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伦汉史学在东亚的接受

四、伯伦汉史学在东亚的接受

伯伦汉史学方法著作为史学专业化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尤其在史料方法学部分，受到各国普遍的欢迎，因此在各国史学专业化过程中对伯伦汉史学皆有不同程度的译介。日本近代史学专业化比中国早，1886年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1887年其文科大学设置了史学科，聘请德国史家利斯（Ludwig Riess）担任教授。利斯出生于西普鲁士犹太裔的制造厂商富裕之家，1880年进入柏林大学，主修历史与地理。那时兰克已近九十岁高龄，所以利斯没有机会听到兰克讲课，一生只见过他两次，大学期间仅做过兰克的抄写员，然而他非常崇拜兰克，熟悉其著作和方法，认为兰克《教皇史》是历史著作的典范。他精通英语，在柏林大学Hans Delbrück指导下，研究《英国议会选举法史》。Delbrück不是兰克的学生，也不是普鲁士学派，他研究重点在英国史，也以兰克的方式对待世界史。1884年利斯博士毕业后通过教师资格考试，然而他没有立即任职，而是前往英国阅读中古史料。在Delbrück推荐下，1887年利斯赴日本帝国大学就职，那时他才26岁。在利斯的建议下，帝大成立史学科，最初只教欧洲史。1889年在他协助下日本创建历史学会，模仿德国历史学专业刊物Historische Zeitschrift，定期出版《史学杂志》，论文摘要大部分也是用德文写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台湾，他阅读有关台湾的历史资料，写了《台湾岛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1897）。他认为台湾在政治上从未长期被整合进中国，间接为日本占领台湾提供正当性。利斯跟普鲁士学派一样，在日本宣扬沙文主义，强调扩展政策。1888年利斯与日本女子结婚，育有一子四女。1902年他和帝大的合约没有获得延长，留下家属，只身回到德国。1908年他在柏林大学任教，1912年出版《历史知识理论：历史思考与研究的工具》（Historik），1928年去世。利斯在日本学术界的声誉很大程度是基于他把兰克的理论介绍到日本，培养了日本第一代职业史学家，为日本近代史学专业化作出积极贡献。⁽⁹⁴⁾

利斯在帝大用英语授课，最主要的是两门课程：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和史学方法论（Methodology of History）。世界史采用的是兰克晚年著作《世界史》模式，讲述以日耳曼民族为中心的欧洲民族形成、发展以及向外扩张的历史。他批判了英国巴克尔抽象地从整体上概括人类历史，忽视人类在特定时空下的活动，此举或受德罗伊森的影响。⁽⁹⁵⁾而“史学方法论”，从他所编写的英文讲义来看，除了导论（Introduction）还有初级方法和高级方法两部分。初级方法（Elementary Methodology）共四章：提出问题（Moulding the question）、史料搜集（Heuristics）、史料批判（Critique）、解释（Hermeneutics or Interpretation）；高级方法（Higher Methodology）共三章：历史现象的系统研究（Systematic survey of Historical phenomena）、体裁论（Topik）、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初级方法讲如何处理史料，高级方法讲如何理解历史现象以及如何让它变得可理解。所列参考文献：W. Wachsmuth，Entwurf einer Theorie der Geschichte，Halle，1820；J. G. Droysen，Grundriss der Historik，Leipzig，1882；E.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Leipzig，1889；E. A. Freeman，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London，1886；O. Lorenz，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Hauptrichtungen und Aufgaben kritisch eroertert，Berlin，1886。⁽⁹⁶⁾讲义第七章“Philosophy of History”，实际上没有写出，或在他看来，历史哲学并非十分紧要的东西。⁽⁹⁷⁾

利斯在帝大讲史学方法，许多学者误以为他采用的教材是伯伦汉《史学方法论》，⁽⁹⁸⁾然而如果对利斯讲义略作分析，我们发现他虽然把伯伦汉著作列为参考文献，但就讲义章节和内容来看，他多根据1882年德罗伊森的Grundriss der Historik。Grundriss der Historik第二章方法论（Methodik）、第三章系统论（Systematik）、第四章体裁论（Topik），都被利斯所吸收；利斯采用德罗伊森的Heuristik这个关键词，那是被伯氏所抛弃的，研究者的主体性是利斯所正视而被伯氏轻忽。系统论（Systematik）是德罗伊森的用词，伯伦汉完全舍弃，连其内容也不谈，但利斯将它列为一章。伯伦汉在追求科学史学目标下切断史学作品与美学的关系，认为体裁、情节与修辞学不是方法学应该讨论的东西，而利斯着墨甚深。⁽⁹⁹⁾很明显，他的史学方法论框架采用德罗伊森的旧作（1882年），而不是伯伦汉的新书（1889年）。可以确定的是，利斯在日本所讲史学方法，承袭的是德罗伊森而非伯伦汉，他本人是坚定的德国历史主义者，与伯伦汉徘徊于历史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不同。1912年利斯出版德文著作Historik，也不满法人《史学原论》，认为历史学课题呈现的不是文献或“史实”，而在于不同类别的性格、社会与政治生活、理念与信仰的各种形式，方法问题是次要的，操作极其简易。他批评法人没有告诉读者选择研究某一问题是基于什么原则，或研究历史的一般用意何在，而且，历史学家除了能认识文献之外，好像不需要其他知识准备似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一部著作的优点大半取决于作者的通识教育、道德标准和政治价值观，以及有关人性、社会科学、通史的知识基础。历史意识不是靠特殊门类的学问勤勉地培育出来的，这是一种习性，是在比较、分析、概括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利斯希望初学者多接触威次（Waitz）、尼契（Karl Wilhelm Nitzsch，1818—1880）之类学派的理论，强调需要开阔视野、扩充文化，而不是通常所期望的成为历史专家。⁽¹⁰⁰⁾

利斯的Methodology of History讲义经过修改之后，题名“Note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Methodology of History”，1896年在东京正式出版。1896年版第三章史料批判添加了“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包括印章学（sphragistics）、古文字学（palaeography）、古文书学（diplomatics）、年代学（chronology）、族谱学（genealogy）、纹章学（heraldry）和古泉学（numismatics），约17页，这些固化的论述参考伯伦汉《史学方法论》（1889年）。⁽¹⁰¹⁾总之，利斯的史学方法论学步的是德罗伊森的框架，当然他也没有亦步亦趋跟着走，而是积极吸收了十九世纪后期社会学、人类学的成果。利斯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关系疏远，以至当时就读帝大史学科的矢野仁一回忆道：“利斯先生授课时没有使用伯伦汉的著述，倒是坪井九马三先生经常使用。”⁽¹⁰²⁾若从译介角度论，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在日本的推销者不是利斯，而是坪井九马三。

伯伦汉史学虽然通过坪井九马三等人绍述，很早便在日本史学界流行，但日译本出版则甚晚。Einleitung在世界各国流传广泛，⁽¹⁰³⁾此书日译本《历史とは何ぞゃ》，由坂口昂（利斯的学生）、小野铁二合译，岩波书店1922年出版。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黑格儿与孔德主义》、杨鸿烈《史学通论》、卢绍稷《史学概要》都引征过日译本。日本立教大学西洋史教授小林秀雄（1876—1955）曾翻译1908年版Lehrbuch为日文，题名《史学研究法》，删除原著大量注释，正文亦有删减，分46期连载《史苑》杂志，从第1卷第1号（1928年10月）至第14卷第3号（1942年1月），后出版合订本，立教大学史学研究室1942年10月10日发行。1935年陈啸江在《建立史学为独立的法则的科学新议》一文中介绍伯氏此书，便用小林秀雄译文，谓“此书甚奥深，至今尚未有英文译本，近日人小林秀雄氏曾将其译出，陆续登载立教大学《史苑》杂志第1卷第1号至最近号”。⁽¹⁰⁴⁾中国学人最初接触伯伦汉史学，以间接借助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和Einleitung日译本为主。到了民国史坛，坪井《史学研究法》仍一直存在隐性传播。⁽¹⁰⁵⁾

“五四”前后中国史学界在西方学术的刺激下，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史的呼声日渐高涨。时人普遍强调整理国史需要科学方法，而他们心目中所谓科学方法，大体是指“西法”，而不是“土法”。傅斯年便说：“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¹⁰⁶⁾“土法”虽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开辟现代学术主要依靠“西法”，这是那个年代新派学人的共识；对方法论有一种自觉的要求，又与中国史学专业化有内在的关系。陆懋德曾说：“今人欲修史学，自当以史学方法始”，“史学家必须经过一种专门技术之训练”，⁽¹⁰⁷⁾“凡作史者必如此而后为专业化，凡历史必须专业化，犹如一切科学皆须专业化。”⁽¹⁰⁸⁾由此，民国各大学历史系普遍开设史学方法性质课程，被教育部定为专业必修课，⁽¹⁰⁹⁾而所凭借的理论知识主要汲取域外，不是法人的Introduction，便是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著作。前者1898年有英译本（G. G. Berry译）、1901年有日译本、1926年有中译本《史学原论》（李思纯译）、1928年有英译本选编本（何炳松编），读者取阅便易，使此书在中国史学界风行不衰。⁽¹¹⁰⁾后者系德文书籍，长期没有英译本，日译本出现亦甚晚，故只有到留学欧美的中国史家回国，伯伦汉史学始直接引入大学历史系专业课程。

