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柳，与睡觉的女人
我一闭上眼睛，就闻到风的味道。拥有像果实般圆熟丰满的五月的风。有粗糙的果皮，有黏稠的果肉，有种子的颗粒。果肉在空中破裂之后，种子变成柔软的散弹，打在我赤裸的手腕上。只留下些微的疼痛。
“嘿，现在几点？”堂弟问我。由于身高相差达二十公分之多，因此堂弟经常都要抬起头来跟我说话。
我看看手表。“十点二十分。”
“手表准吗？”堂弟问。
“我想准吧。”
堂弟把我的手腕拉过去看手表。他手指纤细光滑，但力气比看起来大。“嘿，这个贵吗？”
“不贵，是便宜货。”我一面再望一眼手表一面说。
没有反应。
我看堂弟那边时，他以困惑的表情抬头看我。嘴唇间露出的白色牙齿，看来就像退化的骨头一般。
“便宜货噢。”我一面看着堂弟的脸，一面重复正确地把每个字说清楚。
“虽然是便宜货，但还相当准。”
堂弟默默地点头。
堂弟右耳不好。刚刚进小学，耳朵就被棒球击中，从此以后听力就出现障碍。话虽这么说，日常生活中大多的情况都还不至于有什么妨碍。所以他就上普通的学校过着普通的生活。在教室为了可以将左耳朝向老师，因此经常都坐在最前面右侧的座位。成绩也算不错。不过他对外部的声音，有时候可以听得比较清楚，有时候则不行。就像涨潮和退潮一样，交替出现。而且偶尔约半年一次，两边的耳朵都会变成几乎听不见。就像右侧耳朵的沉默变深，使得连左侧的声音也压灭了似的。这样一来当然就变得不能过一般生活了，学校也不得不只好暂时休息。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医生也无法说明。因为没有其他这样的例子。当然也没办法治疗。
“手表不一定贵的就准噢。”堂弟就像在说给自己听似的说：“我以前拥有的手表相当贵，却经常不准。我上中学时父母买给我的，一年就遗失了，从此以后我就没戴手表，因为父母不再买给我了。”
“没有手表很不方便吧？”我说。
“什么？”堂弟反问我。
“不会不方便吗，没有手表？”我看着他的脸重说一遍。
“还不至于。”堂弟一面摇头一面说。“因为又不是一个人在山中生活，想知道时间可以问人哪。”
“说得也是。”我说
于是我们又再暂时沉默下来。
我非常明白，我应该对他亲切一点，对他说更多话才是的。在到达医院之前，我必须帮堂弟尽可能解除他所感觉到的紧张。不过自从上次见他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五年之间堂弟己从九岁变成十四岁，我从二十岁变成二十五岁。这时间的空白，在我们之间，形成一道难以穿透的半透明隔屏似的东西。即使想对他说什么必要的话，但脑子里却想不起什么适当的话。而每当我的话顿住，或把话吞回去时，堂弟总是以有点困惑的表情抬头看我。左耳还稍微倾向这边。
“现在几分？”堂弟问。
“十点二十九分。”我答。
和我上高中时比起来，巴士的形状变新了。驾驶座的玻璃窗变大，看来像两翼被摘除的大型轰炸机一样。而且比预料中的拥挤多了。虽然没有人站在走道上，但也没空得可以让我俩并排坐在一起，因此我们没坐下，而决定站在最后面的门前面。路途并不太远。但我不明白在这个时间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搭巴士。车子是由私铁车站开出绕过都心周围的住宅区，再开回同一站来的循环路线，沿线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名胜或设施。倒有几所学校，通学时间相当拥挤，但白天其他时间应该总是很空的。
我和堂弟各用一只手抓着吊环和支柱。巴士闪闪发亮，好像才刚刚制成从工厂交货似的。金属部分丝毫没有雾斑，表面甚至亮得可以照出脸来。座位的绒毛挺拔，连每一颗小螺丝都散发着新出厂机器特有的炫耀乐天气息。
巴士变新，和乘客数目比预料中多，使我有点混乱。或者这路线的环境在我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改变了也不一定。我仔细地环视巴士中，然后又望望窗外的风景。但那只不过是和从前一样安静的郊外住宅区风景。
