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是上帝展现的足迹
正如他早年撰写第一部历史作品一样，兰克没有透露、更没有宣布他要从事世界史写作的工作。赫默特（Hans Helmolt）在1921年《兰克生平与作为》里推测：1877年，八十二岁的兰克拜访老友曼托伊费，在那里住了两周，受了曼托伊费的鼓励，兴起了撰写世界史的决心。他要以世界史给予一生作品一个高点。(209)
事实上，世界史一直是兰克关怀的。他也一直用世界史的大框架观察民族史、欧洲史。他把欧洲中古时代的结束，以及近世史的开始定位在世界史的架构中。兰克在大学任教的四十二年期间，几乎每个学期都开设讲座课，其中有六个学期的讲座课是以世界史为讲题。1825—1826年以及1826—1827年的两个冬季学期开讲“一般世界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1832年与1833年两个夏季学期开讲“具有全面与内在关联性的普遍史”。1848年夏季学期以及1851—1852年冬季学期分别开讲“世界史中的古世界”与“近代世界史”。(210)
虽然兰克的研究以近世史为主，等身的著作里缺少希腊、罗马以及古文明的研究，但是他留下的讲座课讲稿有关罗马史的就有九百页的手稿，资料极为丰富。讲稿上除了他的手迹之外，另有新笔迹出自他人之手，以及贴上的纸条标签，显示兰克口述世界史时援用自己大学讲座课的讲稿与资料。古史的部分有他的小弟恩斯特的协助。恩斯特是马堡大学神学教授，熟悉旧约的历史背景。同时另有任职马堡王室档案馆的罗马天主教神学专家维德曼（Theodor Wiedemann）的协助，让兰克以宗教发展为主轴的古史有最新的研究资料。(211)
1878年到1879年的冬天，兰克勤奋地工作。他给出版商老友卡尔·盖贝尔（Karl Geibel）的信里写道：“冬天里我的健康还说得过去，只有一次我必须把工作放下几小时；毕竟我是为工作而活，也许，也正是它让我活着。”(212)
1880年4月兰克给盖贝尔信里说有《世界史的一般看法》可以给他刊印。之后，兰克的世界史定名为《世界史》，第一册标题为“最古老的历史族群与希腊”，并于12月出版。出版不到一周就有再版的需求，兰克备受鼓舞。(213)1882年《世界史》第二册“罗马共和国与世界霸权”，他根据丰富的罗马史讲座资料出版，一、二两版同时发行。《世界史》第三册与第四册讲述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到康士坦丁大帝期间的早期基督教世界。这两册的写作仍然受到小弟恩斯特的协助，因此其中论点一直注入新的研究成果。两册同时在1883年出版。1884年出版《世界史》第五册“阿拉伯世界霸权以及查理曼大帝帝国”。
兰克全力投入《世界史》的写作：1885年初，在撰写《世界史》第六册期间，他回绝了替帝国首相俾斯麦七十岁生日撰写专文的邀请，他说自己正在写与俾斯麦一样有意义的文章。(214)这年6月，老友曼托伊费过世，兰克以沉郁但又不失前瞻的语气在《世界史》第六册“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图一世”结语里写道：“如果能如愿，用这个观点把世界史的迈进继续呈现出来，那会是我的福气。”这结语成了他的遗愿。
1885年12月21日兰克九十岁生日，刚出版的《世界史》第六册及时送抵他手上。王储威廉二世亲自登门致贺，带来德皇威廉一世的贺函与贺礼。学界举办活动赞誉不绝：狄奥多·蒙森称赞他的语言历史学成就，马堡大学赠送他半身油画像。瞿贝尔代表历史委员会发表演说，认为兰克尊重每一个个体，对待学生也是全然地让他们展现一己的个体性。他的学生里有些成为学者，有些成为政治人物，有保守的、有自由主义的、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他的学派是德国的历史学派。(215)五个月之后，兰克平静地过世。
《世界史》第七册“德意志帝国的兴衰，格里戈七世的权力体制”，描写神圣罗马日耳曼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图一世之后到十字军东征之间的四个世代。这是兰克在第六册完成之后四个月内，在私人秘书辛纳贝格（Paul Hinneberg）协助下完成的初稿。(216)《世界史》第八册“诸次十字军东征与教皇的世界霸权”（第十二及第十三世纪）以及《世界史》第九册“迈入现代世界的过程”（第十四及第十五世纪）都是门生都斐（Alfred Dove）与维德曼根据兰克1869—1870年冬季学期以及1870年夏季学期讲座课讲稿资料整理刊行，讲述中古时代的结束与步入近世历史。(217)他们完成了兰克的遗愿，将《世界史》构想以进入近代世界作为它的终结。
兰克在《世界史》第一册“前言”里概括地指出他之前世界史作品的缺失。启蒙时代以来，藉助着海外殖民的经历，在十八、十九世纪里出现许多世俗化的世界史作品。从伏尔泰的《世界民族风俗及精神史》到德国卡特赫（J. Ch. Gatterer，1727—1794）与赫德的世界史，以及兰克特别以贬抑口气提及的英国“篇幅巨大的以‘世界史’为名的族群历史”（voluminösen Völkergeschchte unter dem Titel “Geschichte der Welt”）。对他而言，这些都不是具有学术性的世界史著作。
兰克在第一册“前言”里指出前人缺失的态度，一如早年在《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里讲到“人们赋予史学尊职，整理既往，助益现世，教导未来的岁月。如此崇高的尊职，目下的尝试不敢承担，它只想呈现，过去原本是如何”一样。他说前人的世界史“不管是以狭隘的框架，还是以宽广的框架汇集而成的族群史，都构成不了世界史，它只会让事件的关联性（Zusammenhang）在眼中消失；而世界史的学术工作（die Aufgabe der welt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正是要立足于认出这个关联性，并指出这个既连结又主宰族群大事件所构成的进程（Gang）”。(218)兰克要呈现世界史进程内的关联性，对他而言这才是世界史的本质，没有它，所有的族群文明的汇集无法称之为世界史。在《世界史》第一册“前言”里强调的关联就是早年所谓具有神意的过去“原本”（eigentlich）样貌。早期所说的“原本”，指涉欧洲从中古民族迁徙经十字军东征到海外殖民的基督教文明整个关联性；晚年《世界史》所指的关联性，进一步包括英国、法国、普鲁士等现代国家在宗教改革后的兴起。兰克要跳脱一切复数形式的历史撰述。他不但要摆脱把历史整理成为一个一个教导未来的教训事例，或把历史撰写成助益现世生活的一个个鉴戒故事。同时，他也要摒弃把一个一个族群历史汇集在一起的民族学式世界史。他强调：真实的、具有学术性的世界史是一个有内在关联，前后一贯的单数体。(219)早年他所指的“过去原本”是一个欧洲族群一体性形成的过程，它具有单数意义。晚年同样地，他否定前人世界史的撰述，他要呈现一个单一整体，一个前后浑然一致的单一进程。在《世界史》第一册“前言”里，他用的词“关联性”（Zusammenhang）、“进程”（Gang）都是单数形式，明确地与复数形式的“族群历史”（Völkergeschichten）区分开来，并形成对比。
含有关联性的世界史，它是一个个体，但它是由无数复数的趋势（Tendenzen）以及隐含的个体性（Individualitäten）所构成。每个时代、每个族群都形成它们特殊的趋势，这些同时趋势间的冲撞以及前后之间的衔接，铸造出整体的关联性。兰克强调关联性绝不是一个君主或一个权力组织作为的结果（这里，显然他影射并讥讽黑格尔——在骑着白马进入耶拿城门的拿破仑身上看到世界史精神的肉身）。他也强调：“我认为，若有某人以世界史的任务为名，对第三者施以不公，那是最具危害性的作法。”(220)关联性是由各族群发展造成的冲突、交融以及提升而形成，任何个体与趋势都臣服于大关联性之下；它是从个别族群自我意识的觉醒与不断彼此斗争而迸发出来。他说：“正是在不同族群体系间的斗争中迸发出那个具有普遍性的历史。”（die allgemeine Geschichte）这里的“历史”文法上用的又是明确的单数形式。
兰克以族群和民族史为个别单位建构世界史。对他而言，这样的信念与做法有两个功能：第一，只有建立在民族史之上，世界史才会有史实与史料的坚实基础，世界史才不会流入玄思哲学的世界史窠臼中。第二，只有强调民族间的交融，世界史才有内在的一致性与意义，世界史才不会散落为百科全书及类书式的杂汇。兰克说：“世界史如果从各个民族的扎实地基上脱离开，那么它将会变质成为幻想与哲思。然而，他也不能仅固守在个别民族史的基地上。”(221)具体地说，在世界史中迈入近世的民族，依照兰克的论述，就是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法国、英国与德国等欧洲基督教民族。世界史的意义也附着在这些强权的形成与互动过程。他在1846年讲欧洲第十六与第十七世纪的讲座课讲稿中说道：“够了，欧洲的人类达到最高意义的一个阶段，从此现代史开始。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强权的成立。”接着他说史家“我们原本的（eigentlich）工作就是要在世界史的空旷场地上陈述这些大国及强权的成立”。(222)
兰克所见世界史中的关联性是欧洲强权国家群体成立的进程。他的世界史是要建构欧洲列强一起兴起的渊源，一步一步地回溯到他们一起脱离中古，回溯到他们共同的十字军行动，回溯到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成立，以及回溯到原始基督教所出自的近东一神信仰。我们可以说，关联性这概念帮助兰克藉着世界史的写作，历史化当时现状中的强权。他用这样建构的历史，证实现状中强权的真实性以及正确性。呈现关联性的世界史对他而言是真正具有学术性的世界史写作，它甚至是具有神性的圣书。历史化的列强现状，也因此同时获得学术性与神性的保障。(223)
“关联性”这个概念帮助兰克贬斥了黑格尔世界历史哲学的空泛无实，也帮他跳脱把历史写作作为实务事例零碎知识的旧思维。“关联性”是一个历史化现状、建构现状渊源的新历史思维。以这种方式思维建构的历史，它提供的是：让整个民族有自我了解，有历史的自我确认。同时，这种的历史思维因为与单数化历史的概念相结合，它代表世界史中只有唯一一个进程。兰克对欧洲权力体系渊源的建构——他建构的欧洲群体历史自我了解与自我确认，因此，具有绝对的排他性。他的单数体的“关联性”概念否定非欧洲民族在他的《世界史》中有自我了解的可能性，它摧毁非欧洲族群建立自我渊源的基础。这样的世界史是思想的霸权，同时它也替现实政治的霸权服务。(224)
兰克在阿尔卑斯山中的王宫给马克西米连国王讲授通史，针对黑格尔的玄思世界史哲学，尤其是其中目的论的进步史观，展现他奠基于史料的史学看法。他强调每个时代、每个族群的历史都有他们的独特性，因此都有他们不假外求的自身价值。用这种观点加诸欧洲从中古到近世历史，兰克都能左右逢源地论述。然而，当写作工作走向全世界以及全人类历史的场境时，兰克无法以历史独特性的一贯了解方式面对东方世界。他不得不隐藏或不自觉地接受黑格尔的进步史观，将东方与欧洲史以不同的原则对待。
1881年《世界史》第一册的序言中兰克提出“关联性”概念作为世界史内容的定义，以及资料检选的标准。他所努力的，正是想合理化自身的矛盾。他要说明他对待人类历史现象的两种原则正是合乎学术要求的。他提出“关联性”概念一方面显示他的世界史依然落入黑格尔玄思世界史哲学的大框架中，另一方面因为根本排除东亚在世界史中的存在，当地族群甚至不再具有如黑格尔世界史中阶段性的位置，他们彻底地消失在人类的世界史中。
