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遣词的方法

遣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贾岛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垂。”又有一位诗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古今文人，往往为了一个字，费了许多的斟酌，用过许多的苦心。贾岛和韩愈讨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敲”字，究竟还是“敲”字好呢，还是“推”字好，传为古今美谈。这也是经心锻炼文字的佳话。

刘勰以为文人往往富于万篇而窘于一字，这话很对。因为字是句的基础，字用得不妥当，便连累了整篇文章。杜甫诗：“新诗改罢自长吟。”袁枚诗：“一诗[1]千改始心安。”白居易诗：“旧句时时改。”《随园诗话》也说：

白香山诗似平易，闲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

《扪虱新话》载欧阳修“平昔为文章，每就纸上净讫，即黏挂斋壁，卧兴看之，屡思屡易，至于终篇不留一字者”。所以如此，足见用字之难，非屡加改易不能适当的缘故。

遣词的方法可以分作“消极”和“积极”两方面，前者但求无过，而后者重在适当。现在将这两项分别述说于后。

一、消极方面

遣词消极方面应做到的是“明白”“准确”“平易”三个条件。

文章是代口舌的工具，目的使别人了解你底意思，因此第一个条件应该是明白。《论语·卫灵公》篇：“子曰：辞达而已矣！”所谓“达”便是明白的意思。杨慎在《谭苑醍醐》中解释道：

夫有浅言之而不达，深言之而乃达者；详言之而不达，略言之而乃达者；正言之而不达，旁言之而乃达者；俚言之而不达，雅言之而乃达者。[2]

遣词要适合境地，以达为主。古代文章之中，也往往有费解之辞的，如《论语》中的：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据钱大昕的解释，有两种解释法：一、以“攻”字解作“治”，“已”作助词；二、以“攻”作“攻击”讲，“已”解作“止”。便使人费解。又如同书：

子路无宿诺。

何晏以“宿诺”解作“豫诺”，子路不轻易答应别人做事。而朱注以为“宿，留也”，说子路急于践言，不留其诺。这两说意思恰恰相反，这也是原文不明白所生的毛病。又如韩愈《杂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第一“千里马”和第二“千里马”代替两个不同的意念，前一个“千里马”说伯乐所赏识的“千里马”，后一个“千里马”是指实在而并不出名的“千里马”。如果不加分析，便觉这两句话自相矛盾了。又如王安石的《褒禅山记》中：“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上一“文”字代表“文章”，下一“文”字代表文字，也是容易令人疑惑的。又如《滹南遗老集》中说：

退之《行难篇》云：“先生矜语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3]生，某任之。其死，某诔之。’”予谓上二“某”字，胥商之名也。下二“某”字，先生自称也。一而用之，何以别乎？

所以在同一篇什中，用了形同而义不同的字，往往会有不明白的弊病的。又如《聊斋志异·张诚》一篇中有“张常客豫，遂家焉，娶于豫，生子讷，无何卒”一段话，“无何卒”三字不明白，不看下文，不知道“卒”的是张，是讷，还是妻。这是主语含糊的缘故。

不明白的毛病，有些是因为刻意求古的缘故。如信札一定要说“鸿雁”“双鲤”“玉珰”。说镜子，一定要用“圆冰”“菱花”“秦台”。又如《法言》中的一节话：

或问君，曰“明光”；问臣，曰“若禔”。敢问何谓也？曰：“君子在上，则明而光其下；在下，则顺而安其上。”

可见“若禔”即是“顺安”的意思，不用“顺安”而用“若禔”，便不易明白。《小柴桑喃喃录》：

元末闽人林釴为文好用奇字，然非素习，但临文检书换易，使人不能晓。稍久，人或问之，并釴亦自不识也。昔有以意作草书，写毕付侄誊录。侄不能读，辄指字请问。伫视良久，恚曰：“何不早问？”所谓热写冷不识，皆可笑。