“这路巴士没错吧？”堂弟有点不安地问。大概因为我上了巴士以后一直露出困惑的表情，所以他也担心起来了吧。
“没问题。”我好像一半说给自己听似的说：“不可能错，这里只有这个路线。”
“你以前搭这路巴士上学吗？”堂弟问。
“是啊。”
“你喜欢学校吗？”
“我不太喜欢学校。”我老实说。“不过到学校可以见到朋友，而且乘车也不很辛苦。”
堂弟想了一下我说的话。
“你跟那些朋友现在还见面吗？”
“不，已经好久没见了。”我选着字眼说。
“为什么？为什么不再见了呢？”
“因为离得很远。”虽然不是真的，但也没别的办法可以说明。
我旁边有个老人团体聚在一起坐着。总共有十五人左右吧，巴士拥挤其实是因为这些老人的关系。这些老人都晒得很黑，连脖子后面都黑得很均匀。
而且没有一个例外全都瘦瘦的。男的多半穿着登山的厚衬衫，女的多半穿没什么装饰的简朴衬衫。全体准备去做轻装登山，膝上放着像小登山背袋般的东西。外表看来都长得像得不可思议，简直像抽出一个依项目别排列的什么样品抽屉，就那样带来这里似的。不过说来也奇怪。这路线没有可以登山的路啊。他们到底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一面抓着吊环一面想一下，但想不到适当的原因。
“这次的治疗会痛吗？”堂弟问我。
“不知道。”我说。“详细情形我都没听说。”
“你以前看过耳朵的医生吗？”
我摇摇头，试想起来，我这辈子一次都没看过耳朵的医生。
“你以前的治疗很痛吗？”我试着问看看。
“不太痛。”堂弟稍微面有难色。“当然并不是完全不痛，有时候有点痛，不过也不是非常痛。”
“那么这次大概也差不多吧。因为从你妈的话听来，这次好像并没有要做什么跟以前不一样的治疗。”
“可是如果跟以前没有不同的话，岂不是一样治不好吗？”
“那可不一定噢。也许有什么可能吧。”
“就像一下子把栓子拔掉一样？”堂弟说。我瞄了他的脸一下。但看来他并不像是在故意讽刺的样子。
我说：“换一个医生心情会改变，手法稍微不同，也许就会带来很大的意义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你不要轻易就放弃哟。”
“我并没有放弃呀。”堂弟说。
“只是很烦了？”
“嗯。”堂弟说着叹一口气。“最难过的是害怕。与其实际的疼痛，不如想象可能即将会来的疼痛更讨厌，而且可怕。这你了解吗？”
“我想我了解。”我回答。
那年春天，发生了很多事。因为某种原因，我辞掉上了两年班的东京一家小广告公司的工作。在那前后，还和从大学时代就交往的女孩子分手。接着一个月后，祖母因肠癌去世。为了奔丧，我只带着一个小旅行袋回到阔别了五年的家乡。家里我用过的房间还原样留着。书架上排列着我读过的书、有我睡过的床、用过的书桌、还有我听过的旧唱片。房间里所有的一切都干涸了，昔日原有的色与香已经丧失。唯有时间。还很可观地确实保留了下来。
本来预定在祖母葬礼之后，休息两三天，就要立刻回东京的。因为找新工作并不是没有门路，我想去碰碰看。也想搬个家以转换心情。但随着时间的经过，却渐渐变得嫌麻烦了。不，说得正确一点是，就算想也提不起劲了。我一个人窝在房间里听旧唱片、重读以前读过的书，偶尔拔拔院子里的草。跟谁都没见面，除了家人之外跟谁都没说话。
就这样有一天伯母来了，说我堂弟这次换了一家新医院，不知道我愿不愿意陪他去。本来她自己应该去的，但因为当天有重要事情无法去，伯母说。因为医院就在我上的高中附近，地方我知道，而且我有空，没有理由拒绝。伯母给我装在信封里的钱，说两个人用那去吃个饭吧。
堂弟换新医院，是因为常去的医院的治疗几乎看不出效果来。不但无效，他重听的周期反而比以前变得更短就复发。伯母为这向医生诉苦时，对方却说病因不是外科方面，而可能出于府上的家庭环境，因此吵起架来。老实说谁都没有预期堂弟换一家医院，听觉障碍就会立刻好转。当然嘴上没说，但其实周围的人对他的耳朵似乎已经一半放弃了。
我和堂弟家虽然住得近，但因为年龄相差十岁以上，因此交往并不算亲，在亲戚聚会的时候，偶尔会带他去什么地方，或跟他玩一下的程度。虽然如此，但在不知不觉之间，人家已经把我和堂弟看成“一对”了。换句话说，想成他特别黏我，而我特别疼他。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明白为什么。但现在，我看着他像这样把小脖子歪着，左耳一直朝我这边的样子时，我的心竟奇怪地被打动了。就像很早以前听过的雨声一般，他那有点笨拙的一举一动熟悉到我心里去。为什么亲戚们会把我跟他连在一起？我好像稍微有点明白过来了。