兰克世界史的排他性值得加以探索。从国人的立场出发，尤其有意义的是，知道兰克在面对中国历史时的具体说法，呈现他这方面的论述可以作为反衬，进一步了解他的世界史“关联性”中的宗教思维——他意识形态的根源。
兰克《世界史》为什么没有中国？(225)这样的问题直指他对历史的基本观点。兰克毕生事业都建立在政治档案的使用之上，那是他心目中史学的理想。而中国在他之前好几世纪，就有依据政治档案撰写历史的制度与传统，这些兰克在1840年代即已知悉。因此《世界史》中没有中国，此现象具有十足矛盾性，而且对兰克追求真实的史学是个讽刺，值得进一步理解。
兰克的历史思考方式始于他替现实的状态陈述渊源。兰克一方面从这些现状所以形成的过程去了解它们；同时，他从它们背后的历史发展提出它们存在的理由，并肯定它们的特质。这种呈现趋势及其个体性的作法，是一种把现状历史化的思考方式。事实上，兰克终身著作中的客观与静观之所以受人称道，正因为他透过历史叙述肯定现实。从他早期以新教徒身份撰写天主教教皇国的历史，到之后的《法国史》与《英国史》等，都呈现这样的作法。历史化现状的写作思考方式不是一种批判的历史叙述与历史思考，它是后置的肯定。兰克要批判的是他所刻意不写的、有意轻忽的现象，他以不认可它是历史现象而批判它。(226)兰克在《英国史》中那句名言“我愿我的自身倏尔消融，只让那些能够呈现强大力量的东西去述说”，显示兰克的历史叙述是要彰显及肯定那些他所见强有力的历史个体，历史叙述替现实政治强权提出它存在的合理性。
兰克的世界史构想早在1825年他刚进柏林大学任教的那一年就呈现。1833年与1848年他曾两次开世界史讲座课。这些讲座课的资料是他晚年口述撰写《世界史》的根据。
1833年大学讲座课程手稿中的“导言”（Einleitung/Übersicht）曾透露兰克世界史陈述的对象，以及哪些人类族群在他的世界史中不处理。兰克说：“某些族群它们至今似乎仍然还僵化在原始世界状态，如印度、部分中国人，我们也一样略过，因为它们自称的古老是非常有问题的，更因为这个僵在那里，塑像一样的状态，封闭了它们对一点人类普遍事物的参与。”(227)没有发展与进步的“原始世界状态”（urweltlichen Zustand）以及静止、停滞、“塑像一样”（statuarische Zustand）这些词汇，是兰克选择世界史现象——“呈现强大力量的东西”的反面判准。(228)有这样特质的族群，他不会让它们的事件在世界史里“讲话”，这些族群的文化不是世界史中要被理解以及要被肯定的个体。(229)
1848年上学期兰克在大学演讲课讲“世界史的第一部分或古代世界的历史”。在他的讲稿里，他从文本角度说明不把中国纳入世界古代历史的原因。他说中国的古代史籍在“第四个王朝”时都已毁损，相关的风俗、制度机构的描述都属于民族学的领域（dem ethnographischen Gebiet），所陈述的历史不是以文字为基础。中国古史不能用“纯粹语言学观点”（der rein philologische Standpunkt）处理，“而历史学范围是由文字遗物所塑造”（vor allem das schriftlich Überlieferte bildet das Umkreis der Geschichte）。兰克以他一贯狭义历史学的定义提供他不把中国纳入世界史源头的托词，因为中国没有古史文字记载，因此在古代世界史中将中国排除。
不论是以文明的僵化，没有参与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或以文字史料散失作为理由，兰克自身都没有直言他的世界史图像中之所以没有中国，那是因为中国文明没有基督教的渊源。事实上，兰克的终极关怀是了解神意，而神意是彰显在世界史的过程中的，世界史是他所谓的圣书。这是兰克选择历史叙述对象的根本判准，他在课堂上从不提及它，然而却满溢于私下的书信与日记。
他最晚期的学生曼乃克在兰克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演说中毫无遮掩地说到兰克撰写世界史把中国摆在一边（bei Seite stellen）的原因。(230)他说，兰克强调一部世界史不应该是人类族群文明史的杂汇，它该有内在一致性。这个内在一致性是整个世界史的个体性，是一切各别个体性之上的“一个大的整体个别性”（eine grosse Gesamtindividualität）。这个“整体个别性”有“神的气息”（göttliche Anhauch），它呈现出历史发展中活生生的力量。曼乃克在兰克过世后半世纪可以无所遮隐地凸显，兰克心中怀抱着的世界史观点，(231)以及没有基督教渊源的中国史无法被纳入世界史的“一个大的整体个别性”中。
二战后，舒林更明白地指出兰克《世界史》的终极关怀是基督教。(232)他说：“《世界史》是宗教性决定的‘世界史’陈述”（Die religiös bestimmte Darstellung der “Weltgeschichte”）。(233)他把兰克的世界史放入引号中，赋予局限性。这种批判，相对于曼乃克，真正跳出了历史主义的思维。他解释兰克《世界史》第一册溯源到北非的埃及以及近东的以色列，因为这两个古文明是基督教的源头，因为犹太教是“历史的基督教”，是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基督教。(234)舒林也解释了正因为兰克的终极的关怀是基督教，所以在《世界史》中牺牲掉中国史，不会是兰克的最痛。(235)
(1) Pim Den Boer, Geschiedenis als beroep：De professionalisering van de geschiedbeoefening in Frankrijk 1818—1914，Leyden，1987. Arnold J. A. Pomerans（英译），History as a Profession：The Study of History in France 1818—1914，Princeton，1998.参阅第四章History and Higher Education第一节，第175—222页，其中第一节The German Miracle and the French Shortfall。
(2) 兰克过世时依例有《行传》刊登于当年份的《德国传记广览》（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简称ADB）。《行传》由他晚期的学生都斐（Alfred Dove）执笔，工整地以学术著作为主轴叙述兰克一生，刊于ADB第27册，第242—269页。兰克的自述有四篇，分别在1863、1869、1875、1885年口述。其中第一篇是与儿子奥图（Otto）在威尼斯时所讲述，由奥图纪录，是四篇中篇幅最大的一篇，共30页，但也只讲述至1824年到奥德河畔法兰克福市教书时期。这篇自述细述祖先、家庭、环境、两个修道院学校、他的健康、所读的书以及老师的长相个性，这是了解他早年最感性、最详细的资料。十年后的第二篇自述12页，延续第一篇的内容，讲述在法兰克福市教书的生活与同住一处的朋友们，讲述当时的时代与政治事件。1875年兰克80岁的第三篇自述最短，只有11页，再从童年时代开始讲述，但将重点放在他1827年开始的维也纳及意大利史料收集之旅，叙述他政治立场形成时期所受的影响，以及欧洲1830年到1848年革命期间他在柏林的活动与写作。最后，第四篇21页，是完整的从童年到90岁的自述，讲述他的学术生涯，其中最津津乐道的是与普鲁士国王、巴伐利亚国王的交往与所受到的恩宠。四篇自述都没有提及他的婚姻、家庭、学生。四篇自述收于都斐编的《兰克全集》（Sämmtliche Werke von Leopold von Ranke，1867—1890年出版，简称《全集》）第53—54册，该册以“自己的生命史”为册名。除了自述之外，该卷还包括选出的兰克的239封信。兰克的自述有回忆及整理的因素，但它提供了发展线索；相对而言，他的书信直接反应不同时期当时的状况，具有更多的真实性与细节。1949年出版两本兰克书信集，它们是有关兰克生平的重要资料。Walther Peter Fuchs, Briefwerk，Hamburg，1949.（简称《书信集》）Bernhard Hoeft & Hans Herzfeld，Neue Briefe von Leopold von Ranke，Hamburg，1949.（简称《新信件》）。前者的信件囊括《全集》所选的239封，后者的信件出自当时的政要、王室、学者遗档。Hoeft长年收集整理兰克的信件，但不及编辑与出版即过世，由Herzfeld交付出版社。Hoeft所收集的书信与同年、同出版社福克斯编辑的《书信集》内容不相重叠。《新信件》中有许多给官厅长官的信件，这是它独特的价值。此外兰克的日记、手札也以四册遗稿名称出版（Walther Peter Fuchs & Theodor Schieder，Aus Werk und Nachlass，München，1964.简称《兰克遗稿集》）。有关兰克生平、简述等二手资料数量很大，笔者参考它们，但尽量以书信及自述了解兰克，并直接引述这些一手资料。
(3) Ernst Ranke（1814—1888），马堡大学神学教授，1865—1866年担任校长，晚年协助兰克写作《世界史》基督教古史部分。
(4) Hermann Oncken, Aus Rankes Frühzeit（《兰克早年》），Perthes Verlag Berlin，1922.兰克成长环境中的宗教精神，参阅Gerhard Masur，Rankes Begriff der Weltgeschichte（《兰克世界史的概念》），München/Berlin，1926. Masur强调兰克整个精神与思维（geistige Existenz）是奠基在宗教上，更具体的说，是建立在极端反启蒙的虔诚主义Pietismus信仰之上。兰克在斐希特影响下的文字，参见Masur书第57页。
(5) 吕森说兰克的静观（kontemplative Haltung）绝不是脱离政治，而是大立场。这说法对兰克的早年态度也有效。J. Rüsen，“Von der Aufklärung zum Historismus, Idealtypische Perspektive eines Strukturwandels”，in H. Blanke & J. Rüsen（Hg.），Von der Aufklärung zum Historismus，zum Strukturwandel des historischen Denkens，Zürich，1984，S.28.
(6) 有关这段期间的兰克，参见景德祥：《青年兰克与普鲁士国家》，《江海学刊》2020年第2期，第193—201页。该文引用最新的兰克书信资料，重现30岁前后的兰克。
(7) A. Dove：《兰克行传》，第250页。
(8) 兰克在1819年8月4日写信给官厅，称呼对方为President，解说亚恩身边查获的两把匕首，一把是厨房用刀，另一把是1815年当信差去法国时就一直带在身边的。兰克解释亚恩没有暴力伤人的意图。（《书信集》，第5页）
(9) 《书信集》第21页，1820年9月兰克致海恩瑞希的信，说收到亚恩书桌。
(10) 兰克在1823年12月4日给海恩瑞希的信，《新信件》，第37页。这封信也收于《全集》第53—54册，第89—90页。
(11) 《全集》第53—54册，第89页，兰克写道：In aller Geschichte wohnt, lebet，ist Gott zu erkennen...jeder Augenblick prediget seinen Namen，am meisten aber...der Zusammenhang der grossen Geschichte...dass wir an unserem Theile diese Heilige Historiographie enthüllen! Auch so dienen wir Gott.
