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现代经济学者和伦理学家在得心应手地处置那些已经高度世俗化的问题时，曾属于不可分割部分的宗教元素及其内涵都已经被煞费苦心地剔除掉了。
——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7]
20世纪80年代末期，教条式的自由主义已经在保守党的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90年代的时候它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工党身上。布莱尔不仅接受了撒切尔替代战后安排的新政策框架，也接受了围绕该框架逐渐成熟起来的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
新工党最初接受新自由主义是对撒切尔政治成功的一种回应。1994年当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时，工党已经有15年没有掌权了。他接受了撒切尔所信奉的自由市场思想，将其看做是实现本党复兴和重新上台的灵丹妙药。这种影响似乎产生了应有的效果，布莱尔和他的领导权竞争者劳工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都接纳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然而，布莱尔一直更加倾向于新保守主义思想，“9·11”恐怖袭击后他果断地转向了新保守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新自由主义的相关设想一直影响着英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新自由主义思想包含多种流派，但它们有一些相同的核心理念。新自由主义者相信：个人自由最重要的保障就是自由市场；对政府的权力范围必须进行严格的限制；民主或许是必需的，但它必须受到限制来保护市场自由；自由市场经济是最具生产力的经济制度，因此它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被不断效仿着；自由市场不仅能最有效地组织起经济，而且也是最具和平属性的；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中，战争与专制都将消失，人类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其他一些次要人物尽管与哈耶克稍有不同，但都赞同这些思想。他们都是20世纪晚期启蒙运动思想的倡导者，其基本信条尽管得到科学探索的推进，但其根源都是宗教信仰。新自由主义者的目标是要恢复受集体主义思想毒害而失去的自由主义的纯洁性，像所有基督教正统主义者所做的那样，最终以他们为寻求复兴传统去刻意模仿而宣告结束。新自由主义就是20世纪晚期对经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拙劣模仿而产生的。18世纪的经典经济学家相信所有社会都将经由特定的发展阶段到达同一的终点，即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商业文明，但他们都对市场社会的缺陷有着清醒的认知。而新自由主义者缺乏这一洞察力，最终导致将经典经济学变成了一种乌托邦思想。
经典经济学家们对身边形成的商业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质疑。对亚当·斯密（Adam Smith）来说，商业社会是人类最佳的联系方式，但它也是非常不完善的。他不时指出市场或者他常称之为“天赋自由的制度”是一种乌托邦的形式，但他也认为作为一种最容易实现的制度，意味着存在严重的缺陷。在感受自由市场带来的高效生产率的同时，亚当·斯密也为它所带来的道德危害感到担忧。在英格兰北部建立起的许多工厂里，工人们不需要受到严格的培训就能胜任那些简单、重复的工作，而工厂周边兴起的无数无名小城并不能促进高尚品德的形成。长期下来，构成了对商业文明的极大风险。斯密的忧虑也得到坚持公民共和传统的早期思想家的回应，也影响到后来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的异化理论，很大程度受斯密对商业社会缺陷见解的影响。作为被20世纪思想家争相效仿的市场理论推广者，斯密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冲突的早期理论家。[8]“斯密的乌托邦是一种不完善的乌托邦，或者换句话说，是适合于不完美人类的乌托邦。”[9]或许它是不完善的，但天赋自由的制度也不是能轻而易举实现的。与20世纪晚期的新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斯密对市场改革的方案提出了质疑，他所要实现的乌托邦设想是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
斯密与世俗福音传教士般自由市场的推广者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有着极大的不同。他把商业社会的出现看做是天意使然，他关于“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提法其实就是一神论的表现，即需要存在一个隐蔽的调节体制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交换中提升公共权益。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上帝通过人类情感这一中介起作用的，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理性所起到的作用却很小。市场之所以不发育，也是因为人类了解到了它的优势。它所呈现的是一种上帝赋予其中的本能的产物。同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一样，斯密相信人类行为相比理性而言，更多的是受到情感和风俗习惯的支配，他也同样质疑在不考虑情感因素的状态下，人们在处理问题时的才智表现。美国经济史学家雅各布·维纳这样总结斯密的立场：
