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无灭资：反面的兰克
兰克“反动派”形象在大陆史学界的确立是在1960年代初，尤其是马克思对兰克的评语被广为人知之后。留在大陆的学院派史家最初仍然延续民国时期对兰克的好感，刻意将原本存在学缘关系的兰克学派与胡适、傅斯年一派两者分离开来，只强调后者的反动性，而对兰克学派略有肯定。例如，1955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邵循正批判胡适的考据学，强调后者不但与乾嘉学派不同，也和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考据学不同，“乾嘉学派在一定条件下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据，而胡适提倡的是从假设回到假设的所谓考据。同时例如德国学派初期巨大的历史工作，胡适和其徒党傅斯年等，是完全没有也不想进行的”。杨人楩呼应邵氏的观点，认为胡适“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德国学派不能相比；对于中国史学界，他除散布腐朽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以外，不曾像德国学派史学家那样留下一些值得我们保存的东西。当时的德国学派史学家亦不至于用想象力来创作历史”。(234)抑胡适扬兰克的倾向相当明显，但1958年开始史学界推行“兴无灭资”的两条路线斗争，马克思对兰克的评语通过苏联译著被中国学人所熟知，兰克很快就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典型而列入被批判的黑名单。
总体而言，此前兰克在中文世界的信息并不多，相当零散，没有形成聚焦，直至1960年代最初几年，兰克作为反面的批判对象，在中国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不仅与兰克有关的论著有些被译成中文，而且中国史家也从批判立场评论兰克，中文世界的兰克资讯量突然密集增长，这是兰克在华传播史上罕见的奇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史学。进入1950年代以后，一直到1970年代，大陆史学界一直把批判资产阶级史学作为重要任务之一。(235)1956年至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十年规划纲要，明确将“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和“世界各国历史学各学派的研究和批判”作为重要问题。(236)1958年史学界开展了所谓“史学革命”，原先即已存在的批判资产阶级史学风气进一步加强，并置于“兴无灭资”的高度推进。同年3月18日翦伯赞在《人民日报》发表《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一文，谓：“必须把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反掉，才能提高历史学的思想性、科学性、战斗性，才能使历史学沿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向前跃进。要反掉资产阶级思想，就必须在历史学领域内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替历史学的大跃进开辟道路。”(237)同年7月15日他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再次强调：“厚古薄今，烦琐的考证，唯史料论等等，都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特点，也是资产阶级历史学的道路，我们必须反对这种道路，必须和这种资产阶级的道路进行斗争，我们希望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和我们一道来进行这个斗争，彻底地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从自己的头脑中拔掉白旗，插上红旗。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对资产阶级历史学展开坚决的斗争。”(238)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要点之一即重史料，强调客观，而在西方史坛重史料讲客观最著名的史家就是兰克，所以在“兴无灭资”的风潮之下，兰克是一面大白旗，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客观主义在我国史学界仍然耀武扬威，不少史学家仍然相信它是引向科学真理的道路。因之挖一下十九世纪西方客观主义史学的祖坟，解开朗克的外衣，看一看在这件外衣下隐蔽着什么样的货色，在今天史学界的两条路线斗争中，有极为现实的意义。”(239)
其二，外国史学史课程设置。民国时期大学开设中国史学史和西洋史学史已较为普遍，但到了1950年代，教育部取消了西洋史学史，仅保留中国史学史、史料学，并增设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240)然实际情形则是：不仅西洋史学史在高校历史系课程中绝迹，而且中国史学史也极少开设。出于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的需要，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敌情，“别人研究我们，而我们却不研究他们，那是不行的。我们要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那是为了要吸取它们的经验，我们也要研究民族国家的历史，那是为了要帮助它们，我们也要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那是为了战胜敌人”。(241)1956年制定“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要求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计划出版论文集，同时提出“西洋史料学的研究”“西洋史学史的研究”，将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一书列入翻译出版计划。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工作会议召开，议定复旦大学耿淡如主编《外国史学史》、武汉大学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1962年2月19日至26日，在上海举办“外国史学史”与“近代现代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讨论会。1962年5月，高等师范学校文科教学计划讨论会拟定《历史专业教学计划（草案）》，在这份由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拟定的计划书中，外国史学史成为专业课之一。此后，雷海宗、耿淡如分别在南开、复旦两校讲授“外国史学史”。复旦大学历史系“外国史学史”教材编写组所列提纲中，由中山大学负责写第六章“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中叶的史学”，第二节“德国学派”，分下列细目：史料整理和批判方法的运用、《德意志史料集成》的出版、德国学派的前驱——格丁根运动、兰克（Ranke）的生平及其著作、兰克学派的特点（注重第一手资料、客观主义、重政治轻经济、西欧中心论）、德国学派对欧美史学的影响、对德国学派的评价。(242)
在中国史学界批判中外资产阶级史学和高校开设外国史学史课程两方面的推动下，一时之间出现许多兰克资讯。这并非拥护、信仰兰克，而是把他作为反面批判对象来看待。如何批判兰克？先了解再批判，“我们对批判的对象如果缺乏历史的研究和了解，就必然会削弱批判的战斗性和科学性”。(243)如何了解？一是翻译兰克及其相关著作，二是加强对兰克史学的研究。
兰克在中国史学界知名度虽颇高，但民国时期没有翻译兰克任何一本著作，(244)一般中国史家并没有直接读过兰克的书，所以兰克以何种方式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很值得讨论。兰克作品大量翻译出版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此前仅施子愉选译《教皇史》席克斯特第五的若干段，共61页，作为吴于廑主编《外国史学名著选》之一，商务印书馆1962年出版，供高等学校历史系学生使用。1961年8月吴于廑所作前言，说明编译此书的背景：“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设有史学名著选读一课，其中包括外国史学名著选读。本书的编译，即为适应这一课程的需要，目的在使学生略知若干重要著作的内容，借以扩大学术眼界，为批判地接受外国史学遗产提供资料。”(245)除此，当时并无兰克其他作品翻译发表。1963年商务印书馆曾将兰克《教皇史》列入翻译出版计划，但最后未见正式出版。
然而，涉及兰克史学的西方史家著作，许多被列入翻译出版计划。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有关出版社根据党的方针，分别担负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工作，1958年春中央文化部规定这项出版任务主要由商务印书馆承担。“为了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遗产，并为学术界批判近代、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提供参考材料”，(246)1963年商务印书馆编制《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1963—1972）规划（草案）》，除了兰克《教皇史》，还有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伯伦汉《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瑟诺博司和朗格罗瓦合著《历史研究法概论》（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鲁滨逊《新史学》、汤普森（J. W. Thompson）《史学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费茨赛蒙（M. A. Fitzsimons）和彭特（A. G. Pundt）《史学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傅埃特（Eduard Fueter）《近代史学史》等，这些都是了解兰克史学的重要文本，均被列入翻译出版计划。(247)
