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的自由主义——自由帝国主义
人道主义者，同传教士一样，通常成为那些把他们当朋友相待的人们不可或缺的敌人，因为他们既没有足够认真地考虑人们的正当需求，也没有谦和地把人们当做同自己一样的人去看待。傲慢、狂热而爱管闲事的帝国主义总会摆出一副慈善的面孔。
——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19]
引领美国卷入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的思想和运动包含了新保守主义乌托邦思想、基督教正统主义信奉的善恶大决战思想以及曾详细介绍过的施特劳斯式的预言等思想的融合。这种奇异而又极其危害的信仰结合，不具备任何看得见或者甚至是合理的现实基础，只是一种从长远说，同样也是危险的结合。即一种建立在人权诉求上的“自由帝国主义”。新保守主义之所以能够获得支持，在伊拉克及其他潜在的中东国家实现政权更迭，是因为它被视为一直在致力于实现民族自决和民主的自由主义理想。自由主义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它对自己公民权利的尊重。假如任何政府没有成功地做到这点，那它势必会遭遇抵制或遭到推翻（无论是被自己的民众或是外部势力）。人权是高于国家主权的，如果这些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话，其他国家，即按照1999年布莱尔在芝加哥的演讲中创造的术语——“国际社会”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以行动来干预进而保护人权。
这一观点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人道主义干预中得到了验证，在未能阻止严重的暴行之后，紧接而来的军事干预给前南斯拉夫地区带来了和平。巴尔干战争使得许多自由主义者将支持打击伊拉克看做是创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手段。即使到如今，许多人仍相信糟糕的结局并不能损害军事干预推翻专制政权的正义性。正如许多著名人士所倡导和认识到的那样，这种干预可以称得上是帝国主义的一种自由主义表现形式。伊拉克战争爆发的前三个月，迈克尔·埃格拉蒂夫（Michael Ignatieff）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宣称：
美国式的帝国不同于过去建立在殖民地统治征服和白人压迫基础上的帝国……21世纪的人类帝国是政治科学历史中的一个新发明，是一种帝国色彩不太浓郁，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人权和民主的全球性的霸权形式，由世界上公认的实力最强的国家来维护它……进行政权更迭是帝国要出色完成的任务之一，因为它假定帝国的利益使其权利凌驾于国家的主权之上。布什政府会追问，是什么样的道德权威使得一位统治者（萨达姆）得依靠谋杀和对本国人民进行种族清洗，两次入侵自己的邻国，通过霸占自己人民的财产，为自己修建宫殿和发展危害性极大的武器来维持呢？[20]
埃格拉蒂夫展示了新帝国主义对自由主义的诱惑力。谁敢否认这种专政政权的邪恶性或者质疑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世界理想呢？毕竟，宣称自己的价值观对于任何人类都是有效的，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信条。它是否赞同自由主义国家在实际中拥有强制将其价值观施加于全世界的权利，即使是需要以武力来实施呢？对于许多自由主义者来说，“反恐战争”已然是对“冷战”的继承，在这一斗争中，民主战胜了极权主义。不过二者有着实质性的区别。“冷战”是发生在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反恐战争”是发生在国家与更为限定范围的势力之间的斗争。“冷战”的发起是国家间为确保各自的启蒙思想能相互匹敌，而针对伊斯兰教势力而正在发起的“反恐战争”是因为其拒绝启蒙运动思想。再者，“冷战”的敌人是从未获得普遍合法性的共产主义制度，而伊斯兰教政权虽然与苏联相比极其微弱，但已经获得大众的支持和认同。这就是说，事实上两种冲突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相同之处。不过同“冷战”一样，反恐战争也被视为一场普遍性的宗教战争，一场在实践中所有阳光下的美好借口都包括在内的伟大的进步事业，新的势力：
致力于在穆斯林世界保护权特别是妇女的权利；这一政策反对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无论会给埃及媒体和沙特王室带来怎样的麻烦；这一政策也反对以色列极右势力的狂热，无论会怎样激怒利库德集团（Likud）及其支持者；这一政策主张在穆斯林世界进行世俗的、多元主义的、法律上的教育；这一政策反对蒙昧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政策也针对失去竞争力的伊斯兰教分子和左翼的复兴党人；这一政策反对贫困和压迫；这一政策主张穆斯林世界的真正团结，而不是要煽动巨大的仇恨。这一政策，概而言之，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自由的新生”，这样的事情人们已经在喀布尔（Kabul）解放初期就能够认识到了。[21]
