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¹⁾

近代中国史学界最初对史学方法论知识有些了解，并不是通过鼎鼎大名的伯伦汉和瑟诺博司的著作，而是借助日本史家的作品，尤其是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在中国史学专业化之前，坪井此书就已译介到中国，等到“五四”前后史学专业化提上日程，“现在中国的学界对着西洋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有一种十分诚切的要求”，希望“把最新的历史方法来研究我们本国的历史”。⁽²⁾于是中国史家将目光转向西方史学方法，而坪井《史学研究法》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以致今人以不知为无有，在中文世界欲求坪井略为详细些的生平都不可得，遑论对他作专题研究。事实上，从晚清以来，中国史学界仍然能发现或显或隐的坪井痕迹，他的《史学研究法》大量举证东亚史例，读来比西人同类著作更为亲切，许多通日语的中国史家对此书并不陌生，也是中国史家搭建史学方法论可资参考的理论来源之一。本章专论坪井《史学研究法》及其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说明他是兰克史料方法学进入中国的中间环节。如果我们只注意伯伦汉和瑟诺博司史学如何融入中国近代史学，而忽视坪井所扮演的“转译”作用，就虚的来说，不能完整拼接中国近代史学的多元面相，就实的来说，不能解释某些史学史问题，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理论渊源、伯伦汉史学在中国早期接受等问题。

一、其人其学

长久以来，坪井九马三主要被两个身份所界定。首先，他是学院史学的代表者，是“草创期学院史学的巨星”。⁽³⁾自1883年执教至1923年退职，坪井在学院体系中心之东京帝国大学任职起讫四十年，前与德国史家利斯（Ludwig Riess）、后与箕作元八一同缔建并执掌史学科，倡导科学的、实证的、史料的研究，奠定了日本近代实证史学的基础；其次，他被视为“私淑兰克学统”，⁽⁴⁾“坚持了德意志正统历史学派的学风”，⁽⁵⁾其《史学研究法》对于导入兰克、伯伦汉的学说首居其功，不仅在日本具有示范意义，亦译介到中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积极影响。

坪井与东大渊源颇深，1877年东京开成学校与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东京大学，原本就读开成学校的坪井顺理成章地考入东大理财科（经济学），1881年取得学位后又进入理科大学（理学部）研修应用化学。当时文科大学（文学部）设有两学科：第一科史学、哲学及政治学科，第二科和汉文学科。因史学教授难得其人，学生亦少，1879年第一科削除“史学”字样，改为哲学、政治学及理财学科，但作为科目的史学课程仍存在。职此背景，经济学出身、应用化学在读的坪井于1883年被聘为史学讲师，这是他史学研究的起点。

1887年发生两起对日本近代史学发展具有特别意义的事：一是2月利斯受聘赴日，负责东大西洋近代史的讲授，9月正式设立史学科；二是坪井苦于尚不具备专业史家的素养，为研修史学，获得留学柏林大学的任命。1889年他留学奥地利布拉格大学及维也纳大学，后获延期一年，转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前后留学凡四年有余，1891年坪井留学归来升任文科大学教授，讲授西洋史、史学研究法、蒙古史等课程。1893年文科大学正式导入讲座制，西洋史相关课程被命名为史学地理学讲座，坪井担任第一讲座，利斯因外国人的身份担任第二讲座。1902年利斯辞职，留学德国的箕作元八接续。从1883年至1923年坪井退职，“东大接受了利斯、坪井、箕作与德国史学的洗礼”，⁽⁶⁾三人形成了日本“西洋史学的第一世代”。⁽⁷⁾当时东大史学科只有西洋史，日本史（国史）仍长期归属和汉文学科。直至修史馆移交东大的次年，即1889年重野安绎、久米邦武、星野恒创建国史科，日本史始独立。同年在利斯的倡议下，⁽⁸⁾史学会成立，发行《史学会杂志》。最初只设编纂委员长重野安绎、编纂委员久米邦武、星野恒。1895年编纂委员会改为评议员，坪井名列其中。⁽⁹⁾1917年星野恒去世，坪井继重野、星野之后成为评议员长、理事长，统率会务。在他“坚实的领导下”，《史学杂志》（1892年易名）成为“斯界之木铎，最高之权威”。⁽¹⁰⁾由学科创设时期的重要人物观之，学院史学内在的传统实际有二支：一是利斯、坪井主持的史学科，移植兰克学统；一是重野、星野等创立的国史科，代表汉学考证主义。两者看似山迢路远，却因内核趋近同一的实证指向而交相作用，“重野、久米、星野等先生以中国清朝的考证学研究历史，与Riess等的Science的历史相结合，以此看待历史，《大日本史》即江户时代的劝善主义才迎来巨变”。⁽¹¹⁾

坪井思想既有西方近代史学成分又接受考证学传统，在他的《史学研究法》有充分反映。此书是坪井在早稻田大学的讲义，1903年正式出版。此前虽有下山宽一郎《史学原理》，但篇幅较短且未完成；在晚清史学界非常流行的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在日本近代史学上并无地位。⁽¹²⁾故坪著被视为日本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开山之作，是“由日本人执笔的最早的史学概论”，⁽¹³⁾此后同类著述大多出现在昭和时代。⁽¹⁴⁾尽管1926年改版时坪井自嘲时过境迁，《史学研究法》已是“独活之枯木”“樗树之蘖”，⁽¹⁵⁾但其开启之功不能否认。此书“多以伯伦汉的历史的概念为基调”，⁽¹⁶⁾由于两者的理论高度重合，齐藤斐章认为是书“源自伯伦汉（Bernheim）的Lehrbuch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的意译，以国史的材料为考证”。⁽¹⁷⁾今井登志喜称：“大体上以伯伦汉为基础，但这是一部将之消化吸收、融会贯通，多以实例考求国史、不止于翻译色彩的好作品。”⁽¹⁸⁾坪井作为史学科（西洋史）教授，在《史学研究法》却倾注大量心血考求国史（日本史），若进一步推究其考证的实例及史观，则恰好集中地回应了修史馆史家聚讼的争议和主张。

修史馆的前身国史校正局设立于1869年，是年明治政府发布《修史之诏》，为“辨明华夷内外，扶植天下纲常”，计划编修官撰国史。1877年改名修史馆，1882年以重野安绎、久米邦武等汉学者为中心开始编纂《大日本编年史》。日本汉学内部自江户以降已产生朱子学与古学、考据学的分歧，这一分歧又延续在近代修史事业。重野初奉朱子学，后转入清代考据学一脉，由虚入实。他主持的《大日本编年史》从南北朝时代起笔，对以朱子学大义名分观为基础编写的《大日本史》提出质疑，批判的对象包括《大日本史》的南北朝记述、作为南北朝史中心史料的《太平记》、作为编修群体的水户学派及其劝惩的历史观。1885年重野受官命调查、搜集史料，在复命书中即言：“修史的材料以古文书、日记为最高，从前史家所依据的大概是战记物语类，取信经后人之手而附加润色之物，日本史上南北朝以后专存斯弊。”⁽¹⁹⁾1886年在东京学士会上的演讲更具体指出“《太平记》属于物语一类，虚实相杂”，⁽²⁰⁾自此掀起波澜。内藤燦聚以《〈太平记〉不是小说家之作说》提出反对意见，星野恒旋作《辩内藤燦聚君之〈太平记不是小说家之作说〉》一文反驳。⁽²¹⁾1890年星野恒在《史学会杂志》创刊号发表《史学考究历史编纂应精选材料之说》，继续质疑《太平记》的史料价值，久米邦武长篇连载《〈太平记〉于史学毫无益处》，激烈断言“《太平记》是往昔下贱之人拼接的话本”。⁽²²⁾《太平记》的史料价值被彻底检讨并否定，此书成为研判并确立史料原则的特殊范本。

对照坪井《史学研究法》，其中考求国史的实例，就议题、主旨、立场与重野等批判的要点首尾相援。坪井多次论及《太平记》，把该书定位在物语，物语则“有的以实际事实为基础，有的完全是架空的笔法，有趣滑稽”，因此不能直接引用。⁽²³⁾论及如何判别史料的确实程度，他又以《太平记》为例，分析其成书时间、编者、场所皆不可靠，反之对《梅松论》持肯定态度。⁽²⁴⁾《梅松论》是北朝编写的史书，重野等向以《大日本史》没有采用北朝之史料为据，批驳它只是“私论偏见”，而《史学研究法》反复强调《梅松论》等北朝史料的价值，复原镰仓古地理时援引《梅松论》作讨论，剖判楠木正成战术时也以之为参考。⁽²⁵⁾此外，重野等批判尤为猛烈的是《大日本史》对楠木正成等南朝功臣的美化和虚饰，坪井论述伪造古文书，以楠木正仪的伪文书为例，参以外史记述、公家日记，用了较长的篇幅精细考证，“《正仪公事实书》上所写的事，并非当时的事实，而且从正仪本人来看，也不是所谓《事实书》中儒者风度的人”。⁽²⁶⁾南朝的另一功臣儿岛高德，重野断定其出自《太平记》作者的虚构，遂引发学界、民间舆论轩然大波，因此被冠以“抹杀博士”的称号。坪井则在讨论史实之“可疑”时，以儿岛为个案，论证其相关的“确凿的证据物一个也没有”。⁽²⁷⁾《史学研究法》出版时，久米邦武笔祸事件早已平息，坪井也谈到“今日的史家已不在议论”，但他仍着力于国史，再再考求修史馆史家批判的核心议题，可视为一种遥相回应。

