种类较多而且品格高贵的鉴别的作品，没有史家能够比得上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他是德国前世纪的大史家，也许是所有史家中的最伟大的。他生平的创作时期特别长久，他的第一部作品是在二十九岁发表的，最末一部，在六十年后。他的第一部作品含有鉴别的补编，鉴别彼时历史向来所依据的印刷的史料。在他后来的一切作品中，即便在他一生最后六年所作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中，都保持着此种作法。在此等文集（Analekten）——他自己标的名称——中，能够寻得解决史家所必须解决的多数问题的纯正的实例。少年史家为补充他的方法的原理的研究，除了仔细研究兰克此等文集以外，再也寻不到更好的方法了。⁽⁹²⁾

Fling所见之兰克，与伯伦汉完全一致，只有史法而无史义。当然，这种片面的解读不能完全归咎于后来者，兰克在实作课上多讲史法少及史义，诚如陆懋德所言：“义，属于主观者也，其为物也，因人而异。法，属于客观者也，其为事也，应用如一。义只可以意会，而法则可以言传，义只可以藏之己，而法则可以授之人。”⁽⁹³⁾另一方面，“义随时变”，产生于农业时代的兰克的史观，事实上不合于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各国史学专业化的价值指向，尤其是他忽视民众和社会经济的力量，因而人们只取其法而舍其义。史法不会因其史义而失去应用价值，所以兰克的史法仍然被各国所接受。

伯伦汉、Fling等对兰克的论述，深刻影响中国史家对兰克的印象。自称“中国的兰克学派”的傅斯年，⁽⁹⁴⁾对兰克的认知，恐非通过阅读兰克著作，而主要借助二手研究。他个人的西文藏书中没有兰克作品，但有若干种非常流行的史学方法论和史学史书籍，如Wilhelm Bauer《历史研究入门》（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1921）、Gustav wolf《近代史研究入门》（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neueren Geschichte，1910）、Ernst Bernheim《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20）、Ed. Fueter《近代史学史》（Histoire de l'historiographie moderne，1914）、James T. Shotwell《西洋史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1922）等。⁽⁹⁵⁾这些著作多详略不等论及兰克，若综合各家的观点，至少对兰克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傅氏一生讲到兰克次数并不多，⁽⁹⁶⁾1943年12月他为《史料与史学》撰写发刊词，说明该刊之所以命名“史料与史学”的深意：

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寻得之客观知识多矣。⁽⁹⁷⁾

傅氏表述的口吻，与兰克的名句“人们赋予史学尊职，整理既往，帮助现世，教导未来的岁月。如此崇高的尊职，目下的尝试不敢承担，它只想呈现，过去原本是如何”，两者颇有神似之处。傅氏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脑子所浮现的兰克，与司马光、钱大昕相提并论，“纯就史料以探史实”，这就是他所见的兰克。傅斯年对兰克认识深受伯伦汉的影响，不论《史学方法论》还是《历史学导论》，伯伦汉所彰显的兰克都在客观、史料批评、考证的科学面相，应对傅斯年留下深刻印象。值得一说的是，傅斯年最心仪的两位德国史家兰克和蒙森，在他个人藏书中完全没有他们的著作，或也可说明傅斯年对他们的了解是间接的。

据张贵永回忆，傅斯年在抗战之前跟他说：“史语所的研究工作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⁹⁸⁾史语所同仁也说傅氏“接受了德国的正统历史学方法”，⁽⁹⁹⁾而德国正统历史学方法，正是兰克的治史方法，而这一方法在傅氏的意识中所呈现的是“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傅斯年之所以认可兰克，正是他看到兰克在史料批评上的突出贡献，而史料批评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居于核心地位。他在北大史学系讲授史学方法课，主要讲史料整理，“诸位到大学中的史学系来，乃应是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不应是借教员的贩卖，聚集一些不相干的杂货”，史学者如果不能直接处理某一部分史料，便是失败，治史程序“第一步是亲切的研习史籍，第二步是精勤的聚比史料，第三步是严整的辨析史实”，只有那些“取得史实者乃是史学中的学人”，而“不曾者是不相干的人”。⁽¹⁰⁰⁾

傅斯年史学及其所开创的史语所事业，确与兰克学派有渊源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傅氏曾深入研究过兰克。1870年代以后，德国各大学的历史讲座完全由兰克的学生或者他所推荐的史家把持，兰克成为德国历史学界的魁首，他的治史方法和理念构成了德国近代史学的底色，诚如张贵永指出：“以兰克为师承的史家与编订日耳曼历史大系的学者，如魏次（G. Waitz）、基斯普莱特（W. Giesebrecht）、斯毕尔（H. v. Sybel）、狄罗逊（J. G. Droysen）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大家从事研究与教书工作，把这种方法推广应用，使成为近代历史研究的共同精神遗产。”⁽¹⁰¹⁾傅斯年不见得非要透过兰克本身才能接触兰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史学界正统派处处皆是兰克的门徒，他身处德国，耳濡目染尽是兰克遗产。对于德国正统派史学的认识，傅斯年所读之书与姚从吾高度重叠，当时欧美流行的史学研究法和史学史著作，是中国近代史家接触兰克的主要途径。傅氏的史学思想与法人《史学原论》极为契合，但他似有意或无意忽略了该书对兰克“史义”的批评，也拒绝了Ed. Fueter《近代史学史》所塑造的兰克形象，说明他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而选择接受客观考证史家的兰克，而这个兰克恰恰是兰克本人所摒弃的，兰克定然不能接受后人对他的通常论述。

接替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讲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他被视为在中国推销兰克史学最有力的一位史家，长年在各大学讲授历史研究法，宣扬兰克史学，所编讲义主要参考伯伦汉《历史学导论》。他与傅斯年一样，似没怎么读过兰克著作。姚氏虽好谈兰克，但所谈皆非个人原创心得，而是辗转取自众多二手著作，除了伯伦汉作品，还有古奇（G. P. Gooch）《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M. Ritter《历史科学的发展》（Die Entwicklung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H. F. Helmolt《兰克生平与作为》（Leopold Rankes Leben und Wirken）、Eduard Fueter《近代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等。他承认“从各家所著的历史，及‘史学史’，与‘历史学研究法’等书”，⁽¹⁰²⁾可以了解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后人往往夸大姚氏接触兰克的深度，以为他曾“钻研名史家兰克等人的著作，深受兰克治史方法的影响”。⁽¹⁰³⁾如同傅斯年一样，我们并不能因为傅斯年、姚从吾自己打着兰克的旗号，便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就研读过兰克著作，这与事实并不相符。

与傅斯年著述中极少出现兰克不同，姚从吾几乎把兰克、伯伦汉挂在嘴边的，1930年代他在中文世界讲兰克最为频繁。1936年他在《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提出，十九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分为两派：（1）偏重事变的考证。用科学的方法考证历史的事实，即是用科学的方法搜辑史料、分析史料，目的期于对已往历史的事变得到一种正确的认识；（2）偏重事变的解释。注重推究历史事变发生的原因，事变发生后有什么样的影响，曾有过如何的演变，这种发生，这种影响，这种演变，应如何解释。前者的长处，是能使传说与史事分离，真事与伪事不混。短处是拘泥考证，对于历史的演进，不能作综合的说明和贯通的解释；后者的长处，是能运用一种观察，去说明史事的演变，使读者对于历史的演进，得一种明白的概念。短处是先入为主，主观遮蔽客观，往往滥引史事以迁就个人的成见。德国兰克学派和受过这个学派影响的历史学者，多属于前一派。实证主义派、唯物史观派、文化史观派多属于后一派。对于偏重事变考证一派，姚从吾主要论述了尼布尔和兰克的史学成就，他们都是“现代科学的历史的开创人，实事求是，不泥古而妄从”。姚氏评论尼布尔，主要参考Fueter《近代史学史》。