但古代文人往往犯了这种毛病。宋祁修史，往往以僻字换入文中。欧阳修乃书“宵寐匪祯，札闼洪庥”八字于门。宋祁见而问之，欧阳修说，这是你修《唐书》的法子，“宵寐匪祯”即“夜梦不祥”，“札闼洪庥”即是“书门大吉”。这也是和上例相似的故事。又如郎瑛《七修类稿》所载：

虞子匡一日递一诗示余曰：“请商之，何如？”余三诵而不知何题。虞曰：“吾效时人换字之法，戏改岳武穆送张紫崖北伐诗也。”其诗曰：“誓律飙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赵地，力战越秦墟。骥蹂匈奴顶，戈歼鞑靼躯。旋师谢彤阙，再造故皇都。”岳云：“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喋月氏血，旗枭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不过逐字换之，遂抚掌大笑。

我们遣词，必须做到“明白”这一点。只须“文从字顺”，不必刻意求古，所用字面更须求其人人能晓。别人不懂你底文章，你底文章便失去了文章的效力了。

所谓“准确”，即是妥当的意思。即使文句可以明白，但所说的不准确，也使人感到头痛。古人文章中常有此病。如《礼记》中的：

大夫不得造车马。

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车”可以说“造”，但是“马”怎样可以说“造”呢？“猩猩”是兽，但不是“禽”，何以下面可以用禽兽？这是很显明的错误。陈骙《文则》称它们作“病辞”。又如《论语》中的：

沽酒市脯不食。

“酒”字下面用“食”字也不准确，应该作“沽酒不饮，市脯不食”，才对。又如《易经》中的：

润之以风雨。

“润”字和“风”字也不甚妥当。又如《滹南遗老集》中说《史记·屈原传》中的“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以为”和“曰”字重出。又评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中的：

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群空及解之者自是两人，而云“吾所谓”，是言之者自解也。

这两说都是用词不准确的例子。同书又说：

退之《盘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称“友人”则便知为己之友，其后但当云“予闻而壮之”，何必用“昌黎韩愈”字？柳子厚《凌准墓志》，初称“孤某以其先人善予以志为请”，而终云“河东柳宗元哭以为志”；山谷《刘明仲墨竹赋》，初称“故以归我”，而断以“黄庭坚曰”，其病亦同。盖“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则从旁言之耳。刘伶《酒德颂》，始称“大人先生”，而后称“吾”；东坡《黠鼠赋》，始称“苏子”，而后称“予”……皆是类也。

这议论非常允当，可以为法。欧阳修《真州东园记》有“水，吾泛 [4]以画舫之舟”一语，邵博《闻见后录》以为“画舫之舟”有语病。王羲之之《兰亭集序》中有“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语，周煇《清波杂志》中说：

《兰亭序》“丝竹管弦”或病其说，而欧阳公《记真州东园》“泛以画舫之舟”，南丰曾子固亦以为疑。

因为“舫”字和“舟”字重复，“丝竹”和“管弦”重复。这些都是叠床架屋的病。魏际瑞《伯子论文》中曾批评到文中用词不准确之病道：

人以文字就质于人，称曰“正之”；忽念“政”者“正”也，改称曰“政”；又念“正”者必须删削，乃曰“削政”；又念斧斤所以削也，转曰“斧政”；又念善斧斤者，莫如郢人，易曰“郢政”，且或单称“郢”。而最奇者，以为孔子笔削《春秋》，而《春秋》绝笔于获麟，遂曰“麟郢”。愈文而愈不通，令人绝倒。

又如“青州从事”代替美酒，“平原督邮”代替劣酒。古人以为美酒及于脐，劣酒及于膈。“脐”“齐”音近，“膈”“鬲”音似，“齐”“鬲”又属地名，即“青州”与“平原”，所以转称“青州从事”与“平原督邮”了，这也是费解的。这些都叫做不准确。