在民国各大学中，北京大学史学系与伯伦汉渊源最深。北大创建史学门之初即开设方法论性质课程，1917年“历史学原理”，1918年曹馥珊“历史研究法”，1919年王徵“史学研究法”，1920年何炳松“新史学”。1923年张健讲“史学研究法”，始间接引入伯伦汉史学。张健讲授史学研究法，大量编译、引述英文著作，以M. Nordau，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Frederick J. E. Woodbridge，The Purpose of History，C. A. Mcmurry，Special Method in History，Fred M. Fling，The Writing of History为教学参考书。⁽¹¹¹⁾Fling的书继承伯伦汉史学最为彻底，张健既以之作为参考，那么北大史学系最晚于1923年已间接接触到伯伦汉史学。1924年陈翰笙讲授“欧美史学史”，列了大量英、德、法文各种著作作为参考书，包括Bernheim、Fueter、Gooch、Guilland、Bauer、Shotwell等当时流行的史学史与史学方法著作。他向学生传发的讲义中多次论及伯伦汉，引述1908年版《史学方法论》第9页历史定义：“Ernst Bernheim说历史是研究与叙述人群进化的；所谓人群进化是指与心理、物理有关系的个人、模范人、团体的含有社会意义的一切事业。”他不同意伯伦汉的观点，认为人群进化是“一种想象，一种假定，一种推想”，研究或著述历史也许完全是从好奇心、从知识的欲望发生出来的，并且历史上的事实未必都含有社会的意义。陈翰笙不满足于历史只讲事实，他认为还须讲理想，“有了理想然后许多大小的事实方才觉得有真意义，没有理想则历史的真意义一定要被许多单独的事实蒙蔽了”。⁽¹¹²⁾

1925年留法学者李璜在北大开设“历史学”一课，“陈述近今欧洲历史学家之历史研究方法，使治史学者了然历史材料的搜集、批判及综合等功夫，而知所从事。但为学者明了历史学在近今学术界之地位及价值起见，本课特先及历史学之意义与其范围，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历史哲学等题”，所列参考书两种：Introduction英译本和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¹¹³⁾李璜在《历史学》讲义中特别论及这两本书：

第一个搜集这些散见各处的历史方法论而成专书的要算是德国史学家白尔仑罕（Ernst Bernheim）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历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他这部书不像前人去述说自家的见解或理想，而是将近今许多关于历史方法论的著作汇拢起来，而加以整理和选择。我们于是有真正本科学见地的历史学方法论的书了。白尔仑罕的书出版三年，法国历史学家塞足博斯（Ch. Seignobos）和郎克瓦（Ch. V. Langlois）出《历史研究导言》（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1897）书分三部，分别叙述史迹的搜求、批判和综合三种功夫。于是历史的科学方法愈见明了，而使一般研究者都知所从事了。白尔仑罕和塞足博斯两书的影响很大，从此几乎是用科学方法的历史研究，要把历史学这个字专占了去了。⁽¹¹⁴⁾

就讲义内容来看，李璜主要接受Seignobos思想，并没有讲授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他对伯伦汉著作的说明，也是照着Introduction讲，本人或没有看过伯伦汉的书。⁽¹¹⁵⁾

1929年开始，傅斯年在北大主讲“史学方法论”课，⁽¹¹⁶⁾内容侧重中国、欧洲史学观点之演进、自然科学与史学之关系、史料之整理方法等。⁽¹¹⁷⁾课程共七讲：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第四讲史料论略；第五讲古代史与近代史；第六讲史学的逻辑；第七讲所谓“史观”。⁽¹¹⁸⁾就课程架构来看，似模仿伯伦汉《历史学导论》《史学方法论》，而不是Introduction。第一讲相当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第一章“史学概念及其本质”，第二讲相当于《历史学导论》第一章第二节“现代历史观之主要学派”，第三讲伯伦汉虽无专节，但《史学方法论》第一章第四节第六小节“与自然科学之关系”，其中颇多篇幅讨论统计学与史学之关系，⁽¹¹⁹⁾第四讲相当于《历史学导论》第二章第二节史料学、第三节批判，第五讲伯伦汉无，第六讲相当于《史学方法论》第五章综观，第七讲相当于《史学方法论》第五章第五节历史哲学。就内容来说，傅斯年史学方法兼采伯伦汉和瑟诺博司，这也是当时中国史学界普遍的现象。

傅斯年承认“现在中国史料由于地下之发掘与考古学之贡献，日益加多，作史较易，加以近代西洋史学方法之运用与乎社会科学工具之完备，今后史学界定有长足的进展”，⁽¹²⁰⁾被他看重的是西洋史学方法，而在他那个年代，伯伦汉和瑟诺博司是西方讲史学方法的权威，所以在他个人外文藏书中，有好几种史学方法论著作，如Wilhelm Bauer《历史研究入门》（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1921）、Gustav Wolf《近代史研究入门》（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neueren Geschichte，1910）、Ernst Bernheim《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1920），他大概借助这些著作认识西洋史学方法。在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中，不仅留有Introduction痕迹，伯伦汉也是构成他史学思想的渊源之一。

傅斯年虽然说：“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又谓“近代的历史学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¹²¹⁾但是他只是把自然科学作为治史之器，并不是要将史学作为一般自然科学来看待，包括他对社会科学的理解，也仅停留在“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的工具层面。辅助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差别，前者为史学之工具，帮助辨伪、考订与解读文献，后者则提供史学解释的理论与方法，⁽¹²²⁾傅斯年显然只看重工具层面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他与伯伦汉一样，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工具价值，“一切知识凡能使吾人对于演化之一般的形态、历程、条件及原因，以及其进程之全体，能有所了解者，均足为有价值之补助工具。惟仅为补助工具，不能用以代替历史知识，或视之为目标”。⁽¹²³⁾他们都拒绝定律、通则、归纳。傅斯年认为“我们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历史中异样石子之数，何止六千万，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¹²⁴⁾伯伦汉主张“历史知识决不能求之于定律之探求及应用”，⁽¹²⁵⁾“自然科学性质之定律及概念，对于历史知识不足为充分的工具”，⁽¹²⁶⁾“史学无法求之，亦无须求之。倘能将事实间之连贯，根据人类性质上之相同性及其心理的因果律，就统一演化之意义了解之，则史学之任务亦即达到矣”。⁽¹²⁷⁾

傅斯年在北大讲史学方法，第四讲“史料论略”似受伯伦汉的影响。关于整理史料的方法，傅斯年提出：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退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但史料是不同的，有来源的不同，有先后的不同，有价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比较方法之使用，每每是“因时制宜”的。处理每一历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在迎合事体上却是甲不能转到乙，乙不能转到丙，丙不能转到丁……⁽¹²⁸⁾

伯伦汉虽不如傅斯年说得那么绝对，但比较法确是他史料学的核心，他认为“历史研究上所应用之心理的经验定理，只有一部分得自归纳法，其大部分均出于类比法”，历史研究特多应用比较法，盖此法“不仅可使人求得总共之处，且可用以决定个别事物，知其与他事物间之相同及相异者何在”。⁽¹²⁹⁾他在《史学方法论》《历史学导论》讲史料批判，不厌其烦讨论各种史料的比较，强调“吾人之主要方法，在将所欲考证者，与已经确定者作比较及连系”，⁽¹³⁰⁾又说“辨别真伪之方法，仍多在与真者作比较，或与其他已知之事实相较。由比较之结果如何，即能对于上述之种种问题作答复，以甄别真伪”。⁽¹³¹⁾关于“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傅斯年态度与伯伦汉是一致的，后者谓“吾人之方法，既多须借重于比较，今此法既不能用，则可靠之结果，其希望自更少”。⁽¹³²⁾傅斯年所谓“处理每一历史的事件，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或源自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不仅每一类之史料，须有其特殊之方法，即一类中之各部门，亦有其差别，故亦须各别的从事之”，史料考订“实无普遍适用之法则可言”，⁽¹³³⁾两者其意完全相同。

关于考证与综观两者的关系，伯伦汉说：

谓历史必经有方法的考证后乃得成为科学，实非过语，盖历史上基本事实之正确性、真伪之辨别，必待考证而后有之也。……自考证方法进步以后，古来之传说、不正确之史料，以及赝造等等，乃得甄别之无疑，可信之史料亦得抉剔而出，于是历史乃为之改观，真正之历史知识始有可能。因之，将有考证之意义过于重视，以为历史工作除考证而外不复有其他者，此固为一偏之见，然其出发点则未尝不可原谅也。须知考证仅能予吾人以材料，其构成仍须由综观解得之，故仅有考证而不知综观仍劳而无功。惟如不能免于偏见，则与其有综观而无考证，毋宁有考证而无综观之为愈。须知以谬误材料为根据之综观，纵使其富有精彩，于史学又何所补？故科学虽有待于综观，然事实性之确定，仍为其必要的先决条件，必先有此而后乃能语乎真知识。⁽¹³⁴⁾

1943年傅斯年谓史语所治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¹³⁵⁾他背后的理论支撑或来自上述引文。傅氏谓不急图“史观”，说明他并不是说史观不重要，而是先求客观知识，在此基础上探求史观，犹如伯伦汉要求综观是在可靠事实上形成的。傅斯年说：“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与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¹³⁶⁾他的表述口吻与伯伦汉说“以谬误材料为根据之综观，纵使其富有精彩，于史学又何所补”，两者极神似。

傅斯年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事业是1928年在中央研究院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的英文名称定为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他多次谈到史学（History）与语学（Philology）的关系，认为“史学、语学是全不能分”，⁽¹³⁷⁾“在欧洲大陆上，特别是在德国，史学、语学皆总称之曰Philologie”。⁽¹³⁸⁾主张史学与语学不可分，同样出现在傅斯年所熟悉的伯伦汉著作里。伯伦汉既说语学与史学的联系又强调分际，最后提出综合看法：“倘语言学者无史学的涵养而强欲从事历史，或史学家无语言学之涵养而强欲从事语言学，均所不可。”⁽¹³⁹⁾傅斯年是一位有主见的史家，并不全盘复制伯伦汉的观点，他似更偏爱伯伦汉引述语言学大师柏克（Boeckh，兰克的老师）的观点“语言学就是历史学”。傅斯年名文《性命古训辩证》自豪称“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语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同其重要，“用语学的观点所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¹⁴⁰⁾伯伦汉讲语学与史学关系谓语言学重在“将文字确定之而求其义”，而史学所重者“为事实间之连贯，为演化也”，⁽¹⁴¹⁾与傅斯年讲语学为“诸子之原”、史学为“历来之变”若合符节。傅斯年或从伯伦汉等人的史学方法论之类著作中习得Philology常识。

