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21世纪乌托邦的试验场
在先发制人战略的引领下，布什政府的执政理念与美国建国者，甚至是威尔逊、罗斯福及里根的乌托邦信念渐行渐远。从根本而言，它是一种发动无穷尽战争的信念。
——大卫·瑞夫（David Rieff）[2]
许多事情共同推动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并非它们中的全部都是慎重和理性的。入侵伊拉克为的是确保美国的能源供应；与此同时，美国也试图通过重塑伊拉克来为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树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典范。第一个目标由于战争而受到了损害，而第二个目标却是无法实现的。第三个目标，即废除萨达姆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只不过是一个托词而已。
在试图赋予入侵行为以合法性外衣的时候，布什政府与布莱尔政府一起把对伊拉克的打击说成是一种为了应对发展武器计划所形成威胁的反应，但他们的辩白却前后不一致。如果确实存在伊拉克发展武器计划的情况，完全可以用非战争的手段来处理，即通过突击性的检查程序或其他办法。假如萨达姆确实已经拥有生物和化学武器，也没有理由认为这足够对美国形成威胁，正如分析家们所发布的中央情报局的结论，萨达姆或许只会在遭到入侵的前提下使用这些武器来对付美军。战争的预期效果是向全世界的“流氓国家”宣示，它们应该最好不要拥有像萨达姆所缺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否则的话，它们会像伊拉克那样，不可避免地遭受美国的打击。战争的目的是要把这些国家发展武器的企图打压下去，而不是要促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进一步扩散。事实上，就美国或全球安全而言，这样的战争主张是没有说服力的。
战争的目标也存在于其他方面。其中之一是新保守主义分子提出的地缘政治目标，主张美国必须同沙特阿拉伯理清关系，因为他们认为沙特同恐怖主义有所勾结。如果以这种方式摆脱与沙特阿拉伯的密切关系的话，美国就需要在海湾地区找到另一个稳定的石油来源和美军可以驻扎的军事基地。伊拉克似乎恰好符合这些要求。通过控制这个海湾地区石油储备的重要国家，美国就能够疏远自己不再信任的盟国（沙特）。与此同时，这也能确保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作用，保持其限制中国、印度及其他能源消耗大国对该地区渗透的能力。
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局面。伊拉克战争后的石油生产从未达到萨达姆时期的水平，而油价却已经大幅度飙升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一片混乱的状况下，没有美国军队驻扎的库尔德人地区却保持着和平局面，而石油生产回归早期水平已经是不可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石油生产量将继续下降，因为投资和防护设备的开支在不断减少。正是由于伊拉克战争，美国的石油供应与以往相比更加不稳定。过去所认为的伊拉克会在后萨达姆时代将其石油储备交由美国控制的想法，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只是一种妄想。如果确实曾存在这一可能性的话，为什么一个民主的伊拉克会拱手将其能源储备让出呢？所以，这只是一种权力政治的想法，这场战争本身就是一次乌托邦冒险。
在伊拉克发生的政权更迭是苏联解体后不久开始的全球资源战争的一部分。为什么有时又被称为第一次海湾战争（这一称谓忽略了早些年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爆发的惨烈冲突），那是因为它只是一场资源战争。任何一方所要做的并不是要推进民主进程或是抑制恐怖主义，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石油供应。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策中一个主要目标就在于此，当然还包括在中亚地区加强军事基地的建设以及同俄罗斯发展更紧密的联系。
纵观20世纪，为控制自然资源所进行争夺的地缘政治是影响国家间冲突的重要因素。确保石油供应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话题，它使得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入侵以及日本对美国珍珠港的袭击。1956年继而体现在英国为控制苏伊士运河所进行的失败尝试上。1953年，英美共同发起的，并由中央情报局领导的、旨在推翻伊朗世俗主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gh）的“阿贾克斯方案”（Operation Ajax）就公然宣布要防止伊朗受到苏联日益增强的影响，其主要目的是要重新宣示西方国家对伊朗石油的掌控。
后冷战时期的竞争在不同的背景下深化发展。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的力量平衡正在发生变化，石油生产国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俄罗斯通过其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重新确立其在全球政治中的地位，而伊朗已经成为海湾地区霸权的有力竞争者。支撑这些改变的事实是全球石油储备正在大大减少，而全球的需求却在不断上升。石油资源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面临枯竭，不过“石油峰值”（peak oil）理论显示全球生产或许已经接近其最高产量了，各国政府对此都高度重视。美国能源部2005年2月发布的名为《世界石油生产的高峰：影响，缓解及危机管理》（Peaking of World Oil：Impact，Mitig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的报告总结道：“世界从未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十年之内都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缓解，这一问题将会是普遍存在而不是短暂的。早先的能源转换（从木材到煤，从煤到石油）都是缓慢演变的，石油生产高峰的到来将是突然的和革命性的。”[3]当逐渐减少的石油生产遭遇到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进程时，其结果注定是加剧了对世界现存储备的争夺。石油峰值的地缘政治理论影响着世界大国的政策制定。[4]
