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出典范式的历史主义叙事

三、激发出典范式的历史主义叙事

1831年初，兰克在复杂的心情下启程回德意志。他带回的许多资料让他很快乐，但是结束了在意大利优渥的生活，回到柏林要面对学生的事、同事的聒噪以及贫困的生活。⁽⁷³⁾尤其是元月在返国途中传来尼布尔的死讯，令他难过不已。此外，1830年7月在法国爆发的革命，此时也在邻近国家掀起风潮。普鲁士的政治局势也紧绷着，正如兰克给耿茨的信上夸张地说：他该赶在暴民还没有推翻普鲁士政府之前回到柏林。

主编《历史政治杂志》终于昭示了政治立场

1831年3月，兰克回到柏林，搬进新租的房子，沉浸在档案宝藏中，读了半年的书。11月收到外交部部长克里斯提安·贝恩斯托夫爵士（Christian Günther Graf von Bernstorff）来信，邀请他主编一份杂志。杂志名称是《历史政治杂志》，它要以历史的角度评论当代的政治，目的是要在左派与极右派之间指出第三条路线，同时借此捍卫普鲁士政府当时的政策，这是一份半官方的杂志。对正在专心写十六世纪南欧君主与族群的兰克，这个特别的邀请让他很为难。他面临着很大的抉择：一方面是工作时间分配的问题。他出书的计划，在编辑杂志额外任务下，势必延误。另一方面作为杂志的主编与主笔必须旗帜鲜明，他的政治立场必定因此纤毫毕露。实际上，截至1831年，兰克出版的三本历史研究作品，主题都是基督教世界面对伊斯兰势力时的内部斗争与权力消长，他保守的政治立场并不为一般人所知。尤其是1829年的《塞尔维亚的革命》这本小书，⁽⁷⁴⁾虽然他的主轴是基督教文化下的塞尔维亚对伊斯兰苏丹统治的反抗，但它却也是被压迫人民对统治者的革命。这本书能够让读者误认为兰克同情底层人民的抗争，误认为他有自由主义的信念。⁽⁷⁵⁾当然，普鲁士外交部以及王室顾问，他们完全了解兰克的政治倾向。

11月1日，兰克回信给贝恩斯托夫爵士，首先表示：邀请他做这件事，就是对他最高度的赞美，也是对他信任的明证。接着他说他既定的历史写作，原本资料都已准备齐全，作品也预期会得到学界好评。部长的邀请置他于一个抉择的处境，然而他很快地就知道自己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并且强调：“对抗一波从完全不一样环境以及从虚构理论所产生的、外来异类的挑战，保卫我们自己本土的发展，能够在这方面对祖国、对好的事物有所贡献，这会是我最大的幸运。”⁽⁷⁶⁾外来异类思想指的是法国七月革命的思潮，以及相随而来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在他回信接受邀请的同时，也表明了他了解任务之所在，了解这项任务的政治方向。兰克请佩尔特斯协助出版杂志事宜，同时他配有一位任职政府的助理。他直言不讳地向外交部的德意志事务主任约翰·艾希宏索取工作酬金，他说：“额度我自己定的话太不谦虚，而且自己也难估量，就请您全权决定。”⁽⁷⁷⁾

《历史政治杂志》1832年出版4期，之后从1833年到1836年变成不定期出刊。兰克邀稿不顺利，经常只能自己撰写，兰克在第一期就讨论法国七月革命后的波旁王朝，以及德意志地区对革命的反应。在担任主编及主笔的五年期间，两篇文章颇有代表性，它们能够呈现兰克的历史政治思想：一篇是1833年的《列强》，一篇是1836年的《政治对话》。⁽⁷⁸⁾此外，1836年他的就职演讲《论历史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也是他极少数理论分析的历史政治文稿之一。三篇文章文体各不相同，《列强》是对欧洲近代五个强国兴起的历史评论。因为这篇文章的形式不是刻板地根据档案呈现史实，而是以自己的观点，讲述这五个国家的近代史，因此思路与立场格外清晰。在《政治对话》里，兰克虚拟一位自由主义者卡尔与保守学者斐瑞德里希的对话。兰克想表达的政治立场，都透过斐瑞德里希之口说出，这是一篇活泼的政治理论文章。而就职演说《历史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相较于前两者，它是严肃的历史学性质与功能的反省。