《颜氏家训·文章》篇引沈约底话道：

凡为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

这便是主张用词要平易的话。平易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诗中致力于平易两字，莫如唐代的白居易。《冷斋夜话 [5]》载：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又复易之。

这种使文艺大众化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佩服的。但宋代如欧阳修也曾反对他过，他底《六一诗话》中有一则道：

仁宗朝，有数达官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軿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以为笑。

这种责备也是吹毛求疵的。语得于容易，也并非是病，况且《随园诗话》所载，白诗涂改甚多，有终篇不留一字，则以“得语容易”之罪加于白居易之身，也未免武断。明代袁宗道很爱白居易、苏轼底诗文，因此也主张我写我口。其弟宏 [6]道《与丘长孺书》中说：

大抵物真则贵，真则我面不同于君面，而况古人耶？

刻意求雅，故意使文章晦涩，并非是作文的好方法。颜之推《家训》说：“博士卖驴，书券千纸，未有驴字。”这话真足以骂倒那一般“好古之徒”了。凡是平易之文，容易流露性灵。袁枚以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非关堆垛。”又说：“有读破万卷不得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都是求平易的话。苏轼诗：

醉寻牛矢觅归路 [7]，家在牛栏西复西。

“牛矢”是口头常语，但文人不敢用入诗中。此诗中的“牛栏”“牛矢”何尝因此而损害诗意？又如清冯班诗：

欲问北来辛苦事，马通燃火夜缝靴。

“马通”即是“马粪”，以“马粪”入诗，道学家见了一定怫然变色，但是却仍不失为好诗。所以明代邱浚论作诗道：

摛语操辞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寻常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8]

这见解是很对的，但是一般古人却不肯如此。《闻见后录》记载着一个故事：

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以为不然，故子京食糕有诗云：“飙馆轻霜拂曙袍，糗糍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代豪。”

刘禹锡可算是一个不懂得“平易”的诗人了。使文章大众化，遣词更应平易。有许多人用土语加在文章里，或写出当时说话的情形，可使文章逼真。如《尚书·顾命》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江声疏云：

肄，习也。重言之者，病甚，气喘而语吃也。

又如鲁迅《鸭的喜剧》：

蝌蚪成群的在水里面游泳，爱罗先珂君也常常踱来访他们。有时候，在旁的孩子告诉他说：“爱罗希珂先生，他们生了脚了。”他便高兴的微笑道：“哦！”

孩子们将“先”字叫成“希”字，读者如亲自耳闻一样。又如适夷在《战地的一日》中述一个粤省士兵底话：

我们打江西的时候，打进一个地方，一个老百姓也不见，要吃的呒吃，要住的呒住。墙头上写了许多大字：穷人呒打穷人。老百姓见了我们比鬼还怕。

“呒”字也是如此。《侯鲭录》以为，李后主词“酒恶时拈花蕊嗅”是金陵人的土语，“酒恶”即是“酒醉”的意思。《文则》：

诗文之待训而明者，亦本风土所宜。且“王室如 [9]毁”，使齐人读之，则“毁”为常语；“六日不詹”，使楚人读之，则“詹”为常语。

但是文章有时地的关系，但求合于这两个条件，力求平易。试看《史记·五帝本纪》常以今语译述古语以求其平易的：

若稽古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嚚讼 [10]，可乎？”（《书经·尧典》原文）

帝尧者……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信饬 [11]百官，众功皆兴。尧曰：“谁可顺此事？”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史记》译文）

这样一来便较原文平易得多了。训诂之中，有一类以今语释古语的。如《尔雅》中的“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这是以今语释古语“初、哉”等等的。又如《孟子》引了一句《书经》“洚水警予”，他接着解释“洚水者，洪水也”；又引了一句《诗经》“无然泄泄”，又解释道“泄泄，犹沓沓也”。因为今古方言不同，用古语嫌它不平易，就用今语来解释古语了。这也是求平易的例子。《左传》：

