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共产主义：一场现代千禧年主义革命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布尔什维克被看做是一种宗教，而不是一场普通的政治运动。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5]
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其1923年出版的小册子《文学与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一书的最后章节中，描述了他所相信的、指日可待的人类生活的改革。他所说的不是社会变化而是人类本质的改变。他所预期的是人类在生物学上的变化。他写道：
在未来，甚至生理生活都将受到集体实践的制约。人类、现代人将再一次进入一种极端的转变状态，通过自身，成为以最繁琐方法进行人工选择和心理训练的目标……很难预测人类未来自治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技巧所能提升的高度。社会建构与身心的自我教育将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所有的艺术、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及建筑，都将赋予这一过程以美好的形式。更为确切地说，文化建设和共产主义人类自我教育的框架将得以确立，将使得当代艺术的重要元素都发展到最高水平。人将变得难以估量的强壮、聪明和敏锐，他的身体将变得更加协调，行动更有节奏，声音更加悦耳，生活的形式更加富有活力。普通人都能达到像亚里士多德、歌德和马克思那样的高度。在此高度上进而将达到新的顶峰。[6]
托洛茨基把历史看做是人类掌控自身和世界的进程。正如人类知识的增长没有受到限制一样，人类在道德和政治上的进步也没有受到限制。如果说人类在本质有什么缺陷的话，科学可以使之得到纠正。这就是激进启蒙运动思想中完美性的真正内涵，并不存在什么人类无限可能性的、静态的完美状态。托洛茨基这种以科学来完善人类的设想再现了现代的狂热思想。科学能把人类从自然局限中解放出来，甚至使其不朽的信仰，至今活跃于如低温学、超人类主义，技术超越派等这些受启蒙运动影响的宗教学派之中。[7]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其目的就要创造一个新型人类。他们不像纳粹分子那样以种族的眼光看待新型人类，而是与纳粹分子一样，试图准备以科学和伪科学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人类的本质将得到改变，社会主义新人由此产生。从那时的科学知识看来，这样的规划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布尔什维克党人却时刻准备使用各种方法来使其变为现实，无论有多么的不人道，也无论采取何种不确定的理念来实现他们所梦想的转变。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以来，苏联政权就让许多天才的科学家疲惫不已。后来，像在纳粹德国，科学被滥用于恐怖的目的。30年代后期，包括德国和日本的战俘、士兵和外交人士、极地人、朝鲜人、中国人、政治犯、民族主义者及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人，都成了莫斯科卢比扬卡（Lubyanka）监狱医学实验的对象。尽管这一过程屡屡遭到反对，科学手段的应用已经成为极权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8]
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1898—1976）的作用众所周知。李森科信奉拉马克（Lamarckian）的进化论设想，这与当时大多数科学家普遍接受的达尔文进化论并不相同，他宣称获得性的特征可以实现遗传。拉马克的理论似乎展现了人类本质可以得到改善的可能性。由于这一理论显示人类力量可以统治自然世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可，斯大林支持李森科并任命他为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他拥有了农业上的无上权力，可以培育新的高产小麦品种。李森科的农业实验是灾难性的，加重了集体化带来的粮食生产的崩溃。他疯狂的思想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在阻碍苏联生物学科的发展。
名气稍小的是伊利亚·伊万诺夫（Ilya Ivanov）所做的事情，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被斯大林指派进行人与猩猩的杂交实验工作。斯大林对世界上的人们全变成像亚里士多德和歌德那样的人并不感兴趣。他需要的是新型的战士，不可战胜的人类，能忍受着剧痛而只需要少量的食物和睡眠的人。伊万诺夫作为饲马人，在俄国帝制时代因其首倡对赛马进行人工授精而闻名，但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他转而进行了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他到西非进行了黑猩猩怀孕实验，在斯大林的出生地格鲁吉亚建立用黑猩猩的精子来使妇女怀孕的研究机构。进行大量的实验尝试，但毫无意外地都以失败而告终。伊万诺夫被抓了起来，判处监禁后又被减刑流放到了哈萨克斯坦，于1931年去世。他去世后俄国心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刊登了一则讣告，赞扬伊万诺夫的生平和工作。[9]