作为最重要资产，石油的作用被布什政府认定是最具有战略性的。1999年在美国石油学会（Institute of Petroleum）秋季午餐会的一次演讲中，时任哈利伯顿（Haliburton）公司总裁的迪克·切尼（Dick Cheney）讲道：
石油生产明显是一种逐渐自我减少的行为。每一年已经找到的和开发的储备与你的产出只是相当，甚至只是持平。在广泛意义上，对于世界上其他公司也是如此……因此，到哪里去寻求新的石油供应源呢？石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天然是一种战略性物资。我们并非在谈论肥皂或是休闲服饰这样的简单商品。能源对于全世界经济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海湾战争就是这一现实的反映。政府的参与程度使得石油成为独特的商品……各国政府和国家石油公司明显占据了约90%的资产。石油贸易依旧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商业活动。许多地区都提供石油来源，中东地区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3，而且开采成本最低，仍然在决定着世界石油的价格。[5]
切尼的演说表明了他对石油生产高峰的清楚认识，反映了第一任布什政府决心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重新界定能源政策。毫无疑问，石油是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的重要因素。美国的行动是要确立起一个能够保障美国石油供应的政权，并表明了它要控制整个海湾地区石油储备的决心。
这一冒险行动之所以搁浅是因为美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有效国家来取代被推翻的政权。如今的广泛共识是认为本应当通过战后的重建安排，来避免灾难性事件的发生。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后来所进行的规划的证实，如2002年，美国国务院就伊拉克的未来做出的分析报告，但并没有得到布什和拉姆斯菲尔德的重视。[6]不过，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的混乱状态本可以避免的想法也是毫无根据的。想当然地认为战争的目标可以达到，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如果在此之前有过类似现实的将来考虑的话，战争也就不会发动了。在伊拉克这个国家建立起自由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而推翻其政权则意味着摧毁了这个国家。
不过，一切都不是事后才明白的。最初的军事胜利后带来的叛乱局面曾经被广泛预见到，[7]而伊拉克的历史表明，几十年前就有人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国家，由人口占多数的教派进行统治所带来的风险。众所周知，最初是很大程度得益于英国外交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的努力推动，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平原成立了伊拉克这个国家，贝尔同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即阿拉伯的劳伦斯）以及英国殖民官员，即苏联间谍金·菲尔比（Kim Philby）的父亲哈利·圣约翰·菲尔比（Harry St John Philby）一起在奥斯曼帝国濒临崩溃之时，于1921年将三个省联合起来建立了哈希姆王国（Hashemite Kingdom）。1919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贝尔成为被任命的英国殖民地政治官员中的第一位女性，担任英国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的秘书，开始了建立新国家的工作。贝尔于1920年会见了伊拉克什叶派领袖赛义德·哈桑·萨德尔（Seyyid Hasan al-Sadr），他是2004年领导迈赫迪军（Mahdi Army）反抗美国占领军的穆克塔达·萨德尔（Moqtada al-Sadr）的祖父。贝尔认识到，民主政府在伊拉克意味着神权政治的统治：“我深深相信国家的统治权必须掌握在逊尼派手中，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神权统治国家，这将是最为糟糕的。”她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阻止什叶派神职人员掌控公共事务”，而是由逊尼派精英来实现统治。英国的战略利益就是要维持对这个国家北部油田的控制。通过创建一个新的王国，将什叶派排除出权力核心和防止库尔德人成立独立国家这两大目标就能够达到了。
贝尔能够建设一个新王国的原因之一是她熟谙这一地区的文化。她精通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并将苏菲派自由主义和神秘主义诗人哈菲兹（Hafiz）的诗集翻译成英语。她建立了巴格达考古博物馆，后来成为伊拉克国家文物博物馆，80年后，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该馆的国家珍宝馆藏遭到洗劫。当抢劫发生的时候，伊拉克石油部同许多政府部门正处于美军的警卫之中，而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对此的评价是“小事一桩”（Stuff happens）。[8]从20世纪20年代早期之后，贝尔逐渐同英国的伊拉克政策意见相左。1926年，她被排挤出了殖民事务决策核心层，不再对任何事务产生影响，结果她在巴格达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被葬于英国公墓之中。[9]