《史学资料》（内部参考）第5期（1961年11月1日）策划“兰克”专号，发表了《马克思对兰克史学的评语》、(248)盖尔（Pieter Geyl）《从灾难的角度看兰克》（何兆武译）、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第六章“兰克”（黄巨兴译）、《英国大百科全书》中“兰克”条（张书生译）。《历史译丛》1962年第1期、1963年第2期及时翻译发表两篇有分量的最新研究兰克论文：苏联瓦因施坦《兰克和现代资产阶级史学》和美国伊格尔斯《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兰克的形象》，分别代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这是新中国史学界一次密集译介兰克史学的行动，应该不是自发行为，而是为了配合“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需要所策划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兰克论述长期主导中国史学界对兰克的认知水准，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乃至更长的时间。
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涉及兰克的论著有的被译成中文出版，如苏联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三联书店，1961年）和《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62年）、波兰沙夫《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史学界了解国际史学动态及相关著作非常有限，上述译著涉及欧美众多史家，观点虽偏颇，但资料丰富，成为一般中国史家认识欧美近现代史学史不可多得的文本。这些作品对兰克皆有详略不等的论述，其中沙夫著作论及兰克之处尤多。他比较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与兰克《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指出：
兰克宣扬的是客观主义，而自己所作却是极端的主观主义；他鼓吹超党性，而自己却无论从好战的唯心主义，或是从对人民革命的反动的敌对态度来说，都是站在极端的党性的立场的。在他的解释中“如实直书”这个公式具有特殊的意义：即这个公式应该是用来为极端主观主义选择事实服务的幌子，应该作为他所采用的唯心主义方法的幕布。“客观主义”和“超党性”不过是被用来掩盖兰克及其学派十分明显的党性而已。宣扬“纯记载”史学的兰克否认客观规律性，是为了用有意识地选择符合于他的观点的事实的方法，使自己便于对历史进行普通的伪造。因为兰克与自己的声明相反，他具有一定的历史过程的概念。这就是根据大日耳曼帝国沙文主义，仇视民主的一切表现和仇视人民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容克贵族的概念。(249)
他对兰克此书总体定位是：“一本为了资产阶级容克贵族反动派的利益反对民主和革命群众运动的典型的具有党性的作品。作品与它的表面优点和声明相反，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质，而作品的全部方法论正是服从于这种反动的政治目的的。”(250)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瓦因施坦（O. L. Weinstein，1894—1980）《兰克和现代资产阶级史学》长文，资料丰富，论证深刻，流传广泛，迄今看来仍具较高的学术价值。他概括兰克的历史观点：把战争奉为各民族间、各国家间起作用的永恒规律，因而认为对外政策在世界历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信奉极端的欧洲中心主义，把“西方文明”奉为文化历史唯一的价值；强调与东方对立的西方世界的统一性；抱着深信罗马日耳曼民族自古就胜过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仇视一切革命，把革命看做只会破坏人类社会的缓慢进化，从而引起文化价值的混乱和毁灭。(251)这些观点确实呈现在兰克的历史作品中，而时常被西方学者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处理。瓦因施坦论文有一段文字专讲马克思评论兰克：
远在1845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全部唯心主义史学进行非常有力的批判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过：“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同一地方，马克思还加了一个首先是指兰克学派而言的边注：“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离开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的反动的性质。”1864年，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提到兰克的名字，称他为“历史的仆人”。这个仆人迫使自己的门生“编辑讨厌的旧德意志皇帝年鉴”，他本人则从事游戏的轶事整理，“把一切重大事件归结为小事和闲谈”。在以后的年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不理睬兰克的著作，这件事本身表明他们对这个史学家是采取极端否定的态度。(252)
沙夫《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中译本第42页也引用马克思评语，此后被中国史家所熟知。
瓦因施坦此文在中国史学界影响颇大，除了全文译刊在《历史译丛》，同时译者又以《奥·瓦因施坦论兰克和现代资产阶级史学》为题，摘译此文主要观点，发表于《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1965年刘大年《亚洲历史怎样评价》一文，引用兰克名言“历史就是国王的科学”，表明“普鲁士的历史编纂学家”、西方史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师”兰克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他便转引自瓦因施坦论文。(253)1964年施子愉《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科学方法的说法的批判》和肖萐父《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冯友兰先生的史学思想商兑之一》(254)两文引用马克思的兰克评语，均取自瓦因施坦论文，而不是直接引用马克思著作。1979年李时岳《史料的考订》一文批判客观主义，“一部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为了抵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求，鼓吹客观主义地叙述历史，用史料批判代替历史研究，即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他们的著名代表即兰克”，然后以兰克为例，用一整段文字批判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虚伪本质。如果仔细分析这段文字，其实它整合了瓦因施坦和沙夫的兰克论述，包括马克思对兰克的评语。(255)
苏东学者的兰克观点深刻影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史学界的兰克论述。1965年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256)一文，居然也论及兰克：
被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界公认为“现代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之父”的德国兰克，尽管一生埋头在尘埃扑面的史料库里，但是他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企图用最好的历史教材来作为向德国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献礼。他本人就是普鲁士霸权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支持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教皇史》，就是一部关于统治阶级如何统治人民的经验总结。
戚氏的兰克论显然渊源于苏东学者的观点。似可推测，借助戚文在当年的影响力，使这位德国史家在中国得到了极高的曝光率，成为史学界家喻户晓的人物。兰克作为西方反动史家的印象，则在一般中国读书人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新中国前三十年史学界译介和评论兰克，主要集中在1960年代初，进入“文革”时代，中国史家似无人敢再谈兰克，哪怕是基于批判立场的也没有，兰克话题已然进入禁区。综括来说，受时代、学术环境的影响，当时中国研究兰克的原创性多不足，虽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兰克，不同于欧美史家，但在观点和材料两方面皆难有突破，大体局限在苏联学者和古奇、汤普森著作的论域之内。专文论兰克者仅两位史家。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兰克的是武汉大学吴于廑，1959年9月30日他完成《巴拉克劳的史学观点与对欧洲历史的末世感》一文，用一页篇幅概述兰克史学，主要参考古奇和汤普森的史学史著作，认为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开端于兰克学派，“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话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客观主义”和“科学态度”的概括，然而所有这些都只是方法论上的外衣；在外衣的下面，“还掩藏着一个根本的、而且从朗克及其学派看来是不待论证就可以自明的历史思想”，兰克史学体系是脱胎于机械唯物主义和反动神学“不伦不类婚配的血裔”。(257)1960年5月吴于廑对兰克的认识发展成专题论文，完成《揭开朗克史学客观主义的外衣》一文，开宗明义说：“客观主义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一块装璜门面的招牌。最先把这块招牌挂起来的，是十九世纪德国史学家朗克。”文末的结束语则谓：“除了说客观主义是一块虚假的招牌，朗克史学是一个彻头彻尾具有资产阶级党性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流派，另外还能得到什么结论呢？”(258)吴文虽在注释中出现兰克《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教皇史》，但他所提供的兰克知识，主要源于古奇和汤普森著作，尚处于借助二手著作研究兰克的阶段。1963年5月吴氏在湖北省历史学会第一次年会上作关于修昔底德和兰克所谓“客观”史学问题的报告，大体沿袭前文对兰克的认识。吴氏多次将兰克作为批判的靶子，与彼时史学界推行“兴无灭资”两条路线斗争有关。他说：“现在还憧憬‘客观’史学的人，不论他对修昔底德和朗克有无直接或间接的因缘，也不论他有意或无意接受他们的影响，他对于史论关系的看法，对无产阶级史学党性和科学性一致的怀疑，对为政治服务的逡巡却步，在思想实质上都和西方这两个古今‘客观’史学家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修昔底德和朗克的史学对这种人有极大的魅力……在今天，承认不承认历史科学的党性，对所谓‘客观’史学是否还怀有向往之心，仍然是存在于史学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场必须取得胜利的斗争中，重新认识在旧史学中有重大影响的西方古今两大‘客观’史学家的面目，对于我们是有益的。”(259)
