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思想
Introduction诚如Robert Fawtier所说，是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的经典作品之一。(59)它从德国吸收了历史方法学的资源，在法国的学术传承与需求中整理出简明可行的研究规范，然后再透过译介传播到其他文化区。Introduction的魅力在于它立论明确、行文简洁，没有陷入冗长资料的泥淖，也没有调和折衷模棱两可的论述。(60)
Introduction与早它八年出版的Lehrbuch有紧密的关联。作者在前言中以感恩的语气提及伯伦汉及其方法学著作，与作者惯用否定语气对待前人相对比，这是对伯氏莫大的肯定。作者一方面称赞伯氏收集整理了所有现代的相关著作，另一方面作者推崇伯氏创造及拟订“正确的标题”（cadres commodes），作为反思及安排资料的框架。(61)“正确的标题”指的是清晰而有系统的概念，譬如“内部批判”“外部批判”“直接史料”“间接史料”等用来做章节的标题。(62)Introduction接受了伯伦汉所创的用词及论述架构，但也省略掉作者认为不需要的历史哲学以及社会科学的部分。全书凡三卷，除了前言、结论另有两篇附录：《法国中等历史教育》以及《法国高等历史教育》。正文三卷，第一卷两章分别说明文献检索及辅助科学。第二卷分析工作，解说史料的外部批判（四章）及内部批判（三章）。第三卷综合工作，分为四章讲述历史解释的四个步骤。全书简化了Lehrbuch章节，但架构及论述主题的先后次序皆与Lehrbuch相符合。两位作者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分别撰述一己所长的部分，前者撰写实作性质的第一卷及第二卷上半文献的外部批判，后者撰写第二卷下半及理论性质的第三卷历史解释。
Introduction作者在赞扬Lehrbuch之余也自我定位：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重复伯伦汉所做过的事。他们也非常直率地指出：Lehrbuch旨在整合众说，原创性不足，并缺少与现实结合的生气，它是写给学者专家们看的。(63)而他们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告诉巴黎大学的学生，历史研究是什么？如果我们注意伯伦汉写作的意图是希望借用洛策（H. Lotze）的哲学建立一套历史方法学来统合德国学术界两种对立的潮流：一个唯心的历史主义史学以及一个实证主义的英法传统，而Introduction目的是以浅显的文字告诉未曾接触过历史研究的大学生什么是历史研究，两部著作的差异就清楚浮现了。前者以交互质疑辩论的方式陈述各学派，而后者直捣核心问题表达看法。正如伯伦汉对Introduction原创性赞誉有加，该书思路的清晰明确与伯伦汉著作的细密丰富形成鲜明的对比。(64)
Introduction所呈现的史学可以从四个角度加以说明。
（一）以人物解释社会结构的演变
1881年瑟诺博司在《德国大学的历史教育》中批评德国的历史教育，指出研究实作课中的训练太技术性、枯燥，让学生与现实生活脱节，让历史学失去为社会意识提供应有的养分。同时，他指出教授们在课堂上虽然表现得很专业，但是一旦进入舆论公众场合，他们表现出的政治论述却是全然的玄思。依他的诊断，德国大学教育缺少考证与玄思之间的一环：专史与通史写作的训练。只有一面重视文献里的历史事实，同时利用它们展开历史叙述，只有这样的历史教育训练才能产生面对现实社会的理性。
瑟氏撰写Introduction第三卷“综合工作”共分五章（第十一至十五章）。第十一章“历史建构的一般状况”，其功能类似导论，简要提出撰写历史的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文献批判，是本书第一、二卷的内容；第二个步骤是事实分类，是本书第十二章的内容；第三个步骤是利用已知事实推理填补史实间的空隙，是第十三章的内容。第十四章的工作是“把那些（分类完成的）事实凝练为公式”，然后说明它们彼此间的关系。最后第十五章解说历史作品的形式。第十一章因此在全书中具有整合前后文、说明全书各章节之间逻辑关系的角色，它将凸显“撰写历史”成为本书的核心地位。瑟诺博司在与朗格诺瓦分工中，他担任撰写该书第三卷“综合工作”，这样的分工绝非偶然。“综合工作”是方法学中讲述“历史写作”。这部分明显是他针对德国史学只讲求狭隘训练，将历史学带入纯粹考证的狭隘巷弄的批判，更是他心目中能够超越及能够打败德国的教育方式。“综合工作”不只是兰克实作课所完全不谈，而且在不重视叙述的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中也只占边缘地位。伯伦汉称赞Introduction有其创见，应该就是指瑟氏对历史撰述所做的思考。(65)