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

“谷”“於菟”，是楚国人底方言。《左传》上以为它太不平易，便再以普通的言语加以解释。这也是训诂中的一种。足见文章的目的，在求平易，不以艰深为贵，尤不以古为尚。袁宏道 [12]说：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盛唐，剿袭 [13]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为野狐外道。曾不知准秦汉矣，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各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

清季金和又提倡作诗须自作新词之说，他以为“万卷读破后，一一勘同异。更从古人前，混沌辟新意”。又说：

所作不能纯乎纯，要之语语皆天真。时人不能为，乃谓非古人。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也有“我写我口”的主张，以为作诗不可强附古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又道：

各人有面目，正不必与古人相同。吾欲以古文家抑扬变化之法则作古诗，取《骚》、《选》、乐府、歌行之神理入近体诗，其取材以群经、三史、诸子、百家及许、郑诸注为词赋家不常用者，其述事以官书、会典、方言、俗谚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举吾耳目所亲历者，皆笔而书之，而不失为以我之手写我之口。

这种议论，确有特到的地方，足为我们之法式。他们之所以是今非古，其目的，也不外乎求文章的平易而已。

二、积极的方法

消极的做到了，词的应用已无错误，再进而讨论积极的遣词之法。文章做到了明白、准确、平易的地步，未必一定是好文章，还得考虑如何才可以使它美妙。积极的方法，一是“适合”，二是“生动”。这两者是必须做到的。

遣词如何方才可称适合？同一意念，有许多词儿可以应用，应该用那一个最对呢？《报任少卿书》[14]“恐卒然不可为讳”；《战国策》“愿及未 [15]填沟壑而托之”，又“一旦山陵崩”；归有光《先妣事略》“又期而生子女，殇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孺人卒”。其中“不可为讳”“填沟壑”“山陵崩”“殇”“不育”“卒”同是“死”的意思，为什么用法不一律？这是无疑地为了求适合的缘故。如果将上文倒置互换一下，便不成话。《礼》：“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足见称“父母”与“考妣”又是不相同的。当求最妥当的一词，便是使遣词适合的方法。弗罗贝尔（Gustav Flaubert）教他底学生莫伯三（Guy de Maupassant）说：

我们所要表出的什么，这里只有唯一的字可以表示它：说明它底动作的，只有唯一的动词；限制它底性质，只有唯一的形容词。我们不能不搜求这唯一的名词、动词及形容词，直到发现为止。就是发现了近于这字的 [16]字，还是不能满足的。这事更不能以为困难便马虎了事。

这真是至理名言。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不去下这一部分抉择的工夫的。古代文人，也曾为了这件工作而费去许多的心血。明越卓凡说：“偶见昔吟诗，虚心一检视。读未及篇终，惭怖几无地。芜荒略能刊，深奥殊未至。不知当时 [17]心，何以亦得意？间有心所会，至今不可易。此带性灵来，百中无一二。”足见觅取最适当的词儿之不易了。《容斋五笔》中记载着一个故事：

范文正公守桐庐，始于钓台建严先生祠堂，自为记。其歌词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长。”既成，以示南丰李泰伯。泰伯读之，三叹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将名世。某妄意辄易一字，以成盛美。”公瞿然握手扣之。答曰：“云山江水之语，于义甚大，于词甚溥，而‘德’字承之，乃似趢趚，拟作‘风’字如何？”公凝坐颔首，殆欲下拜。

又《唐诗纪 [18]事》云：

贞白，唐末大播诗名，《御沟》为卷首。云：“一派御沟水，绿槐相荫清。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鸟道来虽险，龙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愿向急流倾。”自谓冠绝无瑕，呈赠贯休。休曰：“甚好，只是剩一字。”贞白扬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书一字于掌中。逡巡，贞白返，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泽。’”休将掌中字示之，正同。