斯大林对新人类的渴求是鄙俗而实用的。它体现了启蒙运动思想家反复设想发展高级类型人类的规划。人们有时会对是否存在这样的启蒙运动规划产生质疑。[10]的确，启蒙运动是一种另类的、且常常自相矛盾的运动。许多范围广泛的思想都在其中得以体现，有无神论和自然神论信仰，有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思想，有共产主义和前市场主义思想，有平等和种族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充斥着教条主义者相互对立而进行的激烈争论。然而也不可否认的是，当一种激进的启蒙运动思想伴随着布尔什维克的上台掌权时，势必要试图改变不能随意变更的人类生活。
在俄国，许多人曾经一直期盼欧洲能够引领俄国从落后状况中走出来。当伟大的反启蒙运动思想家约瑟夫·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到俄国定居，并宣称要与不受哲学家困扰的人民一起生活时，却失望地发现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的精英们讲着法语，模仿着伏尔泰（Voltaire），期待着得到启蒙先哲的灵感。纵观整个19世纪，俄罗斯思想家一直对欧洲充满着期待。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Plekhanov），新英国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Turgenev）都相信俄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他们在欧洲看到的世界文明的相互融合。创立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当谈及将俄国转变为现代国家时，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带有深受欧洲影响的论调。
令人们习以为常的是，俄国的不幸在于这个国家的启蒙运动从未成功过。从这点看来，苏联政权是一种斯拉夫式的东方专制，它是传统莫斯科公国专制压迫的、更为空前的进一步发展。俄国的欧洲部分一直被看做是一个半亚洲化的国家，这一印象在卡斯汀侯爵（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去俄国旅行时写下的著名游记中得到了强化，在书中他通过列举理由证明了俄国人倾向于卑躬屈膝。[11]东方专制理论一直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用来解释为什么马克思的思想在俄国和亚洲产生如此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东方专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他假设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存在。后来像魏特大（Karl Wittfogel）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将它应用于研究俄国和中国等国家，认为这些国家的极权主义是亚洲传统所导致的结果。[12]
正如奈科里奇（Nekrich）和海勒（Heller）对这样的传统智慧所进行的总结：
西方历史学家伊万·瓦西里耶维奇（Ivan Vasilievich，人称可怕的伊万）同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Joseph Vissarionovich，即斯大林）之间，或在伊万的警卫队长和秘密警察头目斯库拉托夫（Skuratov）同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之间做出了明显的区分……这样来解释为什么从斯基泰人（Scythians）时代的俄国就在坚定不移地成为领导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力量。这是俄罗斯人民固有的民族性格。而在这些学者们看来，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13]
确实，俄国从未完全属于西方。东正教把自己界定为基督教的对立面，在俄国，没有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相类似的东西存在。从1543年奥斯曼人（Ottomans）攻陷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以来，就一直有思想家认为莫斯科注定要成为第三罗马帝国，领导着东方的基督教世界。19世纪一群亲斯拉夫的思想家就坚持类似观点，并认为俄国与西方的不同之处是其一大优点。他们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坚信俄国的民间传统体现了一种高级的生活方式。这种反西方的思想发展成为一种信仰，并认为俄国在世界历史中的独特作用会有助于维持共产主义政权。