至于兰克，更是“现代科学的历史学的开山大师……属于语言文字学的批评派。因为他的天才超越，见解锐利，对于现代欧洲史学界的贡献较上述尼博儿尤觉伟大”。1925年姚氏曾在柏林大学听近代史教授史太因斐尔德（R. Sternfeld，1858—1926）演讲兰克，盛赞兰克的方法。1924年Sternfeld选印兰克著述中关于大人物的描写，自为一书，曰《历史人物集》（Historische Charakterbilder）。姚氏读过此书，摘译了该书的序文，强调《近代史家批判》（Zur Kritik neuerer Geschichtsschreiber）的特殊地位，“自此文出世，现代历史学研究的新基础方正式奠立”，在学术上的贡献约有两点：第一，“用锐利的眼光批评史料的来源”；第二，“对史事立明确的解说，并由此认识史事对于时代与环境的关系”。Sternfeld又引兰克名句“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姚氏译文：世人以历史的职务，在镜既往，诏方来。本书并无此等奢望。著者所要说明的：只是往事曾如何经过而已。对于这句话，Sternfeld解释成：“简单说即是赤裸裸的记述事实，不加任何藻饰，仔细研究各个史事，不知道的存疑，切戒以意编造与杂以浮辞。再由各个史事的联贯中，了解它们间的相互关系。”⁽¹⁰⁴⁾这些文字完全编译自Sternfeld，也出现在1934年姚氏在北大史学系《历史研究法》讲义里面。

姚氏虽然突出兰克“实事求是”，但通过Fueter著作，他也看到了观念论的兰克，“栾克是近代特出的历史家，注重记述事实以外兼重历史理论，他的历史观是承袭德国正统派哲学观念主义的见解的，无形中在德国史学界建立一种观念论的历史观”。⁽¹⁰⁵⁾他在讲义中引述Fueter的概括：“栾克的观念论（Ideenlehre），以观察现在的时代为出发点，从观察现时代认识观念。他以为各种观念（Ideen），是蕴含在实物中间的，只有从观察实物作起，方能对各种观念有所认识。比方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人物自身既是代表一种观念，并且能使一种观念见诸实行。所以打算认识一种观念，也有一个统一的表现。但栾克推求这种统一的表现，不仅运用哲学的想象，而根据研究历史的经验。从历史的经验上，注意观念的表现。”⁽¹⁰⁶⁾因此，兰克不是绝对没有理论，他解释历史本体的理论，“根据康德、斐希特、黑格尔诸家的历史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著史讲说，传诸门徒，和门徒的门徒；辗转皈依，因而观念论派的历史观，即弥漫于德国的史学界”。⁽¹⁰⁷⁾不过，他在课堂中彰显更多的是“科学派”兰克，“观念论”不是重点，嗣后他在台湾大学继续讲授此课完全略过了“观念论”。

西洋史学史

兰克作为西方近代史学史上重量级人物，几乎是所有西方史学史著作必会论及的，相应的也是西方史学史课程重点讲授的对象。中国最早开设西洋史学史课程者或为北京大学史学系。1920年代朱希祖主持北大史学系，锐志改革课程体系，趋向社会科学化，强调史学反思性质课程的重要，“既学史学，则于本国、外国史学之变迁利病，尤宜深知灼见，如史学研究法、史学思想史及本国史学概论、本国史学名著研究，即为此而设”。⁽¹⁰⁸⁾于是北大史学系先后有何炳松“新史学”、李大钊“史学思想史”、陈翰笙“欧美史学史”诸课程，此后全国各大学史学系纷纷效仿，1930年代至少有十余所高校开设西洋史学史课程，⁽¹⁰⁹⁾或必修或选修。1944年教育部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修订史学系课程体系，中国史学史、史学方法、西洋史学史、史学通论列为第四学年必修课，要求学生选修其中两种。⁽¹¹⁰⁾如此，西洋史学史成为大学史学系的常设课程。

民国时期西洋史学史课程所用教材和参考书一般都直接以西文原著为主。陈翰笙“欧美史学史”讲授“欧美史学发达之经过与史学家思想之变迁，现时欧美史学社会之概况与史学杂志之介绍”，要求下列三种书籍，择一自备：（A）J. T. Shotwell，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N. 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22；G. P. 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19 th Century，Lo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20；（B）Ed. Fueter，Histoire de l'historiographie moderne，traduit par Emile Jeanmaire，Paris，Alcan，1914；（C）Moritz Ritter，Die Entwicklung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19。1933年中央大学史学系所开设的西洋史学史，主要“研究希腊迄今西洋史学界之沿革。其内容要目如下：（一）希腊史学，（二）罗马史学，（三）基督教会史学，（四）中古史学，（五）文艺复兴后之史学，（六）十九世纪之英、德、法、美、意等国之史学，（七）现代史学之趋势”。所列主要参考书有：Shotwell，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Ritter，Die Entwicklung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Fueter，Histoire de l'Historiographie Moderne；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19th Century；Histoire et historiens depuis cinquante ans；Robinson，New History。⁽¹¹¹⁾

1936年四川大学史学系周谦冲开设西洋史学史，“讲述西洋史学之起源及其演进史。先略述自上古至十八世纪西洋史学之概况，及时代思潮对于史学研究与史学著述之影响；次详述十九世纪西洋各国史学发达史，叙述各名史家之生平，分析其治史方法，批评其著述，推论其影响，俾学者知所取法；继述各种专史研究之进步，以引起学者专攻之兴趣；最后讲述二十世纪西洋史学之趋势，并评论‘新史学’运动之得失。”主要参考书：何炳松译《西洋史学史》；Fueter，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1936）；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19th Century（1928）；Bemont，Histoire et historiens depuis cinquante ans（1928）。⁽¹¹²⁾

1937武汉大学史学系鄢远猷开设西洋史学史，课程说明：“史学史材料内容，颇欠平均。古代史学，名著无多，中世纪又为超自然论所笼罩，尤乏良史。直至人文主义派崛起与十七、十八世纪之纯理派勃兴，而后史学之成绩始著。迨十九世纪蓝克（Ranke）提倡科学化之考证方法，史学之进展尤速，名著极多。综合派史学家出，益扩大史学之范围与眼界。故本课程拟以一半时间讲授十九世纪以前之史学，而以其余一半时间讲授十九世纪以来史学之发展，庶几对于客观之考证及史学家在民族、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之成就，能予以相当之注意。教材来源，略举数种如下：1. 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2. Barnes，History，Its Rise and Development（see Encyclopedia Americana，Vols. 14）；3. Shotwell，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4. 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¹¹³⁾以上诸种著作是彼时中国史家了解西方史学史的常用书，其中以英国古奇、Fueter之书和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著作最为流行，前者侧重西洋近代史学，后者侧重古代和中古史学。

