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示末日的政治学
“新天堂与新尘间：旧天堂与旧尘间已经逝去”，从启示录中我们得悉，要摒弃天堂、守卫新尘间，你就会明白所有乌托邦制度的秘密与诀窍。
——埃米尔·米歇尔·齐奥兰（Emile Michel Cioran）[1]
现代革命运动的宗教根源最初是在诺曼·科恩（Norman Cohn）有创意的研究著作《追寻千禧年》（The Pursuit of Millennium）[2]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揭示。人们也已经注意到，对于追随者来说，共产主义也具有许多宗教的功能，这一事实反映在冷战开始后不久，由现在已经幻想破灭的、前共产主义者所编写的一部有名的论文集《失败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3]一书的标题上。而科恩所揭示的与现实更为相近：在20世纪的革命高潮时期，共产主义复制了中世纪晚期千禧年运动的许多特征，震撼了整个欧洲。苏联共产主义是一种现代的千禧年革命。同样，许多纳粹主义者也是在某些方面受到了这些特征的负面影响。
在这里，有必要界定几个关键词汇。我们有时所说的千禧年包含一千个时间段。基督教千禧至福说的信徒们相信，耶稣将回到尘间，统治新王国一千年。他们坚持一种历史的末日预示的观点。常言中的“apocalyptic”一词代表预示灾祸的意思，但在希腊词汇中引申出的双关语意是“揭示”，即上天注定的秘密将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被揭示，而对于上帝的选民来说，这不是一种灾难而是拯救。末世论（Eschatology）是关于世界末日的学说（在希腊语中eschatos意为最后、最远）。笔者已经指出，早期的基督教是一种末日崇拜：耶稣和他最初的门徒相信世界注定要濒临灭亡，因此新的完美世界将会产生。末世论并非总是积极正面的，在一些异教传说中，世界末日意味着众神的死去和灭顶之灾。纳粹党人罔顾这一事实，信奉的是一种基督教魔鬼学说，消极负面的末世论成为他们信仰的一部分。不过，还有一种积极的末日信仰激励着中世纪世俗的千禧年运动，期待着在这一末日来临之际，人世间所有的罪恶都将永远消失。千禧至福说（Millenarianism）与千禧年主义（millennialism）有时是有区别的，前者相信耶稣的自由回归，后者期待某种神圣王国的降临。但是，使用这些词汇时没有固定的模式，除非在特别情况下加以提示，笔者一般会替换着使用它们。
作为已经深深影响西方社会的思想，千禧年主义具有基督教的传承性。而大多数的宗教缺乏任何历史概念，没有像故事那样既有开头又有结果。印度教和佛教把人生看做是一种有规律性的轮回，超度意味着从这种无止境的轮回中得到解脱。在前基督教时代的欧洲，柏拉图和他的信徒也以类似的方式看待人生。古犹太教不存在这种世界行将灭亡的类似观点。基督教反对人类历史就是目的论（teleological）作用过程的表现这一观点。在希腊语中“telos”意味着终结，在英语中则既意味着过程的终结，又意味着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以目的论的方式看待历史，基督教教徒相信终结具有这种含义：历史具有预先决定的目的，当其目标实现之后，也就趋向终结了。世俗思想家如马克思（Marx）和福山（Fukuyama）继承了这种目的论，用来支撑他们关于“历史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的观点。他们把历史看做一种运动，并非不可避免，但具有普遍的目标和方向，进步理论也同样构筑在目的论的观点之上。在所有这些观念的背后，对历史的解读不是依据事件发生的原因，而是它的目的，那就是人类的拯救。这种观念同基督教一起渗透到了西方思想中，并影响至今。
千禧年运动并非只局限在西方基督教世界。1853年，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相信自己就是耶稣的兄弟，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政权并维持了11年的统治，这一政权直到一场造成两千万人死亡的战争后才灭亡。[4]太平天国起义是发生在中国的、受千禧年运动思想所激发的起义之一，或许是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把这些思想传到中国，也可能类似的思想在那时已经开始萌芽。相信一段时间的毁灭之后，紧随而来的是由神圣救世主引领的和平时代这样的思想，在中国三世纪以来就存在了。[5]
不管这些思想在起源上是否只来自西方，此类思想对西方生活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中世纪千禧至福说可追溯到基督教诞生之时。现代政治宗教如雅各宾派思想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打着科学的旗号复制了千禧年思想。如果能对西方文明做一个简单而又规范的定义的话，那么肯定是围绕千禧年思想的中心作用而展开的。
