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自古以来，在中国文学的正统观念里，文章总是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魏文帝曹丕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可谓推崇备至。一般来说，“文章”可有广、狭二义。广义，几乎可以包括一切具有文采的书面表达形式；狭义，则排除诗歌、词曲等韵语表达文体，主要以散文、骈文为大宗，这也是较为通行的看法。

因为文章受到高度重视，自古以来论述、评选文章的著作也就特多，且形成不同的流派，故而遂有“文章学”之出现，《文心雕龙》无疑就是一部中国早期的文章学代表性著作。自宋代以降，随着文章选本、文话著作的大量出现，文章学的发展更是蔚为大观。但是，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白话文学”的兴起，传统的文章学一度被轻视，甚至被忽视，明显遭到了冷落。尽管如此，仍有一些旧学素养深厚的学者，一方面吸收新知，以新的眼光来审视传统的文章学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又能以“整理国故”的态度，从传统文献、古人论述中披沙拣金，按照新的知识框架，来重新阐发传统文章学的内在精髓，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蒋祖怡先生的《文章学纂要》，便是这样一本新知与旧学相融合的佳作。它虽然刊行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但至今仍可研读玩味，尤其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或可由此入门，一窥古代文章学的堂奥。

一、蒋祖怡其人

蒋祖怡（1913—1992），浙江富阳人，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著名学者蒋伯潜（1892—1956）。蒋伯潜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高等学校，师从钱玄同、马叙伦、鲁迅等学术大家，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读书时期又经历了“五四运动”，得到过新思潮的洗礼。早年在浙江省内的多所中学任教，抗战爆发后，辗转到上海，历任大夏大学国文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文学系教授，并兼任世界书局编审。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师专中文系教授，还一度担任过杭州师范学校的校长。他以其深厚的学养，撰写了《十三经概论》《诸子通考》等书，并以此享誉学林，成为著名学者。可以说，蒋祖怡的成长、治学，是有其家学渊源的。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蒋祖怡很早就表现出了对于文学的喜爱。他在杭州就读高中时，就在文艺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吉祥寺的钟声》等文学作品，并受到了郁达夫的称赞。1937年，他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毕业，次年应聘到上海世界书局任编辑，从此开始了自己一生的著述生涯。

在世界书局任职期间，因为其父蒋伯潜正好在上海教书，于是父子二人合作，编了一套中学国文的自学辅导读物，1940—1943年，由世界书局陆续出版，其中，《字与词》《章与句》《小说与戏剧》《骈文与散文》《诗》《词曲》皆由蒋祖怡撰写。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开进上海租界。蒋氏父子决定携妻儿一同离开上海。恰好此时，朱自清托人转来书信，邀请蒋伯潜去西南联大任教，而蒋祖怡也接到金兆梓的邀请，让他去中华书局（其时即将迁至金华）任职。于是，父子二人变卖家具、筹措了旅费之后，准备离沪返浙。他们1942年4月1日启程，孰料刚进入火车站，就陡生变故。蒋伯潜为去西南联大授课而撰写的《校雠目录学纂要》讲稿，原先藏在蒋夫人的衣袖内，此时被日本宪兵查出。蒋氏父子因此被拖入火车站的地下室，遭受严刑拷打，历经两昼夜，后在上海亲友的营救下，二人才得以释放，回到杭州。当时，杭州已被日军占领，蒋氏一家不愿生活在沦陷区，于是又冒着生命危险，深夜偷渡钱塘江，最终返回老家富阳。

1942年，蒋祖怡曾撰写《乱离杂诗》二十五首，其中就有两首写到了这段悲惨而惊险的经历：

一声吆喝虎狼俦，父子同为阶下囚。

自古沉冤文字狱，忍心待死复何求？

扁舟一叶渡钱塘，月黑风高夜正长。

不管枪声与恶浪，拼将热血荐炎黄。[1]

回到富阳老家之后，他们才知道金华和江西均已陷落，西南道阻，昆明无法成行，于是蒋氏一家人只得在乡间闲居下来，生活甚至一度陷入困顿。后来，他们得以与正中书局订立编辑合同，在山河破碎、国事飘摇之际，父子二人再次合作，完成了一套“国学汇纂丛书”十种，其中蒋祖怡承担了《小说纂要》《史学纂要》《诗歌文学纂要》《文章学纂要》的撰写。这套书后来由重庆正中书局于1944—1946年间陆续出版，连同之前刊行的自学辅导读物，在当时影响甚大，几乎成为许多文学青年的案头必备读物。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氏一家从富阳返回上海，蒋祖怡在正中书局任编审，主编《新学生》，同时兼任上海市立新陆师专中文系副教授。1948年夏，他应邀到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不久迎来杭州的解放。1952年，浙江大学文理各系成立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又与杭州大学合并。从1952年直到“文革”之前，蒋祖怡一直在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并担任副系主任。