（1）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

古奇史学史论著是西洋史学史课程的必参之书，⁽¹¹⁴⁾他的代表作《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初版于1913年，广受好评，多次再版，成为研究近代西方史学史必不可少的入门书。此书很早就引起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中国史家大半是借助他的书了解西方近代史学的。何炳松曾计划编译“西洋史学丛书”，除与郭斌佳合译Shotwell《西洋史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外，他们还合译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据说“已译成过半，不期年当可脱稿”。⁽¹¹⁵⁾1937年罗煌在《中央日报》副刊《文史》第14、15期上译刊《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欧洲史学进展大势》一文，系《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的“绪论”，据编者介绍，该书已由译者译成近半。遗憾的是，何炳松和罗煌译本最后都没有正式出版。《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在民国时期虽未见中译本，但其中部分章节曾被译刊：吴盦摘译《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末章《欧洲文化史运动》（《历史教育》1937年第1期）；《经世日报》1946年8月30日、9月6日第4版发表《尼布尔》一文，译者“鲁人”谓：“本年八月二十七日，为德国史家尼布尔之一百八十年生辰。尼氏乃近代欧洲史学开山鼻祖，国人知者尚鲜，谨自古赤所著《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中译出第一章‘尼布尔’以资介绍。我们以为此种纪念方法，较之到国子监行礼祭祀，也许更有意义。译文曾经毛子水先生校阅，特此志谢。”

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论兰克一章，虽至1961年始有中译文，但他的兰克观点很早就被中国学者所熟悉。1910年古奇为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撰写“The growth of historical science”一文，可谓《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兰克一章的雏形，已将兰克定性为客观主义史家。他引用兰克《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前言”的名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他英译为“as they actually happened”，对兰克治史特点作如下描述：

The promise of complete objectivity was abundantly fulfilled, and a lengthy supplement examined the sources on which the narrative rested. He traced the statements of the famous chroniclers to their source, estimated their opportunity of knowledge, and analysed the influence of their opinions and surroundings on their writings. The work founded the science of evidence,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method is generally held to date from its publication.⁽¹¹⁶⁾

古奇的兰克论述或受伯伦汉的影响，被他所看重的部分在史料学，1913年《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论兰克继续发挥这一观点。兰克《近代史家批判》是“史学的批判时代的开端”，因为兰克第一次把尼布尔的原则应用到近代历史，他提出的准则——对事件的最近人是最好的证人，当事人的信件比史家的纪录具有更大的价值——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他的研究方法的新奇之处，在于他决心抓住历史写作者的性格，并查究他的资料是从哪里获得的。他引述兰克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对于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的大人物一丝不苟地加以描绘，对于各个民族作了不偏不倚的概述。他的不动感情的语调，并不是他持冷淡态度的结果。正因为他很少发表论断，所以他的论断就更有力量”。古奇总结兰克的三点贡献：第一，尽最大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第二，建立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第三，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来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分析权威性资料，从而创立考证的科学。⁽¹¹⁷⁾1920年他为F. S. Marvin主编Recent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Thought一书撰写“Historical research”一文，论及兰克的贡献，重申上述三条。⁽¹¹⁸⁾此文有两种中译文：张廷休译，题《近五十年历史讨源述略》，《史地学报》第2卷第8号，1924年2月；刘朝阳《十九世纪后半期之西洋史学》，《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集第6期，1928年12月6日。

古奇所见多为兰克的资料鉴定，全然没有历史哲学，他再造了考证派形象的兰克，不仅在欧美学术界而且在中国都被广泛接受，成为解读兰克史学最流行的观点。徐则陵（1887—1972）毕业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获得史学硕士，又在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欧洲史和教育学。⁽¹¹⁹⁾在他的影响之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生对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表现出强烈兴趣，论述兰克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徐氏《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一文开始即立兰克于独特地位：

西洋史学至十九世纪而入批评时代，史家乃揭橥真确二概念以为标鹄，搜罗典籍古物以为质料，其方法则始于分析，成于综合。鉴别惟恐其不精，校雠惟恐其不密，辨纪录之创袭，审作家之诚伪，不苟同，无我执，“根据之学”（Documentary乃science）自有其不朽之精神。本此精神以号召史学界者，自德之朗开氏（Ranke，1795—1886）始，史学之根据、并世原著（Contemporary Source）、内证旁勘等原则，皆自氏所创。自氏以还，西洋史学家始有批评精神与考证方法，史学乃有发展之可言。……朗开而后，德之史学界，力矫轻信苟且之弊，一以批评态度为归，嗜冷事实而恶热感情，史学何幸而得此。孰知近四十年来，普鲁士因人民爱国思想而统一日耳曼，史学蒙其影响，顿失朗开派精神，而变为鼓吹国家主义之文字，自成为普鲁士史学派。

十九世纪有两大史学思潮：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与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实验主义惟事实是务，无征不信，其见于史学者有“朗开之倡考订之学”，与各国学者之罗掘古物、搜集典籍，使史学家能引以为戒，“祛情感，以事实为归”。⁽¹²⁰⁾就内容来看，徐文属编译性质文章，不少内容取自古奇“Historical research”一文，⁽¹²¹⁾尤其关于兰克论述，多可见于古奇此文。如“普鲁士因人民爱国思想而统一日耳曼，史学蒙其影响，顿失朗开派精神，而变为鼓吹国家主义之文字，自成为普鲁士史学派”，编译于“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after fierce struggles within and without naturally deflected histor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path marked out by Ranke，who had grown to manhood in the era of political stagnation following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The master's Olympian serenity was deplored by the group of hot-blooded scholars who are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Prussian School”⁽¹²²⁾；“祛情感，以事实为归”则根据“he must trample passion and prejudice under his feet and walk humbly and reverently in the temple of the Goddess of Truth”。⁽¹²³⁾1924年古奇此文被译成中文，发表在《史地学报》，当与徐氏有关。徐则陵贩自古奇的兰克论述，影响颇大，不仅被南高史地学派的青年学人接受，卢绍稷《史学概要》论兰克也拼凑自徐则陵和陈训慈。

陈训慈是徐则陵任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的学生，他与南高史地学派其他成员缪凤林、张其昀、王庸、向达等，在史法上推崇伯伦汉、瑟诺博司、Vincent、Fling，在史义上宣扬鲁滨逊新史学主张。陈氏对兰克的认识前后有所不同，最初受鲁滨逊《新史学》影响，先入为主，以为兰克是代表“国家主义史观”，“以唤醒国民”。⁽¹²⁴⁾嗣后，他又接受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一文强调兰克与普鲁士学派的区别，改变对兰克的认识，1924年彼谓十九世纪初德国史家“差不多都浸渍于国家主义之中”，只有“大史家Ranke可说是例外”。⁽¹²⁵⁾至1925年发表《史学蠡测》长文仍持此见，其中“近今史学之祖——兰克与尼布尔”一小节，彼谓尼布尔“始以科学方法治史，用其史法，著《罗马史》等书。其卓见深识，已为史学辟其新径”；兰克“标揭史学之根本义旨，益悠然自有深造。晚年著《世界史》一书，不拘民族之畛域，以为‘民族间互为影响，实成一有生命之整体’。在民族主义风靡之秋，独具大公之精神，要非有超人之史识，不能及此。后人论述，咸谓史学之批评的精神，实由两氏导其端，而兰氏尤足为近今史学之鼻祖。自是以后，德英法意及大陆各国之史学，咸焕然发其新彩。即新大陆之美国，亦以兰氏门徒之传布，始有卓立可称之史学焉”。⁽¹²⁶⁾陈训慈的兰克观点系从西人二手著作和徐则陵处获悉。《史学蠡测》附录“西洋论史学之书籍要目”共22种，包括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法人《史学原论》、兰普瑞希特《历史是什么》、鲁滨逊《新史学》、古奇“The growth of historical science”、Fling的The Writing of History、Vincent的Historical Research、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绍特威尔《西洋史学史》。这些史学著作也是南高史地部其他师生的阅读书目，如陈氏同门张其昀谓“余近读西洋史家朗格（Langlois）、辛诺波（Seignobos）、文森（Vincent）、鲁平生（Robinson）、法林（Fling）诸氏之书”，所以他才说：“西洋史家之著作，有能重科学之精神，用批评之方法，起自最近六七十年。当中国道咸之际，开其端者，德史家朗凯（Ranke）是也。”⁽¹²⁷⁾事实上，南高史地学派并没有直接接触兰克作品，他们的兰克观点大多依据二手著作编译摘述而已，多为一些流行的常识，但由于出现较早，居然被不少中国史家辗转复制，成为民国史学界有关兰克知识的源头之一。