1962年施子愉为选译《教皇史》所写的《朗克简介》，在当时算是“详尽”了。兰克的名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成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史学惑人耳目、掩盖其阶级实质的花招。为了客观，兰克强调原始资料和对资料进行严格鉴别，但这并不始于兰克；兰克标榜客观公正，反映真实，实际却不是如此；兰克不是与政治“绝缘”的人。1964年施子愉发表《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科学方法的说法的批判》一文，参考英文著作颇多。(260)兰克是他批判的主要对象，观点沿袭前文，并补充兰克的鉴别史料方法没有也不能用阶级观点对史料进行分析批判。最后重申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史学家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公正”的态度，只是“掩盖他们阶级实质的幌子”。(261)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论及兰克者。1961年蒋孟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讲演“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将其定性为“容克资产阶级史学”，对兰克《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世界史》有所剖析，认为兰克史学居十九至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史学界的统治地位，批评兰克无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262)耿淡如是积极推动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翻译古奇《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一书，其中专论兰克一章，1961年黄巨兴虽已译刊，1979年耿氏仍重译再刊。(263)1962年他在《文汇报》发表《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和《西方资产阶级史家的传统作风》两文，(264)简略论及兰克，称兰克是“德国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史学家已抛弃兰克的史学传统。(265)1962年江爱沪《“西欧中心”史学思想探源》一文将兰克作为“西欧中心”史学思想的具体阐发者加以批判，参考吴于廑《巴拉克劳的史学观点与对欧洲历史的末世感》以及古奇、汤普森的史学史著作，没有直接引用兰克作品。(266)1963年7月5日北京市历史学会座谈会，张芝联发言谈及有没有超阶级、超政治的“客观”史学问题，他认为历史为政治服务，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资产阶级史学家并不讳言，“到了德国史学家朗克才开始标榜‘客观’历史，但他大肆宣扬大国至上和对外政策（即侵略政策）决定一切的论调，贬低西欧以外小国的地位，鄙视人民，竭力为普鲁士国家效劳。这就是他的所谓‘客观’！”(267)1979年张芝联发表《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一文，用了三小段文字讲兰克，参考古奇、Guilland（Modern Germany & her historians）、Theodore H. von Laue（Leopold Ranke，The Formative Years）著作，同样没有兰克作品。(268)这些评论兰克的文字，多借用二手著作，不属于原创研究，学术价值有限。
马克思对兰克的评论虽仅只言片语，但力透纸背，为后来者揭示兰克思想的另一面提供了方向。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论苏联还是中国，批判兰克皆趋极端。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偏见之中亦不乏洞见，如揭露兰克的政治立场、宗教信仰、西欧中心论、双重价值标准等，确实与兰克标榜的客观如实目标相去甚远。作为中国学者，除了对兰克史学作“了解之同情”的研究外，其隐藏的“毒素”同样应该加以“清算”，如兰克持东西方两套价值标准（他的个体性多元历史观只用于处理欧洲的历史，而对东方历史则仍旧是他表面上坚决对抗、摒弃的进步、落后、退化的单一价值观），这些“有害”成分在西方社会至今仍发挥着作用。
近代中国史学界对“兰克”之名并不陌生。从晚清以来不论汉译日本西洋史教科书还是中国学者编写西洋史或世界史教科书，都一再出现兰克，视他为十九世纪西方近代史学史上的大家。借助流布范围极广的教科书媒介，若说兰克在近代中国史学界知名度颇高，应该说离实况不算远。此外，民国时期各大学史学系开设西洋史学史或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颇多，这类课程通常也会讲到兰克。因此，中国史家在课堂或著作中偶尔提及兰克，(269)并不能说明后者对前者产生如何影响，也不能说明前者一定对后者有实质性的认识。
中国史家的兰克论述，绝大部分只是从外国流行的西洋史教科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之类著作转述而来，甚至是经过多重转引，引述者未必清晰了解兰克的思想脉络，人云亦云、寻章摘句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论在民国时期还是新中国，不论推崇还是批判，中国史家直接阅读兰克原著者寥寥无几，哪怕号称“中国兰克”的傅斯年和把兰克挂在嘴边的姚从吾也不例外，(270)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曾研读过兰克著作。
在兰克史学中，史法与史义是融为一体的，史法是工具，史义是目的，前者服务于后者。兰克史学在中国接受过程中，史法与史义被割裂了，史法被保留，史义被抛弃，其中伯伦汉、古奇、鲁滨逊新史学派等著作发挥了中介作用，误解兰克为考证学家。应该说，中国史家有条件全面认识兰克，但选择性彰显兰克的史法，而拒绝他的史义。“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71)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真实的兰克是中国史学界无法消化的。他那根深蒂固的以西欧历史为中心的文化偏见、对东西方历史采取双重的价值标准，这幅面目可憎的兰克形象，中国史家何以能接受呢？余英时认为“近代中国的史学，从清代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出发，一度凑泊而汇入兰克历史主义的末流，真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发展”。(272)但笔者更倾向于陈寅恪的思路，但凡对中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因为两者“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273)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曾输入各种西方史学理论，大多昙花一现，惟西方客观史学一派落地生根。兰克史学只有经过改造，安置在中国考证学脉络之下，才不至于重蹈唯识宗之覆辙。
兰克曾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重要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层关系是间接的，两者的联系具有象征意味，没有实质性的联络。近代中国史家很少公开宣称受到兰克的影响，即便傅斯年非常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若就此与兰克联结在一起，或谓傅斯年思想深受兰克的启发，未免过于夸大。关于陈寅恪是否受兰克的影响，也是如此，论者往往以陈氏曾在德国留学，又如此注重全面占有史料，便推导他必受兰克的影响，这种论证实难令人置信。(274)其实重视史料的观念不必非来自兰克不可，如伯伦汉、Seignobos的史学方法著作都有系统化的论述，中国传统考证学也很强调实事求是的精神。傅斯年的治史方法纯然近乎《史学方法论》《史学原论》的取径，与兰克只有遥远的想象呼应。像史学研究法与史学史之类的教科书，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共鸣效应，或远大于真正的兰克。
长期以来，中国史家论兰克不脱欧美或苏俄史家之范域，缺乏深入研读兰克著作基础上的原创研究。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2000年前后，中国史学界研究兰克状况未有根本改观。晚近十余年，兰克著作始有规模地翻译成中文，通德语的历史学者日益增多，直接阅读兰克原著及其相关一手文献的能力不断提升，研究兰克的水准遂有显著的进步。
(1) 1990年9月2日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一文最早注意到王国维论及兰克，“那时日本人编欧洲史教科书往往以兰克为典范。王国维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撰《欧罗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余英时：《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2) 杨培英译：《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易兰译：《世界历史的秘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付欣译：《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孙立新译：《近代史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王顺君译：《德国史稿1555—1618》，吉林出版集团2016年版；陈笑天译：《世界史》（3册），吉林出版集团2017年版。
(3) 王国维：《欧罗巴通史·序》，东亚译书会1901年版，第2页。
(4) 《欧罗巴通史》，第158页。［日］箕作元八、峰岸米造：《西洋史纲》，东京六盟馆，1899年，第340页。
(5) 《欧罗巴通史·凡例》。
(6) 《中外日报》1902年8月20日第11版《欧罗巴通史》出版广告。
(7) ［日］箕作元八：《ランケの歴史研究法に就きて》，《史学杂志》第10编第6号，1899年6月、第36—45页。按，Riess为兰克写的《空前绝后的最大史家》（《史学杂志》第10编第1号，1899年1月），并刊登兰克晚年肖像，与《西洋史纲》兰克插图属于不同图版。
(8) 《兰克全集》（Leopold von Ranke's Sämmtliche Werke）第24册“论历史与政治”，第284页。转引E.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Leipzig：Verlag von Duncker & Humblot，1889，S.4.