情感是人与生俱来的，即是由上天赋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情感本身是无过错可言的。理性是易犯错误的，除非立法者的水平更为低下，最容易犯错误的当属道德哲学家的构思理性。然而，人类总是倾向于把反映在情感上的造物主的智慧归因于人类的理性。[10]
天意的理念支撑着斯密提出的天赋自由制度的思想，自由思想总体来说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才开始与世俗思想联系起来。从那时起，许多人试图想让自由主义同其宗教起源分离开来，但它仍然属于基督教的衍生物。
19世纪早期，关于自由贸易的最大争议是关税的存在妨碍了天意的施行。大众最广泛认同的是上帝将各种资源遍布全世界，因此相距遥远的人们可以通过贸易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以这种方式视彼此为兄弟，自由贸易是在上帝法则下维系兄弟情谊的手段。19世纪40年代，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在英国成功发起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谷物法》（Corn Laws）的运动，并提出“自由贸易是上帝的国际法则”。对于他来说，这不是一种比喻而是绝对的真理。后来的经济学家从世俗的视角，以比较优势来重新界定普遍自由贸易，但他们从没有成功过。大量的经济理论包括试图推导出自由市场的思想都是源自靠不住的理性选择原则，这样产生的思想明显比斯密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信仰更为教条化。自由市场思想只有当其宗教基础遭到否定后才能成为一种宗教信仰。[11]
认为自由市场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思想的核心。他出生在强烈反对教会干预政治（与贵格会有着某些联系）的反卫理公会家庭里，但仍坚持自身的基督教信仰，斯宾塞后来成为不可知论者，其一生致力于以科学术语来重新界定斯密的天赋自由制度的设想。他性格古怪，在往来英国乘坐海峡渡船时一直戴着御寒耳罩来防止噪声的侵扰，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其大量著作文集中的一部分，斯宾塞成为19世纪晚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在美国也有大量的追随者，主要是他的社会进化思想使其声名远扬。在寻求伦理的科学根据时，斯宾塞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孔德的影响，不过孔德是应用科学来抨击自由主义价值观，而斯宾塞则用科学来捍卫它。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俩应用的都是伪科学。
斯宾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而这一系统思想却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大不相干，是斯宾塞而不是达尔文创造了“适者生存”这个短语。在斯宾塞看来，社会演进及进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自由市场，或者按照孔德的说法，就是工业制度。工业社会面临着与像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主义制度那样激进社会制度的竞争，后者试图在指令的基础上规划经济生活。斯宾塞坚信自由市场制度将取得胜利，但他从未详细说明什么样的机制能确保这一结果。斯宾塞的缄默并不令人出乎意料。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或许比其他社会的生产效率更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被广泛应用。正如斯宾塞所失望地看到，甚至是曾经存在过该制度的地方也会摒弃它。19世纪末在英国，干预政策替代了自由放任政策。他的社会进化理论就是想要解释这一事实，也为他整个思想体系留下了一大堆疑问。[12](https://www.daowen.com)
在人生的大部分时光里，斯宾塞使自己相信历史正按着他所设想的方向发展。在面对19世纪末帝国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时，他陷入到了绝望之中。他的一些追随者也并非都是空想家。悉尼和比阿特里斯·韦伯夫妇赞同斯宾塞关于多数的、生产效率高的经济制度胜过少数的、生产效率低的经济制度的观点。同斯宾塞一样，两人也不禁看到自由放任政策已不能奏效，他们断定苏联的集体主义制度比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效率更高。韦伯对斯大林主义的接受说明了所有社会进化理论的一个缺陷。社会进化据信最终将走向单一类型的社会，但是历史发展就像自然选择那样无方向性可言或者说没有预定的最终状态。在实践中，社会进化理论家最后都回归到了主流思想，这与强权即公理的逻辑差不多，最终往往变成了糟糕的结果。