傅斯年一方面追求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1935年他谈历史教科书选择历史事件的原则，主张凡是“不与近代生活相干”者皆可一律不采，他提出三项原则：第一是对于“人类”（Menschheit）及“人性”（Menschlichkeit）之了解，把历史知识当作“人学”。“人性是难于抽象解释的，尤其是人的团体行动。如借历史说明生命界最近一段的进化论，当然是与我们现在生活有关的”。第二是国民的训练。“把历史教科做成一种公民教科，借历史事件做榜样，启发爱国心，民族向上心，纪律性，民族不屈性”。第三是文化演进之阶段，民族形态之述状，在中国史更应注重政治、社会、文物三事之相互影响。⁽¹⁴²⁾这三项原则也是渊源有自的，大体综合伯伦汉和瑟诺博司两家的论述。第一，历史知识是“人学”，虽然是傅氏的概括，但论历史有助于人类自我认识，这是伯伦汉再三致意的，他说：“历史予吾人以演化之知识，故能使吾人认识吾人之本身以及人与人间之关系”，“历史乃能使吾人了解者”。⁽¹⁴³⁾瑟诺博司也认为“若要认识过去事件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观察今日的人性”，⁽¹⁴⁴⁾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就是人学。第二国民训练，傅斯年所讲与伯伦汉、瑟诺博司接近。伯伦汉强调史学对于国家社会之意义，“史学之内在的特殊性，于养成爱群之念以及摧毁自利心上深有所助，国家史及社会群之史尤多此作用”。⁽¹⁴⁵⁾瑟诺博司希望以史学与历史教育训练提升法国国民知识文化，克服轻信、恐惧变化的毛病，⁽¹⁴⁶⁾其目的要以历史教育“打败德国人”，他有强烈的民族激情。第三文化演进之阶段，伯伦汉和瑟诺博司皆强调。当然，傅斯年思想是多元的，杂糅各种成分，一方面他汲取了伯伦汉某些思想，另一方面与之拉开距离，如伯伦汉热衷讨论“历史哲学”，傅氏则将其排除在历史学领域之外。

1934年姚从吾从德国留学回国，接替傅斯年开设“历史研究法”。他服膺十九世纪以来德国兰克史学，在方法论上推崇伯伦汉，课程以大半时间讲授尼布尔、兰克以至伯伦汉的史学，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学的性质与任务；（2）史源学（或史料的研究，为本课主要部分）；（3）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和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4）欧洲近代通行的几种历史观。⁽¹⁴⁷⁾他在北大开设“历史研究法”的同时，又在辅仁大学讲“历史学原理”。姚氏讲义共四编：历史学的性质与任务、史源学、欧洲近代通行的几种历史观、历史学的辅助科学和历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他在北大和辅仁所授历史研究法或历史学原理，以1926年版Einleitung为主，兼参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鲍瓦（W. Bauer）《历史研究入门》（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斐德儿（A. Feder）《历史研究法教科书》（Lehrbuch der Geschichtlichen Methode）三书。他的讲义组织架构仿Einleitung，“取人成说，又只撮取大要，故拟名‘述要’”。⁽¹⁴⁸⁾这本讲义印成时间或在1934年，在师生之间颇有传阅。⁽¹⁴⁹⁾

姚氏之所以被北大史学系选派去德国留学，系主任朱希祖是为了让他去“学习欧洲人所谓治史的方法，以期把西洋的史学研究法介绍到中国来，作中国人研究历史的一个借镜”，⁽¹⁵⁰⁾所以学习和研究各种西洋史学研究法著作是他留学的一项既定任务。留德期间他不见得用力研读兰克著作，但他对当时西文历史研究法下过一番功夫，1925年至1928年在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选修过“历史研究入门”“历史哲学”“现代历史观”课程，1926年至1929年“选读Vico的《历史哲学》、Comte的《实证哲学》、Hegel的《历史哲学讲义》”。1930年至1932年，他在波恩大学任教，同时研究“文化范围说”及“现代的历史学”等。⁽¹⁵¹⁾1924年他向朱希祖汇报最近“从事读中等历史教科书，及历史学入门等书［如班海穆之《史学大纲》（Prof. E. Bernheim，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eissenschaft），史奈德之《历史哲学》（Schneider，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其中特别提及他跟随一位助教读伯伦汉Einleitung。⁽¹⁵²⁾姚氏回国即能开设历史研究法，说明前期早有谋划，他在留德期间已着手编译《历史研究法》讲义，以备回国后任教用。

应该说，姚从吾对当时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研究法著作阅读相当全面，他说：

说到讨论历史学理论的专书，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出版的很多。但是方法与理论兼顾，而且方法以外兼说到历史学的演进的，当推德国班海穆教授的《历史研究法与历史哲学》（原书八百四十余面）。一九二一年复有奥国鲍瓦教授的《历史研究入门》（四百十四面）出版，方法以外，也曾讨论到历史学演进的派别。班海穆是现代历史学界兼讲方法与理论的开山大师，许多关于历史学的至理名言，和近代历史学演进的大势，都可从他的这部著作中得识概要。他的这部书流行既广，国际的地位也很高。鲍瓦教授的书虽时有创见，但他自己也承认他的研究是因袭班海穆，不过将班海穆一九〇八年《历史研究法与历史哲学》最后改版以后，到一九二〇年，十余年间，历史学界的新现象新问题，从新加以整理和收集而已。因此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德国各大学历史科诸教授，解释历史的立场，容有改变，而研究历史的基本态度，则仍是近参鲍瓦新书，远承班海穆教授所倡导的方法与理论兼顾的精神。⁽¹⁵³⁾

就姚从吾在德阅读历史研究法一类书的情形看，很能反映当时中国史家留学欧美的普遍心态，即习得西洋先进的史学方法，回国以后用来治中国史，而他们学习西洋史学方法的途径不外乎研读欧美各种史学研究法作品，而伯伦汉著作是首选。与姚从吾同在德国留学的，如傅斯年、孔繁霱、罗家伦，都接触过伯伦汉著作，视之为近代西洋史学方法的化身。

姚氏晚年回忆说：

班海穆教授（Prof. Dr. E. Bernheim）是德国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期有名的历史方法论家。名著《历史方法论与历史哲学》（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一九〇八年第六版，厚达八百四十二页，为德国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历史学者奉为的经典，声名远在法国近代史学方法论专家Ch. V. Langlois与Ch. Seignobos二位学者之上。班氏又有一部小书，名《历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一九二六年版，收入《葛申丛书》（Sammlung Göschen）二七〇号，尤为有名。日本岩波文库（一二〇八—一三〇九）坂口昂与小野铁二合译本。鄙人民国二十三年回国以后，任教北京大学时，曾加以翻译，用于历史方法论的参考讲义。后台湾大学张致远教授曾节译为中文，名《史学讲话》，〔1952年〕在“现代国民基本知识丛书”中出版。……近年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中，有陈韬翻译班氏的书，名《史学方法论》，厚五佰二十二页。既无序言，又无说明，不知是从日文翻译成中文的，或者是从德文翻译成中文的。译文读起来也不甚明白，而译“班海穆”（Bernheim）为“伯伦汉”，也似与德文的读法不甚切合。⁽¹⁵⁴⁾

这段注文初步勾勒了伯伦汉史学在东亚的旅行轨迹。姚氏所见到陈韬译本是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重印本，而不是1937年初版本，说明他不知三十年前伯氏著作已译成中文，足见1937年初版本流传不广。姚氏提示中译本可能从日文转译，这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

姚从吾最初完全接受伯伦汉史学，兼顾方法和理论，勤读历史哲学。他批评法人Introduction“只重在讨论历史研究法而忽略历史学的理论与研究的范围，更嫌缺而不全”。⁽¹⁵⁵⁾姚氏开始跟伯伦汉一样，历史哲学在他的思想版图中相当突出，“历史学者不应关着门只专心考证史事，摸索史料，应当于考证史料之外，与世界思潮共进。利用其他哲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对历史贡献的意见，作自己研究的参考和补助。历史家固然不可专就偏而不全的史料中推寻定律，有意建立一种历史哲学。但历史家却不可不知道什么是现在学者们所说的历史哲学。此外考证史料时，价值的判断是否允当？观察是否精密？客观、主观与由习惯而得的成见，怎样分别？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态度常常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都需要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提醒与指示。”⁽¹⁵⁶⁾强调史学理论的指导意义，“理论是实际工作的导师：知道搜辑材料，考订真伪，固然紧要；但是怎样方能搜辑到正确的材料，怎样方能认识材料的真价值，怎样方能考订真伪；这些理论方面的指示与辅助更为紧要。若是只求多识前言往事，不注意当代学者观察历史的各种见解；或者是只知道考订各物，不知道各种社会科学发达的近状，与追随世界学术前进的高潮；那末不是‘读父书而不知合辨’，便是只能株守成规的抄胥手，而不是自立独裁的历史家了。……我们若是想整理我国数千年堆积到现在、陈陈相因的历史，若是想使我们的历史研究成为世界历史学的一部分，即应当先认识这种精神。”⁽¹⁵⁷⁾这是他在德国期间的豪言壮语，颇有师法伯伦汉的意味，综合“偏重事变的考证”“偏重事变的解释”两派的长处，格局可谓大矣。然落实到实践层面，姚氏仍局限在事变的考证，他所谓的理论不是一套解释体系，仅仅视作处理史料的工具而已，“怎么样才能作到记载与事实两相符合呢？这些理论，是我们讲历史研究法时，要从长讨论的”。就像伯伦汉欢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最终是为了达成科学的历史。在姚从吾的信念中，科学的历史（著作）就是“记载与客观事实两相符合的历史”。⁽¹⁵⁸⁾如何保证科学的历史完成，第一步就是史料的分析与审定，从所有要用的材料中，分别出哪些是我们必须用的，哪些只是供我们研究时比较参考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理解傅斯年为什么说“近代的历史学是史料学”。