(9) Ranke，Weltgeschichte，引文见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7页。
(10) 转引柯瑟尔（E. Kessel）：《兰克的普遍历史观念》，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315页。
(11) 兰克：《论普遍历史》，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第185页。
(12) “Ranke's great contribution was his realization that the basis of all historical knowledge must be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unique context（Zusammenhang）of history.” in Georg G. Iggers，“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History and Theory，Vol.2，No.1（1962），p.33.中译文见何兆武译：《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兰克的形象》（下），《历史译丛》1963年第2期，第36页。
(13) 英文引文转引自J. M. Vincent，Historical Research，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1911，p.12.引文德文为“Die Weltgeschichte umfasst die Begebenheiten aller Nationen und Zeiten im Zusammenhang，insofern sie，die eine auf die andere wirkend，nach［und neben］einander erscheinen und miteinander eine lebendige Gesamtheit ausmachen.”转引E.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S.41.
(14) L. Riess, A short survey of universal history, Tokyo: Fusambo, 1899, pp.6—7.
(15) ［日］坪井九马三：《关于史学》，《史学杂志》明治27年第5编第1号，第13页。
(16) E.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S.4.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3页译为“有生气的全体”。
(17) ［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版，第46—47页。
(18) ［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第66、68页。
(19) ［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第20页。
(20) 王国维：《东洋史要·序》。按，此序是“吾师藤田学士乃论述此书之大旨，而命国维书其端”，所论代表藤田丰八的见解，而不是王国维的。
(21) ［日］藤田丰八：《中等教科东洋史》，东京文学社1897年版，第1页。
(22) ［日］藤田丰八：《中等教科东洋史·凡例》。
(23) ［日］木寺柳次郎：《中等教育西洋历史·绪论》，东京博文馆1897年版，第1页。此书1902年由章师濂、李国磐、胡叙畴译成中文，题名《新译西洋历史》。木寺柳次郎：《中等教育东洋历史·绪论》，东京博文馆1898年版，第1页。
(24)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82页。按，何氏此说源于法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见英译本第319页“History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the present in so far as it explains the origin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things”，又见何炳松英文选注《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89页。
(25) 教育部中小学课程标准编订委员会编：《初高级中学课程标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21页。
(26) 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青年书店1941年版，第9页；张荫麟：《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1日。
(27) ［日］那珂通世：《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原序》，［日］桑原隲蔵著，周同愈译：《中等东洋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4年版，第1页。
(28) ［日］藤田丰八：《泰西通史·藤田序》，文明编译印书局1902年版；又见《政艺通报》第13期，中篇“史学文编”，1902年9月2日。
(29) 王国维：《欧罗巴通史·序》，第2页。
(30) 徐敬修《史学常识》（大东书局1925年版）“历史之范围”一节，抄录了藤田《泰西通史序》。
(31) 裘廷梁：《泰西通史·裘序》，文明编译印书局1902年版。
(32) 贺绍章：《世界通史·序》，见［德］布列（K. J. Ploetz）著，特社译补：《世界通史》，东京并木活版所1903年版。
(33) 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3辑，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32—133页。
(3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8、30页。
(35) 章人钧：《中学历史教学的基本原则》，《历史教育》1937年第2期。
(36) 胡哲敷：《历史教学法》，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17页。
(37) 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46页。
(38) 卢文迪：《历史》，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8页。
(39) 徐文珊：《历史教育论》，史学书局1945年版，第147页。
(40) 此四位史家今译为兰克（Ranke）、蒙森（Mommsen）、瞿贝尔（Sybel）、特莱屈克（Treitschke）。
(41) 吴家煦、吴传绾译补：《世界史要》，上海开明书店1903年版，第190页。
(42) 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西洋史》，湖北法政编辑社1905年版，第186页。按，牛布尔今译为尼布尔。
(43) 教育普及社编译：《西洋史提纲》，教育普及社1905年版，第205页。
(44) 梁焕均编译：《西洋历史》，东京九段印刷所1906年版，第237页。
(45) 与箕作元八、峰岸米造合著《西洋史纲》扉页插图属同一图版。
(46) 有关兰克说明文字和插图，又出现于本多浅治郎《欧洲近世史》（东京宝永馆1903年版）第360页。
(47) ［日］本多浅治郎著，湖北兴文社译：《西洋历史参考》，上海群益书社1906年版，第413页；本多浅治郎：《新体西洋历史参考书》，东京开盛堂1900年版，第686页。
(48) ［日］本多浅治郎著，熊钟麟等译：《高等西洋史教科书》，东京导文社1910年版，第752页。引文又见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第779—780页。日原文见本多浅治郎《高等教科西洋历史》，东京内田老鹤圃1917年版，第549页。按，熊钟麟等所译底本，当是1910年前版本，未见，笔者只找到1917年版。
(49) ［日］濑川秀雄著，章起渭译：《西洋通史·凡例》，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
(50) ［日］濑川秀雄著，章起渭译：《西洋通史》，第177—180页。这段文字日文本见濑川秀雄：《西洋通史》，富山房1904年版，第748—755页；又参照濑川秀雄：《西洋通史》（汉译），富山房1907年版，第561—566页。《学报》选译濑川《西洋通史》第四编第十章“十九世纪文艺科学概略”，题名为《百年来西洋学术之回顾》，介绍兰克文字见《学报》第11号（1908年6月26日），第3—4页。
(51) ［日］濑川秀雄：《西洋全史》，富山房1911年版，第1223—1225页。按，与本多浅治郎《西洋历史参考书》插图属不同图版。
(52) ［日］高桑驹吉等著：《ランケ祭紀念講話》，第1—9页。
(53) ［日］高桑驹吉：《中等西洋史》，大日本图书1898年版，第359页。
(54) ［日］高桑驹吉：《西洋史参考书略解题》，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版，第24—25页。
(55) ［日］高桑驹吉：《袖珍世界史要·自序》，东亚书院1903年版。按，用“空前”“绝世”形容兰克，当取自Riess《空前絶後の大史家》（《史学杂志》第10编第1号，1899年1月）一文，高桑驹吉显然读过此文，濑川秀雄的兰克论述也吸取了Riess文，如谓兰克是散文大家。
(56) 傅运森编纂：《共和国教科书西洋史》下，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7版，1913年初版），第132页。
(57) 张相编：《新制西洋史教本》下，中华书局1924年版（第21版，1914年初版），第75页。
(58) 唐幼峰编译：《外国史纲要》，上海重庆书店1932年版，第439页。
(59) 周传儒：《新撰初级中学教科书世界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47页。
(60) 罗家柱编：《近百年西洋史》，出版者不详，1933年版，第217页。
(61) 金兆梓：《高中外国史》下册，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84页。
(62) 陈祖源：《初中外国史》下，正中书局1939年版，第147、150页。按，拉姆累赫特即兰普瑞希特（K. Lamprecht）。
(63) 朱鸿禧编《外国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2页）和徐瑞祥、陈锡祺编《外国史纲要》（镇江新苏印书馆1937年版，第175页）也提及兰克，至少没明显日人教科书痕迹。
(64) ［日］坂本健一著，新学会社编译：《外国地名人名辞典》，新学会社1904年版，第370页。
(65) 《世界名人传略》，山西大学译书院1908年版，第5—6页。David Patrick & Francis Hindes Groome（eds.），Chambers'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W. & R. Chambers，1897，p.778.