保罗·伯曼（Paul Berman）在2003年表达了这一宏伟的设想。但没有提及伊拉克世俗的专制政权被推翻后，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和神权政治并存的混乱情况。在阿富汗，自由主义的失败已经是不堪回首，苏联军队也曾以残酷的行为，试图通过强加一个启蒙运动的专制政权形式，来建立一个在某些方面与之相类似的现代国家。包括“反恐战争”在内的所有自由主义的目标都是天生值得期待的，因此，其所追求的目标在实践中也是可以实现的。在对待政权更迭的态度上，新保守主义者同许多自由主义者都是一致的。政权更迭是实现进步的一种手段，对于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和新保守主义者都不愿面对太多的人员伤亡和悲惨的失败结局。这也是在美国，对战争的政治上的反对一直来自于旧保守主义右翼势力和部分旧的左派力量。自由主义的媒体中，只有《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没有受到战争狂热的影响，而像《国家与美国保守主义》（The Nation and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这样的期刊发表的批评主要来自左派和右翼势力。2006年中期选举时，在选民对战争发出的公开反对声中，很少能听到自由主义者的回应。大多数保持沉默的人相信战争展现了美国作为世界自由最终保障的实力。
然而，自由帝国主义是一项无法实现的行动计划。自从1905年俄国帝国舰队被日本彻底摧毁之后，20世纪的历史主旋律就变为对西方帝国的反抗，这场针对欧洲势力的胜利鼓舞了整个亚洲反殖民主义运动，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将此描述为影响他一生的决定性事件。英国在维持其对苏伊士运河控制所做尝试上的失败，法国和美国在越南遭受的耻辱以及苏联军队在阿富汗的失败，这些都是过去一个世纪中不断演绎的西方占领者在非西方土地上无能为力的一些例证。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只是这种无能为力的最新表现而已。
除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西方帝国主义的方案无法大规模地实施之外，认为美国能够成为实施这种方案的代理人的想法同样是极其不合理的。美国并不具备一个帝国政权所应有的特征。它进行的大量国家投资在各个方面都产生重要的影响，除了偶尔实施武力威胁之外，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经济制裁和诱导相结合的方法。美国同许多这样的国家发展关系都表现出一种帝国主义模式，各种资源的获取都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政府中的代理人来实现的。在拉丁美洲，美国长期以帝国主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目前，美国在波斯湾维持着大量的军队和舰艇存在，并不断增加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在西非建立自己的基地。然而，美国并没有统治上述这些地区，其军队也很少同当地人民发生联系。所有的基地封闭严实、戒备森严，大使馆堡垒式的建筑结构为的是免受到所在国发动的袭击。帝国的形成包括许多形式和规模，并非全部都是围绕着获得领土而构建的。美国的帝国关系最显著之处在于，它缺乏可以依靠的长期战略承诺，使其能经得起美国政策的变迁。当任何美国的海外军事介入变得耗资巨大或伤亡过多时，就有可能戛然而止。从华盛顿及相关国家来看，这一事实所导致的结果是，通过与当地统治精英维持长久同盟关系来使帝国存在数个世纪之久的现象几乎没有。现存的大多数国家，如英国，德国和日本也是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才存留下来的。
一个持久的帝国制度所依靠的信念是认为其体现了一种长期的承诺。帝国的建立通常是以包括动用武力等各种手段来实现的，不过也有存在长久的，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那时武力服务于维护长期的政治目标。欧洲的殖民地国家常以这种方式使用武力，因此，它们在被占领国的存在十分清楚是为了实现一种永久的状态。英国对印度统治的确立经历了严重的冲突，19世纪中叶的印度叛乱沉重打击了英国的统治。即使这样，几乎整个殖民时期，数千名英国军官能够在没有装备大规模武器的情况下统治着印度次大陆。他们是通过与国家的统治者们结盟的方式来做到这点的，1919年时印度有约500个土邦，但它们却宣誓向英国王室效忠。相比之下，美国军队被自己和外界视为持枪进行短暂旅游的游客[22]，派往阿富汗的国民警卫队，很少同当地精英或民众发展短期的联系。