《太平记》成为攻讦之中心，其实牵演出更深一层的讨论，即“史学与文学”之争。日本历史上，历史物语、军记物语，即西冈虎之助所谓“物语风史学”或坂本太郎所谓“物语风史书”，正是出现在六国史之后官修国史废止的背景，此后史学更明显地受到文学的影响，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被模糊混淆。重野等修史馆史家受命编纂新史，以实证为依归，势必要予以批判和清算。⁽²⁸⁾而且，从学科性质来看，日本的国史长期从属于汉学，因此，为了从文史不分的状态中，取得史学尤其是国史的独立，也必须以决绝的姿态排除“文学”。重野、久米诸氏诘责《太平记》已显露轻视文学。重野评价物语、战记类“悦人之耳目，妇人小儿易记”，⁽²⁹⁾久米称如果相信《太平记》则颠倒是非，读这样的书反而妨害智识，星野恒等还发表了纠弹《保元物语》《平家物语》的文章。物语之外，史书类如赖山阳《日本外史》也被纳入讨论，重野谓：“山阳富于文才笔力，能达观时势，成就了一部佳作，为世人所称誉，然而惜哉，其引用的文书没有确切的证据，大肆宣传谬误之说。”《日本外史》享有极高的声誉，是鼓动幕末维新勤王的精神之作，重野直言其文笔出色而考证不足。他更进一步指摘文笔、文才浮而不实，“一切历史都以选择引用书为第一要冲，说得花枝招展，能花言巧语的人，大多都是虚饰”。⁽³⁰⁾当时反对的声音不少，针对这种轻视文学的论调，芳贺矢一主张文学、史学当各自确立评判标准：“古时历史与文学同体，而今好历史却不一定等同于好文学，或言作为历史被非难的，作为文学可能是美好的，盖文学与历史批评的标准确实不同。”⁽³¹⁾

在“史学与文学”的讨论上，兰克也以“严谨地陈述事实”作为首选法则，批判司考特（W. Scott）《昆廷·达沃德》，决意离弃小说避免一切虚构和幻想而书写真实，厘清史学与文学的边界，称历史叙述被“允许发挥空间狭小，并且需要平实朴素的言语”。⁽³²⁾但兰克同时也肯定文学之于认识史料、描述史料的功用，承认史家需要艺术天分。他本身具有古典文学、古典语文学的知识背景，大学毕业后又在中学教授古典文学与历史，文辞优雅，人物描绘细腻生动。兰克学生吉泽布瑞希特（W. Giesebrecht）说他“作为叙述家是最突出的”；他的批评者克罗齐评价他是“行云流水，使人赏心悦目的叙事者”；⁽³³⁾古奇则认为他后期作品中那种“灿烂文笔和现实主义描写”消失了。⁽³⁴⁾后世虽不乏“兰克排斥优美文笔”的误读，但在日本的学院派史家中，利斯、箕作元八皆对兰克文采极为推崇。利斯称：“兰克之描写美妙，生动活泼又中正而不歪偏，是读者所公认的。这是兰克著作最有价值的性质之一，也是其声价永远不变之所在。”并借由对兰克的评价，坦言史家理应具备的质素包括“卓绝的史料解释”及“诗人的天才（套用兰克之语）”。⁽³⁵⁾箕作留学时受教于兰克，回国后又奉利斯为师，尝言“我的老师利斯先生说，兰克与歌德有许多相似处”，“唯兰克的想象受历史事实的限制”，他本人亦称许兰克叙事优秀。⁽³⁶⁾

然而，坪井更亲近重野等修史馆史家的主张，甚或更为激进，1895年他在帝国文学会第一届大会演讲“史学与文学”，开宗明义提出“史学与文学全无关系”。⁽³⁷⁾不过此处的“史学”，是指近代科学史学；与文学有关的是过去史学，有两个源头：一是“谨严的官撰正史”，如中国的正史；二是小说、物语，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左丘明的历史，又如日本的《平家物语》和《源平盛衰记》。两者皆非真正的史学。真正的史学是什么？坪井认为是两者的综合：“第一种第二种历史综合起来的历史有谨直之处，也有暗迷之处，宛如梦中怪物一般，因时代的远近、材料的多寡，精粗的程度不定，普通的读者是很难理解它的，兰克的历史便是如此。虽然比史官的记录有趣，却不能脍炙人口。”坪井虽将两种历史进行了综合，将“兰克的历史”视作真正的历史，但字里行间对兰克的文笔并不高看。他认为文学“借助才笔增添光彩”，“博得社会好评，使读者愉悦的同时却也使其误信谬传”；史学则依据材料考求真实，不甚讲究文辞、修饰，以致阅读的美感、流布的程度相形逊色。坪井躬行其志，《史学研究法》及教科书《西洋史要》等皆以简单直白的口语体撰写。

《史学研究法》进一步批判旧史，按史学的不同发展阶段，分为“物语”“镜”“史学”。“物语”是散文、韵文的叙事形式，“有近似小说的部分，也有作者的臆断言论”，没有经过调查或考证，虽偶有佳品，但“不好的几乎与历史小说无异”。⁽³⁸⁾“镜”⁽³⁹⁾这类历史“本着惩恶劝善、兴利除害的考虑而写，尤其是为主宰一国政治的君主或是那些宰辅之人提供古代政治实例的知识与经验，治国当如何、治民该如何，是为了训诫而写下的历史”。此与重野等批判劝惩的历史不谋而合。重野在史学会创会演讲时，指明日本史学的方向，批判过去历史的“执笔者动辄以名教为导向，枉顾事实”，“违背了书写世态的历史本义”，历史唯有书写实际，才是公平之见，公平之笔。⁽⁴⁰⁾坪井与重野立场一致，否定传统史学的大义名分和资治训诫，反对史学成为宣扬名教、惩恶扬善的工具。

坪井极其厌恶传统汉学中重议论轻事实的取向：“一直以来在汉学流的学者中，所谓识见，流行的是以自己的理想为基础任意议论的主张，认为议论越精妙则识见越高，自许为诗人。以前就有所谓史家的论赞等，大多是这一类，根本没有史学上的价值。”⁽⁴¹⁾重野承续清代考证学与日本古学，他教谕弟子“夫经史之学，宜据考证以明大义。若鄙弃事实，徒骛空远，功岂易致”，⁽⁴²⁾强调治学须以事实考证为基础。重野也不拒斥西学，他勠力于时局变化中改良汉学，与利斯共事时多听取其意见，后世多认为他也受兰克史学的影响，“重野的‘史家之心，至公至平’与兰克的‘如实直书’相重叠，这给重野带来了勇气”。⁽⁴³⁾日本学院史学移植兰克史学的同时亦转化更新固有的学术，达成东西考证史学的合流，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取径亦复如此。

明治时期的史学，内外煎迫，一面欲与旧史学划清界限，一面谋求在临近诸学科的竞争中占得一席，“语言、博物、社会、政治、伦理、美术各科竞相扩张各自专业的范围，削弱史学”，坪井谓其危险局势“宛如战国乱离时期群雄割据”。为赋予史学以新生，博得科学之位置，坪井将史学切分为表里二端：“诸科学皆具二相，史学亦有二相，二相究竟为何，纯正、应用是也，纯正史学是斯学之表面，应用史学是其里面，诸科学皆具此表里两面方为完璧。”⁽⁴⁴⁾纯正、应用的分类并不鲜见，一度流行于理化学科。东大成立伊始化学科分设纯生化学、应用化学，坪井即毕业于应用化学科。1886年森有礼起草《学政要领》又提出“学问分为纯正学（Pure science）、应用学（Applied science）二门，都是国家的必须之学，纯正之门小即足矣，应用之门则必须为大”，⁽⁴⁵⁾这一概念逐渐由理扩至文。1893年坪内逍遥将东大毕业生分为史料批判派（考证派）与应用史派。⁽⁴⁶⁾系统论述纯正史学、应用史学的是1894年坪井发表《关于史学》一文，此后成为明治史学界的共识。

所谓纯正史学，坪井界定为：“纯正史学开始于德国兰克（Leopold von Ranke），大约是在七十年前。”⁽⁴⁷⁾《史学研究法》称近代意义上的史学“用德语来说是Geschehen、Geschichte”，“即按照科学的研究方针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其结果而建立的历史”，⁽⁴⁸⁾“纯正史学”与“Geschichte”前后指向一致。兰克虽被立为纯正史学的标杆，但坪井的论述因袭于伯伦汉。纯正史学的立身之资在于“社会”的研究，“史学是研究作为社会细胞的人的活动及发展的科学。”⁽⁴⁹⁾这里的人是动物，由人类建立的社会是“集合动物”，“作为社会细胞、机关的人类新陈代谢生死不息，社会这一动物体亦往昔今昔赓续不已”。⁽⁵⁰⁾把人与社会视作动物体，伯伦汉早有界说：“史之为学，在将人类演化上之事实，视人类为社会的动物，就其（单独仅有的、典型的或集体的）动作，加以因果的研究及叙述。”⁽⁵¹⁾伯伦汉不讳言“史家所用之基本概念，自当征诸科学”，⁽⁵²⁾此为达尔文生物演化学说应用于史学之结果。坪井亦援之为史学的科学性依据，“达尔文在四面八方的攻击之中屹然鼓吹人的由来，在那之后，社会这一对象才得以被科学地研究，这是距今不久的事情。因此，过去想要写出Geschehen、Geschichte也写不出来，既没有写作的资格，亦缺乏进步的思想，充其量只能达到第二类的镜。”⁽⁵³⁾

伯伦汉之“社会”“集体动物”说，实际还蕴含两层意图：一是欲综合个人“艺术性之描写”与集体“事实之定律性”，扬弃既往的精英人物史观；二是以人类作为“政治的动物”的概念失之过狭，所以取“社会的动物”一词，表面上是批驳E. A. Freeman、Ottokar Lorenz、D. Schäfer诸氏之政治史主张，实则为了调和以兰克为代表的政治史取向与以兰普瑞希特为首的文化史取向，“不可将政治史视为文化史之附庸，则亦不可将文化史视为政治史之副产物”，“盖政治与文化，固同为人类社会化之产物也”。⁽⁵⁴⁾此诉求正契合日本史学发展的趋向，明治初年的文明史学已充分接受基佐、巴克尔的文明史和斯宾塞的社会理论，追求社会集体的文明演化法则，历史由个人本位转向社会本位。至于重野等修史馆史家，为了颠覆《大日本史》的南朝“忠臣神话”，以及批判幕末史论英雄伟人题材的泛滥现象，也对英雄史观持批判态度。久米邦武发表《英雄是公众的奴隶》，认为比起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伟人，史家更应该关注同时代的社会及大众的动向。⁽⁵⁵⁾值此际会，坪井顺时而动，强调史学研究的必须是社会之中的人，“人类要成为史学的研究对象，必须作为社会的细胞器官在社会中生存。即不在社会之中的人，或是在社会中却不作为细胞器官而活动的人，都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对象”。⁽⁵⁶⁾虽然他承认“罕见的贤士豪杰则耸动于一世二世”，⁽⁵⁷⁾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可视作例外，所谓的“万物灵长”或“神之权现”，只是人类的理想，人终归只是动物，而且是“极其孱弱的动物”，需要分工协助，由此形成社会。因此，“史学不会把重点放诸于一个人的活动，史学的重点是社会的活动”。⁽⁵⁸⁾