政论文章《列强》：无心插柳立下了历史主义史学写作范式

《列强》最突出之处在于兰克将个体性（Individualität）的原则完全地落实在政治的范围里，而且是借着描述历史发展而落实它。个体性原则是从赫德、歌德、威廉·洪堡以来一脉相承的一种世界观及价值观。它与启蒙思想完全不同，不相信有普世的人性及自然规律，不相信运用理性能认识、评断一切，跳出了从中古以来任何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教会的或理性的——一元价值观。在个体性原则里，每个人、每件事、每个组织与制度、每个民族都有他们的独特性、个别性，而且这些个别的特质是在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他们各有其价值，绝对无法以一个外在、普世的标准论断他们的高下。兰克是第一位将这样的世界观用在政论上的史学家。个体性原则成为历史解释的指导，成为一个以政治史为内容的历史写作范式，进而开启了大约延续一世纪之久澎湃的历史主义史学。而这个历史研究与写作模式的源头可以在1833年的《列强》中看到。⁽⁷⁹⁾相对于十年前的成名作《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兰克此时使用的概念是“民族”（Nation）而不再是“族群”（Volk）。“族群”对兰克而言是自然状态下，一个共同语言风俗习惯的伦理团体，它具有有机体的性质，是一个整体；同时它又是与“诸侯”对立的概念，它的性质是没有教育、没有资产、没有政治性，它是被统治的以及被照顾的对象。而“民族”这个概念对兰克而言具有个体性，具有集体的个性，它是有精神意向以及文化历史意识的团体，它具有政治性。1827年出版的《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是系列作品《南欧诸侯与族群》第一册，那时候兰克还使用“族群”这个词，从维也纳、意大利回来后撰写的《列强》，这个词已经被具有个体性的“民族”一词取代，此后兰克再也没以“族群”为书名。⁽⁸⁰⁾

法国启蒙思想揭橥的是自由、平等、博爱，标榜普世性，以人性皆然的预设，将它落实在《民法典》中，并以拿破仑的军事力量向外传播。兰克在《列强》中没有否定这些启蒙思想的价值，也没有否定革命之后共和体制凝聚出法兰西的无比强大力量这个事实。⁽⁸¹⁾但是聪慧的兰克，秉持着个体性原则的信念，将这个革命背后的思想与精神，把它从自视为普世性的地位，重新定位为法兰西民族的特质。兰克肯定法国第三阶层（中产阶级代表）的力量与精神，但它也只是法兰西的个体性。兰克强调那些启蒙思想属于他们潜在的国民性，启蒙思想引发的大革命正是法兰西人对自己国民性的自觉与复兴。革命后的混乱没有影响法国的国力，相反地，因为国民性的觉醒，革命的成果及国家的凝聚力变得更强大。他说：“不仅如此，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这些结果因这种复兴而得以强化，并继续存在于与正统王朝（the legitimate dynasty）永远格格不入的对立中。”⁽⁸²⁾他近代史的论点是：唯有自觉到自己的国民性，国家才会因而强大；欧洲国家发现了以及自觉到各自的独特性，这是近代史的特殊现象。法国大革命代表的是法兰西国民性的觉醒，但是随着革命后对外的军事行动，这些被自认为是所谓普世的价值，反倒也唤醒了欧洲其他国家对自己国民性的自觉。《列强》就是描写欧洲近代各强国国民性的觉醒。兰克强调有了对自己民族个体性的认识，国家才能独立，才有创造及行动的自由。兰克也用文学做比喻：法国文学一度与启蒙思想一样被视为世界文学，具有普世性，它是被模仿的对象。但是它也在法国大革命前后唤醒了各国文学，各国开始创作自己独立的诗、散文与小说。⁽⁸³⁾