结果他们不得不依靠过多地使用武力，这样做是不能实现长期目标的。美国缺乏构成帝国的大多数先决条件，可以预见的是在将来也无法获得。帝国主义是如何形成的？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其他形式？什么时候没有帝国主义者呢？美国已经担负了一些帝国的重担，包括它的财政费用，远比欧洲殖民主义时代更制约其能力的发挥。同20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的军事冒险是靠借钱来支付费用的，大多是从中国借的，中国购买的美国政府债券对支撑美国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对中国的依赖性与认为美国具备自由主义价值观全球实施者的行为能力的想法是不相称的。是美国的国外债权人给这一能力提供了资金保证，如果他们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危险的或不合理的，他们就有能力对其进行否定。正如在1975年就预测苏联将会解体的法国分析家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已经提到的：
美国不能只依靠自身的经济活动，必须依赖资助来维持目前的消费水平，目前稳定获取的资助达到14万亿美元（2003年4月数据）。如果美国的行为继续具有破坏性的话，它可能会担心遭到贸易禁令的惩罚。[23]
美国正在丧失其经济的龙头地位，它作为“最后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注定会作为一种结果而出现。推进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新的大国的出现以及其他大国衰落的再现，这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和俄罗斯或许能够与美国和平共处，但它们不会接受美国的道德指导；认为它们会接受号召，投身于将世界转变为美国式的民主运动的想法也是极其可笑的。新保守主义者所设想的“新的美国世纪”持续了不到十年。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狡猾思想会得到广泛认可。作为历史不经意仆从的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将美国变成一个普通大国，只是七个主要大国之一，不再具备特别的权威了。更为普遍的是，这个在冷战中获得明显胜利的自由主义国家的实力优势正在逐渐丧失，20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在国际体系中崛起的大国是威权主义国家。
自由帝国主义在美国也导致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倒退。政府一直坚持总统必须有权决定什么才算得上刑讯。副总统迪克·切尼一次在广播节目中被问及是否倾向于针对恐怖主义嫌犯实施“水刑”（water-boarding），切尼在答复时宣称这一问题是明摆着根本不值得理会的事情。[24]“水刑”这种方法作为一种酷刑被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政权（Khmer Rouge）经常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此手段对付美国人的一位日本军官被判处15年劳役，[25]而这一手段在美国并未被禁止，使用它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另外一种酷刑是在关塔那摩监狱使用的睡眠剥夺手段，借鉴的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时期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为得到供述，在“装装样子的公审”（show trials）中应用的方法。[26]刑讯方法还包括在朝鲜战争中，中国针对美国战俘所采用的感觉剥夺手段，这一方法也应用到了因被当作敌方战斗人员而被捕的美国公民乔斯·帕迪拉（José Padilla）身上，2002年中到2006年1月，在没有被指控的情况下，他一直被关押在南卡罗莱纳州一艘海军双桅船上。[27]
在国际上没有接受什么可以算得上刑讯标准的情况下，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权国家已经致力于将这一做法作为一项国家政策。与此一并发生的是，过去限制美国政府行为的宪法传统也已经遭到了更改。2006年9月28日的参议院选举结果允许总统有权决定什么才算得上酷刑，同时也暂时搁置了被当作恐怖主义嫌疑犯收押人士的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否决他们了解自身所控罪行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为自己被羁押进行辩护的权利。从此之后，任何人，无论是外国公民还是美国公民只要涉及恐怖主义，就可以在遭到控诉的情况下被逮捕，并不受时间限制地收押。实际上，这将行政当局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将公民置于法律保护之外。与此同时通过的《爱国者法案》（The Patriot Acts），允许对全体美国人进行监视，美国已经经历了与任何成熟民主制度国家相比所没有的自由的丧失。
