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文章流变（上）

六朝以后，骈文与散文已成为两个对立文体底名称了。一直到现代，这两派的争论还非常激烈。陈澧在他底《东塾读书记》中论骈散底来源道：

古者记言之体有三：其一闻而记之，所记非一时之言，记之者则一人之笔，汇而成书，非著书也，尤非作文也，《论语》是也；其一传闻而记之，所记非一时之言，记之者则一人之笔，伸说引证而成篇，此著书也，《坊记》《表记》《缁衣》是也；其一亦传闻而记之，记之者一人之笔，所记者一人之言，敷演润色，骈偶用韵而成篇，此作文也，《礼运》《儒行》《哀公问》《仲尼燕居》是也。

这一派说法，将著述与作文分为两件事，以为文章必须骈偶。阮元更有积极的主张，他作《文言说》论列道：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直言之论，答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所谓文也。

均以为非骈俪不足以称文，因此形成了骈散两派对立的说法。洪迈《容斋随笔》：“四六骈文，于文章为至浅。”宋叶绍翁底《四朝闻见[1]录》中也说骈文“陋而无用”。梅曾亮《复陈伯游[2]书》中又痛斥骈文道：

某少好骈体之文，近始觉班马韩柳之为可贵。盖骈体之文，如俳优登场，非丝竹金鼓佐之，则手足无所措。其周旋揖让，非无可贵，然以之酬接，则非人情也。

也是言之有理的话。骈文之病在于有意求偶，堆砌典实，力求藻丽。《西轩客谈》称杨大年作文，用故事，使子侄检讨出处，用片纸录之，文成而后掇拾，因此人称之为“衲被”。谢景思说：“四六全在编类古语，唐李义山有《金钥》，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对，司马文正有《金桴》，王岐 [3]公最多。”足见骈文之弊，也是不可讳言的。

平心而论，骈文散文其实不应分成两派。专心注意于文句的格式，不能尽文章之用，一篇之中奇偶不能互相参用，必欲求骈求散，失之太偏。李习之《答朱 [4]载言书》中说：

溺 [5]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 [6]者曰文章不当 [7]对……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 [8]……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对与否也。

这一说可以据为定论的。骈文派之以为凡文必骈者，实在忽略了文章和口语的关系。古代口语与文章不分，所以称“语”称“文”者完全只是口语与笔录的不同。后代言与文分，而文章之中更“文”的变成了骈文。文章既是代言的工具，当然应该有连系而不能分离的。所以在现代看来，古文与骈文皆是过去的东西，因为它与语言相去太远了。试将古今骈散分合的情形约略地加以叙述。

汉代以前，骈文和散文并不分立，每一书中，奇偶并用，散文乃是口语的代表。但是为什么又会产生骈句呢？阮元底解释是：

古人无笔墨纸砚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其著之简策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左传》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何也？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 [9]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以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

所以往往骈散夹杂于其间，无分彼此，不过以散语居多数。试从古书群经诸子骚赋之中举其近似骈语之句：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诗经》）

谦受益，满招损。（《书经》）

水流湿，火就燥。（《易经》）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

浮萌趋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韩非子》）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孙子》）

经霜 [10]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淮南子》）

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管子》）

此外，墨子的《非攻》，大似连珠体；荀卿底《赋篇》《成相》，又近汉代之赋。包世臣《文谱》中又论列《尚书》中的奇偶，以为《尚书》虽形式上是散文，实同偶体。此论指太附会。《文心雕龙·丽辞》篇云：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谦受益，满招损。”岂营丽辞，率然相对？《易》之《文》《系》[11]，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字句或殊，而偶意一也。

阮元《文韵说》亦云：

孔子《文言》“云龙风虎”一节，乃千古宫商翰藻奇偶之祖；“非一朝一夕之故”一节，乃千古嗟叹成文之祖；子夏《诗序》“情文声音”一节，乃千古情性俳偶之祖。

此种议论，甚多甚多，但六经战国之文，不过偶有偶句，不能说是骈文的肇端。骈散文的分合，当推源于汉代。孙梅《四六丛话序》[12]：

西汉之初，追踪三古，而终军奇木白麟之对，倪宽奉觞上寿之辞，胎息微萌，俪形已具。迨乎东汉，更为整赡。岂识其为四六而造端欤？踵事而增华，自然之势耳。

其实举秦代李斯底《谏逐客书》来看，似已具骈体的雏形了。其中“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及“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等等都是类似骈文的句子。不过秦代国祚短促，所以到了汉代，才有分镳之势。