(12) 法兰克福王室图书馆所需的普鲁士政府许可，兰克于1821年8月13日收到，并交付给馆方。（《书信集》，1821年8月25日，第20页）
(13) 该书的中文译本：《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付欣、刘佳婷、陈洁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下简称“付欣中译本”）。付欣中译本译自英文版，附有英文版译者序，但将兰克的《前言》省略掉，美中不足。笔者使用《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为该书的中文译名，原因是：兰克心目中的欧洲整体（Einheit）有严格的界定。在该书的《前言》中，他将六个族群代表的欧洲与三个一般认为的欧洲区分开来。一般使用的三个“欧洲”的概念是：一、地理的欧洲，二、基督教的欧洲，三、拉丁基督教欧洲。罗曼族群只是拉丁文化及教会影响下的一部分；兰克所谓的拉丁基督教也包含马札尔、立陶宛、斯拉夫等民族。对兰克而言，这些民族都不属于他所界定的欧洲整体：他们没有参与民族大迁徙、没有参与十字军东征，没有他心目中欧洲民族的共同经历。兰克用Romanisch而不用“拉丁”一词，有他界定“欧洲”这个概念的考量。英文译本将Romanisch翻译为Latin（拉丁），混淆了兰克原意。刘小枫也主张以“罗曼”为译名，参见刘小枫：《兰克的〈世界史〉为何没有中国》，《中国文化》2016年第1期。此外，“族群”（Volk）对兰克而言，它有整体、有机、自然状态的性质，而且它指无教育无资产的人群，是“贵族”与“诸侯”的对应体，是被统治的对象。兰克书名用Volk（族群，复数Völker），不是用Nation（民族）。“民族”这个概念，在兰克的用法里有精神、历史意识及政治性的含义，这是他在1830年代以前很少用的概念。相反的，1830年之后，兰克也没有再以“族群”作为书名了。兰克第一本著作，中译应该使用“族群”一词，笔者认为如此才能显现兰克思想在他生命史中的前后差异。兰克的《前言》有中译文，参见兰克：《〈拉丁与条顿民族史〉导言》，罗格·文斯（Roger Wines）编译：《世界历史的秘密：关于历史艺术与历史科学的著作选》，易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80页（以下简称“易兰中译本”）。此处的“导言”即兰克原书的《前言》，而非兰克著作的第一章《导论》。
(14) 启蒙时代的考证传统，在十九世纪初加入了《圣经》研究考证，以及古典语言学研究（譬如，对荷马、对古罗马Fabius Pictor的研究），得到长足进展。兰克继承这些考证学传统，在史学史上，这点不是他成就的特殊之处。他在史学史上的贡献是将欧洲浪漫思潮中的叙事传统与考证传统的结合。他把历史叙事都建立在考证检验过的史料之上，将叙事提升到真实层面，进而以其所叙述的史事，提出学术位阶的诉求。司考特的历史叙事让年轻时代的兰克着迷，但经不起他真实性的质疑，启蒙的考证没有被历史的叙述者（伏尔泰）系统地运用，尼布尔杰出的考证结果也未成为叙事的罗马历史。而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里做到两者的结合。阅读他的这部书，若只强调第三部分《近代史家批判》，忽略他叙事的文学性诉求，以及叙事背后内心所怀抱的关怀，将无法呈现年轻兰克在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启蒙以来到历史主义时期考证精神与位阶的演变，参见Horst Blanke，“Kritik in Aufklärung und Historismus”，刊于上引H. Blanke & J. Rüsen编书，第175—177页。兰克在莱比锡大学教他阅读中古文书的史添策对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一书赞语是“众人心中期待的批判的历史作品终于出现了”（《书信集》，第72页）。史添策在该书见到考证与叙事的结合。
(15) 兰克的原文是Die Partei trennt, aber sie verbindet auch. “Partei”指族群以及族群中的君王、领主、城市。这句话的重点在“结合”（verbindet），正如上句话的重点在“亲密”一样。语意上两个句子可以简化为一个：即使争执与分歧，但它们本质上是亲密的，最终也是会结合在一起的（《导言》第27页）。参见易兰中译本，第23页。
(16) 《导论》强调六个民族在历史过程中语言逐渐成熟，奠定多样而一致性的基础，互相传教，誓言、格式、习俗都相通，透过战争而有精神上的活动。罗马教皇与日耳曼皇帝两大势力与传统交互影响，成为一个整体（《导论》第33页）。兰克美化战争，以及以基督教文化为中心的世界史信念，是历史主义的基本成分。
(17) 兰克说在巴西有五百万西班牙人、一百万葡萄牙人，“这么强大的繁衍，可以被视为是民族迁徙”。同时他说，他们都带着红十字在肩上，“将殖民活化加入生命是十字军东征的精神亦即基督教的扩散宣教”（《导论》第29页）。这一段翔实的中文叙述，参见付欣中译本《导论》，第30页。
(18) 在简短的“前言”里，兰克仍然把他出版的书看成是写到1535年，事实上，为了配合出版社急于出版，兰克将原定写到1535年的书，缩减而只写到1514年。前言里他写道：“而在41年之后法兰兹一世又乞求土耳其的帮助以对抗皇帝，法兰西在这过程当中遭遇了所有幸运与不幸。”（易兰中译本，第78页）这里所指的41年后，就是1494年后的41年，即1535年。
(19) 《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前言》（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全集》第35—36册，第5页。
(20) 因为要澄清一般对这一段话的误解，笔者依原文重新翻译，易兰的译文可参见易兰中译本第79页。eigentlich中文译为“原本”很工整，它在一般用语中翻译为“究竟”也更贴切与传神。英文译为really太过强调真实性，译为actually则强调还原，比较接近eigentlich的字意。
(21) 兰克终其一生没有写过关于历史理论的文章，但是“前言”显示出的思维，正与后起的史学理论大师德罗伊森在《历史知识理论》中的章节次序相符合。
(22) 1965年，德国教授舒林（Ernst Schulin）在Giessen大学教授就职演说，以《兰克的第一本书》（Rankes erstes Buch）为讲题，提出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与内容分析。舒林最重要的论点是：兰克这部书着重历史的文学性（Farbigkeit）与宗教性，附录之所以称赞Giovio而贬抑Guicciadini，是因为前者的文学性；而“前言”的名句“它只想呈现，过去原本是如何”中的“原本”，他所指的是宗教。1984年，吕森从史学史及他的史学理论出发，更进一步强调“原本”是指历史的脉络。他强调兰克不要把历史当作提供教训的实例，他不要零碎的故事，他要把历史以脉络的型态呈现出来，而这个脉络就是兰克所认为的历史原本面貌。舒林是从内容上，吕森是从历史思考方式上，各以两种不同角度对这个关键词提出解释，他们的了解是一致的。舒林的演讲刊于《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第203册，1966年，第581—609页。吕森：《从启蒙到历史主义——理想型观点下的一个结构变迁》（Von der Aufklärung zum Historismus-Idealtypische Perspektiven eines Strukturwandels），in H. Blanke & J. Rüsen（Hg.），Von der Aufklärung zum Historismus-Zum Strukturwandel des historischen Denkens，Schöningh Zürich, 1984.
(23) 《全集》第15册，第103页。《英国史》的第一个句子：“我愿我的自身倏尔消融，只让那些能够呈现强大力量的东西去述说。”（Ich wünchte, mein Selbst gleichsam auszulöschen，und nur die Dinge reden，die mächtigen Kräfte erscheinen zu lassen.）“我愿”这个词是虚拟句，表示兰克自觉到认为自我消融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要让史实讲话。
(24) 兰克给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连二世的信，《书信集》，第432页。
(25) 1920年Hermann Oncken从Perthes Verlag收到兰克与提携他的出版家Friedrich Perthes（1772—1843）两人从1825—1832年间的信件。Oncken对信件的研读结论之一，是兰克历史叙事的动机出自他的宗教情操，他要在历史中找神意。Hermann Oncken，Aus Rankes Frühzeit，Gotha，1922.
(26) 第一手的叙述出自兰克在1825年2月17日给大弟海恩瑞希的信。信中他还提及2月12日沙龙主人Varnhagen von Ense在柏林报纸上以专文称赞该书，威廉王储也读了该书并称赞是一部散文诗歌一样的作品。
(27) 参见Gunter Berg, Leopold von Ranke als Akademischer Lehrer（《作为学院老师的利奥波德·冯·兰克》），Göttingen，1968.
(28) 参见景德祥：《青年兰克与普鲁士国家》，《江海学刊》2020年第2期，第193—201页。景文呈现早年想逃离当时高压普鲁士的兰克。兰克的第一部作品获得保守的普鲁士政府赏识，有趣的是，他的书同时受到自由主义的艺文界赏识。1825年2月12日柏林沙龙主持人凡哈根（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在《柏林日报》（Spenerchen Zeitung）盛赞这本书，将兰克引进名人政要汇集的沙龙（《全集》第53—54册，第138—141页，兰克1825年2月17日致大弟海恩瑞希信）。兰克右派的政治立场在30年代初逐渐定型显露，1848年革命中早已仇视兰克的凡哈根极力讥讽兰克的失心状态（参阅本章第三、四小节）。
(29) 哲学院学生1835年291人，1841年437人，1854年299人。1848年普鲁士国王拒绝了法兰克福国会担任统一德国的皇帝，许多学生离开了柏林。上引Gunter Berg书，第57页。
(30) 黑格尔称尼布尔的写作是写“整体历史里的一则故事”（Eine Geschichte der Geschichte）。当时哲学院中的对立，参见Ernst Simon, Ranke und Hegel，München/Berlin，1928. Simon该书是兰克孙辈史家H. Oncken指导的博士论文，描述当时黑格尔敌视的语言学阵营，包括J. Müller，因为他推崇中国历史，也因此受黑格尔的敌视（上引Simon书，第28页）。
(31) 参见Ernst Simon, Ranke und Hegel，München/Berlin，1928。Simon的博士论文中，有兰克的小传（第1—15页），同时，它描述兰克进入柏林大学哲学院时教授们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对兰克的评语，见第12、28页。Simon是H. Oncken的学生。Oncken在《兰克的早年》也提及这段黑格尔的评语，见H. Oncken，Aus Rankes Frühzeit，Gotha，1922，S.16. Schulin在《黑格尔与兰克世界史中的东方》提及该评语出自：Deutsche Revue，Vol.18，No.4，S.238. in E. Schulin，Die welthistorische Erfassung des Orients bei Hegel und Ranke，Göttingen，1958，S.280.
(32) 甚至该说是藐视兰克。1841年柯盆（K. F. Köppen）记载一则经典的轶事：有人向黑格尔提及兰克并建议跟他交流；黑格尔以他习惯的动作，伸出手掌与五指拒绝地说：“不可以，跟兰克什么都不行。”参见《哈勒年报》（Hallische Jahrbücher），1941年，第431页。柯盆对兰克的描述，参见本章第三节。
(33) Ernst Schulin，“Rankes erstes Buch”（《兰克的第一部书》），in 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 203，S.581—609. Schulin论点是：在第一部书中兰克强调的是历史的文学性，也因此引发黑格尔的讥讪。（上引Schulin书，第608页）
(34) Übung是练习、实际操作的意思。柏林大学的这类上课方式在1810年创校时就有，兰克的前任Wilkens教授也使用这种教学方式，后来这类的课也称为Seminar。历史学门在哲学院中独立成为一个学程单位时，单位的德文名称叫Historisches Seminar，即历史系。有关德国各个大学成立独立的历史系，参见Max Lenz, Das historische Seminar.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Berlin，Bd. 3，Berlin，1910.
(35) 兰克在七月回信感谢饶莫尔的建议，说下学期将开实作课而且他会“喜欢跟学生直接接触，但不会有像大师跟学生的关系”。《书信集》，1825年7月12日。
(36) Pertz，参见上引Gunter Berg书。
(37) 有关兰克演讲课的情景与内容，在许多学生的回忆录及笔记中有谈及。1968年G. Berg在上引书第2章第2节《学生与演讲课》中，就引用了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布克哈特等人追忆兰克演讲课的情景。兰克，头大身体小，上课不用讲稿，时而喃喃自语，时而像讲悄悄话，咕噜难懂，表情有趣不看观众，皱眉微笑，沉醉在自己的世界，他的萨克森方言，不能让他心目中的世界史框架透过内容呈现出来，前后也不连贯（参见G. Berg上引书，第56—64页）。然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的大弟子瞿贝尔（1848年以后就因为民族统一政治立场的歧异与老师渐行渐远），在1886年恩师追思会的演讲中说：“谁要是习惯了这些外在表象，会被内容中泉涌而出的精神宝藏所吸引，会被叙述中色彩缤纷、呼之欲出的特质所震慑；处处呈现出他亲手做出的研究以及原创的领悟。”H. von Sybel，“Gedächtnisrede auf Leopold von Ranke, Gelesen am Leibnizschen Jahrestage den 1. Juli 1886”，in Abhandlungen den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Berlin，Berlin，1887，S.1—18.
