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最后一片草坪
割草是在我十八、九岁左右的事，因此离现在已经有十四或十五年，相当久了。
有时候觉得，十四、五年前并不算多久。那是吉姆莫里森唱“Light My Fire”、保罗麦卡尼唱“Long And Winding Road”的时代——也可能是一前一后，总之是那种时代——可是说有那么久了，对我而言却不大有真实感。我甚至觉得比起那时代来，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不，不对。我一定变了很多。如果不这么想的话，就会有大多事情无法解释。
OK，我变了。而且十四、五年算是相当久以前的事了。
在我家附近——我不久以前刚搬过来——有一所公立中学，每次我去买东西或散步，都会经过那所学校前面。而且一面走，就一面漫不经心地望着中学生做体操、画图画，或互相开玩笑。并不因为喜欢而看，而是没有其他什么可看。虽然看看右边整排的樱花树也不错，不过比起来，还是看中学生好。
总之，就这样每天望着中学生，有一天忽然想道：“她们正好十四、五岁啊。”这对我真是一件不小的发现，也让我着实吃了一惊。十四、五年前，他们还没生下来，就算生下来了，也只不过是一团几乎没什么意识的粉红色肉块而已。而现在，却已经穿起胸围、会自慰、会寄一些无聊明信片到电台点唱、会在体育用品仓库的角落抽香烟、会在人家墙壁上用红色喷漆写“妈的”、会读《战争与和平》——或许——
哎呀，总算过去了。
我真觉得松了一口气。
十四、五年前，算起来不正是我帮人家割草的时期吗？
记忆这东西就像小说一样，或许可以说，小说就像记忆一样。
自从我开始写小说以来，就深切体会到那种真实感。所谓记忆如小说，或者反过来也相同。
无论你如何努力，想整理出清晰的头绪，文脉却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最后连文脉都不见了。就好像把几只软绵绵的小猫堆积起来一样，虽然有一点温暖，却不安定。如果这种东西也能成为商品的话——真是商品喏——常常令我觉得非常羞耻。真的确实脸红过。我一脸红，全世界也脸红起来。
但是如果把人类的存在，当作是基于比较纯粹的动机，所产生的相当愚味的行为来掌握的话，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已经不是多严重的问题了。而且从这里产生了记忆、产生了小说。就像一部谁也阻止不了的永久机器一样。一面发出咔哒的声音，一面在全世界到处走动，并且在地表画出一条没有尽头的长线。
如果顺利就好了，他说。可是没有理由顺利呀，连顺利的先例都没有。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就因为这样，我还是继续集合小猫把他们堆积起来。小猫们都累趴趴的，非常柔软。等小猫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正像营火晚会上堆积起来的薪柴一样时，不知作何感想？咦，好奇怪呀！或许会这么想。如果这样的话——这种程度的话——或许我还多少可以得救。
就是这样。
我割草是十八、九岁左右的事，因此已经相当久以前了。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年的女朋友，不过她因为有一点事情，一直住在很远的地方。我们能见面的时间，一年里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两星期左右。在那期间我们做爱、看电影、吃奢侈的饭，漫无头绪地聊个没完。而且最后一定是痛快地大吵一架，又再做爱。总而言之，把世上一般情人们所做的事拍成浓缩版的电影似的感觉。
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她？到现在我也不太清楚。想得起来，但是搞不清楚。居然也有这种事。我喜欢跟她一起吃饭，看她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喜欢进入她柔软的阴道。做爱完了以后，也喜欢看她把脸靠在我胸部或说话、或睡觉。不过如此而已。以后的事什么也不知道。
