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守主义的衰亡
历史的终结？还是闹剧的开始？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评论弗朗西斯·福山[2]
玛格丽特·撒切尔最初并不是一位革新者，在她的执政早期，脑子里并没有太多乌托邦的概念。“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是左派针对自身所不曾有过的撒切尔带有意识形态味道政策所创造出来的新词。”
撒切尔早期的规划要求较为苛刻，而且要实现的目标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都有较强的现实性。就其最初的目标而言，撒切尔是具有悠久英国传统，并成功进行改革的首相之一。她最初也像戴高乐（De Gaulle）一样，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大事。到后来她自己放弃了最初要去实现英国作为全球规划典范的政策设想的打算。
撒切尔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成为新自由主义者的，在英国，新自由主义起源于70年代的经济危机。新自由主义思想宣称要回归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本来形式，即新自由主义所信奉的绝对有限的政府和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尽管其思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及理性，新自由主义起初从目的论的视角把历史看做是具有预定目的的进程，从这点及其他方面来看，它与马克思主义非常相像。正如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在俄国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之时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忽视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崛起之路上机遇的作用。
当英国的战后安排不能再有效发挥作用之时，撒切尔成为了保守党的领袖。她的中心任务是摒弃旧的做法，为英国经济建构起新的框架。工党政府曾试图做到这点，但失败了。撒切尔较好地结合不徇私情和谨慎两种方式，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这一结果给英国人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创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她设想或渴望的社会形式。
政治学公认的一个真理是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往往与预期大为不同。在撒切尔身上，这种不同却是个例外。她曾决心根除英国的社会主义，因此在80年代的右翼思想库中，一直喧嚣着一种过激的口号，即“工党永远不会再执政了！”相反的是，她把保守党带到了行将崩溃的边缘，摧毁英国的保守主义反倒成为了她的一项政治规划。当她本着削弱国家影响的初衷把市场力量推向英国人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国家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正如维多利亚时代早期英国大规模行使国家权力来构建自由市场那样，20世纪末期又出现了相同的情况。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放任政策是通过一系列议会法案来保证实施的，包括在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着公共土地之时，通过大量使用强制行为来增加过去从未出现过的私有财产。这一变化带来的只是高度集权政府的出现，撒切尔的规划带来的也是这样的情形。试图重新确立自由市场所导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富有侵略性的国家的出现。[3]
撒切尔的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社会中很多方面都与她所想要的恰好相反。她想要实现的自由市场的目标可以达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但她所信奉的市场在释放能量的同时，又能减小国家影响的思想却是乌托邦的，她所要达到的恢复资产阶级价值观的目标也是乌托邦的。乌托邦是指在未来不可能实现的关于社会的规划，但它未必不是过去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它或许是过去曾经存在的一个社会，如果不是被铭刻于心的那种，那其历史很快将会被翻过。在1983年1月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撒切尔表达了她对维多利亚时代价值观的赞赏，并坚信能够使其得到复兴。事实上，撒切尔对国家的怀旧梦想更像是50年代的英国所抱有的愿望，但通过释放市场能量来再现这种田园牧歌式生活的思想明显是自相矛盾的。50年代保守的英国是工党集体主义的产物。撒切尔摧毁了她所梦想回到的国家状态的基础。1979年当她上台时，这一状态已经是日薄西山了，1990年当她离任之时，这一国家状态已经彻底被人遗忘了。在试图回归过去的过程中，她将其最后的痕迹也全然抹去了。