(66) 唐敬杲编纂：《新文化辞书》，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792页。按，兰克生年不是1794年，而是1795年。
(67) 孙俍工编：《文艺辞典》，民智书局1928年版，第968—969页。
(68) 唐敬杲编纂：《新文化辞书·叙言》，第5页。
(69) “He was born at Wiehe in Thuringia. At the age of eighteen 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Leipzig，where he studied theology and the classics. In 1818 he became an instructor in the gymnasium at Frankfort-on-the-Oder.”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ncyclopaedia，Vol.ⅩⅥ（第16卷），New York：Dodd，Mead and Company，1906，p.698.
(70) 潘念之、金溟编译：《世界人名大辞典》，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440—1441页。按，潘念之、张采苓编《思想家大辞典》（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983—984页）也收录“兰恺”词条。
(71) 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修订：《辞海试行本》第8分册历史，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1961年版，第400页。
(72) 《陈衡哲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第2版。
(73) 笔者曾检索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并入）、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辅仁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图书馆，均有1949年前版的各种兰克著作，这些图书有的可能1949年后才入藏，但大部分继承自民国馆藏应属事实。
(74) 《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教育公报》1917年第14期，1917年10月30日。
(75) 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the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Library 1928—1934, National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35, p.78.
(76)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662页。
(77) 《本科学科说明》，《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览》（1947年度），第64页。
(78) 1937年2月18日姚从吾致陈受颐函所附。
(79) 如Civil Wars and Monarchy in France，by M. A. Garvey（1852）；History of England，principally in the 17th Century（Oxford，1875）；History of the Latin and Teutonic Nations，1494—1514，by P. A. Ashworth（1887）and again by S. R. Dennis（1909）；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in Germany，by S. Austin（1845—1847）；History of Servia and the Servian Revolution，by Mrs A. Kerr（1847）；Ferdinand I. and Maximilian II. of Austria；State of Germany after the Reformation，by Lady Duff Gordon（1853）；Memoirs of the House of Brandenburg and History of Prussia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by Sir Alexander and Lady Duff Gordon（1849）；and History of the Popes during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by S. Austin（1840；new eds.，1841 and 1847），by W. K. Kelly（1843），and by E. Foster（1847—1853）。
(80)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第417页。
(81) 《国立北平大学一览》（1936年度），《课程指导书（女子文理学院）》，第139页。
(82)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上，第345页。
(83) 《国立武汉大学一览》（1937、1938年度合刊），《各学院概况学程内容及课程指导书》，第38页。
(84) 兰克说：“我们认为，若无神，便无物存在；而万有的存在又无不仰赖神。当我们脱离了那有限的神学的束缚——便会认识到我们所有这些治史努力的背后，皆有一种更高的、宗教性的本源。”又谓“普遍历史唯有神才能知晓。我们的所知却是矛盾重重——正如一位诗人曾所说，‘人类不解和谐，唯有神知晓’，史学家也只能以猜测的姿态从远处探求”。（兰克：《论普遍历史》，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83—184、189页）兰克在一封信中说：“所有的历史中都有上帝在居住、生活、每一项行动都在证明上帝他的存在；每一个重大的时刻也在宣扬着上帝的名字，最能证明上帝存在的，我认为是历史的伟大连续性。”（易兰译：《世界历史的秘密》，导言，第9页）
(85) 把兰克名字挂在嘴边的姚从吾，对于德国黑格尔、兰克、蒙森等轻视中国历史也愤愤不平，“栾克以西方文化代表世界，变成后来欧洲史学家的‘金科玉律’”。（姚从吾：《德国佛郎克教授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新中华》第4卷第1期，1936年1月10日）；施子愉说：“他晚年口授而由其学生执笔写的《世界史》，把创造了丰富优秀的文化的许多东方民族排斥于历史主流之外，实际上只是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西欧的历史。”（《兰克教皇史选译》，“兰克简介”，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页）
(86) E. Bernheim, 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Göttingen: Verlag Robert Peppmüller, 1880, S.8.
(87) E. Bernhei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Mit Nachweis der wichtigsten Quellen und Hilfsmittel zum Studium der Geschichte,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08, S.237.
(88) 胡昌智译文。
(89) 1932年陈祖源在武汉大学史学系讲授史学研究法，Fling书列为参考书之一（《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第403页）。
(90) F. M. Fling,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0, p.10.
(91) 李树峻译：《史学研究法导言》，“译者附识”，北京《益世报》1929年11月1日，第9版。
(92) 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北平立达书局1933年版，第63页。薛澄清译本《历史方法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77页。“No historian ever published more varied critical work of a high quality than 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German historian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probably the greatest of all historians. The productive period of his life was of extraordinary length，his first work being published when he was twenty-nine years of age，his last sixty years later. His first volume contained a critical supplement in which he criticized the printed sources upon which the history of the period had hitherto been based. This practice was continued through all his later works even into his Weltgeschichte，written in the last six years of his life. In these Analekten，as he called them，can be found classical examples of the solution of most of the problems with which the historian has to deal. The young historian could find no better means of supplementing his theroretical study of method than by working over carefully these Analekten of Ranke.” in F. M. Fling，The Writing of History：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p.102.
(93) 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序》，第1页。
(94) 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20期。邓广铭称“当傅先生回国之初，有时自称是‘中国的朗克学派’，其在史学研究法方面，必然也受到德国史学家的一些影响；然而傅先生在回国后发表的部分文章当中，在北大史学系‘史学方法导论’的课堂上，所再三再四提出的‘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个命题，和他所经常放在嘴边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都只是傅先生的一家之言，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界再也找不到第二家的”。邓的判断不尽可靠，傅氏思想承袭西学一面，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95) 参见台湾傅斯年图书馆网站公布的傅斯年外文藏书目录。
(96) 周一良回忆傅斯年：“有一晚我正在读法文，傅先生进来，说：‘你将来还可以学点德文，以便看兰克和莫姆森的原著。’我当时想，这谈何容易！”（周一良：《史语所一年》，《古今论衡》1998年第1期，第89页）
(97)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第2页。
(98) 张致远：《兰克的生平与著作·按语》，《张致远文集》，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24页。
(99) 劳榦：《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台湾《大陆杂志》1951年第2卷第1期。
(100) 《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指导书引言。按，此文署名“暂代史学系主任蒋梦麟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就内容和行文来看，应该是傅斯年代笔。
(101) 张致远：《史学讲话》，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版，第44页。
(102) 姚从吾：《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中央日报》副刊《文史》第5期，1936年12月6日。
(103) 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8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104) 姚从吾：《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中央日报》副刊《文史》第5期，1936年12月6日；姚从吾：《历史研究法》，李孝迁编校：《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第177页。
(105) 姚从吾：《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中央日报》副刊《文史》第5期，1936年12月6日。
(106) 姚从吾：《历史研究法》，李孝迁编校：《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第277—278页。
(107) 姚从吾：《德国史学界所称道的几种历史观》，《留德学志》第1期，1930年6月，第15—16页。
(108) 《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3—1924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1923年9月29日。
(109) 王应宪：《民国时期西洋史学史课程检视》，《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10) 《现行历史学系必修科目表》，《修订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科目表》（1944年修订）。
(111)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第666页。
(112)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第383页。
(113)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第441—442页。
(114) 除了《十九世纪之史学与史家》，古奇还有其他史学史论文：“The growth of historical science”，收录在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1910年版第12卷第816—850页；“Historical research”，收录在F. S. Marvin编Recent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Thought 1920年版第140—163页；“Progress in historical studies”收录在1924年出版Birkbeck College Centenary Lectures：1823—1923。
(115) 《西洋史学史·译者序》，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2页。
(116) G. P. Gooch, “The growth of historical science”, in 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ume Ⅻ,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10, p.824.