坪井着重于“必须研究社会”，更深切著明的目的是使纯正史学趋近于科学，成为“具有普遍性的学问”。社会在此与国家相对，是打破国家框架、超越国家视角的必经之途。依坪井之见，诸科学特性各异，“农工艺诸科学”与社会有直接关系，“法学、政治学、伦理学、史学”则与国家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传统史学与国家关系紧密，“处于国家直辖之下，一举一动皆仰其鼻息，更有如中国者，国家设置史官记录国史，上至天子起居下至孝子顺孙德行。因此，在以一部国史作为政治唯一金科、教育唯一玉条的时代，史学唯有其里面（应用史学），而且其里面没有发展的能力”。史家往往受爱国情感的束缚，革除此弊害则必须“摈除鲁莽的爱国心和沙文主义”，然而践行非易，罕有史家可及。因此，欲突破国史的视角与限制，唯有通过社会的研究。

万国史的研究亦由此唤出，其旨趣正建立在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全相要向社会寻求而不是向国家寻求”，过去的社会不过包含两三个国家，“观之今日则已成为包含全世界的一大社会”，因此，要将人类视作一个社会而寻求万国史，“纯正史学的发展不在于一国的国史，而是通过万国的国史才得以成立”。换言之，“自万国史开始史学才得以进行科学的研究”。⁽⁵⁹⁾这一思想显然受到兰克“世界史”的影响。兰克的“世界史”贯通时间空间，主张记述“各国家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nations）”，关注各国家、民族之间普遍的关系与联结，对日本史学界影响甚深。坂口昂将兰克对日本史学之贡献概括为两方面：史料批评方法和世界史。⁽⁶⁰⁾箕作元八称要透彻理解兰克之思想，关键即在于“‘Weltlich’（世界的）观点是也”。⁽⁶¹⁾利斯在东大开设“世界史”的课程，以“实现了全世界结合”的普遍生活（universal life）作为历史的出发点，课程概要以A short survey of universal history为名出版。坪井曾在兰克纪念会发表讲话，主旨即其Weltlichkeit（世界性）观念，并为生动阐明兰克的思想，亲自朗读特能（James Emerson Tennent，1804—1869）的一段葡萄牙人征服锡兰的记事，引申出葡萄牙人的东亚政策，解读当时处于世界殖民扩张环境之下的日本外交。⁽⁶²⁾

坪井一度对藉由万国史而达到纯正史学寄予厚望，但当时日本题名万国史者多为教科书，量多质劣，实质叙述仍以国家为单位，“几乎都是苦心编纂但毫无价值、极其浅显之物”，⁽⁶³⁾他不免失望抱憾。1897年他为宫本正贯的《东洋历史》作序，批判坊间的万国史不过各国历史的机械胪列，绝非科学的历史叙述，提醒须注意国与国之间的关联，“蜗牛蛰伏其庐，尚不免受外界气象的刺激，何况社会这一大无形的动物聚合体乎”。此外，兰克《世界史》事实上以欧洲为中心，日本蹈袭其失，名为“万国史”而实为“西洋史”。在检视与反思万国史之下，学术的多元路向得以发潜，坪井退而转向区域史，主张先“按国与国关系之疏密，探究几许国家组成的聚合体”，譬如东洋史、西洋史，⁽⁶⁴⁾他对南洋史、西域史也寄予展望。⁽⁶⁵⁾就立论的时间来看，彼时东洋史研究正愈演愈烈，南洋史则仍在腹中，他的建议不无前瞻性。

坪井史学具有二元论特质：既砥志实证史学，也提倡应用史学，尤其在历史教育领域。一方面他批判“旧时代的史学都是应用史学，特别以有资于政治、有资于德育为目的的编纂物占据了其中大部分”，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休谟、麦考莱、吉本，或以资治为目的，或为自己所属政党倡言，或为宗教背书，从纯正史学的角度而言，此诸人皆是“历史事实的制造家”。⁽⁶⁶⁾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应用史学在国民教化中的作用，“必要的普通知识”传授给普通国民，其先于纯正史学存在，而在纯正史学产生之后，“作为教育之用，这种形式的历史也将长时间地存续下去”。⁽⁶⁷⁾学院史家在考究学术的同时，也要承担使国家思想正当化的任务。坪井尝试将史学作用于国民教化的内容单独切分出来，使应用史学与纯正史学分则两美，兼顾学术与政治。纯正史学“只叙述事实的真实”，“本来就不是伦理学的随员，不能为伦理学手提灯笼”。⁽⁶⁸⁾让应用史学承载史学的致用功能，合理化地服务于政治与国家。

早期的东大教授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学教育。1894年明治政府修改普通中学课程，出台《寻常中学校历史科要旨》，其中，草案制定者国史为三宅米吉，西洋史为箕作元八，东洋史为那珂通世，委员是坪井九马三、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除两年后才进入东大、当时仍担任中学讲师的那珂通世外，其余皆为东大教授、助教授，多兼任第一高等中学校教授。⁽⁶⁹⁾1897年文部大臣西园寺公望委托各学科调查“寻常中学校教授科目细目”，1898年历史科提交了调查报告。学院史家不仅参与教育内容的讨论议决，也参与编写教材。1897年坪井批判万国史，提倡东洋史，次年由坪井、三宅、那珂、箕作起草拟定的《寻常中学校教科细目调查报告》，“万国史”即被替换成“外国历史”，细分西洋史和东洋史，⁽⁷⁰⁾在中学正式确立东洋、西洋、国史三分科制，可见坪井诸人的观念以一种直接的、迅即的方式影响并左右中学教育。

坪井认为应用史学应辅助德育，主张中学历史教育“助修身一臂之力”。⁽⁷¹⁾“修身科”是明治教育中最受《教育敕语》影响的科目，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强调“立德修身”，养成国民“尊皇爱国”之心，尤为汉学者重视。重野安绎便以“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必要的德性涵养”而编著《寻常小学修身》，每一德目择取一历史人物讲述。⁽⁷²⁾坪井与修史馆史家立场一致，因袭传统史学偏重道德教化、人伦纲常的观念。兰克、伯伦汉也谈到史学致用，伯伦汉引述兰克之言“欲使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使其成为科学而后可”，至如何成为科学之途径，则“必先去其致用之念，使科学成为客观无私者，而后可语致用，而后能发生影响于当前之事物”，⁽⁷³⁾讲求史学致用要建立在客观实证的基础之上。然而，坪井的观点与之迥乎不同，他认为：

只要达到激起立志于百般事业的感奋目的，不必再问其他，多余的思考是愚蠢的，作为中等教育来说这是适宜的，中等教育者不必堂然发表史论，使山阳先生地下惊起，也不必对细小的问题吹毛求疵、穿凿附会，自夸目光如炬，这些对于中等教育来说是无益的。中学教育当教授作为国民应该知道的事，即国民必须具备的知识，爱国忠君、仁义孝悌以及此外许多内容，总的来说，要尽力于公共的事业。

坪井将史学的应用完全剥离于实证研究，故纯正史学是实证的，而应用史学可以是非实证的。只要能达到感奋人心的教育目的，则不必考辨真假。美谈、逸话等作为史料并不合格，作为教育素材却是“好材料”。⁽⁷⁴⁾作为中学教育的应用史学，不问其他，其分内之责“只教授必要的普通知识的一部分，即一个人立足世间必须要掌握的是非心得，只教授这个范围内的事，只讲述目前认为有用之事”。⁽⁷⁵⁾

坪井所处的时代，日本史学界不仅承接西方的各种思潮，众声喧嚣，此起彼落，还要应付学院史学内部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分歧，以及民间开化史学派的挑战。⁽⁷⁶⁾坪井既与学院史学内部两种实证谱系声息共通，又踽踽独行，思想趋新且多歧。他很早关注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明治末期，除少数经济学者如福田德三、河上肇等，史学界对社会主义仍是陌生的。1900年考入东大政治学科的吉野作造回忆：“不幸的是，只有大学课堂，那个时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能说明社会主义的东西。在坪井九马三老师的政治史课上，我听到了一点巴枯宁（Bakunin）和克鲁泡特金（Kropotkin）。”⁽⁷⁷⁾坪井也留心经济学，倡扬德国新历史学派，“最近经济情况之于社会开始成为极其重大的事情，德国的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和英国的罗杰斯（T. Rogers）等竭力鼓吹，这一流派的人逐渐增多，吾等深感欣慰”，⁽⁷⁸⁾赞许此学派建立在经济统计资料之上的实证研究取向。1905年河上肇翻译美国塞里格曼（R. A. Seligman）《新史观：历史之经济的说明》（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特意将坪井《史学与经济的关系》一文添为附录。⁽⁷⁹⁾坪井还是日本最早绍介马克思主义的史家，1907年他在史学会演讲“作为史家的马克思”，⁽⁸⁰⁾称马克思是“第一个制定了以经济情况为基础调查历史事实的史学研究新方针的创始人”。他之所以介绍马克思及其《资本论》，一是作为史家之马克思坚持事实调查的实证方法，并非如同普通经济人一般在桌边空想；二是《资本论》揭示了经济之于历史解释的意义，“其时代其社会的经济状况，对于其时代历史事实的发生是最有效的势力”。总之，坪井杂烩各种历史解释工具，并不在意它们之间是否能共处，这点与伯伦汉颇相似，使他在学院史家中格格不入又独树一帜。⁽⁸¹⁾他推崇兰克的史料学方法，但在精神层面不认同兰克，而接近于伯伦汉，“予作为国民主义者，并不崇拜伟人理论（Greatman theory）；作为真实的崇拜者，不喜欢神秘主义（Mysticism）；作为经济论者也不相信灵感说（Inspiration Theory）”。⁽⁸²⁾由于没有系统的原创性理论，坪井的命运与其取法的对象伯伦汉一样，很快进入被遗忘的场域。

二、隐性流播

坪井九马三留欧期间正值伯伦汉《史学方法论》出版，他的史学思想深受此书的影响。1892年起他为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讲授史学研究法，理论和架构皆取伯伦汉的新著，举证丰富的东西方实例。这本讲义正式出版于1903年，他在自序中说：