巴士在过了第七或第八个中途站一带时，堂弟又露出不安的眼神抬头看我。
“还没到吗？”
“还没到。因为是大医院不会看漏的。”
从窗外吹进来的风，安静地摇动着老人们所戴着的帽沿，和围在脖子上的围巾，我不经意地看着。他们到底是谁？还有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你会在我爸的公司上班吗？”堂弟问我。
我吃惊地看看堂弟的脸。堂弟的爸爸也就是我伯父，在神户经营一家相当大的印刷厂。但我既没考虑过这可能性，也没有人向我提过。
“我没听过这件事。”我说。“不过，你为什么这样问？”
堂弟脸红了。“我只是想会是这样而已。”他说。“不过这样不是很好吗？你可以一直留在这里呀，大家都会很高兴噢。”
录音带播出中途站的站名，但没有一个人按下车铃。中途站也没有人在等巴士。
“但我有事必须回东京。”我说。堂弟点点头。
我必须做的事一件也没有，到处都没有。但只有这里，我不能留。
随着巴士往山坡上开，房子逐渐变稀疏，苍郁的树枝开始在路面投下深浓的影子。围墙低矮，刷了油漆的外国人住宅也开始映入眼睑。风稍微变凉一些。巴士每转一次弯，海便在眼底忽隐忽现。在巴士到达医院以前，我和堂弟都以眼睛追逐着这样的风景。
诊疗很花时间，而且我一个人没问题，所以你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等，堂弟说。于是我和主诊医生打过招呼后，就走出诊疗室到餐厅去。那天早晨，我几乎没吃早餐，肚子有点饿，但菜单上的食物全都引不起我的食欲。结果我只点了咖啡。
因为是平日的上午也有关系，餐厅里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个家庭。看来大约四十五岁前后的父亲穿着深蓝色条纹睡衣，塑胶拖鞋。母亲和两个小双胞胎女儿是来探病的。双胞胎穿着一样的白色洋装，两个人都以一脸认真的表情，弯身埋头到桌上喝着橘子汁。父亲的伤或病似乎不太严重，父母亲和孩子脸上都各自露出些微无聊的表情。
窗外庭园的草坪宽阔地延伸。几个洒水器一面四处发出声音一面旋转着，在绿色草地上飞散喷洒着白色光灿的水珠。两只高声啼叫的长尾鸟，笔直地横切过那上面，终于从视野中消失。庭园草坪的前方有几座网球场，但网子除掉了，也看不见人影。球场尽头有成排的榉树，从枝叶间可以看见海。微小的海浪随处耀眼地反射着初夏的太阳。吹拂而过的风，摇晃着榉树的新生叶片，轻轻撩乱洒水器的规则水珠。
我感觉好像很久以前在什么地方看过同样的光景似的。有宽大草坪的庭园，双胞胎女孩正在喝着橘子汁，长尾鸟飞走了，没张网子的网球场尽头看得见海……但那是错觉。虽然真实感活生生的，很强烈，但我很明白那是错觉。我是第一次到这家医院来的。
我把双脚搭在对面的椅子上，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在黑暗中看得见一块白色的东西。像用显微镜所看见的微生物一样，那东西无声地伸张收缩着。改变形状，一会儿扩张，分离四散，一会儿又凝聚成一整块。
我是八年前到那家医院去的。靠近海边的一家小医院。从餐厅的窗户只能看见夹竹桃。那是一家旧医院，经常都有一股像在下雨的味道。因为我朋友的女朋友在那里做胸部开刀手术，所以我陪他一起去探病。那是高二暑假的事。
虽说是手术也不算太严重，是把天生有点向内侧错位的一根胸骨恢复到正常位置。并不是紧急的处置，不过反正迟早要医治不如趁现在做。手术本身很快就做好了，但手术后的静养很重要，因此她住了十天左右医院。我们一起共乘一辆山叶125cc的电单车去医院。去的时候他开车，回来的时候我开。他拜托我陪他一起去。“我不想一个人去医院。”他说。
我朋友到车站前的西点店买了一盒朱古力糖。我一只手抓着他的皮带，一只手紧紧抓着那一盒朱古力糖。很热的天，我们的衬衫都被汗沾得湿答答的，一会儿又被风吹干了，这样重复几次。他一面开车一面以很糟糕的声音唱着莫名其妙的歌。我现在还记得他汗的气味。那个朋友不久后就死了。