南高史地学派译介兰克的世界史理念，被中国史家转引者甚多。陈训慈或许是中国史家最早直接论及兰克的世界史者，他通过J. M. Vincent的Historical Research转引兰克一段有关世界史的经典论述“Universal History（Weltgeschichte）embraces the events of all nations，and times in their connection，in so far as these affect each other，appear one after the other，and all together form a living totality”，⁽¹²⁸⁾Universal History译为“宇宙史”，并做解读“其意盖谓宇宙史包括全世界全时的事实，以人类全体为本，而明其相互之关系也。其所喻述，皆扩大空间与时间，最足表示此种趋势者也”。⁽¹²⁹⁾此时陈氏的理解颇为生硬。1922年缪凤林《研究历史之方法》特别说明《史地学报》第1期关于“历史者何”问题有三文讨论，即徐则陵《史之一种解释》、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以及他自己的《历史与哲学》，他说：“今不欲繁称博引，惟采一家之言，揭以一字，以解释此问题。”此一家之言便是陈训慈所引兰克论世界史文字，缪氏译为：

朗克（Ranke）曰：“普遍史包罗万国相绵之事实与时间，交互影响，承递婵绵，而以构成一活动的全体者也。”

彼谓兰克之言有一基本观念，即“史事为演化”，⁽¹³⁰⁾“一切历史事实，皆属逐渐发展，逐渐蝉蜕，旧者未全灭，新者已兴；新者虽盛，旧者犹有存焉。而此新者即旧者之所演化，此则历史之真象也”。⁽¹³¹⁾缪氏译文信雅，有些史家据此视为兰克的历史定义，如郑鹤声《史与史字之解释》（《史学杂志》1929年第1卷第5期）、左复《中国史表》（雅礼学校，1931年）、王敏时《国学概论》（新亚书店，1933年）、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第4页）、李承廉《史学方法论》（《江汉学报》1933年第1期）。1925年陈训慈或受同门缪氏的影响，将兰克的世界史理念改译成“民族间互为影响，实成一有生命之整体”，也被不少史家转相抄袭，如卢绍稷《史学概要》、罗元鲲《史学研究》、朱谦之关于兰克论述都直接抄自陈氏《史学蠡测》。⁽¹³²⁾此种情形，诚如1931年齐思和批评卢绍稷《史学概要》，偶有征引西方学说，“亦不过取自他人之译本，甚至片辞只句之征引，亦悉就他人之论述辗转钞出”，“俨若原书已亡佚者”，“外人著作虽若何重要，苟国人尚未介绍”，皆茫然不知，而“国人之论述，虽肤浅疏陋，不堪入目者”，反而“一一征引，视若瑰宝”。⁽¹³³⁾齐氏的批评同样适用于中文世界兰克论述的实况。

留美的陆懋德也长期在各大学讲授史学研究法，与孔繁霱一样，他推崇伯伦汉和瑟诺博司，谓伯氏书出，“始成为学界之权威”，瑟氏书出版，史学方法之书“始有简明的教本”，“欧美各国关于历史方法之著作日多，而大抵均奉此二书为指归。大约后人之说虽多，而其基本法则，仍不外乎此二种著作”。⁽¹³⁴⁾除此二人著作之外，他也广泛涉猎其他西方史学方法和史学史著作，如熟悉古奇、绍特威尔等人的论著。陆氏主要借助古奇论著了解兰克，如“德国史学派在近世纪史学中，有革新的工作。语其首功，当以柏林大学教授Ranke为代表……自此派出而十九世末期之史学家皆宗之，后之客观主义的史学，即始于此”。彼又谓“英人G. P. Gooch在其所作《史学研究篇》内，以为近世史学之新辟的正路，自德国史学家Ranke为始，并以为自Ranke始明白主张，使过去的事实与现在的感情脱离关系，并主张凡记述某时代之事迹，必须根据某时代同时代之著作。此即谓自Ranke始提出史学之正当方法。史学方法在史学上为入门之途径，古之大史学家固不借径于史学方法，然今人修史学，自当以史学方法为始。史学方法之书，以德人为长，Ranke在其一八二四年印行之《罗马民族史》第一卷内，附有《近代史学家批评》一篇，颇详于史学方法之讨论。继其后者，又有E. Bernheim一八八九年印行之《史学方法教本》，自此书出而后史学可称专门之学。自此书明白示人以搜集史料、鉴别史料及运用史料之方法，而世人始知史学家必须经过一种专门技术之训练。其后英法美各国均有关于史学方法之著作，然均无以超过德国学派之上。然则史学方法之学，自当以德国学派为巨擘。”⁽¹³⁵⁾陆氏完全接受古奇的看法，强调兰克在史法方面的作为，是一位实事求是的考证派史家。

张贵永（1908—1965）是孔繁霱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生，1929年毕业之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师从曼乃克（F. Meinecke，1862—1954），获史学博士学位，1934年进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西洋近世史、西洋史学史、史学方法，“讲起书来，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娓娓动听，对于西洋史学史及西洋史学方法，更多精辟的见解”。⁽¹³⁶⁾他讲史学方法与其师孔繁霱一样，推崇伯伦汉与Seignobos，而西洋史学史或以古奇之书为参考。兰克在华接触史上，张贵永的努力似未被后人充分关注，他的贡献并不亚于姚从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张氏或是中国最早全面介绍兰克的史家。他最早向国人译介曼乃克《历史主义的起源》（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1936），认为其师“直接继承十九世纪德国史家兰克（Ranke）的传统，无论在治学与著述方面，都是严于史料考释，与富有实事求是的精神”。⁽¹³⁷⁾1936年1月23日，曼乃克在兰克逝世五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附录于《历史主义的起源》，张氏全文翻译，题名《莱奥坡·封·兰克》，发表在重庆《时事新报》“学灯”副刊，⁽¹³⁸⁾这大概是当时中文世界论述兰克最详尽的一篇文字。翌年1946年是兰克逝世六十周年，张氏仿其师之故技，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连载长文《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¹³⁹⁾这是中国学者专论兰克第一文。然而，张氏所译所撰两篇兰克的长文，发表在动荡时代，又地处后方重庆，印刷质量差，在学术界似无影响。