史学之研究法，其由来已久，而成书者甚少。在英国有弗里曼氏，倡言讲史者须先自研究法始，其论既已脍炙人口。继之，德国有伯伦汉氏出，人称穷尽研究法。法国塞诺波氏等祖述之，每每在我国人间流传。予虽不敏，讲述史学研究法，已有年所，自信应用科学研究法于史学上聊有所得。因此，为早稻田大学著是书，庶几乎与诸研究者共登研究法之殿堂。⁽⁸³⁾

坪井所言印证了世界各国在史学专业化的初期多接受伯伦汉和瑟诺博司史法的共相。

《史学研究法》目次如下：卷一总说，分序论、历史之种类、史学之定义、史学之区分；卷二史料编，分史学之材料、史学之辅助科学（第一语言学，第二古文书学，第三地理学，第四年代学，第五考古学，第六谱系学，第七古泉学）；卷三考证编，分总论、外部之批评（第一赝造，第二搀入）、内部之批判（第一可然程度，第二史料之系统，第三史料之等级，第四史料之分析）、史料之整理；卷四史论编，分总论、解释、综合、复活、史学之根本条件（第一物理条件，第二心理条件，第三文化条件）、理论史学。此书虽取法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但在取舍详略之间也反映坪井个人的史学取向。首先，忌避历史哲学。《史学研究法》共五百四十页，讲史料的搜集和考证近四百页，他将“历史哲学”译成“理论史学”，只是轻描淡写，这与伯伦汉有显著不同；其次，凸出辅助科学。伯伦汉虽欢迎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辅助功能，但他的《史学方法论》所列辅助科学为语言学、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印鉴学、铸币学及度量衡学、系谱学、年代学、地理学，论述简略，实例甚少。坪井进一步提升辅助科学的地位，尤其专列考古学，用东西方大量的实例充实内容，讨论多达一百六十页，占全书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是他讲史法的一大特色。

考古学在兰克史学中并没有地位，兰克治史擅长于对文字文献（documents）的搜集、辨析、解读，而对实物考古则相当陌生，他晚年撰写世界史，有关希腊、罗马史部分，由于对古代铭文和其他考古资料的无知而受到严厉批评。⁽⁸⁴⁾伯伦汉受兰克的影响，在书中没有专论考古学，说明他没有及时反映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考古学蓬勃发展的成果。坪井虽承袭伯伦汉史学，然有所选择，他在欧洲留学期间显然感受到考古学的力量，所以他与兰克、伯伦汉不同，充分展示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本人曾担任日本考古学会会长。

欧美史学方法著作在中国流行之前，坪著是吾国了解西方史学方法最通行的教材。清末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渐多，有人译刊坪著部分章节：1903年《汉声》（原《湖北学生界》）第6、7、8期译刊《史学研究法》第四卷“史论编”中的一章《史学之根本条件》，1907年张玉涛在《学报》第1年第6、7号译刊《史学研究法》的《序论》和《历史之种类》两章。1902年汪荣宝编译《史学概论》，凡五节：序论、史学之定义、研究法、历史之分类、关于史学之学科。“编者识”说：“本论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为粉本，复参以浮田和民、久米邦武诸氏之著述及其他杂志论文辑译而成。所采皆最近史学界之学说，与本邦从来史学之习惯，大异其趣。聊绍介于吾同嗜者，以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焉。”⁽⁸⁵⁾汪氏早年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政法，而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久米邦武皆在该校任教，或听过他们的课，受到启发，依他们的讲义，编译成《史学概论》。第三节“研究法”参浮田《史学通论》第八章，“古文书学”那段文字则翻译自久米邦武《古文书学讲义》第一章第一节“古文书学的大意”，其余部分在结构和内容两方面多取材于坪著。1904年底，清学务处编书局得到坪井《史学研究法》讲义下册，以考证编始，交江亢虎译，最终是否译成，不得而知。⁽⁸⁶⁾

二十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热心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而不是“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普遍关心“如何研究历史”，⁽⁸⁷⁾所以像坪著重在讲如何研究历史的书，在时人看来，并非是一本急需的东西。个别听过坪井“史学研究法”课程的中国留学生，对坪著虽有少量译介，但受时风的驱使，仅选译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内容，而对坪井不厌其烦讲述如何搜集史料、如何考证史料，如何利用史学的辅助科学，没有兴趣译介。坪井一本相对次要的《中学西洋历史教科书》，却由吴渊民译成中文，广智书局1908年出版。汪荣宝自许“为他日新史学界之先河”，着眼点并不在当下而在未来。与坪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浮田和民《史学通论》，这本小册子几乎在同一时间先后出现五个中译本，⁽⁸⁸⁾又经梁启超的转述，成为彼时中国读书界的热门读物。然而，就学术价值论，浮田《史学通论》在日本近代史学殊无地位，他也不是以史家身份为世人所重。以梁启超为例，当年他不仅读过浮田《史学通论》，也看过坪井《史学研究法》，1905年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注明参考各中外学者作品，包括坪著，但那时他显然无意推销坪井的史法，而是津津乐道浮田之余唾。

史学方法论作为一套专门的知识，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最初与晚清学制改革有关。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文科大学堂的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主课中均设“史学研究法”，讲授历代统系疆域、政化创始因革之大端、物产盛衰之原因、官制之得失等等。⁽⁸⁹⁾1910年周嵩年编纂的《大学分科中国历史研究法》，完全根据《奏定学堂章程》对“史学研究法”规定的细目，全书八章四十八目：建置纲领、政治因革、习俗变迁、振兴实业、官制兵力、学术关系、生殖源流、法典异同。这与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法”，风马牛不相及。《奏定学堂章程》根据日本学制制定，史学门主课设置虽具现代意识，但章程制定者恐对现代学科知识不甚了解，“史学研究法”课程有名无实。嗣后，国内史学界对“史学研究法”的认识渐渐与国际接轨，坪井的著作当起到引导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进入快速专业化的轨道，史学方法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史学方法就是我们用以衡量他人研究成绩的标准和尺度，只要他的方法谬误，他的结论就可不言而喻了。”⁽⁹⁰⁾中国史家除了借鉴西人论著外，重新发现坪井《史学研究法》的价值，成为建构史学方法论的参照之一。最早在大学授课以坪著为教材的是黄人望。⁽⁹¹⁾1913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课程标准》，要求高等师范学校在第三学年开设“史学研究法”课程。⁽⁹²⁾1914年9月黄氏应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或讲授“史学研究法”，取坪著编译讲义，共52面，分序言、史料编、考证编、史论编，以讲授辅助科学为主，内容虽略简，但史法各个环节皆有译述。黄编讲义完全根据坪井《史学研究法》，是一种节略译本。黄氏留学早稻田大学期间或选修过坪井“史学研究法”，回国后才有节译的因缘。据说黄氏上课很受学生欢迎，“从来不翻教科书，讲课口才极好，上来滔滔不绝地讲，不管是《左传》《国策》《楚辞》，还是《史记》《汉书》《通鉴》，随口成段背诵，然后讲解。他真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能吸住全班的注意，不觉一堂课五十分钟一晃过去。黄老师讲过的东西，像一篇一篇故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令人难忘”。⁽⁹³⁾他讲课的风采深得坪井的真传，当时中国留学生听坪井讲课印象深刻，“每升讲坛，口如悬河，或坐或立或写或画，纵横如意，趣味津津，其叙事也，探本穷源，无微不至，且手不持底稿，而年月日时历历不爽，尤见精熟之极”。⁽⁹⁴⁾

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齐名的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该校国文部改组为国文史地部，据教育部要求开设“史学研究法”“东亚各国史”，均由柳诒徵讲授，并编有讲义。柳编《史学研究法》讲义，系铅印，无版权页，共二十六面，中缝印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柳”字，编写时间或在1919年前后。讲义约二万字，凡七章：历史之种类、史学之定义、史学之材料、史学之补助学科、史料之整理、史事之考证及批评、历史哲学（理论史学）。柳氏采用一贯的“纲目体”写作方式，纲是论断，目是材料。除大量引用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的观点之外，选择了许多中国方面的实例加以说明。柳氏“能博读日本学者之书”，⁽⁹⁵⁾他的讲义引用日文书有坪井《史学研究法》、高桑驹吉《西洋史参考书略解》、大西林五郎《支那陶磁全书》。⁽⁹⁶⁾柳氏《史学研究法》章节架构、概念术语、次序安排皆仿坪著，但他只吸收技术层面的内容，如史料种类、史学之辅助科学等，并不完全接受坪井的治史宗旨。坪井史学二元论的好处是纯正史学（求真）与应用史学（致用）分离开来，成为两个互不干涉的独立领域，不因“用”而害“学”。柳氏在史法层面确实接受坪著，但他的思想中史学是一个整体，没有纯正史学与应用史学之分，强调历史应该“准古镜今，以为人世之法”，对“五四”时期新史家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不肯将史学求得实用，避免政治关系”，⁽⁹⁷⁾很不以为然，认为“史之专重鉴戒，遂垂为数千年定法”，⁽⁹⁸⁾“治学必求实用，及为人群服务，才是最高道德”。⁽⁹⁹⁾因此，他及其门人的史学作品大多具有浓厚的道德说教意味。

“五四”之后，坪井《史学研究法》因法人Introduction在中国的崛起而失去部分读者，但坪著有不少中国方面的实例，读起来比西人著作更亲切，如李泰棻、梁启超、吴贯因、李季谷、郑师许、杨鸿烈等留日（或通日语）中国史家，颇爱读此书。

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凡三部分：第一原史，论述了文字起源、史之定义、史之起源、史之进化、史学之目的、史之界说、史与科学。史之进化分五个阶段：口碑时代、史诗时代、说部时代、史鉴时代、史学时代。史之目的，则在明变、探原、求例、知来；第二读史，讨论了史识、史料、史料选择、史料选择之法、史料整理之法；第三作史，阐发了家法、编体、史病、重事实、务贯通、明因果、作表解。稍后《西洋大历史·绪论》（再版）和《中国史纲·绪论》对研究法也作了详尽的论述。《史学研究法大纲》缘于时会，融汇了当时所见的各种旧学和新知，如Introduction、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坪井《史学研究法》等，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出版之前，它算是中国史学界一本新颖的史法著作，颇受时人推重。杨鸿烈认为：“直到这几年来，有李泰棻先生编的《史学研究法》和梁任公先生编著的一部在中国史学界照耀万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出世，然后中国人脑里，才有比较明了的一个史学的轮廓。”⁽¹⁰⁰⁾柳诒徵也承认“通贯新旧能以科学方法剖国故者，当推梁氏《历史研究法》，李泰棻之《中国史纲·绪论》次之”。⁽¹⁰¹⁾

