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论》的各个版本
《史学方法论》一共有六版，由莱比锡的Duncker & Humblot出版社发行。第一版刊行于1889年，第二版1894年。1903年第三次发行时，第三、第四版同时出书，1908年最后一次发行，也是第五、第六版同时出书。从1889年到1908年，二十年间共刊行六版。之后，1914年在德国，1960年及1970年在美国（分为两册）分别重印，重印根据的是1908年版本，没有任何变动与增添。二十一世纪伯伦汉似乎从被遗忘到再次获得关注。2013年德国Duncker & Humblot以及Salzwasser两家出版社同时重印该书，2015年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出版社也加入重印行列，所根据的都是1908年版本。(33)我们可以简化地说，《史学方法论》一共刊行十次，但是只有四种版本：1889年版、1894年版、1903年版以及1908年版。(34)
《史学方法论》与1880年伯伦汉在哥廷根大学待业期间出版的小书《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思想上一脉相承，它们都呈现调和唯心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折中立场。《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是以学派源流为主轴依时间顺序叙述，而《史学方法论》是根据研究工作流程所做的系统说明，呈现在章节的分配中。《史学方法论》的章节分配大致是承续德罗伊森1868年的《历史知识理论》(35)中的章节。伯氏将《史学方法论》分为六章：历史学的概念与本质、方法学、史料学、考证学、综观解释、叙述。前后六个版本的章节都一致，没有变动。在第一版的绪言中他强调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从历史学的基本概念到实际操作准则将它们整合为一体。他认为历史学本质的定义与之后的综观、方法的采用、考证、叙述等等环环相扣，他希望在历史学界对自己学科看法极为歧异的状况下，这本书能够澄清历史学的本质，并提出一套大家可以遵循的研究方法。(36)从这个角度而言，撰写《史学方法论》的目的就不只是给学生当教材而已，它更有从方法上整合历史学界的宏大企图心。
伯伦汉替《史学方法论》一共做过三次修订，他自称修订得很多，有时候宛如重新写过。三次修订分别是1894年版、1903年版以及1908年版。就总页数而言，1889年首版共530页，最后的1908年版达842页，总共增加312页，超过第一版一半以上的篇幅。其中1894年第一次增修增加了94页，1903年版增加158页，1908年版增加63页。各版各章节的页码及页数一览表如下，它显示增添之所在。
续表
续表
综观整个页数的变动，首先值得注意的是：1903年版较之于1894的版本，它的篇幅增加了158页，在三次修订增添中居首位。这现象反映出学界方法学论战在世纪转换的前后十年中达到高峰，因为哲学界、社会科学界的参与，使得方法学、知识论的出版变得极为丰富，让伯伦汉能够引述各种新学说巩固自己的论述。1903年版本修订的前十年，他学术生涯中有许多波折，增添之处可见出他面对激烈的学术震荡的内心活动。笔者认为1903年版在几次版本修订中最具意义。其次，在检视《史学方法论》四个版本各章节页数时，四点变化最为醒目：一是第一章第四节“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从首版24页增加到最后一版的60页。这现象显示伯伦汉持续的注意发展中的新兴学科，以及它们与史学的关系。其中1903年版增加17页论述最为突出。二是第一章第六节“史学之本质与任务”，从1894年版的10页倍增为1903年的20页，也是大幅的变动。三是第五章“综观”在版本变动中增添最多的是第四节，页数倍增，其中讨论有关社会心理学用于历史解释衍生的问题，1903年版补充了12页。四是第五章第五节“历史哲学”在整个版本修订过程中总共从26页增加到65页，而1903年版他替这节大幅补上了25页。上述从页数上凸显出的四点，事实上伯伦汉在1903年版“序言”里也提及，他说那些添增之所在正是他最关心的论点。(37)
基于上述的分析，笔者在检视各版本变动时将把焦点放在1894年版到1903年版之间的改变，(38)同时也将分别以上述的四小节中伯伦汉所增添的文字为主要分析对象。