除了和她见面的两星期之外，我的人生是单调得可怕。偶尔到大学去听听课，总算也拿到跟大家一样的学分。然后一个人去看电影、漫无目的地逛街、和要好的女孩子们不做爱只聊天约会。因为不喜欢大家聚在一起胡闹的场合。因此周围的人都以为我很安静。一个人的时候都在听摇滚音乐。有时候觉得快乐，有时候又觉得不快乐。不过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
有一个夏天的早晨，七月的开头，收到一封女朋友的来信，写说要跟我分手。“我一直很喜欢你，到现在都还喜欢你，以后也还……”等等。
总之说是要分手。因为有了新的男朋友。我摇摇头抽了六根烟，到外面去喝罐装啤酒，回到房间再抽烟。然后把桌上放着的三支HB长铅笔折断。并不怎么特别生气，只是不知道要做什么才好而已。然后换上衣服出去工作。这以后不久，周围的人大家都说我“比以前明朗多了啊”。人生真是莫名其妙。
那一年，我打工割草。割草公司在小田急线的经堂车站附近，业务相当繁忙。大部分的人盖了房子就在庭院里种草，或养狗。这好像是一种条件反射，也有人一次做两件事的，那也不错。草绿得漂亮，狗长得可爱。可是半年以后，大家都有点开始厌倦了，草不得不除，狗也不能不带去散步，渐渐不顺心起来。
总而言之，我们就是专为这些人割草的。那前一年的夏天，我在大学的生活辅导组找到这份工作。除了我以外也有几个人一起进去，不过大家都很快就辞掉不干了，只有我还留下。工作虽然辛苦，报酬却不坏。而且不大需要跟别人开口说话，很适合我。自从在那里工作以来，我存了一笔小钱，本来是作为夏天和女朋友到什么地方去旅行用的资金，可是现在既然已经跟她分手了，就怎么用都无所谓了。我自从收到分手的信之后的一星期之间，一直为那笔钱的用途想东想西。老实说，除了钱的用途之外实在没有别的可想。那真是莫名其妙的一星期。我的阴茎看来就像是别人的阴茎一样。有一个人——我所不认识的一个人——正悄悄咬着她小小的乳头。那种心情实在怪透了。
钱的用途始终都没想出来。也有人向我推销中古车——富士1000CC要不要买，东西不坏而且价钱也差不多，但不知道为什么不太起劲。也想过要换一个新喇叭，不过对我那间狭小的木造公寓房间实在不提也罢。要是搬家的话倒可以，可是又没有搬家的理由。而且如果一搬家，就没有多余的钱可以买喇叭了。
钱没什么用。只买了夏天的一件Polo运动衫和几张唱片而已，其他就原原本本地剩在那里。另外还买了一个性能良好的Sony电晶体收音机，附有很大的喇叭，FM的声音非常清晰。
那一星期过了以后，我发现一件事实，那就是，如果钱没有用途，那么赚那无用的钱也就毫无意义了。
有一天早晨我向割草公司的董事长说，我想辞职。因为不久就要准备考试，而且接着又想去旅行，总不能说我不想再赚钱了。“哦？那真可惜。”董事长（说起来倒更像是园艺师傅似的老伯）说。然后叹一口气在椅子上坐下，开始抽烟。脸朝着天花板，脖子咋啦咋啦地转着。
“其实你真的做得很好，工读生里面你资格最老，顾客对你的评语也最好。唉！你还这么年轻就做得这么好，真难得啊。”
谢谢！我说。事实上我的风评极好，因为我工作细心。一般工读生都是用大型电动割草机推着割，剩下来的部分就马虎了事。这样时间也省，身体也不累。我的做法却完全相反。机器我只大略用一下，而花很长时间在手工上，当然修出来的草坪就漂亮了。只是“收入”却少，因为是按件计算的，以庭院的大致面积决定价钱。而且因为一直弩着腰工作，所以腰非常痛。这若不是亲自实际做过的人是不会了解的，一直到习惯为止，连上下楼梯合会觉得不方便呢。
我并不是为了博得好评才这样仔细地去做，或许没有人相信，我只不过是单纯地喜欢割草而已。每天早晨磨好割草剪刀，把割草机堆在莱特班车上开往顾客家，割草。有各种庭院，有各种草坪，有各种太太。也有亲切和气的太太，也有爱理不理的太太。甚至还有不戴胸围，只穿一件宽松T恤，趴到正在割草的我前面，连乳房都露出来的年轻太太。