文献考证之后，历史写作方法学中的第二个步骤是将批判过的文献内容分别纳入人类活动的分类表中。瑟氏也称此表为“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共分六大类：（人体）物质条件、智识习性、物质习俗、经济习俗、社会制度以及公共制度。每一大类之下又区分子类及次子类。譬如在社会制度大类下区分“（1）家庭：A构成、权威、妇女和儿童的地位。B经济制度、家庭财产、继承权。（2）教育及训导（目标、方法、人事）。（3）社会阶级（划分的原则、管制交往的规则）”。(66)“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非常严密，瑟氏对历史现象的定义以及系统化分类的方式，无疑受他老师古朗士的影响。历史现象的定义是宽广的，他着眼人类所有的活动，而非将历史现象局限为政治活动或经济活动。在他心目中所有历史事实都必须安排在有时间性的分类系统表中，一如启蒙时代狄德罗代表的百科全书派，相信人世间所有的知识可尽数网罗在百科全书中。瑟氏相信人类过去的活动可以翻版在“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的大框架里的文献中。
瑟氏历史解释方法学中的关键是将历史事实与活动区分为集体性行为和个别性行为。前者的活动人人都做，具有普遍性，活动方式、内容也都彼此类似而且不断重复，那是所谓习俗、制度性及规范性的行为，具体而言包括语言、宗教仪式、风俗、伦常等行为。研究者必须先把那些同类重复的普遍性行为整理出来，“确定这类事实的特性、范围和持续的时间”，也就是呈现出它们的集体性。他以“公式”（la formule）称呼集体性，因为集体性行为是以一定的“格式”不断地重复着。语言、宗教仪式、风俗，它们的集体性自然浮现、不说自明，但有些其他人类活动比较隐秘，需要研究者分析与整理寻找其公式。方法学上瑟氏强调在同一时期各种类别的集体性（公式）之间，还需整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所造成的复杂关联。它们之间的关联，亦即众多公式（集体性）之间的关联，他称之为“通式”（la formule générale或la formule d'ensemble），它是包含所有公式的总公式。
至于个别性行为，它们各有其独特性，研究者无法替它们建立公式。这类历史事实与通式所涵盖的历史事实形成对立的两个阵营。历史解释与写作，相对应的，因此也有两个阵营：一个是以个别历史事件为对象的写作，另一个是以整体社会阶段与其另一阶段之间演变为主题的写作。瑟氏指出，这两个阵营正在当时德国史学界对立着。(67)兰普瑞希特代表着后者，他1891年出版的《德国史》将德国历史划分为九个阶段，从一个阶段演化到另一个阶段有固定的演化机制，历史发展有其定则；另一个阵营是《史学杂志》所代表的传统历史主义以大人物的意念及其展现出的事件为主轴的历史写作。
1897年瑟诺博司在Introduction向学生说明历史写作方法时，所面对的正是已持续多年的德国史学论战。他立场明确，认为：“历史不得不把一般事实研究与特殊事实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具有某种混合特性，时而是阐发普遍性的科学，时而是对冒险活动的叙述。”(68)然而他不是调和论者，有走极端的个性。(69)他要以历史中起作用的大人物的作为来解释一个时代社会阶段的变化。他认为社会现象间关联性是在大人物的影响之下展开其演化的。对他而言，集体行为构成的社会阶段是历史叙述中的“被解释项”（explanandum），而“解释项”（explanans）——发展的动因——永远是寄托在个别性活动中。瑟氏将历史的动因归之于“人”：只有具体而个别的人才是变化的启动者，启动者绝不可能是抽象的概念。