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在难以应对的世界里：现实主义失去了的传统
我们在规避这个世界上最大风险的过程中，将难免不断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加以应对。这不是一件采取一个简单而富有戏剧性的步骤就能将所有困难都一一化解的小事，而是要不断战胜各种危机和面对各种新的困境。
——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8]
过去20年里，在美国的引领下，西方国家一直在试图向全世界推广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形式。这些政策因其目标空洞而又宏大彰显其不同，但总的目标在本质上是战争和权力的转换形式，其目的是要实现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被普遍采纳。重建国际体系的尝试所产生的影响与早期的乌托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伊拉克不断呈现的灾难事件就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后果，同时也是一种必须要摒弃的思想。
新的思想呼之欲出，但它必需要使旧的传统焕然一新。对乌托邦的追求必须被应对现实所做的尝试所取代。我们不能靠回到过去现实主义思想家著作中所希望的那样，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境。[9]现实主义思想源自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所理解的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必须要在从未远离战争状态的、有着无穷尽冲突的世界中实现自己所有的目标。尽管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距离现在如此遥远，这一点仍未改变；不过马基雅维利所表达的含意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甚至他们那个时候的近代现实主义理论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然而，相比其他的思想流派，我们更多地是从现实主义中学会了如何理解当今的各种冲突。
现实主义是唯一认为专制与自由、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并不是真正源于因信仰而导致的思想上的对立，尽管现实主义被视为是超道德的，其唯一的不足表现在伦理上的危险性，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主义总是受到质疑的确切原因。现实主义所要求的行为准则或许对于视心理安慰高于一切的思想文化而言太过苛刻，它质疑西方自由社会能否实现包括世界转变可能性所做的道德尝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文化思想并非都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它的世俗表现形式总是包含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传统，正如过去那样，将来也可能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中国，《孙子兵法》（Sun Tzu's Art of War）是现实主义策略的经典著作，道家和法家哲学中也包含影响广泛的现实主义思想，而印度考提利亚（Kautilya）关于战争与外交的著述也具有相似的地位。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之所以饱受诟病，是因为它颠覆了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观念。在非基督教文化国家中，现实主义思想不会产生这样相同的爆发力，会更容易得到认同。在后基督教时代的自由民主国家中，政界和知识界精英远比绝大多数民众更倾向于将战争视为促进世界更加美好的手段；不过，公共舆论仍旧厌恶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为避免循环产生罪恶所做的各种努力能否补偿一代人曾经放弃的无法实现的梦想呢？或许现实主义宁愿选择在应对无法最终克服的困难时，寻求毫无意义的冒险。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只是在数代人之前，现实主义思想才使得西方政府认识到当时所面对的冲突远比如今不得不面对的还要危险。
正是现实主义而非世俗的信仰使得自由民主国家打败了纳粹主义，遏制了共产主义。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发给华盛顿的那份秘密的长电报，形成了冷战期间避免核灾难的政策，并阻止了苏联势力的扩张，也没有寻求建立一种对公正的狂热。它促使人们以相同的勇气、公平客观的态度以及不受情感激发或放弃的决心去研究苏联制度，正如一位医生诊断他那蛮横不讲理的病人。现实主义思想并不认为苏联的精英们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配或者说一直是知书达理的，而是警告人们要防止受到非理性所产生的影响：“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最大危险是我们会使得自己变成我们要对付的人那样。”[10]尽管危险不同了，今天凯南那样的思维方式仍是迫切需要的。应对和根除恐怖主义不是传教士或圣战者所能胜任的工作。将每一次危机都视为上天赐予的拯救人类的机会，并使人们为之兴奋的执着信仰，被错误地拿来应对从来不能减少的危险。在危险时刻，坚定的决心和理智上的公正是更为有效的品质，它们在现实主义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现实主义思想并不是没有过错的。有许多现实主义政策没能实现其目标的例证，或者是付出巨大的代价后仍然一无所获，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时对柬埔寨的轰炸行动就是一次明显的例子。在国际事务中采用现实主义的做法并不能确保获得胜利，不切实际的权力政治更是极其非现实主义的。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对苏联的描述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他的学生保罗·沃尔福威茨对伊拉克的看法也是这样。沃尔斯泰特的战略设想或许与沃尔福威茨妄图在伊拉克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规划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认为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可以变成一种博弈论的演算，是一种理性主义和魔力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只能是一种迷信的思想。
