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恐怖与西方传统
19世纪末，在俄国出现了引爆自己身上炸弹的、单独讲求纯粹哲学理念的恐怖分子……相比《可兰经》中的殉道思想，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意识领域中，基地组织暴力的真正来源更多地与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反抗密切相关。
——奥利弗·罗伊（Olivier Roy）[62]
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现代西方的产物，极端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只是它们的信徒及西方舆论都不愿承认而已。极端伊斯兰教思想的创立者是1966年被纳赛尔（Nasser）处死的埃及知识分子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库特布的作品反映出了许多欧洲思想家，特别是尼采对他的影响，这些思想大都源自布尔什维克传统。库特布的革命先锋思想为推翻伊斯兰腐败政权，建立一个深受列宁思想影响同时又不属于伊斯兰教思想，不需要正常权力结构的社会指明了方向。他暴力革命的思想相比20世纪的阿萨辛派（Assassins）而言，在追求纯粹暴力上与雅各宾派更为相像。
阿萨辛派牺牲自己去刺杀那些他们认为偏离正确伊斯兰教道路的统治者们，但他们自身也不相信暴力恐怖就能使人类完善，他们也不认为自我毁灭式的自杀式袭击能成为个人纯洁性的象征。这样的观点只是体现在20世纪受欧洲影响的伊斯兰教思想家身上。在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遭流放的伊朗原教旨主义领导人，即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前任，阿里·沙里阿提（Ali Shariati）辩称殉道是伊斯兰教的中心制度之一，但他的殉道理念源自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死亡选择类型中的一种。由沙里阿提对什叶派教义做出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再定义，援引了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存在主义抉择的思想。[63]
伊斯兰教运动把暴力恐怖视为创造新世界所必需的手段，就这点而言，这是属于现代西方而不是中世纪的观点。在谈及“伊斯兰—法西斯”（Islamo-fascism）时，人们总是在掩饰西方思想对伊斯兰教的巨大影响。不仅是法西斯分子相信暴力恐怖能创造一个新社会，列宁和巴枯宁也这样认为，所以准确地说，极端伊斯兰教也可以叫做伊斯兰—列宁主义（Islamo-Leninism）或伊斯兰—无政府主义（Islamo-anarchism）。然而，由于与卢梭所阐述的褊狭大众主权思想的密切联系，又经过法国大革命暴力恐怖时期罗伯斯庇尔的实践，把极端伊斯兰教称作伊斯兰—雅各宾主义（Islamo-Jacobinism）更为恰当。
极端伊斯兰教是一种现代革命思想，但它也带有千禧年运动的伊斯兰根基。同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包含较强的末世论元素。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教都包含有救世主降临主义的传统信仰，期待着由神指引的导师的到来，重新规划这个世界。奥萨玛·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就是利用了这点，将自己打造成预言领袖的形象。[64]一些学者对救世主降临主义信仰产生了质疑，但他们举例说明历史的概念十分清楚是伊斯兰教的。正如一位当代伊斯兰教学者所写的，“救世主降临主义事件就是作为末世论的历史，它赋予了历史进步的本质”。[65]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nejad）关于预示末日的信仰就是这一历史观的表现。
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以及西方现代世俗思想都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历史。认为伊斯兰教与西方在文明构成上毫无相同之处的说法是一种误导，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属于西方一神论的一部分，它们看待历史的方式使得它们同世界上其他宗教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都属于谋求改变全人类的、富于战斗性的信仰。其他宗教都已经卷入到20世纪的暴力恐怖之中，如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国教神道教和当代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但只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致力于发动各种运动，通过系统地使用武力来达到世界性的目标。与此同时，把伊斯兰教排除在西方之外抹杀了伊斯兰教的积极贡献。伊斯兰教文化保留了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性，并且发展了后来被欧洲广泛采用的数学和科学知识。中世纪西班牙摩尔王国（Moorish Spain）的伊斯兰教统治者在基督教的欧洲陷入宗教冲突的泥沼之时，为受迫害的基督教教徒和犹太人提供了庇护。从西方教义中抹杀伊斯兰教的功绩就是对历史的曲解。