《列强》描写普鲁士的一章中，兰克剖析德意志历史，他提出德意志有两次独立自由的运动。第一次是宗教改革带来的心灵的全面解放，《圣经》从被教廷主导的教会所解释，走向了人们独立地阅读及了解《圣经》，民族得到了自主性与精神的自由。⁽⁸⁴⁾第二次是当代从法国启蒙思想中解放出来所得到的自由。兰克指的是浪漫主义运动以及普鲁士的兴起。兰克撰写《列强》的目的是要告诉处于法国七月革命余波中的普鲁士读者：法国大革命魂魄在1830年重现，他所代表的内涵与德意志国民性不相符合，不应随着它起舞。他用历史的叙述来说明这个论点，他叙述普鲁士斐特烈二世的故事。

兰克把德意志个体性的自觉聚焦在统治普鲁士四十六年（1740—1786）的斐特烈二世。斐特烈二世把普鲁士从一个欧洲二等的侯国提升到能够与法国、英国、奥地利以及俄罗斯帝国并列的第五强国。兰克说：“倘使要说有什么特别的观念能影响他的话，我们可以说那就是源自他对国家、对祖国的意图与想法。”他继续解释：“尽管他是法国哲学家们（Philosophes）的恩主，尽管他保护法国哲学家们，与他们谈经论道，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依据那些法国哲学家们的理论来重建其国家。”⁽⁸⁵⁾兰克甚至认为法国哲学的说教是替法国国家服务的，⁽⁸⁶⁾斐特烈二世洞视其间的关系，不被它所误导：“真正的天才精英是不会被这样虚伪而错误的说教所左右的。”⁽⁸⁷⁾摆脱法国的影响，专注自己国家的意图、了解自己的个体性，然后，像追随北斗星一样地把持着自己国家的原则，在一切危险中坚定不移。兰克如此反复地赞扬斐特烈二世个性的执着不屈，将普鲁士从法国的影响中提升起来。兰克在普鲁士的那章里，他把一个民族的个体性完全具形在一位政治大人物的身上。⁽⁸⁸⁾这种写作开启以政治人物叙述呈现历史主轴——理念——的历史主义写作方式。

兰克不是民族主义者——王朝是他的价值核心

兰克不是民族主义者。对他而言，民族的概念涵盖的比国家广大而宽松。国家是应付实务的组织，而民族是对文化特色自觉后的伦理团体。兰克在1836年的《政治对话》里说“祖国在心里”，指祖国并不以组织的方式具体存在，指的是文化性的德意志民族。兰克心中的德意志民族是个文化民族：“我们日子过得舒服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祖国之所在。我们的祖国是与我们在一起，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祖国活在我们里面，我们随时随地都表现着祖国的形象——不论我们是否有意如此，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它之上生长，而且不能脱离与它的关系。这种神秘的气氛充满在低微的国人身上，也充满在高贵的国人身上——这个精神、气氛，我们不断地呼吸着——这个神秘的气氛是一切法制的前导，充满并活化一切刻板的形象。”⁽⁸⁹⁾他在给官厅的信中偶尔也称普鲁士国家为祖国，而他从未直言称德意志是他的祖国。兰克的“祖国”的概念并不明确，也不固定。⁽⁹⁰⁾但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兰克不是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更明确地说，兰克没有民族国家的意识。一个民族组成一个国家，兰克否定它的存在：“我从没有看过一个民族真的变成一个国家。”⁽⁹¹⁾他认为法兰西最接近这个原则，但也只是接近而已。他认为在历史的现实中，民族国家根本不存在，而当时萌芽的德意志统一建国的运动也完全不符合兰克心中的欧洲秩序。统一德意志这种民族运动对于忠于梅特涅、耿茨的复辟思想的兰克，它是骚动。它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异质”成分结合在一起，是历史中暂时的现象。他乐观地说：等革命的浪潮过了之后，欧洲国家会维持着王朝的旧秩序。⁽⁹²⁾

兰克强调族群个体性觉醒后，欧洲各国的国家力量有了质变，这是近代现象，是近代史的开始。每个国家在制度上配合着这种对个体性的自觉，譬如，在军事制度上普鲁士实行全民皆兵的征兵制，而英国配合着贵族的力量实行募兵制。德国的教育中授课制度从新教中生长出来，法国人无法移植。⁽⁹³⁾但是，不论如何，他所指的国家在自觉后变强大，指的是各个王朝国家，不是民族国家。他相信理想的国际状态会重新恢复：王朝国家并列，形成平衡、动力、和谐的状态。《列强》的最后一句话：“所有国家都合并在一起，将损害其中每一个个体的本质，分离和独立发展将使真正的和谐得以呈现。”⁽⁹⁴⁾它与十年前第一本著作《罗曼与日耳曼族群史1494—1514》视欧洲各民族在王朝秩序下为一体的基本精神遥相呼应。