“十年动乱”期间，蒋祖怡遭受冲击和迫害，折齿损腰，两度中风，右腿骨折，半身瘫痪，家中书籍和手稿被抄。虽然遭此劫难，他仍然治学不辍、埋头著述。在“文革”结束后的十余年内，他先后完成了许多学术著作，举其重要者，如：《王充卷》（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文心雕龙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诗品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中国古代文论的双璧——〈文心雕龙〉〈诗品〉论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另外，他还与张涤云合作完成《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3），与蒋祖勋合作完成《郁达夫旧体组诗笺注》（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当然，有些著作是在蒋祖怡去世以后才得以整理出版的。

究其一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因为任职书局的关系，蒋祖怡撰写了一大批面向普通读书人的学术性普及读物，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主要围绕《论衡》《文心雕龙》《诗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因而在古代文论方面颇有建树。

二、《文章学纂要》其书

作为长期在书局任职的学者型编辑，蒋祖怡无疑具有丰富的从业经验，知道社会的需求、读者的需求是什么，以及何种学术读物可以契合一般读书人的口味；而他的家学渊源、自身的学术素养，也让他得以在编纂普及性学术读物时，可以得心应手、驾轻就熟。正是因为蒋祖怡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他从未轻视过普及性学术读物的工作。对于《文章学纂要》的撰写，他在“绪说”中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固然，文章是变化多端的东西，一定要用什么法则来衡量，似乎太笨拙。但是按之古今文章及评论文章的话，归纳出一个原则来，也未尝不可以。近代有人颇主张废去一切的文法修辞及文章法则，以为这些都有害于性灵的，应该以“拈花微笑”的妙悟方式出之。当然，斤斤于法则上的检讨，在天才者看来，是不甚惬意的事，但是人有几个能够在“拈花微笑”时立刻妙悟呢？所以文章有法则，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你看，他是以一种比较通达的眼光来看待文章学的：文章当然有法则，也可以进行学术上的归纳、总结，但实际的文章写作不一定要拘泥于这些成法。所以，他的这本书，摒除旧有文章学的笼统与抽象，避而不谈什么“文气”说，而是以新的眼光来透视旧的文章学知识体系，重新提炼整合，使之在新的知识架构下，可以获得一个新的理解和运用。

全书共二十章，除去第一章“绪说”讲说著述宗旨之外，余下各章，大体可分为四大版块，各有侧重：

二至七章，主要是介绍有关单字与语词的基本知识。首先，简要说明了中国文字的造字原则以及字体的演变、字义的变化，并举例说明了修辞中文字运用的各种变化情形；其次，则讲述字音因何发生变化，并着重介绍了何谓“反切”。这些内容在传统上都是属于所谓“小学”的知识，即文字、音韵之学。接下来，则就语词的构成原则、词性的分类及其活用，进行了阐述，由此过渡到了文法修辞的范畴。书中对于实数与虚数之分别，运用丰富的例证，着重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涉及实数、虚数的运用，颇为复杂。比较独特的是，书中将遣词运用的方法分为两个方面：消极方面，就是要做到“明白、准确、平易”；而积极方面，则是要做到“适用、生动”。这显然有别于传统文章学追求典雅的主张，显示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

八至十三章，前两章主要是讨论句子的结构与变化。在句式变化方面，尤其花了较多篇幅来讨论对偶的问题，因为对偶是古人文章写作最常见的修辞技巧之一。接下来，则分别就譬喻、夸饰、借代等修辞手法，逐一分析、阐述。书中不仅讨论了明喻、暗喻的区别，还专门讨论了寓言的独特用法；对于夸饰，则分为正夸饰、反夸饰进行讨论；对于借代，则区分了不同的方式。当然，这些在现代都已经成为常识，但是论述中的举例，却是新颖而有趣的，因为全部来自古代文献，是古人的用法。对于造句上应注意的事项，书中提出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明白，二是和谐，三是生动，并就如何能做到这三点，给出了相当具体而有建设性的意见。

十四至十八章，则研讨整篇文章的结构布局，以及写作上应当注意的几个方面。书中对于文章的开端与作结，做了相当细致的分析、归纳，尤其注意到记叙文、论说文、描写文，因为题材类型不同，而有写法上的差别化处理。作者特别强调说：

开端与结尾，都是文人们所苦心经营的事。他们就题材来研究，如何可以从适当的地方展开，从适当的地方终止；又如何可以不同凡俗，不为人讨厌。他们正和全篇的结构同样地为作者所操心，并不是几个叹词、俗调可以解决的。

接下来，作者对于动作描写、感情抒发，在做了类型化处理的基础上，同样给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而对于文章的题目，书中也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尤其对古人文章题目的两种弊病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一种是影戤别人的作品，一种是标明学别人的作品。作者认为这两种做法，几乎等于无题。作者对于如何拟定题目，给出的原则则是“准确、平易”。

最后的两章，冠以“文章流变”的题目，实际上可以视为一部从古到今的文章演化简史，尤其是围绕文学史上骈文与散文的分合关系、起伏消长的变迁大势，进行了简明扼要的勾勒。最后对于历史上的言、文（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关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追溯了早期白话文学的出现，以及现代白话文学的兴起。