(38) 威次被推荐到《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协会担任主席秘书。德尼格斯（Wilhelm von Dönniges）被推荐担任巴伐利亚国王外交顾问。瞿贝尔（Heinrich Sybel）、魏泽克（Julius Weizsäcker）、伏格特（Georg Voigt）等在巴伐利亚科学院历史委员会及神圣罗马帝国议会档的工作。
(39) 在《年鉴》第一册的“前言”中，兰克描述了他在大学任教时对待学生的方式，他区分有意继续从事历史研究的以及从事其他职业的，借此开设实作课，引导他们加入年鉴出版的工作。Jahrbücher des Deutschen Reiches unter dem Sächsischen Hause，1. Band, Berlin，1837，S.Ⅴ—Ⅻ.
(40) Walther Peter Fuchs & Theodor Schieder, Aus Werk und Nachlass（《兰克遗稿集》第2册日记），München，S.83—84.
(41) 参见纪念威次文，刊于Wattenbach, Abhandlungen den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Berlin，Berlin，1887.
(42) 参见Ottokar Lorenz，Leopold von Ranke, Die Generationenlehre und der Geschichtsunterricht，Verlag von Wilhelm Herz，Berlin，1891. S.288。1884年Lorenz从维也纳大学转到耶拿大学。1832年出生的他自认不是兰克的学生，却替兰克史学正名，替兰克重建他重视历史解释的形象。他把当时（十九世纪下半期）学界将兰克史学塑造成史料收集与考证的历史学归罪于他的学生与学生的学生。同时他也责备兰克作为有鼓舞力老师却从不在课堂上谈他心中怀抱着的历史问题。十九世纪初，“研究”（Forschung）这概念指史实求真的考证（kritik，或译为批判），而“了解”（Verstehen）这概念指史实意义的掌握。德罗伊森强调史学的工作是：研究地了解（forschend Verstehen），史学最终的目的在“了解”。一般而言，研究有具体方法可寻，它可以传授，而了解难以教授，1971年Berding从这个角度说明兰克与学生的教学关系。H. Berding，“Leopold von Ranke，Göttingen”，in H. U. Wehler（Hg.），Deutsche Historiker，Göttingen，1973，第1册，第7—24页。
(43) 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领袖之一拉萨尔（F. Lassalle），为了兰克学生德尼格斯的女儿与人决斗而死，恩格斯提及此事和兰克，马克思在回信中以一句话形容兰克。马克思所谓“客观的事”，应该是指兰克让学生编辑《萨克森王室下的德意志帝国年鉴》以及《德意志历史年鉴》这类整理史实的事。
(44)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有关瑟诺博司德国游学的报告。
(45) H. Blanke, “Kritik in Aufklärung und Historismus”, in Horst Blanke & Jörn Rüsen (Hg.), Von der Aufklärung zum Historismus, Zum Strukturwandel des historischen Denkens, Schöningh Zürich, 1984, S.176.
(46) 兰克说1650年左右一位威尼斯的使节收集的“政治讯息”有46卷在柏林，米勒曾提及其中一份斐利普二世（Philipp Ⅱ，1527—1598）的文件，他说：“然而米勒似乎只研读了第一卷，对我而言，一定要从头到尾全部掌握。”《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前言》（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im 16.und 17. Jahrhundert），《全集》第35—36册，第Ⅺ页；参见Oncken《兰克早年》第20—22页有关兰克发现这些史料的经过。
(47) 《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前言》（Die Osmanen und die Spanische Monarchie im 16.und 17. Jahrhundert），《全集》第35—36册，第5页。
(48) 《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前言》，第7页。1825年兰克给出版家佩尔特斯的信件中就已提及这些档案。1825年6月12日信，《书信集》，第84—85页。
(49) 兰克说柏林有48册大开（Foliobände）档案册手稿，标题是“政治讯息”，内容包括：使节报告、指示、给同仁的备忘录、信件、讲稿、观察记录、手札。《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前言》，第10页。
(50) 兰克在8月24日写信给佩尔特斯，询问可否帮他从戈塔的大公图书馆中借出档案并送来，如果档案不外借，兰克请他在戈塔安排短期住处。《书信集》，1825年8月24日，第91页。
(51) 佩尔特斯费心借出档案送到书房，兰克说“对他的感激是难以穷尽”（《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前言》，第11页）。
(52) 年轻的兰克在书信中将喜爱的威尼斯使节档案拟人化，把它形容成他的黑发意大利女友、爱人，期待着去亲近她。兰克比较含蓄的说法之一是：希望跟这个黑发意大利女子生一个罗曼日耳曼超级宝宝（Ich hoffe, wir bringen ein Wunderkind von Romano-germanen zustande）。1827年10月28日致Ritter信，《书信集》，第121、122页。按，“超级宝宝”指他未来的著作。
(53) 有关1836年、1837年兰克对档案的追寻，参见兰克：《宗教改革时代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第1册第1卷，“前言”。他说：“从十五世纪的前十年到三十年战争，德意志的宪法以及公共事物都立基于周期性的帝国议会及其决议之上……民族整体性在这些议会里活生生地呈现出来。”
(54) 1829年他在威尼斯移地研究阅读档案时结识斐特烈·威廉四世王储。他在元月二十九日给Heinrich Ritter的信上说王储威廉请他吃饭：“奈何从事史学需要人们的恩宠，而尤其是我正在这路途上。”信上无从了解他所谓的路途是前往恩宠之途，或是史学之途，可以确定的是他强调与王储的关系对他的研究事业的重要性。《书信集》，1829年1月29日信。
(55) 在兰克的建议以及国王马克西米连二世的支持之下，巴伐利亚科学院1859年成立了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目的是整理和考证日耳曼的中古史料。兰克兼任委员会主席到1874年，委员会第一任秘书瞿贝尔。这个全德国性质的历史委员会简史参见“150 Jahre Historische Kommission bei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in Eine Chronik von Helmut Neuhaus, Historische Kommission，München，2008.兰克与历史委员会的创立，参见本章第五节“与巴伐利亚国王的情谊成就了兰克学派”。
(56) 1827年2月底，兰克从柏林给大弟海恩瑞希的信，《书信集》，第104页。信中兰克也欣喜地提及洪堡允诺支持他，以及在贝蒂娜·阿尔尼姆家的聚会，兰克待到洪堡回家之后他才离去。
(57) 福克斯称他不断要求的态度“keinerlei Skrupel”（没有羞耻心）。《书信集》，导论，第46页。
(58) 《新信件》，第94页。
(59) 1827年8月8日兰克给佩尔特斯的信，《书信集》，第108页。
(60) 1827年10月21日兰克给贝蒂娜的信，《书信集》，第119页。信中有几处带着情意的戏词。献上一首源自波希米亚的小诗：Meine schöne, liebe，gute Kleine，—hast Du mich gern?（我的美丽的、亲爱的、善良的小东西——你喜欢我吗？）兰克引述该诗原文，强调波希米亚的音韵之美，事实上是双关的引述。
(61) 1830年9月26日兰克从威尼斯给耿茨的信，《书信集》，第220—222页。
(62) 《新信件》，第99页。
(63) 《新信件》，第102页。
(64) 1828年7月3日兰克从维也纳致坎普兹信，《书信集》，第163页。兰克于信中直言柏林有人想陷害他。
(65) 1828年3月10日兰克从维也纳致凡哈根信，《书信集》，第146页。“为此我给洪堡先生写道，他是否愿意替我美言，这是所附信件的内容。”（Indes habe ich an Herrn von Humboldt geschrieben, ob er nicht irgend ein gutes Wort für mich reden wolle. Dies ist der Inhalt von beiliegendem Brief.）
(66) 《书信集》，第145—148页。原文der letzte der Menschen或译为“最后的人”“剩余的人”，“人渣”在中文里最接近史列格尔的口气。“虽然史列格尔说，它只是有深意的调调”，原句是“Tiefsinn gewiss，obwohl Friedrich Schlegel sagt，nur Melodie des Tiefsinns；allein auch ebenso gewiß eine Menge falsches，häßliches Zeug.”
(67) 《书信集》，导论，第37页。按，二战后编辑兰克《书信集》以及编辑四册《作品与遗稿》（Leopoldvon Ranke/Aus Werkund Nachlass，München Wien, 1964）的福克斯，无疑的是最了解兰克感性的内心活动的人之一，而且他也能够不带忌讳地指出兰克个性上的“弱点”。
(68) 《书信集》，导论，第37页。
(69) 有关意大利之旅的档案收集，兰克在4年后（1834年）出版的《教皇史》“前言”中有详尽的描述。
(70) 1830年7月17日，兰克从佛罗伦萨给August von Platen（1796—1835）爵士信中述说：“资料上我又富有了几百页，我投入麦迪昔历史之所在。面对这些档案我曾遭遇很大的困难，也正因为如此，之后得到其中有关卡尔五世大部分历史资料的快乐也特别的大。”参见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全集》第53—54册，第237页。
(71) 1829年1月29日兰克从威尼斯致瑞特信，《书信集》，第183页。该句原文为“Leider braucht man zur Historie die Gunst der Menschen，und ich besonders auf meinem Weg”，其中第一个字Leider表达“委屈”自己前往参加，非真正有意愿，这也是兰克做作的个性。
(72) 福克斯编：《兰克遗稿集》第2册日记，第160页。福克斯将这段遗稿文字定位在1835年，或稍后。
(73) 1838年8月6日兰克给瑞特的信中，讲到回柏林的恐惧：“我预见我在那里的穷困，说闲话人们造成的成千的困扰，学生的倚赖：恐怖！”（Die Armuth，die ich dort vor mir sehe，die tausend Bedrängnisse von den klatschenden Geschlecht，die Abhängigkeit von den Studenten：horreur!）《全集》第53—54册，第239页。
(74) 《塞尔维亚的革命》（Die Serbische Revolution）1829年出版，收录于《全集》第43—44册。
(75) 有关这方面的误会，尤其是海涅（Heinrich Heine）的误会，参见易兰：《兰克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其中第四章《兰克史学与政治》，对兰克的自由主义形象论述细密。她说兰克以自由主义为装饰，海涅先受其误导，尔后看清了兰克的保守态度，开始严厉地批判他。
(76) 1831年11月1日信，《书信集》，第243页。
(77) 1831年11月21日给Johann Albrecht Eichhorn的信，《书信集》，第244页。
(78) 《政治对话》（Das Politische Gespräch）原刊于《历史政治杂志》1836年第2册，1890年收录于《全集》第53—54册。
(79) Srbik认为《列强》50页的文章所勾画的欧洲近代史是兰克之后作品的蓝图，之后所次第完成的《英国史》七册、《法国史》六册、《普鲁士史》五册、《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六册等，都在《列强》中有他们的缩影。参见Heinrich Ritter von Srbik, Geist und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Humanismus bis zur Gegenwart Ⅰ，München，1950，S.253.在兰克作品对时人的影响下，我们可以夸张地说《列强》的写作形式是历史主义史学源头。
(80) 兰克有关伦理团体如家庭、部落、族群、国家、教会等概念的使用，参见Rudolf Vierhaus，“Ranke und die soziale Welt”（《兰克与其社会界》），in Neue Münsters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s forschung，Bd. 1，Münster, 1957.