1836年的《政治对话》延续同样的思路，在提出议会政治与君主统治的矛盾之后，他替君主集权立论，否定限制王权的议会的必要性。虚拟的两人（学者斐瑞德里希与国会议员卡尔）对话时，斐瑞德里希在最后做的结论：国家的角色不在于提供机制，借以调和各方立场、折衷不同利益，国家的任务不在协调。国家该洞见自己的原始本质，掌握自己国家建国的精神及原则。国家要有积极的作为，要压制政党的力量，要从制度上让人民融入它具有的个体性之中。兰克借斐瑞德里希之口说个体性是政治的最高原则，是国家的最高指导：“世界上一切有地位受注视的国家，没有不是充满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方向。如果把国家视为保障个人及私有财产的各种机构的大综合，那就太可笑了，实际上各种方向都是精神的表现。而国民的个性是受这个精神及这个方向决定性的影响，是与它们深契不可分的。从这些不同的精神中，产生出不同的法制，而这些法制对一个团体而言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它有修正其他一切规范的力量。国家中的一切都唯这个最高的理念是赖。”⁽⁹⁵⁾

在就职演讲《历史与政治的区别和联系》里，兰克进一步将认识国家族群个体性的责任交付给历史学家。首先，他再次地在政治事务上强调个体性原则：“每一个政府都有着完全明确不同的特征和他自己的生活——这些使他与所有其他的政府国家相区分开来，并且他所有的事物和行为都源自这种特征。”⁽⁹⁶⁾接着的论点是：领导一个国家的人必须是“非常了解自己国家本质的人”。⁽⁹⁷⁾兰克心目中的君主应该有这种能力与德性。最后，他指出掌握一个国家特殊本质并获得这方面知识，那是历史学的任务。他说：“而这种知识如果没有对过去时代的了解，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历史研究的正是这样的知识，或者是试图理解这样的知识……从过去所发生的事物中得出对国家本质的认识，并指引我们理解国家本质，这是历史学的任务。”⁽⁹⁸⁾兰克在他的教授就职演讲里无疑地借着自我要求从历史研究掌握理念，进而赋予自己教导君主的任务。

在1830年代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的浪潮里，兰克是以这样的信念以及他敏捷而锐利的羽毛笔服务外交部以及普鲁士王国。同时，他开启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历史思维的基本方式。

历史写作从南欧转向中欧，从宗教关怀走向国家政治

1831年底，兰克接受了外交部部长贝恩斯托夫的邀请，投入官方政论杂志担任主编、主笔。兰克做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他决定进一步向官厅靠拢，担任这项工作，清晰地表达了政治与价值立场。兰克因此也失去了柏林自由主义沙龙主持人凡哈根这位多年友人的信任，从此不相往来。视野宏大而且在国际学术界有地位的亚力山大·洪堡也责备他，跟他疏远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倾向的饶莫尔、史添策等同事也更形同陌路，甚至彼此敌意相对。⁽⁹⁹⁾1840年自由主义倾向的贝蒂娜·冯·阿尔尼姆——曾经心仪的人——更与兰克公开争执而决裂。⁽¹⁰⁰⁾然而另一方面，在1833年新上任的外交部部长安瑟伦（Johann Peter Friedrich Ancillon）主动而强力的共同背书之下，教育部部长阿腾斯泰恩终于向财政部提出将兰克提升为正教授的要求，安瑟伦说兰克对国家的贡献远超过对大学的贡献。1834年兰克完成了升为正教授的愿望，在原来年薪五百帝国大洋之外，另得到七百帝国大洋的加给，收入倍增。1841年获得普鲁士国家史家的头衔，这项荣誉也是他担任主编后官方给予他的肯定及信任。

