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说

“文章”两字底本义，即“彣彰”，是文彩的意思。《考工记》：“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许慎《说文解字》中也说：“文，错画也，象交文。”都是解释作文彩的，后来引申作“文辞”讲，和“文采”两字一样。《礼·乐记》：“广其节奏，省其文采。”疏：“文采，谓乐之宫商相应，若五色文采。”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亦作“文辞”解：“文采不表于后世。”现代所用，都是它们底引申义。“文采”“文辞”“文章”三者底意义是相近的。

《史记·孔子世家》：“约其文辞而指博 [1]。”杜甫诗：“平生感意气，少小爱文辞。”文章是代表语言的，所以也可以称作“文辞”。《论语》中说“辞达而已矣”，即以辞代“文章”。《左传》中也有“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话，它将“言”和“文”混在一起讲，可见文章和语言关系之密切了。我以为三代以前言语和文章一致，语文并不分途，这也是一个证据。

由此看来，文章和天分有关，也和个性有关。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便以为乡民村女所哼出的歌辞，有的也是“绝妙好辞”，并不一定要博学通儒才能够做出来的。他说：“有读破万卷不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照他底话看来，我们不必学做文章而写出来的一定非常佳妙了。但是这又不尽然。我们不是天才，不能舍弃了规矩方圆而单重灵感，因此，也不能忽略于作文方式的探讨的。

古人常常以为文章之道是非常奥妙的，“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古人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为什么在他们眼光里看来，文章是如此神秘的东西呢？这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因为他们作文的目的是学古，脱离了现实而专拟古人，便难以逼真，不能逼真，便慨然兴叹，说文章之不易作了。扬雄在他底《解难》中说：

昔人有观象于天，视度于地，察法于人者，天丽且弥，地普而深，昔人之辞，乃玉乃金。

因为“昔人之辞，乃玉乃金”了，便不得不造《法言》来学《论语》，造《太玄》来学《易经》。《法言》中又说“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也是这个意思。明代是专事拟古的时期，王世贞在他底《艺苑卮言》中提出他底模仿论道：

李献吉劝人勿读唐以后文，吾始甚狭之，今乃信其然耳。记闻既杂，下笔之际，自然于笔端搅扰，驱斥为难。若摹拟一篇，则易于驱斥，又觉局促，痕迹宛露，非斫轮手。自今而后，拟以纯灰三斛细涤其肠，日取六经、《周礼》、《孟子》、《老》、《庄》、《列》、《荀》、《国语》、《左传》、《战国策》、《韩非子》、《离骚》、《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汉书》，西京以还，至六朝及韩柳，便须铨择佳者，熟读涵泳之，令其渐渍汪洋。遇有操觚，一师心匠，气从意畅，神与境合，分途策驭，默受指挥，台阁山林，绝迹大漠，岂不快哉？

这种刻意求古之说，明代最为盛行，所以清代侯方域底《壮悔堂文集》评论他们：

明三百年之文，拟马迁，拟班固，进而拟《庄》《列》，拟《管》《韩》，拟《左》《国》《公》《穀》，拟《石鼓文》《穆天子传》，似矣；卒以谓唐宋无文，则可谓溺于李梦阳、何景明之说，而中无确然自信者矣。

第二，以为文章是“敷赞圣旨”的工具，因此文章便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东西，而“神而明之”了。“敷赞圣旨”之说，始于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说：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到了唐代，韩愈乃益张其说，以为“愈所能言者，皆古之道”，“文宜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新唐书·文艺传[2]》中也说他“擩哜道真，涵泳圣涯，韩愈倡之”。宋代欧阳修也有类似此种冠冕堂皇的话，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说：

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耳……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书，荀卿盖亦晚而有作……后世之惑者，徒见前世之文传，以为学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若道之充焉，虽行乎天地，入于渊泉，无不之也。

南宋真德秀有《文章正宗》，以“穷理致用”为文章的功用，“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清代方苞倡“古文义法”之说，更强调了这种传统观念，他《与申谦居 [3]》一书中说：

古文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韩子有言：“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兹乃所以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非后世文士之所可比也。

自从韩愈以后，这种观念直深入于人心。即自以为较方苞眼光廓大的曾国藩，也不免有此成见。这也和帝制时代的环境很有关系。他说：

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

自古迄今，一直相传，认为这种说法是颠扑不破的大道理。因此认为做文章是一件非常艰深伟大的工作，因为这种工作是和圣贤之道有关系的。

由于上面这两种原因，文章变成为至高无上而神妙莫传的秘宝。于是字字就有其出典，语语求其神似古人底语气。文章既然和语言有密切的关系，便应该和它发生联系，为什么还要唯古是求？为什么一定要使它成为“赞圣”“载道”“穷理”的工具呢？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中说得好：“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宾、嘉，用之则有所。夫闻吟咏性情，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唐刘知幾底《史通·言语》篇中有更精辟的意见：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4]，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时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即遍摹《左传》；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