总之我继续割着草。大部分庭院的草都长得很长，简直就像草丛一样。草长得愈长，割起来愈值得。工作结束后，庭院的印象完全改观，这种感觉非常美妙，简直就像厚重的云层忽然消失，阳光普照大地一样。
只有一次——工作完毕以后——跟其中的一个太太睡过觉。三十一或二岁左右的人。她身材娇小，乳房小而坚硬。遮雨窗板全部关上，电灯都熄掉，在黑漆漆的房间里我们交合。她还穿着洋装，只把内衣脱掉，骑到我上面来，胸部以下不让我摸。她的身体竟然凉凉的，只有阴道是暖的。她几乎都没开口，我也默不作声。洋装的裙摆窸窸窣窣地发出声音，时而变快时而变慢。中途电话铃响了一次，铃声拚命响，然后停止。
后来，我也会忽然想到，我跟女朋友会分开，也许是因为那次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得不这样想的理由，只是有点这样觉得而已，是因为电话铃没人接的关系。不过算了，那已经过去了。
“不过真伤脑筋。”董事长说：“你现在如果一离开，预约就没办法赶完，现在是旺季呀。”
因为梅雨，草长得特别长。
“怎么样？再做一星期就好，只要有一星期，人手也会进来，而且勉强可以想点办法，如果肯帮忙，我给你加护特别奖金。”
我说不用了，既然没什么预定；更重要的是工作本身并不讨厌，不过这么一来，我觉得真奇怪！你不需要什么钱的时候，钱却偏偏进来了。
连续三天放晴，一天下雨，接着又三天晴朗。就这样最后的一星期过去了。那是夏天，而且是令人着迷而像模像样的夏天。天上飘着古老记忆似的白云。阳光烧得皮肤火辣辣地痛。我背上的皮已经干干净净地脱掉三次，变得漆黑，连耳朵后面都漆黑。
工作的最后一天早晨，我穿上T恤、短裤、网球鞋，戴太阳眼镜，坐上莱特班，开向我最后一个庭院。因为车上的收音机坏了，所以我从家里带了一个电晶体收音机，一面听着摇滚音乐，一面开车。好像是克里登斯，或格兰德范克之类的。一切都绕着太阳旋转。我零零碎碎地吹着口哨，不吹口哨时就抽烟，FEN电台的播音员以奇怪的腔调连续报导着越南的地名。
我最后一个工作场所是在读卖园区附近。哎呀真是！怎么神奈川县的人非要叫世田谷的人割草服务不可呢？
不遇我没权利抱怨，因为是我自己选择了工作。早上到公司去，黑板上已经写好当天所有的工作场所，每个人各自选择自己喜欢去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近一点的地方，既可以节省来往的时间，又可以多消化几个地方。我却相反地专挑远的工作，每次都是这样，这点大家都觉得奇怪。前面已经说过，因为我在工读生里面资格最老，有权利最先选择我喜欢的工作。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喜欢到远一点的地方。喜欢到远一点的庭院，去割远一点的草。喜欢到远一点的路上，去看远一点的风景。不过像这样说明，大概谁也不会了解吧？
我把车窗全部打开，离市中心愈远风变得愈凉快，绿色变得更鲜明，野草的气息和干土的气味愈来愈强烈，天空和云之间画成清晰的一条界线，真是美妙的天气。是和女孩子两个人做夏日小旅行的绝佳好天气。我想起凉快的海水，和灼热的沙滩，还有冷气舒适的小房间，浆得笔挺的蓝色床单。如此而已，其他什么也没想。沙滩和蓝色床单，交互浮现在脑子里。
在加油站等油箱加满的时候，也在想同样的事。我在加油站旁边的草地上躺下来，茫然望着服务员一下检查汽油一下擦擦窗子。把耳朵贴近地面就可以听见各种声音，连遥远的海浪的声音也能听见，不过那当然不是海浪声，只不过是被地面吸进去的各种声音，互相混杂起来而已。眼前的草叶上，小虫在爬着，长着翅膀的绿色小虫，小虫走到叶子尖端以后，犹豫了一下又转回原路去，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失望的样子。
虫子也会感觉热吗？
不晓得啊。
十分钟左右加油加好了，服务员按了一下车子喇叭通知我。
目的地那家在半山腰上，一片和缓而优雅的山丘，弯弯曲曲的道路两边，种着整排桦树。有一家院子里有两个小男孩，光着身子用水管互相喷水玩，往天空飞溅的水花形成五十公分左右的小小彩虹。有人开着窗在练习钢琴，弹得非常好，几乎让你误以为是唱片在演奏。