《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初稿完成于张贵永获得博士学位（1933年）以后的一年间里，正式发表则在1946年，1952年张氏在台湾《自由中国》第7卷第12期发表《兰克的生平与著作》，除了个别文字改动，实系旧作重刊。该文是张氏的原创研究还是编译文字，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就论文架构来说，与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兰克”一章非常相似，都以时间先后逐一论述兰克的著作。张氏与古奇结识甚早，1932年暑假他访问伦敦，会见古奇，此后两人长期保持联系。他们二人的学术兴趣一致，皆在西洋外交史和近代史学史。张在中央大学讲授西洋史学史，对古奇史学史著作不陌生，承认古奇是“当代对于英国、欧洲外交史最有研究的一位史学家，尤其是研究德国十九世纪的史学与史家，更具心得，给予我的影响颇多”。⁽¹⁴⁰⁾张所译的曼乃克关于兰克的演讲，里面对兰克的世界观、历史观包括宗教信仰在研究历史中的指导作用着墨颇多，但《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一文不是沿着其师的思路，更接近于古奇，强调兰克“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之可贵，“兰克坚持历史的认识应该绝对自主。有人把他认为近代第一位史家，把历史纯粹由其本身的目的来追求；在他之前的学人往往具有政治、宗教及爱国的动机。真的自主的历史观是要把人和事物不加判断，只探求其客观的真相，不应对历史经过作主观与审判的企图。好多具有强烈伦理动机的人士认为在历史里有道德力量存在，足为政治家的绝对资鉴，兰克却以人与世界历史大事的客观认识为其治学的根本原则。”⁽¹⁴¹⁾张氏的兰克论是对其师言说的腰斩，只发挥形而下的部分，而舍弃形而上的精神事物。他之所以作如此退步，或与姚从吾一样，意在积极融入中国史学界的主流。事后他谓此文为纪念傅斯年而作，完全不合实情，但回忆傅斯年于抗战前跟他说：“史语所的研究工作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此或为可信。张氏要把兰克定位在德国语文考证学派谱系中，始能为傅氏自称史语所为“中国的兰克学派”作脚注。

（2）傅埃特《近代史学史》

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前言提及的瑞士史学家傅埃特（Eduard Fueter，1876—1928）用德文撰写《近代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1911）一书，是西方史学史一部名著，出版后很快被翻译为法文、意大利及西班牙文，多次再版。作者接受德国曼乃克与贝娄（G. v. Below）邀请撰写此书，并收于两人主编的《中古与近代史工具书》（Handbuch der Mittealterlichen und Neueren Geschichte）系列。傅埃特身为欧洲中部小国瑞士人，他的视野涵盖全欧，关注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德国之间史学发展的相互关系，叙述十六世纪人文主义到作者当代四百年间的史学。此书以年代先后分为六卷：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历史作品、人文主义史学在全欧洲的扩散以及民族政治史学、从人文主义之外的史学作品到启蒙史学、启蒙时代的史学作品、浪漫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历史写作、现实主义对浪漫史学作品的响应以及社会运动的影响。每一卷先以“通论”介绍这个时代历史作品的共同特质，然后分国别介绍史家及其代表作品。他所介绍的作品涵括各类别，如编年史、地方史、城市史、教会史、帝国议会史、地理发现史、理念史及现实主义的作品。傅埃特以历史作品的特质来呈现史学史，正如他在“前言”中所说，不以各时代中的史家为主轴，要以史学风潮的嬗变为全书的主导，而且不以历史理论及方法学等史学反思的作品为内容，真正注目的是叙述历史的作品。因此，方法学家伯伦汉不在他的叙述之列，他所谓风潮嬗变不包括史学的专业化、制度化、科学化的问题。同时他也巧妙避开当时德国的史学论战。兰普瑞希特（K. Lamprecht）的德国文化史巨作，代表历史作品的新思潮，他也没有纳入这段史学史中，也许因为当时正值曼乃克与贝娄积极打击兰普瑞希特的时刻。然而，同样是社会文化和实证主义取向的英国巴克尔，在该书呈现的嬗变脉络中占有一席之地。

“兰克及其学派”位于第五卷，隶属于浪漫主义思潮史学，占有13页的篇幅。傅埃特在“通论”述说浪漫主义历史作品从启蒙史学蜕变脱身而出，摆脱启蒙历史作品只陈述现象中具有冰冷知识的特质，开始叙述历史中的人物与生活，要唤醒过去，赋予历史作品缤纷的色彩与人性的温情。苏格兰历史小说家司考特（W. Scott）是先驱，他热情洋溢的历史故事，如萨克森英雄传（Ivanhoe）深深启发并引导着早年的兰克。兰克同时承续德国语文考证学的传统，从尼布尔的罗马史考证得到鼓舞。他强调兰克融合了活泼叙事与追求真实这两个渊源。傅埃特提出兰克历史作品的八个特质：（1）兰克的观念论史学，不是虚无缥缈的形上理论，它就是保守复辟并且反对立宪的思想。（2）兰克反民族史学，任何一个民族无法单独地构成历史的发展，民族也只有在全欧洲族群交织发展中才能看清，他是民族历史理论强有力的反对者。（3）兰克以艺术手腕掌握历史，尽情地描绘不同族群习俗举止的特质。（4）兰克是历史心理学家，有超强的能力，透过文献文字，穿透当事人的思绪，了解其内心的欲求矛盾，尤其是面对他所喜爱景仰的历史人物，他最能深入其内心。《教皇史》中的人物心理描写，达到巅峰境界。（5）兰克是语文考证学的大师，他在第一部成名作里就揭露Guicciardini《意大利史》抄袭、伪造数据以及无意识地犯错，让《意大利史》从数百年以来史料权威的地位落入不具引述价值的杂著之列。他的作品展现他的语文考证之敏锐。（6）兰克运用史料呈现片面性，在大量使用使节报告之后，考证相较于前期疏松许多。兰克使用这些史料以及官方档案，造成他几乎完全从执政者的观点叙述历史，经济、社会、宗教生活都不见于他的作品。（7）兰克是文学家，他要呈现历史的缤纷，从不否认史学需要文学的叙事技能。（8）兰克默默地对抗趋势，他不用分析的方式显示历史现象的错综交杂，也不用定义清晰的概念规范分类史事，他完全依附于史料，以叙事掌握历史现象的大局。傅埃特尊崇兰克，但没有溢美，不讳言兰克的弱点。⁽¹⁴²⁾

傅埃特《近代史学史》德文本或法译本（1914年Emile Jeanmaire译）在中国史学界有一定的流传，陈翰笙、熊遂、傅斯年、姚从吾、雷海宗、周谦冲、耿淡如等曾参阅过，甚至有的西洋史学史课程将其列为参考书之一。傅埃特描绘的兰克形象与伯伦汉、古奇刻板印象不同，更全面也更接近于兰克的本相，但中国史家多接受伯伦汉、古奇的观点而抛弃了前者。兹举姚从吾的例证，他《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一文讲到尼布尔和兰克，前者撮译傅埃特《近代史学史》对尼布尔的论述，而论及兰克，则不用傅埃特，采用R. Sternfeld观点，因为后者称颂兰克的治史方法，说明中国史家刻意彰显兰克的某一面相。