李泰棻对坪井《史学研究法》的态度微妙，表面上批评坪著乃“西洋故言，无所表见”，⁽¹⁰²⁾实则取鉴颇多。李氏《西洋大历史》上卷由北京宣元阁初版于1917年2月，“上卷引用书目”中有“《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研究法讲义》”，署名“坪井博士”。《西洋大历史》初版已留下坪井的痕迹，其“绪论”论“史之进程”分为五级：口碑、史歌、说部、史鉴、史学，是坪著论“历史之种类”（物语、镜、史学）的细化。关于史学，李指出：“兹种史质，五十年内，始形发达，德语曰该乃体色、该喜希台，其他各国尚无专名。”⁽¹⁰³⁾这句话直接译自坪著第31页。《西洋大历史·绪论》经多次增补发展成《史学研究法大纲》（1920年）和《中国史纲·绪论》（1922年）。1924年版《西洋大历史·例言》第四条“本编引用东西名著凡百余种，第三编以后每有引证必附原书章页于节后，今更标目于前，一以示不佞之无欺，一以供参考之门径，如云陈陈相因，有类剽窃，则兰台汉书，半积腐史，猥以辁才，宁敢逃罪”。（甲）中文书目，其中有“《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研究法讲义》（汉译）”，署名“坪井九马三”。⁽¹⁰⁴⁾再版时特意添加“汉译”二字，更说明坪著《史学研究法》确实存在汉译本。《史学研究法大纲》“史与科学”一节，所论与史学最有关系科学，共十二种，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年代学、天文学、古泉学、谱系学、国际法、心理学、经济学，列举本节“应读诸书”十一种，包括Introduction，唯独不列坪井《史学研究法》，此举似不厚道。坪著“史学之辅助科学”一节所列七种辅助科学，除了语言学、古文书学，其余五种与李著《史学研究法大纲》重叠。李氏在这节的例证多参考坪著，如Gonfu为广州、斯巴达温泉关战役年月，⁽¹⁰⁵⁾都直接摘录李氏所参考的坪著汉译本。⁽¹⁰⁶⁾李氏论史料种类，分为遗物和传物，⁽¹⁰⁷⁾也完全复制坪著。此外，李氏因袭坪井《史学研究法》汉译本的部分内容，与黄人望编译《史学研究法讲义》在文字上高度一致，坪著汉译本与黄氏编译本之间必有密切关系。

吴贯因于清末光宣间远游日本，留学东京七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30年，他出版《史之梯》，对坪著多所参考，尤其论述史学补助学科，如年代学、天文学、考古学，所举实例多来自坪井。这本书出版不久，齐思和撰写书评，指摘甚多，但因间接译介坪著相关内容，以致郑师许见到欣喜不已。郑氏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柳诒徵的学生，通日语，翻译不少日本学者的论文，但他接触坪著相当晚。柳诒徵早年讲史法，对坪著多所援引，但郑氏似没有从其师处了解到坪著。一直到1936年，他出版《铜鼓考略》（中华书局），据说书付印后，得杨宽面告，关于铜鼓文献，尚有福开森（J. C. Ferguson）《周铜鼓考》及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¹⁰⁸⁾郑氏通过查阅《苗族调查报告》，才得知坪井九马三曾将荷兰汉学家D. Groot一篇研究铜鼓的论文译成日文，题为《东印度诸岛及东南大陆之古铜器考》，载于1902年东京《史学杂志》，又在坪著第228—250页讲考古学时作为实例说明。当时他并不知具体内容，事后偶翻吴贯因《史之梯》，第二章第六节论史学与考古学，“中多日本考古学家对于铜鼓发生之意见，因亟录之”，⁽¹⁰⁹⁾“顷又读梁任公师《国史研究六篇》于其第十页得材料三四，因再录之，以供学者并读焉”。⁽¹¹⁰⁾郑氏如获稀见材料，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说明他还不知吴、梁所论原出坪著。或因这段曲折的关系，郑氏大概通过其他管道认真读过坪著，大为欣赏，在《我国历史之自学与教学的目的及其研究法》一文，关于史学研究法及理论著作列举七种，第三种即坪著。⁽¹¹¹⁾他曾计划编写《中国历史研究法纲要》，分序论、通议篇、史料篇、考证篇、整理篇、理论史学，不论框架还是内容，分明以坪著为蓝本。⁽¹¹²⁾

李季谷、朱谦之、杨鸿烈三位皆曾留学日本，研究历史，都对史学方法论很有兴趣，自然对日本近代史学影响较大的坪著不会陌生。李氏在日本留学七年，研究日本近代史、西洋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法。⁽¹¹³⁾1933年度他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讲“历史研究法”，所编讲义四章：导论、历史的概念及认识、历史的原动力及其发达的三阶段、史料。该讲义可追溯到1930年2月他留英期间所写《历史学与历史学上之问题》一文，发表在《留英学报》（第5期），后来成为讲义“导论”一章。李氏用大半篇幅讲授史学的补助学科，如言语学、古文书学、地理学、年代学、考古学、系谱学、古泉学，大部分编译自坪著。此外，第二章“历史的概念及认识”，较为详细评论坪井对“历史”概念的看法；第三章讲历史发达“三阶段”，即传说式的历史、教训的或实用的历史、发展的或发生的历史，也是取自坪著，而非直接来自伯伦汉。凡此种种，皆可说明坪著对李季谷影响之深。⁽¹¹⁴⁾

与李季谷有所不同，朱谦之、杨鸿烈反复援引坪井观点，并非膜拜，而是作为建构各自史学理论体系的素材。朱氏的《历史哲学的概念》《历史科学论》《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等文，都论及坪井。杨鸿烈留学东京帝大文学部，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用力颇深，先后出版《史地新论》（晨报社，1924年）、《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他说：“日本史学受德国的影响极深，故其著作亦甚富于德人风味”，在短时间内急起直追，充分输入欧洲史学，尤其德国的理论和方法。除译著之外，杨氏列举日人自著的书，包括坪井《史学研究法》。⁽¹¹⁵⁾他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援引坪井观点加以讨论。此外，他对坪井史学渊源也有清楚的认识，“坪井九马三博士的《史学研究法》即直接承受柏恒氏的衣钵”。⁽¹¹⁶⁾

三、坪井九马三与梁启超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就接触到坪井《史学研究法》，但二十世纪初他尚未重视此书。到了1920年代初，他“裒理旧业”，讲授历史研究法，广泛吸取域外各种理论资源，除了法人Introduction，坪著也是他建构史学方法论的渊源之一。梁氏虽从未交待思想来源，但从《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仍可寻得蛛丝马迹。

梁启超对“历史”的理解前后有所不同，最初历史定义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¹¹⁷⁾“人群”“进化”“公例”是关键词，深受浮田和民的影响。后来讲历史研究法，他说：

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¹¹⁸⁾

对历史的认识，除了保留“人群”（社会），已无“进化”，更不侈谈“公例”，只求因果关系。此中变化固然是他个人思考的结果，但也有域外思想催生的作用。坪著专门列有“史学之定义”，开宗明义说：

史学是研究作为社会细胞的人的活动及发展的科学。［史學は社會の細胞として人の働作の發展を研究する科學である。］⁽¹¹⁹⁾

接着重点分别说明“社会细胞”“人的活动”“发展”三个关键词。这种写作套路完全被梁氏所模仿，他也首先提出定义，然后分别解释“活动之体相”“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

梁启超解释“活动之体相”，1922年《中国历史研究法》正式出版时增加了一段文字：

此所谓相者，复可细分为二：一曰活动之产品，二曰活动之情态。产品者，活动之过去相，因活动而得此结果者也；情态者，活动之现在相，结果之所从出也。产品者，譬犹海中生物，经无数个体一期间协合之嬗化而产出一珊瑚岛，此珊瑚岛实经种种活动情态而始成；而今则既僵矣，情态不复可得见，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现于今日也。⁽¹²⁰⁾

此处，梁氏所用“珊瑚岛”之喻，不是他的发明，灵感来自坪著：

从最初起源来分析，社会也好国家也罢，都是在漫长的岁月里持续发展着的。随着所谓时势变迁，当然会发生内部的变化，但是外部大体上会以基本相同的形态持续下去，例如像珊瑚礁那样的东西。在水面略微往下一点，尽管聚集着大量的珊瑚虫，但并没有发现共同生活的现象，因此也没有产生社会组织。再深入到底下的话，就没有珊瑚虫了，所到之处只有岩石。然而很明显，这些岩石就是珊瑚虫所建造的。那是因为即使往海底深处走到岩石出现的地方，都已经成了岩石。现在珊瑚虫所居住的地方是活珊瑚虫的身体，珊瑚虫不居住的地方业已变成了化石，越往下化石益发古老。人类与此相同，现代社会是在太古时代打下基础的，古代社会如今业已消亡成了化石。将来的社会，也同样会变成化石。⁽¹²¹⁾

两者文字表述差异甚大，梁氏只取其意，文字更加凝练、简洁，但似不能否认两者存在学缘关系。

梁氏、坪井所作的历史定义，就字面来说，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若综合比较分析坪著的“序论”，梁氏所论本之坪井，当无疑义。坪井说：“社会无人动作，不几灭绝乎。”⁽¹²²⁾梁则说：“活动休止，则人道或几乎息矣。”坪井说：“治史学之着眼点当从全般社会观之……盖历史者，为全体大多数之记载，非为个人者也。”⁽¹²³⁾梁则言：“史也者，人类全体或其大多数之共业所构成，故其性质非单独的，而社会的也。”坪井说：“在史学上，惟研究其人之动作，有影响及于社会国家与否。”⁽¹²⁴⁾梁曰：“其活动力之运用贯注，能影响及于全社会——最少亦及于社会之一部，然后足以当史之成分。”坪井说：“历史者，即前人于社会国家所行保持发达功过之迹，以待吾人之鉴诫取舍，以为未来目的之张本也。”⁽¹²⁵⁾梁氏历史定义也强调“资鉴”功用。⁽¹²⁶⁾两者语言文字上的相似，如果说是一种巧合，大概难以令人信服。