我在门口停下莱特班，按了门铃，没回答，周围静得可怕，连个人影也没有。就像西班牙语系的国家常有的午睡时间似的感觉。我再按了一次门铃，然后静静等看。
这是一个感觉不错而小巧精致的房子。乳白色灰泥造的，屋顶正中央突出一根四方形同色的烟囱。窗格子是灰色的，挂着白窗帘，一切都被太阳晒得很厉害，是一座古老的房子，老旧得非常搭配，就像到避暑胜地，时常会看见的那种房子，只有半年有人住，半年变成空屋，那种气氛。建筑物的存在感里散发着生活的气息。
法国式砌砖围墙只有腰部那么高，那上面做成玫瑰花的绿篱，玫瑰花瓣已经落尽，绿叶尽情承受着耀眼的夏日艳阳，连草地都还看不见，不过院子相当大，一棵大樟树在乳白色墙上洒落阴凉的影子。
按了第三次铃以后，玄关的门终于慢慢打开，出现一个中年女人。块头大得可怕的女人。我个子虽然绝对不算小，不过她比我还高出三公分。肩膀也宽，看起来简直像在生什么气似的。年龄恐怕有五十左右了，即使不算美，也还算端庄，不过就算端庄却不是那种令人产生好感的类型。浓眉方颚，说出去的话不大会收回去的那种略带压迫感的典型。
她睡眼惺忪不太耐烦地望看我，粗硬的头发里混杂着少数几根白发，在头上形成波浪。从茶色木棉洋装的肩口，松弛地垂下两根粗壮的手臂是雪白的。“干什么？”她说。
“我来割草。”我说。然后把太阳眼镜摘下来。
“草？”她把头歪到一边，“你是说来割草啊？”
“对，因为我们接到电话。”
“嗯，啊，对了！割草。今天是几号？”
“十四号。”
她打着呵欠。“噢，是十四号啊。”然后又再打一次呵欠。“你有没有带烟？”
我从口袋里掏出短的Hope烟拿给她，帮她用火柴点上火。她一副很舒服的样子朝空中喷了一口烟。
“做看看吧！”她说：“需要多久？”
“你说时间吗？”
她把下颚往前一伸点点头。
“看面积和程度而定，可以看一下吗？”
“当然可以呀，不先看怎么做呢？”
我跟在她后面绕到院子里。庭院是扁平的长方形，大约有六十坪左右。长着紫阳花丛和一棵樟树，其他就是草坪了。窗下放着两个空空的鸟笼，院子整理得相当细心，草皮其实还很短，并没有到必要割的程度，我有点感觉失望。
“看这样子还可以保持两星期，不必现在就割嘛。”
“这个由我来决定，对吗？”
我看了她一下，确实正如她所说的。
“我希望再短一点，钱我会照付，没问题吧？”
我点点头。“四个钟头可以割完。”
“要这么久吗？”
“我想慢慢割。”我说。
“随你高兴好了。”她说。
我从莱特班车上把电动割草机和割草剪刀和耙子和垃圾袋和装冻咖啡的保温瓶和电晶体收音机全拿下来，搬到庭院里。太阳渐渐往上空爬行，气温也渐渐上升。在我搬运这些道具的时候，她把玄关里十双左右的鞋子排整齐，并用碎布擦掉灰尘，鞋子全部是女人的，有小号的和特大号的两种。
“我一面工作，一面开着音乐没关系吧？”我问她看看。
她依然弯着腰抬头看我。“没关系呀。我也喜欢音乐哟。”
我先把掉在院子里的小石头清理掉，然后才开割草机。因为有石头混在里面，会割伤刀刃。割草机前面附有一个塑胶笼子，割下的草会跑进那里面去，等笼子里的草满了，就取下来倒进垃圾袋。庭院有六十坪的话，虽然草短，还是能割下相当数量的草。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我把污湿的T恤脱掉，只剩一条短裤。简直像隆重的Barbecue烤肉野宴一样的感觉。假如一直像这样的话，不管喝多少也不会有一滴小便，因为全部都化成汗了。
割草机开了一个钟头左右之后休息一下，坐在樟树的影子下喝冻咖啡。糖分渗透到身体的每个细胞，头上蝉在不停地叫，把收音机打开，寻找适当的DiscJockey音乐节目，转到TherrDog-Night的“MamaToldMe”的地方停下来，朝天躺下，透过太阳眼镜望着树枝和从空隙泻下的阳光。
她走过来站在我旁边。由下面往上看，她看起来跟那樟树一样，右手拿着一个玻璃杯，玻璃杯里装着冻威士忌，在夏日的光线里闪闪摇晃。
“很热吧？”她说。
“是啊。”我说。
“你中饭怎么办？”她说。
我看看手表，十一点二十分。
“等十二点我会找个地方吃，附近有汉堡包店。”
“不用特地出去了，我帮你做份三文治好了。”
“真的不用。我每次都是出去吃的。”
她把威士忌杯子举起来，一口喝掉大约一半，然后撇撇嘴呼地吐一口气。“没关系呀，反正顺便嘛，我自己的也要做，一起吃吧。”