(117) ［英］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14—215页。
(118) “His greatest service to scholarship was to divorce the study of the past from the passions of the present, and, to quote the watchword of his first book, to relate what actually occurred. A second was to establish the necessity of founding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n strictly contemporary authorities...A third service was to found the science of evidence by the analysis of authorities, contemporary or otherwise, and opportunity of knowledge, and by comparison with the testimony of other writers.” in Recent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Thought, edited by F. S. Marvi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p.157.
(119) 《教职员一览》，《国立东南大学一览》（1923年度），第10页；按，徐则陵1902年就读于武昌方言学堂，1906年入南京汇文书院，1910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攻读教育学，1914年与陶行知一同毕业。1917年赴美留学。1920年回国先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育科主任等职。著有《五十年世界进化概论》、《中学本国史测验》、《汉代教育史》。
(120) 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1922年1月。
(121) 徐则陵《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谓“德有芒森而史学自成一派，后起研究罗马史者，莫不受氏之影响。费雷罗著《罗马兴亡史》，以经济与心理的原因解释民国之亡，耸动当世”。（第3页）兹比较古奇“Historical research”一文“Mommsen，like Ranke，was the founder of a school；and his inspiration has been felt by every worker in the field of Roman studies...Ferrero's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Rome，though frowned on by scholars，aroused world-wide interest by interpreting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in terms of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in Recent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Thought，p.150.
(122) Recent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Thought, pp.158—159.
(123) Recent Development in European Thought, p.163.
(124) 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第11页。
(125) 陈叔谅：《大战与领袖主义》，《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14号，第41页。
(126) 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1925年第3卷第5期，第28—29页。按，第37页注明：“关于近世西洋史学之进步，本学报一卷二期徐则陵教授《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及二卷八期张廷休君译《近五十年历史讨源述略》二文，可供参考。”
(127) 张其昀：《读〈史通〉与〈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发表于《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1922年5月）、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这篇文字又易名《刘知幾与章实斋之史学》发表于《学衡》第5期，1922年5月。
(128) J. M. Vincent, Historical Research,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11, p.12.
(129) 陈训慈：《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趋势》，《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1921年11月，第28页。
(130) 缪凤林解释之所以将evolution译为“演化”，而放弃“进化”，在于“此字本义为逐渐发展之程序（the process of gradual development），中人通译进化，似有未允。述者以进化字颇有流弊，故改”。
(131) 缪凤林：《研究历史之方法》，《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1922年4月，第2—3页。
(132) 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82页。罗元鲲：《史学研究》，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153页。朱谦之：《经济史研究序说》，《现代史学》1933年第1卷第3、4期合刊，第20页。
(133) 齐思和：《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国闻周报》第8卷第4期，1931年1月19日。
(134)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12页。
(135) 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师大史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31年6月6日，第7、9、10页。
(136) 蔡守堃：《历史学系概况》，《国立中央大学概况》，国立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1944年版，第40页。
(137) 张贵永：《评〈历史学主义的起源〉》，《中德学志》1940年第2卷第4期。
(138) 《时事新报》1945年8月6、28日，第4版。
(139) 《时事新报》1946年4月15、22日，第4版。
(140) 张贵永口述，吕天行笔记：《我的史学研究兴趣》，《新时代》1962年第2卷第10期，第46页。
(141) 张致远：《兰克之生平及其著述》，《时事新报》1946年4月22日，第4版。
(142) 以上两段文字由胡昌智教授提供。
(143) ［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兰克的形象》（上），《历史译丛》1962年第1期，第27—28页。
(144) 参阅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五章。
(145) ［美］鲁滨逊著，何炳松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8页。“To Ranke the Purpose of history was to clarify our notions of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State，which forms the basis of the continuity that we believe we observe in human development.” in James Harvey Robinson，The New Histo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12，p.8.齐思和译文“兰克认为历史学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对于国家的起源和性质具有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齐思和译：《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页）
(146) 何炳松译：《新史学》，第43页。英文本，第42页。
(147) 何炳松译：《新史学》，第44页。英文本，第43页。
(148) 何炳松译：《新史学》，第48页。英文本，第47页。
(149) 陶孟和：《新历史》，《新年青》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第2页。
(150) 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书局1928年版，第2页。
(151) 鲁滨逊的话出处在1836年兰克作为柏林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说《历史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De historiae et politices cognatione atque discrimine）：“从过去所发生的事物中得出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并指引我们理解这种国家本质，这是历史任务。而政治的任务是，在成功地认知并理解国家的本质之后，继续并发展这种国家本质。”（易兰中译本，第113页）如果对比鲁滨逊文字，则发现鲁氏误解了兰克原文，将论“政治任务”文字并入到“历史任务”。
(152) 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65页。
(153) 杨鸿烈：《史学通论》，第93页。
(154) 杨鸿烈：《史地新论》，晨报社1924年版，第3页。
(155) ［美］绍特威尔著，何炳松、郭斌佳合译：《西洋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381—382页。英文本，第326—327页。
(156) 燕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指定世界史及西洋史应读书目有8种，西方史学方法用J. M. Vincent的Historical Research，史学史则选用班兹《史学》。（《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1939年）
(157) ［美］班兹著，董之学译：《新史学与社会科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64页。
(158) ［美］班慈著，向达译：《史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4页。
(159) 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1934年第2卷第1、2期合刊。
(160) 朱谦之：《历史哲学》，第41—42页。
(161) ［英］J. B. Bury著，严既澄译：《进化论与历史》，《民铎杂志》第3卷第4号，1922年4月1日，第5—6页。
(162) 国立暨南大学秘书处编：《国立暨南大学一览》（1930年度），《教员一览》，国立暨南大学秘书处印务组，1931年，第4页。按，《奋斗廿年》说：“我在暨南大学，应文学院院长陈钟凡之约，担任了科目四种：历史哲学、西洋史学史、哲学概论、社会学史，每星期十二小时，这真够使我一点更无闲暇的时间了。”
(163)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第365、367页。
(164) 朱谦之：《经济史研究序说》，《现代史学》1933年第1卷第3、4期合刊。
(165)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109—112页。
(166) 朱谦之：《现代史学概论》，《朱谦之文集》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页。
(167) 朱谦之：《现代史学概论》，《朱谦之文集》第6卷，第34页。
(168) 黄文山：《西洋知识发展史纲要·序》，上海华通书局1932年版，第4页；《黄文山文集·自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说：“我在美哥林比大学与新社会科学研究院留学时，曾随名史家桑戴克研究世界文化史，班思研究西洋知识史，鲍亚士研究人类学，对于历史哲学，发生深刻兴趣。”
(169) 黄文山：《读了真如先生书信以后》，《政治评论》第78号，1933年11月23日，第1014页。
(170) 黄文山：《西洋知识发展史纲要》，第2—4页。
(171) 黄文山：《历史科学与民生史观》，《教与学》第1卷第5期，1935年11月1日，第16页。
(172) 周谦冲：《现代西洋史学之趋势》，《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3月，第74—76页。
(173) Harry Elmer Barnes, “History, its rise and development: a survey of the progress of historical writing from its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ay”, reprinted from the 1919 edition of Th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p.245.