俄国宗教哲学家尼古拉·柏提耶夫（Nikolai Berdyaev）相信俄国共产主义比一般的思想更加具有传统性，是古代俄国救世主思想的转变和转型。的确，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就存在着救世主思想的痕迹。[14]曾因意识形态分歧被列宁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后又被任命为苏联教育部长的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Lunacharsky）在他1907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宗教》（Socialism and Religion）一书中提到了这些相似之处，并评论说基督教关于审判日和基督千年统治的思想已经再现于社会主义。[15]十月革命确实激发起了俄国对末日预示的期待。1918年象征主义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发表《十二》（The Twelve）一诗，描述了十二个红军士兵高举红旗，在耶稣画像的引领下，列队行进在彼得格勒（Petrograd）街头的场景。世俗和宗教形式的救世主信念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例如，在美国乌托邦右翼势力中，两种势力便合二为一。从一段时间看来，似乎新的苏联政权体现了些许俄国救世主思想的传统，但极端保守的俄国救世主信念并不是一种扩张主义的信条。在很大程度上，它把俄国视为堕落世界中的最后一块道德阵地。这种反西方的救世主信念并没有随着十月革命在俄国占据主导地位。
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实现其最激进的理想来超越西方世界。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模仿现存的西方社会。（沙皇俄国末期曾这样做过，也取得了一些成功。）列宁是要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引入到俄国，比如西方的劳动纪律和工厂制度。他是资本主义两大最先进技术的热心引进人，一项是体现美国科学管理技术的“泰罗制”（Taylorism），另一项是体现美国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福特主义”（Fordism）。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规划，即：“俄国革命的狂风暴雨与美国效率的结合就是列宁主义的精髓。”[16]与他的观点相类似的是托洛茨基，也主张实施一种像西方资本主义工厂那样的，把生产力提高到更高水平的劳动军事化的工作制度。但布尔什维克的目的远不只是实施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作纪律和大规模生产的技术。他们的中心目的是要实现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所没有实现的启蒙运动的乌托邦理想。俄国的不幸之处不在于没有吸收启蒙运动思想，而是它以一种最致命的形式表现了启蒙运动思想。
同大多数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恰恰相反，布尔什维克与沙皇制度并没有产生太多的联系。列宁的上台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导致的结果。假如俄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退出时，德国政府不给予列宁支持，克伦斯基（Kerensky）的孟什维克（Menshevik）临时政府可能会表现得更加胜任；或者1917年科尔尼洛夫将军（General Kornilov）领导的反对孟什维克的军事政变没有失败，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将不会发生。列宁所实行的暴力恐怖的原因并不能从俄国的传统或者以当时布尔什维克政权上台时的情况来进行解释。国内战争和外国军事干涉从一开始便为新生政权创造了在威胁中求生存的环境，但暴力恐怖的迸发主要是直接用来反对民众叛乱的。其目的不只是要维持政权，还要坚定不移地改变和重塑俄国。从18世纪晚期的雅各宾派开始，持续到巴黎公社，暴力恐怖一直以这种专政信念的方式来实现乌托邦目标。布尔什维克的目的是要在俄国实施在法国没能成功的启蒙运动规划。他们在相信俄国将按照欧洲模式进行改造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他们的信仰因其对暴力恐怖的需求而彰显其独特，从这点来看，他们是公认的雅各宾派的追随者。无论是服务于其他的目的，比如为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而反对外国干涉和民众叛乱，列宁对暴力恐怖的使用始终来源于他所致力于要实施的这一革命规划。
列宁所要实现的关于社会的设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的《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一书中。1917年8月他在芬兰躲避俄国临时政府追捕时写下了这本小册子，最初他本想以笔名来出版。但形势发展的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期，1918年以他自己名字署名出版的小册子问世，一年之后第二版得以出版。列宁很重视这本书，命令说假如他被杀害，这本书仍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印刷，因为这本书最能体现他对未来的筹划。
