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入主唐宁街

一位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入主唐宁街

我只知道我所相信的。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17]

新保守主义不是保守主义的最新表现形式，它是在政治领域任何时候都会出现的一种新的政治类型。在英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工具不是保守党，而是布莱尔成为工党领袖时所创建的新工党。

在布莱尔崛起并掌权中唯一最重要的事实是撒切尔新安排的存在。从经济和政治两种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但这既是撒切尔的成就，同样也是保守党的弱点所在。撒切尔经常向外界宣称她的目标是要根除英国的社会主义。她一直在思考的是，当她成功时，将会对她的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保守主义一直作为集体主义的对立面而从事着活动。保守党的存在不仅是要反对社会主义，而且更为贴切地说，是为了反对社会民主以任何形式的发展。通过废止工党的政治安排，撒切尔消除了保守党存在的首要理由。因为没有一个清晰、确定的对手，它也就缺乏了一种身份认同。工党在理论上从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政党，正如前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所说的，相比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工党更应归属于卫理公会教派，但是通过将市场经济同新工党密切联系起来后，布莱尔可以免去几十年来对保守党所构成威胁的担忧，保守党本身因此已经陷入近十年的混乱了。

布莱尔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一种战略性的选择，但很快就需要一种基础理论的支撑。相比大多数政治家而言，布莱尔更多的是按照惯例来考量国内事务，而他的历史记忆并不丰富，他毫不保留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信仰，认为在新的现代背景下，只有这一经济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现代化成为布莱尔支持者颂扬的主题，而对于布莱尔来说它意味着一些具体的东西，即围绕自由市场经济的需求，重新组织起社会生活。当布莱尔还是在野的反对派时，他就通过将自己打造为主张“一个国家”的保守党代表，赢取了那些幻想已经破灭的保守党党员的支持，他代表的是承认市场经济的核心作用，并理解社会团结重要性的进步的保守党。一旦上台后，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了布莱尔不是要抛弃撒切尔的做法，而是要继续完成她所从事的工作。

布莱尔的“一个国家”保守党主义与他构想的政治营销工具“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有些相像。“第三条道路”源自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提出的“三角策略”，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克林顿的顾问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所创想的，它使得克林顿进而成为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都能接受的总统人选。通过采取相同的策略，布莱尔批判已经与保守党十分趋同的工党。1995年他成功发起运动，将工党党章的第四条款废除（该条款规定实行生产资料共同所有），相比政策改变来说，这更像一次标志性行动。与此同时，这也是市场经济对工党社会民主主义的继承性的巨大挑战。布莱尔继续了撒切尔最早期进行的私有化进程，并深入到像司法制度和监狱体制等国家核心领域，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之中。

布莱尔在这些领域所做的一切只是进一步巩固了撒切尔主义。他并没有按撒切尔的方式改造英国社会。他的主要影响还是体现在工党身上。新工党的构建是为了抛弃过去，因为没有什么可以从过去中继承的。这一突然转变是由少数几个人精心策划的，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阿利斯泰尔·坎贝尔（Alistair Campbell）、菲利普·古尔德（Philip Gould）及其他人想把重建工党作为上台的手段。新工党所进行的具有特定目的的建设同它之前的政治传统没有什么联系。如果说它展现了一些对过去的延续性，那也是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工党中分裂出去的，但与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新工党抓住了战略性问题，即组织机构比政策问题更为重要，新工党的首要工作是把工党重新建设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组织机构。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权力必须首先得到集中。新工党通常带有列宁主义的特征，但它是一种旨在重塑政党形象的列宁主义。如果就接受自由市场经济而言，新工党属于现代的话，它所理解的改变社会的方式是使用权力的看法则是后现代主义的。

布莱尔最引人注目的才能是使用技巧处理公共关系以及对公共情感的敏锐把握。这些特点使一些观察家视他为没有基本信仰的机会主义者。确实，不存在与布莱尔思想相像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布莱尔没有信仰。他的政治生涯就是新保守主义权力观的一种证明，并引导他做出重大的决定。布莱尔算不上新自由主义者，但从信念上看，他是一个新保守主义者。[18]