认为伊斯兰教是在西方文明之外发展的或认为它是反对西方文明的，势必导致把伊斯兰教运动看做是直接反对西方的错误观念。事实上，伊斯兰教圣战的主要目标是推翻其所认为的伊斯兰教国家中不信奉宗教的政府。库特布的目标是推翻纳赛尔的统治，而本·拉登一直把推翻沙特王室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伊斯兰教运动致力于推翻像叙利亚和伊拉克这样的、由复兴社会党（Baathist）掌权的、政教分离的政府（在伊拉克，美国主导的入侵行动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巴勒斯坦逊尼派伊斯兰教组织哈马斯（Hamas）开始袭击世俗势力占主导地位的法塔赫（Fatah）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在一定程度上，美国都卷入到了这些冲突中，伊斯兰教运动已经陷入同西方国家的冲突中，而这样的情况在以前是从未出现的。纵观整个冷战期间，西方国家一直视伊斯兰教运动为反对共产主义斗争的工具。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就是由西方武装、训练和资助的，基地组织也是受资助的组织之一。里根政府同阿亚图拉·霍梅尼的伊朗发展密切关系以抵制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扶植伊斯兰教运动为西方代理人的做法直到冷战结束后才终止。
塔利班（Taliban）政权在“9·11”之前一直同美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正如研究这一问题且消息灵通的艾哈迈德·拉希德（Ahmed Rashid）指出的：
1994至1996年间，美国通过其盟友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在政治上支持塔利班，这主要是因为华盛顿视塔利班为反伊朗、反什叶派和亲西方的……许多美国外交家把这些人看做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就像美国圣经地带的、信仰基督教教徒那样。[66]
如果说西方国家能一直把伊斯兰教主义者看做自己盟友的话，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伊斯兰教主义者并没有视西方势力为他们的主要敌人。尽管塔利班庇护基地组织，但它是同阿富汗的人民和文化而不是同西方处于交战状态，塔利班禁止女性唱歌、放飞风筝，因为这些行为干扰了人们的宗教礼仪活动，塔利班也拒绝承认部落法律的权威性。塔利班是一种萨拉菲主义（Salafism）的极端表现，这一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目标是恢复伊斯兰教原始的纯洁性。在其他国家，比如在也门（萨拉菲派追随者抨击给予先知后代的特权）和沙特阿拉伯［这一形式主要体现在有权势的瓦哈比派（Wahhabi）神职人员身上］，萨拉菲主义强烈反对本土文化。萨拉菲主义扎根的地方总是要抵制苏菲派（Sufism）的影响，后者对原有的仪式更加青睐。
从各方面来看，激进的伊斯兰教是一种拒绝传统文化（无论是伊斯兰教的还是西方的）的运动。伊斯兰教主义者宣布要恢复最早可追溯到先知时代、最后又体现在土耳其帝国时期的伊斯兰教王国（尽管这种继承性自始至终存在着质疑）。伊斯兰教运动还在一些高度发展的社会，特别是在西欧国家已经被清除的穆斯林中招募一些最活跃分子。伊斯兰教主义是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冲突的产物。[67]
文明的冲突或许确实存在，但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看待激进的伊斯兰教却不能正确了解它的真正特征。如果伊斯兰教要实现穆斯林社团或共同社会这一传统目标，它将通过发动对传统伊斯兰教社会的战争来达到目的。同其他现代政治宗教一样，激进的伊斯兰教也合成了预示末日的神话和乌托邦的愿望，从这点来看它也是属于西方思想的。
当然，西方的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疆界也随着文化变迁和地缘政治事件的发生而不断变化。很多人认为中世纪的世界综合了整个西方文明，但以这种方式看待西方却遗漏了对非基督教多神论、悲剧、希腊哲学和约伯哀歌（lamentations of Job）的继承以及对罗马和伊斯兰教科学的传承。冷战期间，苏维埃联盟国家被描述为西方世界之外或是反西方的，虽然这些国家也赞同欧洲的意识形态。再后来，人们期待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成为西方的一分子，尽管在此之前俄罗斯拒绝了这一想法，并试图恢复作为反西方的东正教重要力量这一身份。
如今，西方国家视自身为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典范。[68]暗示上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与西方毫无干系，事实上这些运动翻新、沿袭了西方最古老的一些传统。任何事物假设被界定为西方的，那就意味着它要追求历史上的救赎。这是一种历史目的论，相信历史有其内在的目的或目标，而不是具有民主或宽容的传统。这使得西方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但它本身并不制造集体暴力恐怖，包括大规模社会混乱这样的状况在其发生之前都有其必然征兆。20世纪的犯罪行为并非不可避免，这其中涉及各种历史事件和个人决策。再者，集体谋杀在西方并未表现出特别之处。现代西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形成了一种相信暴力恐怖能够拯救世界的信仰。20世纪，极权主义暴力恐怖以史无前例的方式爆发是西方规划中的一部分。21世纪，新的规划尝试已经开始，右翼势力取代左派成为了实现革命变革的工具。
[1]Edmund Stillman and William Pfaff，The Politics of Hysteria：The Sourcesof Twentieth-Century Conflict，London，Victor Gollancz，1964，p.29.