其实，第一例用“德”字，第二例用“波”字，也未尝不通。但是最妥当的是“风”字和“中”字。足见文章已通顺之后，还得力求其积极的功效。《唐音遗响》中载任翻在台州东壁上题诗道：“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开竹房。”既去，行十多里，忽然想到“一”字不如改作“半”字，立刻又回来，但壁上已有人将“一”字改作“半”字了，因叹台州有人。又如宋代杨简替真宗写信给契丹，有“邻壤交欢”一句，真宗以为“壤”字给人们底印象不很好，所以改作“邻境”。照字实说来，“半江”和“一江”是事实问题，不能改移；而“境”与“壤”同义，不改也无妨。但是“半江”却较“一江”为具体，“境”字比较可以使读者惬意些。因此所改的两字，便比较原来的字为适合了。

浦起龙注《史通》中有这样底话：“字该义不同，有在昔为是，而在后因之则非者。”这话很对。文章与时代有关系，和地域也有关系，沿用成文，反而会变成不适合的。如《史通·因习》篇所说：

《史记·陈涉世家》称其子孙至今血食；《汉书》复有涉传，乃具载迁文。案迁之言今，实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当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语同一理。即如是，岂陈氏之苗裔，祚流东京者乎？斯必不然。《汉书》又云：“严君平既卒，蜀人至今称之。”皇甫谧全录斯语，载于《高士传》。夫孟坚、士 [19]安，年代悬隔，“至今”之说，岂可同云？夫班之习马，其非既如彼；谧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

清林纾翻译西洋小说，说一人大怒的姿态，是“拂袖而去”。胡适笑他：这人穿的是否是剑桥大学底长袖制服？足见时代地域之不同，不能因袭成文。所以有许多词语在古代是适用的，而在现在却不适用；在某一地域是适宜的，而在另一个地域却成为疵累。我们选词应该先下观察和研究的工夫，自能左右逢源，处处适合了。

第二个条件是“生动”。适合之外，更求其用字能传出整句底性情。《晋书》中顾恺之画人像，数年不点睛，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我们遣词也有这一种情形。晁无咎评欧阳修底词“绿杨楼外出秋千”，只一“出”字自是后人不到处。《石林诗话》也称王安石编《百家诗选》“暝色赴春愁”一句中的“赴”字，宋次道本改作“起”字，王安石又改作“赴”字，说：“若是‘起’字，人谁不能到。”上两例中“出”“赴”两词，的确是不平凡的用法，较之原来两词也生动得多了。又如《容斋笔记》所载：

王荆公绝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字，复圈去“过”字而改为“入”，旋改为“满”。凡如是十余字，始定为“绿”。

这几个字中，比较起来，是“绿”字最有趣了。因为其他皆是“动词”，而“绿”字是由形容词转成动词的，比其他更具体而生动。同书又载：

黄鲁直诗：“归燕略无三月[20]事，高蝉正用一枝鸣。”“用”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带”、曰“要”，至“用”字始定。予闻于钱伸 [21]仲大夫如此，今豫章所刻乃作“残蝉犹占一枝鸣”。

这一例，我底意见，比较以“犹用”为适当，但是却谈不上生动。

从上文几例看来，我们知道使文句生动的方法，一种是词类的活用。如韩愈《原道》中的“人其人，火其书 [22]”，孙觌《上梁表》中的“老蟾驾月，上千岩紫翠之间；一鸟呼风，响万木丹青之表”，又如朱熹改张栻诗“卧听急雨打芭蕉”为“卧闻急雨到芭蕉”……其中“人”“火”“上”“响”“到”等等都是活用词类的。另一种是助字的运用。使文句活泼，助词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例如《孟子》中叠用三个“也”字，而说话的神气全出：“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又如桓温见昔时所种之树，皆已大长，叹息着说：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也活写出当时胸中的感伤。另一种方法是将人类的情感，加之于事物的身上，文句便更见生动。或者甲事物的性状形容词加在乙事物上，也可以发生同样的效力。词和诗中这种例子很多。如“醉鞍”“离襟”“怒发”“万里客”“归梦”……完全以适用于人类之词加在物上的；又如“桃脸”“樱唇”“贝齿”……是以物来形容人的。《诗人玉屑》中载杨万里底话道：