现实主义者并不认同国际关系像普通的人际关系那样，包含着许多可以解决得了的问题。也有许多无论怎么去做都会犯错的情况，比如美国干涉伊拉克所造成的现状。确实，我们可以避免增加这些情形：我们可能不得不付出巨大伤亡的代价才能够打败希特勒，而我们不必在浴血中推进世界的民主化。现实主义是一把奥古姆剃刀（Occam's Razor），可以将罪恶中的极端抉择减少到最少。但这并不能使我们避免这些抉择，因为它们总是与人类相伴而生。
过去，现实主义思想家一直想以在事实上被严格界定的权力和利益的分析，来取代在政治中对道德的探讨。国家被看做是致力于将自身实力无限扩大化的实体，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在理论上借鉴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形成这样的行为准则其实是一种科学至上主义的表现，这是科学方法在普遍规律压根就不存在的经验领域中的错误应用，反而使人们对现实主义思想产生了质疑。在国家行为中存在许多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以通过研究历史来进行辨别，但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不能像普遍规律那样进行总结。再者，我们用来理解政治的所有思想，如合法性、专制制度及暴力恐怖的定义都包含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所以在考量国际关系时，难以避免卷入一场道德冒险行动。
现实主义者自认为洞察世界运转的一系列事实，然而，人们对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结束已经进行了很多探讨，主权国家仍旧是世界事务的主要行为体。跨国组织，如联合国是协调主权国家间纷争的主要机构，但仍不是进行全球治理的萌芽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里的国家仍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这一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当然，国家也受到了许多限制，包括那些强制实行的国际条约，如制定文明国家行为规范的《日内瓦条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以互惠贸易和民间贸易的方式通过竞争与合作来取代破坏性的冲突，等等。不过，这样的条约和约定太过脆弱，从长远来看，战争与和平都将是一种常态。
现实主义者应当避免以目的论的眼光看待历史。认为人类正走向不会再因政府形态不同而发生冲突的想法，不仅是自欺欺人的，同样也是十分危险的。而将政策制定建立在假设的某一会把人类引向天国的神秘演化进程的思想，只会导致面对难以解决的冲突时，产生束手无策的心理状态。最为突出的是，历史目的论体现于旨在加速这一演化进程的规划之中，例如新保守主义所提倡的“全球民主革命”在一段时间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造成的损伤。不过，反对推动演化步伐的“消极目的论”同样也是政策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什么能证明存在着所有或大多数国家都要成为的某个单一类型国家的变换形式。现代国家有许多种类型，有好的，有糟糕的，有令人无法容忍的，也有一般般的。希特勒的德国同瑞典的社会民主化程度不相上下，伊朗的大众神学政治统治同当代瑞士的现代政府制度也是相差无几。世界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变得更为整齐划一。而现代国家利用知识的力量来服务于它们不同的目标时，难免同其他国家产生了冲突。
如果说现实主义者反对任何相信历史最终会实现统一的话，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抵制了道德规范中和谐一致说法的诱惑。道德冲突是国与国关系中的不变特征，有时候，某些冲突是不能全部解决的。许多道德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对道德的需求，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如对公正的需求，应当是协调一致的。至少在大体上，他们认为道德指令是不应该相互冲突的。这样的思想构成了各种乌托邦主义的基础，其中就有一种被应用于人权理论，为发动先发制人战争作辩解。正如以赛亚·伯林所看到的，这种相信存在着道德和谐的思想并不是建立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当它被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接纳的时候，其表达的是一种源于宗教的完美思想。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伯林写道：
我们找到了相同的假定：对所有重大问题的回答必须得到相互间的认同；它们必须同现实是一致的，而现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事情的内部肯定存在着巨大的混乱，这是不可想象的：自由、平等、财富、知识、安全、经验智慧、纯洁的品质、真诚、和善、理性的自爱，所有这些理想的事物（如果它们确实值得拥有）都不能相互冲突；如果它们之间出现了冲突的情况，那肯定是缘于对它们特性的一些错误理解。不是真正美好的事物最终是不能和谐相处的；事实上它们也是相互推导出来的：如果人们不是自由的，他们就不会是明智的，或者说如果人们不是公正、幸福的，他们也不会是自由的，等等。
在这里，我们明显忽略了经验的作用，其记载了关于最终理想的十分显而易见的各种冲突，也包括它与源自于旧的目的论基础的信念之间的冲突，从这一信念我们可以看到，除非所有的美德相互和谐共处，或至少不相互排斥，否则完美实体的概念无论是被称作上天或是上帝，或是最终的现实都是难以想象的。[11]