他说：“要确定某一演化的原因，有必要研究唯一能演化的事物——人。”(70)他更仔细地说明写作方法：“在人类演化中……我们必须核实是否所研究的某人正处在一个可使其影响力被强烈感知到的位置上……有两种情况我们可认为他是在这个位置上：（1）当他的行为充任大众的榜样……这是在艺术、科学、宗教和技术工艺中频繁出现的情况；（2）当他有能力发号施令引领大众行动的时候，这通常是一国、一军或一教之首脑的情况。”(71)他的历史解释项是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科学家、艺术家。就这点强调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地位而言，瑟诺博司的史学思想还是在兰克传统中。
瑟氏强调历史解释必须依据严谨的文献资料，回归到有资料根据的人的行为上。他拒斥玄思性抽象的历史解释、拒斥没有具体文献根据的历史阶段发展理论的历史解释。(72)对他而言，历史大人物的影响有资料可寻，可以有文献根据地说明引发社会阶段的逐渐瓦解与演变。(73)而所谓的“通则原因”（general causes）是无法从文献上得到印证的。在1897年出版的巨著《欧洲当代政治史》（Histoire Politique de l'Europe Contemporaine：Evolution des partis et des formes politiques 1814—1914）中，他以偶发事件和个人活动作为时代巨变的原因。伯尔指出，瑟氏以高度挑衅的态度解释历史：巨变不一定要有巨因，不一定需要有地缘政治或长期权力对峙之类的因素。(74)他从尊重文献并且一切以文献为依归的出发点，建立起新旧史学对峙中明确的途径：以个别性活动解释集体行为所构成的社会阶段，这是他给学生的历史写作方法。
（二）怀疑精神与对社会科学的态度
作为文献学家，批判与考证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从怀疑出发。作者强调文献记载与历史事实之间经常出现差异，这些差异有时来自记载者的疏漏、来自记载者不由自主之误，以及记载者为提升自己的地位、为争取群体的利益而扭曲事实。研究者必须用各方面的资料做比对，批判文献的记载，并呈现真正的历史事实。有些文献记载者以“文学技巧愉悦公众”，隐藏立场。瑟诺博司说要戳破字面表象，让真实呈现出来。(75)针对文学性的词藻，他非常敏锐地对待文献以及历史著作中的隐喻、类比以及典故。他认为这些修辞学的技巧都是回避历史真实性的托词。(76)隐喻及类比的修辞学为他终身所不取，他称赞古朗士完全不用修辞学的技巧仍旧写出优雅的著作。(77)瑟氏进一步指出历史思考上常出现将历史人格化以及将历史发展生命化的隐喻作法，(78)历史在这种比喻之下成为有意志有方向的主体。德国自赫尔德（J. G. Herder，1744—1803）以后的史学将史家集体的意图掩藏在这种隐喻背后。从怀疑精神出发，他建议建立人类行为分类系统表，作为客观的框架，并将历史文献中的活动行为现象纳入，而不是以一个拟人化的历史隐喻，作为了解其意义的依据。
建构历史事实分类表时，瑟诺博司对社会科学有双重的感受。社会科学的功能虽然在于：从对当下社会活动的观察，提出人类社会行为与现象系统的关系与抽象概念，协助历史学与时并俱地增补及修正“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借以网罗历史事实，并了解史实，重建人类过去活动原貌。(79)然而，他对社会科学概念的接受前提是它能协助文献明确地获得归类。他批判地使用社会科学塑造的抽象名词如“民族”“封建主义”“革命”“进步”。他建议使用集合名词，取代抽象名词。(80)哪些是属于哪些阶层或族群？必须明确归类，“进步”到底对谁而言？不得笼统地以抽象概念称之。