在主编《历史政治杂志》期间，兰克利用意大利带回来的史料先完成了《一六一八年针对威尼斯的阴谋》。在撰写这本轶事集的小书的同时，他构思利用所收集的史料写大型作品。最后他以教皇为主轴，赓续他与出版社佩尔特斯出版《南欧诸侯与族群》主题的约定，撰写《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之后的四册系列作品，书名是《罗马之诸教皇史》（简称《教皇史》）。

《教皇史》比照《十六十七世纪的奥斯曼人与西班牙王国》的格式，兰克在第一册中写了教皇国的通史，描述教皇国在罗马时代、中古早期、法兰克王朝时代行政制度的建立，它的扩充及对外的影响力。第二册写欧洲宗教改革时代教皇国面对变局的自我改革。之后的两册以五位教皇为主轴，叙述他们与南欧诸侯之间的冲突。《教皇史》获得好评，来自法国的佳评尤其多。但是普鲁士派驻罗马的代表布恩森（Christian von Bunsen，1791—1860）认为第一册的通史太偏向于罗曼民族，忽略了教皇国与德意志的关系。

1836年《教皇史》四册出版齐全后，兰克首先跟历史法学家萨威尼透露他接着要写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历史。一方面配合他一向研究的时代（十六世纪），另一方面作为《历史政治杂志》的主编，他在《列强》里勾画了欧洲近代国家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宗教改革运动在德意志第一次唤醒了德意志的自觉，它是普鲁士崛起的前驱。但是，布恩森对《教皇史》第一册的批评，兰克也不得不在意。毕竟他是尼布尔罗马职位的接班人，本身是古史学家，而且他是王储斐特烈·威廉四世的亲信。从学术及政治的考量，兰克都自然地走向德意志历史的研究。辞掉《历史政治杂志》编辑的职务后，兰克又风尘仆仆地在各地收集神圣罗马帝国议会档案。他在曼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魏玛、德勒斯登甚至在比利时的布鲁格都发现极有价值的档案。透过撰写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历史，兰克的历史研究开始与现实政治相结合。

1840年代，兰克完成《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六册巨著，接着出版《普鲁士九书》。研究写作的同时，因为斐特烈·威廉四世登基（1840年），他与普鲁士王室及官厅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同时，迟来的婚姻，在1843年终于从天而降，次年长子诞生，兰克开始过起了家庭生活。然而，在一切辉煌顺利的时间里，他一向忽视的市民工人，他们力量的成长带来的社会紧张于1848年在柏林、在全欧洲爆发了开来。乐观与幸运的兰克，人生首度亲身经历城市里的巷战，他深感秩序伦理及传统文化被颠覆，他恐惧无助。惊恐之余，他给威廉国王写了六份政治备忘录，提醒在变局中该掌握的原则。1840年代兰克的作品与斐特烈·威廉国王息息相关。

与官厅的紧密以及对大学的冷漠

斐特烈·威廉四世上任后随即任命艾希宏（Friedrich Eichhorn，1779—1856）为文化部部长负责教育事务，之后又任命萨威尼为司法部部长。这两位部长都是兰克在担任《历史政治杂志》主编饱受左派与极右派攻击最艰难的时刻，伸出援手的友人。加上威廉国王的老师安瑟伦接任外交部部长，兰克在40年代与普鲁士内阁的紧密友谊在学界广为人知，他刻意维系着这些情谊。⁽¹⁰¹⁾他的著作一出版就附上问候书信寄送国王及各部长。1848年，兰克一位任职军方的学生曼托伊费（Edwin von Manteuffel）⁽¹⁰²⁾晋升为威廉国王的左翼侍卫长。兰克与曼托伊费原本就有家庭之间的友谊，此后兰克与王室的关系更是仰仗于他，传递讯息给心所系念的国王。