白乐天女道士诗云：“姑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此以花比美妇人也。东坡海棠诗云：“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此以美妇人比花也。

但用词却不如此，通常用一个词儿来说明的。李义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王之涣底“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杜甫底“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温庭筠底“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无名氏底“平陵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都是以物比人的例子。又如赵令畤[23]底“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锁”字本来是应该加在“门”字上的动词，现在却加到“梦”字上去。又如辛弃疾底“敲碎离愁，纱窗外风摇翠竹”，“离愁”本来无所用其“敲碎”，完全是由于下文“风摇翠竹”而来的。此外如张先底“午睡醒来愁未醒”，愁无所谓“醒”，是跟了上文“午睡”而来的。但此种用法，必须甲乙两物共同出现，方可应用。凡此种种，都是使读者印象深刻化的方法。印象深刻了，文句自然生动起来。

但是往往有许多文人，求活用求生动一变而为怪特了。这也是矫枉过正的病。因为求活用也得有个一定的限度，求生动也有相当的标准。太离事实，便犯了不明白的病。王若虚底《滹南遗老集》中评黄庭坚诗“青州从事斩关来”与“残暑已促装”的“斩关”“促装”等词，“令人骇愕”。《历代诗话考索》：

李太白云：“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王介甫袭之云“缫成白发三千丈”，大谬。卢仝诗云：“草石自情亲。”黄山谷沿之云“小山作朋友，香草当姬妾”，读之令人绝倒。

又如《世说新语》所载：

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云“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虽则勉强说通了，但“枕流漱石”的话，终是险怪一路。又如江淹《别赋》中的“孤臣危涕，孽子堕心”，“危”“堕”两字应该易置。如江氏之文，也犯了求异太过的病了。又如《左传》中的“谚所谓室于怒，而市于色”，《太平御览》校正作“谚所谓怒于室，而色于市”，也是因为原文所用之词，似太求异，而涉险怪，所以改为常用的句式。

上述“积极”“消极”两端，均是遣词上必须加以注意的事项。但是要做到这几点，必先下研究词语的工夫。其基本工作，即是“辨音”“审形”“释义”。这三者之重要，前面已经专章分述过了，现在再就遣词的方面综述一下。

不审字形，无论作文以及研读古书均成问题。记得有一个故事：一个考生，胸无点墨，临场托人代枪。原文用行书写，中有一句是“昔贤云”三字，而考生抄录时误作“廿一日上天去”。于是主考批道：“该生员上天有日，本学台不敢挽留。”这岂非笑话？又如《孟子》中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焦循以为应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正”“心”两字误刻，应该合成“忘”字。又如《战国策》有“触詟愿见太后”，注者谓战国时只有触龙，此句应读作“触龙言愿见太后”。凡此种种应以审形入手。

辨音，也是一件重要的事。古人虽有同音假借之例，但现代作文应画分清楚。虽则有许多是可以允许通用的，但也只不过是笑谑上偶然用之。如俞弁《山樵暇语》中所记的酒令：

张良、项羽争一伞，良曰“凉伞”，羽曰“雨伞”。许由、晁错夺一瓢，由曰“油葫芦”，错曰“醋葫芦”。

又如曹臣《舌华录》所载，石曼卿尝外出，失足坠马，他徐徐地说道“赖我是石学士，若瓦学士，则跌碎矣”，皆同此例。但是普通文字音同者，未必通用。如“必需”与“必须”，上一词常作形容词或动词、名词，下面的受词一定是实体词；下一词是作动词用的，有时也可以作副词。《世说新语》：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这例子是将“杨梅”之“杨”，当作“杨姓”之“杨”；“孔雀”之“孔”，当作“孔姓”之“孔”。清褚人获底《坚瓠集》中也有同样的故事。有人送枇杷一篮给沈石田，将“枇杷”两字错写成“琵琶”。石田写一封回信给他说：