西汉文中群认为有骈文的意味是终军底奇木对、白麟对，王褒底《圣主得贤臣颂》等文章。李兆洛《骈体文钞》中选录李斯、班固、扬雄、司马相如、张衡、终军、枚乘、邹阳等人底作品，足见骈文派是以汉代为骈文史之开端的。其后韩愈作古文，力追司马迁之《史记》，而独轻班氏，《进学解》中以司马迁、扬雄并论而不及班固，《答刘正夫书》《答崔立之书》皆列司马迁、扬雄而不及班固。所以汉代史学两大巨著，隐隐代表了骈散两种旗帜。曾国藩底《送周荇农南归序》一文中，更显明地指示出这一点来。他说：

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 [13]之文，其积句也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则毗于用偶，韩愈则毗于用奇。

他以为司马迁之文是奇偶兼用的。但是汉代虽为骈散分途之初期，而旗帜尚未鲜明。骈文真正能放光彩而独立的时代，当推魏代。

魏氏三祖之文，几全近于骈体。所以如此，刘师培《汉魏六朝文学变迁论》[14]中言之甚详：

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 [15]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为通脱，脱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

足见魏代成为骈文的原始时代，不为无因。此时文人及其作风，《典论》及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言之甚详，兹不再及。举魏文帝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以见当时之作风：

途路虽局，官守有限，愿言之怀，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书问致简，益用增劳。每思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足下之徒，咸以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方今蕤宾纪时，景风扇物，天气和暖，众果具繁，时驾而游，北遵河曲，从者鸣笳以启路，文学托乘以后车，节同时异，物是人非，我劳何如。

《文心雕龙》中说：“魏晋浅而绮。”足见魏晋之文已重于句子之调整。上例多四言句，较汉代之文已有明白的差异。陆机《文赋》[16]论晋代之文道：“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辞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到宋代更加变化，以新奇为尚。《文心雕龙》中称宋代“讹而新”。《六朝丽指》中解释这句话的意思道：

《定势》篇释之曰：“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而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观此则讹之为用，在取新奇也。

这时候，骈文底气势直压倒散文，魏晋两代只有诸葛亮底《出师表》和陈寿底《三国志》、郦道元底《水经注》等等算是散文的名作，而散文的作者已是极少了。梁代裴子野，因当时文风绮靡，力请改革，但却没有什么反响。而齐梁之间，音韵之说盛行，于是骈文便变本加厉，不单齐整字句，又加上了音律的束缚。《六朝丽指》中综论六朝文的作风道：

六朝骈文即气之阴柔者也，尝试譬之，人固有英才伟略，杰然具经世志者，文之雄健似之。若高人逸士，萧洒出尘，耿介拔俗，自有孤芳独赏之概，以言文辞，六朝之气体闲逸，则庶几焉。

是的，六朝文，虽然重于骈偶，但较之唐宋底骈文，则多俊逸之气。当时呼骈文为“今体”，即刘勰亦但称“丽辞”，足见此时尚无骈文之目，以为这是文章流变中自然的现象。例如刘潜《谢始兴王赐花纨 [17]簟启》：

丽兼桃象，周洽昏明。便觉夏室已寒，冬裘可袭。虽九日煎沙，香粉犹弃 [18]；三旬沸海，团扇可捐。

将它与曹丕的文字比较起来，可以看出它变化之迹。曹氏之文，尚系自然的四字句，而此文则在四字句中，已有调平仄、求对偶的痕迹了。

自汉代以至六朝，骈散之分，痕迹宛然。当时“文”“笔”之分，即是骈散分途的先河。大约当时以有韵者称作“文”，无韵者称作“笔”。换句话说，“文”指骈体，而“笔”言散体。汉代已有此说。《楼护传》“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而不称文词。不过这时两者的界限尚未十分明显罢了。其后范晔《狱中与诸甥侄 [19]书》中论“文”“笔”之分道：

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缋 [20]，竟无得也……手笔差易 [21]，文 [22]不拘韵故也。

已将“文”“笔”两种很显明地区别了。《文心雕龙》中也谓：“今之恒言，有文有笔；以为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中言之更详：

文者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笔退 [23]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

清阮福《学海堂[24]策·文笔对》是辑集六朝论文笔的话以为一编。其后刘师培又宗其说，将《文笔对》以类相从，加以整理，根据了它，以作为文必骈的证据。他们底论断是否合理，我们姑且不去论他，但是就此却可以知道这时骈散文已分了家，而开后世对峙的局面。