新保守主义同新自由主义在重要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十分明显的是，新保守主义信仰影响着布莱尔的世界观。与新自由主义不同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并不是要回到小政府那样想象的时代中去。他们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影响并非都是良性的，因而期待政府能倡导自由市场经济所忽视的美德。布莱尔一直强烈提倡法律和秩序，当他在前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影子内阁作内政大臣时，就以此为奋斗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为夺取保守党地盘的战略性改变，但这也符合布莱尔的本性。新保守主义或许从不赞同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一些人（包括布莱尔）以自由主义的眼光看待个人道德，但他们反对那些认为国家可以保持道德中立的观点。政府必须付诸行动来改善生活质量，这涉及接受对纪律和惩戒的需求。新保守主义不同于常带有世俗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前者把宗教看做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源泉，这一点可以从布莱尔对宗教学校的扶持中看到。

毕竟，新保守主义不太愿意过分依赖社会进化，普遍比新自由主义者聪明的是，他们在洞悉资本主义是推翻既有社会结构的革命性力量的同时，深知政权的颠覆不会由其自身完成，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甚至有时是军事力量来加速这一进程。在革命改造的狂热方面，新保守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而言，与雅各宾主义和列宁主义有更多相似之处。人们普遍认为的布莱尔是保守党秘密成员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保守党人如迪斯莱利（Disraeli）所宣称的对待进步的怀疑主义观点的痕迹，布莱尔也不是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预言家。他是一位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分子，这点体现在他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中。

在国际关系领域，新保守主义对布莱尔的影响至深。无论他对自己的继任者有什么样的期待，英国已经进入到了欧洲单一货币体系，他也因将英国带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而被世人牢记。参与伊拉克战争毁了他政治家的声誉，他自己也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认为他在这场构想错误的冒险开始之初及之后都是那么坚定执着的看法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他在每一个阶段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与此同时，他对战争的支持恰好反映了他最基本的信仰。

从一方面来说，这是对现实政治错误判断所导致的一次实践。同其他英国首相一样，布莱尔担心看到与美国政策对立所导致的后果，也受到认为英国只要成为美国坚定不移的盟友，就能在国际体系中影响美国行为这一自不量力想法的煎熬。1956年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试图推翻埃及总统纳赛尔以及重新宣称英国对苏伊士运河控制权的努力毁了他的政治生涯，凸显了任何英国领导人同美国权力作对而面临的风险。后来的英国首相们都成功地使自己远离美国的政策实施，最典型的是哈罗德·威尔逊，他明智地婉拒将部队投放到越南战争以支持美国，不过布莱尔坚持认为英国必须给予美国全力支持。他担心美国单独行事给国际体系带来的影响，看到这是一次英国勉为其难地成为连接美国和欧洲桥梁的机会。

事实上，战争使得大西洋两岸的分立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拉大，英国的想法与美国的大相径庭，与此同时，英国与欧洲的争执比撒切尔时代也要多得多。但这不是更高一层策略上的错误尝试，毫无疑问，布什推翻萨达姆的决定与布莱尔的信念是一致的。萨达姆所代表的人类历史上的专制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国际秩序在美国的领导下已经建立，而布莱尔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走在前沿。正如约翰·肯普夫纳（John Kampfner）所写的：“布莱尔不是被强拉而参加伊拉克战争的，他为自己和自身的信仰感到心安理得。”[19]

这些信仰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在跨越六年的时间里，布莱尔五次将英国带入到战争之中，他批准了1998年针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突袭行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0年英国对塞拉利昂的军事干涉，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2006年当美国在阿富汗战场力不从心的时候，他又派遣更多英国小分队到阿富汗去。这些决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布莱尔相信武力能确保利益的胜利获取。本着这一思想，针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其巴尔干和阿富汗战争政策的延续。每一次战争都有其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理由。这就使得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和塞拉利昂参与了一些战事，参加了在阿富汗的冒险行动和伊拉克的欺骗性战争。