“那就谢了。”
“不客气。”她说。然后慢慢摇摆着肩膀走回屋子里去。
到十二点以前我用剪子剪。先把机器割过还不平的地方修整齐，并用耙子把草屑扫在一起，再开始割机器割不到的地方，真是一件需要耐心的工作。要马虎做也可以马虎，想仔细做的话多仔细也都能做。但是并不一定细心做就能获得好的评价，有时候人家以为你在磨时间。虽然如此，我前面已经说过，我做得相当仔细，这是个性问题，其次或许是尊严问题吧。
不知道什么地方响起十二点的报时钟后，她把我领到厨房，拿出三文冶来。厨房看起来不怎么大，却很干净清爽。除了巨大的冰箱嗡嗡响之外，一切都非常静，餐具和汤匙全是旧时代的东西。她请我喝啤酒，我说正在工作拒绝了，于是她拿出橙汁来代替，她自己则喝啤酒，桌上还摆有喝了一半的白马牌酒瓶。水槽下躺着各式的空瓶子。三文治蛮好的，是火腿、生菜和小黄瓜做的，辣椒也辣得够味爽口。我说：非常好吃。她说：只会做三文治而已。她一片也没吃，只嚼了两块酸黄瓜，此外就只喝啤酒。她其他什么也没说，我也没话说。
十二点半我又回到草坪上。这是最后一个下午的草坪。
我一面听FEN电台的摇滚音乐，一面仔细把草割齐，并用耙子扫了好几次割下来的草，就像理发师常常做的那样，从各个角度检查有没有剪漏的地方。到一点半时已经完成三分之二。汗水好几次都滴进眼睛里去，每次这样我就用庭院的水管洗一次脸。几次阴茎勃起，又再下去。一面割草一面勃起实在有点愚蠢无聊。
两点二十分工作完毕。我把收音机关掉，脱下鞋子赤脚在草上转着圈子试试看，做得满让自己满意的。既没有没割到的地方，也没有不整齐的现象，光滑得像地毯一样。
“我现在还非常喜欢你。”她在最后一封信上这样说。“我觉得你是一个温和又优秀的人，不过有时候，又觉得光是这样好像还不够似的。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也不清楚。而且我也觉得这样说太绝了，也许什么也解释不清楚吧，十九岁实在是个令人讨厌的年龄，也许过几年，就能够解释得清楚吧，不过几年后，大概已经不需要解释了。”
我用自来水洗洗脸，把道具搬上莱特班，穿上新的T恤，然后打开玄关门，说明工作已经做完了。
“喝点啤酒吧。”她说。
“谢谢。”我说。喝点啤酒应该算不了什么吧。
我们并排站在庭院前望着草坪。我喝啤酒，她用细长的玻璃杯喝不放柠檬的伏特加饮料，酒店常常附送的那种玻璃杯。蝉还在继续叫着。她看起来一点也没醉，只有呼吸稍微不自然。好像从牙缝里嘶——地漏出来似的。
“你做得很好噢。”她说：“到现在为止我找过很多割草的，不过做得像这样仔细，你还是头一个。”
“谢谢。”我说。
“我死去的丈夫对修草很噜嗦，每次都是自己细心地割，跟你割的方法很像。”
我拿出香烟来请她，两个人一起抽烟。她的手比我的手还大，右手上的玻璃杯和左手上的短Hope烟都显得非常小。手指是粗的，戒指也没戴，指甲上明显地有几条直线。
“我先生每逢假日就光割草，其实并不是一个多怪的人。”
我试着稍微想象一下这个女人的先生，不过不怎么想象得出来，就像无法想象樟树的夫妻一样。
她又嘶地吐了一口气。
“自从丈夫死了以后，”女人说：“一直都是叫业者来做，我怕太阳，女儿也讨厌晒黑。不过就算不说晒太阳吧，年轻女孩子也没有理由割草啊。”
我点点头。
“不过我很喜欢你工作的样子，草坪就是要这样子割的。”
我再望了一次草坪。她打个嗝。
“下个月再来噢。”
“下个月不来了。”我说。
“为什么？”她说。
“今天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我说。“差不多该回去当学生了，不然学分会当掉的。”
她看了我的脸一下，然后看看脚，再回来看脸。
“你是学生吗？”
“对。”我说。
“哪间学校？”
我把大学名字说出来。大学的名字并没有给她什么特别的感动，那是一间不像会令人感动的大学。她用食指抓抓耳朵后面。
“你不再做这工作了啊？”
“嗯，今年夏天不做了。”我说。今年夏天不再割草，明年夏天、后年夏天也都不干了。
她像在嗽口似的把伏特加饮料含在嘴里，然后一副很喜欢的样子分两次各喝一半。额头上冒出许多汗，看起来像小虫子贴在上面一样。