六朝的骈文已到了极盛的地步，至唐又反而复古，而骈文又积极地变而为“四六”。郭筠仙《十家四六文钞叙》中说：

六代波流，渐趋繁缛，遂乃排比为工，陶染为富。至唐初四杰，笔赡丰靡，无复余蕴。扬雄氏已言，今之学者，非但为之华藻，又 [25]从而绣其鞶帨，盖世愈降而文亦愈靡矣。昌黎氏起而振之，抗两汉而原本六经，创为古文之名，六代文体，判分为二。

古文的复兴，大家都归功于韩愈，尊之曰“文起八代之衰”。但是就事论事，韩愈不过是一个幸运而得名的人，在他以前，还有许多战士，却湮没无闻了。功绩，不是韩愈而是他们的。裴子野底《雕虫论》，反对骈文，是复古运动的先声。北周时又有苏绰作《文质论》，效《尚书》典诰之体。《周书》称此文“虽属辞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但也不失为文章革命上的一支生力军。王船山以为唐代所以能行古文，这两个有开先之功，也是确论。到了隋朝又有李谔，曾有《上文帝论文章轻薄书》，希望将凡做绮靡文章的人，下有司论罪，但是也行不通。当时又有文中子王通作《中说》，所作亦为古文，《唐语林》称他“北面受 [26]学者，皆一时伟人，唐初多居佐命之列”。这与唐代古文复兴也很有关系的。

唐初陈子昂作诗，也是不主张学仿时尚，虽是就诗立论，但足为唐代复古运动的开山祖。《唐书》中说“唐兴，文章承徐、庾之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李白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均是以他复古而赞美他的话。他自己也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侈靡为耿耿也。

此后又有萧颖士、李华、梁肃、独孤及、元结等人来继续这工作。《四库书目提要》：

考唐自贞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湔除，萧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斫雕为朴 [27]，数子实居首功。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韩愈曾受业于独孤及，那么他底所以努力，也是承受前人之功的。《旧唐书·韩愈传》：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深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 [28]游，锐 [29]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

由此可知韩愈之所以能享盛名，实在是机会造成的。而当时推行复古运动者，也不止他一人，其中最著名的是柳宗元。当时以“韩柳”并称，而后人也有以为韩不及柳的。陈善《扪虱新话 [30]》：

晏元献公尝谓，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千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

虽然当时散文已复兴了，但是却无古文之目，称当时之散文只曰“平文”（见沈括《梦溪笔谈》），正如齐梁时称骈文为“今文”一样。

“四六”之名，起于唐代，柳宗元《乞巧文》中但云“骈四俪六，锦心绣口”，不过偶然言及，而并非专名。再早《文心雕龙》中也曾有“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变之权节也”的话，也是泛指骈文普通的句式而言的。“四六”之成为文体的专称，当始于李商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李商隐俪偶繁缛，旨能动人。”[31]按，《旧唐书·李商隐传》称有《表状集》四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称李商隐有《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宋史·艺文志》又载他有《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可见所谓《樊南甲乙集》即《四六甲乙集》（现存的《李义山文集》为朱鹤龄所辑，非原本）。李商隐在他底《樊南甲集自序》中道：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 [32]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 [33]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嗢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仲弟圣仆，特善古文，居会昌中进士为第一二[34]，常表以今体规我，而未为能休[35]。大中元年，被奏入岭 [36]当表记，所为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污，半有坠落，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 [37]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曰《樊南四六》。——“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数、六甲之取也。

足见“四六”之名，是李商隐定的，他底序文中尚称骈文为“今体”。六朝之文，大抵四字句，至徐陵、庾信而多四字六字句相间成体。唐代即沿用徐、庾之体，但并不一定是四六字句，至宋乃成为定格，而“四六”乃成定名。所以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中说：

文既歧奇与偶为二，而于偶之中，又歧六朝与唐、宋为三。

大抵唐代骈文，尚重灵活自然，尚多散语，而宋人则格律益精。就骈文之风格而论，六朝最为自然，到了唐代已重形式，宋代则完全生吞活剥。犹之汉魏之文，尚重口语上的变化，唐代之“古文”已有模拟之痕迹，明清两代则完全摇曳生姿，但求形似，一定要规定格律，求似古人，而致优孟衣冠，不裨实用了。陈其年《四六金针》论唐宋骈文之不同道：