从历史上来看，这不是美国政府第一次颁布法案侵犯自己国民的自由。18世纪末通过的《外国人法案》和《惩治叛乱法案》（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s），1917年到1918年通过的《惩治间谍法案》和《惩治叛乱法案》（The Espionage and Sedition Acts）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赤色恐怖”（Red Scar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日本人后裔采取的强制圈禁，这些都使行政权力得到了极大的膨胀。在每一个事例中，对自由的侵害都不是长久的，在经历一段战争时期后，法令的通过使得这些措施被撤销或废弃。布什政府时期，行政权力的扩张走得更远，因为“反恐战争”没有取得胜利，它就没有完结的时候。正如2006年中期选举的结果表明，美国仍然拥有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在未来的政府运作中，或许会通过立法使酷刑和取消人身保护权等做法得以取消。而事实却是美国已经不再是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制约的政权国家。宪法的监督和制衡也已经不能阻挡权力随心所欲地空前膨胀。(https://www.daowen.com)
这一转变表明了当代自由主义的欺骗特征。过去一代人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理念是一直在谋求规避理应在法律许可框架下防止出现的政策风险。美国自由法律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包括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他们设想以公开透明的法律审判来取代见不得人的政策协商。[28]在这种情况下，假定的前提是任何对权利的威胁都能够被抵消。在美国，实现这种理想状况的条件是发挥最高法院的作用。然而，正如美国布什政府所展现的那样，这种法制主义的自由主义其实是另一种乌托邦思想。最高法院能以操纵法官遴选程序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化，如果这样做仍然不能奏效的话，法院的裁定照样能被置之不理。对宪法自由的捍卫就落在了2006年9月担心选举结果会导致与行政当局对立的议会议员们身上。从这一点来看，同其他国家表现出来的情况一样，政策最终战胜了法律。
自由主义者都相信宪法捍卫者能保证人类的自由。他们没能领会列奥·施特劳斯应用在魏玛共和国上的霍布斯真相的实质，即宪法随着政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一政权改变已经发生在美国身上，目前美国正介于长久历史以来就存在的法治国家与一种不自由的民主制度国家之间这样一种状况。美国所经历的这种改变并非如施特劳斯所相信的是像发生在魏玛共和国的相对主义导致的衰落，而是由于基督教正统主义者控制了政府。如果说过去人们所熟悉的美国政权制度不再存在的话，那也是因为对权力的过度信奉所导致的后果。
当代自由主义者认为人权是在任何地方都被认同的人类的普遍属性，在此他们表现出了独具特色的对历史的无视。关于人权的当前理解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发展的。正是民族国家将个人从中世纪的社会联系中解放出来，它所创立的自由理念在现代世界广为传播。这一过程伴随着巨大冲突的发生和付出沉重的代价。大范围暴力事件的产生是这一进程不可或缺的特征。如果说美国只是经历了一场内战，法国只是经历了一场拿破仑战争后才成为现代国家的话，德国则是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和整个冷战的洗礼。在非洲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为追求建国常常陷入种族清洗的怪圈。
自由主义理论家倾向于在被认为是错误的族群民族主义和被认为是正确的公民民族主义之间做出区分。然而，压制并非只属于族群民族主义所有。民族国家在创建过程中通常以国家权力进行强制整合以及将一些族群视为异己而区别对待。在法国和美国，公民政权制度的创建是以教育制度的应用作为统一的手段，而战争和兵役法在大敌当前时，是用来增强国家凝聚力的。自由主义的正统观念理所当然地认为自治的民族国家比帝国更为自由一些，不过帝国通常对少数民族比较友好，我们可以联想到的是当欧洲深陷宗教战争时奥斯曼帝国的宽容；以及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哈布斯堡帝国在衰落之后所释放出的种族仇恨；或者是埃及民族主义者纳赛尔对亚历山大这座多元文化城市的毁灭性破坏。与民族自决同时发生的还有种族大清洗和过去很长时间不同生活方式和谐共处的互让社会被彻底改变。正如新保守主义和自由干涉主义所做的那样，推进普遍性的民族自决意味着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犯下这些罪恶。
