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伯伦汉《史学方法论》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学界弥漫着“科学主义”思潮，所有学术都必须符合科学的要求才能为人所接受，故而史学的专业化（科学化）开始提上了日程。自从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语文考据学方法，经过尼布尔、兰克等人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治史程序。在史学专业化的驱动之下，急需将这些方法加以充分解释，整理成有系统的方法论教材，以便训练专业史学工作者有所凭借。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率先出版《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1889，简称Lehrbuch），此后不断增订再版，在西方各种史法教材中影响最大，诚如齐思和所言，此书为历史方法开山之作，亦为此学最高之权威，在此之前关于历史方法之作皆属片段未具系统，后乎此书者无不受其影响，且亦难出其范围，诚史学中最重要之著作也。⁽¹⁾伯氏史学曾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但中文世界对他的认识略有不足：第一，过去谈伯氏，都笼统地认为他代表兰克史学，对他史学思想缺乏深入的理解；第二，过去对伯氏两种史学方法著作常混为一谈，往往都看成是《史学方法论》，对各种版本修订情况语焉不详；第三，过去对伯氏史学在日本、中国史学界译介的具体细节并不清楚。因此，本章将用四节讨论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及其在东亚的知识旅行。首先，叙述伯伦汉的生平，将他放回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背景中。历史背景包括政治面：他青年时期经历的德国建国，成熟时期的威廉帝国与老来迫害他的纳粹政权；学术面：科学主义与唯心史学之间的激荡，尤其是延续十余年、有史学界以及哲学界、社会科学界参与的史学论战。其次，说明《史学方法论》的版本与分析版本之间的修订。藉着增修内容的分析，期望读者一方面可以了解伯伦汉提出的方法学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见到他个人的情绪波动。再次，尝试评论伯氏的史学方法，从史学史以及史学理论的角度说明他在史料学上的成就，以及他的历史解释方法学的局限。最后，讨论伯伦汉史学在近代日本、中国的接受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