瑟诺博司对社会科学受与拒的双重态度也呈现在历史因果解释的方法学中。他虽然认为研究者在撰写专书时，社会科学能协助阐明所解释的现象与哪些其他现象及行为相关。社会科学具有提示行为关联性的功能，引导研究者注意解释的范围。(81)但是在解释史实时，他说研究者必须先罗列同时期的历史活动的事实，尽量就事实之间的具体关系，解释其间彼此的影响，了解发展的因果。他说：“我们必须放弃那种观念：即通过在其他科学中使用的那类直接的方法来寻得原因。”不要援用“一般性变化的原因”——定则，而是要寻找“特殊事变的原因”。社会中各类不同的活动（艺术、宗教、政治、经济）的共同特征与关联性，孟德斯鸠曾经将其间所想象的一致性抽象地称之为人民的“整体精神”（esprit général），而德国历史学派也以玄思的方式称之为“民族精神”，当代实证主义传统下的德国年轻学者兰普瑞希特称之为“社会灵魂”。瑟氏以怀疑的眼光对待这些社会活动间“连带性”的抽象概念。他觉得一个时代中横向的社会活动纷杂，类别之间的关联是无法被分析的。中古时代曾想象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并将它隐藏在神学语词中；在启蒙思想里，它又以形上学方式被包装着；而在当代，他说：“社会科学仍旧是一座神秘及隐晦事物的庇护所。”(82)社会科学被视为是试图提出如同“民族精神”“社会灵魂”一样社会整体活动抽象概念的场所。他告诫学生，人类社会活动之间的关联性只能回归到文献所具体呈现的史实，依史实提出它们之间的具体关系。
瑟诺博司的怀疑精神让他无法与新兴社会科学无碍地交融。(83)Introduction没有给予社会科学任何篇幅，不像伯伦汉Lehrbuch各以一百页的篇幅说明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以及在历史解释上的角色。《历史学方法于社会科学之运用》中瑟氏所持的立场更是将社会科学历史化，如同德国的历史经济学、历史社会学取向，放弃普遍性理论，回归到历史文献基础之上。在他的怀疑精神中只有文献学才具有真实性。这个信念正对应Introduction第一册第一章的第一句“历史学家就是文献研究者”。(84)瑟氏在社会科学刚兴起的时代，将古朗士回归文献的基本信念与怀疑精神带到了一个“保守”的方向。
（三）历史学的主观性与科学性
瑟诺博司身处启蒙以来的大传统，深信历史就是人类演化及进步的历程。人类过去的活动有它演化的原貌。历史学的任务在揭示这个演化的面貌。而且，在他信念中将历史以演化过程的形式呈现，基本上就是科学的，因为它符合历史的原貌。相对于传统以提供训诫范例的方式写作以及以轶闻愉悦的书写方式，所呈现的过去图像都无法与原貌相符合。这点他与伯伦汉信念一致：演化的史观就是科学的。(85)
同时，历史学的科学性更来自方法的保证。瑟氏的历史学方法中的第一个基本信念是相信记录过去人类行为的历史资料可以重建。他用“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作为骨架（“脚手架”），(86)系统地网罗文献资料里的历史事实。他所推崇的手册作品以及文献目录等都是系统地安置着历史事实的基础研究作品。这些分类的事实再以时间与地域加以区分，形成一个人类过去活动的翻版。以数位图像的语言来说，这个翻版的分辨率不一，有些项目资料多，有些呈现空隙，但是它具有过去社会现象与活动的初步模式，它是真实的。历史学初步的工作包括建立分类表、文献的收集、文献的考证以及分类保存，需要巨大的分工。瑟氏相信在细密分工之下和工作累积之下，有关人类活动坚实可信的资料会越来越完整。
第二个方法学的信念是历史解释可以理性地进行。研究者利用分类表建立的图像，选取其中某类社会行为或社会状态，将它们与另一个时段中的集体行为与状态比对，两者间的各种差异就是解释的对象。研究者利用两个时段中的资料，将所有现象或活动之间“分辨率”不足之处以推理的方式建立起连结，完成说明两个时段中某些特定历史现象的演化过程。这是瑟诺博司所强调的“专著”。专著的史料与解释都有坚固的基础，“每个人的结论都可被其他人使用”。(87)
第三个方法学的信念是相信透过综合各种专著可以重建人类历史演化，说明过程及原因。综合的历史解释会是历史科学的高峰。然而，科学作品是需要不断修正的——它与艺术作品不同。随着人类活动分类表的增修、更多的文献资料的掌握，以及更多专著的出现，综合的历史叙述也必须增修，并越来越接近人类过去演化的原貌。瑟氏认为历史学无法完全达到重建过去的全貌，但是它的科学性足以保证历史叙述能够接近此目的。