他所论言语文章之关系，甚为明确，从此可知专事学古的不应该了。至于文章之用既以代语言，自然必须言之有物。从“为艺术而艺术”，以进于“为社会而艺术”，文章应跟着时代潮流走，这是毫无疑义的事。但所载之物，是否必为圣贤之道，却是值得研讨的一个问题。如果一切“赞圣”之作方可称为文章，如果一切“拟古”之文方可称为文章，那么文章和语言便成为不相关系的东西了。而宋儒又何以有“工文则害道”的话，而有“语录体”的写作？所以后世“典雅”两字，害了许多人，使文章变成了晦涩。提倡音韵之说的沈约也有文章当从“三易”之说。白居易、元稹也求造语平易。至明代公安、竟陵更进而有“我写我口”之主张。自黄遵宪出，而有以诗写近事，不复作拘迂的议论，他底《杂感》五篇之一云：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敞琉璃，高炉爇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 [5]！

这些话，一般“以文载道”“以古为事”的文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但是一般人对于文章始终以为是使自己扬名万世的工具。如魏文帝所说的“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腾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竟将写文章当作一件包罗万象的伟大工作了。其实文章是代口舌的，是抒发自己底思想与感情的，只是日常生活上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它底功用倒不在“经纶宇宙”和“名传万世”。他们既将它估计得太高，便供奉之如神明，反而失却了文章本来的目的。

因此，古人不常用科学的方法来衡量文章，论作文，也只是谈到一点抽象的议论。最常见到的是“文气”的议论，以为文气与学问有关。其实所谓“文气”即是语气。文章底流利和屈折与语气有关系。“文气”底流利，即语气的顺利；“文气”底强弱，也和语气之轻重成正比。自从言语文章分为两途之后，于是这两者也就分了家，然而两者的关系却是存在的。曾子说“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明明是指语气而言的。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气”和“知言”并论，也指语气的。三代以后，言语文章分为两途，于是有“文气”之说。魏代三祖论文，如“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即是现代所说的“风格”。《典论》中始有专论“文气”的一节话：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里所谓“气”，即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所谓“风骨”，李白诗中的“蓬莱文章建安骨”。《文心雕龙·风骨》篇：

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幹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足见魏文帝所谓“气”即是“风格”了。钟嵘《诗品》又称作“风力”，名称虽异，而所代表的意念是相同的。《文心雕龙》中另有《养气》一篇，和前面的几说不同，和后代所谓“文须养气”之说相近：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

又论养气的方法道：

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消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到了韩愈，谈“文气”便抽象化了。他说：“气，水也；言，浮物也[6]。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亦犹是也，气盛[7]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他底门人李翱也本其说道：“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而柳宗元《答韦中立书》中更有许多玄妙的议论，所谓“昏气”“矜气”“厉其气”等等，完全在说抽象的话了。他以为“气”和“道”是一件事。此外关于养气的话很多，但终于逃不出那么一套。而所谓修养，也无非是要参透圣人之道，所谓“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不蓄道德，不能工文章”，“文章当从六经来”，“文者所以明道”，如此而已。元元好问《论诗》：“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8]自己对写作有了经验，而秘不告人，这几乎是古代文人的习惯了。

试将历代论文章的专著加以研讨，最早的要算刘勰的《文心雕龙》了。这书上半册说文章的体制，下半册说到作文上底几个原则，里面有许多特殊的见 [9]解。同时又有任昉《文章缘起》，现存者已非原本。此外，宋陈骙有《文则》，李耆卿有《文章精义》；元王构有《修辞鉴衡》[10]，陈绎曾有《文说》；明方以智有《文章薪火》；清刘熙载有《文概》……它们底缺点或是空洞的理论，或是缺乏系统。专论作文中一部分问题的，如元 [11]代卢以纬底《助语辞》；清王济师底《虚字启蒙》，王引之[12]底《经传释词》。这些又嫌太专。光绪二十四年，马建忠底《马氏文通》问世，是中国第一部讨论文法的专著。以古代文辞作文法上的检讨，这不能不说是以科学方法解剖文章的一册伟构。但是偏于文法，也嫌范围太小。近年以来，文法、修辞均已成为独立的一种学问，而学者又大抵拘于成法而不知变。其他论文章作法之书，也是“汗牛充栋”，其中有的等于文体论，或者专论作文中一个问题，有的也只是抽象的议论。

固然，文章是变化多端的东西，一定要用什么法则来衡量，似乎太笨拙。但是按之古今文章及评论文章的话，归纳出一个原则来，也未尝不可以。近代有人颇主张废去一切的文法修辞及文章法则，以为这些都有害于性灵的，应该以“拈花微笑”的妙悟方式出之。当然，斤斤于法则上的检讨，在天才者看来，是不甚惬意的事，但是人有几个能够在“拈花微笑”时立刻妙悟呢？所以文章有法则，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普通论文，往往着重于形式，但言形式也嫌空泛，往往涉及内容，而所谓内容，又不外乎一个“道”字。单重内容而不论形式，事实上有不能具体的地方，从前人单讲内容，其弊易流于空疏。但是单从形式上来说，又有“买椟还珠”之病。杜牧《答庄充书》：