“进里面吧，”她说：“外头太热了。”
我看看手表，两点三十五分。不知道算快还是算慢，总之工作是已经全部做完了。从明天开始连一公分都不用割了，心情非常奇怪。
“你赶时间吗？”她问。
我摇摇头。
“那到里面喝点冷饮吧，要不了多少时间，而且有一点东西想请你看一下。”
请我看东西？
不过我没有犹豫的余地，她已经拔脚走开，也不回头看我，我没办法只好跟在她后面走。天气热得我头有点迷糊。
屋子里依然静悄悄的，从夏天午后阳光的洪水里突然进入室内，眼睑深处扎扎地痛，屋子里像用水溶化过似的飘浮着淡淡的阴影，好像从几十年前就开始在这里住定了似的阴影，并不怎么特别暗，只是淡淡的暗。空气是凉的，不是冷气的凉，而是空气在动的凉，风不知道从哪里进来，又不知道从哪里出去。
“在这边。”她说着，往笔直的走廊叭哒叭哒地走过去。走廊装有几扇窗，但光线却被邻家的石墙和长得过高的榉树枝叶遮住了。走廊有各种气味，每一种气味都似曾相识，这是时间生出来的气味。由时间所产生，而有一天也将由时间抹消的气味。旧衣服、旧家具、旧书、旧生活的气味。走廊尽头是楼梯，她往后看看，确定我跟过来之后开始上楼梯，她每上一级，旧木板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上了楼终于有光线射进来。楼梯间的窗子没有装窗帘，夏天的太阳在地板上洒下一滩光池，二楼只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储藏室，另一间是正规的房间。浅浅的灰绿色门上，装有磨沙玻璃窗。绿色的油漆有一些裂痕，锁头只有把手部分颜色变白。
她撇撇嘴，呼地喘了一口气，然后把几乎空了的伏特加饮料玻璃杯放在窗台上，从洋装口袋掏出一串钥匙，发出很大的声音把门锁打开。
“进来吧。”她说。我们进到房间里，里面黑漆漆的，空气好闷，一股热气闷在里面，从密闭的遮雨窗板的缝隙，透进几丝银纸一样扁平的光线，什么也看不见，只看见一闪一闪的灰尘浮在空中而已。她把窗帘拉开，打开玻璃窗，又再咯啦咯啦地拉开遮雨板。眩眼的阳光和凉快的南风刹那间溢满整个房间。
房间是典型十几岁Teenager少女的房间，临窗放着书桌，相反的一边是一张木制小床，床上铺着没一点皱纹的珊瑚蓝色床单，放着同色的枕头，脚下叠着一张毛毯。床旁边是衣橱和化妆台，化妆台上排着几种化妆品、梳子、小剪刀、唇膏和粉盒之类的东西。看起来并不像特别热衷于化妆的那一型。
书桌上有笔记和字典，法语字典和英语字典，好像用得很勤的样子，而且不是胡乱翻，而是细心翻。笔盘上该有的笔类都一应俱全地齐头排着。橡皮擦只有一边是磨圆的。其他就是闹钟、台灯和玻璃纸镇，样样都是朴素的东西。木头墙上挂着五张鸟的原色画和只有数字的月历。手指在桌面试着抹一下，结果沾了一层白灰，大约有一个月左右的灰尘，月历也是六月份的。
整体看来，这房间对这种年龄的女孩子来说，算是清爽的。既没有玩具布娃娃，也没有热门音乐歌星的照片。既没有庸俗华丽的装饰，也没有碎花垃圾筒。定造的书架上摆着各种书。有文学全集、有诗集、有电影杂志、有画展的说明书。英文平装书也排了好几本。我试着想象这房间主人的样子，但想不太出来，只能想到分手的女朋友的脸。
大块头中年女人坐在床上一直盯着我看，她顺着我的视线追踪，可是看起来却像在想毫不相干的什么事，只不过眼睛向着我这边，其实什么也没看。我在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望着她身后的灰泥墙壁，墙上什么也没挂，只是光秃秃的白墙。一直盯着墙璧看时，竟感觉墙壁的上方像要倒到眼前来似的，现在也还觉得马上就要压到她头上了似的，不过当然没那回事，只是光线的深浅造成的错觉而已。
“要不要喝点什么？”她说。我拒绝了。
“不必客气呀，又不是特别准备。”
那么跟这一样的调淡一点好了，我说着指指她的伏特加饮料。
五分钟之后，她拿着两杯伏特加饮料和烟灰缸回来。我喝了一口自己的伏特加饮料，一点也不淡。我一面等冰溶化一面抽烟。她坐在床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显然比我的浓得多的伏特加饮料，偶尔咔啦咔啦地出声咬着冰块。