自由主义同乌托邦以及其他哲学思想一样，假定某种最终的和谐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对这一人权得到普遍尊重的世界的设想与傅立叶思想中存在着的只为人类服务的、能够“抵抗狮子”和“抵抗白鲸”的物种的设想如出一辙。这都只是白日做梦，它模糊了关于权利的各种冲突以及许多人类暴力产生的根源。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注定要把它认为最为重要的利益置于其他一般的考量之上。国家难以避免将自身扮演为合法机构的代表。它要将自己的公民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保护他们不受威胁和征服，确保他们体面地生存以及代表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因为国家必须首先服务于被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它不能采取一种通常被认为是道德所必需的公平态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政策就被判定为不道德的。从道德层面上看，现实主义者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或许可以描述为要将最大的邪恶事物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专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战争和国内冲突都是对霍布斯所说的丰裕生活的最大威胁。目前，还不存在什么力量能根除这些世界上的邪恶事物，不过，国家为了那些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萌芽理想，是能够限制那些邪恶事物发展的。国家在自身机构中通过行动来抑制刑讯手段的应用，要比用其来追求普遍人权更加文明，也更有希望实现自己的目标。
承诺文明地限制使用武力是现实主义不可或缺的。与后现代主义者思想相对立的观点是认为所有人类的价值观念都是由文化构建的，反对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认为某些价值观念反映了人类的普遍要求。不过，这些需求众多而又相互一不致，普遍的价值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体现。如果说众多类型的政府已经被认作是合法的，那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得不接受对大西洋国家民主所持有的褊狭的虔敬，那是因为并不存在解决普遍价值观念冲突的正确方法。预防大的罪恶或许难免遇到理性难以解决的两难困境，比如在捍卫文明、抵抗纳粹主义的斗争中，理性的人们对空袭平民做法所产生的分歧。
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会拷问文明的含义，似乎缺少一个定义将无法对其进行捍卫，而自由人文主义者会说人权决定了这些必要的限制。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在道德问题上意见相左，或是未能坚持维护好人权，而在于存在着的许多道德两难困境，其中一些是经常出现的，也找不到很好的解决途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人权看做是代表着一种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应当在追求其他目标之前就加以保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想法，不过它忽视了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常常会相互不一致的这一事实。推翻一个专制政权或许将导致无政府状态的产生，而支持专制政权将使得权力滥用的情况变得更为糟糕。宗教自由是件好的事情，但其导致的教派争斗无疑是一种自我损害。不受侵扰的私人空间是文明生活的部分表现，但如果其他自由也要得到保障的话，或许就难以避免导致私有空间遭到侵犯。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这些争端，去应对而不是对其视而不见，要像自由主义所做的那样，依靠各种人权理论去解决战争与安全这样的两难问题。(https://www.daowen.com)
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人们的普遍观点，他们将自身视为天生的、对暴力和压制不用担负历史责任的高级生物。在这里，我们点到了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以及其普遍观点的主要障碍：即，它所认定的人类天生的缺陷。几乎所有的前现代思想家都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人的本质是不变和有缺陷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用其他方法也同样接近了事情的真相。没有什么可靠的政治理论可以认定人的冲动天生是善意、和平或理性的。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所承认的，他所能想象的乌托邦只能存在于马的王国，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寻求实现的和谐生活中，人类是无法生存的。
现实主义并不需要保守主义的立场。伯克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所青睐的制度的缓慢发展经常是行不通的。革命一直是难以阻止的，或者说也并不是不受欢迎的。不管怎样，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对社会和生活方法的突然破坏，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保守主义者时常倾心的、对过去假想的有组织社会的向往，其实就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现实主义对于那种主张提升“生活权利”、“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类似空话的道德正统主义不以为然。尽管如此，现实主义确实同保守主义哲学一样，曾经存在过不变的人类制度能够解决人类需求所导致的矛盾这样的想法。人类或许需要自由，但通常只有当其他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时才开始考虑，而情况并非总是那样。专制制度不仅会让人恐惧，有时也是受欢迎的。国家行为不仅是要捍卫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是神话、幻想和大众心理的实现手段。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国际主义者都热衷于谈论自由具有的感染力，但专制制度同样也富有感染力。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独裁者们都受到了顶礼膜拜。如果谁预言这样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他的结论将是太过轻率了。