(81) 易兰中译本，第194—195页。
(82) 引文出自易兰中译本，第199页。法兰西的国民性以及革命呈现出来的独特性，与普鲁士、奥地利、英国及俄国诸国的独特性因此都不一样，它具有与王朝对立的性质。兰克个体性的信念充分表现出他的价值相对主义：不同价值可以并存，彼此无高下的差别，都应该获得尊重。同时也呈现他肯定一切历史的现实：所有发生的、所有存在的都有它存在的内在的道理以及隐含的个体性。这种思维方式包含着对价值冲突的乐观、对战争与动力的崇拜，这种思维方式唯有在一个对基督教神意极端的信仰之下，才能得到合理的安顿。十九世纪的乐观及德意志的新教是兰克政治上个体性原则存在的基础，兰克思想与二十世纪的灾难，如伊格尔斯所见，是紧密相连。
(83) 易兰中译本，第201—202页。
(84) 易兰中译本，第185页。
(85) 易兰中译本，第199—200页。
(86) 兰克说启蒙时代“法国哲学家们反对觊觎欧洲霸权的政体，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他认为法国哲学只替法国的霸权地位服务（易兰中译本，第199页）。
(87) 易兰中译本，第182页。
(88) 兰克在这时期的日记里的话可以相互印证他在《列强》里开创的以人物为核心的历史写作方式：“人们相信人，在人里有神的显现，人的存有是一切，从人涌出一切教义。一个人讲出的真理感动我们更深刻更直接。如果话语出自他本人，它如爱人跟我们讲话。不是教义在训示教导着世界，而是大人物。”（《兰克遗稿集》第2册日记，第83—84页）这也是历史主义理念史写作方式的宗教根源。
(89) 《兰克〈政治对话〉》，胡昌智译，《思与言》1988年第26卷第3期，第290—310页，引文出自第299页。
(90) 同样的，兰克也没有替“民族”这个概念做过严格的定义。曼乃克说，正因为兰克对“民族”这个基本用词使用的宽松，因此给他带来丰盛的成果。F. Meinecke，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起源研究》），München und Berlin, 1915，S.282.曼乃克指出兰克还不了解民族统一、建立一个国家的价值。他在第290页说：“就如同当时一些人一样，他不接受严格政治统一的德国。这里也可以看出旧观念还笼罩着，它不知道国家统一的价值。”（wie jene，verzichte er damals auf eine strenge politische Einheit Deutschlands. Auch darin man eine Nachwirkung ältere Gesinnung erkennen können，die den Wert einer staatlichen Einheit der deutschen Nation nicht kannten.）
(91) F. Meinecke, 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 S.299.
(92) 德意志普、奥两强之间的巴伐利亚王国，在兰克心目中，直到晚年，一直认为它该有居中协调的角色，而且认为巴伐利亚王国该发展成为德意志邦国中的文化中心，他也协助马克西米连国王如此发展。其余各邦国也该各有其特色。兰克献身普鲁士王朝，也期望普鲁士特殊的精神与传统（Preußentum）不要消失在德意志族群里。
(93) “法国人也希望有我们德国人的授课方式与制度。但是，这套制度根本是扎根于德国新教的基本需要，扎根于新教的思考方式以及他的发展之中。这套制度甚至是从那些新教精神中生长出来的。因此，法国人顶多只能学得一个轮廓，只能得到理念显现出来的那一小部分。”（《政治对话》，第295页）这里兰克的用词与威廉·洪堡在1821年《论史家的任务》中说明事物的表象与理念，如出一辙。（威廉·洪堡：《论史家的任务》，胡昌智译，台南成功大学历史系《西洋史集刊》1990年第2期，第203—223页）
(94) 易兰中译本，第202页。
(95) 《政治对话》，第301页。
(96) 易兰中译本，第150页。
(97) 易兰中译本，第151页。
(98) 易兰中译本，第152页。
(99) 兰克刻意将演讲课安排在与饶莫尔同一时间，较劲抢学生的态势明显，这种情况直到1840年代后期才渐缓。兰克与饶莫尔交恶的另一原因是：兰克怀疑在维也纳时，柏林谣传他改宗天主教的中伤行为源自饶莫尔。兰克与同事的不合，包括他对史坦策不友善的行为，对《德意志史料集成》主持人佩尔茨的不敬，以及打击德罗伊森的相关叙述，可参见Gunter Berg, Leopold von Ranke als Akademischer Lehrer，Göttingen，1968. Berg是《书信集》编者福克斯的学生，对兰克的人际价值观以同样批判的角度加以检视。
(100) Hans F. Helmolt, Leopold Rankes Leben und Wirken（《兰克生平与作为》），Leipzig，1921.该书以兰克族谱表，以及当时未刊的18封兰克的信为其特色，18封信都已收入1949年《书信集》及《新信件》。与贝蒂娜的公开争执，见第82页。
(101) 兰克主编半官方的《历史政治杂志》受极右派攻击，认为他没有打击自由主义的左派。三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兰克在宫廷中也有极右派的敌人。同时，自由派的沙龙人士包括凡哈根以及亚力山大·洪堡等也对他不假颜色。此时兰克面临的对立与刚入柏林大学时学院中的对立又不相同（参见1875年80岁时的自述，《全集》第53—54册，第48—50页）。
(102) 普鲁士将军Edwin Karl Rochus Freiherr von Manteuffel（1809—1885），1879年兰克在第三次的口述自传中述及与他们夫妇的结识与交往（《兰克遗稿集》，第463—466页）。他们间的友谊也见于兰克夫人过世时，兰克致曼托伊费的书信。
(103) 1885年兰克过世前一年的自述中，带着敬意思念威廉国王的句子是：Das muss ich überhaupt sagen：er war ein Mann von dem man besser wegging，als man gekommen war.（《全集》第53—54册，第75页）译为“人们最好离开他”，只撷取句子中von dem man besser wegging一段，扭曲了兰克终生对王室、官厅不渝的忠诚感恩的态度。中译的失误应该是来自英译本，参见易兰中译本。
(104) 《亚力山大·冯·洪堡与斐特烈·威廉四世书信往来》，刊于《亚力山大·冯·洪堡研究系列》第39册。两人地位、年纪、知识、看法都不相称，但有429封信件往来。1854年兰克获得功勋奖，有关兰克的信件，参见第476—478页。
(105) 1848年革命事件之后，兰克与饶莫尔两人的对立更为明显，兰克对饶莫尔的鄙视，见下文评史添策《普鲁士国家史》一节脚注。
(106) 兰克夫人克拉瑞莎（Helena Clarissa Graves, 1808—1871）当时因骨髓病变开始无法行动。威廉明显不只是为了兰克本人学术的荣誉而关说洪堡，他是希望兰克因得奖而给家庭带来喜气。
(107) 《哈勒年报》第109期，1841年5月7日，第431页。
(108) 外交部部长认为兰克对国家的贡献远超过他大学职务，然而，提升他成为正教授的事，仍须由督导大学的文化部筹措职位与经费。
(109) 兰克1845年9月9日写信给艾希宏部长，请艾希宏用国王的恩典，比照饶莫尔的薪资给他加薪。兰克的聘任、移地研究奖助也都如本章前述，由内阁直接决定执行。
(110) 兰克1843年12月27日回信，《新信件》，第305—306页。
(111) 瑙韦克随即被禁止教学，离开学校并创立“工人阶级福利中央协会”（Zentralverein für Wohl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112) 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中盛赞1526年的史派雅帝国议会（Speyer Reichstag）决议，并认为宗教信仰的领地原则决议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基本原因。
(113) 1844年在柏林大学没有参与的情况下，普鲁士政府宣布禁止瑙韦克从事教学工作，政治决定了兰克所认定的学术上无瑕疵的瑙韦克。美国史家克理格（Leonard Krieger）对兰克处理这件事的评语是：这表现出兰克尊重学术自由。参见Leonard Krieger, Ranke：The Meaning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7，p.191.笔者认为美国史家过分美化兰克。
(114) 1838年汝格创立《哈勒年报》，瑙韦克与费尔巴哈、格林兄弟都是撰稿人，1841年该刊被普鲁士查禁。1848年汝格担任法兰克福国会议员，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翻译巴克尔《英国文明史》。
(115) 刊于《哈勒年报》第106—110期，第421—440页。其中以两页篇幅介绍柏林大学已过世的四位史家J. Von Müller、B. G. Niehuhr、F. Rühs、F. Wilkens，其他篇幅主要评介任教中的饶莫尔、P. F. Stuhr以及兰克。
(116) 兰克代表的历史主义个体性信念，认为价值观之间，就像希腊神话中众神间，只有永恒的斗争。学者可以站在对方的立场讨论其论述的逻辑性与学术性，但无法批判其价值信念。参见上述瑙韦克事件中兰克的书信。
(117) 《哈勒年报》第109期，第430—439页。
(118) “他正在受肯定及荣耀的巅峰中”，出自《哈勒年报》第109期，第430页。
(119) 柯盆说：“兰克终身没有接触中国历史及中国史学，可以理解，这正是他所不愿面对的事。”（Die Zeit, welche Ranke kommen sieht und prophetisch begrüsst，ist bei den Chinesen längst vorhanden）。《哈勒年报》第109期，第431页。
(120) 《哈勒年报》第109期，第434页。
(121) 《哈勒年报》第109期，第432页。
(122) 《哈勒年报》第109期，第432页。
(123) 《哈勒年报》第109期，第433页。
(124) 女儿Maximiliane（1844—1922）于1865年嫁给普鲁士贵族Wilhelm von Kotze（1840—1901），作为贵族的岳父，兰克依传统获颁可以世袭的贵族头衔，于原姓前封加“冯”（von），成为冯·兰克（von Ranke）。市民阶层出身的兰克珍惜此头衔，经常佩戴家族徽章，1865年后的书信也都以“冯·兰克”签署。在市民阶级自我意识高涨，社会急遽工业化的十九世纪下半叶，兰克仍依念着传统封建的阶层价值，以身为贵族为荣。
(125) 宗教改革史的写作用的绝大多数是帝国议会的决议以及讨论的档案，因此宗教改革史也成了日耳曼帝国的宪政史或帝国政治史。如Paul Joachimsen所说，1817年兰克22岁时写作的《路德残篇》（Luther fragment）对路德的兴趣是神学的，而四十岁之后对路德的关注全然是政治的，两者之间没有内在关联。P. Joachimsen，Gesammelte Aufsätze：Beiträge zu Renaissance，Humanismus und Reformation，zur Historiographie und zum deutschen Staatsgedanken，2 Bände，Scientia，Aalen，1970/1983，Bd. 1，S.187.
(126) 兰克：《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全集》第2册，第259页。
(127) 兰克：《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全集》第2册，第149页。解放性自由的概念不适用于国家的秩序中，德意志自由的概念是：个人融入伦理团体，将它的内在理念及秩序精义内化后产生的行为能力。
(128) 兰克：《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全集》第2册，第149页。
(129) 兰克：《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全集》第2册，第149页。
(130) 恩格斯站在与兰克、路德相反的立场，说农民战争是“德意志人民伟大的革命尝试”（grossartiger Revolutionsversuch des deutschen Volkes）。Marx Engels Werke, Karl Dietz Verlag，Bd. 7，Berlin，1983，S.409.
(131) Leonard Krieger, Ranke. The Meaning of History，Chicago，1977，p.96. 1957年Rudolf Vierhaus在《兰克与其社会界》说：兰克精神生活的本质植根于“路德及官厅国家的生活环境”（lutherisch-obrigkeitstaatlichen Lebenswelt）。R. Vierhaus，“Ranke und die soziale Welt”，in Neue Münsters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sforschung，Bd. 1，Münster，1957.S.22. Vierhaus也指出兰克尊崇路德，认为路德塑造出无比明确的官厅概念，没有学者能出其右（...der den Begriff der Obrigkeit so scharf gefasst hat wie noch kein Gelehrter）。（上引Vierhaus书，第32页）
(132) 兰克引决议文“jeder Stand möge sich so verhalten, wie er es gegen Gott und gegen dem Kaiser zu verantworten gedenkt”，并说“这是对德意志历史决定性的文字”（Es sind die fü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entscheidenden Worte），参见《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全集》第2册，第261页。
(133) 一个族群内在一致性的产生对兰克而言是重要判准。没有经历这个过程的族群，它们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下，没有进入世界史的门槛。兰克的世界史写作里没有中国，这应该是原因之一。对兰克世界史看法的批判，详见下文。
(134) Gustav A. H. Stenzel, Geschichte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von 1688—1739, 3 Teilig, Hamburg, 1841.