毫无疑问，本书并不是一部汇总传统文章写作技巧的写作指南，而是立足于现代语言学、修辞学知识立场，对旧有的文章学知识体系进行重新建构的学术性入门之作。它更多地体现了现代学术引入中国以来，学者对旧有学问脱胎换骨式的改造。

三、新与旧的融合

作为生活于二十世纪的现代学者，在西方知识大量引入、旧有学术体系全面瓦解、新的学术体系逐渐成形的大背景下，他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习得的知识素养，必然会体现在他对旧学的处理方式上。就《文章学纂要》而言，作者无疑拥有了新的知识框架、新的学术观念，但他不只是一味地求新，而是能将旧式学问进行消化之后，融入新的知识架构中，从而实现旧学的重生。

简单翻阅全书，我们不难觉察到作者已经具备新式的学术眼光、新式的知识框架。书中对于字词知识的介绍、对于句式结构的归纳、分析，对于篇章结构、修辞手法、写作技巧的提炼、总结，在在都可以看出，它的背后完全是以现代的语言学、修辞学知识作为支撑，包括一些概念的使用，完全是来自现代的、西式的文法知识。不仅如此，通观全书，作者在重新架构文章学知识体系时，也秉持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而这种文学观念，明显是“五四运动”以来思想启蒙、文学革命的产物。例如，书中在论及遣词的方法时，追求的是“明白、准确、平易、适合、生动”，而在论及造句应注意的三个方面时，则提出需做到“明白、和谐、生动”，而在论及文章题目的拟定时，则要求做到“准确、平易”。从这些几乎一致的要求中，明显可以看出，作者对于传统文章学著作中所追求的典雅化、形式美，缺乏足够的兴趣，而致力于推动文章写作的简洁、明晰、准确、生动、有趣，而这些都是白话文学运动中，所致力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作者是有意地在用新的文学观念来改造旧的文学观念。

尽管此书的宏观架构、主导观念是新的，但是细读全书，却又处处可以看到“旧”的存在，通过古代文献的摘录、传统典籍中语言现象的呈现、古人精彩论述的引用，这些旧学知识，经过作者的巧妙点化，又一一活灵活现地被赋予了生命。仅就翻阅所及，举例言之：

一是古人关于文章写作的精妙分析、精彩论断，多在书中被引用。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幾的《史通》、陈骙的《文则》、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都是多次被引用的著作，在书中往往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我们知道古人并不迂腐，他们对于文章写作的理解，也有与现代人共通的地方。

二是所引用的例证，大多来自古代典籍，如《尚书》《左传》《孟子》《庄子》《韩非子》《史记》之类。虽然书中也会引用一些现代文学作品，但数量极少，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这多少能够激发其阅读古籍的兴趣。

三是在讲述一些逸闻趣事时，古代的笔记、小说，常常被信手拈来，如《世说新语》《坚瓠集》《清稗类钞》都有引用，宋人笔记如《梦溪笔谈》《青箱杂记》《曲洧旧闻》等等，也多见于笔下。

四是涉及一些学术考证时，则多引用学术笔记，如宋人洪迈之《容斋随笔》，清人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陈澧之《东塾读书记》、俞樾之《古书疑义举例》之类，时见引述。

五是对于古代之诗话、文话，多能采撷精华，以为佐证，互相发明。如宋人叶梦得《石林诗话》，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清人陈维崧《四六金针》、孙德谦《六朝丽指》，近人林琴南《畏庐论文》之类，随处可见。

即使粗略翻阅一过，读者们也会大致获得一个突出的印象，即此书中大量的文献征引，都是来自古籍文献，所举的文章事例，也绝大多数是古典诗文，而尤以早期经典为主。我想，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作者刻意为之。因为，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实现“以故为新”“化腐朽为神奇”，在举世向慕新学、新知的氛围中，让人们意识到，不仅可以古为今用，而且可以做到古今互通、古今互鉴。在我看来，这正是此书最成功的地方，也是最有参考价值的地方。

最后，关于此书的整理，略说几句。《文章学纂要》一书，新中国成立前由正中书局出版发行，后收入《民国丛书》。在其版权页上，虽有1942年“渝初版”、1946年“沪初版”之分，但前者极难见到，常见者多为后者。本次整理，即以1946年“沪初版”为底本。但该底本多有错讹缺漏，尤其是征引古籍时，随意截取拼接，容易误导学者；又有文字讹脱或漫漶之处，几不可解。故此次整理，尽量查考原书，对勘比照，寔正文字，并出以校记，以便核验。另需特别说明的是，本次整理依据丛书主编的整理细则进行，遵循“只校是非，不校异同”的原则，故而书中征引文字，有与通行本歧异之处，皆是为了保留原书面貌。

学识謭陋，或有卤莽灭裂之处，还望高明君子，多加赐教。

林岩

2023年6月28日，凌晨两点完稿

北大文研院，静园二院2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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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绍愚：《蒋伯潜教授传略》，收入蒋祖怡《中国古代文论的双璧——〈文心雕龙〉〈诗品〉论文集》附录一，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