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字底形态与意义

韩愈说：“作文须略识字。”所谓“识字”，乃是要明白每一字的来源与本义。这虽然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但是我们写作的时候，如果缺了这一种常识，便容易发生错误，叫做“写别字”。顾炎武底《日知录》中说：“别字者，本当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我们常用的字，有许多是错误的，但是用惯了，忘其所以。例如“切”字，通常写成“土”字旁，其实是从刀七声的。又如“势（勢）”字上半从“埶”，“挚（摯）”字上半从“執”，我们往往不加分别。又如“本”和“夲”、“來”和“耒”是不同的，我们也常常通用。这是字形上的错用。又如古代的字义，和现代的字义各异，以今意释古意，也往往不合。如“盗（盜）”字从皿，是偷窃的意思。《左传》“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又“窃贿为盗”，《荀子》“窃货曰盗”，皆是偷的意思。“贼”从戎从贝，《周礼》“二曰邦贼”，是强抢的意思。与现代所用的恰恰相反。

要明白字底形态和意义，先得知道造字底六个原则——“六书”。许慎《说文解字序》中说：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最原始的文字，是象形的，完全以图画来替代文字的，所谓“日”（）、“月”（）完全是象形的。但是人事语言之中，不尽是实体，也有不能以形状来表示的；那么，便有了第二期造字的方式，抽象的观念也可以用文字来表示。“上”（）、“下”（）便以“—”作标准，画出上下的观念来。此外，也有一种抽象观念，不能全用“指事”来表示的，那么只能合起两个已成之字来说明一种意念。“止戈为武”，合“止”“戈”两字而成为“武”字；“人言为信”，合“人”“言”两字而成为“信”字，完全就意义来拼合的。但是又有许多山、林、水、虫、木、石、鱼、鸟之专名，既不能象形来区别，虽是实体，更不能用指事来说明，于是便用“形声”的方法来表示了。原来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人类对于某一物早有名，但只是声音而已。于是形声就利用这声音来表示，一半用这物的 [1]属性，一半用这物的名称。如“江”字，从 [2]水而“工”声；如“河”字，从水而“可”声。其他如“峰”“岭”“鲤”“鲫”“杨”“柳”……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宋朝王安石不大懂得文字学，他自作聪明解释“波”字道：波者水之皮。苏东坡知道了，便讥笑他说，如果“波”为水之皮，那么“滑”字岂非是水之骨吗？原来这两个都是形声字，而不是会意字。

人类逐渐进化，人事也愈形复杂，所需要之字因之愈多。于是，原来的字不够分别 [3]应用，只得引申为数义。又因各地方言之不同，更孳乳出数字同义的字。这叫做“转注”“假借”。许慎所举的例“考”“老”，指两者的关系而言。这两个音虽不同，而意义一样，这是孳乳的例。“考”字是从“老”字变出来的。又如假借之例的“令”“长”。“令”字本来解释“符节”，是古代发命令的东西；县官可以发号施令，于是就引申为“县令”之“令”了。又因为发命令的人，一定有美德，所以又引申为“良”“美”的意思，如称别人底儿子曰“令郎”，称别人底父亲为“令尊”是。“长”字也是如此。本指“长短”之“长”，可以引申为“长辈”之“长”。——这都是文字孳乳变化的原则。