（3）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著作

美国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除了写各种通论教材，还热衷于撰写史学史，鲁滨逊、班兹、绍特威尔均有史学史作品，通过回顾总结既往史学发展而提出“综合史观”。鲁滨逊新史学派将兰克刻画成是一位“静止的历史学家，其主要兴趣仅在于细节的叙述而不在于发展的研究”，他们提出的新史学主张经常以兰克作为反面批判的对象，诚如美国史学史家伊格尔斯指出：“‘新史学家’在号召历史应该超出事实而走向归纳和概括的时候，是在向兰克的方法论，更正确地说，是在向‘科学派’所保持的兰克的形象挑战。他们承认‘科学派’自命为是兰克学派的这种说法，并且大部分还接受了老一辈把兰克看作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非哲学的作家这一形象。这样一来，他们就特别反对兰克被人认为未能超出事实而进行概括的缺点。”⁽¹⁴³⁾鲁滨逊新史学派呈现的刻板兰克形象，通过这一派著述大量被译介到中国，⁽¹⁴⁴⁾被中国许多史家所接受。

鲁滨逊的《新史学》（The New History，1912）是民国史学界非常流行的一种史学理论著作，1924年何炳松译成中文出版。鲁滨逊说：“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晰我们对于国家由来和性质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发达的继续的根据。”⁽¹⁴⁵⁾以为Ranke、Dahn、Giesebrecht、Waitz、Droysen这班人“开始专门研究德国史，都是充满一种爱国的热忱，和前世纪的大同主义绝不相同。从此以后，欧洲各国的历史，慢慢的都变为民族的，历史资料的搜集同出版，亦异常的激动起来”。⁽¹⁴⁶⁾史家普遍以为过去事实最值得知道的，都是同国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兰克“以为政治史是尽善尽美的历史”。⁽¹⁴⁷⁾兰克被描绘成狭隘民族主义的政治史家。鲁滨逊又指出：“Ranke的豪语说要去‘据实记载’——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十九世纪中叶，要想做到这一步，还是不能没有一种声明。因为我们上面曾经说过，从前的历史家抱有别种目的，普通都希望历史帮助，或者至少不要反对，爱国的同宗教的成见。所以一个‘据实记载’的决心，将历史家的地位，比从前提高了许多，而他的影响也是很大。”但鲁滨逊接着批评：“决意慎选历史的材料同决意据实记载这两件事体，无论如何，不过是科学化的史学的初步。因为人类过去的事实可以受我们检查的如此的多，所以断不能简单的记载下来；而且这种事实异常的复杂，所以可以加以许多的解释。”⁽¹⁴⁸⁾鲁滨逊批评兰克没有认识到史料的分析批判只是历史研究的准备工作，而不是最后的工序。他把兰克错误想象成仅兴趣于搜集、分析史料，并加以如实记载，丝毫没有解释史料的冲动。这根本不是兰克的本相，恰恰是兰克极为反感的做法。

《新史学》英文本和中译本在中国很流行，鲁滨逊对兰克的只言片语的概括，很快转化为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陶孟和在北京高师附属中学教育研究会演讲“新历史”，他说：“德国史家兰克曾写了很好的历史，并且会用校勘法、选报正当的史料。但是他也是偏重政治一方面，他以为国家是人类发展的继续绵延的基础，所以历史的目的，是使我们明白国家的起源及性质。”⁽¹⁴⁹⁾1926年朱谦之《历史哲学》对兰克所知有限，他说：“德国史学家兰克（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要明了我们对于国家起源和性质的观念，似这种把国家—政治的组织，为研究史学中枢，把历史看作‘民族之魂’和中国《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把帝室为史的中枢的观念，当然是一样地错误了。”⁽¹⁵⁰⁾朱谦之这句兰克云云，取自何炳松译《新史学》。陈安仁《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绪论”，提出要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先要明白什么是历史，引征各家说法，其中“德国史学家（Ranke）‘以为史学的目的，是我们对于国家起源和性质的观念’”。杨鸿烈《史学通论》谓：

德国的大史学家郎开（Ranke）也曾说过：“历史之‘目的’是要明晰我们对于国家的由来和性质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发达的继续的根据。”

陈、杨二氏的引文都来自何炳松译本，却擅自改动文字，想当然以为这句话出自兰克，事实上这只是鲁滨逊的概括认识，而不是兰克的原文。⁽¹⁵¹⁾杨氏以兰克作为靶子，批评兰克观点，“人类生活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君主，国家也决不是为与人类有惟一利害的机关”，“一般人看过去政治的事实，仍旧当做是尽善尽美的历史的资料，这就不能不待‘史学通论’的作者们要‘辞而辟之’了”。⁽¹⁵²⁾但杨氏没有接受鲁滨逊视兰克为爱国的民族主义史家的看法，他认为兰克“嗜冷事实而恶热感情”的史风，与普鲁士学派不同。⁽¹⁵³⁾此观点早见于他《史地新论》一书，⁽¹⁵⁴⁾承袭自徐则陵的观点。

鲁滨逊的学生绍特威尔（J. T. Shotwell）《西洋史学史》（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History，1922）一书，何炳松、郭斌佳合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出版，是民国时期唯一一部汉译西洋史学史著作，被中国史家广泛采为教科书用。该书指出：“兰克以为欲解明一国一时代，必须根据该时代之时代精神（Zeitgeist）进窥之……彼所标之时代精神，所以备史家之描写，而不期其加以思索也……苟历史而能恢复旧日之事象，非吾人今日心目中所见之事象，乃当日目睹其事者所见之事象，则吾人对之始可称为明了。此实为史家之内分事也。若记述往事，参以己见，是则徒乱事实之真相而已。为史家者，应只求旧事本身重现于今日，一听旧事解释其自身，则吾人自能见其真相；虽不能尽见其各方面，要就吾人能力所及，已可告无罪于世人矣……吾人苟能以历史之真相解释历史之本身，又何必劳心焦思，旁求他法耶？”在绍特威尔看来，“兰克之意不过欲活描过去，就其所能得之材料，察当时之政治情形，竭力求其完美而已，未能阐发其原理之阃奥也”。⁽¹⁵⁵⁾

班兹（Harry Elmer Barnes，1889—1968）对史学史也非常有兴趣，1919年版Encyclopedia Americana中《史学》（History，its rise and development：a survey of the progress of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一篇就是他撰写。⁽¹⁵⁶⁾1925年主编出版《社会科学的历史与趋势》（The history and Prospects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一章史学由班兹执笔，向达译成中文，题名《史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此外雷震译《西洋史学进化概论》（文化学社，1932年）是异译本。1925年出版《新史学与社会科学》（The New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tudies），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董之学中译本。1937年出版专书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兰克在班兹意识中是一位杰出的史料处理者，他将兰克与Jean Mabillon、Niebuhr并列，“发展精确搜求之极好方法学与使用源料（source material）之用法”，⁽¹⁵⁷⁾充分承认兰克在“批判派史家”中的首席地位，自《近代史家批判》出，“以科学方法使用史料之程序及要点，始成有系统之学，而自一八三三年研究所教学法成立而后，有条理之史学训练，始树其久远之基”。⁽¹⁵⁸⁾