民族国家不仅是现代自由制度的主要实现途径，也几乎普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主要实现手段。1959年，美国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报道了一个“荒唐”的事实，即除了美国，瑞士和（那时的）乌拉圭之外，[29]其他所有长期存在的、稳定的民主国家都是由君主统治的。这一奇怪的事实只会使人错误地认为民主是可以自我证明是正当的。21世纪初少数无可质疑的、繁荣的多民族民主国家如英国、西班牙和加拿大都是君主制国家或从帝国时代存留下来的国家。印度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多文化民主国家，但它不是多民族的，目前的稳定也只是在经历同巴基斯坦残酷的分割后才实现的，而克什米尔问题仍然十分棘手。除了利用君主制度来证明合法性之外，自由民主国家几乎大都是民族国家。而在国家层面之上进行倡导民主制度的努力（例如在欧盟内部）一直没能获得成功。现代理想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民主制度似乎只有在前现代制度国家内才能较好地实现。
除了个别情况外，自由民主制度只是在民族国家内部才能扎下根来。但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都离不开集体大屠杀，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这或许是不可能的。后殖民时代的非洲没有什么国家能具备有凝聚力的民族认同感，而中东国家继续由那些做着帝国暮色美梦的国家统治着。在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地区仍存在着失败或半失败国家。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而中国注定仍要保持帝国的模式，俄国也是如此。大多数的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生活在民族国家中。同过去一样，将来的世界将会由许多种政权制度所主导。
对普世民主的反对并非是因为一些人不适合它。民主制度已经在许多拥有差异文化的国家中确立下来，也没有什么能阻止看上去最牢固的民主国家滑向专制主义道路。任何国家都可能实现民主，任何国家也可能失去民主。人类并非只分为“西方”社会（尽管正在走向极权主义，却要证明自己代表着自由制度）和其他社会。民主具有许多优势，尤其体现在不通过使用武力就能实现政府的改变，不过它的实现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暴力恐怖方面的代价，而自由最终也没有得到更好的保护。
在大众看来不自由的地方，少数民族在民主政权国家的境遇还不如某些专制主义国家。甚至是占人口多数的民族或许也会发现自由受到了抑制，如伊拉克大多数地方出现的大众神权统治地区，妇女正在失去萨达姆时代就已享受到的自由。推翻专制统治能带来民主，但不能促进民主。同样，正如在布什政府领导下，民主允许冲破长期存在的对政府的约束。实际上，没有什么宪法可以将自由强加于不需要它的地方或者可以将自由强留在已经失去价值的地方。
而这种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就盛行的自由帝国主义是无法成为现实的，在伊拉克的冒险从本质上说可谓是错误规划的修正表现，也呈现出一些类似于帝国主义的特征。这一规划的地缘政治目标是要牢牢控制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尽管没能实现预想的产量增加，但这种控制确实已经实现。除了这一侵占行为，伊拉克已经成为惊天骗局的场所，数以十亿计的美元流入到美国公司和华盛顿政治说客们的口袋里。美国入侵之后所发生的腐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使萨达姆政权时期围绕以石油换食品计划而发生的丑闻都相形见绌。关于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合同已经被优先分配给了美国公司，这些与共和党、布什政府以及监督合同分配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有着密切联系的公司得到了合同中最大的一部分。许多带有传统军事性质的政府行为都被外包出去。比如对建筑大楼、街道和油井的警卫，武器系统的维护和防御物资的押运任务都被外包给了公司。据报道，英国私人安保公司在伊拉克共有约4.8万多员工，在数量上远远高于英国军队人数的6倍。[30]政府已经被私有化，这一改变也创造出许多新的利益来源。
这种发生在伊拉克的掠夺从入侵行动开始就普遍存在。帝国主义总是将对利益的追求放在首位，美国军队所到之处充斥着的骗子和不择手段造成的混乱局面与早期殖民军队遭遇失利时所面临的情况并无二致。同华盛顿当局有密切联系的、代表着权贵资本主义的公司在瓜分战利品时，在任何方面都表现得一如从前。不过，在美国军队占领伊拉克的过程中，其规模或许更大，其方式更加露骨，弱肉强食的贪婪是帝国征服的一个普遍特征。