凡为文以意为主……苟意不先立，止以辞彩文句绕前捧后，是辞愈多而理愈乱……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

所以要到王充所谓“外内表理，自相副称”，很不容易，即是内容外形要一致。这里所说的，也竭力想打破内容外形两者自相隔离的错误。

文章底基石，是文字。刘师培以为“解字为作文之基”。韩愈也说：“凡为文须略识字。”陈澧《东塾读书记》：“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所以论作文，不得不先就文字的音、形、义作简略的叙述。但是现代文字学已是一种专门的学问，其变化孳乳的方式很繁（见《文字学纂要》），要仔细彻底地研究，似乎也嫌烦琐，所以在这书的开端讲述一些“字”的一方面最粗浅的常识。句底组成，其分子是词。一个字的词，称作“单词”；两个以上的词，叫做“复词”。复词的组合，可以归纳出几个方式来的，所以又特立一章，加以讨论，带便可以纠正一般随意杜撰词语的疵病，也可使读者知道字与词的关系。文法上常将某一词归入于某一类，而通常作文时，大抵不拘拘于词类上的限制，所以讲文法修词也只是相对而非绝对。所以本书在分述词类之后，注意的还在它活用的一方面，因为活用词性是文章中最常见而巧妙的事。全书开端到第七章为止，讲从单字到词语的大概；以下六章讨论句语的结构与变化；再下五章研讨整篇的结构，及写作上诸问题。——作文上重要的事项，大抵已缕述无遗了。骈文与散文，文言文与语体文，形成了文章中的三大堡垒。一直到现代，还有人专学桐城，专事汉魏，或全拟六朝骈文。其实，语言和文章，本是一致。三代以前之“文其言”是写录的语言。三代以后语言和文字分离，即是散文；而散文之中又有更文的文体，是骈文。现代语体，又合语言文字为一，其始实肇端于唐宋之际。所以将它们底分合源流，略为两章，附于全书之后。文章历史的叙述也有帮助于作文的。

其实文章和语言合途，是自然的现象。古代书写不易，用木牍竹简代纸，以刀漆代笔，所以只能简单，非“文其言”不能“行远”。这是时代环境的驱使。现代既无此困难，自不妨努力于语文一致的工作，不必追慕昔人。陆游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五亭 [13]山人《嘲 [14]鹦鹉》诗道：“齿牙余慧虽偷拾，那识雷同转可羞”，“争似流莺当百啭，天真还是一家言”。

总之，文章的要点，即是使它能够达意。孔子说：“辞达而已矣！”这一个“达”字，便不容易做到，所以朱熹说：“辞达而已也是难。”在这“达”字中就包括了一切作文上的问题了。苏轼说：“辞至于能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又说道：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 [15]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我们所要研讨的，就是如何能做到这“达”字。便必细细研究古今文章中所达的方式了。古今文章名家所悉心苦虑的，也是为了这达与不达的问题。陆机在他底《文赋》中也深感到文章不易表达的困难。他说：

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尤见其难。[16]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即是不能达，也即是外形内容的不易一致。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因此各人表达的方式也不相同，但是求其能“达”的一个原则是始终不变的。求其能达，便得注意写作上的种种基本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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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 底本作“溥”，据《史记》（P.1943）改。

[2].文艺传 底本作“艺文志”，以下引文出自《新唐书·文艺传》，据《新唐书》（P.5725—5726）改。

[3].申谦居 底本作“申居谦”，以下引文出自方苞《答申谦居书》，据《方苞集》（P.164）改。

[4].词 底本作“制”，据《史通通释》（P.150）改。

[5].斓斑 底本作“斑烂”，据《人境庐诗草笺注》（P.43）改。下文径改。

[6].言，浮物也 底本脱，据《韩昌黎文集校注》（P.171）补。

[7].盛 底本作“顺”，据《韩昌黎文集校注》（P.171）改。

[8].元好问《论诗》此句原作：“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据《元好问诗编年校注》（P.1869）注。

[9].见 底本脱，据文意补。

[10].《修辞鉴衡》底本作《修词论衡》，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P.882）改。

[11].元 底本作“明”，据《助语辞集注·前言》（P.1）改。

[12].之 底本脱，据史实补。

[13].亭 底本作“停”，据《随园诗话》（P.235）改。

[14].嘲 底本作“咏”，据《随园诗话》（P.235）改。

[15].人 底本脱，据《苏轼文集》（P.1418）补。

[16].陆机《文赋》此句原作：“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据《陆机集校笺》（P.1）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