绍特威尔、班兹著述经常论及兰克，并被中国史家所接受。朱谦之好谈兰克，但他并没有读过兰克著作，他的兰克观点是拼凑式的，杂糅鲁滨逊、班兹、Bury以及南高史地学派的看法，大体视兰克为考证派史家。⁽¹⁵⁹⁾朱氏早期著作《历史哲学》（1926年）只知兰克是政治史家，“兰克对于历史现象，主张要严格探讨，所以他的方法和工作都是科学的，而所受于黑格儿派也不过在其收入于其结论中的一种意义罢了”。⁽¹⁶⁰⁾朱氏最初的兰克知识取自两处：关于政治史家，从鲁滨逊《新史学》得知；关于受黑格尔影响，则直接抄袭J. B. Bury《进化论与历史》（Darwinism and History）中译文。⁽¹⁶¹⁾1929年他留学日本，接触到更多西方史学理论，对兰克认识略有深化。1931年2—10月他在上海暨南大学短暂讲授西洋史学史，⁽¹⁶²⁾所列参考书目丰富，包括古奇、Guilland、Fueter、克罗齐的史学史著作。⁽¹⁶³⁾他说：“自Ranke以下，所有各国谨严的名史家，多少均受他影响，而倾向于考证的及客观的史学精神，关于这一点，最好是参看G. P. Gooch所著《十九世纪之史学及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th Century，1913）一书。”⁽¹⁶⁴⁾他也读过班兹《史学》英文本。

或受傅埃特的影响，朱谦之一度视兰克为历史哲学家，认为他在西方历史哲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因为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极力赞成观念论思想方法的伟大。但他虽受Kant派哲学的影响，就其对于历史现象主严格探讨”，不承认人类历史生活的原动力，是如Hegel所说有一个为指导观念（Leitende Ideen）的绝对理性，可以做活动的根本，必然的推进机。兰克认为支配各个时代的指导思想是“倾向”，“有时现为人类之宗教倾向，有时现为文学的倾向，有时为政治的倾向，在这个场合，史学单单认识或记述这些各种倾向，是不能推究出一个概念的。又通全人类的历史生活，也没有一贯的倾向，各时代现出各特殊的倾向或形式，在那里便发生了时代的特殊性。而且成为这时代倾向的，是从各时代人的自由观念出发，而表现于时代许多之史实中，存有密接的内的联络关系。这个的史实可以看出是由于这个关系而联络，在这里形成了固定的有特色的时代相”。如何把握历史运动，一种是批评审查史料，从史料中体认精神，但此法不足以理解史实全体，也不能把握其间的关系；第二种是从事哲学的考察，“各时代里所有历史现象都是表现那时代人的自由精神，甚至极微细的事情，它里面都有很深之内的关系”。⁽¹⁶⁵⁾以上引文，似转述于二手著作。朱氏并没有太坚持作为历史哲学家的兰克，他主要接受鲁滨逊新史学派的观点，视兰克为考证派。1940年代，朱氏再提兰克，完全只有方法学意义上的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出版之后，以内外考证为内容的“科学方法治史之一门学问，才格外成为有系统的了”。⁽¹⁶⁶⁾还说鲁滨逊一派史学史著作，“至今尚很有价值，并且都已经有汉译本，这不能不算我们研究者不幸中之万幸”。⁽¹⁶⁷⁾

1922年黄文山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及克拉克大学，专攻社会学、哲学、史学、文化人类学，“我在美国的时候，曾以班恩和桑戴克两先生游，得闻鲁滨逊先生之造诣，惊其赅博”。⁽¹⁶⁸⁾黄文山的专长虽在社会学，但非常推崇新史学派。1932年出版《西洋知识发展史纲要》，是他在北大、北平师大、暨南大学、劳动大学、中央大学讲授过的讲义，取材最多的是鲁滨逊、班兹、海斯、桑戴克、绍特威尔等著述，可说是根据该派的著作编就。他对这派史学著作较为熟悉，读过班兹在《美国大百科全书》论史学一文，⁽¹⁶⁹⁾1930年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西洋史学史，对兰克的认识不出新史学派的范围。我们虽无从了解黄氏讲授西洋史学史具体内容，但从他对兰克只言片语的论述，可见概观。他把兰克定位在“科学的历史”集大成者，其特性：（1）对于原料为慎重的鉴别；（2）以进化的眼光研究历史；（3）根据进化的标准打破以过去为尽善尽美的观念；（4）这派史法其实就是自然科学的方法。⁽¹⁷⁰⁾他说：“德国科学的史家兰克早在一八二四年已经坚决地排斥古代史家以史学的职务在给人生以种种的教训之‘实际观’（Pragmatic view），同时他也不赞成启蒙时代的史家以史学的功能在于评判过去的说法。他对于历史只求个‘本然’。”⁽¹⁷¹⁾这些看法都渊源于鲁氏新史学派，误解之处甚多。

1936年四川大学史学系周谦冲开设西洋史学史，“详述十九世纪西洋各国史学发达史，叙述各名史家之生平，分析其治史方法，批评其著述，推论其影响，俾学者知所取法”，自然不会遗漏兰克这样重要的史家。周氏认为兰克是考据派宗师，“鼓铸客观精神，重光考据方法，使历史学由附庸之地位，一跃而齐于独立科学之林者，则袁克之光荣也”。考据派史学之发达，有两大阶段：一为历史辅助科学之发达，俾史家有所资以考订史料之真伪；二为内部考证之进步，不仅限于史料真伪之辨，并研究及作家之心理背景，以确定其可信之程度。兰克是第二阶段上贡献最伟大者，《近代史家批判》“首次建立现代‘内部考证法’之规模。袁克最伟大之贡献，在主张史家之研究，不仅应利用当代史料，并应彻底研究作家之人格、倾向与各种活动，以判断其叙事之个人心理”。兰克有两种基本观点：一为“时代精神”（Zeitgeist），彼认为各民族各时代均受一种时代思潮之支配；二为“客观精神”，因各时代有其特殊之时代思潮，故彼认为史家应完全不以现在之成见，观察过去之历史，而应以客观之精神，叙述过去之史实。兰克开创的实作课，“开历史教学法之新纪元”。周氏也指出：“袁克之史著，亦不无缺点：未能穷究史料之源泉，一也；偏重政治史及大人物，二也；忽略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三也。”⁽¹⁷²⁾

周氏对兰克的认识，与同时代其他史家一样，端赖二手著作。《现代西洋史学之趋势》注明参考Antoine Guilland《近代德国及其史家》（L'Allemagne nouvelle et ses historiens，1899；英译本Modern Germany & her historians，1915）、古奇的书和H. F. Helmolt的Leopold Rankes Leben und Wirken，但该文大体编译自班兹的作品。如上引兰克最大贡献、基本观点和缺点云云，均译自班兹在1919年版Encyclopedia Americana所撰写的“History”，论兰克史学之局限：“His defects have been pointed out by later writers as the failure to exhaust the sources available for any subject upon which he wrote and a primary concern with political events and dominating personalities to the neglect of the more fundamental facts of economic and social，and even of poltical，life.”⁽¹⁷³⁾若与周谦冲的文字对照，即可明白周氏论述渊源有自。不仅如此，《历代史家之批评与现代史学之趋势》一文，⁽¹⁷⁴⁾其实也译自班兹此文。⁽¹⁷⁵⁾1940年周氏在文中注释特别说明，1934年班兹的中国学生陈锡壮（国民大学史学教授）在广州将此书转赠给他，⁽¹⁷⁶⁾同年他就节译发表。《历代史家之批评与现代史学之趋势》《现代西洋史学之趋势》两文均属编译文字，只是周氏不作声明，窃为自己作品。