1848年革命爆发期间，兰克给国王的六份备忘录都是经由曼托伊费转呈。从建议内容与革命实际发展来看，这些备忘录对国王当时的重大决定影响不大，但是兰克在革命期间以及之后仍不断受邀入宫，报告他的历史研究。兰克曾站在反对民主立宪的立场提出对英国史的看法，他告诉威廉国王，1688年英国的革命国王把权力让给了立宪的议会，那是一场灾难，他的说法与经典的“光荣革命”历史解释大异其趣。国王审视着他，鼓励他去写出与麦考莱不一样的英国史。他珍惜威廉国王给的意见，晚年回忆时说：“每次离开他，都觉得自己比去的时候多了些长进。”⁽¹⁰³⁾1854年革命风潮过后，兰克被内阁的艾希宏与萨威尼两位部长提名推荐竞选普鲁士的学术与艺术功勋奖（Orden Pour le Mérite fü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国王更在票选之前向该奖项协会的主席亚力山大·洪堡“礼貌地”提醒说：“兰克得多数票的话，他会很高兴。”⁽¹⁰⁴⁾亚力山大·洪堡当时早已疏远了兰克，他内心支持另外一位倾向自由主义的候选人饶莫尔。⁽¹⁰⁵⁾他在书信里向好友凡哈根说明了他面临的这种尴尬局势。选举结束，洪堡向国王报告兰克当选为得奖人，国王当即回信，称赞洪堡给兰克家带来了快乐。⁽¹⁰⁶⁾

相对于尽心尽力与官厅及王室往来，兰克与自己任职的哲学院关系则相对冷淡。1841年兰克声望如日中天，“一切曾有的批评声音都转化为赞美”⁽¹⁰⁷⁾的时候，哲学院十七位正教授里以绝对多数的选票推举他为院长。他担任院长到1843年8月，整整两年。他正教授生涯的三十七年里也仅担任过这一次院长。一方面是兰克在同事间没有人缘，另一方面他对行政服务工作没有兴趣。卸任之后，兰克除了博士生毕业考试之外，几乎从不参加院里的任何会议。一般的决议，他就附和多数，事后签名。兰克对哲学院的态度反映着当时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反映着他任职与升迁的现实状况以及他的基本信念。兰克本身的聘任是内阁中的教学处处长坎普兹主导，当时哲学院里的饶莫尔提供给内阁的审核信是从属性的。同样地，十年后从编制外教授被提升为正教授，也纯粹是普鲁士内阁的决议：⁽¹⁰⁸⁾外交部提议、文化部具名向财政部争取经费，它完全不是大学的决议。兰克的聘任、升迁、薪水、移地研究补助也都与哲学院无关。⁽¹⁰⁹⁾兰克的路德信仰中，官厅有对忠诚子民照顾的伦理责任，这信仰正与他个人学术生涯的经历相符合。这种信仰及经历，显现在他对待官厅及学院同僚的态度上。

1841年普鲁士内阁要在柏林大学中恢复派任政府代表人。这职位从1829年起就由校长兼任。为此事，学校五十一位正教授分成两派，三十一位联名反对这项作法。兰克未加入联署，他认为大学中规章与法制所不及之处，理当由政府行政裁决，以延续国家一致的法律精神。这个对待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立场，与他在1843年瑙韦克事件中采取的看法一脉相承。

瑙韦克事件与兰克对学术自主的看法

1843年兰克刚卸下哲学院院长职务，他的继任者就收到文化部部长艾希宏提供的资料与调查的指示。文化部所要调查的是哲学院里年轻同事瑙韦克（Ludwig Nauwerck，1810—1891）的激进言论，要求院里应考量给予停职处分。瑙韦克当时以哲学待业教授（Privatdozent）身份在院里授课，新任院长就此事请教刚卸任又与内阁有友好关系的兰克。兰克回信承认此事件有其难度，他认为瑙韦克的论述从学术的角度，在方法与逻辑上皆无懈可击，难以认定他逾越学术规矩，所论述的内容确实属于政治价值的范围。兰克不考虑捍卫自己的同事，认为哲学院没有权限处理这事件。他回信建议新任院长将瑙韦克的案件退回给普鲁士文化部，由部长艾希宏裁决。兰克的回信这样写着：

我不相信我们的身份有这个权限。我们甚至没有方法可以确认瑙韦克所提出的政治到底是哪一类——只要它是在学术领域里提出，对学院尤其对相关学门同事而言，都会有困难针对它有所作为。谁会自己宣称自己代表真理？我在他那里所见的教条是错误的，是该抛弃的，但正因为如此，我只能用他的方法，而不是用其他方法与他争辩。我的立场是，国家的力量在此该介入：这个力量本身与前去补足现有法规不足之处有什么差别？我主张这件事完全让给部长阁下决定。它是行政权的一部分，那是我们沾不上边的部分。⁽¹¹⁰⁾