[2]关于发生在比利时刚果属地的集体大屠杀，参见Adam Hochschild所著《利奥波德国王的幽灵》（Adam Hochschild，King Leopold's Ghost，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98）。
[3]关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参见其著作《极权主义的根源》（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1951），new edition published by Harcourt，New York，1973）。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评价，参见其所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邪恶学说的报告》（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New York，Penguin，1963）。
[4]关于艾希曼在大屠杀中所起的作用，参见David Cesarani所著《阿道夫·艾希曼：他的一生及罪行》（David Cesarani，Adolf Eichmann：His Life and Crimes，London，Heinemann，2004）。
[5]Bertrand Russell，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London，Unwin Books，1920，p.55.
[6]Leon Trotsky，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trotsky/works/1924/lit-revo/cho8.
[7]关于启蒙运动思想对当代超人学说的探讨，参见Bryan Appleyard所著《如何能够长生不老或进行死亡的冒险尝试：关于新的永生不朽》（Bryan Appleyard，How to Live Forever or Die Trying：On the New Immortality，London and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7，Chapter 8）。
[8]对苏联科学研究所带来的伤害以及把普通民众作为实验研究对象等情况进行的权威阐述，参见Vadim J.Birstein所著《知识的滥用：苏联科学的真相》（Vadim J.Birstein，The Perversion of Knowledge：The True Story of Soviet Science，Cambridge MA，Westview Press，2001，pp.127-131）。
[9]关于伊万诺夫的作用，参见Kirill Rossiianov所著《超越种族：伊利亚·伊万诺夫和他所做的人与类人猿杂交实验》（Kirill Rossiianov，Beyond Species：Ilya Ivanov andhisExperimentson Cross-Breeding Humans with Anthropoid Apes，Science in Contex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Issue 15，pp.277-316）。
[10]笔者不确定是谁创造了“启蒙运动规划”这个词汇，但它确实已经主导了Alasdair MacInryre的开创性研究，参见其所著《美德之后：道德理论研究》（Alasdair MacInryre，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London，Duckworth，1981）一书第4到6章中所作的解释和探讨。
[11]Marquis de Custine Journey of Our Time：The Journal of the Marquis de Custine，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2001.
[12]Karl Wittfogel，Oriental Despot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New York，Random House，1981.
[13]A.Nekrich and M.Heller，Utopia in Power：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London，Hutchison，1986，p.10.
[14]N.Berdyaev，The Origin of Communism，London，Geoffrey Bles：The Centenary Press，1937，p.228.
[15]关于卢那察尔斯基和俄国的救世主思想传统，参见David G.Rowley所著《救世主的帝国：俄国的千禧年主义》（David G.Rowley，“Redeemer Empire：Russian Millenarian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4，no.5，1999）。
[16]列宁的相关陈述摘引自ThomasP.Hughes所著《美国创造：1870至1970年的发明和工业热情研究》（Thomas P.Hughes，American Genesis：A Study of Invention and Technological Enthusiasm 1870-1970，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4，p.251）。
[17]Lenin，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Question of Dictatorship，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20.
[18]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Addres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to the Communist League，www.marxists.org/marx/worksdcommunist-league/1850.
[19]L.Trotsky，Their Morals and Ours，http：//www.marxists.orglarchive/trotsky/works/1938.
[20]L.Trotsky，Hue and Cry Over Kronstadt，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trostsky/works/1938/1938-kronstadt.htm.
[21]George Leggett，The Cheka：Lenins Political Poli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78.
[22]Anne Applebaum，Gulag：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and New York，Allen Lane，2003，p.17.