近来一般人作文，往往不求字体的准确，许多人将“裏”字写成“里”字，“歩”字写成“步”字。而“利害”和“厉害”两词又不加分辨。“利害”是指利益和祸害而言，做事先要辨别其是利是害，应用“利害”；“厉”，恶鬼也，“厉害”才是凶猛的意思。其他形似的“辨”“辫”“辩”、“徒”“徙”、“辛”“幸”等字，也得加以注意。原来我国文字之形态，自甲骨一直到楷书，已变了许多样子。现代形似的字，在当初是绝不相似的。中国最早的字体，叫做甲骨文，清德宗光绪二十五年发现于河南安阳县，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河南是殷代故都，所以后人断定它是商代的文字。作《老残游记》的刘鹗，首先收藏，有《铁云藏龟》。其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也尽力地作研究的工作。其象形的文字，大类图画。此外，尚有钟鼎文。钟鼎是古代常用的器物，有字刻在它上面，所以叫做“钟鼎文”。《墨子》：“琢之盘盂，铭于钟鼎，传于后世。”[4]或称为“金文”。自从以木牍竹简代纸以后，或用刀刻，或用漆书，漆书形似蝌蚪，又称它作“蝌蚪文”。此外又有“石鼓文”，是刻在石鼓上的，近人断为秦代的作品，所以字体在大篆与小篆之间。可见古代的字体已是很繁复了。到了秦代，“书同文，车同轨”，于是有“小篆”，或称“秦篆”。《说文解字》说：“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说文解字》一书，便是以小篆为主而间附以大篆的。但是当时又因篆书写作不甚方便，民间又有一种字体出现，叫做“隶书”，又称“左书”。左，助也，可见这种字体只是书写时便利而用它的。“八分书”就是由篆变隶的一种过渡时期的作品。隶书又演变为章草，又演成为现代通行的楷书。所以字体到了现代，有许多已失却原来造字的本意了。例如“月”与“肉”照理是绝对不相同的，但现代“肉”字旁的字，也写成“月”字了，如腿、胸、腹、肠、脚等等，皆原作“肉”字的。

就字义来说，古代的字义有和现代不同的，如上文所举的“盗”“贼”。又如《论语》中引武王底话，“予有乱臣十人”，注云：“乱，治也。”又《易经》“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臭”本来应作香的解释。《礼记》“衿缨皆佩容臭”，疏：“臭谓芬芳香物。”又如《史记》“吕马童面之”，“面之”就是“背之”的意思。这是古今字义绝对相反的例，但此种却不多见，最多见的是引申义，就原来的意义而引申的。如“昂”本是高举的意思，因此物价的高涨也叫做“昂”。“旱”本是天久不雨的意思，因此称陆路也可以叫做“旱道”。“平”本指平坦而言，也引申作“平治”“平凡”的意思。

总而言之，字义的一方面可以分为“一字数义”与“数字一义”两大类。前者即由于“假借”的方式而来，后者的形式却由于转注，写时极宜注意。一字数义，一方面固然由于音读的改变，而另一方面，也因为词性的活用。而其活用的方式，又不外乎本义的引申。例如“烛”字，本指实体的事物，而《吕氏春秋》中说“故火烛一隅，则室偏无光”，变成“照”的意思，因为“烛”字本含有“照”的功用的缘故。又苏武诗“烛烛晨光月”，“烛烛”是月色，也是由本义而引申的。又如“名”字本作名词，如“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但亦可引申作“称谓”“叫”“解释”的意思，如王安石“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又如“衣”字本指衣服而言，但《易经》中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这“衣”字作“盖”的意思，因为“衣服”所以蔽体，便演绎而作“盖”讲。又因此凡是物件外面的一层通可称作“衣”，陆游诗“细雨湿莺衣”，李建勋诗“移铛剥芋衣”，《礼记》注“櫜，甲衣；，弓衣”，《说文》“袜，足衣也”……

至于数字一义，或因时代的不同，或因方言的各异而产生。例如“妮”字，《六书故》“今人呼婢曰妮”，“婢”“妮”是同义字了，这是由于古今的不同而产生的。又如《新方言》“绍兴谓女师为老姏”，“山西平阳呼祖母曰媪”，这是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例。《左传》“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这又是古代的方言了。即以现代常用之字而论，所以代表“吃”的同义字，也不下十多个：吃、食、喂、饲、啖、饮、喝、吸、饫、饭、飵、饷、、餐、膳、呷、咽、咬、哺、噍等等。但仔细区别起来，用法各不同。此外又如“行”和“走”、“闻”和“听”、“观”和“看”、“大”和“巨”、“微”和“细”……虽相似而实则不同，作文章时也得先下一番抉择的工夫。

字形错误了，往往影响于字义的。《抱朴子》：“书三写，鱼成鲁，帝成虎。”《孔子家语》：“子夏见读史志者云：‘晋师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读者问诸晋史，果曰‘己亥’。”《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而《帝王世纪》校正作“列风淫雨”，于义方通。至于同义字的安置选择，是作者大费苦心而经营的事，留在下面再讲。

自来讲用字的，当以刘勰《文心雕龙》为最详。他更注意到字形的调剂，这是别人所不曾论列到的。《练字》篇中说：“缀字属篇，必须练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所谓“避诡异”，即上文所谓“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三人弗识，则将成字妖”的意思。即是写作之中，用字不要故意求僻。宋陈骙在《文则》中也有这种主张：