20世纪末以来，集体主义思想也遭到了抛弃，新自由主义者坚信全球自由市场的形成指日可待，在它产生之后，全世界将重现一派和平与繁荣的局面。这就是像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那样主张自由贸易的宗教运动人士的主导思想。然而，新自由主义所展现的事实是它通过社会科学的方式建立起来，即推定的经济科学。新自由主义运动包括几个不同的经济理论流派：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坚持认为经济学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其普遍规律，而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这就是两大流派的根本分歧所在，但这丝毫没有减小它们对自由市场的狂热，这是它们不能动摇的信念，如何去证明却无关紧要了。
最具雄心壮志和影响力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当属哈耶克，他成长于哈布斯帝国的晚期，认为在某些方面看来，帝国正是自由主义政权的典范。他十分憎恶民族主义，肯定地认为其存在一股极具破坏力的力量，但他也认为这是部落主义的一种回归。他没有看到，同纳粹主义、共产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种现代现象。他坚决反对错误地将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事务的科学至上主义，他就大萧条的起源同凯恩斯展开了一场范围广泛的辩论，凯恩斯作为更具洞察力的思想家，更能有效地影响大众舆论，轻而易举地获胜了。20世纪40年代，他放弃了自己对经济学的社会见解，不过在此之前，他对中央计划体制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主流经济学家都相信在适当的条件下，中央计划体制能具有更强的生产效率。哈耶克反对这种一致立场，认为该体制生来是难以运转的。
哈耶克所争论的核心是他认为计划经济的规划者不可能具备有效组织起经济生活的知识。他的观点同科学思想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一致，后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哈耶克是那里的教授，哈耶克认为社会知识大都体现在实践之中。价格机制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映，它使得我们能够应用所有人都感到陌生的各种不同学科知识。哈耶克忽视了自由市场经济也会容易发生偏离，过分夸大了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可能性，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指令性经济却运转得很好。但他指出计划经济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是由马克思所倡导形成的，并在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古巴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得到了试行。即使在某些方面，规划者的目标得到了实现，如苏联一些军工复合体的运作，但它也是在造成极大浪费的背景下实现的。一段时间，大多数经济学家坚信中央计划经济能创造出与市场经济相匹敌的繁荣景象，而哈耶克认为前者的生产效率注定要小很多。他的观点在这些计划经济国家全部崩溃之后得到了证实，他也因对国家社会主义进行的预见性批判而被人们牢记心间。
不幸的是，哈耶克是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家而赢得声望的。[13]他对政治领袖们的影响却很小，但他也促进了一种有害思维方式的形成：在阐述中央计划经济的不合理性时，他忽视了市场经济的一大弱点，即市场经济易于陷入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循环和周期性崩溃之中。凯恩斯和其他经济学家认为那些相信自由市场经济能实现自我稳定的看法是导致大萧条产生的原因。正如迈克尔·波兰尼的兄弟，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指出的：“灾难的起源在于自由主义经济乌托邦式地竭力要建立起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制度。”[14]即使19世纪30年代政府政策加剧了经济崩溃（如哈耶克所相信的），它也没有因此而依靠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进程并没有实现自我调节。哈耶克的贡献在于向世人展现成功的计划经济只不过是乌托邦而已。他没有看到自我调节的市场设想同样也是乌托邦的。
哈耶克同样相信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它是作为无数人类行为无意识的结果而导致出现的，不是经由任何人类设计而产生的结果。在最能完整体现自己观点的《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哈耶克盛赞了英国哲学家，因为他们拒绝了法国大革命关于社会制度体现理性设计的思想。他写道：“他们找到了制度的起源，不在于方案或设计本身，而在于制度能成功地保存下来。”[15]就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而言，它与事实恰恰相反。夸张一点地说，自由放任政策的产生就是中央计划的结果。19世纪中叶英国的自由市场是国家权力的人工产物，20世纪晚期的情况也是如此。重新实行市场经济模式意味着限制了已经自发进化过的制度，如商业工会和（虽然很少被认识到的）垄断企业，这只有通过高度集权的国家才能够做得到。