当布莱尔1999年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进行演讲时，他以“国际社会论”（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为这些军事干预进行了辩护。布莱尔的新学说是建立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家主权将难免被干涉”这一思想基础上：

我们正在见证新的国际社会学说的诞生。通过这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相比以往我们今天更加相互依存，国家利益在一定意义上受到了国际合作的制约，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探讨，来明白在国际各个领域为这一学说进行实践时我们所要遵循的方向。正如在国内政策中，相信伙伴关系与合作是增进自我利益不可或缺的社会概念是自发形成的，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情况也应该是这样的。[20]

布莱尔的演讲反映了那个时代不真实的学术气氛。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已经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这一提法源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的签订，其意义在于使现代国家的概念在法律意义上得到了承认。这一体系被认为在后冷战时期已经终结，国家主权已经不再是由国际机构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话题。事实上，国家主权的概念像以前一样稳固，它看似的衰落是冷战末期之后间歇期的产物，美国似乎可以不受其他国家权力的限制而自行其是。这一时期注定是短暂的。中国和印度作为利益关注点有着明显不同的新兴大国，在反对任何建立在美国霸权基础上的体系这一点认识上是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过去的几个大国在对抗与合作中相互作用。在许多方面，它是19世纪晚期政治格局的再现，只是其中的角色不同而已。

认为国家主权概念已经过时的说法纯属胡扯，但它却很适合布莱尔的想法，首先符合他所认为的人类发展要经历一系列阶段，每一阶段都比前一个要好。作为布莱尔世界观的一部分，这是他所接受的辉格党关于天意信仰的另一种形式。认为布莱尔所宣称的思想是深受贵格会哲学家约翰·麦克默里（John Macmurray，1891—1976）感召的看法是不明智的，麦克默里是源自英国理想主义传统的基督教中提倡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家，主张对自由主义的正面理解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在更广泛程度而言，相比大多数政治家，布莱尔的世界观深受那时传统信仰的影响。他坚信全球化所开创的、全球范围的市场经济最终必须得到全球民主的补充。当他经常谈及持续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意味着私有化的深入和将市场机制引入到公共服务领域。他所需要的持续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思想的墨守成规，尽管与撒切尔有着很大不同，但有一点，布莱尔也缺少怀疑主义。对他来说，那个时代的思想是永恒的真理。

然而，像乔治·布什一样，我们也毫无理由质疑布莱尔信仰的真实性。同布什一样，布莱尔也认为国际关系的用词源自宗教。但这肯定不是源于奥古斯丁或阿奎那的宗教思想。2003年2月末当布莱尔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Ⅱ）会见时，并没有能够说服后者。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引申出的一种严格的理论，认为公平、公正必须是战争发生的前提条件，而教皇却相信这样符合的情况从未有过。这次会见肯定令布莱尔感到不快，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公正的看法，这足够使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中世纪思想家恪守道德规范的是非判断，认为人类行为的后果并不是主要的，善意才是最为重要的，并最终注定要获得胜利。然而，这些相同的“善意”是由错误构想和具有意识形态动机的政策所引导，其与布莱尔所不能觉察的、对事实进行的审慎评估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认为国际体系正朝着便于治理方向发展的思想扩展了战争的传统目的。“国际社会”在道德权利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一切军事行动，不仅是通过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威胁国际体系的“流氓国家”（rogue states），还有侵害国内人民基本权利的国家，都应当是军事力量打击的目标。战争的目标不只是要消除威胁（甚至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还要去实现改善人类生活、生存的条件。战争不再是反对邪恶的最后手段，而是实现人类进步的工具。在芝加哥的演讲中，布莱尔承认只有当外交努力失败时才能够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前提是目标有其实现的可能。尽管如此，他并没有顾及在英国和美国的那些职业军人的意见，军人们要求在军事干预开始之前就必须认真考虑一个确定的退出战略。布莱尔认为他们的谨慎带有失败主义的味道。他宣称：“胜利是我认为唯一能够接受的退出战略。”[21]后来的演讲显示，布莱尔接受了单靠军事力量无法实现他所承诺过的国际体系彻底改变这一事实。2006年8月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World Affairs Council）的演讲中，布莱尔宣布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是关于价值观的斗争。他并没有谈及这些价值观具体是什么，但无论是什么，他毫不质疑这些价值观在人类进步事业中所起的先锋作用。“我们的价值观值得我们去奋斗，它们代表整个时代人类的进步，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我们都要为之努力并捍卫它。作为新时代的召唤，现在又到了我们为之奋斗的时刻了。”[22]2007年1月他又回到这个话题，指出：“恐怖主义破坏进步。单靠军事手段不能击败恐怖主义，但我们不得不使用军事手段。”[23]