元陈绎曾言四六之法，其要有四：一曰约事，二曰分章，三曰明意，四曰属辞。务在辞简而意明。此唐人四六之故规，而苏子瞻之所取则也。后世益以文华，喜工致而新奇，于是以用事亲切、属对巧的为精妙，变而为法凡六：曰熟、曰翦、曰截、曰融、曰化、曰串。能者得之，兼古通今。此宋人四六之新规，而王介甫之所取则也。

由此可知唐宋骈文之不同了。唐代德宗时，虽行古文，但政府中的公文，却用骈文。陆贽便是以公文出名的人。到了宋代，骈散文各占据了政府与民间，政府中用的是四六，民间仍行散体。当时司马光，神宗欲擢为翰林学士，以不善四六，辞不肯任。足见此时政府中之大卿必须善为四六，方能胜任愉快。而一般文人，如苏洵、苏轼、王安石、欧阳修诸人，仍兼善两体，而以散文著名。所谓四六者，大抵以剽裂为多：

元厚之取古今传记佳话，作四六。“金石为开”，《西京杂记》载扬雄语也。“日华明润”，李德裕《唐武宗画像赞》语也。四六欲取古人妙语以见工耳。

骈文至此，尚有什么价值？《四六法海》王志坚说：“四六与诗相似，皆着不得议论，宋人长于议论，故此二事，皆逊唐人。”孙梅 [38]也说：

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而枵腹空笥者，亦复以优孟之似，借口学步，于是六朝三唐，格调寖远，不可不辨。

宋代骈文，努力促进它散文化，这运动是起于欧阳修的，但是病在剽窃。北宋擅长四六的，有杨亿、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辈；南宋有汪藻、孙觌、洪迈、周必大、杨万里、陆游、真德秀等等。苏轼之文，南宋颇为盛行，当时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羊羹”的谚语。《宋史·文苑传》论宋代文章之变迁道：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 [39]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 [40]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出焉。国初，杨亿、刘筠辈，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 [41]古而力弗逮。庐陵欧阳修出，以古文倡，临川王安石、眉山苏轼、南丰曾巩起而和之，宋文日趋于古矣。

在后代，似乎宋代散文较为人们所注意，但在当时却是四六占着优势。当时四六，用典工切，用于表启者为多。兹举王安石《上杭州范资政启》一首示例：

某近游浙壤，久揖高风。当资斧之无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开眉宇以照人；缛星之文，借谈端而饰物。羁琐方嗟于中路，逢迎下问于翘材。仍以安石之甥，复见牢之之舅。兹惟雅故，少稔燕闲，言旋桑梓之邦，骤感神庥之咏。写吴绫之危思，未尽攀瞻；凭楚乙之孤风，但伤间阔。恢台贯序，虚 [42]白调神，祷颂之私，不任下恳。

句法音律，固然整齐调和，但较之魏晋，却失了自然流利之处。其后金、元、明三代，文章不振，金代本无出名文人，国祚亦促；元代之长，在于杂剧；明人则致力于传奇。虽有作者，大抵句拟字摹，不能独出新意，自成一家。至清初而又复兴，四六文、六朝文、汉魏散文，以及唐宋之古文，一齐复活起来。而散文之中又分为数派。但是清代去古日远，语言与文章相去亦甚远，无论骈散，已均成不合时宜的东西。所以清代各种文体之复兴，也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清代骈文大抵上拟六朝，其中著名者如陈其年。汪尧峰称：“开宝以来七百年，无此文矣。”毛奇龄以经学家而作骈文，也沉厚可诵。其后又有胡天游，袁枚以为“虽偶实奇，本朝无偶之者”。袁枚、邵齐焘荀慈、吴锡麒 [43]、汪中均兼善骈散。汪中之散文，直追汉魏，超然入妙。又有孔广森、孙星衍。徐登宇称阮元底骈文堪为一代之宗，扫唐宋拘迂之病，足见也是一个能特立一帜的人。又有洪亮吉与汪中齐名。此后如刘嗣绾、彭兆荪、王闿运等都是能别出心裁，驾唐宋之上的。他们论骈文，常以散文为规范。如孔广森所说：