千禧年信仰是一回事，千禧年运动则是另外是一回事，千禧年政权制度则又不同了。千禧年运动只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产生条件有时是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沙皇俄国（Tsarist Russia）和德国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German）；有时是单纯的使心灵受到创伤的事件，如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上述运动总是与灾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千禧年信仰意味着认知与现实的正常联系遭到了破坏，这是一种认知失调的症状表现。[6]在俄国和德国，战争和经济崩溃导致了组织完备的千禧年政权的产生，而针对美国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袭击也导致了千禧年运动的迸发，这其中包括发动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和对宪法的改动。何时以及怎样使得千禧年信仰成为政治中的决定力量取决于历史中的突发性事件。
预示末日的信仰可以追溯到基督教诞生的前后。贯穿基督教历史的这些信仰的再现不是从外部渗透的，它是从开始就作为一种征兆呈现的。耶稣的教诲也是建立在信奉人类将最终面对末日来临的信仰上。末世论是它所号召进行的运动的核心思想，就此而言，耶稣的思想属于犹太教预示末日的传统，而在犹太教教义中与此信仰相伴随的关于世界的二元论观点却找不到。耶稣教诲中末世论的重要作用，反映出它是受到了其他传统的影响。
除了一些合乎情理的质疑之外，当代历史研究普遍认为耶稣是属于相信神赋能力的犹太教的一个非正统分支。[7]耶稣的追随者所使用的基督教“Christian”一词来自希腊语“christus”，或者说“the anointed one”一词，在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中同样都为“救世主”的意思。“messiah”一词在犹太教圣经中已经极为罕见，当它使用时总是作为一种对国王或高级教士的称谓。从保罗时代以来，随着基督教发展成为一种普遍流行的宗教，“messiah”一词意思就变成由上帝指派来拯救人类的神。
起先，耶稣的教诲只是来指示其他犹太人的，旧世界将要终结，新王国即将建立，那里将有数不尽的物产。在新王国居住的人们将被免除身体和心灵的痛苦，包括那些逝去的正直的人们也将得到重生。生活在一个纯洁的新世界中，人们将会得到永生，耶稣被派去宣示新王国的建立，并由他进行统治，这就是耶稣最初打动人心的道德教诲，他不仅像其他犹太圣徒那样保护弱者，同样也伸开双臂接纳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们。新王国即将来临，是他教诲的要义，得到了他的信徒们的信奉。然而新王国并没有建立，耶稣被罗马人抓到并被处死，基督教的历史就成为试图弥补人们对这种末世论失望感受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
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注意到了这种尴尬，他写道：
作为人类寄以厚望的人，耶稣引领着世界走向最后的变革，一切平凡的历史趋向终结。历史拒绝变革而他投身其中。当历史发生改变时同时也摧毁了他。他并没有带来完全虔诚和没有罪恶的末世状态，因为他自己已经破坏了这种状态。[8]
事实上，末世论的希望并没有遭到破坏，在早期的基督教信徒中传承着耶稣已经复活并升入天堂的信念。这是教徒很快做出的对耶稣关于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这一教诲所进行的一种内部改变的比喻。圣保罗（St Paul）已经暗示天堂王国是一种对精神完全改变的比喻，正是保罗——希腊化的犹太语也称“Saul”或“Tarsus”——把耶稣运动从一个持异议的犹太教派变成了一个普通宗教，保罗和耶稣最初的信徒一样相信世界行将完结。但他也为全人类拓展了对世界末日的见解，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通过一系列努力，淡化了曾经激励耶稣及其门徒的对末日论的期望度。奥古斯丁最初是摩尼教（Manichean）的信奉者，这一宗教把罪恶看做是世界与生俱来的特征之一，他的神学明显受到这一观点的影响。但摩尼教相信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将永远持续下去，而耶稣的信徒期待末日来临之际所有的罪恶都将完结。奥古斯丁相信人类具有难以根除的缺陷，这种原罪的教义成为基督教正统教派的首要教义，这一点更归功于摩尼而不是耶稣。(https://www.daowen.com)