梁氏将史料分为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和文字记录以内者。在文字记录以外者，又分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三类；在文字记录以内者，区分为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诸类。这种史料分类法与伯伦汉密切相关，⁽¹²⁷⁾梁从坪著史料编“史学之材料”一节间接获取。坪井区分史料为两类：“第一类为遗物，即自古所遗留也。其类不少，地理、古物、筑造物、古仪式、人间遗体、制度、风俗、古泉、公私之文书类等；第二类为传物，即自古相传而来者也。其类不少，历史画、历史像、神话、古传、杂说、逸谚、历史歌、金石文、系谱类、记录类、传记类、铭箴类等。”⁽¹²⁸⁾梁氏没有机械地搬抄这些细类，而是重新拟定类目。坪井将史料分为若干等级，“一等史料”界定为“与史学事项所起之时与地相同者，又由其当事者自己制造之史料”。⁽¹²⁹⁾梁启超也采用“第一等史料”概念，提出“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¹³⁰⁾两者完全一致。

梁启超《新史学》说：“虽以司马温公之贤，其作《通鉴》，亦不过以备君王之浏览。其论语无一非忠告君主者。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¹³¹⁾《中国历史研究法》又重申：“其著书本意，专以供帝王之读，故凡帝王应有之史的智识无不备，非彼所需，则从摈阙。此诚绝好之‘皇帝教科书’，而亦士大夫之怀才竭忠以事其上者所宜必读也。”⁽¹³²⁾经梁氏的如椽之笔，《资治通鉴》乃帝王教科书的说法，在中国史学界风行甚久。⁽¹³³⁾然而，此说并非梁氏的发明，坪著说：“支那后世之史鉴，其最宏博而精详者，以宋司马光之《资治通鉴》为第一。是书编纂之意，将以备人主治世之参考书，亦即为帝王应奉之教科书善本也。所谓鉴者，大抵与教科书同性质，既为人主治世之备，则凡经国之要略，为当代所不可不知者，择而录之，其他不必要者，悉删之以从略。”⁽¹³⁴⁾大部分人或只知梁氏曾有此说，却未必清楚梁说原出坪井。

《中国历史研究法》有些例证取自坪著，下文着重讨论该书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举“唐末黄巢之乱，曾大惨杀外国侨民”一事，说明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博搜旁证则能得意外之发见者。梁启超说：

九世纪时，阿剌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Gonfu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Punzo陷Gonfu，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Gonfu者为何地，所谓Punzo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Gonfu即“广府”之译音；而Punzo必黄巢也。⁽¹³⁵⁾

日本汉学家桑原隲藏就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书评（《支那学》1922年第2卷第12号），专门引用这段话，以讥讽梁氏所言“谬误满幅”。桑原指出五处错误：（1）Abou Zeyd不是九世纪的人，是十世纪的初期，即公历九百十六年的人；（2）Gonfu这个地名，Abou Zeyd固不用说，即一切阿拉伯人的记录中，也查不出，应当是Khanfou（Khanfu）；（3）也没Punzo这个人名，该改为Banschoua；（4）五朝争立之乱，据梁氏的解释，是指“五代之争乱”，在九世纪的著作，要记载将近十世纪半的“五代之争乱”，未免太滑稽了。纵令将Abou Zeyd的时代，正当的认为十世纪的初期，然而他也不能记载十世纪半的“五代之乱”；（5）梁氏虽说“回历”纪元二六四年（乾符四—五年）黄巢实寇广州，但即把他认为事实，也不能那么容易断定。桑原氏又说：

可惜的很！梁氏如稍注意日本的学界，至少若把他所轻侮为“不值一盼”的日本坊间之“东洋史”或“支那史”，浏览一下，也就不至于有这样大的误谬了。⁽¹³⁶⁾

桑原以己之长攻梁氏之短，被认为“的确击中要害”。⁽¹³⁷⁾桑原书评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被译成中文发表，章士钊读后感慨“著书求入世界之林，真不易矣！”⁽¹³⁸⁾

事实上，桑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梁所言原出坪著第二卷史料编第五“年代学”一节，第209—215页，只是没有注明出处。而且，梁氏也不是初引此例，早在1905年发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一文，他说：

阿剌伯人所著书，以西历八五一年出版，名为《梭里曼（Soleiman）旅行记》者，内载当时中国最大口岸曰Khanfou。近世欧美学者，多以杭州附近之澉浦当之，虽哈士亦云然。日本坪井九马三氏，以《唐书·逆臣传》记黄巢陷广州事，与彼《旅行记》所记之年月相比较，知其确为广州而非澉浦，断定Khanfou字为“广府”之译音云。按坪井氏所说信也。⁽¹³⁹⁾

此处，梁氏明确说明据坪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引此例因没注明，故桑原以梁氏个人文字视之，大做文章。

嗣后，梁应该知道桑原这篇“耳痛”的书评，1925年在清华学校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第八章“都市”，再次引用此例：

唐五代时阿剌伯人之中国旅行记，近代陆续发现译成欧文者不少。内中有一部为阿蒲卓（Ahou Zeyd）所著，记回回历二六四年（西纪八七八）有大盗Banshou攻陷Khanfou。摩哈默教徒、基督教徒、穆护教徒，被杀者十二万。（据日本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引）回历二六四年即乾符五年。《新唐书·僖宗纪》言黄巢以乾符六年陷广州，而《旧唐书·卢携传》、《新五代史·南汉世家》皆云事在五年。然则阿蒲卓书所云Khanfou者即广府，其所云大盗Banshou者必黄巢之讹无疑。⁽¹⁴⁰⁾

梁氏特意标注“据日本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引”，算是对桑原批评的一种回应，以免再次受到无辜牵连，接受并订正桑原所指出的（2）（3）两处地名和人名误拼，并且对桑原《蒲寿庚事迹》一书大为褒奖，“为历史界一杰作”，⁽¹⁴¹⁾从中可见梁氏气量之大。对于Khanfou这个地名，梁最初是拼对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却写成Gonfu，李泰棻《史学研究法》《中国史纲》也拼成Gonfu，应不是误拼，或另有所本。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林志钧编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收录《中国历史研究法》，对此段文字略有订正：

十世纪初期，阿剌伯人所著《中国见闻录》中一节云：“有Khanfan者，为商舶荟萃地，……纪元二百六十四年，叛贼Bonschoua陷Khanfan，杀回、耶教徒及犹太、波斯人等十二万。……其后有五朝争立之乱，贸易中绝……”等语。欧洲人初译读此录，殊不知所谓Khanfan者为何地，所谓Bonschoua者为何人。及经东西学者细加考证，乃知回教纪元二六四年，当景教纪元之八七七—八七八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至五年也，而其年黄巢实寇广州。广州者，吾粤人至今犹称为“广府”，知Khanfan即“广府”之译音，而Bonschoua必黄巢。⁽¹⁴²⁾

这段文字与初版不同，接受了桑原（1）（2）（3）指正。此外，梁启超在初版中说：“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¹⁴³⁾此语引起日本学者极大的反感，《饮冰室合集》删除了这些文字。⁽¹⁴⁴⁾《饮冰室合集》编辑原则是“据初印旧本复校其有手稿者，则悉依原稿校定，专著各种间有厘订之处”。⁽¹⁴⁵⁾上述文字的改动，不论是梁氏本人或编校者所为，皆因桑原书评引起，应无疑义。

桑原所指（1）（4）（5）三处错误，始作俑者是坪井，“谬误满幅”不应扣在梁氏头上，他不过以讹传讹罢了。桑原没有指出这点，非常令人不解。关于Khanfou的考证，桑原是这方面的专家，他在1919年1月《史林》发表《Khanfou问题及其陷落年代之研究》，其名著《蒲寿庚事迹》也专门提示读者坪著第214—215页对此有所讨论，⁽¹⁴⁶⁾说明他对自己老师的著作很熟悉，不至于识别不出梁氏所言本之坪井。桑原之所以没有在书评中点破，反而以此对梁氏尽挖苦嘲讽之能事，或有两种可能：其一，桑原粗心大意，确实没有察觉梁氏所言原出坪井；其二，桑原故意回避，毕竟梁氏没有注明，文责自负，报复他对日本汉学界的出言不逊。关于桑原书评一事，梁氏虽没有正面回应，但他显然默默地接受桑原的批评。

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正式出版早，清末民初正值中国留日高潮之时，不少中国读书人听过坪井“史学研究法”课程，或读过他的名著，“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又热谈方法，诸种条件本应可使坪井大作在中国史学界大红，如同Introduction一样，但事实上坪著在中国的译介之旅相当“晦暗”。

伯伦汉、瑟诺博司讲史法被国人所知，那是在“五四”之后，此前鲜有人知晓，远不如坪井。那时坪井的著作已经开始译介，加之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听过他的课，坪井被中国学术界所知早于伯伦汉、瑟诺博司。然而清末民初的中国史学界并不需要方法论的学问，对史学方法论没有清晰的理解，难以充分认识到坪著的价值。等到“五四”之后中国史学界大谈方法，西方著作蜂拥而入，青年学子好读西人作品，⁽¹⁴⁷⁾加之梁启超、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先后出版，坪著不免被遗忘，受众范围缩小。柳诒徵讲史法尚参考坪著，但他的弟子们论史法已抛弃老师的做法，而直接向西洋取经。

晚清民初学术界有一怪相，或因民族感情作祟，或以为可掩人耳目，时人剽窃抄袭东瀛学者的论著相当盛行。⁽¹⁴⁸⁾摘录日人著作的观点或材料，常不注出处，翻译他人之著冠之以己名，不以为耻，在在皆有。黄人望《史学研究法讲义》实编译自坪著，但他没有任何说明。柳诒徵《史学研究法》、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李季谷《历史研究法》、吴贯因《史之梯》等，在架构、观点、材料等方面均不同程度承袭坪著，但他们多不明说，使坪著的学术影响无法得到彰显。更为恶劣的是，像李泰棻，一面批评坪著“无所表见”，另一面大段大段援引坪著的实例。坪井九马三在中国史学界不如伯伦汉、瑟诺博司一般幸运，中国史家对他的著作经常引而不注，随意使用其中的经典实例，拆解文本脉络，重新组合，模糊了坪著的原貌。“五四”之前中国即已出现坪井《史学研究法》汉译本，但除了李泰棻，该汉译本在中文世界了无踪迹。此外，与坪著有交集的中国史家著作多系未刊讲义，流传有限。因此，坪著在民国史坛仅处于隐性流播的状态。