（4）吉扬《近代德国及其史家》

周谦冲所提及的吉扬（Antoine Guilland，1861—1938）值得略加说明。他是法国史学家莫诺德（G. Monod）的弟子，1899年用法文出版《近代德国及其史家》（L'Allemagne nouvelle et ses historiens），英译本（Modern Germany & her historians）出版于1915年。除了古奇的书，Guilland著作也是中国史家认识兰克的流行文本之一，陈翰笙、朱谦之、⁽¹⁷⁷⁾周谦冲、杨人楩、张芝联等都参考过此书。1943年杨人楩（1903—1973）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德国民族之侵略性》，下篇“史学家与实际政治”，分六小节：德国历史学派之产生、几个先驱、代表现实主义的蒙森、普鲁士学派、特莱屈克、滥用史学之错误，大体编译自吉扬和古奇的书。书末附参考书目，除了古奇和吉扬的书，还有克罗齐Theor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1921）。杨氏模仿吉扬，将尼布尔和兰克作为先驱者，而兰克则是“头脑最冷静，态度最纯正”，“在他的著作中，并不因当日之实际政治而有任何偏见，只知诉之于知识，而不诉之于感情”，“各民族之特殊性与通史之联络性，是他的史观之二大条件；⁽¹⁷⁸⁾批评的方法与综合的精神是兰克治学的态度，吉养（Guilland）称之为‘历史真理的奴隶’”。⁽¹⁷⁹⁾杨氏之所以认为兰克对德国民族侵略性也有影响，同样依据吉扬的相关论述，但是兰克不同于其他史家，“即在乎他之不以历史做侵略主义的工具；历史是求真，而不是说教，做一个纯粹客观的史学家，并不妨碍其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学术是一件事，政治主张又是一件事；不能因政治主张而牺牲学术。这便是兰克的态度”。⁽¹⁸⁰⁾杨人楩这本小书或有一定的影响，1946年有一本《新世纪的教育》小册，写到兰克如何推崇侵略主义、赞美战争云云，便摘抄于杨氏此书。⁽¹⁸¹⁾

杨氏在前言说“我敢告诉读者，全文中没有一语是无根据的”，⁽¹⁸²⁾此言不虚，他有关兰克的论述，直接取自古奇尤其是吉扬。稍后，杨氏撰文《历史研究与实际政治》一文，⁽¹⁸³⁾显然是从吉扬处获得启发，就篇名来说，是否模仿兰克的名文《历史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呢？吉扬所塑造的兰克形象：关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实事求是又服务国家政策，对杨氏有莫大的影响，这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1934年他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师从法国革命史家汤普森（J. M. Thompson），1937年回国，曾在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西洋通史、西洋近世史、法国革命史、西洋史学名著选读⁽¹⁸⁴⁾等。自称自由主义者的杨氏，在治史上一方面推崇马迪厄（Albert Mathiez），“不主张有史观”，“讲书没有一定的看法”，⁽¹⁸⁵⁾具有兰克学派的某些特点。另一方面，他又很欣赏克罗齐，发表了《克罗齐历史学中的自由概念》⁽¹⁸⁶⁾《克罗齐论政治与道德》，⁽¹⁸⁷⁾难怪时人谓彼“脑子里装两套东西，他确实是一位兼容并蓄的‘民主’教授”。⁽¹⁸⁸⁾

（5）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1930年雷海宗在中央大学开设西洋史学史课，研究希腊迄今西洋史学界之沿革，其内容条目如次：（一）希腊史学，（二）罗马史学，（三）犹太史学，（四）基督教教会史学，（五）中古史学，（六）文艺复兴后之史学，（七）十九世纪之德国学派及其发展，（八）二十世纪之新史学。⁽¹⁸⁹⁾1931年他在武汉大学讲授“欧洲通史”，列举古奇、Fueter、绍特威尔三人史学史著作为参考，把尼布尔、兰克视为“专研究历史事实之真相”者。⁽¹⁹⁰⁾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开设“史学方法”课，讲述“历史研究方法之基础原则，旨在训练读书、搜集史料、批评、鉴别、综合、叙述各种能力。此外并略述古今重要历史哲学之派别”，⁽¹⁹¹⁾以法人《史学原论》和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为参考书，前者注重考据，后者注重性质。⁽¹⁹²⁾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分上篇“历史学的理论”（theory of historiography）和下篇“历史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既可作为史学方法论课程的参考书，如1933年中央大学史学系“史学方法论”课程指定四种参考书中有克罗齐此书，⁽¹⁹³⁾也可作为西洋史学史课程参考书，如1930年朱谦之在暨南大学讲西洋史学史，将此书列为参考书目之一。⁽¹⁹⁴⁾

克罗齐将兰克定位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史学家，专爱研究特殊事实（particular facts），而不好研究理论，史学家的领域是事实的实在性（reality），而不是它的价值（value），兰克身上具有实证主义史学家的所有特征：“他老是攻击哲学，尤其攻击黑格尔哲学，大大地有助于历史家们对哲学的不信任，但他的攻击是有礼貌的，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听来太粗鲁或太强烈的词句……在他的第一本书中，他用精致的反语抗辩说，他没有能力担起交给历史的那份重任，去判断过去或就未来教训现在，他觉得他只能表明‘事情真正是怎样发生的’。这就是他的整部著作的目标，他坚守这一目标，从而获得了别人所得不到的声誉……他是一位富有文采的作家，他能在礁石之间行驶甚至不暴露自己的宗教信念和哲学信念，从不自己负责去作任何确定的解决，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对他所依靠的概念例如‘历史观念’、教会与国家的永远斗争，以及国家观等逼得太紧。”⁽¹⁹⁵⁾克罗齐眼中的兰克，排斥哲学，只追求事实，与现实生活割裂，由此不难理解雷海宗为什么把兰克看成“专研究历史事实之真相”的史家。但雷氏不以追求事实自限，他赞同克罗齐的观点，“只有经过人心的化炼之后，确定的事实才变成生活的真理，考据学与哲学相熔化才产生出历史”，将1923年克罗齐著作英译本第一章“历史与记事”译成中文，题名《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认为：“克氏的议论虽不免有过度处，但以大体言之，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¹⁹⁶⁾

凭借各种渠道，兰克作为不偏不倚、为“科学的历史”立法的客观史家形象深植于中国学界，而1935年是兰克在华接触史上的一个“历史时刻”。南京《京报》1935年6月16日第七版发表“明日为世界著名历史大家郎克留梓德百周纪念日”一篇新闻报道，进一步向公众强化了兰克的考据家印象。6月15日记者访旅平德国史学家柏劳斯，询问兰克生平事迹，专门论及《教皇史》，“著者以其积年探本穷源搜集之资料，为此书之基础，更以纯粹客观真实之态度，描写历史上之往迹，栩栩如生，遂使读者拍案惊奇。其行文叙事，丝毫不杂一己之臧否感情作用，一依事态之自然，而以冷隽之笔法出之……自郎氏此著一出，几乎使历史科学，完全移入一新的领域。从来人皆囿于传统观念，历史作家严守前人之法则，而不敢易，等于变相之复述，郎氏主张，以为历史的考察，当穷其源流，不明源流，决不能写成真正之历史。而从来历史上之源流，往往隐于政治实录中，湮没而不彰，郎氏遂独出心裁，成此光辉史乘之模范著作。‘余只求所述，适如当日之事实’，此郎氏著书之格言也……夫以德国考据家，而能将历来完全隐于暗中当日大战秘密之动因，发觉而揭开其黑幕，此实不能不令人钦佩者也”。同年7月6日，此文被《中央时事周报》转载，题名《郎克史学名著出版百周纪念》，以按语形式添加一段兰克的简短履历，并附兰克所著书目十八种、关于兰克书目十八种。⁽¹⁹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