撒切尔赞扬具有个人责任感的个人主义道德观，但这种服务于自由市场的旧式节俭美德和规划已经毫无益处。暂时替代性的生活方式适合于不断变化的近现代资本主义。长期负债已经成为了一种精打细算的标志，敢于冒风险比兢兢业业地工作看上去更为实用。虽然早一代社会理论家期待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促进资产阶级的形成，即全社会中产阶级的大发展，但事态的发展却恰恰相反。大多数人成为了新的无产阶级，收入高但却不能长期维持自己的职业。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不是通过废止资本主义来实现的，而是资本主义无节制运行所导致的结果。
新自由主义者看到了自由市场的形成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没有什么人为力量能够助推或阻止它。然而撒切尔却在英国推进它的形成，并且现在看来她的上台也是不可避免的。虽然许多东西被淡忘了，撒切尔登上历史舞台的先兆都可以从一些人或事件上看到，并逐一成为了现实。如果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 Heath）没有举行决定谁来掌权的大选，他也不会因此而失去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如果党首兼旧式贵族的威利·怀特劳（Willie Whitelaw）不再效忠于希斯并拒绝担任领导人；如果反复无常的议员和右翼思想家基思·约瑟夫（Keith Joseph）没有做其所热衷的、关于优生学的公共演讲，劝说穷人打消生育孩子的念头，他也不会因此失去成为党首的资格；如果前党首爱德华·杜坎（Edward du Cann）没有突然退出党首竞选；如果撒切尔的竞选活动没有得到下院议员艾雷·尼夫（Airey Neave）的精心策划［后者曾在战争中临阵脱逃，是处理特殊事务的行家里手，后来被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刺杀］；如果上述情况恰好相反，撒切尔很可能不会成为保守党领导人。再者，如果1979年当政府不得人心时，工党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不推迟进行大选，或者如果撒切尔没有采用查尔斯（Charles）和莫里斯·萨奇（Maurice Saatchi）所领导的广告公司为公共关系竞选时所提出来的致命性口号：“工党无所作为！”她或许也不能成为首相。
撒切尔的上台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她的政治议程是历史所赋予的。英国政治深受工业纠纷和政府垮台等事件的影响。爱德华·希斯首相1973年12月为应对工业动荡提出了一周三天工作日，1974年春天的矿井工人罢工迫使他最终下台，民众强烈的不满使得1978—1979年的工党政府趋于瘫痪状态，垃圾处理、汽油供应和一段时间的葬礼活动都被罢工行为搞得一片混乱，这些事件，一时间成为国家地位下降和政府长期软弱的象征，它们比任何思想都要强烈地影响着撒切尔的政治抱负和早期政策。
撒切尔首届任期的议程并不包含后来成为新自由主义正统思想的一些政策。1979年4月的大选宣言中也未提及私有化，这一词汇只是在80年代才出现和使用的。一家国有公司［国家货运公司（National Freight Company）］被指定出售，她开始承诺将公共房屋出售，但这时并没有谈及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她也承诺停止关闭商店和中止严格的工业审察制度，与此伴随的还有承诺就公共部门的加薪要求与商业工会进行协商。值得一提的是，从撒切尔后来的政策来看，德国的工资决定制度应当受到赞扬。从撒切尔前途的角度来看，对该制度的一致批判只是一种政策前后矛盾的表现。然而，撒切尔早期政策的初衷是结束战后的安排和举措，为英国社会提供社会民主。(https://www.daowen.com)
对撒切尔早期工作日程产生主要影响的是约翰·霍斯金斯爵士（Sir John Hoskyns），作为商人的他1978年成为撒切尔私人办公室的首席智囊。1977年秋，霍斯金斯交给撒切尔一篇名为《踏脚石》（Stepping Stones）的论文，为后者的上台掌权设定了目标。[4]论文调查分析了当时英国不安定状态下潜在的各种力量，建议要限制工会的权力，控制通货膨胀，确保预算平衡等。作为典型的早期撒切尔主义者，霍斯金斯指出他们自身的特点，正如雨果·扬（Hugo Young）所恰如其分地总结的那样：“撒切尔主义者对过去抱有强烈的悲观主义态度，又以千禧年乐观主义看待未来，坚信商业冲动是经济恢复的唯一推动力。”[5]这些观点使得撒切尔与党内其他政治领导人及那个时代英国其他政治阶层都有着明显的不同。从最初她就展示了一位传教士般的某些特点，但在执政初期，她的目的并不是要拯救整个世界，而只是要拯救英国本身。
战后英国政府的政策理念是赤字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促使经济稳步增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否会赞同这样的搭配方法尚存疑问，但一代政治家、公务员和经济学家都把这一“凯恩斯式”的组合方法看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可靠良方。然而，20世纪70年代经济开始停滞不前，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持续高升，而英国工业已经饱受几次毁灭性的工资纠纷的困扰。一些深感困惑的右翼边缘分子甚至认为这会导致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形成。不过，这种危险状况并没有真正发生，70年代英国所面临的险境是要变成阿根廷那样，而不是变成像苏联那样的国家。但是，危机确实存在，旧的方法已经不能奏效了。