在其他大学史学系，同样能发现伯伦汉史学的印痕。1929年清华正式改制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方法”一课，请孔繁霱⁽¹⁵⁹⁾和雷海宗担任讲授。孔繁霱在清华开设西洋史学史和史学方法等课。他的史学方法课主要介绍德人Lehrbuch和法人Introduction，⁽¹⁶⁰⁾凡重要的历史辅助科学、目录学及“治史必具之常识”，均择要讲授，“示学生以治史之正确方向及途径”。⁽¹⁶¹⁾据听课者黎东方回忆：“在上课的时候，他引经据典，列举若干德国历史家的名著，说明其中的得失。……孔先生知道我们读过法国人塞诺波与朗格罗瓦的《历史研究入门》（Seignobos et Langlois，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便不再强调‘克制主观成见与本人好恶’的重要，而着重于介绍德国人班汉姆的《历史科学教本》（E. Bernheim，Lehrbuch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班汉姆的这本书，堪比于梁先生的《国学要籍书目》。”⁽¹⁶²⁾孔氏长期留学欧美，专治史学，1922年他给梁启超信中强调：“史无目的，治史专为治史，不必有为而为。有为必失真，失真则非史。”⁽¹⁶³⁾他的治学影响到了新一代史家，如黎东方、张贵永都是他在清华的学生，“同受孔先生的影响而服膺史学方法权威拜儿音哈埃姆与瑟诺博”。⁽¹⁶⁴⁾

嗣后，黎东方留学法国，师从瑟诺博司，研习西洋史和史学研究法，受孔氏的指示，希望他“探取西洋史家的治史方法，于回国以后用来治中国史”。⁽¹⁶⁵⁾1944年他出版《中国历史通论远古篇》，所列参考书中有两种伯伦汉著作：其一1908年版Lehrbuch，其二李述礼译《史学纲要》（Einleitung，重庆正中书局，在排印中）。张贵永的史学方法以伯伦汉为依据，1952年在台湾出版《史学讲话》，前三章史学的涵义及其问题、史学的研究范围、史学方法纲要，就是Einleitung节译本，谓“班汉姆公认为历史方法论权威”，Einleitung较其《史学方法论》“尤为读书所欢迎，特为国人介绍于此”。⁽¹⁶⁶⁾

陆懋德十分推崇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好读德人白恩海氏之书”，⁽¹⁶⁷⁾此书示人以搜集史料、鉴别史料，及运用史料之方法，“史学可称为专门之学”。⁽¹⁶⁸⁾他在辅仁大学讲授史学研究法，开始讲演史学理论，次及搜集史料、审查史料、运用史料之方法，并讨论历史的考证，及历史的批评，“务使初学对于历史具有深刻认识”。⁽¹⁶⁹⁾他在清华、辅仁讲授史学研究法的同时，在北平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及东北大学亦讲授过同一性质的科目。《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年），即是他多年授课讲义，自序谓：“德人柏尔亥谟氏及法人塞音奴朴氏之言史法，其精密尤非吾国前人所及”，主讲史学方法，每于援引吾国旧说之外，“多采取西人名著，以为补助”。⁽¹⁷⁰⁾所列西文参考书甚多，包括伯伦汉Lehrbuch和Einleitung。1933年中央大学史学系开史学方法论课程，讲授史源学与辅助科学、史料之考证与运用、历史事实之解释与组织、著述，以E.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1903）、Langlois and Seignobos（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B. Croce（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W. Bauer（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Geschichte，Neue Auflage）诸氏著作为参考书。⁽¹⁷¹⁾

民国时期史学系广泛开设史学方法课程，所讲授者多侧重史料学，即搜集史料、审定史料、综合史料等方法。中国公学大学部历史系开设的历史研究法，讲授搜罗、鉴别、整理史料的重要方法。⁽¹⁷²⁾北平大学文史系的历史研究法，第一部分概述中国及欧美史学史，第二部分详论史学方法，“以示治史之途径”，治史最忌空谈，故每论一义，必广举例证，以资参考。⁽¹⁷³⁾河南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研究法，讲授“史料之认识、史料搜集及整理、史料编纂”。⁽¹⁷⁴⁾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开设历史研究法，“为有志作高深之研究或充当历史教员者而设”，内容包括历史之意义及目的、过去史学界、“史料之种类、史料之搜集、史料之鉴别、史事之比较”等。⁽¹⁷⁵⁾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开设历史研究法，先讨论怎样收集材料及其他预备工作，再讨论怎样进行分析的工作，如考订版本、调查作者、类分史料、解释文句、辨别诚伪程度、断定个别事实，然后讨论怎样进行综合的工作，如编比之条件、推论之方式，以及著述的标准。⁽¹⁷⁶⁾凡此种种，有一个共同取向，即重史法轻史观，与那时国际史学界取向颇为同调，“西方近时之言史学者，尤以客观为尚，故多舍义而言法，且视史法几与自然科学方法无异”。⁽¹⁷⁷⁾

近代中国史家讲史法，分土法和洋法，前者以姚永朴《史学研究法》（1912年）和张尔田《史微》（1914年）为典型，对中国近代史学影响甚微；后者分德国伯伦汉和法国瑟诺博司两派，在中国皆有传承。一般史家论史法不会固守一家之说，尽量收众家之长，但取法也有侧重之别。胡适、梁启超、傅斯年、何炳松、杨鸿烈、陆懋德讲史法似更偏向法人，重在辨析史料，几乎不谈史学辅助科学，更不谈历史哲学；而黄人望、李泰棻、柳诒徵、李季谷、吴贯因、姚从吾、张贵永等，则重视史学辅助科学，⁽¹⁷⁸⁾主要受坪井或伯伦汉的影响。伯伦汉史学强调史法与史观兼顾，而他被中国史家所接受的，却是有关史料学的史法，这也是他在西方史学界被普遍赞誉的部分，透过课程设置，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的专业化。⁽¹⁷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概论”“史学方法”性质的著作，如卢绍稷《史学概要》、李则纲《史学通论》、罗元鲲《史学研究》、杨鸿烈《历史研究法》、齐思和《史学概论》、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国内史学方法的名著，那一本曾脱却Ranke的史学方法论的范围”。⁽¹⁸⁰⁾所谓“Ranke的史学方法论”，即指伯伦汉、朗格诺瓦、瑟诺博司诸氏的史学方法著作。

1937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史学方法论》（三册，陈韬译），版权页显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¹⁸¹⁾没有其他任何说明文字。经比对，中译本依据的底本系增订之后的1903年版Lehrbuch，不是最初1889年的版本，也不是流传最广的1908年版，删除了大量注释、序言，正文亦有节译。若就译文相似程度来判断，陈韬译本与小林译本或有一定的渊源，但两者是什么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此外，有关译者陈韬，⁽¹⁸²⁾以及策划中译本的相关历史细节，我们所知也很有限。

商务版《史学方法论》出版后，最初十余年似毫无反响，被学人提及仅寥寥几处，⁽¹⁸³⁾笔者以为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译文质量不高，姚从吾批评“不甚明白”，杜维运更谓之“天书”，⁽¹⁸⁴⁾影响读者的积极性。其实，民国史学译著，既忠实于原著，译文又可读者，极为罕见。常见的情形则是随意裁剪割裂原著，删除注释图表，节译正文，损之又损，译本与原著差距甚大。加之不少译者本身外语、国文水平有限，缺乏专业知识，译文难免不堪卒读；其二，时值抗战爆发，发行渠道或受阻，流通不畅，多数学人或根本不知道有中译本，像推崇伯伦汉的姚从吾居然也不知，颇能说明中译本最初读者甚少；其三，作为西方史学方法论经典教科书，在“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热衷谈论方法的时代，伯氏著作本应早早译成中文出版，发挥它更大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让法人《史学原论》占了先机，它不仅较早有英译本、日译本、中译本，而且得到中国学界领袖胡适等人的推崇，不少中国史家师从Seignobos，使此书在中国史学界极为风行。此外，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从清末以来一直有不少中国读者。F. M. Fling的The Writing of History（1920年）在中国史学界也很流行，曾有两种中译本，作者承认受益于伯氏史学方法著作，但他也取史法舍史观。中国史学界前期经过这些中外著作（包括中国学者编写的史学方法著作，如梁启超、何炳松等）的洗礼，伯伦汉史学理论对中国读者来说已缺乏新鲜感，所以1937年中译本问世后，没有发现一篇书评，也没有发现哪个学校以中译本作为课程参考书，多少说明这本汉译名著来得太迟了。

《史学方法论》虽在国际史学界享受有盛誉，不少通德语的中国学者积极推介之，但事实上它在中国的译介之旅颇为曲折。首先，就内容来说，《史学方法论》经过多次修订，篇幅达八百余页，又是一本理论性著作，即便是通德语者，恐怕没几人能尽读。中国学者更喜读伯氏小书Einleitung，如傅斯年、姚从吾、陆懋德、张贵永等曾以之为教学参考。日译本于1922年出版后多次再版，同样受中国读者欢迎。1940年代，国立编译馆临时编译员李述礼曾翻译Einleitung。⁽¹⁸⁵⁾他是留德学者，据德文译成中文，书名译为“史学纲要”，⁽¹⁸⁶⁾据黎东方说，由重庆正中书局出版，在排印中，不知何故，最后没有问世。有些大学历史系史学方法性质课程，虽列德文本《史学方法论》为参考书，但彼时学生是否能找到书、多少人有能力阅读，以及又有多少人愿意阅读，这些都大成问题。⁽¹⁸⁷⁾更多时候学生只是在课堂听老师讲解，或阅读讲义，如姚从吾编《历史研究法》，对伯氏史学略有认识。总之，《史学方法论》虽在中国史学界知名度很高，但真正阅读过的人应属少数，相对而言，Einleitung及其日译本更易被中国读者接受。