布莱尔关于国际关系的看法背后其实是一种美国式的观点。同华盛顿他的那些新保守主义伙伴一样，布莱尔视美国为现代社会的典范，体现的是由历史推动的不可改变的趋势。通过支持布什在伊拉克的行动，使布莱尔能够相信他正在推动人类进步的事业，使他感受到自己正身处大多数人阵营的欣慰。布莱尔对美国不可征服的坚信就是一种误导。美国在伊拉克动乱中遭受的挫折也是前所未料的。在过去，尽管法国得到100万法国定居者的协助，并发动了极端残酷的战争，但还是被驱逐出了阿尔及利亚。美国军队在伊拉克遭遇的也是这样类似的情况，过去的苏联也是被驱逐出阿富汗的。不对称战争的教训是弱的一方也拥有制胜的手段，武装起来的弱者能使用非传统手段抵抗看似绝对强大的对手。

如果说布莱尔没有感知这些教训的话，其原因部分是由于无知的缘故。作为拥有超常直觉、能体会英国民众情绪的政治家，他缺乏在国际背景下做出准确判断的必要常识。他在国内政策上的成功是建立在摒弃过去的基础上。本着相信历史会站在自己一方的初衷，他被卷入到伊拉克的大混乱之中。事实上，他对历史知之甚少，他所知道的是当历史要降低他的期望值时，他会拒绝接受。历史只有在记录人类进步时才有其意义，当它转而去磨炼雄心抱负时就变得难以想象，甚至是不道德的。同布什一样，布莱尔视历史为天意安排的逐渐显现，他们观点的特征之一是相信这种安排是可以看到的，其他人或许会漠视它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就必须得到引导。按照奥古斯丁派的观点来看，这样的想法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历史的安排。在这里，作为现代人的布莱尔宣称他具有主观确定性，能感觉一切所需要的正确选择，并采取行动。如果需要以欺骗的手段来实现天意安排的话，它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欺骗了。

欺骗是伊拉克战争每一阶段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第四章中，我将会证明战争的每个阶段都是由美国挑头的。现在或许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一些重要的假情报的出现使得英国卷入进了这场战争。在入侵伊拉克之前，布莱尔常常公开坚称行动的目的并不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他知道攻击这个国家的理由在法律上并不能使人接受），而危险来自据信伊拉克所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题目为《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英国政府的评估》（Iraq's Programme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The Assessment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2004-9-24.）的文件到处流传。这个后来被称为“危险档案”的文件以权威性的表述宣称，据有关情报证明，伊拉克拥有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和意图，但这与早期的情报分析恰好矛盾。2002年3月，结合了所有美国情报机关综合分析的报告被呈交给联合情报委员会（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自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侯赛因具有更大意义上的威胁”。此外，“危险档案”所宣称拥有的情报来源，90%的内容抄自三篇已经出版的文章。其中一篇所表述的意思被更改为伊拉克正在支持像基地组织这样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团体，这一说法事实上没有任何根据，两种说法之间的前后矛盾与对立，证明它们是极其不合常理的。[24]