骈体文以达意明事为主，六朝文无非骈者，但纵横开阖一与散文同也。

又如邵齐焘《致王太岳书》：

平生于古人文体，尝慕晋宋以来，词章之美，寻观往制，讯览前轨，皆于绮藻丰缛之中，能极简质清刚之致，此其所以为贵。

同时清代之所以能骈散均盛者，乃是没有门户之见的缘故。善作骈文的往往也兼长古文，所以人才极多，而变化也较唐宋为大。

清代散文，大抵规模唐宋。桐城方苞远宗唐宋，近法明代之归有光，揭櫫“义法”之说。他在《书史记货殖传后》中说：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又在《书史记十表后》中说：

十篇之序，义并严密而词微 [44]约，览者或不能遽得其条贯，而义法之精变，必于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准焉。欧阳氏《五代史 [45]志考叙论》遵用其义法，而韩柳书于经子后语，气韵 [46]亦近之，皆其渊源之所渐也。

方苞之后，又有桐城人刘大櫆、姚鼐善为古文辞。姚鼐本方氏之说，选《古文辞类纂》。姚鼐论文以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能缺一，更有“神气”之说：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来有“桐城派”之目。曾国藩底《欧阳生文集序》中说：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大櫆……历城周永年书昌为 [47]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

但是按之实际，这一派的流弊，变为空疏，一无所容，专摹形似。钱大昕评之曰：

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 [48]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

姚氏当初尚以“考据”“义理”“辞章”三者为标榜，后者并此三者而失之了。

清代又有钱鲁思受学于刘大櫆，阳湖恽子居、武进张皋文承而有“阳湖派”之称。所以它与桐城派也可以说是同出一源的。但阳湖派却是以骈文入手，文章内容也比“桐城”来得充实。所以阳湖派的后劲李兆洛选《骈体文钞》，以示阳湖文章的规模。所选之文，又重在气势。但是它底势力却不及桐城，清代末年几乎全是桐城派的势力。其后曾国藩折衷两派，又选《经史百家杂钞》，将《古文辞类纂》的内容范围又扩大了许多。他《复陈右铭书》中说：

自唐以后，善学韩公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数家之作而考其风旨，私立禁约，以为有必不可犯者，而后其法严而道始尊。大抵剽窃前言，句摹字拟，是为戒律之首……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否则首尾衡决，陈义芜杂，滋足戒也。识度曾不异人，或乃僻字涩句，以骇庸众，斫自然之元气，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严。明兹数者，持守勿失，然后下笔，造次皆有法度，乃可专精以理吾气。

此外尚有龚自珍、魏默深力追秦汉，不同凡俗，但是他们底天分极高，普通人却不容易学到的。

清代通儒达人，往往不固执骈散之见，以为要骈中有散，散中有骈，方能尽文章之用。这种见解，自然是准确的。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说：

骈文当以气骨为主，其次则词旨渊雅，又当明于向背断续之法。向背之理易显，断续之理则微。语语续而不断，虽悦俗目，终非作家。公牍文字如笺奏书启之类，不得不如此，其体自义山开之，惟其藕断丝连，乃能回肠荡气。骈文体格已卑，故其理与填词相通，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其中音节，多读六朝文则知之。

他们之所以尊六朝而卑唐宋，也是因为唐宋骈文倚仗偶句，刻意求工，反不及六朝文之自然而有散文的气息。同时论骈文之制作又全仗散句为之斡旋。《六朝丽指》云：

骈体之中，使无散行，则其气不能疏逸，而叙事亦不清晰。故庾子山碑志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每叙一事，多用单行，先将事略说明，然后援引故实，作成骈语，以接其下。推之别种体裁，亦应骈中有散也。倘一篇之内，始终无散行处，是后世书启体，不足与言骈文矣。

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 [49]书》中也说：

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杂以成文，元黄和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千枝竞秀，乃独木之劳；九子异形，本一龙之产。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

由上文骈散分合的源流看来，骈体之成为四六，散文之成为桐城，各走极端，完全是后人酝酿而成的。骈句散句是文章中不可缺少的两个因子，不能因其一而废其一。因此骈散之分出而文章之用狭了。这正和现代语体文之中间用单句和排句一样，如果一篇文章一定要全用单句或排句，岂不是太笨拙的事？但是后来作者，入主出奴，固执成见：非骈文不做；非古文，非桐城派的古文不读。吴汝纶是桐城的后劲，他以为天下事皆可废，独《古文辞类纂》一书不可不读，他底见解又多么迂拘？