“我身体壮，”她说，“所以不会醉。”
我含糊地点着头。我父亲也这样。不过没有一个和酒精竞争的人赢过。只不过在自己的鼻子沉到水面以下之前，对很多事情都没注意到而已。父亲在我十六岁时死去。死得非常干脆，干脆得连是不是活过都不大记得的那种死法。
她一直沉默着，每摇一次玻璃杯就听见冰块的声音。从开着的窗口时而吹进一阵凉风，风从南方越过另一座山丘吹来。是一个令人想就这样睡着的那种安静的夏日午后。远处有电话铃响着。
“你打开衣橱看看嘛。”她说。我走到衣橱前面，照她说的把衣橱两扇门打开。衣橱里满满地挂着衣服，一半是洋装，另一半是裙、衬衫、外套之类，全部都是夏天的东西。也有旧的，也有几乎没穿过的。裙子大部分是迷你裙，品味和质地都不错，虽然不是特别吸引人，不过感觉非常好。有了这么多衣服，整个夏天约会都足够换穿了。我看了一会儿服装的行列之后把门关上。
“很棒！”我说。
“抽屉也拉开看看哪。”她说。我有点迷惑不解，不过还是干脆把衣橱上的抽屉一个一个拉开来看。在一个女孩子不在的房间里，这样翻箱倒柜地乱翻——就算得到她母亲的许可——总觉得不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不过拂逆她也嫌麻烦，这种从早上十一点就开始喝酒的人，到底在想什么，我也搞不清楚。最上面的大抽屉里放着牛仔裤、运动衫和T恤。洗过，折得整整齐齐，没一点皱纹。第二格也放皮包、皮带、手帕、手镯，还有几顶布帽子。第三格放有内衣和袜子，一切都那么清洁而整齐。我忽然没来由悲伤起来，觉得心头沉甸甸的。然后我把抽屉关上。
女人就那样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的风景。右手上的伏特加饮料杯子几乎已经空了。
我回到椅子上点起一根新的香烟。窗外是一片和缓的斜坡，那斜坡尽头，又有另一个山丘隆起。绿色的起伏连绵不断地延伸出去，而那上面有许多住宅区像贴上去似的延续着。每一家都有庭院，每个庭院都有草坪。
“你觉得怎么样？”她眼睛还望着窗外说。“我是指‘她’。”
“我又没见过她怎么会知道。”我说。
“只要看衣服，大致就可以了解一个女人了。”她说。
我想起女朋友，并试着去想她穿什么衣服，简直想不起来。我能够想起来有关她的事，都只有模糊的印象。我快想起她的裙子的时候，衬衫就消失了；快要想起帽子的时候，她的脸又变成别的女孩的脸。虽然只不过是半年前的事，却一点也想不起来了。结果，我对她到底知道多少呢？
“不知道。”我重复说一遍。
“只要感觉就好，不管什么都可以，你只要告诉我一点点就行了。”
我为了争取时间，先喝了一口伏特加饮料，冰块几乎已经溶化了，伏特加饮料变成好像糖水似的，伏特加的强烈味道穿过喉头，流到胃里，化做一股朦胧的暖意。窗外吹进来的风把桌上的白色烟灰吹散。
“好像是一个感觉蛮好而规规矩矩的女孩子吧。”我说。“不大会强迫别人，但是个性也不弱。成绩属于中上级，念的是女子大学或专科学校。朋友不是很多，不过感情很好……对不对？”
“继续说啊！”
我把手上的玻璃杯转了几次之后放回桌上。
“其他就不晓得了，起码我连现在说的对不对都没有把握啊。”
“大部分都对呀。”她没有表情地说：“大部分都对。”
“她”的存在似乎一点一滴地潜入房间里来，“她”像一团模糊的白影子似的，没有脸、没有手和脚，什么也没有。在光之海所产生的些微扭曲里，她就在那里。我又喝了一大口伏特加饮料。
“她有男朋友。”我继续说。“一个或两个，不太清楚，感情到什么程度也不清楚。不过这种事没什么重要。问题在……她对很多事情都不太容易适应。不管是自己的身体、自己所追求的东西，或别人所要求的东西……这一类的。”
“很对。”停了一下女人说：“我了解你所说的。”
我搞不清楚。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我搞不清楚这能指谁或谁。我觉得非常累、而且困。如果能就这样睡着的话，或许很多事情能搞清楚吧。可是就算很多事情搞清楚了，却不觉得有什么轻松。
她从此不再开口，我也默不作声。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就这样过去。因为手上一直空了很久，于是又把伏特加饮料喝掉一半。风稍微变强了一些，樟树的圆叶子摇啊摇的。