另一个对奥古斯丁基督教信仰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柏拉图主义（Platonism）。柏拉图主要表达的思想是精神不朽。奥古斯丁提出，末日应当从精神层面上进行解读：不是将来某一时间发生某个事件，而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发生的内部转化。与此同时，奥古斯丁把介于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与世俗之城（the City of Man）的绝对区分引入到基督教中。因为人类生活具有的原罪特征使两个城市永远不能合二为一，自人类堕落以来，罪恶就一直存在人们的心里，永难克服。这种教义赋予基督教一种挥之不去的反乌托邦偏好，基督教教徒也不再指望人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来看，相信罪恶可以消除的信仰纯粹属于非正统的异教思想，它激励着中世纪的千禧年运动，并在布什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呈现。而一些类似的信仰也成为耶稣信徒中信奉预示末日的教派的一个主要特点。贯穿西方历史的千禧至福说的盛行是对基督教教义的异教颠覆。
奥古斯丁不再拘泥于对末日审判的期盼，他在保留了末世论的同时，又减轻了它的危险度。上帝之国属于过去的范畴，它所象征的内部转换可以在历史中的任何时刻实现。431年，以弗所委员会（Council of Ephesus）在对千禧年主义进行批判之后，教会接纳了奥古斯丁的观点，但并没有阻止千禧年运动对耶稣信念的激励，也没有消除这种信仰在教会中的作用。12世纪菲奥雷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lora，1132—1202）彻底修正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并相信自己从圣经文句中领会到了深奥的含义。约阿希姆作为西多会修道院（Cistercian）院长曾经到过圣地，在那里受到一些精神上的启发，他把基督教三位一体（Trinity）教义看做是人类行进的三阶段历史哲学。从圣父经由圣子再到圣灵，这样的博爱阶段一直持续到最后审判，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引领人，众人之父亚伯拉罕（Abraham）是第一阶段的引领人，耶稣是第二阶段，开创第三个阶段并体现三位一体的新的、也是最后的引领人，按约阿希姆的设想将会在1260年出现。约阿希姆凭着对末世论的狂热信奉把三一历史哲学重新注入基督教，类似的三阶段思想也出现在后来的思想家身上。约阿希姆的预言被方济各会（Franciscan）的激进派所采纳，并激发了南部非洲的千禧年运动。在德国，它推动了根据皇帝弗雷德里克二世（Emperor Frederick Ⅱ）的经历而形成的救世主教派的诞生，弗雷德里克在十字军东征征服圣城之后，自称为耶路撒冷之王，遭到了格雷戈里九世教皇（Pope Gregory Ⅺ）的指责，并把他称作反基督者（Antichrist）。
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的做法对世俗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格尔关于人类自由的发展经历三个辩证阶段的思想；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从宗教到抽象的、科学的阶段的实证主义思想，这些都是三段论思想的再造。作为对约阿希姆规划的回应，常言中的历史也被分作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阶段。更具影响力的是，在下一章将看到约阿希姆预言中谈到的第三阶段，使得纳粹德国被赋予了德意志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的称号。（古代和现代的概念已经成为艺术中不可缺少的提法，尽管笔者使用这些词汇批判上述中所表达的思想）。
在世俗的关于预示末日的思想中，新时代的产生将通过人类的行为来实现。在耶稣和他的信徒看来，新王国只有通过上帝的意愿才能产生，但上帝的意愿遭到了以恶魔或撒旦为化身的邪恶力量的抵制。从这个视角来看，世界被分化为善与恶的两种势力，甚至还产生人类会被残暴力量所主宰的联想。这在希伯来圣经里是没有体现的，撒旦最初是作为上帝的使者，而不是人物化的邪恶力量出现在《约伯书》中，只是后来在犹太教的末日预示传统中，世界才被看做是善恶两种势力针锋相对的战场。
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 religion，拜火教）与死海古卷所记载的犹太教关于预示末日的信仰有很多相似之处，后者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伊朗先知，即琐罗亚斯德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生活在公元前1500—1200年期间，是把人类生活看作是黑暗与光明的斗争，并最后以光明的胜利告终的第一人。琐罗亚斯德教是历史上最信奉和平的宗教之一。然而，通过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塑造性影响，琐罗亚斯德教成为贯穿西方历史的暴力信仰哲学的根本源头。