(135) 兰克终生不写书评，但面对官厅的询问，他会表达他的看法，日记中也偶见他对新出版作品的论断。饶莫尔在1849年出版新书Briefe aus Frankfurt und Paris，1848—1849（Leipzig, 1849，2 Bde.）后，兰克针对饶莫尔的新书在日记中写道：“对我而言，他像一滴水，在洪流里被冲向一边，又被冲向另一边，最后却宣称整个是如何。他对世界大事一无所知，对动力，对诸多细微不幸造成的毁灭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遭遇到的抗拒力毫无所知。非常的天真、无辜及狭隘。”（《兰克日记》，第186页）
(136) 历史方法学里考证（Kritik）求真与了解（Verstehen）解释两个部分，兰克在实作课（Seminar）里教授的只是前者，与后者相关的论述散见其作品中。参见Helmut Berding的《兰克传》，刊于H. Wehler编《德国史学家》第1册（Deutsche Historiker，Bd.1，Göttingen, 1971），第12—14页。
(137) 1841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兰克致艾希宏信，《新书信》，第285—286页。第四段原句为dass er sich selten zu der Höhe und Übersicht der Dinge erhebt, in welchen ein mächtiger Fürst oder ein grosser Staatsmann sich befindet，indem er Massregeln ergreift oder verwirft.他在方法学上强调的是sich erhebt（自我提升）。
(138) “我愿我的自身倏尔消融，只让那些能够呈现强大力量的东西去述说，那些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因交错互持而产生及壮大的力量，现在彼此对立并陷入血腥打斗争战中，这争战同时给欧洲世界的一些重大问题带来决定。”（Ich wünschte, mein Selbst gleichsam auszulöschen und nur die Dinge reden，die mächtigen Kräft erscheinen zu lassen，die，im Laufe der Jahrhunderte mit- und durcheinander entsprungen und erstarkt，nunmehr gegeneinander aufstanden und in einen Kampf gerieten，der，indem er sich in blutigen und schrecklichen Schlägen entlud，zugleich für die wichtigen Fragen der europäischen Welt eine Entscheidung in sich trug.）出自《十七世纪英国史》（Englische Geschichte vornehmlich im siebzehnten Jahrhundert）第2册，《全集》第15册，第103页。除了从文法上看这句话之外，还应该从兰克在英国受到麦考莱奚落的感受看这句话。自身消融也暗指麦考莱偏执地站在辉格党立场写英国史。
(139) “我提出一个别人会告诉我那是达不到的理想。然后情况会是：理念够崇高，成果自然而然还是有限的。”（Ich stelle da ein Ideal auf, von dem man mir sagen wird，es sei nicht zu erreichen. So verhält es sich nun einmal：die Idee ist unermesslich，die Leistung ihrer Natur nach beschränkt.）（《全集》第21册，第114页）
(140) 马克思谈到兰克时，说他让学生做“客观”的事——整理考订史料，而自己做精神（Geist）的事——呈现史事的意义。1864年9月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信，刊于A. Bebel & Ed. Bernstein（Hg.），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iedrich Engels und Karl Marx 1844 bis 1853，Stuttgart，1913，Dritter Band，S.181—184.这里“精神”相对于考证，指历史叙述、历史的大趋势。
(141) 兰克虔诚主义的宗教信念里，所有的史事都是神的足迹。兰克期待研究者主观性的提升（或说压抑），避免从一个特定的利益与立场做了解，目的正是要彰显客观的神意。甚至包括他的史料考证工作，后人认为所谓枯燥的工作，对他而言也都是亲近神，追寻心灵安慰的活动。他说：“真实绝非无安慰。”（Die Wahrheit ist nie troslos）（《兰克遗稿集》第2册日记，第156页）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也包括在这句话含意之下。
(142) 《新信件》，第306—307页。兰克以亲密的语言解释两人友谊没变。
(143) 《凡哈根·冯·恩瑟日记》第4册（Tagebücher von H. A. Varnhagen von Ense，Bd. 4，Leipzig，1863）。凡哈根作为文艺沙龙主人以及日报撰稿人，亲自走上街头观察每日动乱的进展，日记中记载了从3月8日街头寂静到15日市区架设路障防御工事，发生武装冲突，骑兵出动，以及16日奥地利梅特涅退位，宫殿被焚毁，威廉国王也准备逃离柏林。有关兰克的状况记于3月28日。
(144) 对兰克而言，人民主权与共和国都是外来物，不是德意志民族的成分。当时的民族统一建国运动与自由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兰克认为这是与培养真正的民族意识相背离的运动。自由主义破坏一切德意志的民族性，因此民族统一追求的民族一体只是民族运动的假象。兰克是文化的民族主义者，不是政治的民族国家拥护者，更不要以自由主义为内涵整合起来的民族国家。该信是1848年8月11日兰克致海恩瑞希信，引文出自《书信集》，第339页。Alfred Dove在正式的《兰克行传》中就已提及兰克从早年起就抗拒民族主义运动，参见《德国传记广览》1888年册，第244页。
(145) 1831年尼布尔在革命中惊吓过世，当时兰克正在从威尼斯返回柏林的途中，兰克在类似的情境中很快地镇定下来。
(146) 刊于《全集》第49—50册，分别在1848年的5月、7月、10月、12月以及1849年3月、1850年9月提出。
(147) 威廉四世与派驻罗马、英国的布恩森和亚力山大·洪堡都有丰富的书信往来与对话，但与兰克没有。
(148) 在兰克心中，普鲁士历史传统与王室主权是绝对的，它有优先地位，而民族国家是王室以外的力量压迫妥协的产物。如果要有民族国家，也必须以王室价值为核心。他不把民族建国的目标置为最高价值，这样的政治立场不与他的文化民族意识相矛盾。
(149) 元月二十八日，普鲁士首相冯·嘎根（von Gagen）把收到的宪法稿分别寄送给德意志王侯公国及自由城市。
(150) 兰克无法分辨不同左派团体及理论之间的差异，正如他在瑙韦克事件中回复院长所说：“我们甚至没有方法可以确认瑙韦克所提出的政治到底是哪一类。”但他对左派力量统称之为“破坏性的趋势”。
(151) 兰克史学客观性理论也基于这个政治思想。历史的客观性来自站在超然于各党派之上的王室立场所做的历史解释。客观性（Objektivität）就是不采取偏党性（Parteiischkeit）。Rudolf Vierhaus，“Ranke und die soziale Welt”（《兰克与其社会界》），in Neue Münstersche Beiträge zur Geschichtsforschung，Bd. 1，Münster, 1957，S.53—55.
(152) 最好的资料参见威廉国王给驻英使节布恩森书信，刊于《全集》第49—50册，《拒受皇冠》（Ablehnung der Kaiserkrone），第508—529页。
(153) 《拒受皇冠》（Ablehnung der Kaiserkrone），第520页。威廉国王语气不欢地结束他给布恩森的一封信，他说“最后还是这个真理：对付民主人士，只有军人有用，再见！”（jedoch zum Abschied die Wahrheit：Gegen Demokraten helfen nur Soldaten；Adieu!）
(154) 兰克呛德罗伊森说他不懂历史，德罗伊森回复说，历史会证明他们的对错。瞿贝尔、特莱屈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与兰克疏远。
(155) 《普鲁士史九书》（Neun Bücher Preussische Geschichte）于1847—1848年完成。1874年德国统一后兰克加入三书，成为《普鲁士史十二书》，收入当时正编辑中的《全集》，为《全集》第25—29册。笔者描述1848年兰克的政治立场，沿称《普鲁士史九书》。
(156) 参见《全集》第25—26册，1847年，序言，第Ⅷ页。
(157) 钱穆《国史大纲》论述民国时期中国不需要西方的代议民主制度时，他的论点与兰克如出一辙。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钱穆接触过兰克在他一百年前发表的文字。两位史家自发的历史政治论述享用同一历史资源与模式。
(158) 参见克理格上引书，第192页。
(159) 这与兰克完全未提自己的婚姻，以及对威廉四世的回忆相当简短的对照之下，可以感受到这些人际关系在兰克生命中的轻重程度。
(160) 1859年巴伐利亚王国科学院历史委员会正式成立，兰克以主席身份发表演说。兰克说道：马克西米连国王以奖助学术发展为执政义务（Regenten-Pflichten），再次强调马克西米连国王要将他的德意志国家中的第三大国以学术精神来振兴全德意志。演讲时马克西米连国王也在场。“Er läßt sich angelegt sein，in seinem großen schönen Königreiche，an Umfang und Wichtigkeit dem dritten unter den deutschen Staaten，den wissenschaftlichen Geist，der Deutschland überhaupt belebt，zu heben und zu pflegen.”参见“Rede von L. Ranke bei der Eröffnung der Plenarsitzung am 29. September 1859”，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59年第2期，“Beilage”，第17—21页，引文见第19页。
(161) 马克西米连国王邀聘兰克的过程，参见Bernhard Hoeft，Rankes Berufung nach München，München，1940.
(162) 用景德祥的话，兰克山中的十九讲“其思路的清晰与思想的深刻程度足以给兰克带来一位理论家的声誉”。（参见景德祥：《黑格尔与兰克历史认识论之辩》，《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第160—169页，引文见第165页）指出黑格尔的史实根据相当雄厚，而兰克行文也以理论先行，两人对世界史的取向相近，彼此知识论上的差异——理论与史实轻重间的争执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且可以调和。
(163) 设立历史委员会具体的构想，根据1859年有关历史委员会成立的报告“导言”（Einleitung）指出是马克西米连国王1858年春天在柏林时与兰克决定的。参见《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1859年第2期，“Beilage”，第3页。当时期望成立的组织第一它只属于历史学门，第二它涵盖全德意志，这是当时两人的共识。历史委员会是兰克所谓的“德意志历史学院的核心”机构（der Kern einer historischen Akademie für Deutschland）。（《全集》第53—54册，第470页）
(164) 马克西米连国王1864年猝逝，年轻的路得维希继任，并于1866年接受保守与地域倾向团体的意见，于普奥战争中加入奥方。兰克认为历史委员会成立时政治理念的大框架已被破坏。兰克1866年给历史委员会秘书长吉泽布瑞希特信，《全集》第53—54册，第470页。
(165) 速记员为大有来头的Franz Soraph Leinfelder，曾担任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速记员。有关速记的过程、速记员的角色、速记稿的完成，参见Theodor Schieder考订出版该稿所写的《缘起》。Theodor Schieder认为速记员不只是被动的记录，而是共同塑造了系列讲座的文字。
(166) Theodor Schieder和Helmut Berding的历史考订版 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刊于W. P. Fuchs & Theodor Schieder编《兰克遗稿集》第2册（Leopold von Ranke：Aus Werk und Nachlass，Bd.2，Oldenburg Verlag München Wien，1964）。该书书名直译为《关于近世史上的各个时期》。事实上，该书第15讲之前所谈的都是中古及古代的欧洲历史，近世史的分量少。中译本书名《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杨培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与德文原名虽不相一致，但更契合该书的内容。
(167) 马克西米连在1831年（兰克从意大利收集档案回柏林的那一年）听过黑格尔的课。黑格尔当年年底过世。1841年66岁的谢林接任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空出的教席，其就职演说是学界盛事，兰克、布克哈特、恩格斯都与会。马克西米连于1843年在柏林听过谢林的世界史哲学的课，并维持书信往返。谢林对马克西米连二世哲学上的影响，参见Walter E. Ehrhardt，Schelling Leonbergensis und Maximilian Ⅱ. Von Bayern Lehrstunden der Philosophie，in Schellingiana，frommann-holzboog，Bd.2，1989.两人书信集为：Ludwig Trast und Friedrich Leist，Maximilian Ⅱ. von Bayern und Schelling. Briefwechsel，Stuttgart，1890.