[23]有关沙皇俄国和苏联安全机构的规模情况，参见John J.Dziak所著《契卡：克格勃的历史》（John J.Dziak，Chekisty：AHistory of the KGB，New York，Ivy Books，1988，pp.35-36）；有关沙皇俄国晚期和苏联建立初期被处决的人数，参见该书第191至193页。
[24]有关德国西南非洲与纳粹的联系情况，参见Anne Applebaum所著《古拉格：苏联集中营的历史》（Anne Applebaum，Gulag：A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London and New York，Allen Lane，2003，pp.18-20）。
[25]Lesley Chamberlain，The Philosophy Steamer：Lenin and the Exile of the Intelligentsia，London，Atlantic Books，2006，pp.1-2，4.
[26]John J.Dziak，Chekisty：A History of the KGB，New York，Ivy Books，1988，p.3.
[27]哈罗德·拉斯基和埃德蒙·威尔逊的相关言辞引自A.Nekrich和M.Heller所著《乌托邦的统治：1917年到现在的苏联历史》（A.Nekrich and M.Heller，Utopia in Power：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London，Hutchison，1986，p.257）。
[28]Christopher Clark所著《铁血王国：1600到1947年普鲁士的崛起和衰落》（Christopher Clark，Iron Kingdom：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1600-1947，London，Allen Lane，2006），此书是一本关于普鲁士王国的通史。
[29]A.Nekrich and M.Heller，Utopiain Power：A Histor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17 to the Present，London，Hutchison，1986，p.661.
[30]Leszek Kotakowski，Main Currents of Marxism，London and New York，W.W.Norton，2005，p.962.
[31]K.R.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45，Volume Ⅰ，Chapter 9.
[32]Varlam Shalamov，“Lend-Lease”，in Kolyma Tales，trans.John Glad，London and New York，Penguin，1994，pp.281-282.关于科累马河集中营的详尽描述，参见Robert Conquest，Kolyrna：The Arctic Death Camp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1979.
[33]Robert Conquest，The Great Terror：A Reassessment，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
[34]关于苏联生态灾难的情况描写，参见Murray Fesbach and Alfred Friendly Jr所著《苏联的生态灭绝：困顿之下的健康与自然》（Murray Fesbach and Alfred Friendly Jr，Ecocide in the USSR：Health and Nature Under Siege，London，Aurum Press，1992）。
[35]Lewis Namier，Vanished Supremacies，London，Hamish Hamilton，1958.
[36]参见Isaiah Berlin所著“The Counter-Enlightenment”（《反启蒙运动》），收于Henry Hardy and Roger Hausheer所编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人类的正确研究》），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7，pp.243-268.
[37]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trans.John Cumming，London，Verso，1979.
[38]笔者在《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书中讨论了浪漫主义所带来的政治风险（John Gray，Two Faces of Liberalism，Cambridge and New York，Polity Press andthe New Press，2000，pp.119-122）。
[39]关于尼采对启蒙运动的批判的深入探讨，参见本人所著《启蒙运动的觉醒：当今时代结束之际的政治与文化》（John Gray，Enligbtenments Wake：Politics and Culture at the Close of the Modern Age，London，Routledge Classics，2007，pp.161-166）。
[40]Karl Kraus，Half-Truths & One-and-a-Half Truths，ed.Harry Zohn，Montreal，Engendra Press，1976，p.107.
[41]关于对伏尔泰的政治相对主义的探讨，参见本人所著《伏尔泰与启蒙运动》（John Gray，Voltaire and Enlightenment，London，Phoenix，1998，pp.36-47）。
[42]笔者在《基地组织及对于现代社会它意味着什么》一书中，详尽剖析了实证主义（John Gray，Al Qaeda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Modern，2nd edn，London，Faber and Faber，2007，Chapter 3）。(https://www.daowen.com)
[43]参见Michael Burleigh，Earthly Powers：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urop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Great War，London，HarperCollins，2005，pp.226-227.
[44]Richard Popkin，The Philosophical Bases of Modern Racism，in Richard A.Wilson and James E.Force（eds.），The High Road to Pyrrhonism，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80，p.85.
[45]伊曼努尔·康德：“从民族特性上看，他们依赖于对美好和崇高感情的本能感受。”http：//www.public.asu.edu/～jacquies/kant-observations.html.
[46]参见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ed.John Gra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80.