古人之文，用古人之言也。古人之言，后世不能尽识，非得训切，殆不可读，如登崤险，一步九叹。既而强学焉，搜摘古语，叙述今事，殆如昔人所谓“大家婢学夫人，举止羞涩，终不似真”也。今取在当时为常语，而后人视为艰苦之文。如《周礼》：“犬赤股而躁，臊；鸟皫色而沙 [5]鸣，狸；豕盲视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蝼。”《诗》曰：“游 [6]环胁驱 [7]，阴靷鋈续。”又曰：“钩膺镂锡，鞟鞃浅幭。”《庄子》曰：“乃始脔卷伧囊而乱天下。”《荀子》曰：“按角鹿埵陇种东笼而退耳。”

所谓“联边”，刘氏解释道：“半字同文者。”如陆机诗“琼珮结瑶璠”，除了结字外，其余四字皆是“王”旁，即犯了刘氏所谓“联边”的病。此外又如曹子建《杂诗》“绮缟何缤纷”，也属此类。

所谓“权重出”者，即是一章之内，少用相同的字。刘氏说：

重出者，同字相犯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因同一字常常发现，使文句有不和谐的毛病，即古人所谓“错综”之法。如《旧约》：“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又如李斯《谏逐客书》中的一节话：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地，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其中的“拔”“并”“收”“取”等字，本是同义字，也是为了避免重复而故意抽换的。但是另有一种复辞，故意在同一句文章中，以一个字来回反复应用，却是例外的不受限制。如《论语》中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孟子》中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知”“老”“幼”都是故意重复的。

所谓“调单复”，刘氏云：“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磊如贯珠矣。”他底意思，以为在作文时要注意于字形的大小细粗，使它匀称，可谓极注意于字形的安排了。

关于字形和字义，在修辞中又有很多的变化，通常在谑笑的谈话中，也用以作谐噱的。如朱揆底《谐噱录》：

有人将虞永兴手写《尚书》典钱，李尚书选曰：“经书那可典？”其人曰：“前已是尧典、舜典。”

“典”字有两种意义，一是“典押”，一是“经典”，这是字义上援用的例。又如《石林诗话》所载孔融底《郡姓名字诗》是依字形来作离合之例：

先将诗中某一字拆开一部分，又将另一字拆开一部分，再用这两部分合成一字，完全就字形的变化来组合而成的。

此外又有兼用字义字形来变化的例，如吴文英的《唐多令》中有“何处 [8]合成愁，离人心上秋”，“心”上加“秋”，便成为一个“愁”字了。《世说新语》中又有更有趣的一个故事：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辤（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这便是合字义字形而变化的例子。例如“绝”字，先从字形分作“色”“丝”两字，再由字义而成为“黄绢”。其他“妙”字、“好”字、“辞”字，均是如此的。

其他修辞上有“双关”格，也有从字义而双关的。因一个字有两种以上的意义，所以也可以称之曰“同形歧义”的双关。同时一个同义的字，一定是同形的。六朝民歌之中，有很多的双关语：

春倾桑叶尽，夏开蚕务毕。昼夜理机缚，知欲早成匹。——《子夜夏歌》（“匹”字又可以解释作“匹偶”，便借来作双关语。）

一夕就郎宿，通夜语不息。黄檗万里路，道苦真无极。——《读曲歌》（“道”字又可以解释作“说”的意思。）

总上所述，字形和字义很有关系，而且有更多的变化，一不审慎，便容易发生错误，也由此可知“字”的重要了。刘勰说：“文象列而结绳 [9]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又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这见解是很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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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 底本作“所”，据文意改。

[2].从 底本作“是”，据文意改。

[3].别 底本脱，据文意补。

[4].《墨子》此句原作：“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据《墨子闲诂》（P.469）注。

[5].沙 底本作“少”，据《文则》（P.8）改。

[6].游 底本作“淤”，据《文则》（P.8）改。

[7].驱 底本作“躯”，据《文则》（P.8）改。

[8].处 底本作“字”，据《梦窗词集校笺》（P.1673）改。

[9].绳 底本作“网”，据《增订文心雕龙校注》（P.480）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