其次，伯氏史学在中国传播受阻，与他的著作没有英译本（日译本出现亦晚）有莫大的关系。一般中国学人通德语者少，通英文者多，彼时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如Robinson（New History）、Langlois and Seignobo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Nordau（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Seligman（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Woodbridge（The Purpose of History）、Vincent（History Research）、McMurry（Special Method in History）、Fling（The Writing of History）诸氏英文作品，皆为中国学人所喜读，⁽¹⁸⁸⁾其中New History、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The Writing of History较早译成中文出版，流传广泛。此外，由于时代关系，中国近代学人通日文者颇多，许多学者透过日文世界接触西学。伯氏著作日译本出现亦甚晚，随之也影响他在中国的接受程度。

最后，民国史学译业乏善可陈，急功近利，趋易避难，大部头著作不愿译，难度大者亦不在考虑之列，导致国际史学界公认的一流著作大多未及时译介到中国，而二三流或通俗性作品，国人竞相译之。像坪井《史学研究法》这本五百余页的著作，被时人裁剪割裂成五十页讲义，经典实例被拆解，供人们随意重组，却无人愿意完整翻译。伯氏《史学方法论》是一部体大思精的著作，七八百页，内容繁复，不易翻译，哪怕是在大谈方法的1920年代，如此大部头的著作，也令译者望而却步。等到1937年出版中译本的时候，中国史学界对此书已无多大刚性需求。1930年齐思和意识到国人对史学理论之幼稚，出人意表，建议：“为今之计，欲提倡新史学，苟学识尚未成熟，莫若先从事翻译工作，将西方名著，择要介绍于国人。此虽无著书之名，然犹愈于不知而作者乎？至其贡献，必远非疎陋荒谬之著作所可同日而语，此则又可断言者也。”⁽¹⁸⁹⁾民国史坛在史学理论领域没有留给后人多少可值得称道的遗产，不能不归咎于时人好著轻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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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2)　追述伯伦汉的生平首度出现在1950年战后汉堡市《历史与乡土》（Geschichte und Heimatsblatt）期刊，1942年过世时，他的行传因为犹太裔的身份没有依例出现在报刊上。1955年的《新德国传记》（Neue Deutsche Biographie）年刊将他收入，由Gottfried Opitz执笔，有半页篇幅。1961年Herbert Schönebaum发表《兰普瑞希特与伯伦汉》（Karl Lamprecht und Ernst Bernheim）其中有传记部分。1988年Notker Hammerstein编《1900年前后的德国历史学》，其中没有提及伯伦汉。1971—1982年H. U. Wehler编九册《德国史学家》也没有伯伦汉。直到2009年Knut Langewand撰写《历史主义中的历史知识理论：伯伦汉的历史哲学与史学方法》（Historik im Historismus，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historische Methode bei Ernst Bernheim，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2009）小书，才有比较详尽的传记。2012年Mircea Ogrin的《恩司特·伯伦汉：帝国与魏玛共和国期间的史学家及学术政治家》（Ernst Bernheim 1850—1942 Historiker und Wissenschaftspolitiker im Kaiserreich un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12）最为完善。伯伦汉个人资料及手稿由格莱斯瓦德大学哲学学院档案室保存管理。

(3)　普鲁士王室不接受以1848年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以立宪整合各邦的统一建国工作。德国最后以武力建国的方式与氛围陪伴着伯伦汉成长以及他的一生：一位有世界公民取向的犹太裔学者置身在强烈民族主义的国家中。

(4)　2012年Ogrin的研究修正了1998年Schleier所说：伯伦汉在柏林没有听过德罗伊森的课。Ogrin指出伯伦汉在柏林大学期间德罗伊森每年有开历史理论课程。根据伯伦汉亲手填写的资料，他从1868年春到1871年春在柏林大学，之间于1869年夏季班一个学期前往海德堡大学。1872年春前往史特拉斯堡大学。次年博士毕业。伯伦汉档案PA卷。

(5)　伯伦汉任教于格莱斯瓦德大学期间自然科学与历史系属于同一个学院——哲学学院。一直到1952年，在东德时期，自然科学才从哲学学院独立出来，成为单独的学院。德国各大学学院调整步调不一。

(6)　著名的反犹史家Heinrich Treitschke次年1873年才进入柏林大学，接任兰克退休所空出的讲席。

(7)　这样看法可以从他1880年的小书《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Geschichtsforschung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Salzwasser Verlag，Göttingen，1880）得到印证。他将兰克与德罗伊森列为与实证主义取向历史研究对立的唯心史学派，强调两派都显示片面性。他与兰克、德罗伊森保持着距离的态度，说明了他在柏林没有投入大师门下的意愿。在1889年《史学方法论》中他认为兰克有空前的成就，但是已过时（1903年版Lehrbuch，第214页）；有关德罗伊森作品的十五行文字也在平实冷淡中略带贬抑。他说德罗伊森对历史方法学“点到但未加说明”（andeutend aber nicht erklärend）（1903年版Lehrbuch，第221页）。Ernst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Leipzig：Duncker und Humblot，1903.

(8)　当年有两位学生入学进入该校历史系。格莱斯瓦德大学1902年哲学院中历史、语言、哲学三系共有一百名学生，包括全院入学的25名新生。当时全校618名学生，到1919年全校有2 190名学生，增加三倍多。德国大学学生从1900年后人数激增，原因包括1908年起女性入学。

(9)　Friedrich Althoff（1839—1908）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普鲁士大学改革者。1872年参与史特拉斯堡大学建校工作，1882年进入普鲁士宗教、教育、医学事务部担任处长。次年伯伦汉的教授申请获得他的协助。

(10)　Julius Weizsäcker（1828—1889），兰克的学生，研究中古史，受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委托编纂德意志帝国议会档早期的部分，其中有关Ruprecht国王（1400—1410）的三册由他转交付伯伦汉。第三册伯伦汉于1888年在格莱斯瓦德才完成。1896年伯伦汉撰写恩师行传，细数建校时期感人的轶事，刊于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Bd. 41，Leipzig，S.637—645.

(11)　威次在尼布尔及兰克的影响下由法律转入史学，在柏林大学先跟随兰克，后投入历史法学派萨威尼门下。经兰克推荐参与《德意志史料集成》中古史料编纂工作。1848年后在哥廷根大学建立所谓哥廷根学派。

(12)　参见上引Orgin书，第31—32页。

(13)　瞿贝尔是兰克的学生（1834—1838），1856年创立巴伐利亚大学历史系，1859年创办德国史学界第一份学术期刊《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替历史主义唯心史学建立大本营。

(14)　这两个潮流明显地表现在德罗伊森1863年所发表批判英国史家巴克尔的书评中。这篇刊登在《史学杂志》代表历史主义阵营的书评，它面对的是法国哲学家孔德思想影响下的实证主义史学以及模仿自然科学的史学趋势。这个趋势在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翻译成德文（1859年）后，在德国造成风潮。生理学家杜伯雷（Emile Du Bois Reymond），当时的柏林大学科学院数学与自然组秘书长、柏林大学校长，他以巴克尔信徒身份宣扬这个实证科学的历史研究。德罗伊森书评的中译文，参见胡昌智《译介德罗伊森书评〈提升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台大历史学报》2013年第51期，第182—221页）。

(15)　1880年他出版的小书表达对实证主义研究的赞赏，但又无法畅所欲言。参见胡昌智：《译介德罗伊森书评〈提升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译序。根据《史学方法论》几个版本修改增添的线索，他努力在长期的方法学论战中澄清学界对他的误解。他不断引述唯心派新出版的历史知识论，论述实证主义史学追求历史法则的不当，但是又强调孔德以及唯物主义史学有可取之处。伯伦汉在论战中被论战对立两派所排斥，他是论战的边缘人，也自认为是论战敌对立场的超越者。《史学方法论》各版本增添与修改显示：伯伦汉没有阵营的归属感是长期的心理状态。

(16)　根据每年出版的大学课程手册所登记的教师资料，伯伦汉住Brink街71号。该门号今（1925年以后）已不存在。格莱斯瓦德城市1965年纪念为伯伦汉而颁发的纪念门牌镶崁在Arndt街26号。根据Knut Langewand所述，家中常有音乐会的聚会，参见上引Langewand书，第75页。

(17)　这三巨册资料汇编充分显示伯伦汉是位熟悉拉丁文及中古德文孜孜矻矻的文献考证学者。《史学方法论》中的史料分类与考证步骤建立在他长年中古史扎实的实作基础上。

(18)　1903年版书名加上“与历史哲学”，成为《历史方法与历史哲学教科书：附加历史学程所需的重要史料与辅助科学引介》。

(19)　伯伦汉在格莱斯瓦德大学几乎每年开两门课，一门史料考证以及一门中古史专题。史料考证课每星期一、二、四、五，早上8点到9点，共四小时。专题课星期六8点到10点。长年如此。考证是他研究与教学的重点，而所用的采料都是中古史范围的材料。伯伦汉档案PA。

(20)　Horst Blanke将历史主义分为三个阶段：思想萌芽时期、古典时期、理论反省与史学专业化。在第三阶段中历史主义在政治、学术组织与学术理论都完全制度化。Blanke认为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就代表历史主义史学理论在历史学专业化过程中落实在制式的方法上。伯伦汉《史学方法论》比法国Ch. V. Langlois and Ch. Seignobos合著的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1897）早出版八年。Introduction于1926年由李思纯译成中文，书名《史学原论》，参见第四章。

(21)　译自伯伦汉的1903年版Lehrbuch，第6页。该版的定义较之于1894年版，增加了括号内的文字，伯伦汉要凸显集体性的行为也是历史研究对象。增加那些文字是为了能将社会科学方法合理地引进历史学中。陈韬所翻译的中文版《史学方法论》根据的是1903年版，他的译文为：“史之为学，在将人类演化上的事实，视人类为社会动物，就其（单独仅有的、典型的或集体的）动作，加以因果的研究及叙述。”（《史学方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22)　有关Max Lenz的评论参见上引Ogrin书，第45—46页。强调群众生活的期刊《文化史研究》1905年第三次刊行之后有篇简短肯定的书评，参见Georg Steinhausen，“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3. u. 4. Aufl.”，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Bd. 3，1905，S.235—237.