瑟诺博司的三个方法学信念或步骤中都涵括着主观性的问题。他基本上认为在主观性与历史科学之间没有彼此不能融解的矛盾。首先，在建立人类活动分类表时，瑟氏一方面相信理性建立系统的能力，另一方面藉助社会科学的协助，分类表不具有主观性的问题。至于文献，他认为都是文献作者在非常主观情境中留下的记录。他在1887年《历史知识的心理学条件》一文中以三十二页长篇细腻地描写文献作者可能的心理状态，作者的情绪、环境、利益、对文字符号的理解能力与掌握方式、文字本身在不同时代中的意义、记录时间与观察时间的间隔等。他分析这些状态，并夸张地说：历史学是应用心理学的一支。文献资料的主观性是他的基本信念，考证工作主要就是处理文献作者的主观性，进而确保史实的真实性。在考证工作中他没有考虑考证者的主观性问题，对他而言，方法学中考证的步骤与规则是考证者处理文献作者主观性的有效工具，也是历史事实确立的保证。批判过的文献是历史科学的基础，它使历史学迈入科学。
至于专著题目的选择，对瑟诺博司而言，它不涉及主观性的问题。他提到：有足够资料的题目是理性的题目，而有些题目是愚蠢的，有些不具意义。在他的方法学中，专著研究的题目是现成的，它们都在人类历史事实分类表的项目内，研究者仅作检选。同样的，研究者面对文献史料的文字时——有关过去行为、动机、现象的文字——他的了解行为也不涉及主观性的问题：研究者从文献的文字建立起意象时，他需要以现今的行为作类比，用来了解文献中提及的行为与现象，社会科学可以提供现今行为的模式协助建立有关过去活动的意象，它与主观性问题无关。(88)
研究者在开始解释两个时段中的现象差异时，面对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瑟氏讨论了研究者的主观性问题。他强调历史学不是直接观察现象的科学，它依赖文献间接地接触现象，文献不足造成历史事实的间隙必须以推理方式填补。历史学是推理的科学，它依赖研究者的想象力。想象是主观的，但“‘主观的’并非是‘不真实的’某个同义词”。(89)主观性是历史学的本质，但它不是非科学的。这个信念来自两个方向：瑟氏一方面认为关键在于研究者的自觉。若研究者意识到他自己在进行推理，他会更精确地使用概念以及描述；另一方面推理有它的规则，他称之为“建设性的推理”，简短的第十二章正用来说明这些规则。
基于坚实的文献以及建设性的推理所完成的专著是科学历史的另一阶段的基石。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是各种专著的融合，对瑟氏而言，其中也没有主观性的问题，而最后综合性著作与时并进的增补添修亦然。
整个史学方法的研究步骤中，瑟诺博司在两处提出主观性问题：文献作者的记录工作和专著研究者的推理工作。而这两处的主观性问题从它的本质上看，它们所触及的都是心理状态的问题，亦即记录者与推理者的情绪、道德、企图、自觉——这些都是他一向强烈的心理学倾向的焦点。主观性（subjectivity）的议题在瑟氏的历史思想中是狭义的、局部的、心理学的主观性问题。以反转的论述方式解释他的历史主观性，可以说：若确实相信研究者是建构历史知识的主体（subject），在这种主观性（或主体性）的信念中：（1）人类的既往不会有固定的图像，人类的既往会是主观建构的；（2）历史的文献资料不会被整齐排列在分类表中，因为历史事件会被视为有无限意义的可能性，端看不同研究者将它安置在怎样的不同脉络里。而脉络产生自史家的提问，产生自史家的观点与价值关怀，这些观点与价值关怀不但在一个时代中有其纷歧性，而且随着时代变化、思潮转移而永恒地转移。历史方法学里不会强调建构一个“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3）研究者的提问会出自他对自身存在感与未来期望，历史问题不会是现成的、外在交付给予的。从这三点而言，瑟氏并没有真正论述历史是主观性的科学。相反的，他基本上相信历史是实证客观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心理学性质的主观问题，如他所坚信，都可用方法学加以克服。
（四）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之间的史学思想