第一，在第一章第六节“史学之本质与任务”里，陈述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他分别叙述六个学科：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自然科学。1903年版添加的文字几乎完全集中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法则与概念）的关系上。他在叙述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之后，1903年新提出的问题是：在历史知识范围里，“法则”适用的情形如何？接着他用15页的篇幅回答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他将法则区分为自然法则以及经验法则。首先他认为自然法则不论是物理学或心理学的因果律在人事界都不适用。他说，即使背景相同的人，面对类似的人事状况，他们也不会有一致性的作为。在原则性的论述之后，他有针对性地说：“兰普瑞希特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这错误在他的《什么是文化史？》(39)论文里表现的最明显。相对于有自由性质的个人行为及个人心理因素，他把群众集体行为以及社会心理因素看待成有必然性的现象。”(40)伯伦汉指出兰氏将历史研究对象限定于群众集体行为，他的目的就在于企图将历史学等同于有定则的自然科学。相对于自然法则，经验法则指的是从历史现象中整理出的发展规律，伯氏认为一般经验法则都具有模糊与宽松的特质，一旦涉及具体的事件与内容，它就会变质沦为仅具类比性、相似性或重叠性。他再次指名道姓说：“兰普瑞希特在《什么是文化史？》论文里把所研究整理出的各个文化阶段的转移机制当作经验法则（规律）看待，而且将它与统计的法则视为一类，那是不正确的看法。”(41)除了指出兰氏相信社会心理学符合自然法则，并在历史研究中抛弃一切个别事件，以符合追求历史法则的目的，伯伦汉在添加的15页文字中也细述藉着《英国文明史》追求历史定则在德国造成风潮的巴克尔，(42)以及他所承继的英法哲学家孔德与米勒（John Stuart Mill）。伯伦汉的意图是要将兰氏与在他之前的巴克尔一起安置在法国孔德哲学影响之下史学研究传承中。藉此，他又重新强调了在1880年有关史学学术源流小书中早已提出的论点，重申实证哲学与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了历史研究而自成一个学术渊源。伯伦汉增添文字的目的明显是为了驳斥兰氏自视为“原创性”的实证主义历史研究者。(43)
在这一小节添加的文字中另有两点值得提出：一是伯伦汉对曾经在1893年“诬蔑”过他的贝娄，在此处表现出不记前仇的态度，而且对他赞誉有加。伯氏称赞贝娄1901年《史学杂志》发表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批判“清晰透澈”（einleuchtend），并引述其批评当时经济史追求法则的文字：“所谓的经济发展法则受特殊地理条件、民族特质、对外关系等因素冲击，所丛生的例外使它千疮百孔，根本无法再称之为规律。”(44)虽然他是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论述，但是对贝娄态度的转变仍然呈现出他有朝向传统唯心史学派倾斜的意向。二是他在添加的文字中虽然明确的表示经验法则不可能在历史重建中出现，然而，他又说经验法则确有引导研究者提问及收集材料的（heuristische）功能。(45)将经验法则视为提问与收集材料的引导，伯伦汉的思路与同时期的韦伯（Max Weber）在方法学上提出的理想型概念十分吻合。(46)这点呈现伯伦汉坚定的折中的立场，能够在论战中，一方面倾向了唯心史学阵营，但又坚持社会科学对史学有正面影响的看法，并肯定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点。可惜他没有在这个看法上展开进一步的论述，并尝试建立研究工具。
第二，伯伦汉在1894年版第一章第六节以10页的文字论述“史学之本质与任务”，1903年这一小节的篇幅倍增为20页。这一小节里，他主要讨论的是历史学本质，附带的说明它的功能，增添的文字集中在前者部分。他将历史学的本质增添定义为“历史学这门学术是藉着人之作为社会动物其（个别性的、典型的以及集体性的）行为的因果关联，研究并呈现人类发展事实。”这里他增添两点：（1）用因果关联强调“发展”概念；（2）凸显历史研究要涵括集体性的行为。(47)
关于第一点，历史学对他而言不再是为娱乐讲故事或因实用教训目的而叙事。历史学是有意识地整理事件因果关系的研究工作。伯伦汉用“发展的”（entwickelnde）与“渊源式”（genetische）这两个近似的词表达现代的历史学，(48)并将它们放在现代史学里的核心位置。他重新诠释兰克认为历史学之所以成为学术的关联性（Zusammenhang）。他说：发展的概念赋予了我们学科内在的关联性。他引述兰克的就职演说以及他的第一部著作，赞誉兰克是发展观现代史学开山立范者。(49)发展观的历史思考及研究对他而言就是科学的，其中自有其因果关联的看法，历史学的科学性因此不必外求经验法则，历史研究更与自然法则无关。这是他在1903年版增订中针对1889年版到1894年版的基调所做的补强。