她穿着蓝色的睡衣，披着长及膝盖的薄长袍似的衣服。我们三个人坐在餐厅桌前，抽短Hope烟，喝可乐，吃冰淇淋。她肚子非常饿，吃了两个洒满砂糖的甜甜圈，喝了放很多奶粉的朱古力。这样还嫌不满足的样子。
“等你出院的时候会变成猪噢！”朋友看呆了说。
“没关系，因为是康复期呀。”她一面以纸餐巾擦着指尖沾上的甜甜圈的油一面说。
他们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我望着窗外的夹竹桃。夹竹桃很大棵，整片看来像个小树林一样。还听得见海浪的声音。窗户扶手因为海风而锈得斑斑剥剥。天花板挂着像古董般的电风扇，旋转着房间里闷热的空气。餐厅里有医院的味道，吃的东西里，喝的东西里，都像约好了似的有医院的味道。她的睡衣有两个胸部口袋。一边口袋里放着金色的小原子笔，每次向前弯身时，从V字形领口，就可以看见她没晒到太阳的平坦白皙的胸部。
我的思绪在这里急速停止。我想接下来怎么样了呢？喝着可乐，看着夹竹桃，看见她的胸部，然后到底怎么样了？我在塑胶椅上变换身体的位置，托着腮，试着往记忆深层挖掘。像用细刀子尖端撬开酒瓶的软木栓一样。
……我把眼光避开，试着想象医生们切开她胸部的肉，把里在橡皮手套中的手指伸进里面，把骨头位置调过的样子。但那好像非常没有现实感，觉得好像是某种寓言似的。
对了，接着我们谈到了性。是我朋友在谈。谈了什么呢？大概是关于我做了什么？例如我向女孩子提出要求却不顺利之类的，好像确实是这类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因为他夸张得很有趣很好笑，因此她大笑了。连我也笑出来。他很会说话。
“不要让我笑嘛。”她好像很痛苦地说。“一笑胸部还会痛啊。”
“哪里痛？”朋友问。
她在心脏正上方，左边乳房的稍内侧用手指从睡衣上压着。朋友对那又说了什么笑话，她又笑了。
我看手表。十一点四十五分，堂弟还没回来。由于已接近午餐时间，餐厅开始拥挤起来。各种东西碰撞声和人的会话声相混合，像烟一般包住了屋里。
我再一次回到记忆的领域去。想她胸前口袋里的金色小原子笔。
……对了，她用那金色小原子笔，在纸餐巾背后画了什么。
她正在画着画。但用来画画的纸餐巾太软，原子笔尖会卡到。虽然如此她还是画了山丘。山丘上有小房子。那房子里有一个女人正在睡觉。房子周围长了茂密的盲柳。盲柳使女人入睡。
“盲柳到底是什么嘛？”朋友问。
“有那样的植物啊。”
“没听过嘛。”
“是我想出来的。”她微笑。“盲柳有很强烈的花粉，身上沾着那花粉的小苍蝇从耳朵钻进去，使女人睡觉。”
拿起另一张纸餐巾，她画了盲柳。盲柳是像杜鹃那么大的树。会开花，那花被厚厚的绿叶紧紧地包住。叶子形状就像很多蜥蜴的尾巴聚集在一起似的。盲柳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柳树的样子。
“有没有香烟？”朋友问我。我把被汗濡湿的短Hope烟盒和火柴越过餐桌放在他那边。
“盲柳外表虽然小，但根很深呢。”她说明。“实际上，超过某个年龄之后，盲柳就不再往上长，却一直往下又往下伸长。简直就像以黑暗为营养似的。”
“然后苍蝇把那花粉运来，从耳朵钻进去，使女人睡觉噢？”朋友一面用湿掉的火柴辛苦地点烟一面说。“那么……那苍蝇做什么呢？”
“当然，在女人身体里吃她的肉啊！”她说。
“呷哺呷哺。”朋友说。
对了，那年夏天，她写了有关盲柳的长诗，她把那大概向我们说明。那对她来说是唯一的暑假作业。从某一夜做的梦想到故事，花了一星期在床上写下的长诗。我朋友说想读，但她说细部还没整理好而拒绝了，不过代替的是把那画成画，并把诗的概要说明给我们听。
为了救那因盲柳花粉而睡着的女人，有一个年轻男人爬上那山丘。
“那就是我吧？一定是。”朋友插嘴说。
她摇摇头。“不，那不是你。”
“你确实知道吗？”朋友说。
“我知道。”她以一本正经的脸色说。“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就是这样。你受伤了吗？”
“当然。”朋友半开玩笑地把脸皱起来说。