1995年，Introduction最近一次法文版重印后的第三年，Phlippe Carrard的书评指出，Introduction继承了莫诺德以下的实证主义传统，“把实证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整合起来”（synthesiz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ositivism），成为后几个世代史家训练的主要参考读物。(90)1967年David Thomson的书评里也说Introduction“稳固地锚锭在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里”（firmly anchored in nineteenth-century positivism）。(91)柯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在《历史的理念》（1946年）中称朗氏与瑟氏的史学是“剪刀与浆糊的史学”，是一个没有让作者自身融入其作品的史学。(92)更早期，与朗氏、瑟氏同时代的费弗尔也批评两位“文献崇拜”。(93)这些角度不同但立场一致视之为实证主义的评语需要进一步的说明与澄清。
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提出的史学方法确实有实证主义的倾向。瑟氏在第三卷提出历史解释的步骤，首先他要将文献里的史实内容依社会行为系统表做分类，然后整理出各类别、各时期诸史实的集体性（公式），并进一步提出笼罩同一时期社会各种集体性间的通式。他的目的是要使一个社会的过去转变成为一个大的资料框架，里面有各类史实，分处在各个纵向的时段里，以及在横向的系统里。这些包含集体行为、公式与通式的资料分类框架就是过去的翻版：一个不完全，但内容确切、无可置疑的翻版。而历史的撰述者所从事的工作，正是从框架中选择两个不同时间的社会阶段或公式，呈现它们之间的差异，并解释这些差异是如何从前一个阶段状态变化成后一个阶段的状态，因此，历史撰述者并没有在知识的建构中真正需要表现出主体性。就这点而言，Thomson和Carrard将朗氏与瑟氏归类为实证主义是可以理解的；这点也与柯林伍德将他们归类为“剪刀与浆糊的史学”的描述相符合。同样的，从写作题目来源而言，文献分类的框架决定了叙述者的题目，这应该也是费弗尔所指的“文献崇拜”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Introduction与实证主义思想又大相径庭，Thomson及柯林伍德等人在论断时未予考量。早在1881年，瑟诺博司的《德国大学的历史教育》就表现出历史教育是政治教育也是培养爱国情操的一部分。历史学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为知识而知识，它应该与社会意识紧密结合。瑟氏以人物作为来解释一个社会阶段中某些状态开始崩解，逐渐扩大，形成风潮，并塑造出另一种社会状态。他抛弃社会阶段发展有自我机制的看法。他叙述大人物与历史主义写作的方式不同，他所见的人物没有一贯的理念：没有一个与整个历史大方向相吻合的意志。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强调一切社会阶段的演化都系之于“人”。人是历史发展动因之所在。(94)历史作品的读者虽然不会像在历史主义史学之下，兴起认同大人物行为方向的效果。但是，作品会让读者兴起社会意识：相信自己可以是周遭习俗、制度、规范的影响者。它兴起读史者及受历史教育者积极的参与意识。历史中的主体与现实社会中的主体因此在他的写作方法学中被连结在一起。
同时，瑟诺博司相信历史方法学中怀疑及理性的精神、根据史实论述的基本素养以及历史解释的能力本身，都是提升社会质量的来源。怀疑精神有解构迷思的巨大教育力量，因此基本文献考证与批判工作也都培养社会意识。历史学是运用理性以及培养理性的科学，他坚信理性的历史教育就是民主教育。(95)他与拉威瑟、莫诺德一样，把社会疗伤、民族心理健康等的民族使命都寄托在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教育上。瑟氏在传统的大学历史教育制度中插入“学术研究证明”学程，目的在于提升中学教师的质量，进一步提升整个法国社会的智性。这种面对历史知识的基本态度与实证主义为知识而知识，将知识与社会功能切割开来的态度大相径庭。整体而言，《史学原论》有两个不同的思想部分，它们彼此性质互异，但也不相抵触：它的方法学在资料分类的面向上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色彩；但它以人物为历史演化的动因以及强调历史学的教育功能，显示它具有强烈的、以当代生活中人的价值为核心的知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