如果说自由市场制度一般是有意建构而形成的话，按照哈耶克的意思，无论如何自发演进的社会制度很少是属于自由主义的。在英国形成的、哈耶克所欣赏的政治体制并非人为规划造就的，按休谟在《英格兰史》一书所指出的，是偶然形成的，而非天意或自然规律所导致的。与此情况大致相同的是，封建社会的产生也不是人类有意为之，或者像理解中的那样发生的。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没有人打算有意限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假如确实存在那样自发的社会进化，将导致许多种制度的产生。
哈耶克思想的错误之处在于他认为自由市场将会自行发展，这在叶利钦（Yeltsin）时代的俄罗斯就得到了体现。西方国家相信一旦国家计划经济遭到废除，市场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市场经济确实出现了，但它被有组织的犯罪所掌控。在普京（Putin）执政期间，俄罗斯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被新的制度所替代，但仍然与犯罪有着纠缠不清的联系，只是相比过去看来似乎更为有组织性和更具普遍合法性，它比中央计划经济更为有效，但与自由市场经济却是渐行渐远了。过分依赖自发进程导致了一种新型的指令性经济的产生。
哈耶克常被人们拿来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进行比较，后者是18世纪在爱尔兰出生的、深谙议会政治的议员，是英国保守主义的创始人，两人的确有一些相同之处。同哈耶克一样，伯克相信传统中包含着几代人的智慧。然而，与哈耶克不同的是，伯克的信仰基础是宗教：即历史上传统的、潜移默化的发展是天意使然。这一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事实很难相容，但也证明他已经接受了大恐怖的发生是天意对人类邪恶的惩戒这样的思想，伯克也因此坚持了他的信仰，而作为世俗思想家的哈耶克缺少这种思想源泉。然而他将自己对传统的信仰建构在科学之上，以这点上看，他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更为接近。哈耶克是实证主义尖锐的批判者，不愿被别人认为自己同实证主义者孔德的思想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同孔德一样，哈耶克转而用科学证明天意论者关于人类发展的观点。虽然对其构成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但二人都相信普遍的制度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哈耶克和孔德都视历史的发展为单行线，在这点上他们同斯宾塞和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所有这些思想家都低估了民族主义和宗教的持续能量，它们同新科技的相互作用产生了种类繁多的经济模式和政治安排。有些可能太过约束或者生产效率太低以至于难以为继，如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但是，21世纪初世界仍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政权制度：中国采取的是民族主义同国家资本主义的结合形式，伊朗是一种大众化的神权政治，美国是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自由市场混合形式，俄罗斯是一种超现代形式的威权主义，欧洲则是社会民主与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结合，等等。这些政权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彼此间相互影响，持续发生着变化。但它们都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所以不要期待能最终出现任何形式的趋同共存。
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同马克思的观点十分相似，哈耶克同马克思一样，视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现存为止最富生产效率的经济制度，而且是最具革命性的。自由市场制度一旦形成，资本主义的扩张便无法阻挡，除非一些灾难性事件会形成阻碍，资本主义注定要成为普遍存在的制度。然而，根据马克思的理解，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必会推翻资产阶级生活，而哈耶克却不这样认为。哈耶克相信市场经济社会是建立在传统之上，他写道：“虽然最初出现时略显得自相矛盾，成功的自由社会或许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之上。”[16]他没有看到自由市场经济是要颠覆在过去曾支撑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传统。哈耶克把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捍卫与某种文化保守主义联系起来的努力遭遇到了自由市场的破坏性能量。新保守主义者了解到了这一矛盾，决心要努力去解决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