《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书中引用了马克思在1852年的一封信中创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一词所表达的思想，列宁把1870—1871年的巴黎公社作为俄国革命政府和世界未来发展的模式。在未来，将不会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常备军和警察力量将被取消。每一个人都将参与到政府管理中。公共官员将不再享受特权，领取的是同工人一样的工资。列宁从未设想新秩序的确立能在和平状况下实现。极少数人肯定会起来反对，新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要镇压这种反抗。列宁确信新政权将与资产阶级民主制完全不同。正如他于1920年出版的备忘录中所指出的：“科学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不受任何规则的制约，它直接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17]
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列宁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中不存在对人民大众的压制，新政权的存在只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同时专政制度对待敌人要残酷无情，在这里，列宁只是重复着马克思说过的话。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演讲中，明确表示暴力恐怖将是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总的来说，在工人阶级斗争中和斗争后，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必须反对与资产阶级进行媾和的企图，迫使民主主义者实践他们的暴力恐怖言论。不要反对那些所谓的多此之举，比如对心怀不满的个人的普遍微辞及与对不快记忆相联系的公共建筑物的愤恨。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不仅要容忍这些行为，还要在其中做好指导工作。[18]
当列宁学习马克思那样坚持暴力恐怖只能用于反对旧秩序的残余时，他事实上对待工人和农民也是很严厉的。这其中的原因可以从布尔什维克掌权时的环境来进行解释。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在俄国发生的混乱状态所导致的后果。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数年的国内战争，而其对手，主要是指白军，本来也有可能获得胜利。因此，一些专政手段不得不在这些情况下被使用。但这些并不能解释试图以不切实际的模式来重新构建社会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所实施的镇压的规模和强度。(https://www.daowen.com)
苏维埃国家从建立初始就卷入到人员扣押、大规模处决和建立集中营等诸多事件之中，这些情况在沙皇俄国晚期都不曾存在过。1918年8月30日，社会革命者芬妮·卡普兰（Fanny Kaplan）企图刺杀列宁而使其重伤时，由列宁构想的并在十月革命之后于1917年12月成立的特别委员会——契卡（Cheka），授命执行一场无情的大规模暴力恐怖，数百人被处死。20世纪国家暴力恐怖的倡导者，托洛茨基创立的、旨在确保可疑群体服从的人员扣押制度后来得到了进一步捍卫。[19]1918年6月托洛茨基建立起了集中营，最初是用于关押与红军作战的捷克人，后来用于关押拒绝加入红军的前沙皇俄国的官员。镇压很快延伸到被强制征用粮食的农民身上。1921年几千名海军士兵在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发起的叛乱被大约5万人的红军镇压（红军创始人托洛茨基的镇压手段同样得到了捍卫）。[20]大多数海军士兵最终被关进集中营，许多人死在了里面。1918年以后，突然爆发的农民叛乱席卷俄国大部，从1920年到1921年，国内战争演变为农民叛乱。布尔什维克政府决心镇压农民的反抗。整村的人被驱逐到俄国北部，到1921年末，在集中营里关押的人们80%是农民和工人。[21]
人们普遍认为苏维埃的安全机关是从沙皇俄国晚期传承下来的。确实，彼得大帝使用强制性劳工囚犯去建设俄国永久性的现代化标志——圣彼得堡。然而1916年十月革命前夕，只有28600名罪犯是服刑的强制性劳工。沙皇俄国同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安全机关及刑罚的范围有着巨大的差别。[22]1895年奥克拉那（Okhrana，沙俄警察总署）只有161名全日制警员。到1916年10月包括其他部门在内的工作人员达到约1.5万人。相比而言，1919年契卡的工作人员至少有3.7万人，而到1921年竟达到了25万人。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处决人员的数目。从1866年到1917年，沙皇俄国晚期处决了大约1.4万余人，而从1917年到1923年苏维埃早期，契卡共处决了约20万人。[23]