(168) “Ich kann also unter leitenden Ideen nichts Anderes verstehen，als dass sie die herschenden Tendenzen in jedem Jahrhundert sind.”其中“...also...nichts Anderes...als...”毫无妥协的语气，显示他面对学生的决断。
(169) 黑格尔在世界史中明白地提出一个主导理念的概念用以网罗并诠释史实。兰克向马克西米连国王指责黑格尔这样的做法与概念的使用有对上帝藐视之嫌。景德祥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兰克“不事先亮出宏观结论的历史学家的行为就不一定是对上帝的虔诚的表现，反而有些学术懦弱的嫌疑。”可以确定的是，兰克（宗教的原因）对自己历史的解释缺少系统地反省。参见上引文《黑格尔与兰克历史认识论之辩》，第166页。
(170) 第十四讲引言的最后一句话：Es liegt also in der Natur der Sache，daß auf diese hierarchische Epoche eine andere folgte，in welcher sich der innere Trieb der romano-germanischen Völker，die wir als eine lebendige Einheit betrachten，auf das lebhafteste entwickelt，nicht nach einer vorgezeichneten philosophischen Regel，sondern in unaufhörlicher Ausbildung seiner Tendenz.这里philosophischen Regel（哲学规则）指他所要摒弃的主导理念，他以Tendenz（趋势）定义新时代的形成。参见《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第81页。
(171) 参见该书第十九章。
(172) 值得注意的是，1835年兰克担任《历史政治杂志》主编，撰写《列强》，当时他没有把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民主权”的概念视为历史中的现象，而是视为是没有历史根源的突发的力量。当时他没有将它叙述成为一个历史的趋势。他的政治思想在经历1848年革命之后有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代表他视野的扩大，但不代表他对德意志政治立场的改变：当代史是王权与民权两大趋势间的斗争，而他仍旧是绝对的王权拥护者。这转变也不代表兰克历史基本思想的改变，他仍旧坚持历史中的个体性原则，普鲁士国家在兴起过程中呈现出它的独特性，也正是这个历史发展中显现出的独特性，不容许它接纳人民主权这个外来趋势。
(173)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21、27、35节，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话的模式是：你们听说对旧事是这么讲的……然而我要跟你们说（Ihr habt gehört，dass zu den Alten gesagt worden ist...ich aber sage euch）。这种特殊的语法格式被兰克袭用，口气如耶稣的布道，用“Ihr habt gehört...ich aber behaupte...”（你们曾听说……然而我要告诉你……）坚定地要推翻前人所说的。兰克引文出自第一讲。
(174) 兰克舍弃“进步”这个充满了价值判断的词，避免陷入启蒙与黑格尔的历史思考模式中。他宁可使用“履程与运动”（Gang und Bewegung）这一中性的词汇来形容历史的过程、趋势，指出它的特质。
(175) 参见《编者导言》，《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第25页。兰克的“局限”被提及而未述说。笔者认为若有心“跨越局限”，首先要剖析呈现它。
(176) 参见第十四讲。“Die Barbarei，welche damals über den Orient sich ergoß，beherrscht ihn auch noch heutzutag，und wir sehen hier an einem eklatanten Beispiele，wie wenig an einen allgemeinen Fortschritt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es zu denken sei.”（当初注入东方世界的野蛮，至今仍笼罩着，这个昭然的实例，让我们不能相信人类有一个普遍性的进步。）
(177) 从山中讲座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兰克历史思维中的东方，还不只是如舒林所说作为与欧洲历史负面反衬，彼此不相关联，东方在他世界史思维中更有对欧洲臣属的关系。在第十九讲讨论英国代表的欧洲两个趋势之一时，他说英国人把东印度与中国对欧洲开启，让它们臣服（unterwerfen）于欧洲精神……并不断向前迈进，现在支援土耳其，但他们的目的是要臣服它，要它脱不了依赖（abhängig）。参见《结束谈话》，《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第166页。
(178) 有关兰克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特罗伊屈（Ernst Troeltsch）认为兰克将黑格尔的玄思世界史具体化，翁肯（Hermann Oncken）也提出相同看法。参见Ernst Schulin，Die Welthistorische Erfassung des Orients bei Hegel und Ranke（《黑格尔与兰克世界史中的东方》），Göttingen，1958，S.281. Thomas Gil也认为：“兰克思想里的黑格尔影响无所遁隐。”（Der Einfluss Hegelschen Denkens ist jedoch unverkennbar...）参见Thomas Gil，Kritik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Stuttgart，1993. S.49. Helmut Berding在兰克传中简洁地表达兰克与黑格尔处理世界史的方式：黑格尔特殊的（具体历史事件）与普遍的（历史发展理论）两者间的辩证关系，兰克将它颠倒过来。两者对整个过程看法一致。参见H. Berding，“Leopold von Ranke”，1971，此文收于H. U. Wehler编Deutsche Historiker，Göttingen，1973，第1册，第7—24页。
(179) 兰克对待欧洲历史的思考方式，可称之为历史主义模式，但他对待东方历史的思考方式依旧是启蒙时期黑格尔的进步与停滞史观模式，两者并存于他一身。但是就后者而言，因为他历史著作中东方的分量极微，相对隐晦。综观而言，德国历史主义史学中个体性原则与多元价值的信念，隐含着平等与包容的精神，也具有从英法文化霸权中解放出来的力量。然而这些原则与精神并不适用于对待欧洲以外的民族，以兰克为例，其不适用的论述最为明显。近年，西方学者美化兰克历史思想之际，也会提及兰克的欧洲中心主义，但认为这是兰克“人之所以为人的局限”，不该苛责他，而且该将他的理念扩展开来：“但如果跨越这种局限进入真正世界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那么兰克有关个体性（Individualität）和发展（Entwicklung）的理念，以及他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世界史动力的看法，定将在今天重新发挥作用。”引文参见《编者导言》，《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第25页。笔者认为兰克的双重价值标准该被强调地揭露，还原其思想缺陷的真实面貌。
(180) 兰克学生德尼格斯在1847年就由兰克推荐担任当时的王储马克西米连二世的图书馆主任，马克西米连二世登基后（1848年），德尼格斯也进入内阁。1854年德尼格斯就在与兰克取得共识后，开始安排瞿贝尔到慕尼黑大学。相关过程参见H. v. Sybel & C. Varrentrapp，Vorträge und Abhandlungen von Heinrich von Sybel（《瞿贝尔演讲与文集》），München，1897，S.81—83.这本书有Varrentrapp写的157页“传记导言”，详述两年前过世的瞿贝尔生平，其中1856—1861年瞿贝尔在慕尼黑大学的一段记述是有关“兰克学派”形成的重要史料。
(181) 《全集》第53—54册，第382—383页。
(182) 《瞿贝尔演讲与文集》，第81页。
(183) 《全集》第53—54册，第397—398页。
(184) 历史委员会章程于第二年（1859）刊登在《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第2期有关历史委员会成立经过的《副刊》（Beilage）中。“章程”为该《副刊》第二章，以国王第一人称立场撰写，共十二条。引文出自第三条工作任务，参见第10页。
(185) 《全集》第53—54册，第401、402页，兰克引述国王温馨的话“Wem könnte ich sie geben，als Ihnen?”
(186) 参见上引《史学杂志》副刊第三章“1859年9月29日至10月1日大会”，第15—18页。瞿贝尔在1883年历史委员会二十五周年纪念专文《历史委员会的创立与初期的工作》（Die Gründung und die ersten Unternehmungen der Historischen Kommission）中也细述德罗伊森在1859年的大会中提出质疑。该文收于《瞿贝尔演讲与文集》，第336—361页，德罗伊森部分见第352页。
(187) 《全集》第53—54册，第404—406页。1859年11月26日兰克致马克西米连二世国王长信，除了以委员会主席身份表达感谢，信中也论及历史的客观性、德意志的政治发展以及社会革命趋势。
(188) 参见瞿贝尔前引文《历史委员会的创立与初期的工作》，第353页。
(189) 1850年代末史料学的制度化替兰克巩固了学界地位，但同时，在1848年革命之后，兰克反对建国的立场以及跨国欧洲史的观点，使他在学界逐渐被边缘化。德罗伊森、瞿贝尔、特莱屈克的普鲁士建国观点笼罩学界到1871年建国之后。直到世纪末，建国激情淡去，以欧洲观点以及外交关系为主导的历史研究再起，兰克的地位才再度被彰显，而且与之前内容不尽相同。参阅Hans-Heinz Krill，Die Rankerenaisance，Max Lenz und Erich Marcks，Berlin，1962.兰克本身在建国后更明显地投入世界史的写作，保持一贯的历史观点。
(190) 1860年德意志歌德纪念碑设置委员会替纪念碑寻找地点时，兰克推荐慕尼黑，同时写信给马克西米连国王，征求他同意将具有全民族意义的文学家艺术家纪念碑设置于巴伐利亚邦。参见《全集》第53—54册，第408、409页。兰克1860年8月18日致马克西米连二世国王信函，形式上的征求同意，事实上也正是兰克向国王凸显他落实其政治理念的努力。
(191) 1861年瞿贝尔离开慕尼黑也卸下历史委员会秘书长职位，该职由兰克的另一名学生吉泽布瑞希特接任。兰克于马克西米连二世1864年3月过世后密集地与吉泽布瑞希特通信，7月20日兰克告知要有整个组织崩解（ein Zersprengen der ganzen Gesellschaft）的心理准备。参见《全集》第53—54册，第428页。
(192) 兰克希望威次与会，参见《全集》第53—54册，第429页，1864年8月28日致威次信。同样督促与会给瞿贝尔的信，第429—430页。
(193) 参见《全集》第53—54册，第470页，1866年8月28日致吉泽布瑞希特信。
(194) 参见兰克1885年11月口述自传，刊于《全集》第53—54册，第56—76页。回忆威廉四世的鼓励，见第75页。
(195) 兰克1857年3月26日从伦敦给妻子的家书中细述他在伦敦的行程，包括拜访维多利亚女王夫婿艾伯特王公，备受礼遇。在麦考莱家，兰克赞誉他的写作方式，但也表示不完全与他的观点一致。接着写道：“而我本身要从事英国史写作这件事，让他觉得不以为然。”（Dass ich mich selbst mit englischer Geschichte beschäftigen will，schien ihm doch nicht ganz recht zu sein）参见《全集》第53—54册，第336页。
(196) 兰克在伦敦另封家书描写又见麦考莱，说他是说大话的人（der das grosse Wort führte）。参见《全集》第53—54册，第392页。
(197) “我愿自身倏尔消融，只让那些能呈现出强大力量的事件讲话……”参见《全集》第15册，《英国史》第2册，第103页。方法学上，所谓的“有强大力量的事件”是主观检选的，是主观所见现状的回溯，同时也是他选择使用的史料——使节报告——撰写者认为重要的事件。兰克自身消融的愿望因此必须在他提升史学观点的诉求下了解。情绪上，这段话的针对性应放在兰克拜访麦考莱所受的委屈脉络中了解。
(198) 兰克在《英国史》第一册“前言”里先说道：“在地的作者比起外人占有许多优势，能径用历史人物的语言思考问题，并将那些人物所自然表达的呈现出来。”然后，话锋一转，论及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史相关的使节报告档案。他说威尼斯使节档案资料有关十六世纪的虽少，但十七世纪的报告非常丰富，加上法国、罗马、西班牙等国的使节报告，内容详细远超过当地人相互攻讦阿谀的资料。参见《全集》第14册，《英国史》第1册，前言，第Ⅹ页及第Ⅷ页。兰克以对比方式委婉地指出，在地人的优势，同时也是他们史学观点的狭隘性。这些分析的文字明显是针对麦考莱。兰克的《英国史》第1册于1859年出版，麦考莱也于当年过世。
(199) 《全集》第53—54册，致曼托伊费信，第496—499页。
(200) 遗孀根据布恩森信件与回忆整理出版的Christian Carl Tosia Freiherr von Stein，德文版共三册，Leipzig，1868，1869，1871。第一册写青少年时期，第二册瑞士与英国，第三册有关德意志与英国。兰克在妻子过世前一个月读到刚出版的第三册，在日记中表达他对布恩森政治上言行不一、自以为是的批评。参见《全集》第53—54册，第592—594页，日记“1875年3月布恩森”条。一个月后他接受伊丽莎白女王的委托，从兰克对布恩森的微言看来，接受此项任务不算意外。兰克希望持平地叙述两人亲密关系，参见兰克编纂《威廉四世致布恩森书信集》“前言”（Vorwort）。Aus dem Briefwechsel Friedrich Wilhelms Ⅳ mit Bunsen，Duncker und Humblot，Leipzig，1873.