同布什一样，布莱尔也把继续进行战争的困难主要归咎于情报失败。事实上，这一争执再现的特征是，被忽视或隐瞒的情报与过去支撑加入战争的理由之间的矛盾显现。2003年1月，一份从英国国防部情报局（UK Defence Intelligence Staff）流出的文件认为基地组织和伊拉克政权过去曾存在联系，但它也提到二者因为相互间的不信任而使得联系终结。报告总结说：“本·拉登的目标与现在伊拉克政府的目标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冲突。”[25]报告也推翻了萨达姆与组织“9·11”恐怖袭击的团体发展联系这一结论，而该说法正是布莱尔把对伊战争视为反恐战争的主要理由。2002年3月8日，英国内阁办公室海外和防务秘书处在其较早期的《伊拉克的选择》（Iraq Options）报告中，调查了这一证据并十分清楚地做出结论：

根据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判断，没有新的证据表明伊拉克与国际恐怖主义存在着勾结。所以，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可以像阿富汗战争时那样，为抵御即将发生的恐怖主义威胁而以自卫为借口去打击伊拉克了。[26]

这个报告及其他文件表明英国情报机关被不断要求找出萨达姆和基地组织之间发生联系的证据。由于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也不愿凭空捏造，他们只好报告说从未发现。报告的唯一影响就是使得布莱尔由过去寻求战争借口转向了探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这对于情报机关来说要相对容易操作了。

这个例子及其他情况表明，问题不在于情报的缺陷，而在于当情报不能支撑战争理由时，它就会被忽视掉了。布莱尔不采用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情报，他只对“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情报”（faith-based intelligence）感兴趣，正如一位曾就职于美国防部情报与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的前军控专家所指出的，这也是布什政府看待情报的方式。[27]政府中一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情报”的重要支持者担任了特殊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的负责人，这一专门机构的建立就是为了剔除不利的情报，关于这点第五章中将进行详细讲述。

2001年末，即“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的数月或数周后，秘密入侵伊拉克的计划似乎已经开始制订，2002年4月，布莱尔在戴维营会见布什的时候，他已经十分清楚布什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2002年3月25日为备访美国，外交秘书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在呈交给布莱尔的备忘录中指出，似乎十分清楚布什已经下定决心，而战争的借口却显单薄，萨达姆并未威胁到他的邻国，他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也不比利比亚、朝鲜或伊朗强。布莱尔罔顾这一建议，在戴维营会见中给予布什全力支持。2002年7月23日上午9点，在唐宁街10号举行了一场会议，其细节结果在《唐宁街备忘录》（Downing Street Memo）中被泄漏出来，会议中英国秘密情报局六处（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MI6，军事六处）负责人“C”，即理查德·狄洛夫爵士（Sir Richard Dearlove）告诉布莱尔，他不久前曾在华盛顿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会谈，特尼特告诉他针对萨达姆的军事行动看来不可避免，情报及相关工作更是围绕这一政策展开。[28]为了部分安抚工党的内部情绪，布莱尔曾劝说布什向联合国寻求授权，通过军事行动二次解决伊拉克问题。然而在2003年1月31日白宫的会见中，布什明确告诉布莱尔他打算不考虑联合国的决定，直接发动战争，布莱尔再次承诺将给予他全力支持。[29]布莱尔也回绝了布什建议的避免英国全面卷入战争的提议。2003年3月，由于担心布莱尔政府会垮台，布什告诉他英国军队可以选择不参与入侵行动。布莱尔没有理会这一建议，坚持信守其承诺。[30]然而，直到3月18日关键性选举之日（战争爆发前二日），布莱尔在英国议会下院还坚持假称战争仍旧可以避免。