玛格丽特·撒切尔不是第一个认为战后安排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的英国政治家。詹姆斯·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指出这一事实是英国政治生活所要面对的中心问题。70年代中期，希利一直警告工党的战后安排已经不能奏效，但工党仍与商业工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其大多数成员极力反对实施希利所期望的政策变动。撒切尔也面临着同样的强烈反对。她的首要任务是改变过去主导英国工业的集体工资机制。这意味着要向商业工会进行摊牌，1984至1985年的矿工罢工之后，工会权力遭受了沉重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政府、商业工会和雇员共同主宰经济发展的英国三头政治和社团主义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英国经济开始在确保低通货膨胀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一新的框架下稳步增长。促使这一框架形成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也是巨大的，在一段时期里，失业率大幅攀升，形成了长时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但是从政治层面上来看，这一改变是非常成功的。撒切尔关于这种政府和社会的设想在成为现实之时，在某些方面有点像自由市场被重新确立时那样看上去像乌托邦一样不真实，但她所设想的新安排是基于对市场能量的释放，它所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在其历史任务完成之前，将一直发挥作用。[6]
撒切尔成功地挑战了英国舆论，但这并没有使她的抱负得以实现。她同戴高乐一样，认为自己代表着整个国家，不同的是她对国家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抨击。她特别不看好地方政府的作用，在右翼智囊的建议下，她实施“人头税”（poll tax）这一已经不多见的地方统一税率征收方式。“人头税”引发党内人士和公众对撒切尔领导能力的质疑，但她对欧洲的敌视态度成为1990年导致她突然下台行动的一大重要诱因。正是她极端不理性的欧洲政策导致了副首相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的辞职，引发了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对她领导权的挑战。赫塞尔廷亲欧洲的立场遭到党内撒切尔派的抵制，他们想方设法阻止其继任，这就导致了约翰·梅杰（John Major）经选举之后的上台。梅杰试图弥补同欧洲的关系，结果他以错误的利率使英国加入欧洲利率交换机制，但这一决定未能奏效，1992年9月“黑色星期三”后，英镑被排挤出机制。梅杰政府从此一蹶不振，党内关于欧洲政策的纷争不断，保守党沦为一群难以掌控的乌合之众。
撒切尔的继任者费十年之功一直想弄清楚是什么导致他们的党无法再通过选举上台。十分清楚，一系列决策和事件导致了这一结果，其中包括1990年推翻撒切尔领导的突然行动。但保守党不受欢迎还有其深刻原因，直到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成为党首之后，党内才不得不接受正是保守党自身构成了选举胜利的最大障碍。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比撒切尔执政当时的英国更加缺乏凝聚力，但它更为宽容，不再受家庭价值观的困扰，不再普遍反对同性恋，不再具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尽管仍然具有显著不平等性），也不再固守社会问题。在将撒切尔送进历史教科书的同时，卡梅伦接受了与撒切尔意愿相反的、需要进一步开创的社会；在摒弃撒切尔做法的同时，卡梅伦接受了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并致力于将保守党重新变成政权选举中有力的竞争者。
虽然这只是英国政治生活缩影中的一个小插曲，由撒切尔政策所导致的保守党的衰落却是大势所趋。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应用在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波兰和匈牙利，伴随着新右翼势力胜利而来的是旧右翼势力的复兴，后者抨击自由市场的过度扩张重新上演过去最糟糕情况的一些特征。与文化不可分割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等旧的有害思想在大多数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中再现。在西欧，极右翼势力把现代化进程视为民主政治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导致的结果。很少再有欧洲极右翼政党坚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护主义做法。在意大利北部和瑞士，它们通过全球自由贸易同世界其他地方发展高科技的经济联系，但它们也通过禁止向本地移民来远离世界的无序与混乱。