关于第二点，伯伦汉1903年版第五页之后，又加入了将近六页的文字，讨论历史学从研究个别现象及个人转移到研究集体行为与集体现象的新趋势。他肯定史学研究对象扩大的正面意义。但是，当时研究集体现象的史家根本的目的是希望能运用统计与社会心理学将历史学提升成如同自然科学一样，能够呈现法则。伯伦汉说这正是我们所要“打击对抗”（bekämpfen）的。他引用新康德派学者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新发表的《自然科学概念的界限》《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强调自然科学的概念无法套用在历史学上。接着强调兰普瑞希特“错认”（verkennt）历史学的性质，才会在文化阶段论里只呈现文化阶段之间“典型”的变迁，而不探讨任何个别性的事物。伯伦汉进一步说，“集体”这个概念并不等同于“典型”，前者是有一致表象的诸事物，而后者有内在因素的一致性。他说：“兰普瑞希特一贯的从来没有正确的区分‘典型的’与‘集体的’两词’。”(50)他强调兰氏利用冯特（Wilhelm Wundt）的社会心理学，但没有遵守冯特严谨的原意。若是照着兰氏的思路走下去，伯伦汉说历史所呈现的将会是没有个人、没有民族内容的抽象的发展过程。他此处添加文字的焦点就在于批判他昔日的学生。
至于历史的功能，伯伦汉认为它奠基于历史的本质之上。它的功能不再是昔日所指的实用（pragmatisch），而是透过演化式的眼光提供自我认识的深度，不至于只被目下情况所局限，它的功能也包括提供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51)在增添的文字中他强调演化式的思考方式有助于人们对一切现象的了解，(52)他说，即使自然科学，在演化式的自我了解中也获得长足的进步。话锋一转，他进一步指出唯独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中论述对社会学有助益的学科时，推荐了几乎所有学科，就是不提历史学。他批评斯宾塞的同时，再度引述“宿敌”贝娄的观点。贝娄刊于《史学杂志》的《历史新方法》，伯伦汉肯定地加以转述：“针对一切系统性的观察方式，历史思考的方式与方法能够提供一个健全的修正与管控，因此它适合平抑系统学者的夸大与片面性。”曼乃克主编的《史学杂志》当时是打击兰氏的大本营，而伯氏在1903年添加的文字中引用其中论点，毫不隐饰的认同历史主义的基本信念。
第三，伯伦汉在1903年版第五章“综观”添加了58页文字。“综观”这一章分为六小节，分别讲述：解释、综结、复述与幻想、一般因素之综观、历史哲学、综观之本质（客观性与主观性）。其中第一项指史料的解释，内容上仍然是史料学的一个部分。第四项包括物理因素、个人与社会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等等，在这项里他增添了20页的文字。而他增添最多之处是社会心理因素在历史研究中的角色，补充了12页的内容。
伯伦汉强调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核心概念“时代精神”，其实就是后来流行的词汇“集体心理”或“社会心理”的前身。历史解释从使用“时代精神”的概念到使用“集体心理”，它所解释的现象扩大了，而且也变得具体了。但是，“集体心理”仍然坚持个人脱离不了特定时空整体特质的笼罩，每个个体都反映着集体的特质。在这样的背景论述之下，伯伦汉在1903年版中开始补充他对“集体心理”方法用于历史解释上的看法。首先，他加入了相关的新书目，并讨论冯特与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对这个概念的界定。之后，从第617页到625页，他做了长篇论述。他的论述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他强调冯特的社会心理学原意极为严谨，它只用于语言、神话以及风俗现象，因为这三方面有相当足够的资料提供掌握社会心理的共同点。但是，它被引申到经济行为、艺术及政治行为上，用来建构一个特定时空社会心理的“整体状态”（Gesamtposition），进而将各个时代的整体心理状态连接成为阶段式的发展，如兰普瑞希特之所为。伯氏警告说这样扩大使用该概念的历史解释，“要谨慎对待”（cum grano salis）。(53)二是这个类似“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的集体心理状态笼罩着所有的个人。个人完全被制约及决定，个人行为及个别事物成了不是自由开展的现象。伯伦汉指出兰氏用“假论述”（Scheinargumente）以及用“狡猾的调包”（sophistische Vertauschung）手法让人觉得他没有抹杀个人心理因素，有将它视为建构社会心理整体状态的积极成分。他说，实际上兰氏只服膺他自己所揭橥的原则：“个体对社会的依赖性在关键点上是绝对的。”