现代应该是使口语与文章一致的时代了。虽然骈文、四六、散文和桐城的古文，到现在仍有人在努力，但将来一定会被摒弃了的。这是时代环境的淘汰。至于骈散的因子，却永远留存在文章里。“文章”与“文艺”不同，散文（prose）与律文（verse）也是不同。但这种分别，是不影响于作文的方法和文章之优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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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闻见 底本作“见闻”，以下引文出自叶绍翁《四朝闻见录》（P.111），据改。

[2].游 底本作“言”，以下引文出自梅曾亮《复陈伯游书》，据《柏枧山房诗文集》（P.20）改。

[3].岐 底本作“歧”，据《四明文献集》（P.406）改。

[4].朱 底本作“王”，以下引文出自李翱《答朱载言书》，据《李翱文集校注》（P.82）改。

[5].溺 底本作“激”，据《李翱文集校注》（P.83）改。

[6].时 底本作“是”，据《李翱文集校注》（P.83）改。

[7].当 底本脱，据《李翱文集校注》（P.83）补。

[8].主 底本作“生”，据《李翱文集校注》（P.83）改。

[9].口 底本脱，据《研经室集》（P.605）补。

[10].霜 底本作“露”，据《淮南鸿烈集解》（P.6）改。

[11].《文》《系》底本作《文言》，据《增订文心雕龙校注》（P.443）改。

[12].以下引文实出自孙梅《四六丛话》卷二八《总论》，据《四六丛话》（P.532）注。

[13].迁 底本脱，据《曾国藩全集》（P.4708）补。

[14].《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底本作《汉魏六朝文学变迁论》，以下引文出自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据《中国中古文学史》（P.11）改。

[15].刑 底本作“形”，据《中国中古文学史》（P.11）改。

[16].《文赋》底本作《论文》，以下引文出自陆机《文赋》，据《陆机集校笺》（P.21）改。

[17].纨 底本脱，以下引文出自刘潜《谢始兴王赐花纨簟启》，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P.3316b）补。

[18].弃 底本作“染”，据《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P.3316b）改。

[19].诸甥侄 底本作“甥舅”，据《宋书》（P.1829）改。

[20].虽时有能者……工巧图缋 底本作“故可类之巧图缋（中疑有错字或脱落）”，据《宋书》（P.1830）改。

[21].易 底本作“异”，据《宋书》（P.1830）改。

[22].文 底本脱，据《宋书》（P.1830）补。

[23].退 底本脱，据《金楼子校笺》（P.966）补。

[24].学海堂 底本作“海学堂”，据《研经室集》（P.709）改。

[25].又 底本作“而”，据《郭嵩焘全集》（P.299）改。

[26].受 底本脱，据《唐语林校证》（P.1）补。

[27].朴 底本作“璞”，据《四库全书总目》（P.1285）改。

[28].徒 底本脱，据《旧唐书》（P.4195）补。

[29].锐 底本作“愈”，据《旧唐书》（P.4195）改。

[30].话 底本作“语”，以下引文出自陈善《扪虱新话》（P.304），据改。

[31].《郡斋读书志》此句原作：“初，为文瑰迈奇古，及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旨意能感人。”据《郡斋读书志校证》（P.910）注。

[32].联 底本脱，据《李商隐文编年校注》（P.1713）补。

[33].两 底本作“尚”，据《李商隐文编年校注》（P.1713）改。

[34].居会昌中进士为第一二 底本作“举会昌中进士第一”，据《李商隐文编年校注》（P.1713）改。

[35].休 底本作“体”，据《李商隐文编年校注》（P.1713）改。

[36].底本“岭”后衍“时”，据《李商隐文编年校注》（P.1713）删。

[37].等 底本脱，据《李商隐文编年校注》（P.1713）补。

[38].孙梅 底本作“孙友梅”，以下引文出自孙梅《四六丛话》（P.675），据改。

[39].弥 底本作“讲”，据《宋史》（P.12997）改。

[40].令 底本作“会”，据《宋史》（P.12997）改。

[41].变 底本作“复”，据《宋史》（P.12997）改。

[42].虚 底本作“灵”，据《王安石文集》（P.1408）改。

[43].麒 底本作“祺”，据《清史稿》（P.13385）改。

[44].微 底本脱，据《方苞集》（P.49）补。

[45].史 底本脱，据《方苞集》（P.49）补。

[46].韵 底本脱，据《方苞集》（P.49）补。

[47].为 底本作“谓”，据《曾国藩诗文集》（P.285）改。

[48].特 底本作“恃”，据《潜研堂文集》（P.546）改。

[49].骈体 底本作“文”，以下引文出自刘开《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据《刘孟涂集》（P.995）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