坪井《史学研究法》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可概括为以下方面：首先，坪著是中国史家最早认识史学方法论的范本之一。Introduction只有到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后，才被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而伯伦汉的著作用德文写，1937年才有中译本，日译本也要到1922年，中国史学界对史学方法论的认识能与国际同轨，坪著当发挥积极的作用。李泰棻、梁启超后来写历史研究法，能够对此有相对合乎欧美史法形态的论述，与他们接触过坪著有一定的关系。再次，坪井对东西交通史颇有研究，精通欧洲各种语言，了解国际汉学界、西方史学界的动态。他的《史学研究法》吸收了大量日本、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实例指示治学门径。有些经典的实例，诸如关于葡萄产地、铜鼓的流传、广州的海外贸易、用年代学考证《春秋》可信度等，皆辗转流行于中国史学界，尽管很多人并不清楚它们最初的来源。最后，坪著有关史学定义、历史之种类（物语、鉴、史学）、《资治通鉴》乃皇帝教科书等，对中国史家影响很大。坪井对史学所下的定义，成为一家之说，中国学者时常援引；而关于物语、鉴、史学三阶段论（这不是坪井的发明，而是承袭伯伦汉），在中国转辗流传尤广。

中国史家虽然吸收坪井《史学研究法》的观点和实例，乃至架构，但一般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有所取舍，都有不同程度的重构。尤其梁启超，我们不能简单以抄袭视之。他虽借用了坪井和Introduction思想资源，但所创作的文本《中国历史研究法》，其实是对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资源的再创造、再诠释的结果，与一般抄袭贩卖者不能同论。即便如桑原那样严厉批评梁氏，他也肯定梁著对专攻中国史者很有些参考价值，并建议有志研究中国史的日本人阅读这部书。⁽¹⁴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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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第一节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贾菁菁老师执笔，谨致谢忱。

(2)　《陈衡哲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第2版。

(3)　［日］鹿野政直：《日本の歴史家》，日本評論社1976年版，第2頁。

(4)　［日］礪波護、藤井讓治編：《京大東洋學の百年》，京都大學學術出版会2002年版，第53頁。

(5)　［日］坂本太郎著，沈仁安、林铁森译：《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6)　［日］酒井三郎：《日本西洋史学発達史》，東京吉川弘文館1969年版，第82頁。

(7)　［日］大野真弓：《西洋史学への道：一旧制高等学校教師の回想》，東京名著刊行会2000年版，第38頁。

(8)　重野安绎到东大后，利斯提出建立史学会的设想，“御雇教师独逸人利斯氏与重野先生面晤，说明设立学会发行杂志的必要，先生亦有同感，传达给属僚；又文科大学学生诸君为了史学之研究而计划设立学会，于是共同筹备创立此会。”（［日］星野恆：《史學會沿革略》，《史學雜誌》1910年第21編第1號）

(9)　最初当选的八位委员为：星野恒、冈田正之、高津锹三郎、田中义成、坪井九马三、久米邦武、箕作元八、白鸟库吉。

(10)　［日］村川堅固：《坪井九馬三先生の薨去》，《史學雜誌》1936年第47編第2號。

(11)　［日］三上参次：《明治時代の歷史學界：三上參次懷舊談》，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年版，第59頁。

(12)　［日］下山寛一郎：《史學原理》，横浜丸善商社1890年版；浮田和民講述：《史学通論》，東京専門学校1899年版。

(13)　［日］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編：《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一，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1986年版，第645頁。

(14)　如大類伸《國史研究法》（東京国史講習会，1924年）、野野村戒三《史學概論》（早稲田大學出版部，1929年）、内藤智秀《史學概論》（東京高原書店，1932年）、长寿吉《新修史學概論》（東京同文書院，1936年）、今井登志喜《歷史學研究法》（東京岩波書店，1935年）。

(15)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改版序，東京京文社1926年版。目前可见版本有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3年、1913年版，京文社1926年、1930年版。按，“独活的枯木”为日语惯用语，指大而无用之人，“樗木”之喻出自《庄子·逍遥游》。

(16)　［日］羽仁五郎：《歴史および歴史科学》，《羽仁五郎歴史論著作集》第2卷，東京青木書店1967年版，第58頁。

(17)　［日］齋藤斐章：《日本國民史》第4巻，東京賢文館1935年版，第1083頁。

(18)　［日］今井登志喜：《歷史學研究法》，東京大學出版社1953年版，第8頁。

(19)　［日］重野安繹：《古文書採訪復命書》，［日］薩藩史研究会編：《重野博士史学論文集》下巻，東京雄山閣1939年版，第527頁。

(20)　［日］重野安繹：《史ノ話（第三回）》，《東京學士會院雜誌》1886年第9編第3號。

(21)　［日］内藤燦聚：《太平記ハ小説家ノ作ニアラザルノ説》，《文》1888年第1卷第21號；［日］星野恆：《内藤燦聚君ノ太平記ハ小說家ノ作ニ非ザル說ヲ辨ズ》，《文》1888年第1卷第24號。

(22)　［日］星野恆：《史学攷究歴史編纂は材料を精択すべき説》，《史學會雜誌》1889年第1编第1號；［日］久米邦武：《太平記は史学に益なし》，《史學會雜誌》1891年第2編第16、18、20、21、22號。

(23)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03年版，第399頁。

(24)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412頁。

(25)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163—166、396頁。

(26)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348頁。

(27)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399頁。

(28)　修史馆内部的修史方针也不完全统一，新旧博弈交缠，居于中心地位的重野安绎与以朱子学为宗的传统汉学者川田刚（1830—1894年）意见龃龉。久米邦武称川田是“文学性的”，重野是“记录性的”；永原庆二认为川田主张“名教道德”，重野则“过于追究事实”。这场对立最终以川田离开修史馆专职宫内省而宣告结束。

(29)　［日］重野安繹：《史ノ話（第三回）》，《東京學士會院雜誌》1886年第9編第3號。

(30)　［日］重野安繹：《世上流布ノ史傳多ク事實ヲ誤ルノ說》，《東京學士會院雜誌》1884年第6編第5號。

(31)　［日］芳賀矢一：《源平盛衰記と太平記と》，《国文學》1890年第27號。

(32)　［德］兰克著，付欣、刘佳婷、陈洁译：《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1494—151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英文版译者序。

(33)　［意］克罗齐著，田时纲译：《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9页。

(34)　［英］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第206页。

(35)　［德］ルードヰッヒ·リース：《空前絕後の最大史家》，《史學雜誌》1899年第10編第1號。

(36)　［日］箕作元八：《ランクの歷史研究法に就きて》，《史學雜誌》1899年第10编第6号。

(37)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と文學》，《帝國文學》1895年第1巻第6號。

(38)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25頁。

(39)　平安后期出现的历史物语，称为镜或镜物，也称鉴。以平安末期至室町前期的《大镜》《今镜》《水镜》《增镜》合称的“四镜”为代表，取自“清楚地反映历史的镜子”之意。后期代表作品有镰仓时期的《吾妻镜》（《东鉴》）、江户时代的《后鉴》。

(40)　［日］重野安繹：《史學工作者其心不可不至公至平》，《史學會雜誌》1889年第1編第1號。

(41)　［日］坪井九馬三講述：《歴史地理学》，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05年版，第3頁。

(42)　［日］館森鴻：《成齋先生遺稿》序，重野安繹著，重野紹一郎編：《成齋先生遺稿》卷1，東京松雲堂書店1926年版，第3頁。

(43)　［日］永原慶二：《20世紀日本の歷史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年版，第35頁。

(44)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に就て》，《史學雜誌》1894年第5編第1號。

(45)　［日］大久保利謙編：《森有礼全集》第1卷，東京宣文堂書店1972年版，第351—352頁。

(46)　［日］坪内逍遥：《史論四派》，《早稲田文學》1893年第35期。

(47)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に就て》，《史學雜誌》1894年第5編第1號。

(48)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32頁。

(49)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37頁。

(50)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17頁。

(51)　［德］伯伦汉著，陈韬译，胡昌智、李孝迁整理：《史学方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52)　［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第5页。

(53)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36頁。

(54)　［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第8页。

(55)　［日］久米邦武：《英雄は公眾の奴隸》，《史學會雜誌》1890年第1編第10號。

(56)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37頁。德语“Ogran”一词日语译为“机关”“器官”，本意为生物器官，法律用语中指法人，法令用语中指国家行政的组织。坪著“社会细胞”“社会机关”“社会器官”，与“自然人”相对，指社会中具有权利义务的“人”。

(57)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に就て》，《史學雜誌》1894年第5編第1號。

(58)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7頁。

(59)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に就て》，《史學雜誌》1894年第5編第1號。

(60)　［日］坂口昂：《ランクの史觀概要》，《獨逸史學史》，東京岩波書店1932年版，第405頁。

(61)　［日］箕作元八：《ランケ紀念講話》，《史學界》1904年第6巻別刷。

(62)　［日］坪井九馬三：《坪井文學博士の紀念講話：ランケ氏の研究法とり觀たる維新前の外交に就て》，［日］高桑駒吉等著：《ランケ祭紀念講話》，第15—19頁。

(63)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74頁。

(64)　［日］坪井九馬三：《東洋歴史序》，［日］宮本正貫：《東洋歴史》，東京富山房1897年版，第6—7頁。

(65)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77—78頁。

(66)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に就て》，《史學雜誌》1894年第5編第1號。

(67)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ト類似學科ノ區別》，《教育報知》1895年第465號。

(68)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401頁。

(69)　［日］茨木智志：《1894年の〈尋常中学校歴史科ノ要旨〉に対する再検討——その歴史教育史的意義と提唱された“世界史”教育を中心に》，《総合歴史教育》2001年第37號。

(70)　《尋常中学校教科細目調査報告》，東京帝国教育会1898年版，第49頁。

(71)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ト類似學科ノ區別》，《教育報知》1895年第465號。

(72)　［日］重野安繹編輯：《尋常小學修身·序》，八尾新助1892年版。

(73)　［德］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第6页。

(74)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359頁。

(75)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ト類似學科ノ區別》，《教育報知》1895年第465號。