大学属于国家代表的世俗秩序的一部分，对信仰路德的兰克而言，世俗的秩序是神所欲建的，而大学是世俗秩序的一部分，大学没有反省这个世俗秩序的位阶。1843年后陆续出版的《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中，兰克也完全站在路德的立场，肯定他以宗教改革领袖的地位，支持领主的利益与既有的封建秩序，反对农民战争中的农民。他在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上立场一致，彼此相互印证。兰克不相信从他自己的价值观为基点，有立场批判瑙韦克的社会主义价值。⁽¹¹¹⁾他尊重其他的价值与政治信仰，他有多元主义的基本态度。但是，他更相信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只能有一个价值信念，正如宗教改革运动最后走出的方向：一个领主的土地里只有一个宗教信仰，而信仰的方向完全由领主决定。⁽¹¹²⁾兰克完全站在路德立场上，将瑙韦克的政治信仰论述的事件完全交给普鲁士政府，交给文化部部长艾希宏。⁽¹¹³⁾

虽然普鲁士文化部1843年交给哲学院有关瑙韦克的论文不详，但瑙韦克当时活跃于汝格（Arnold Ruge，1802—1880）主编的左派学术评论日刊《哈勒年报》（Hallische Jahrbücher，1839—1841）⁽¹¹⁴⁾以及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日报》（Rheinische Zeitung，1842—1843）。瑙韦克的激进言论应该出于这两份刊物，而批评兰克的柯盆（Karl Friedrich Köppen，1808—1863）也正活跃于这两个刊物中。

柯盆在《哈勒年报》批判巅峰时期的兰克

瑙韦克“无拘言论”（freisinnige Meinungsäuserungen）事件，事实上与兰克也有切身关联。瑙韦克的好友柯盆在1841年5月6日的《哈勒年报》上发表《柏林的史学家》（Die Berliner Historiker）一文，⁽¹¹⁵⁾评介的三位史家之中，兰克是他主要的批评对象。刊出的第二年春，兰克在给罗谢（Wilhelm Roscher，1817—1894）的信中提及：“在文艺市场中有年轻反动的人恶意中伤。”显然，兰克读过这篇对他史学深刻批评的文章，但他没有任何回复。兰克对待柯盆左派批判不予回应的态度，与之后瑙韦克事件中他建议采取的不处理方式，前后是一致的。⁽¹¹⁶⁾

《柏林的史学家》分析柏林大学哲学院中当时任教的三位历史学教授：饶莫尔、兰克以及司徒尔。兰克占整个篇幅十二页的一半以上，受到的批判也最尖锐。⁽¹¹⁷⁾柯盆从极端民主以及工人阶级的角度，彰显兰克以描写大人物为主的史学特色，以及没有社会意识的缺陷。作者一开始就讥笑兰克相对于饶莫尔一直平步青云，尚未亲身遭遇过灾难世事，他似乎已经预见欧洲市民与工人兴起带来的社会巨变将让兰克面临价值崩溃的冲击。⁽¹¹⁸⁾柯盆从兰克最自豪的史料学出发，批判他所追求的客观历史。

柯盆引述兰克在刚出版的《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导言”中所自豪地宣称：历史研究的新时代来临了，历史研究可以完全不再使用二手的资料，而直接根据原手档案叙事，“我们看到时间来临了，我们新的历史不必靠同时代史家的作品……我们只要目击者的使节报告以及真正直接的资料”。柯盆泼这宣言一头冷水，简洁地说：“兰克所预见来临，并欢欣迎接的时代，在中国人那里早就已经存在。他们几世纪以来，就拥有一套细微极致的档案历史……”⁽¹¹⁹⁾然而，柯盆认为这并不值得羡慕。他直截了当地表示，兰克所追求的历史研究者退居幕后，“让史料讲话”，根本是客观的假象。历史写作者这样的态度，只是自居“跟鸟学舌的捕鸟人”，也如同演皮影戏者，“借着刻画出的形象发声”，⁽¹²⁰⁾没有任何真实性在其中。