年轻人把塞住去路的茂密盲柳拨开，慢慢地走上山丘去。老实说，自从盲柳蔓延丛生之后，他是第一个爬上这山丘来的人。他把帽子深深戴到快盖住眼睛，年轻人一面用一只手挥赶着成群的苍蝇一面迈步前进。为了去见女孩子。为了把她从深长的睡眠中唤醒。
“但结果，等他爬上山顶时，女孩子的身体里面已经被苍蝇吃光了吗？”朋友说。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她回答。
“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苍蝇吃光了，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很悲哀的故事喽？肯定是。”朋友说。
“嗯，是啊。”她想了一下说。“你觉得怎么样？”她问我。
“听起来好像是很悲哀的故事。”我说。
堂弟回来时是十二点二十分。脸上露出有些不定的表情，手上提着装了药的袋子。从他出现在餐厅入口，到发现我，走到餐桌为止花了一些时间。他以身体好像不太平衡似的步法笨拙地走来。在我对面坐下之后，就像忙得暂时忘记呼吸似的，深深吸一口气。
“怎么样？”我试着问他。
“嗯。”堂弟说。我停了一会儿等他开始说，但他一直都不开始。
“肚子饿了吗？”我问。
堂弟默默点头。
“要在这里吃吗？或搭巴士到街上去吃？怎么样好？”
堂弟疑心很深似地环视屋里一圈，说在这里就好了。我去买餐券，点了两客午餐。在餐送来之前，堂弟沉默地望着窗外的风景——海啦、成排的榉树啦、洒水器之类的，和我刚才望过的同样的风景。
邻桌有一对服装整齐的中年夫妇，一面吃着三文治，一面谈着因肺癌住院的朋友的事。虽然五年前戒了烟，但似乎戒得太迟，早上一起床就吐了大堆的血，之类的。妻子问，丈夫答。癌症这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由那个人生活方式的倾向所浓缩而成的，丈夫说明。
午餐是汉堡牛排和炸白鱼。附沙律和卷面包。我们面对面默默地吃着。在那之间，邻桌的夫妇继续热心地谈着所谓癌症这东西的种种。为什么最近癌症会增加？为什么没有特效药之类的。
“到处都差不多一样噢。”堂弟一面望着自己的双手，一面以总觉得有点平板的声音对我说。“每个医生都问我一样的事情，做一样的检查。”
我们在医院门前，坐在长椅上等巴士。风偶尔摇动着头上的绿叶。
“耳朵有时候会完全听不见吗？”我试着问堂弟。
“是啊。”堂弟回答。“会变得什么都听不见。”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堂弟歪着头思考。“一留神时，就已经完全听不见了噢，可是在发现之前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当发现的时候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好像塞着耳栓在深海底下一样。这会继续一段时间。在那之间耳朵确实听不见，不过不只是耳朵而已。耳朵听不见只是那很小的一部分而已。”
“那是很讨厌的感觉吗？”
堂弟短速而用力地摇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并不是讨厌的感觉，只是听不见声音有很多不方便而已。”
我试着想一想。但那印象并不能适当传来。
“你看过约翰福特的《要塞风云》（FortApachc）吗？”堂弟问。
“很久以前看过。”我说。
“上次我在电视上看了。那部电影非常好看噢。”
“嗯。”我同意地说。
“刚开始的时候，新任将军来到西部的要塞。一位老经验的上尉出来迎接那位将军，他就是约翰韦恩。将军对西部的情况还不太了解。要塞周围正发生印弟安人的叛乱事件。”
堂弟从口袋里拿出折叠着的白色手帕，用那擦擦嘴角。
“到达要塞的时候，将军对约翰韦恩说：‘我到这里来的途中看见了几个印弟安人噢。’于是约翰韦恩若无其事地这样回答：‘没问题，阁下看见印弟安人，就表示印弟安人不在那里。’正确的台词我忘了，不过我想意思大概是这样。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想不起来《要塞风云》中有这样的台词。以约翰福特的电影台词来说，我觉得似乎稍微难懂了一点。不过那部片子我是很久以前看的。