(54)三是兰氏引用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建构一个有规律发展阶段的德国史，他在1896年《历史学中的新与旧方向》（Alte und neue Richtungen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中自我剖析，他的研究受到冯特社会心理学的启发以及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影响，走出了一个相对于兰克史学的“新史学”方向。然而，对伯伦汉而言，当时德国所谓的新、旧史学就是唯心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而这两个对立的学术渊源与相关发展他早已在1880年的《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中以全欧洲的视野做了分类、叙述及评论。他在修订版添加的文字中批评兰氏1896年的小书无视英法的实证思想的传统，“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如果认为他们对德国的发展观点没有影响或对一般历史界没有影响，这样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脚”。(55)批评兰氏学术上的自大带来的狭隘视野。伯伦汉在此处添加的文字可以视为是他对兰氏1896年小书迟来的书评。(56)伯伦汉对这位1875—1876年在哥廷根大学第一年教过的学生及之后长年的学友无视他的论述，显然无法释怀。
第四，1903年版第五章第五节“历史哲学”共有59页，比1894年版增加了25页。其中引言部分增加将近一页，历史哲学的概念与功能部分增加三页，而历史哲学的发展史部分由原来的24页变为45页，增添了21页之多。在历史哲学的发展史部分，伯伦汉原来各以大约五页的篇幅介绍古代中古与启蒙的历史观、从赫德到兰克的唯心史观、康多塞与孔德及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史观、达尔文及马克思史观等五个部分。在1903年版中他在实证主义的部分加入了13页文字，共达18页之多。其余四个史观仅各有些微的补充。伯伦汉新增的13页文字内容为何？它们又透露什么信息？
伯伦汉在介绍康多塞的哲学之后，在孔德的部分他添加了五页，对孔德一个人所用的篇幅超过了叙述两百年德国唯心哲学及史学学派的篇幅。他说如此“深入的”（eingehend）说明孔德哲学思想的目的，是要让读者了解孔德的方法观点与德国兰普瑞希特代表的“新历史观点”有密切相连的“亲属关系”（Verwandschaft）。此处，他就是要指出兰氏的历史研究源于孔德的实证哲学。伯氏细述孔德哲学思想时显然是充满不平的情绪，他的思绪充满着驳斥兰氏的意图，他要揭露兰氏不实的说法：自视其十三册《德国史》的写法是首创的研究取向。他不满兰氏扬言根本不知道孔德是谁？更不满兰氏的学生费司特（Richard Fester）在论文中讥讽：伯伦汉“发现”（entdeckt）了兰氏的思想有“一点细微的须根”（eine schwache Wurzel）伸在孔德的哲学中。伯伦汉细述孔德思想之后反击说：“不论是谁比较一下两人所陈述的观点，都看得出这个根有多粗壮。”(57)他在此处一并提出三点对兰氏的批评。一是学术思想的吸收有许多不自觉的途径，实证主义思想在欧洲已经流行了两个世代，不能以“不认识孔德”否认学术上受到他的影响。二是写论文引用资料出处早已成为学术常规，同样的，论文使用的理论来源，也应该明确标示。三是兰氏既然坚信在一个文化阶段中个人跳不出整体的社会心理状态的笼罩，就不该自限于矛盾：在现实中强调自己研究的原创性，以及自己如同天才般的冲破旧思维开启了新研究取向。(58)
总结而言，1903年版Lehrbuch中添加了158页的文字。这些主要散置在上述四章节的文字，它们引述了世纪转换间学界有关方法论的著作，担任格莱斯瓦德大学校长的伯伦汉其勤奋与纪律跃然纸上。这些文字回应当时德国历史方法学论战的各类问题，它们应该被视为当时历史方法论论战的一部分。伯氏藉着新版增订的机会努力澄清他的立场，不愿被归类为兰氏的实证主义阵营。他一直相信从1880年以来早已在方法学上超越了唯心与实证之争。新版增添的文字显示出伯伦汉除了学术立场的表白之外，还带有丰沛的个人情绪的发泄，毕竟他所要划清界限的正是他昔日最亲密的伙伴。从他在各个章节中以不同的面向一致的、指名道姓的批判兰氏，从这现象而言，(59)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认为，撰写修订版文字时，他个人的情绪引领着他，让他以批判兰氏为焦点，进而引述当时出版界的新论点。上述分析也显示增添部分的文体完全配合《史学方法论》的叙事方式，密集地使用论辩程序。该书交错质疑的论述特质在修订版中因此更形强烈，与两年后1905年出版的《历史学导论》相较之下，与其平铺直叙的文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