兰克众所称誉的叙事能力，柯盆顺势肯定，赞赏他有细腻描绘场景与人物的能力。然而，随即引用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嘲讽的话语将叙事能力的意义逆转。海涅说兰克“是一位有美学才气的人，能雕出小小的历史人物，一个挨着一个，沾黏在一起”。柯盆借此将兰克的才气等同于游戏技艺，并进一步从兰克叙事的策略指出他历史解释的方式：“他太喜欢用一个轶事、小故事，从那里而发展并联结起重大的事件。”而决定性的社会大潮流，他却弃之不顾。这正是马克思日后形容兰克史学所撷取借用的句子。柯盆指出兰克所讲述的都是那些能出入宫廷（Hoffähige）的人物，诸如教皇、苏丹、王侯、将军、阁员、使节，并且以这些人物编织历史。凡是这些范围以外的事物都不属于历史。他问：人民在哪里？档案史料真的能呈现“德意志族人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吗？⁽¹²¹⁾事实上兰克一生都未正视社会大众，他的作品如史家菲尔浩斯（Rudolf Vierhaus）所说，没有“社会”（Gesellschaft）这个词汇，更遑论“社会主义”这种新概念。“宫廷之间的权力斗争创造历史”，柯盆用这句话讥讽虔诚的兰克，说这就是他所谓引导人类历史发展的“上帝之手”。⁽¹²²⁾

面对历史发展，兰克被批评毫无哲学的观点，原因也是他“盲信档案”（Faktengläubig）。柯盆尽情地批判，说兰克没有解释历史的进步，没有学术的概念，他的作品“缺乏一切历史的尊严及姿态”（dem alle historische Würde und Haltung fehlt）。⁽¹²³⁾

1841年柯盆的评论露骨地凸显了兰克史学的局限，同时也呼吁着历史学的新观点与方法，但这并没有撼动兰克在史学界如日中天的地位。兰克继续写作《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史》，继续相信在历史中见到的意义。《哈勒年报》在当年遭普鲁士政府查禁，转入地下。瑙韦克遭剥夺教学的权利，禁止授课。主编汝格流亡英国，其间正值巴克尔（Henry T. Buckel，1821—1862）以自然科学为榜样撰写人民生活及物质发展的历史。汝格深以为是，立即翻译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并在序言中表示希望这本德文译作在德国能掀起史学界的“宗教改革”（Reformation），向权威的兰克提出异议。

告别“老光棍”生涯

1843年已享盛名的兰克回故乡，前往邻近的艾尔伏特市（Erfurt）扫墓，消息上了报刊。从爱尔兰到德国波恩（Bonn）探望妹妹的克拉瑞莎出于好奇了解此事，也联系了兰克。当年8月，兰克卸任哲学院院长职务，前往巴黎阅读档案，克拉瑞莎也前往孀母客居的巴黎与兰克相会。9月底兰克转往伦敦收集档案，开始写他的情书：“你知道我在哪里读你的信吗？不在研究室，不在档案馆，是在南肯辛顿（South Kensington）小公园，在我们一起坐过的那棵树下，在树下读着你的信。”10月26日兰克与克拉瑞莎在英格兰西北文特梅尔湖旁，在克拉瑞莎弟弟担任牧师的村庄教堂结婚。11月他们回到德国汉堡时，兰克才跟大弟写信说他结婚了：“结束了出名的老光棍（famose Hagestolz）生涯，不久会带嫂子跟你见面，她不很年轻，但还是比我小很多。”当年兰克四十八岁。

他们育有二子一女，⁽¹²⁴⁾虽然克拉瑞莎因脊椎病变，结婚后十年就行动不便，但家庭幸福，兰克与学文学的夫人有共同的友人。当时《德意志史料集成》主持人佩尔茨（G. H. Pertz）的夫人也来自英国，与兰克家庭因类同而相亲。兰克一家也与普鲁士将军曼托伊费夫妇有更长期的往来。1871年克拉瑞莎过世，留下兰克孤寂地度过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