(174) 周谦冲《历代史家之批评与现代史学之趋势》（待续）一文发表在《现代史学》（第2卷第1、2期合刊，1934年5月25日）。
(175) 举证一例，如周谦冲《历代史家之批评与现代史学之趋势》一文开始第一句“埃及乃一考古学之博物馆，或如Breasted教授所云，乃‘一浩如烟海之史籍’，在伟大建筑与艺术遗迹中，在坟墓、宫殿、寺院及碑铭中，保藏极丰富极有价值之史料，但埃及之史著，则荡然无存。”对译班兹“While the climatic conditions have made Egypt a veritable archaeological museum，or，as Professor Breasted has termed it ‘a vast historical volume’，and have made possible the preservation of very valuable and extensive source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n the remains of the architecture，the engineering feats，the plastic art，and even the inscriptions cut on the stone surfaces of tombs，palaces，temples and monuments，there have been few or no Egyptian historical writings preserved.”（上引班兹文，第208页）事实上，周文通篇都译自班兹之文。
(176) 周谦冲：《现代西洋史学之趋势》，《史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3月，第77页，注释12。
(177) 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将此书列为“历史哲学用书要目”。（《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367页）
(178) “The individuality of nations and the concatenation of Universal History are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Ranke's history.” in Antoine Guilland, Modern Germany & her historians, New York: McBride, Nast & Company, 1915, p.88.
(179) “a slave to historical truth”，见英译本第101页。
(180) 杨人楩：《德国民族之侵略性》，开明书店1943年版，第84—87页。
(181) 丁十：《新世纪的教育》，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32页。
(182) 杨人楩：《德国民族之侵略性·前言》，第2页。
(183) 发表于《客观》1945年第6期。
(184) 杨人楩编《西洋史学名著选读》（上），皆为英文，第一单元The Relativity of Historical Thought选读汤因比《历史研究》1933年第1卷第1—16页，第二单元Croce's Concept of history选读H. Wildon Carr的The philosophy of Benedetto Croce1917年版。第三单元The English Town选读格林（J. R. Green）《英国人民简史》1886年版，第187—195页。第四单元London in the time of Charles the second选读麦考莱（T. B. Macaulay）《英国史》第1卷第269—287页。
(185) 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北大半月刊社编：《北大1946—1948》，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北大半月刊社，1948年，第16页。
(186) 发表在上海《大公报》1947年4月16日，第9版。
(187) 发表在《学原》1947年第1卷第4期。
(188) 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家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964页。
(189) 《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二种《文学院概况》（1930年度），第67页。
(190) 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346页。
(191) 《大学本科暨研究院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2年度），第70页。
(192) 王敦书：《雷海宗1932年史学方法课程笔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193) 《中央大学史学系选课指导书》（1933年），第106页。
(194) 朱谦之所用的是羽仁五郎据1921年英译本的日译本，大正十五年岩波书店刊。第二部第187—417页，“对于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实证主义等各时代之历史叙述，略为研究，而加以批评”。（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版，第356页）
(195) ［意］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0—232页。Benedetto Croce，Theor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N. Y.：Harcourt，Brace and Co.，1923，pp.290—292.按，此书1915年初版用德文写，1919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21年英国Douglas Ainslie的英译本出版，书名为“Theor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1923年美国纽约再版英译本，书名则易为“History：Its Theory and Practice”，内容完全一致，傅任敢译的是1923年英译本。
(196) 雷海宗译：《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史学》1930年第1期，第221、232页。
(197) 王梅荪：《郎克史学名著出版百周纪念》，《中央时事周报》第4卷第25期，1935年7月6日。
(198) 朱谦之：《考今》，《读书通讯》第31期，1941年11月15日。
(199) 丁则良：《中国史学之新趋势》，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29页。
(200)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201) 齐思和：《论历史的价值》，《燕大月刊》第7卷第1、2期合刊，1930年12月25日。
(202) 王绳祖：《说史》，《斯文半月刊》1941年第1卷第21期，第3页。
(203) 王绳祖：《法国革命史》（书评），《观察》第3卷第1期，1947年8月30日，第23页。
(204) 王绳祖：《美国历史学家对于赖克学说之意见》，《学思》第2卷第6期，1942年9月30日，第13—14页。
(205) Charles A. Beard, “That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1 (Oct., 1935), pp.74—87.
(206)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37, No.2 (Jan., 1932), pp.221—236.
(207) 《史学家与科学家》有中译本，周谦冲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中译本引文见第35—36页，与王绳祖引译略有不同。
(208) 李絜非：《论历史的本真》，《新中华》复刊第4卷第24期，1946年12月16日，第29页。
(209) 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37, No.2 (Jan., 1932), pp.233—234.
(210) 朱杰勤：《史诠》，《读书通讯》第138期，1947年8月10日。
(211) ［美］Waldemar Westergaard著，朱杰勤译：《西洋史学观念之变迁》，《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3卷第2期，1934年12月1日。
(212) 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民主政治社1948年版，第5页。
(213) 《大学本科暨研究院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2年度）。
(214) J. J. Gapanovich, Methods of historical Synthesis, The Commercial Press, 1940, p.161.
(215) Charles A. Beard, “That Noble Dream”,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No.1 (Oct., 1935), pp.78—87.
(216) A. C. Seward (ed.), Darwin and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9, pp.529—542.
(217) 原文“Ranke in 1824 definitely repudiated the pragmatical view which ascribes to history the duties of an instructress，and with no less decision renounced the function，assumed by the historians of the Aufklarung，to judge the past；it was his business，he said，merely to show how things really happened.”
(218) ［英］J. B. Bury著，严既澄译：《进化论与历史》，《民铎杂志》第3卷第4号，1922年4月1日。英文原文“He was inclined to conceive the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y as marked by incarnations，as it were，of ideas，and sometimes speaks as if the ideas were independent forces，with hands and feet. But while Hegel determined his idea by a priori logic，Ranke obtained his by induction—by a strict investigation of the phenomena；so that he was scientific in his method and work，and was influenced by Hegelian prepossessions only in the kind of significance which he was disposed to ascribe to his results...I noticed how Ranke is prone to refer to ideas as if they were transcendent existences manifesting themselves in the successive movements of history. It is intelligible to speak of certain ideas as controlling，in a given period—for instance，the idea of nationality；but from the scientific point of view，such ideas have no existence outside the minds of individuals and are purely psychical forces.”