布尔什维克所使用的镇压技巧学习的是近代西方的经验，而不是学自过去的沙皇俄国。创建集中营就是源自于欧洲殖民的模式。19世纪末，西班牙在镇压古巴殖民地的起义以及英国在南非同布尔人（Boer）作战时都建立起了集中营。与此同时，德国在西南非洲也建立起集中营，对赫雷罗族（Herero tribe）进行了集体大屠杀。［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的父亲是德国西南非洲第一帝国委员，约瑟夫·曼哲鲁（Joseph Mengele）的两位老师在当地人身上进行了许多医学实验］。[24]
布尔什维克对知识分子自由的压制也与之前的俄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过去，一些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大都是被送去流放。激进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离开俄国去了巴黎、伦敦和意大利。列宁去了西伯利亚，在瑞士、德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度过了大部分的人生时光。然而，只是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俄国知识分子才遭遇到了大规模的驱逐出境。
1922年秋天，两艘驶离彼得格勒的船只搭载了一些俄国知识界最具创造力的作家、哲学家、自由主义批评家、神学家、历史学家及其他人，他们是由列宁选出的、被要求强制离开祖国的。这些俄国著名人士因为与新政权论调不一致，连同他们的家人被秘密警察格别乌（GPU）逮捕后被驱逐出境。这一事件在当时和整个冷战时期都极少被提及。这些被驱逐出境者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和欧洲其他城市定居下来，其中一些人，像尼古拉·柏提耶夫（Nikolai Berdyaev）那样开始了新生活，但大多数人在贫困和默默无闻中最终死去。第一个对这一大规模驱逐出境事件进行详尽解释的是莱斯莉·张伯伦（Lesley Chamberlain），她认为这一事实被忽视更让人惊奇，因为正是作为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苏联创始人的列宁，策划了这一事件，而许多受害者只是通过查看姓名而被选中的。她评论说，“虽然这些人没能按照上述方式讲出自己的遭遇，但这些1922年被驱逐出境者是第一批对苏联极权主义持不同政见的人”[25]。
布尔什维克所使用的镇压办法并非是从沙皇俄国继承而来。它们是新颖的，为的是追求并达到乌托邦目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安全机关的中心作用是实现重塑社会的规划，这样的政治抱负是以前任何传统专政政权所没有的，也是沙皇俄国所缺乏的。正如人们所确切指出的，在苏维埃政党国家出现之前，历史上还没有以千禧年主义和安全为中心的政治制度。[26]苏维埃国家专政是采用独特体系的激进的现代制度。
布尔什维克在西方看来，是以苏维埃政权来试图实现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事实上，当暴力恐怖在国内达到顶峰时，苏联共产主义在西方很受欢迎。当约500万人在乌克兰大饥荒中死去的时候，英国劳工党知识分子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1934年在访问苏联之后宣称，历史上从未达到的完美状态在苏联实现了。几乎以相同的论调，1935年著名的费边（Fabians）社会主义理论家悉尼·韦伯和比阿特里斯·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出版了名为《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Soviet Communism：ANew Civilization）一书（在后来的版本中，书名后面加了问号）。对于这些狂热的西方支持者来说，斯大林主义达到了人类进步的顶峰。美国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表述更加夸张。在苏联，他写道，“我感觉自己置身于圣殿之中，这里华灯永照”[27]。西方进步知识分子都坚信苏联是致力于实现启蒙运动理想的政权制度。假如联想到苏维埃国家只不过是新伪装下的沙皇俄国专政，他们也会惊恐不已。十分清楚，苏联没能实现它所要达到的任何目标，而对暴力恐怖手段的使用则被解释为继承自沙皇俄国。
在大多数西方评论中，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是其乌托邦狂热的现实表现。在苏联，农民深受以征服自然来达到人类目的的政策之害：约1亿人被强迫从事修建灌溉工程。经常在出现缺乏合适工具的情况下，他们就把从家里取下的门板和木板用来建筑大坝、水库和沟渠，而大多数后来都坍塌和废弃了。