[47]Richard Popkin，“The Philosophical Bases of Modern Racism”，in Richard A.Wilson and James E.Force（eds.），The High Road to Pyrrhonism，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80，p.89.
[48]参见Michael Coren所著《隐形人：威尔斯的一生及其自由观》（Michael Coren，The InvisibleMan：The Life and Liberties of H.G.Wells，London，Bloomsbury，1993，p.66），此文引自威尔斯1901年版的《预测》一书。
[49]John Toland，Adolf Hitler，New York，Doubleday，1976，p.702.
[50]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 in Power，London and New York，Allen Lane，2005，pp.506-507.
[51]Pierre Drieu La Rochelle，Chronique Politique，1934-1942，Paris，Gallimard，1943.
[52]Richard J.Evans，The Third Reichin Power，London and New York，Allen Lane，2005，p.534.
[53]Norman Cohn，Warrant for Genocide：The Myth of the Jewish World Conspiracy and 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种族灭绝的理由：犹太世界的阴谋神话与锡安长老议定书》），London，Serif，1996，p.ⅹⅱ.关于中世纪基督教对女巫和异教徒的妖魔化，参见科恩所著《欧洲内部的恶魔：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妖魔化的基督徒》（Norman Cohn，Europe's Inner Demons：The Demonization of Christians in Medieval Christendom，London，Pimlico，2005）。
[54]Michael Burleigh，The Third Reich：A New History，London，Pan Books，2000，p.7.
[55]关于克莱姆佩勒和雷克·马莱克希文两人将希特勒与莱登的约翰之间所做的对比，参见Michael Burleigh所著《第三帝国：新的历史》（Michael Burleigh，The Third Reich：A New History，London，Pan Books，2000，pp.4-5）。
[56]F.A.Voigt，Unto Caesar，London，Constable，1938，pp.49-50.通过与诺曼·科恩的交谈，本人对沃伊特的著作有了一定的了解。
[57]James R.Rhodes，The Hitler Movement：A Modern Millenarian Revolution，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0，pp.29-30.
[58]Joseph Goebbels，Michael：Ein deutsches Schicksal in Tagebuchblättern，6th edn，Munich，Franz Eher Nachf，1935，pp.96-97.本书中此段落引自JamesR.Rhodes所著《希特勒的运动：现代千禧年革命》（JamesR.Rhodes，The Hitler Movement：A Modern Millenarian Revolution，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80，p.115）。
[59]Dmitri Merezhkovsky，The Secret of the West，trans.John Cournos，London，Jonathan Cape，1931.
[60]Aurel Kolnai，The War Against the West，London，Victor Gollancz，1938.
[61]Eric Voegelin，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pp.113，125-126.
[62]Olivier Roy，Globalised Islam：The Search for a New Ummah，London，Hurst，2004，p.44.
[63]关于沙里阿提的作用及海德格尔对其思想的影响，参见Janet Afary和Kevin B.Anderson所著《福柯与伊朗革命：伊斯兰教的性质与诱惑》（Janet Afary and Kevin B.Anderson，Foucault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Gender and the Seductions of Islamis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5）。
[64]关于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救世主降临说，参见Timothy R.Furnish所著《本·拉登：那位要成为救世主的人》（Timothy R.Furnish，“Bin Ladin：The Man who would be Mahdi”，The Middle East Review，vol.Ⅸ，no.z，spring2002）。
[65]Kaveh L.Afrasiabi，“shiism as Mahdism：Reflections on a Doctrine of Hope”，http：//www.payvand.com/news/od/nov/1126.html.
[66]Ahmed Rashid，Taliban：Militant Islam，Oil and Fundamentalism in Central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76-177.关于书中拉希德的评论，参见Robert Dreyfuss的名作《恶魔的游戏：美国是如何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能量释放出来的》（Robert Dreyfuss，Devil's Game：How the United States Helped Unleash Fundamentalist Islam，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5，p.326）。
[67]笔者在《基地组织及对于现代社会它意味着什么》一书中，探讨了现代激进伊斯兰教的特点以及它与全球化的联系。
[68]Ian Buruma和Avishai Margalit宣称自由民主属于西方的思想，参见其所著《西洋精神：反西方主义简史》一书（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Occidentalism：A Short History of Anti-Westernism，London，Atlantic Book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