而现实主义者已经承认这个世界将继续成为各种冲突的竞技场，大多数情况都将是按照社会科学各流派所设想的、基于理性选择那样的发展。这种启蒙运动传统可以有助于解释诸如自杀式爆炸这样的行为方式，但它确实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人类具有理性的目标，假如人们似乎表现得不那么理性的话，那是因为他们遭遇到了挫折，这种温和的还原分析方法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导致人们沮丧的根源可以去除的话，和谐的局面就会随之产生了。不过，并非所有的理性目标都是一致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令人恐惧的破坏性冲突的发生。这样的情况通常表现在不对称的战争冲突中。虽然叛乱分子经常取得胜利，占领军同样因自身利益使得他们不得不去战斗。双方或许都有理由继续从事对彼此都造成伤害的冲突。
最重要的是，人类所要实现的需求并不是靠理性手段就能够得到满足的。想得到埃博拉病毒的奥姆真理教没有多少可以实现的目标。其行为深受经典千禧年主义狂热的影响：相信随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将迎接后末日预示时代天堂的降临。基地组织的部分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也是遵循这样的模式。在无法解决的政治冲突中，寻求此类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在呈现的混乱状态是一种曾激励过千禧年运动和极权主义的为寻求存在意义所发生的混乱。这是相比其他因素，更加困扰着非主流群体的一种痼疾，不过也同样是近现代社会难以摆脱的。随着小群体和个人更容易获得大规模破坏性的手段，社会道德沦丧的恐怖主义可能比不对称战争中使用的恐怖主义手段更容易构成更大的威胁。
恐怖主义的复杂现象意味着现实主义思想由过去只专注国家行为这一点发生了转变。国家依然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行为体，但它不再成为唯一或者说不再一直是战争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了。经典战争［有时又被称为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根据19世纪早期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 Clausewitz）的名字而命名的］是指由国家主导的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在20世纪里，经典战争曾经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同时也将打击目标拓展到了平民身上。虽然许多人认为这类战争只存在于过去，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仍有可能再次发生。经典战争依然是一种大的灾祸，不过，即使其规模宏大仍然可以通过协议将其终止，外交人员可以通过会面，达成和解，实现和平。然而，这样的协议却或许不能在内部分化严重、缺乏可协商目标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中达成。现在的武装冲突涉及到了高度分散的各类群体，甚至于整个社会都脱离了政府的管控。如果现实主义思想还有创意的话，它应当接受战争已经不再是国家的特权这一事实，战争已经变为每一个人的权利了。
现实主义思想不能回避由环境危机所造成的威胁。建立在矿物燃料消耗基础上，在全世界范围推广的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全球化运动，推动着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石油储备临近峰值和全球气候变暖是全球化另一方面的表现。这一进程距离达到极限已经不远了，与其说它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生态上的极限。工业化扩张所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巨大、快速和不可逆转，而能够供给工业的不可再生能源却逐渐匮乏，但对它的需求却在不断攀升。[12]这些事实都会对战争与和平产生影响，其中一些笔者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然而，生态危机的军事战略影响却极少被人们审视，目前这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2003年10月，五角大楼的一个小组泄露了一份名为《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的报告，其分析和提议由于同当时布什政府的兴趣不相符合而被束之高阁。
该报告注意到气候突变给地缘政治所造成的影响，指出了由于全球农业生产的最终减少所带来的粮食短缺，一些关键区域淡水供应的减少和水质的降低以及可获取的能源供应的中断等问题。这些变化总的影响将造成“地球环境中人类承载能力的显著降低”，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减少人口才能使地球承受得了。这个报告继续指出：
随着全球和区域承载能力的降低，紧张局势将在全世界范围蔓延，进而导致两个基本策略的形成：守势和攻势策略。拥有资源的国家将会围绕自身构建起事实上的壁垒，从而为自己保留资源。不那么幸运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与自己的邻国有着世仇宿怨的国家，将会发动战争来获取粮食、净水和能源。靠不住的联盟就会建立起来，而优先保护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目标是确保资源安全而不是宗教意识形态或国家荣誉。[13]
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开始让人们认识到气候突变可能导致维持人类生活的承载能力的降低。报告所提到的随之发生的各种冲突有其一定的道理，不过它可能低估了这些冲突的强度。该报告分析认为这些都将是建立在理性策略上的冲突，与宗教毫不相干。但是，地球现存的大多数石油储备都位于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土之上，围绕“反恐战争”所造成的对抗将使得资源冲突更为加剧。其风险是将资源战争与宗教战争搅和在一起，在另一方面，原本是牵强附会的文明冲突论将会实现自我应验。