1966年到1967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政权所带来的文化损失也是非常明显的。像布尔什维克一样，毛泽东将过去的残余看做是建设新未来的主要障碍，中国古代传统必须要从记忆中抹去。事实上，毛泽东政权是在向中国文明宣战。而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场带有明显千禧年主义特征的、大规模狂热的政治运动中，这一政权制度在西方达到了最广泛的受欢迎程度。西方观点把毛泽东政权同斯大林主义一样视为要致力于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启蒙运动理想。此外，只有当其灾难性后果让人无法否认时，中国的共产主义才被谴责为东方专制的一种形式。更为确切的是，作为运用西方现代理想的后果，毛泽东政权所犯下的错误可以看做是传统野蛮行为的残余。当毛泽东的做法被舍弃的时候，西方观点视其为西方化进程的开始，而事实上，在苏联政权崩溃的时候，西方的看法却与此相反。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拒绝西方思想并不是为了吸取其他思想，而是要开创一个不属于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其结果是中国日益恶化的生态问题和社会混乱，以及伴随而来的与大多数人有关的、终生雇佣制和基本福利制度的“铁饭碗”被打破，其走向尚不明确，但中国全力贯彻西方思想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无论在哪里掌权，共产主义都意味着对过去岁月的极端突破。沙皇俄国相比苏联而言，与20世纪末的普鲁士（fin de siècle Prussia）更为相像。[28]沙皇俄国晚期有许多历史污点，例如见证了许多大屠杀事件，但就其全部记录同如今世界许多国家相比却不是最多的，更无法与苏联政权的镇压相比拟。采用暴力恐怖手段来实现社会建构的布尔什维克是雅各宾派传统的自觉性延续。正如雅各宾派清算旧政权残余一样，有必要根除俄国社会所有方面存在的反动残余。正如奈科里奇（Nekrich）和海勒（Heller）所说：“列宁思想无法摆脱两个历史范例：第一个是雅各宾派，他们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把足够多的人送上断头台；第二个是巴黎公社，他们的失败则是因为领导人没有枪毙足够多的人。”[29]
为确保革命成功需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反制过去的人类残余。1918年苏联政权宣布采取的第一个法案就是将一些人归类为“被剥夺权利的人”（disenfranchised person），包括吃饭的权利。还有大约五百万人被选中，遭遇到了第二年实施的、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定量配给制度。这与被剥夺权利的人们所遭受的大恐怖产生的背景是不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进行过权威性研究的作家科拉科夫斯基（Kolakowski）写道：“斯大林主义十分自然而又显而易见是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的政府制度的继承。”[30]伴随着斯大林农业集体化政策而造成的数以万计的死亡人数要远多于列宁所预想的，但这也是列宁创立的政策所导致的后果之一。列宁的政策转过来又是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者向往的共产主义所做的真正尝试。
尽管马克思对乌托邦思想进行了批判，而他关于共产主义的设想本身也完全是乌托邦的。正如我在最后一章所指出的，没有人能够知道如何对先进的经济进程进行规划。但马克思思想的乌托邦特征并不只是源于它那难以满足的要求，它与规划者的学识联系更为密切。它更多的是源自和谐理想与人类价值观分歧的碰撞。中央计划涉及强大的权力集中，并不需要任何制度上的控制，列宁对此做出了无产阶级信念基础上的“科学”解释。这种专断的制度势必遭到抵制。这一制度的价值观也不同于每个人或大多数人的。人们大都会认为宗教、民族或家庭是重要的，这在新制度看来是复古的思想在作祟。其他人所热衷的爱美或追求浪漫等行为，也被认为对社会建设是没有用处的。无论人们是否主动抵制新制度或像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小说里的日瓦戈医生（Dr Zhivago）那样，只是简单地随波逐流。很多人并不认同新政权制度关于美好生活的设想。而每一个乌托邦思想都宣称它体现了所有人类中最美好的生活方式。没有私人私产和金钱的社会对于一些人来说似乎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对其他人而言，却是如梦魇般地狱。对于一些人来说利他主义主导的社会将是最美好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却是乏味又难以接受的。所有社会都蕴含不同的生活理想。当乌托邦制度与这一事实发生冲突时，其导致的结果只能是被镇压或失败。乌托邦主义并不一定导致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的产生还需要其他许多必要因素，但是极权主义总是与通过使用国家暴力的手段来寻求没有冲突生活的梦想相伴随。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把布尔什维克描述为乌托邦社会建构的实践者，其目标是以突然改变的方式重新构建社会。[31]对于乌托邦社会的设计者来说，零星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现存的社会已经不可救药，必须摧毁它来创建新的生活。