许多传统的思想把人生看做是善与恶的斗争，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冲突将永久持续下去。光明与黑暗的无休止的替换体现在埃及神话中。一些人认为这种斗争将在黑暗中完结，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把人的历史描绘成从最初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堕落到人类社会遭受毁灭的铁器时代（age of iron）。即使在过去存在着类似的完美社会，也很难想象这种斗争将以光明的胜利而告终。甚至琐罗亚斯德本人也从未想象这一胜利是预先注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号召先知的追随者要去为结果尚存疑问的斗争而战，而不是要宣告世界的终结。虽然如此，善将取胜的思想是人类思想的新发展，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说，这种思想来自琐罗亚斯德。[9]
这种关于世界的二元思想被摩尼教所继承，摩尼（Mani）是216年出生在巴比伦帝国的伊朗先知，277年被琐罗亚斯德教会当局以异教徒的罪名处死，这件事对奥古斯丁的影响很深。摩尼与琐罗亚斯德不同，他坚信光明与黑暗的二元性是世界的永恒特征。摩尼教最远传播到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吸收了佛教的一些比喻和象征。纵观这些转换，摩尼教徒保留了他们认为的罪恶将永远无法根除的信仰。从这点上来看，摩尼教从根本上不同于琐罗亚斯德教，也不同于耶稣的教诲。
摩尼教的二元主义被诺斯替教（Gnosticism）所采纳，尽管后者一直遭受基督教的压制，但直到现代一直在以不同形式再现。诺斯替教具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复杂传统，但它主张的恶魔力量主宰着黑暗世界的说法对宗教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耶稣死去后的二三百年间，在基督教中盛行着一种诺斯替教派，与其他教派不同的是，其主张只有那些能分享由耶稣传递的神秘教诲的人才会获得拯救。“Gnosticism”一词来源自希腊语“gnosin”，意为“知识”，在早期混乱的基督教世界，几乎所有方面的基督教信仰都饱受非议，诺斯替教宣扬只有少数一些人能得到拯救，他们具备神秘的精神洞察力，不在乎世间肉体上的不检点，而在乎从人类自身和物质世界中得到解放。虽然这一系列信念与耶稣的信念有很大不同，也曾遭到早期教会的谴责，诺斯替教一直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存在着。尽管教义几乎不被认同，但某种诺斯替教似乎在卡特里教派（Cathars）中得到重现，这一教派在12世纪的法国一度盛行，直到被教皇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Ⅲ）发动的十字军东征（这场战争持续40年，近50万人被杀）所镇压得几近绝迹。然而，诺斯替教并没有被完全摧毁。它得以保留了，并重新以许多出乎意料的形式确立下来，包括诺斯替教研究大师汉斯·琼纳斯（Hans Jonas）所指出的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哲学。[10]
然而诺斯替教并没有再现于基督教历史上重复爆发的千禧年主义中。这一信仰认为世界上存在着善与恶的宏大战争，它激励着耶稣和他的追随者，也与琐罗亚斯德关于世界的二元观点相同。并与伊斯兰教和现代政治宗教等一起，对构成整体的西方一神教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琐罗亚斯德的观点对西方思想与政治的形成也具有重要作用。于是，尼采（Nietzsche）宣称把世界分为善恶是琐罗亚斯德的发明的说法虽然可能有些夸张，但未必不对。