(23)　“冷处理”这个词是曼乃克作为历史主义传统史学堡垒的《史学杂志》主编对待兰普瑞希特1903年所使用的话，他不同意在《史学杂志》上刊登连兹批判兰氏《德国史》的长篇书评，以免炒热读者对兰氏的兴趣，以及提升对方的身价。笔者认为这个概念也适用于表达正统史学阵营对待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态度。

(24)　Georg von Below评论über Deutsche Geschichte Ⅰ—Ⅲ刊于《史学杂志》1893年第71期，第465—498页。34页长篇书评没有讨论兰普瑞希特历史解释的观点，他只从考证角度批评该书文字欠简炼与精确，指出书中许多不确定的事实，也批评该书材料配置不佳，政治史不足。

(25)　1895年前伯伦汉与兰普瑞希特的亲密往来，参见Herbert Schönebaum，“Karl Lamprecht und Ernst Bernheim”，Archiv für Kulturgeschichte，Bd. 43，1961，S.217—239.

(26)　为此毁谤式的批评，伯伦汉考虑走法律的途径控告贝娄，为此他向老师阿特赫夫（Althoff）请教。有关贝娄多次在书评中对伯伦汉作品表达轻贬之意，以及两人间的冲突，参见上引Ogrin书，第51—57页。

(27)　葛申出版书商（Göschensche Verlagsbuchhandlung）是十九世纪柏林莱比锡古典书籍出版社，普及科学的“葛申丛书”创于1889年。

(28)　伯伦汉在Lehrbuch显现的激情，参见本章第二节。

(29)　Einleitung与Lehrbuch在日本与中国的流传，参见本章第四节。

(30)　梅契纳在信中强调伯伦汉的“中古宪法史的研究以及史料考证的详实为学界所推崇，而且代表着民族的立场。个人深信，这些成就都出自他人格的信念。我请求惠予指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由院里致贺函给伯伦汉教授，虽然他不是雅利安人。”梅契纳在信中避免用正面表述直称他是犹太裔，而用反面表述。同时，该信函显示伯伦汉的学术成就在同事中显然是中古史以及考证学，而不是广义的方法学。参见伯伦汉档PA。

(31)　其妻与其女之后也葬于该墓地，墓地于1985年铲平无可凭吊。市府墓园局公文参见伯伦汉档PA。

(32)　纪念牌所在地的Arndtstrasse 26并非他任教期间的住所。新社区Weitenhagen原是几户旧农庄，两德统一后扩建而成新住宅区，伯伦汉路长247米。统一之后格莱斯瓦德市强化了对这位犹太裔史学家伯伦汉的纪念。

(33)　他们除了重印《史学方法论》之外，也重印伯伦汉1880年的小书《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Mircea Ogrin的伯伦汉研究出版于2012年，这本完整的研究著作是二十一世纪伯伦汉重新被讨论的一个高峰。2013年之后《史学方法论》被争相重印，应与Ogrin书的研究与出版有关。

(34)　德国图书馆一般仅收藏1908年版《史学方法论》，1894年版笔者得自卢森堡国家图书馆，1903年版由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提供多伦多大学图书馆电子档，1889年第一版笔者得自格莱斯瓦德大学新图书馆。

(35)　德罗伊森在1868年于莱比锡出版的《历史知识理论》将91条论述安置在（1）有关历史方法及历史知识理论的导论、（2）方法学、（3）历史研究与社会生活关系等三章中。伯伦汉撷取、修订的是前两章的章节，第三章内容完全不是伯伦汉所要论述的。有关德罗伊森、伯伦汉及朗格诺瓦三人史学方法的比较，参见Rolf Torstendahl，“Fact，Truth and Text：The Quest for a firm Basis for historical Knowledge around 1900”，History and Theory，No.42，2003，pp.303—331.

(36)　第一版绪言第一个句子，伯伦汉说：“几乎没有一个学科像我们这样笼罩在对重要的基本概念与方法还有极其歧异的看法之中。”

(37)　1903年版伯伦汉撰写的“序言”由笔者翻译为中文，加入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中文版《史学方法论》，补陈韬之所略。伯伦汉在序言提及他增添之处以及增添的原因背景。

(38)　Ogrin与Langewand都指出伯伦汉在1891年兰普瑞希特出版第一册《德国史》时还与他密切往来，并对该书赞赏有加。之后，伯伦汉从支持兰氏到拉开距离，最后关系在1895年中断。参见上引Ogrin书，第84—86页。Ogrin根据两人越来越稀疏的书信往来了解两人的关系。本章从1894年与1903年《史学方法论》版本变动的内容，说明伯伦汉对兰氏的看法究竟有何变化，借以回溯了解两人关系的中断。

(39)　Karl Lamprecht, “Was ist Kulturgeschichte? Beitrag zu einer empirischen Historik”,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eue Folge, Bd. 1, Freiburg/i. Br. und Leipzig, 1897.

(40)　1903年版Lehrbuch，第114页。

(41)　1903年版Lehrbuch，第105页。

(42)　巴克尔将人类的进步归之于人的智性，历史发展的规律也由智性所创造，而德性与感性只是进步规律中的干扰因素。所幸这些干扰因素，巴克尔认为从古至今不断减低其影响力。

(43)　兰普瑞希特1896年用一本小书《历史学中的新与旧方向》回复Rachfahl的批评。他说Rachfahl以及之前的Below都挑剔他《德国史》细节上的错误，想要藉此摧毁他的学术生命。他强调他是着眼大处，并陈述兰克及新兰克学派的研究无视社会的进步与群众生活，相反的，他的《德国史》开创了史学的新方向。伯伦汉也一直强调群众与经济现象是历史的内容，但是他无法接受兰氏自视为开创者的自大与狭隘，无视邻近英法国家的实证社会学的传统以及对德国史学界早已有了的影响。伯伦汉1880年的小书《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早已陈述欧洲的两个史学研究方向，而其中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却被兰氏简化为他个人的化身。K. Lamprecht，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Berlin：Gaertners Verlagsbuchhandlung，1896.

(44)　1903年版Lehrbuch，第118页。

(45)　1903年版Lehrbuch，第114页。

(46)　伯伦汉没有在这个思路上继续建构方法学上的工具，这是他与韦伯的差别。伯伦汉在全书中仅有一次提及韦伯，而且是在一个不甚关键的注中。韦伯也是论战的边缘人，他不能接受兰普瑞希特甚于传统政治史派学者，毕竟前者否定历史中个人自由意志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是韦伯学术的出发点。他称兰氏是学术骗子。1898年韦伯病发，1900年停止授课，1903年完全放弃海德堡大学的教职。而他著名的“客观性”（Objektivität）方法学论文以及其中整合逻辑思维与价值抉择的“理想型”（Idealtypus）研究工具的说明在1904年才发表。伯伦汉在修订1903年版时当然无法得知此概念。但是在1908年版Lehrbuch的修订中，伯伦汉也未尝引述及讨论韦伯。对勤于补充新知增修版本的伯伦汉，这确实是一缺失。

(47)　1894年版Lehrbuch第5页的定义：“历史学是藉着人之为社会动物的作为呈现人类发展的一门学术。”

(48)　陈韬将entwickelnde译为演化、genetische译为渊源，参见《史学方法论》第3、8页。伯伦汉所强调的、书中不断出现Entwickelung（正确的译法是“发展”）一词，在中文本里遂不断以“演化”出现。“演化”一词的德文一如英文是evolution，这是伯伦汉没有使用的词。陈韬显然为配合时代的思潮，使用在民国流行的自然科学的用词，引导读者以特定方式了解《史学方法论》。genetische也译为“发生的”。此外，德文的Wissenschaft与英文Science意义不尽相同，前者除了自然科学，也包含文学与历史学、哲学等。Geschichtswissenschaft（历史学）、Geschichte als Wissenschaft（历史学之为学科）等词陈韬迳译为“历史科学”或“历史之为科学”。在史学领域将Wissenschaft直接译为“科学”亦有译者引导的意图。

(49)　1894年版Lehrbuch，第22页，注释；1903年版Lehrbuch，第26页；伯伦汉说兰克在现代历史考证、解释、叙事各方面都是主要的塑造者（massgenbende Ausbildung），见1903年版Lehrbuch，第214页，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100页。

(50)　1903年版Lehrbuch，第144页。

(51)　1903年版Lehrbuch，第152页。

(52)　这是历史主义的基本态度：不再用纯理性建立起的标准衡量及了解一切事物，而把一切事物放在它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去了解及评价。历史主义从启蒙思想的绝对价值标准中解放出来，进入到多元的价值观中，走入认为所有存在皆合理的相对主义中。然而伯伦汉在强调演化式思考了解事物的同时，他仍相信一个绝对的真实性及单一的价值，他没自觉其间相互矛盾与互不兼容性。详见本章第三节。

(53)　1903年版Lehrbuch，第617页。

(54)　1903年版Lehrbuch，第619页。

(55)　1903年版Lehrbuch，第624页。

(56)　伯伦汉修订1903年版Lehrbuch时做了长篇论述，焦点之一即兰普瑞希特的这本1896年的小书，可以感受到他心中积压了多年（从担任格莱斯瓦德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到担任该校校长的行政工作生涯）的不满。

(57)　1903年版Lehrbuch，第659页。

(58)　1903年版Lehrbuch，第660—667页，有伯伦汉最激情的文字。

(59)　在第五章第五节“历史哲学”里，伯伦汉特意附上了这十年来兰普瑞希特在方法学论战中所发表的论战文字书目，以及唯心史学阵营驳斥的书目。Knut Langewand在讨论伯伦汉史学时强调伯伦汉在1903年还公开维护着兰氏。这样的说法与笔者分析的结果不相符合。参见上引Langewand书。

(60)　参见上引Rolf Torstendahl文。

(61)　不只格莱斯瓦德大学同仁如此看待他，他的中古史考证论文皆获学界好评。

(62)　Horst Blanke，“Ernst Bernheim's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in 125 Jahre Historisches Seminar an der Universität Greifswald，Greifswald，1988.该论文收入他三年后的专书《史学史作为历史知识理论》（Horst Blanke，Hisroriographiegeschichte als Historik，Frommann-holzboog，Bad Cannstatt，1991），此处引述后者，第376页，尤其注1159。

(63)　数据根据1908年版Lehrbuch。

(64)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00页。

(65)　1903年版Lehrbuch，第215页，注释。原文Es liegt gewiss keine überhebung darin，wenn man meint，dass d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mit der Zeit weiter fortgeschritten sei.