布莱尔在战争之前的欺骗合谋使得他被民众视为是不诚实的，这是一种误解。他不是有心要隐瞒真相，而是缺乏对真相的正常理解。对于他来说，真相是服务于目标的，当他从事着普遍被人们看做是欺骗的活动时，他唯一考虑的是他正助推着新世界的诞生。他的沉默是为了服务于相同的、更高一层的目的。他无视发生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虐囚事件，继续保持缄默，他也不理会那些证据确凿的报告，其证明美国飞机使用了英国机场来执行“特别引渡”（special rendition）政策，以便将恐怖主义嫌疑人绑架和运送到美国——可以对他们进行刑讯的国家。布莱尔对待这些事件的立场按照通常的标准来说完全是不诚实的。然而，十分清楚的是，布莱尔认为通常的标准并不适用于他。假如欺骗促进了人类进步，那它就是正当的，也就不是欺骗了。他的谎言就不是真正的撒谎了。它们是未来历史进程的预示，附带着产生了这些出现的风险。

在布莱尔担任首相的十年中，英国政府的执政特点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政府目标都呈现出正面的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目标偏离了事实。布莱尔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把对公众意见的影响视为政府最重要的目标。在他的领导下，与过去截然相反产生的结果成为政府不断呈现的特征，也成为政府作用的整体表现。[31]法国政治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就谎言在苏联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有过著述，他写道：

确切地，即严格意义上说，有意地讲与真理相反的话就是撒谎，当列宁的伙伴们承认他们未曾犯下的罪行时，是在撒谎，当苏联的宣传工具歌颂集体时代人们的幸福生活时，也是在撒谎……

另一方面，当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主义者称苏联为社会主义时，我们也要说他们在撒谎吗？当他们认识到如今的社会主义与将来的、表里一致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之处时，从最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就不是在撒谎了，他们宁可用“假真实”（pseudo-reality）来替代真实，赋予所设想的未来以某种意义，来使其与意识形态一致。无论如何，苏联主义变为了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跨越的一个阶段，从而也是走向人类解放的一个阶段。[32]

如果说像布莱尔这样从容不迫地无视真实存在的做法有过历史先例的话，那就是在苏联时期，那时，一代西方共产主义者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是实现普世民主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这些追随者相信他们正从事着不可改变的事业，随时准备为真相而撒谎，按照他们所信奉的注定要成的样子，而不是以事实来描绘苏联制度真正的情况。把苏联描述为民主国家是荒唐的。同样，认为伊拉克正成为新兴的自由民主国家以及把在这个国家发生的、反对全球恐怖主义的战争想当然地认为获得胜利了也是荒唐的。事实上，伊拉克成为了一个失败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毫无民主可言，其政权运作产生的是伊朗式的神权政治国家。同样，事实告诉我们，美国领导的入侵行动已经将这个国家变成恐怖分子的训练场地。布莱尔所做的更多是隐瞒这些事实。他通过构建一种“假真实”来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如在苏联发生的事例表明，这种“假真实”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伊拉克让人不忍目睹的生活驳斥了后现代教条所认为的真相是权力的建构这样的说法。如果它已经深入到布莱尔的意识中，也已经深入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思想中，而布莱尔最终被宣告为失败政府的多余之员，生活就在他所处的时代之外。

布莱尔同布什上台时的政治环境并无二致。他同布什一样，并不能动员起背后的民众宗教信仰，只是在布莱尔的执政后期，才兴起支持他救世主式外交政策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而布什同布莱尔存在着密切联系。夹杂着以战争促进人类进步的信仰与肤浅而又强烈的宗教狂热主宰了布什和布莱尔的世界观。布什把过去20年的历史（这也是他们唯一知道的历史）理解为展现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20世纪80年代末的撒切尔一样，他们并不把共产主义的崩溃理解为西方普世主义的挫败（事实的确如此），而把它看做是“西方”胜利的标志。他们缺乏长远的历史眼光，是以后冷战时代对胜利的幻觉来看待21世纪初所面临的挑战。(https://www.daowen.com)

布莱尔和布什身处乌托邦主义进入西方政治思想的末期。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的进步是不证自明的，但它并非只是按照世俗的思想方式来理解的。二人都是实施传教士那样的政策，其目标都是要实现全人类的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