基督教把末世论引入到了西方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中，除奥古斯丁外，这一论说不断得以重复。11到16世纪，千禧年信仰所激发的运动在英国、波希米亚、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及其他许多欧洲地方发展。无论受其感召的人们是否受到战争、瘟疫及经济问题的困扰，在这些运动期间兴起的各团体中的人们发现自身已不能辨识所处的社会。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精神教派的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这个由大师和信徒组成的关系网在几个世纪里延伸到了欧洲的大片地区。[11]自由精神教派本来就不只是基督教的异教邪说之一。北格团教派（Beghards）或神贫教派（Holy Beggars）作为自由精神派的追随者，有一段时间被大众所熟知，他们穿着与苏菲派（Sufis）相似的长袍，而苏菲派在12世纪的西班牙及其他地方鼓吹相似的异教信仰，自由精神教派也可能不只是从属于基督教的诺斯替派遗留的传统中吸取灵感。不管怎样，在它们被吸收入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之前，自由精神教派的兄弟会是神秘的，他们相信，他们接近一种普通理解之外的体验。如教会所坚信的那样，这种启发不是一种由上帝的恩赐所赋予的罕见感受。在他们看来，熟知这种情形的人们会变得对原罪无能为力，也不能被上帝区分开来。只有从普通社会的道德约束中解脱出来，他们才能够按照自身的意愿行事。这种对束缚精神自由的、天赋神权的理解受到了所有已经建立的团体——不仅是教会，而且也包括家庭和拥有私有财产团体的一致谴责。
或许人们会认为这类神秘的信仰不会产生太大的实际影响。事实上，这一信仰与相信末日即将来临的千禧年信仰相互作用，助推了中世纪晚期欧洲许多地方的农民起义。在德国西北部的明斯特城（Münster），这种易变的混合事物的组合导致了共产主义的一次尝试。16世纪早期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得天主教会的中心地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欧洲各地产生了比路德（Luther）所设想的还要激进的各种教派，路德主张服从于新出现的现代国家，而加尔文（Calvin）坚持教会的严格制度。这些教派的首领都属于再洗礼派（Anabaptists），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恢复早期基督教的教诲。它们虚构了这一运动，以鼓励实施再洗礼来作为信众对天主教会和普遍的社会秩序的反对。1534年的早期，在大批牧师、修女及底层人士改变信仰之后，再洗礼派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并控制了明斯特市政厅和集市。这座城市成为再洗礼派的大本营，路德教徒纷纷逃离，附近城市的再洗礼派蜂拥而至。他们宣布在复活节之前，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将遭受毁灭，而明斯特城将得到拯救并成为新的耶路撒冷。
天主教徒和路德宗教徒被驱逐出境后，留下来的人们在城市广场被施以再洗礼。天主大教堂遭到了劫掠，书籍被付之一炬。再后来，所有与圣经相悖的书籍都被禁止发行。第一步，是剥夺普通人的财产所有权。所有的货币、黄金、白银都要上缴。所有的房屋都要保持大门敞开。在一个前裁缝学徒简·博克尔松（Jan Bockelson也称作莱登的约翰：John of Leyden）的领导下，这些措施实施得更为彻底。私有权被禁止，引入劳动管理对违反者给予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资金惩罚。拒绝服从丈夫的妻子、通奸者、嫁给再洗礼团体成员之外的女人都要被处死。这一清教主义的制度并没有维持太久。一夫多妻制的形式被引入，以作为对一些女性保持未婚的主要惩处，一些拒绝服从的女性被处死。从那之后，不受约束的离婚得到允许，这导致了某种自由恋爱形式的产生。
1534年秋，博克尔松宣布自己成为明斯特之王。他宣称自己不是世界性的统治者，而是作为救世主在末日来临之前统治世界。在这场后来被雅各宾派所采用的革新中，他重新命名了街道及建筑，并制定了一部新历法。在新秩序实行的日子里，大多数女性被处死。后来，城市被忠于教会的武装力量重重包围，人们开始被饿死。为分散处于极端饥饿状态下的臣民们的注意力，博克尔松组织起盛大的活动，如赛跑、舞会和剧场演出。与此同时，他禁止一切非官方的聚会。然而，饥荒却在继续，1535年6月，城防被突破，博克尔松被抓了起来，在公开场合经过数月的羞辱后，他被处以烙刑而折磨至死。
在这个神权共产主义的政权里，莱登的约翰向明斯特城内盲从的教众们呈现了千禧年主义所有的特征。诺曼·科恩认为千禧年教派和运动秉持的拯救理念具有五种独有的特征：它是集体的，即被信仰团体中的所有人共享；它是现世的，即将在尘世实现而不是在天堂或来世；它是迅急的，即注定会迅猛地到来；它是全方位的，追求的不是生活的点滴改善而是要彻底转变以及更加完美；它是超自然的，其到来需要神的力量。[12]
从雅各宾派以来的现代革命都具备这些信念，但千禧至福说认为只有通过上帝，世界才能够得以重生，而现代革命思想认为单独通过人类力量就能实现改造。这种观念同中世纪的信仰相差甚远。或许这就是为何它总是要呈现出代表着一种科学的权威。现代政治总是受到人类所信奉的借助知识的力量就可以从原罪中解脱出来的这一信念的驱使。在其最为激进的表现形式中，这种信念支撑着过去两个世纪的革命性的乌托邦主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