而乌托邦社会建构的难题之一是它缺乏自我纠错的办法。指导乌托邦建设的理论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与它相违背将被视为是错误的或是背叛。它也存在过战略上的退却或方向上的改变，如1921年列宁取消战时共产主义，实施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保留自己的粮食。但这一乌托邦模式一直没有受到批评。然而，鉴于人类具有易于犯错的特征，这一模式确实存在着许多缺陷，其中一些还是致命的。坚持实现这一模式势必导致产生一个与最初设想完全不一样的社会。这一结果并不只是体现在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之上，在伊拉克表现的就很明显，虽然曾经制定过雄心勃勃的乌托邦规划。可以预想到的是，这一规划的失败被归咎于处死的人太少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而不是规划自身的挫败。
波普尔认为，为了某一理想而去摧毁另一个已经存在的社会是不理性的。在这里，波普尔展现的他所摒弃的、乌托邦不合理性的假设并没有切中要害。对支撑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剖析是有用的，但乌托邦理想并不是孕育在错误的社会理论上。它是建立在无法反驳的神话的基础上。因为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看来，暴力恐怖是重塑社会和新人类的有效手段。新苏联政权的目的是要使苏联成为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繁荣富裕的地方。为达到这一目标要不惜牺牲数百万人的生命。布尔什维克相信只有打破旧的世界，新世界才会产生。
苏联统治下的俄国见证了一些类似预示末日的事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难以幸免，巨变大都在集中营里发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在古拉格集中营的科累马河（Kolyma）矿山劳动了17年，古拉格面积约占苏联领土面积的1/10，每年集中营里约有1/3的劳工死去，沙拉莫夫描述了根据美国租借法案（American Lend-Lease Programme）赠予苏联的推土机抵达集中营后发生的场景。作为帮助苏联抵御纳粹侵略的工具，推土机被用于处理最早可追溯自集中营早期坟墓中发现的数以千计的冻僵的尸体：
这些坟墓，都是堆满了尸体的巨大石坑。尸体还都没有腐烂，这些赤裸的瘦骨嶙峋的骨架积满了旧尘，外皮被虱子咬得体无完肤。
坑的北面有力地保护着这些劳工尸体不致掉入深处。在失败、羞辱和逃避中，这些石头没有忘记这里发生的一切，在静静的等待中保守着这里的秘密。寒冬、酷暑、狂风、六年的雨水浇淋都没能把尸体从石头上翻转下来。大地敞开胸怀，把地下的贮藏物显现出来，里面不仅有黄金、铅、钨、铀，还有一些没有腐烂的躯体。
这些躯体倚靠在斜坡上，似乎要坐起……[32]
由于灾难性的后果，布尔什维克革命没能在千禧年来临之际起到引领的作用。数以千万的人们无因而终，直到目前，在强制集体化过程中死亡的人数还不确定，而斯大林向丘吉尔炫耀说有一千万人。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则估计在大恐怖中死亡的人数在两千万左右。[33]因伤致残的人数更是难以估计。这片土地遍布着人为因素造就的沙漠和干枯或正在干枯的河流。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成为人祸导致的生态灾难的场所，可能比毛泽东时代所造成的后果稍严重一些。[34]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苏联人民在打败纳粹主义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战争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曾期待斯大林的政策能有所温和，但事实上曾英勇作战的数百万人是在古拉格集中营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冷战期间，苏联也发生过几次思想解放运动，包括1956年在全国党员大会上，赫鲁晓夫（Khrushchev）对斯大林（Stalin）个人崇拜的抨击，但当米哈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试图采取一系列措施革新苏联的时候，它却解体了。那时的苏联政权是腐败盛行和内部僵化掩饰下的一个空壳，虽然也曾在广袤领土上一度维持和平状态以及向全体公民提供一种后来失去的安全感，其政权却从未享有它的合法性。甚至苏联的精英们也不情愿继续维护这一政权，戈尔巴乔夫幼稚的改革触发了苏联的崩溃，这个建立在暴力恐怖基础上的国家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分崩离析。混乱过后，苏联政权所创建的所谓新人类社会已经不复可见。人们的生活也已经发生变化，但这一变化过程更像是卡夫卡（Kafka）《变形记》（Metamorphosis）中发生的改变，而不是如马克思、列宁或托洛茨基所想象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