“意思是不是说人的眼睛也看得见的事，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不过我不太明白。”
堂弟把眉头皱起来。“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不过每次有人同情我的耳朵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想起那句话。说是‘看见印弟安人，就表示印弟安人不在那里。’呀。”
我笑了。
“很好笑吗？”堂弟问。
“很好笑。”我说。堂弟也笑了。他好久没笑了。
过一会儿之后，堂弟像告白似地说：“嘿，你帮我看看我的耳朵好吗？”
“看耳朵？”我有些吃惊地说。
“只要从外面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可以呀，不过为什么？”
“总觉得有一点想啊。”堂弟脸红地说。“长得怎么样？有点想请人家帮我看看。”
“可以呀。”我说。“我帮你看看吧。”
堂弟朝后面坐，把右耳向着我。仔细看起来，他耳朵形状还满好的。虽然整体算是小的，耳朵的肉像刚烤好的贝形面包（Madelcine）一样，丰满地隆起。我是第一次这样注意地看一个人的耳朵。仔细观察时，比起人类其他的器官来，耳朵这东西在形态上有某种不可解的地方。很多地方曲曲折折得不合道理的程度，凹进去又凸出来的。或许在进化过程中为了追求集音和防护的机能之间，自然变成采取那样不可思议的外观也未可知。在那样压扁的外壁围绕之下，耳洞像一个秘密的洞窟入口般黑暗地张开着。
我试着想象在他的耳朵里筑巢蚕食的微小苍蝇群的情形。它们的六只脚上黏糊糊地沾满了花粉，潜入他温暖黑暗的体内，啃噬着那浅桃红色柔软的肉，吸吮着汁液，在脑子里产下许多的小卵。但它们的身影却让人看不见。羽音也让人听不见。
“好了。”我说。
堂弟转身朝向前面，重新在长椅上坐好。“怎么样，有什么不一样吗？”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
“就算是一点气氛上或哪一类的也没关系。”
“非常平常的耳朵啊。”
堂弟看起来好像很失望的样子。也许我说错话了。
“治疗痛吗？”我试着问。
“也没有，跟以前一样啊。在同样的地方打转，所以现在我觉得那边好像要磨平了似的，有时候不觉得是自己的耳朵。”
“28号”，过一会儿堂弟向着我说：“28号巴士就可以吗？”
我一直在想事情。被他这么一说我抬起头时，看见巴士正减慢速度转过上坡的弯路来。不是刚才那新型的巴士，而是记得曾经看过的从前的巴士。正面挂着28号的巴士。我正要从长椅上站起来。但却站不起来。就像正身处强大激流中一样，手脚没办法依自己的意思自在地行动。
我那时候，正在想那个夏天午后带去探病的朱古力糖盒的事。她看起来很高兴地打开盒盖时，那一打小朱古力糖却已经不见踪影地融化掉了，黏糊糊地沾在分隔的纸板与盒盖上。我和朋友在来医院的途中，把电单车停在海边。然后两个人躺在沙滩谈了很多话。在那之间，我们把朱古力盒子，一直放在八月强烈的阳光下曝晒。于是那西点在我们的疏忽和傲慢之下损坏了、变形了、消失了。我们对那个应该是不能没有什么感觉的。不管是谁都好，应该有谁必须说一点有意义的话才对的。但那个下午，我们什么也没有感觉，只说一些无聊的笑话就那样分手了。任由盲柳蔓延丛生就那样离开那个山丘了。
堂弟使劲抓住我的右腕。
“你没问题吧？”堂弟问。
我的意识回到现实，从长椅上站起来。这次可以顺利站起来了。皮肤可以再度感觉到吹拂而过的五月令人怀念的风。从那之后的短短几秒之间，我站在一个阴暗奇怪的地方。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存在，而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却存在的地方。不过现实的28号巴士终于停在眼前，那现实的门打开了。于是我上了车，朝向某个别的地方前进。
我把手放在堂弟肩上。“没问题。”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