与这种移民政策密切相连的极右翼势力能够利用富裕国家对其成为全球化牺牲品所抱有的不满情绪，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不熟练工人和中产阶级经纪人的劳动力价值更为低廉。通过对这些群体的同情，极端右翼势力对许多国家的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在法国和奥地利，这种情况在选举期间也有所体现。在一些没有传统极右翼政治的国家中，新的平民主义有所发展。在荷兰，被疯狂的动物权利保护积极分子刺杀的前马克思主义者皮姆·福图恩（Pim Fortuyn）表现出了个人道德问题上的自由意志主义和对移民的仇外情绪（尤其是针对穆斯林）。在美国，右翼势力已经从新保守主义思想和古保守本土主义（paleoconservatism）中分离出来。这些不同思想流派的共同特点是保守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连贯一致的政治规划。它们同过去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任何试图复兴这些思想的努力只能被视为一种复古现象，当保守党抵制这种倒退的诱惑时，它就很容易沦为乌托邦主义所宣扬的进步事业的利用工具。
撒切尔的政治生涯解释了这一发展过程。她从没有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就预示着和平时代的降临，她也嘲笑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历史终结论。然而到了1989年，她接受了福山关于要有一种政府模式作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典范的观点。撒切尔坚信当代美国所体现出来的美德正是过去英国所拥有的，她相信20世纪末的美国会像19世纪晚期的英国那样，成为全世界进步的最终保障力量。撒切尔同福山的观点一样，认为美国式的“民主资本主义”模式将在每一个国家得到复制。她从一位改革者变身为思想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大的表现，对自身操行端正的过度自信是那些战胜逆境、获得成功的领导们的职业缺陷。撒切尔一直坚定地相信人类的进步，如果说她身上具备有个人哲学的特色，那一定不是托利党（Tory）的，而是辉格党（Whig）的。18世纪的辉格党认为英国自由主义的出现是天意安排。这种观点受到了托利·大卫·休谟（Tory David Hume）的嘲笑，在他所著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一书中指出了偶然事件的重要作用。这种带有怀疑论特点的思想与撒切尔恰恰相反，她把自己已经实施的各种政策看做是治疗英国特殊病症的灵丹妙药。当她从首相职位上被赶下台时，她政治生涯刚开始的那种自由散漫的态度和信念已经强化为封闭的体制。
20世纪80年代末撒切尔所接受的新自由主义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这一意识形态倾向于采取适合于所有社会的方法，80年代末的做法确实如此，冷战的结束带来的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灾难性的迸发。在撒切尔的引导下，西方政府告诉苏联国家若要实现国家复兴只能引入自由市场机制。认为采取一系列政策就能在苏联不同的国家里产生相同好的结果的想法显然是荒谬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本着类似的思想，在诸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秘鲁这些差别很大的国家强加实施相似的政策。一些特使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一起，被分别派遣到不同的后共产主义国家，他们携带的公文包里装的却是相同的宪法草案。无论这些国家间的差异有多大，他们都本着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将相同的模式强加到这些国家头上。
苏联的衰落是人类自由的一大进步，对和平的影响却将是复杂、深远的。伴随着众多独裁国家的转制，其间发生了许多战争和种族大清洗。虽然共产主义国家自身崩溃之时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暴力事件，但也不应当认为后共产主义国家能偏离这种模式。更加清晰的西方政策或许能减少这种风险，但在胜利气氛弥漫的时代，没有人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政策，反而乌托邦的观点却为主流政治党派所接纳。
当不为人觉察时，乌托邦思想是最危险的。20世纪90年代乌托邦主义温和派的出现正好解释了这一事实。最初是体现在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而后是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人道主义军事干预行动，西方国家所采取的行动方针似乎没有成功的可能。面对前南斯拉夫国家因推进民主所引发的种族间的民族主义，还有车臣的分裂主义以及苏联中亚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西方国家一时间变得手足无措了。
然而，西方国家无视这一事实，接受了乌托邦的思想。左翼和右翼政府都相信民族主义的复兴和种族、宗教冲突只不过是走向世界新秩序时，普遍面临的一些暂时性的局部困难。现实主义思想因其回归权力崇尚而丧失了效力，已经在一个世纪之前就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