(76)　［日］永原庆二：《明治维新与日本史学》，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2006年第13辑，第307—308页。

(77)　［日］松尾尊兌編：《吉野作造集》，東京築摩書房1976年版，第432頁。

(78)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532頁。

(79)　《附錄：坪井九馬三述史學と經濟との關係》，［美］セーリグマン著，［日］河上肇訳：《新史観：歴史之経済的説明》，東京昌平堂川岡書店1905年版。

(80)　［日］坪井九馬三：《史家としてのマルクス》，《史學雜誌》1907年第18編第9號。

(81)　如利斯对于经济史，“不是完全否定的，只是表现出一种嘲笑的态度”（西川洋一：《ベルリン国立図書館所蔵ルートヴィヒ·リース書簡について》，《国家学会雑誌》2002年第115巻第3·4號），坪井反击称蔑视经济者只适合明治维新前的时代，“头脑宛如化石”（坪井九馬三：《史學と經濟の關係》，《史學雜誌》1904年第15編第1號）。

(82)　［日］坪井九馬三：《坪井文學博士の紀念講話：ランケ氏の研究法とり觀たる維新前の外交に就て》，［日］高桑駒吉等著：《ランケ祭紀念講話》，第15頁。

(83)　［日］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序》（明治36年10月）。译文转引俞旦初《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第56页。

(84)　［英］古奇著，耿淡如译：《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第210页。

(85)　汪荣宝：《史学概论》，《译书汇编》第2年第9期，1902年12月10日，第105页。

(86)　江亢虎：《史学研究法译稿序》（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江亢虎文存初编》，江亢虎博士丛书编印委员会1944年版，第38页。

(87)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197页。

(88)　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代序言》，邬国义编校：《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89)　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

(90)　蒙思明：《史学方法的任务》，《华文月刊》第2卷第1期，1943年1月，第17页。

(91)　黄人望（1880—1948），浙江省金华县人，原名国华，字伯珣，又字百新。早年是清代廪生，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专习历史地理师范科。1908年毕业回国，历任浙江金华府中学堂、宁波府中学堂历史地理教员，浙江省立第四、第十各中学校长。1914年9月，应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史，并编有讲义。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法预科讲师，讲授“中国法制史”。1921年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校长。1922年4月选为筹办杭州大学董事会候补董事。1925年任教育部编审员，旋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历史教授。1927年后弃学从政，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浙江德清县、兰溪县县长，浙江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抗战胜利后为接收杭州委员之一，未几逝世。

(92)　《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政府公报》第330号，1913年4月7日，第8页。

(93)　马巽：《回忆母校——高师附中》，北京师大附中编：《在附中的日子》上册，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10页。

(94)　1911年7月张耀曾听坪井九马三讲授《政治史》笔记，preface。

(95)　《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28页。

(96)　柳诒徵一生只去过两次日本，1903年（癸卯春）随缪荃孙、徐乃昌等人赴日考察教育两个多月，1919年5月率南高师学生赴日本参观，两次时间都不算长。他最有可能是在江楚编译局或两江师范学堂工作期间学会日语，因为两江师范学堂，日籍教习以及日语翻译人员甚多。

(97)　柳诒徵：《讲国学宜先讲史学》，《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02页。

(98)　柳诒徵：《国史要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

(99)　《校闻：本学期第四次总理纪念周纪略》，《省立河南大学周刊》第4期，1932年10月8日，第1页。

(100)　杨鸿烈：《史地新论·自序》，晨报社出版部1924年版，第4—5页。

(101)　柳诒徵：《史学概论》，《柳诒徵史学论文集》，第116页。

(102)　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初版自序》，武学书馆1921年版，第1页。

(103)　李泰棻：《西洋大历史》，北京宣元阁1917年版，第3页。按，1924年和1930年版均保留这句话，只是将该乃体色、该喜希台标了德文Geschehen、Geschichte。

(104)　李泰棻：《西洋大历史》，武学书馆1924年版，第1页。

(105)　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第13—14页。

(106)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31頁。

(107)　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第22页。

(108)　郑师许：《铜鼓考略·校后附记》，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9页。

(109)　郑师许：《铜鼓考略追记》，《学术世界》1937年第2卷第4期，第49页。

(110)　郑师许：《铜鼓考略追记续补》，《学术世界》1937年第2卷第5期，第74页。郑氏所录见《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新民丛报》第3年（1905）第17号，第14—15页。

(111)　郑师许：《我国历史之自学与教学的目的及其研究法》，《读书通讯》1943年第63期，第10页。

(112)　郑师许：《中国历史研究法大纲》（手稿），藏广州中山图书馆。

(113)　李季谷（1895—1968），原名宗武，浙江绍兴人。1924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系毕业，1929年留学英国布利斯托（Bristol）大学。曾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校长、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史学系讲师，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北联大、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兼史学系主任，鲁苏皖豫边区学院教务长、台湾师范学院院长。1949年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教授。曾任中央通讯社汉口分社总编辑，北平华北日报时评撰述，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编纂科长、浙江省教育厅长等职，曾加入中华学艺社、日本研究会等学术团体。主要著作有《日本史ABC》《日本通史》《西洋史纲》《高中外国史》《初中外国史》《近世中日外交史略》《西洋近世史》等。

(114)　黄人望、柳诒徵、李季谷所编讲义，经笔者整理已出版，详参《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115)　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25—26页。

(116)　杨鸿烈：《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2页。按，柏恒即伯伦汉。

(117)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118)　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纲》，《改造》1921年第4卷第3号，第1页；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页。按，卢绍稷《史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3页）所引坪井九马三的历史定义云：“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并注“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p.1”；简贯三《理论社会学》（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44页）引坪井的历史定义为：“历史系记述人类社会继续活动的状况，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作为现代一般人活动的资鉴。”卢、贯二氏所引坪井有关历史定义，与梁启超完全一致，尤其卢氏，原本为梁氏定义，被他冠之坪井，个中缘由何在，大惑不解，故于此备注。

(119)　［日］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37頁。

(12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

(121)　“それで、まづ時の方面からしてお話を致しませうならば、社会なり國家なりは長い年間の間繼續致しまするもので、所謂時勢の變遷につれて内部の變化は無論起って来ますが、大體におきましては、ほゞ同じ姿でつゞいてゆきますものでありますから、譬えば珊瑚礁のやうなものであります。水面より少し下には、珊瑚虫が沢山集って住んで居ますが、しかし共同生活といふ現象は発見致しませぬ、随って社会は組織致しませぬが、底へはいれば、もはや珊瑚虫は生きて居ないで、つくったところの岩石だけがあります、しかしそれは虫がつくったとは明かで、それは海底深くその岩石が出て居ますところまでゆきましても、皆岩石になって居ります、現に虫の生存して居ますところは、活きて居る虫のからだでありますが、虫の居ませぬ所は已に化石でありまして、下へゆくほど化石が益古くなるといふばかりであります。人間もこれに似て、極めて古い時代に基礎を置いて現社会は成立って居りますが、その古い社会は今亡びて化石となって居ります。その次の時代の社会も同断、化石となって居ります。”（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48—49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郭海良教授汉译此段引文，谨此谢忱。

(122)　黄人望编译：《史学研究法讲义》，《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第9页；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38頁。

(123)　［日］坪井博士师说，张玉涛译述《史学研究法》，《学报》1907年第6号，第6页；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7頁。

(124)　黄人望编译：《史学研究法讲义》，《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第10页；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41頁。

(125)　［日］坪井博士师说，张玉涛译述：《史学研究法》，《学报》1907年第6号，第9页；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11—12頁。

(126)　此段梁启超引文皆见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纲》，《改造》1921年第4卷第3号，第1—4页。

(127)　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原》，《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第346页。

(128)　黄人望编译：《史学研究法讲义》，《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第18页；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83—84頁。

(129)　黄人望编译：《史学研究法讲义》，《史学研究法未刊讲义四种》，第46页；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416頁。

(13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2页。

(131)　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页。

(132)　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纲》，《改造》1921年第4卷第3号，第2页；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第3页。

(133)　“……而于前此史籍，大都视为‘皇帝教科书’、‘贵族家谱’焉，……”（李承廉：《史学方法论》，《江汉学报》1933年创刊号，第1页）；“过去的历史几乎完全是政治史，因此有许多不满意过去的历史的人们说历史是帝王家谱或是皇帝的起居注和教科书，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是供帝王的参考的历史著作。”（周容：《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8页）；“惟温公作书，乃自比于唐张九龄上明皇的《千秋金鉴录》，后人讥其为帝王教科书章法，并非为史而作史。”（刘明水：《国学纲要》上册，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89页）；“观王公大人之言可以推之黎庶，观小己之得失可以知政教之迁流。其言何等显豁呈露！使治史者明于此义，自不至病吾国史籍只述朝政不及民众社会，目为帝王家谱，更不至以帝王制度已更，谓《资治通鉴》为帝王教科书，而今之学者不必研究矣。”（柳诒徵：《国史要义》，第153页）。

(134)　［日］坪井博士师说，张玉涛译述：《史学研究法》，《学报》1907年第7号，第7—8页；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第29頁。

(13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5页。

(136)　［日］桑原隲藏著，天行译：《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现代评论》1925年第2卷第50期，第19页。

(137)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

(138)　章士钊：《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34号，1926年3月20日，第21页。

(139)　梁启超：《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新民丛报》第3年（1905）第15号，第8—9页。按，“哈士”即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

(140)　梁启超：《中国之都市》，《史学与地学》1927年第2期，第9页；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六，第82页。

(141)　梁启超：《中国之都市》，《史学与地学》1927年第2期，第18页；梁启超：《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六，第88页。

(14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十三，第68—69页。

(14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9页。

(144)　［日］狭间直树著，高莹莹译：《东亚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启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按，该书第七讲“梁启超与历史学”，论及坪井九马三、梁启超对“科学的”历史学认识的异同，但对两者是否存在学缘关系，没有任何说明。

(145)　《饮冰室合集·例言》，第1页。

(146)　［日］桑原隲藏著，陈裕菁译：《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14页。

(147)　王庸：《欧史举要》，《史地学报》1921年第1卷第1号，第8页。

(148)　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6页。

(149)　［日］桑原隲藏著，天行译：《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现代评论》1925年第2卷第49期，第1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