(219) 朱谦之：《历史哲学》，第41—42页。
(220) Aviezer Tucker, Our Knowledge of the Past: A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
(221) 余伟中译本，第172页。按，李思纯中译本（李孝迁、胡昌智编校《历史研究法二种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三处涉及兰克的页码在第72、117、156页，余伟中译本见第79、139、172页。
(222) ［英］麦尔兹（J. T. Merz）著，伍光建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2编上册之一，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61—163页。John. T. Merz，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Vol.Ⅲ，pp.150—151.
(223) “He points out how, according to Ranke, every new mental development has emanated from imposing personalities through the conquering influence of new ideas. He considers the agencies which bring about historical progress to be a Divine secret”, in John. T. Merz, A History of European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Ⅳ, p.572.
(224) “Ranke was well aware that he possessed a kernel of solid conviction, but he never attempted a formally well-considered and detailed expression of this content; he never systematised it or tried to reconcile its possibly contradictory elements; he shrank from putting the innermost of his convictions into works. He ever goes only a certain length; the innermost remains undisclosed, like those groves in which the old Teutons considered the Deity to be directly active, and it is therefore similarly grasped only intuitively sola reverentia.” in Vol.Ⅳ, p.573.
(225) “Ranke's historical thought gathered up in two characteristic points: the idealistic creed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then ruling philosophy，and the univers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after the manner of the cosmopolitan character of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of Germany.” in Vol.Ⅳ，p.573.［英］麦尔兹（J. T. Merz）著，伍光建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第2编下册之二，第511—512页。
(226) ［奥］福利德尔（E. Friedell）著、王孝鱼译：《现代文化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15页。英译本第1卷，第10—11页。按，《现代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德文本于1927年至1931年间分3卷出版，第1卷由C. F. Atkinson英译，1930年出版。
(227) 杨东蓴：《思想界之方向转变》，《民铎杂志》第10卷第4号，1929年9月，第2页。
(228) “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全盘西化之论，格于政治社会之阻碍，未克实行；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者，职是之由。”（程会昌：《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国文月刊》第16期，1942年10月16日）
(229) 博尔译：《联共（布）党史中的斯大林方法与历史科学》，《新华日报》1940年12月18日，第4版。
(230) 朱声扬译，连载于《时代杂志》1945年第21、22、23期。
(231) 巴斯金：《反动的德国历史学》，《时代杂志》1945年第134期，第12页；第135期，第16页。
(232) 李季译：《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18页。马克思评语另一中译文为：“手舞足蹈的矮子兰克认为收集趣闻轶事和把一切重大事件归为琐碎小事是属于‘精神’的事情，是严禁这些乡村年青人去做的。他们必须守住‘客观事物’，而把‘精神’领域让给他们的导师……是天生的‘历史的宫廷侍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22—423页）
(233)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1846—1895,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ona Tor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42, p.159.
(234) 《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第3版。
(235) 1978年4月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制定《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世界史学科发展规划初步设想（供讨论修改用）》，仍然把“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史学观点”作为重点研究专题，“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观点”作为编写重点书目。
(236)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北京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1958年7月印，第14页。
(237) 翦伯赞：《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第7版。
(238) 翦伯赞：《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人民日报》1958年7月15日，第7版。
(239) 吴于廑：《揭开朗克史学客观主义的外衣》，《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5—6期，第37页。
(240)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编：《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学院各系》，光明日报社，1950年，第6—7页。
(241) 《翦伯赞同志在“外国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参见王应宪选编：《“外国史学史”与“近代现代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讨论会档案选辑》，《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2期，第136页。
(242) 王应宪选编：《“外国史学史”与“近代现代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选辑”讨论会档案选辑》，《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2期，第134页。
(243) 王庭科：《试论研究外国史学史的意义》，《文史哲》1964年第3期，第46页。
(244) 1949年前兰克文字被译成中文的仅《政治问答》一篇，陆飞译，发表在台湾《建国月刊》1948年第1卷第5期、第2卷第3期。
(245) 吴于廑：《前言》，施子愉译：《朗克〈教皇史〉选》，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页。
(246)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商务印书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1963—1972）规划（草案）》，1963年5月，“说明”。
(247)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商务印书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1963—1972）规划（草案）》，第115—119页。
(248) “……兰克认为‘精神’事业就是历史变成琐闻逸事的汇集，把重大事件归结为小事和闲谈……”
(249) ［波］沙夫著，叶开琪等译：《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2—43页。
(250) ［波］沙夫著，叶开琪等译：《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若干问题）》，第48页。
(251) ［苏］瓦因施坦著，全地、魏辛译：《兰克和现代资产阶级史学》（下），《历史译丛》1963年第2期，第28页。
(252) ［苏］瓦因施坦著，全地、魏辛译：《兰克和现代资产阶级史学》（上），《历史译丛》1962年第1期，第13页。
(253) 刘大年：《亚洲历史怎样评价》，《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第7页，又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8日，第5版。
(254) 肖萐父：《历史科学的对象问题——冯友兰先生的史学思想商兑之一》，《哲学研究》1964年第3期。
(255) 李时岳：《史料的考订》，《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第170—171页。
(256) 《红旗》1965年第13期；《人民日报》1965年12月8日，第5版；《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第38页。
(257) 吴于廑：《巴拉克劳的史学观点与对欧洲历史的末世感》，《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8期，第60—61页。
(258) 吴于廑：《揭开朗克史学客观主义的外衣》，《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60年第5—6期，第35、44页。
(259) 吴于廑：《论西方古今两个“客观”史学家》，《江汉学报》1963年第6期，第32、39页。
(260) H. Temperley (ed.), Selected Essays of J. B. Bury; Acton, 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J. W. Thompson,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Langlois and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G. M. Trevelyan, Clio, A Muse; G. M. Trevelyan, History and the Reader; 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L. von Ranke, History of the Popes; Charles A. Beard, “That Noble Dream”; W.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B. Russell, Freedom and Organization.
(261) 施子愉：《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所谓研究历史的客观态度、科学方法的说法的批判》，《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第23页。
(262) 《蒋孟引论十九世纪的德国史学》，《光明日报》1962年1月24日，第1版。
(263) 耿淡如译：《兰克》，《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3期。
(264) 《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1962年6月14日，皆在第3版。
(265) 耿淡如：《资产阶级史学流派与批判问题》，《文汇报》1962年2月11日，第3版。
(266) 江爱沪：《“西欧中心”史学思想探源》，《安徽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267) 《阶级观点、历史主义及论史结合问题——北京市历史学会1963年7月5日座谈纪要》，《光明日报》1963年7月31日，第4版。
(268) 张芝联：《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269) 例如，曾亲聆陈寅恪课堂的李坚回忆：“他还在黑板上书写了好些西方历史学家的外文名字，记得其中有被誉为欧洲‘近代史学之父’的德国考据学派史家兰克（Ranke）以及英国剑桥学派史家阿克顿（Acton）；但是，寅恪师却不同意阿克顿关于写历史要使各国人都满意的说法”（李坚：《陈寅恪二三事》，《民国春秋》1990年第5期）。这则材料经常被研究者引用，说明陈寅恪知道兰克，他的治学深受兰克的影响。
(270) 陈得芝谓姚从吾曾“钻研名史家兰克等人的著作，深受兰克治史方法的影响”。（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8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27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272) 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9页。
(27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官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3—284页。
(274) “虽然陈先生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佛经，又受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对中国古典文献也非常熟悉。总而言之，他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来研究历史。”（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寅恪在德国读书时，正当兰克学派的盛世，对兰克的史学必定熟悉。”（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