(66)　1903年版Lehrbuch，第215页，注释。《史学方法论》中译文略过所有注释。伯伦汉对唯心哲学的史学批判态度引导着全书的建构，包括历史解释的方法、客观理论的立场。

(67)　参见上引Horst Blanke书，第377页。研究历史主义以及历史学专业化过程的布朗克指出从1880年到1914年德国以Historik（历史知识理论）为名的课程不断增加，除了有专书，而且教授的讲义也被学生整理出版。1919—1933年德国22所大学中共开250次史学史及史学理论课程，但已经比之前1880年到1914年间减少甚多。

(68)　参见上引Ogrin书第五章叙述有关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以及《历史学导论》在国际间的传播。Ogrin分别从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俄国、立陶宛、捷克、波兰、瑞典、芬兰以及日本等国家加以叙述。Ogrin未述及中国，日本的部分他以一页半的篇幅简述Riess的活动影响与1922年Einleitung的传入。Ogrin指出法国及意大利是最早接受伯伦汉方法学的国家，而且都有鲜明的选择性。法国部分参见第325—329页。

(69)　参见上引Ogrin书，第332页。

(70)　他主要根据的是伯伦汉1880年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小书，以及他授课的取向，当时《史学方法论》尚未出版。

(71)　Helmut Walter, “Droysens Historik und der Positivismus des deutschen Historismus”, in Klaus Ries (Hg.), Johann Gustav Droysen. Facetten eines Historikers, Steiner, Stuttgart, 2010.

(72)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73)　在伯伦汉的曲解下，以及引文被安置在求真考证论述脉络中，兰克的这段文字，陈韬因此将它译为：“一般人恒以为历史之任务，在洞察已往及现在之情形，俾将来得所借鉴；其实此种观念，非史家所宜有，研究历史者，但当实事求是，说明其曾经若何而已。”（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99页）原文所无的“实事求是”一词，是陈韬在理解伯伦汉建立的论述脉络时自行添加。陈韬对伯伦汉的理解是正确的。

(74)　Hans Schleier，“Ernst Bernheims Historik in seinem 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in Wolfgang Küttler（Hg.），Das lange 19. Jahrhundert. Personen-Ereignisse-Ideen-Umwälzungen，Trafo Verlag，Berlin，1999，2. Halbband，S.275—292.史莱尔也指出伯伦汉没有说明考证出的史料如何整合成历史过程，因为他忽略提问的意义。参见第281页。相较于Ogrin，Schleier有更专业的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训练，所做的评论极具启发性。

(75)　Georg Mehlis，Lehrbuch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Berlin，1915.参见第二部分第三章“德国唯心主义的成熟”，第487页。梅黎思是新康德派哲学家，师承李凯尔特及文德尔班，博士论文又以孔德哲学为题，对各历史哲学学派内涵有专业的了解与系统的评论。他的《历史哲学教材》巨作同时以专题及以历史哲学史的方式论述。伯伦汉《史学方法论》自1903年起德文书名增订为《历史方法与历史哲学教科书》，其中历史哲学的部分在1915年《历史哲学教材》对比之下，充分显示它出自史料考证学家之手。伯伦汉尝试将史料考证学与历史哲学整合为一体，透露他对科学史学的信念。此信念与新康德学派背道而驰。

(76)　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四节，“评史添策《普鲁士国家史》”。

(77)　1903年版Lehrbuch，第12页。

(78)　1903年版Lehrbuch，第12页。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6页“欲使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使其成为科学而后可……必先去其致用之念，使科学成为客观无私者，而后可语致用，而后能发生影响于当前之事物”。

(79)　1908年版Lehrbuch，第762—763页。

(80)　1908年版Lehrbuch，第757页，第六章讨论历史解释客观性。

(81)　传统中国史学思想中“史德”的概念与此接近，将“人欲”提升至与“天理”合一，作为追求客观性的保证。具体的方法因各家而异，如“读史以蓄德”是其一。

(82)　参见上引Torstendahl文，第322页。

(83)　参见上引Schleier文，第281—282页。

(84)　1903年版Lehrbuch，第51页。《史学方法论》中译本，第23—24页。

(85)　参见第一章第六节“《世界史》是上帝展现的足迹”。

(86)　1903年版Lehrbuch，第225页，“die Auffassung，welche die Bedeutung und den Zusammenhang der Tatsachen zu erkennen hat.”陈韬的译文是“综合的观察，在认识事实之意义及其间之连系性”。（《史学方法论》中译本，第102页）

(87)　1942年一篇纳粹时期的博士论文《恩司特·伯伦汉史观的局限与危害》，论文指出伯伦汉思想深植在自然科学思考方式中，作者称这样的思想缺少内在的温暖（innere Wärme），第133页。Edmund Edel，Grenzen und Gefahren der Geschichtsauffassung Ernst Bernheims，Köln，1942.该论文未曾出版，笔者参阅的是鲁尔大学历史系图书馆打字复印本。

(88)　布朗克也提出在伯伦汉的方法学里，美学完全被排除掉，参见H. Blanke前引书《史学史作为历史知识理论》，第285页。他说兰克优美的文字、Theodor Mommsen以《罗马史》获得19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德罗伊森书籍的耐读，这些叙述的传统皆被否定。

(89)　1908年版Lehrbuch，第724页。伯伦汉在这里引述兰克《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里的名言“das Allgemeine unmittelbar und ohne langen Umschweif durch das Besondere darstellen”（透过具体事实直截了当不经太多转弯抹角地将普遍性呈现出来）。兰克所谓的“普遍性”就是伯伦汉所说历史中的本质。两人视既往为一实际存在的客体，看法一致，而且也都认为在既往的事件中有些具有关键核心的角色。

(90)　东德出身的史家史莱尔首先指出此点，参见上引Schleier文。

(91)　Notker Hammerstein (Hg.),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m 1900, Steiner Stuttgart, 1988.

(92)　H.-U. Wehler（Hg.），Deutsche Historiker，Vandenhoeck & Ruprecht，1971—1982.共出版九册，每册有四篇传记，共介绍三十六位德国史家。

(93)　胡昌智按，笔者撰写本章期间，承蒙格莱斯瓦德大学哲学学院档案室副主任Barbara Peters女士以及格莱斯瓦德大学新图书馆馆员的协助，特此致谢。

(94)　关于利斯的在日本的活动及其影响，参阅Kentaro Hayashi，“Ludwig Riess，einer der Vater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Japan”，Bonner Zeitschrift für Japanologie，vol.3，1981，S.31—45；Bernd Martin，“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als Instrument nationaler Selbstfindung in Japan”，in Gangolf Hübinger，Jürgen Osterhammel，Erich Pelzer（Hg.），Universalgeschichte und Nationalgeschichte，Freiburg，1994，S.209—229.

(95)　关于德罗伊森批判巴克尔，参阅胡昌智《译介德罗伊森书评〈提升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台大历史学报》2013年第51期。

(96)　Ludwig Riess, Methodology of History, pp.18—19.

(97)　John S. Brownlee，Japanese Historians and the National Myths，1600—1945，UBC Press，1997，pp.77—80. Brownlee对利斯的史学方法论英文讲义内容有所介绍，但没有揭示其理论来源；Bernd Martin，“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als Instrument nationaler Selbstfindung in Japan”，in Gangolf Hübinger，Jürgen Osterhammel，Erich Pelzer（Hg.），Universalgeschichte und Nationalgeschichten，Freiburg，1994，S.209—229.Martin指出利斯在日本讲史学方法，整个框架是建立在德罗伊森1857年的方法论课程手稿Vorlesung über Enz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Geschichte（1937年首次刊行），1912年他用德文出版Histirik，延续了德罗伊森的体系。笔者以为这是一项有价值的发现，但Martin似没有见过利斯在日本的史学方法论英文讲义，是通过后来的Histirik一书倒推之前利斯在日本所讲内容。事实上，利斯的史学方法论英文讲义根据的是德罗伊森1882年Grundriss der Historik，而不是1857年演讲稿，因为英文讲义的分类与1882年Grundriss der Historik完全一致，1857年演讲稿没有“Topik”一章，而1882年版及英文讲义皆有。

(98)　Georg G. Iggers and Q. Edward Wang, 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Routledge, 2013, p.144.

(99)　参见伯伦汉1889年版Lehrbuch，第579页。利斯在英文讲义中以德罗伊森1882年书中的用词及架构说明方法学中的叙述问题，参见Ludwig Riess，Methodology of History，pp.119—128.

(100)　H. W. C. Davis, “Historik: Ein Organon geschichtlichen Denkens und Forschens by Ludwig Riess”,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28, No.112 (Oct., 1913), p.752.