“对不起耽误你的时间。”过一会儿她说。“因为你把草割得太漂亮了，我很高兴。”
“谢谢。”我说。
“我要给你钱。”女人说着把白皙的大手插进洋装口袋里。“多少钱？”
“我会寄收据来，你只要汇到银行就行了。”我说。
“哦？”女人说。
我们又走下同一道楼梯，回到同一道走廊，走出玄关。走廊和玄关跟刚才走过时一样凉飕飕的，被包围在黑暗里。小时候的夏天，在浅浅的河水里，赤脚往上游走，穿过大铁桥下时，就会有过同样的感觉。黑漆漆的，水温突然下降，而且砂地带一点奇怪的黏滑感。我在玄关穿上网球鞋打开门时，真是松了一口气。阳光洒满我周围，风里带着绿的气息。几只蜜蜂很困似的发出翅膀飞扑的声音，在绿篱上绕着飞来飞去。
“割得非常好噢。”女人望着庭院的草坪又再这样说一次。
我也望望草坪，确实割得漂亮极了。
女人从口袋里掏出许多东西——确实是许多东西，然后从里面找出一张皱巴巴的一万元钞票来。并不是多旧的钞票，却真是皱巴巴的。十四、五年前的一万元说起来是蛮不小的。我犹豫了一下，觉得好像不要拒绝比较好，便决定收下。
“谢谢。”我说。
她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完似的，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就那样望着右手上拿着的玻璃杯。玻璃杯是空的，然后又看看我。
“如果再开始做割草的工作，请打电话来，任何时候都可以。”
“好。”我说。“我会的。还有，谢谢你的三文治和酒。”
她从喉咙深处发出也不知道是“嗯”还是“噢”的声音，然后一转身背朝这边，走向玄关。我发动车子引擎，打开收音机开关。已经过了三点钟了。
途中为了提神，我开进Drive-in去，点了可口可乐和意大利粉。意大利粉难吃死了，只吃了一半就吃不下。不过反正肚子本来就不怎么饿。脸色很难看的女侍应生把餐具收下去后，我就坐在塑胶椅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店里是空的，冷气又凉快，因为睡得很短，所以没做梦。不过睡觉本身却像是一场梦一样。虽然如此，醒来时太阳已经微弱了几分。我又喝了一杯可乐，并用刚才领到的一万元钞票付了账。
在停车场上了车，把钥匙放在车前板上抽一根烟。各种细微的疲倦，一起涌上来。我终于发现，自己是非常疲倦了。我放弃开车，沉进椅子里，又抽了一根烟。觉得一切好像都是在遥远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正如从望远镜的相反一端往里看一样，鲜明得十分不自然。
“也许你想从我身上追求许多东西。”女朋友写道：“可是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自己有什么被追求。”
我所追求的只是整齐地把草割好吧！我想。先用机器割，用耙子耙，再用剪子修整齐——如此而已。这个我会做，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做。
“难道不对吗？”我试着说出声来。
没有回答。
十分钟后Drive-in的经理走到车子旁边来，弯着腰问道你没事吧？
“有一点头晕目眩。”我说。
“因为太热了，要不要我给你拿一杯水来？”
“谢谢，不过真的没事。”
我把车子开出停车场，朝东边走。道路两旁有各种人家，有各种庭院，有各种人的各种生活。我一面握着莱特班的方向盘，一面一直望着这些风景。背后的割草机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摇晃着。
从此以后，我一次也没再割过草。如果有一天我能住进有草坪的房子，或许我又会再开始割。不过我想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到那时候我一定还会非常仔细地去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