但这依然不是过去经典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这并不表明占领军缺乏统治的能力。当美国占领者肢解伊拉克时，试图通过转变这个国家的职能来实现由他们所造就的无政府状态走向制度化。由美国支持的政权框架并非是政府的机构，它们已成为教派组织和非正规民兵组织争相控制的目标，用于分配各种资源和压制对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华盛顿一些“现实主义者”所设想的，推举出一个类似萨达姆式的强人在如此混乱的状况下维持良好秩序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强人意味着一种世俗的、由军人统治的、官僚政治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这在今天是根本不存在的。再者，也不存在这样的独裁者能统治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已经被摧毁的世俗专制政权不可能再被重新确立起来了。
看到这些事实的美国分析家有时候提议将伊拉克一分为三来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伊拉克不能被分割为三个国家，事实上它已经一分为二了，在北部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库尔德人的统治区，而国家的其他地区仍面临着激烈的对抗。分割不仅是信仰上的分立，更重要的是争相宣称对权力和资源的所有，逊尼派和什叶派社会也无法清楚地分辨。作为少数派逊尼派准备不惜失去一切，抗争到死。而全国有约60%的人口为什叶派，伊拉克将面临着数十年的种族清洗和教派大屠杀。
美国在面对由它入侵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时，表现得无能为力。分阶段地撤出美国战斗部队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法。2006年3月由美国国会成立的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Iraq Study Group）于当年12月做报告，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该小组的联合主席是詹姆斯·贝克三世（James BakerⅢ），他曾任小乔治·布什政府的国务卿，是华盛顿当局绝对的内部人士。自称在国际事务中是现实主义者的贝克认识到，在伊拉克，没有什么政策能够确保它的稳定。不过，伊拉克问题研究小组却没有意识到一个更为困难的事实：由美国入侵伊拉克所造成的情况属于一个不受到任何制约的力量才能解决的传统问题，可以肯定地说，美国的力量也无济于事。这个国家已经出现的无政府状态，使得美国想实现越南式的撤离是行不通的。越南当时在北方有一个政府能统治整个国家，而伊拉克却不具备能够进行有效管制的政权，而在东南亚地区没能实现的“多米诺效应”可能在海湾地区以伊拉克的分裂为开端进而实现。不过，这一事实被华盛顿当局有意掩盖，而美国在该地区的失败已经是一目了然了。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朗和其他国家正不断增加它们在伊拉克的代理军队的使用，美国军队正饱受由美国盟友武装起来的逊尼派民兵武装的攻击，伊拉克正成为该地区争夺霸权的战争场所，逐步升级扩大的冲突已经成为美国入侵以来的发展态势。伊拉克的毁灭可能会成为引发另一场“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的事件而被载入史册，其最终结果尚不得而知，不过它将在整个海湾地区引发一场足以影响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革命性动荡。
美国在伊拉克的冒险，与过去帝国的所作所为有着巨大的区别。殖民当局的目的是征服国家之后开发它们的各种资源。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和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都维持了数百年之久的管理，并成为长期存在的殖民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殖民者离开后，遗留下的不仅有对资源开发的继承，也留下了一些组织机构。无论存在着怎样的缺陷，伊拉克这个国家就是其中的一个历史遗留。
围绕伊拉克战争产生的经济体制阻碍了长期承诺的实施。21世纪初期盛行的投机资本主义使得投机取代了投资，过不了多久，这场战争肯定会迅速成为一场糟糕的赌博。甚至是在占领期间获取的财富也具有了幽灵般的特征。如果说有一种象征能准确形容美国在伊拉克的存在，那不是过去时代遗留的殖民制度。它是类似安然公司的事物，其消失后不留下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