(101)　杨晶晶：《从方法到理论：里斯1893年及1912年史学思想之变化》，北京大学2019年本科生毕业论文，第10页。

(102)　中山治一：《ドイツ史学の受容と白鳥博士》，收入《白鳥庫吉全集·月報》（7），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5—6页，转引周雨霏：《兰克史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学术研究》2021年第8期）。

(103)　［日］坂口昂、小野铁二译：《历史とは何ぞゃ》，东京岩波书店1935年版，“初版绪言”，第3页。

(104)　陈啸江：《建立史学为独立的法则的科学新议》，《现代史学》1935年第2卷第4期。

(105)　参阅本书第五章。

(106)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新潮》1919年第1卷第4号。

(107)　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师大史学丛刊》1931年第1卷第1期。

(108)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7年版，第9页。

(109)　教育部编：《大学科目表》，正中书局1940年版，第49页。

(110)　详参本书第四章。

(111)　参阅张健编：《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

(112)　陈翰笙编：《北京大学欧美史学史》，未刊讲义，第8—10页。

(113)　《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25—1926年度），第6页。

(114)　李璜：《历史学》，未刊讲义，第2页。

(115)　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初版是1889年，1894年是修订版，而Introduction讲该书出版于1894年，李璜也跟着这样说，如果他读过伯伦汉的书，当不会不知准确的出版年份。

(116)　1929年、1930年课程名“史学方法论”，1931年停一次，由黎东方代讲，1932年、1933年课程名改为“史学方法导论”，1934年开始这门课由姚从吾接替。1933年史学方法导论课据说因傅斯年因事赴南京，“本学期暂不开班”。（《世界日报》1933年3月9日，第7版）说明傅斯年至少在北大讲了三次史学方法课，并非如邓广铭回忆傅斯年只讲了一次。（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台大历史学报》1996年第20期）

(117)　《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3年度），第223页。按，傅斯年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义《史学方法论》今仅存第四讲“史料论略”，其他未见，北大史学系学生白宝瑾在校期间发表《历史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史学》第1期，1935年1月）一文，引述傅斯年“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去扶持或退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出处标注“见傅著《史学方法论》”。该引文出于第四讲“史料论略”，白宝瑾说“傅著《史学方法论》”，而没有说《史料论略》，傅氏《史学方法论》讲义有可能是完整的，或成文至少不止第四讲。傅振伦回忆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讲授史学研究法，“编印了讲义”。（《我所知道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76页）讲义最初名称不是“史学方法导论”，而是“史学方法论”。

(118)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7页。

(119)　伯伦汉与瑟诺博司在各自的书中虽没专列一节讨论统计学与史学，但都有论及，可参考本书第四章第三节。至于傅斯年为什么要专门讲统计学与史学，或与1920年代中国史学界在丁文江、梁启超等鼓吹之下过度迷信统计学有关，他似有纠偏之意。

(120)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52页。

(121)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70页。

(122)　黄进兴：《机构的宣言：重读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复旦学报》2017年第5期。

(123)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65页；1903年版Lehrbuch，第148页。

(124)　傅孟真：《闲谈历史教科书》，《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第101页。

(125)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50页；1903年版Lehrbuch，第114页。

(126)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54页；1903年版Lehrbuch，第125页。

(127)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61—62页；1903年版Lehrbuch，第141页。

(128)　傅斯年：《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8—309页。

(129)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73页。

(130)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120页。

(131)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127—128页。

(132)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153页。第193页“亦有若干史料，因系单独性质，无有同时代之其他史料可资比较，虽其不能完全可信为无疑者，但其程度及界限亦不能决定，则考证法此时即感困难矣。关于极古时代或极远处之报告，每可发生此种情形……吾人对之虽不敢深信，但因无法校勘，对于该项事实全无所知，故亦不敢轻弃之，因而仍不能不承认其可用。在此状况下，应用时自须加以保留方可”。

(133)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158—159页。

(134)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121页。

(135)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独立出版社1944年版，第2页。

(136)　傅斯年讲，王培棠记：《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1930年第1期，第196页。

(137)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21页。

(138)　《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指导书引言，署名“暂代史学系主任蒋梦麟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就内容和行文来看，应该是傅斯年代笔。

(139)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37页。

(140)　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06、508页。

(141)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37页。

(142)　傅孟真：《闲谈历史教科书》，《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第102页。

(143)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66—67页。

(144)　余伟译本，第134页。

(145)　陈韬译：《史学方法论》，第68页。

(146)　余伟译本，第193页。

(147)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1934—1935年度），第110页。

(148)　李孝迁编校：《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页。

(149)　姚从吾曾将《历史研究法》讲义赠送给朱希祖，后者连续三天阅读。（《朱希祖日记》中册，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28页）北大史学系学生发表文章，也时常引述姚氏《历史研究法》，如白宝瑾《历史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史学》第1期，1935年1月）、徐世劻（靖方）《响应中国新史学建设运动》（《华北日报》1936年1月16日，第7版）。

(150)　诚之：《介绍一位新史学家姚士鳌教授》，《北平晨报》1935年6月21日，第7版。

(151)　姚世鳌：《研究历史学的步骤》，《大学新闻》特刊之四，1935年5月21日。

(152)　《史学系派遣留德学生姚士鳌致朱逷先先生书》，《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5月9日，第2版。

(153)　姚从吾：《欧洲近百年来的历史学》，《中央日报》副刊《文史》第5期，1936年12月6日，第11版。

(154)　姚从吾：《历史方法论》，《姚从吾先生全集》第1卷，台北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4页，注1。按，何兆武《近代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一文说：“在西方，另一部自上世纪即被认为是标准著作的，是德国史学家伯伦汉于1889年出版的《史学方法论》。这是一部兰克方法的著作，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姚从吾留德归来后，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一课多年，他所依据的主要就是这部书。”（《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页）其实，姚氏所依据的是Einleitung，不是《史学方法论》。

(155)　李孝迁编校：《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第127页。

(156)　李孝迁编校：《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第150页。

(157)　姚从吾：《德国史学界所称道的几种历史观》，《留德学志》第1期，1930年6月，第19页。

(158)　姚从吾：《北京大学辽宋金元史》，未刊讲义，第31页。

(159)　孔繁霱（1894—1959），字云卿，山东滕县人。1917年留学美国，1920年毕业于格林奈尔大学（Grinnell College）。1922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深造，研究西洋中古史和通史。1927年回国后，被清华大学聘为历史系教授。

(160)　黎东方：《史学讲话·序》（修订新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

(161)　《大学本科学程一览》，《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0年度），第67页。

(162)　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版，第110页。

(163)　孔繁霱：《讨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改造》1922年第4卷第8号。

(164)　黎东方：《史学讲话·序》（修订新版）。

(165)　黎东方：《平凡的我——黎东方回忆录》，第150页。

(166)　张致远：《史学讲话》，前言。

(167)　［美］F. M. Fling著，李树峻译：《历史研究法·序》，立达书局1933年版。

(168)　陆懋德：《西方史学变迁述略》，《师大史学丛刊》1931年第1卷第1期。

(169)　《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1935年度），第65页。

(170)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自序》，第2页。

(171)　《中央大学史学系选课指导书》（1933年），第106页。

(172)　《各院科目及预科课程》，《中国公学大学部一览》（1930年度），第43页。

(173)　《各学院课程指导书》，《国立北平大学一览》（1934年度），第71页。

(174)　《文学院一览》，《河南大学一览》（1930年度），第90页。

(175)　《文学院课程》，《私立大夏大学一览》（1933年度），第46页。

(176)　《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一览》（1936—1937年度），第51页。

(177)　陆懋德：《历史研究法·序》，立达书局1933年版。

(178)　“研究史学，常有赖于他学，如古文字学、谱牒学、年代学、舆地学、纹章学、古泉学等，皆有直接关系者也。他如言语、法律、地质诸学，其关系亦不在少。若不得此等学科之助，则其所研究者，必不能望其真确。”（李承廉：《史学方法论》，《江汉学报》1933年第1期）

(179)　胡昌智认为：“国人在1920年代及30年代对科学的崇拜，当时我国学者，不论是留学德国的或在国内的，他们接触德国刊行最广的这部史学方法作品时，所注重的毋宁是考证方法，以及自然环境与社会心理取向等科学性的、实证的历史解释，而不是有宗教内涵的、政治理念的历史主义式历史解释。”（胡昌智：《译介朵伊森书评〈提升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台大历史学报》2013年第51期，第185页，注10）

(180)　朱谦之：《文化科学的方法论之一——现代史学方法》，《朱谦之文集》第2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181)　《万有文库第二集目录》第14页标注陈韬译的书名是“《历史方法论》（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 und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

(182)　陈韬似为职业翻译者，尚译有《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科学典范》（K. Pearson，The Grammar of Science）。

(183)　李絜非：《论历史的概念及其趋势》，《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4号，第56页。陈训慈、沈嵩华编著《历史》下册，正中书局1946年版，第336页，列陈韬译《史学方法论》为参考书之一。

(184)　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股份公司1981年版，第328页。

(185)　李述礼（1904—1984），广东人，早年参加革命。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做了大量的德文著作翻译工作，其中有德·波林《战斗的唯物论》、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伟大的旅程》《长征记》《埃佛勒斯峰》《亚洲腹地旅行记》等。因德文译著成绩斐然，获得柏林大学的奖学金，1936年取道莫斯科抵柏林大学。1938年离开柏林回到重庆，担任《中苏文化》杂志编辑。

(186)　《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1940年11月），第11页。按，李述礼译稿藏南京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

(187)　1938年《暨南大学图书馆劫余书目》（下）西文之部第110页，有伯伦汉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按，笔者曾检索现今中国各大学图书馆藏伯伦汉史学方法著作情况如下：北京大学图书馆有1908年版《史学方法论》、1920年版和1926年版《历史学导论》，清华大学图书馆有1908年版《史学方法论》，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有1903年版《史学方法论》、1935年版日译本《历史学导论》，南开大学图书馆有1908年版《史学方法论》，南京大学图书馆（前身中央大学）有1908年版《史学方法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有1922年版日译本《历史学导论》。

(188)　王庸：《欧史举要》，《史地学报》1921年第1卷第1号。张其昀：《刘知幾与章实斋之史学》，《学衡》1922年第5期。

(189)　齐思和：《评十九年出版各家史学新著》，《国闻周报》1931年第8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