除非能找到可替代石油的资源，否则工业国家在可预见的日子里将受困于这些冲突之中。摆脱石油依赖，实现资源多元化的进程远比环境保护人士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假如世界石油生产真的像看起来那样接近峰值，转向其他能源就成为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不过，还没有什么可以轻易获取的替代能源提供给世界目前的全体居民。传统观念认为环境保护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人口的数量，而在于人均资源的消耗，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事实上，人类可能已经远远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当前的人口数量依赖于石油消费农业的供给，这更加速了全球气候的变暖。人口增长率并非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比如说美国大约是中国的两倍；不过，对于全球范围内转向适用的可替代科技而言，确实是太高了：太阳能、风电和有机农业加起来也无法维持60亿到90亿人口的生活。
如果说确实存在着突破这一瓶颈问题的方法，那就要涉及对大多数高科技产业进行定位。而最佳的前景存在于绿党所强烈反对的科技手段，比如核能和转基因作物，尽管它们的危害还没有给生物圈造成更深的破坏。[14]正如许多绿党人士所认为的，替代技术并不是一种低层次的乌托邦设想。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曾经写道：“这将使已经遭到彻底破坏的地球沦为被战争主宰者统领的混乱世界。”[15]
许多清楚了解危机规模的人们继续相信可以通过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来克服这一困难。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已经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当代社会将由于漠视环境限制而遭到自我毁灭。他建议可以通过提升合作来避免这一灾难的发生，并以荷兰的围垦地制度为例（荷兰通过改造海边低地实现土地面积增加）来作为全世界可以效仿的典范。戴蒙德写道：
我们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块围垦地……当遥远的索马里政府垮台后，美国军队进驻了；当前南斯拉夫和苏联崩溃的时候，难民潮涌向了整个欧洲和全世界其他地区；当社会条件改变的时候，移民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将新的疾病传播到非洲和亚洲，进而传播到了全世界。今天的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单元。[16]
世界正如戴蒙德所说的比过去更加相互依存，但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世界将变得更加协同合作。五角大楼的报告呈现出了一副类似的情景。那些依然强势而又高效的国家，会通过行动来确保各种资源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而那些衰弱或崩溃的国家，会将冲突转向其他群体。总的后果将使得冲突变得更为剧烈，而不是更加促进全球合作。《京都议定书》（Kyoto Treaty）解释了这一困境。这一协议由于其设定的目标根本就不适用于新兴国家而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不过其根本的弱点是没有任何可以强制施行的机制。各国可以同意签署或者不情愿时不去签署，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就属于后一情况。目前，还不存在可以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在一个有着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全球环境问题是无法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的。
环境危机是人类可以缓和却无法克服的命运安排。它起源于随着知识的增长使人类拥有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能力。知识的增加使人类能够实现人口倍增，延长了寿命，也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是工业化发展所导致的后果，也是科技进步的衍生物。大规模破坏性手段的扩散，超出了各国甚至是大国的控制范围，也是另一种后果的表现。今天担心的是核原料可能会流入到恐怖主义分子手中，而明天可能会担心生物武器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基因技术使得人类能够干预生命的创造，但它也确实同样能造成大规模的伤亡事件。没过多久，用于实施种族灭绝的基因选择装置有可能成为现实，而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或许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它在全世界的扩散。未来对安全的威胁可能并不是主要来自于传统理解的恐怖主义那里，而是有可能来自某种源头未知的疾病的爆发。未来的恐怖事件可能会以难以解释的、瓦解日常生活结构的样式爆发。
知识的丰富扩展了人类的力量，也创造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境。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无法补救的、人类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只能每天去面对它。但是我们能够学会接受，并忍受这一事实吗？摆脱了历史目的论的神话之后，实现最终和谐就成为迫切的需要，这也是最为艰难的事情。历史上涌现的西方拯救信仰在不断地自我复兴。乌托邦主义从左派转向右派，证明了它的生命活力。将来，非理性的信仰会被解释为来自于现代生活，现实主义的一次转变也有可能会被说成是一种乌托邦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