(201) 参见Hans Helmolt，Leopold Rankes Leben und Wirken，S.132—133.
(202) 《全集》第53—54册，第604页，日记“1875年夏日静观”条。
(203) 参见兰克《新信件》，第544页。普世性共和国的理念与拿破仑的一统欧洲的理念一样，它们只会破坏历史发展形成的政治组织。普鲁士要打击的是这理念，不是法国人民，也不是法国民族。（Die eine，wie die andere sind für die historisch gebildelte Welt grundverderblich，die erste durch die Unterdrückung jeder anderen Autonomie und Unabhängigkeit，die Vertilgung jeder nationalen Besonderheit，und die andere durch die rote Färbung ihrer Repräsentanten，welche die halbe Welt in Disidien bringt.）
(204) 《普鲁士九书》（Neun Bücher preussische Geschichte，Berlin，1847）以及增添三书收于《全集》，此处引用《全集》第25—26册的第一书1874年撰写的“导言”。
(205) 1878年6月2日德意志帝国威廉一世皇帝遇刺，仅以身免。兰克以更清晰的反帝国立场在日记里写道，历史上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没有一位有好下场。他希望普鲁士对法国军事胜利后，德意志帝国不得已成立，此时之际，新帝国该放宽境内诸侯公国的管制，作为胜利的代价。兰克反对缤纷的日耳曼普鲁士化（nicht Germanien borussificieren）。参见《全集》第53—54册，第618—621页，日记“诺比林刺杀案后”条。
(206) 关于兰克在德意志帝国建国后的政治立场，最清晰的论述参见：Wilhelm Mommsen，Stein，Ranke und Bismarck，Ein Beitrag zur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Bewegung des 19. Jahrhunderdts，München，1954.
(207) “Wodurch hat man die Genade Gottes verdient，so grosse und mächtige Dinge erleben zu dürfen? Und wie wird man naher leben? Was zwanzig Jahre der Inhalt alles Wünsches und Strebens gewesen，das ist nun in so unendlich herrlicher Weise erfüllt! Woher soll man in meinem Lebensjahren noch einen neuen Inhalt für das weitere Leben nehmen?”（是什么样的神恩，让人能够经历这么重大的事件？之后的日子怎么过呢？过去二十年里所有追求与致力的内涵，现在都以无尽完美的方式实现了！在我有生之年，要从哪再取得生命新的内涵？）1871年1月27日瞿贝尔致H. Baumgarten信，参见Julius Heyderhoff（Hg.）Eine politische Briefsammlung，Bd. 1，Bonn，1925，S.494.
(208) 《新信件》，第345页，“Allianz ist nicht Einerlei，Vermischung，sondern zugleich anerkannter Gegensatz.”
(209) Hans Helmolt，Leopold Rankes Leben und Wirken，S.143.兰克在建国激情中悄悄地独自走进国族之上的基督教中心的世界史写作。1890年代激情稍退，德国学界也重新拾起兰克年轻时所开启的国与国间互动冲突的外交史研究取向，再加入了达尔文主义、自然主义、帝国主义等因素，塑造所谓的“新兰克”史学。这史学传统延续到一战后，甚至二战后。这传统的结束也被视为兰克史学结束的一个指标。F. Jäger & J. Rüsen，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Eine Einführung，C. H. Beck，1992.
(210) 兰克在柏林大学1825—1871年讲授的所有演讲课名称一览表，参见Gunter Berg，Leopold von Ranke als Akademischer Lehrer，Göttingen，1968，S.243—245.
(211) 有关兰克《世界史》写作期间获得的协助以及古史部分的资料，参见上引Helmolt书，第142页。
(212) “...denn diese ist es doch eigentlich，wofür und vielleicht wodurch ich lebe.”《全集》第53—54册，第545页。
(213) 《全集》第53—54册，第546页注。
(214) 上引Helmolt书，第153页。
(215) 瞿贝尔1886年的纪念兰克文“Gedächtnisrede auf Leopold v. Ranke”，in Vorträge und Abhandlungen von Heinrich von Sybel，München und Leipzig，1897，S.290—308.
(216) 参见兰克：《世界史》（Weltgeschichte，Leipzig，1886）第7册，前言。前言由家属委托兰克学生A. Dove撰写。
(217) 有关编辑过程、资料来源与参与的人，参见A. Dove在兰克《世界史》第8、9册的前言。
(218) 兰克：《世界史》第1册，前言，第Ⅶ页。
(219) 参见兰克：《世界史》第1册，前言，第Ⅶ页。兰克强调学术性的世界史的任务是认出关联性。“Eben darin aber besteht die Aufgabe der welt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diesen Zusammenhang zu erkennen，den Gang der grossen Begebenheiten，welcher alle Völker verbindet und beherrscht，nachzuweisen.”
(220) 《全集》第53—54册，第404—406页，兰克1859年11月26日致马克西米连二世国王信。这里的世界史任务指法国大革命后的对外以武力宣扬法国启蒙法政制度。
(221) 兰克：《世界史》第1册，前言，第Ⅸ页。从兰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十九世纪兰克以民族政治人物为主的学派在历史学界中脱颖而出，它的对手是思辨哲学性的历史研究、杂汇古董性民族学的历史取向，以及经济民生社会实证取向的历史研究。
(222) 《兰克遗稿集》（Walther Peter Fuchs & Theodor Schieder，Aus Werk und Nachlass，München，1964）第4册，第179页。
(223) 1963年东德史家G. Schilfert引述布克哈特上兰克演讲课的笔记：“世界史学的目的是，要在人类过去的生活中追求它的内在关联性的知识——正是因为人有类于神的本质，因此我们会追求那至高的知识。”（Zweck der Universalhistorie, Erkenntnis das vergangene Leben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in seinem inneren Zusammenhang — Es liegt in dem gottverwandten Wesen des Menschen，nach der höchsten Erkenntnis zu streben.）参见J. Streisand（Hg.），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Berlin，1963，S.204.
(224) 非欧洲人在兰克《世界史》中得到的自我认识是：他们是基督教文明“人性理念”（Ideen der Menschheit）波及的对象。俄国史家瓦因施坦说兰克是“帝国主义辩护士”，这是合宜的定位。瓦因施坦：《兰克和现代资产阶级史学》下，《历史译丛》1963年第1期，第20—29页。
(225) 2017年刘小枫提问《兰克的〈世界史〉为什么没有中国》，这是中外研究兰克学者经常提出的问题。
(226) 物质经济现象、社会运动、市民生活等都不是兰克史学书写的内容，这些内容正是他所见历史中邪恶的力量。兰克史学的客观性问题也必须从他所摒弃的历史现象加以讨论。
(227) 1833年兰克在大学开世界史课程Die Universalgeschichte（in ihrem allgemeinen und inneren Zusammenhang）。引文出自课程讲稿的“导言／综观”，刊于《兰克遗稿集》第4册，第98、99页。与启蒙史学中有对东方了解的意图，以及说明它的影响，但浪漫主义与基督教的发展让历史视野的狭窄化。兰克代表的历史主义，在极端的以渊源追求个别性，强调自我，其史学的精神有内容贫乏与具攻击性的一面。
(228) 兰克早期到晚年终生作品一贯的立场是他对欧洲一统帝国尝试的批判，从神圣罗马国皇帝到教皇到拿破仑的统一尝试都是他所批判的，而东方正是一统帝国的典型状态，是失去动力的停滞状态。兰克以辩证对立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基本看法明显源自黑格尔。
(229) 舒林批判地说，兰克名言“自我消融”的意思就是不想了解异文化。历史主义史学失去启蒙时代希望认识东方的基本态度，兰克是代表。Ernst Schulin，Weltgeschichtliche Erfassung des Orients bei Hegel und Ranke（《黑格尔与兰克世界史中的东方》），Göttingen，1958，S.270—275.相对于这种批判精神，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编者导言”中，编者面对中文读者太过美化兰克。编者强调兰克：“他认为，不应该为了自身文化的意义而相互斗争，甚至发生文明冲突，而应该在认识自身文化意义的同时，学会认识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并能够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和承认其他文化。”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编者导言”句子中所指的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皆仅局限欧洲各族群间的文化理解。事实上，在兰克历史思考中，文化间的彼此肯定与理解，正排除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于其外。兰克所用的文化（Kultur）词汇一直单数的，他心目中只有欧洲人类活动所形成的文化。
(230) Friedrich Meinecke，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De Gruyter Oldenbourg，2016.曼乃克于1936年兰克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柏林演讲稿附录该书。相较于二战后对兰克的重新评价，第三帝国时（1936年）的曼乃克仍充分地维护着兰克的价值观，坚持强权国家的信仰与宗教观点。在二战后的废墟中，他指出，与布克哈特相较，布氏对政治权力与对战争的观察，比乐观的兰克要深刻敏锐。兰克以史家身份，以写作侍奉神（als Geschichtsschreiber und Priester in Dienst Gottes），世界史经由国家间斗争而进步的信念，曼乃克在二战后无法再加以肯定。参见F. Meinecke，“Ranke und Burckhardt”，in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zu Berlin Vorträge und Schriften，Akademie Verlag Berlin，1948，S.13.
(231) 景德祥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像兰克那样不事先亮出宏观结论的历史学家的行为就不一定是对上帝虔诚的表现，反而有些学术懦弱的嫌疑了”。此评断符合笔者所知的兰克个性。
(232) 东德史家Hans Schleier在兰克逝世百年纪念讨论会中，提出兰克四项史学特质，其中第一点是宗教的世界史观。参见Wolfgang Mommsen（Hg.），Leopold von Ranke und die moderne Geschichtswissenschaft，Stuttgart，1988.
(233) 上引舒林书，第188页。舒林将兰克的世界史放在引号中，以标示它的局限性。
(234) 上引舒林书，第272页。
(235) 舒林的论点是兰克以宗教观点撰写世界史，因此宁可牺牲中国也不能牺牲掉基督教的源头。参见上引舒林书，第191、192页。兰克宗教取向的历史写作从早年第一部作品开始一直就有政治意义，之后没有间断，他的《世界史》的政治意义也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