承惠“琵琶”，开奁视之，听之无声，食之有味。乃知司马挥泪于江干，明妃写怨于塞上，皆为一啖之需耳。嗣后觅之，当于杨柳晓风、梧桐夜雨之际也。

完全是借题发挥的。只因原函以“琵琶”“枇杷”同音而误用，以致弄出这个笑话来。

辨义的工夫很难，范围也最广阔。不同义的字，固应分辨；即同义而相近的词语，更应抉择得宜，明白它们底分别。文言文和语体文的分别，其一也在于此。文言文往往混用同义字，而不加说明，如同一“道”字，可以解“道德”“道理”“道说”“道路”……而在语体文中便不宜单用“道”字，应写明“道德”“道理”“道路”……方才明白。又如“竭力”一词，文言中往往但用“力”字，而语体文中便须用“竭力”。又如“危”“险”两字本属同义字，但“险”指“险要”“险恶”，而“危”则指形势之危险而言。“天险”固然不能作“天危”，“乘人之危”也不能作“乘人之险”的。文言中，老友称“故”人，而旧屋则说“老”屋，旧苑称为“旧”苑。又如文言中用“尔”“子”作“你”的代称，“尔”又可以作“如此”，但语体文中却不如此。同指时间，有“顷刻”“不久”“俄而”“一刹那”“一霎”“转瞬”“弹指”“顷之”“须臾”“说时迟，那时快”等等，应用时，也应分别了解它们底来源而加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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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 底本作“字”，据《小仓山房诗文集》（P.932）改。

[2].此段引文出自方以智《文章薪火》，乃引述杨慎《谭苑醍醐》后加以发挥之论，据《通雅》（P.86）注。

[3].其 底本作“某”，据《王若虚集》（P.418）改。

[4].泛 底本作“乞”，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P.1029）改。

[5].话 底本作“语”，以下引文出自惠洪《冷斋夜话》（P.17），据改。

[6].宏 底本作“中”，以下引文出自袁宏道《与丘长孺书》，据《袁宏道集笺校》（P.284）改。

[7].苏轼《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此句原作：“但寻牛矢觅归路。”据《苏轼诗集》（P.2322）注。

[8].邱浚《答友人论诗》原作：“吐语操辞不用奇，风行水上茧抽丝。眼前景物口头语，便是诗家绝妙辞。”据《历代诗话续编》（P.1317）注。

[9].如 底本作“为”，据《文则》（P.22）改。

[10].嚚讼 底本作“嚣诎”，据《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P.256）改。

[11].饬 底本作“劳”，据《史记》（P.17）改。

[12].宏道 底本作“小修”，以下引文出自袁宏道《叙小修诗》，据《袁宏道集笺校》（P.188）改。

[13].袭 底本作“装”，据《袁宏道集笺校》（P.188）改。

[14].《报任少卿书》底本作《史记》，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P.271a）改。

[15].及未 底本作“未及”，据《战国策》（P.770）改。

[16].的 底本残缺，据文意补。

[17].时 底本作“何”，据《黔诗纪略》（P.698）改。

[18].纪 底本作“记”，以下引文出自计有功《唐诗纪事》（P.1005），据改。

[19].士 底本作“大”，据《史通通释》（P.137）改。

[20].月 底本作“日”，据《容斋随笔》（P.320）改。

[21].伸 底本作“仲”，据《容斋随笔》（P.320）改。

[22].书 底本作“庐”，据《韩昌黎文集校注》（P.19）改。

[23].畤 底本作“时（時）”，以下引文出自赵令畤《乌夜啼·春思》，据《全宋词》（P.642）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