贝尔深知她所创建的这个国家永远不会成为民主国家。在什叶派地区推行民主制度将意味着神权统治，在逊尼派地区则意味着教派冲突，而在库尔德人占据的北部地区则意味着分裂主义。贝尔所创建的这个王国维持到了1958年，直到纳赛尔派（Nasserite）军官发动政变处死了王室一家。这个事件是在法国和英国错打算盘，企图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努力失败而导致英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下降的两年之后发生的。萨达姆的专制统治就是建立在教派分立和维持贝尔那时由逊尼派来主导王国的这一相同的现实情况基础上。颠覆这一政权意味着摧毁了它的运行机制，实现了贝尔所警示要避免出现的神权政治统治。而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极权主义国家，它遵循的是苏维埃俄国式的启蒙政权。它是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是海湾地区唯一不受伊斯兰教什叶派律法支配的国家，采纳的是西方式的司法模式，它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是无法调和的。这些事实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并在两伊战争期间向萨达姆提供了武器装备和情报来源。
伊拉克一直是一个有着严重内部分化的混合国家。虽然存在更多的压制行为，萨达姆政权的构成基础与贝尔时代的王国一模一样。萨达姆在维持统治的同时，继续压制什叶派多数人、库尔德人及其他族群。摧毁萨达姆政权使这些族群得到了解放，也使得伊拉克成为了缺乏实力与合法性的国家。民主制度是无法确立起来的，因为它所必需的构成基础，即社会团体间一定程度上的互信根本就不存在。少数派需要确认的是他们不是永远的失败者，否则的话，他们会选择脱离出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库尔德人注定也会选择走这样的道路，500万逊尼派人也一定会坚决抵制什叶派多数人的统治。这些族群间的裂缝太深，使得脆弱的伊拉克社会结构不能承受。几乎是在每一个地方，骤然实行民主化总会使国家趋向分裂，正如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发生的情况。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伊拉克能够成为例外，2006年12月随着萨达姆在屈辱和一片混乱无序中被处死，伊拉克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
虽然在每一个阶段都掺杂有权力政治的疯狂设想，新保守主义者所策划的发生在伊拉克的政权更选是典型的乌托邦思维在作祟。推动战争的新保守主义者简单地认为专政被推翻之后，民主制度会随之确立起来。如果还存在过渡性的困难，他们就会采用普世性的，也就是美国式的原则来化解。因此，构建一个想象的联邦制国家的思想也油然而生。为伊拉克所设计的制度表达的是相信一纸宪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观念，这其实与美国的历史也是不相符合的。美国的国家统一也只是通过国内战争这个途径才实现的。
实践证明，布什政府是无能的。早在入侵伊拉克的数周之前，它对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仍是一无所知。其意见摇摆，于是设置一个战后日本式的军事长官进行管理，还是立即实施向民主制度的转换。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一个军队官僚主义者和美国式的民族主义者，不同于任何新保守主义分子，他对将民主制度输入到伊拉克根本不感兴趣，不过同样就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后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他也没有做过任何规划。按一些英国官员所提议的，以军事主管来代替萨达姆不是现实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能够进行有效管辖的殖民政府，其长期性和可行性很是值得怀疑，而美国人从任何角度出发也会倾向于反对采用这种办法。对于布什政府中的强硬派而言，战争已经成为向这个国家输出美国式民主制度的手段了。显而易见，这就是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写照。对这些构成乔治·布什战争内阁，并自称为“宙斯之子”（Vulcans）的国防战略家们进行详细研究的作家詹姆斯·曼恩（James Mann）将沃尔福威茨看成是：(https://www.daowen.com)
与入侵伊拉克行动联系最为密切的政府官员。在入侵行动实施期间，在战区工作的美国人继而给这位国防部副部长起了“阿拉伯的沃尔福威茨”这个绰号；这一称谓准确地把握了他为追求实现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及给中东带去民主制度的目标所持有的强烈热情，甚至有时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浪漫主义情怀。[10]
对于沃尔福威茨这位战争的主要设计者来说，入侵行动是在这个地区实现民主化的前奏。在这一过程中，布什所任命的、不称职的巴格达最高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Paul Bremer）对在伊拉克如此迅速地推进民主化感到震惊，很快他接受了这一事实，并认为这是体现美国政府所自诩的合法性的唯一方式。
在2004年5月的第一份官方公报中，布雷默宣布解散伊拉克军队，并解雇了身为复兴社会党的公共官员，包括大学教授、小学教员、护士及医生。《华盛顿邮报》驻五角大楼的记者托马斯·里克斯（Thomas E.Ricks）这样描述布雷默的决定：
……5月23日，布雷默签署了临时管理委员会第2号令，正式解散了伊拉克政府，涉及以下团体：总数为38.5万人的伊拉克武装力量；人数惊人地高达28.5万人的内务部全体人员，这里面还包括警察和国内安全力量；以及人数约为5万人的总统安全卫队……这些人中许多都是配备有武器。[11]
解散伊拉克军队是在布雷默颁布的第1号令后实施的，1号令宣布解散伊拉克复兴社会党，禁止其高级党内成员在公共部门任职。根据里克斯的报道，这两项命令都遭到了中央情报局驻巴格达的负责人的强烈反对，它使得超过50万人失去工作。在伊拉克一个家庭平均有六口人，这意味着约占全国总人口1/10的两万五千多人没有了收入。布雷默之所以签署这些命令是他听从了阿迈德·沙拉比的建议，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空出的职位中。
布雷默的命令所导致的后果是使得伊拉克这个国家遭到了拆解。警察和安全部队不再成为国家机关人员，他们受到了教派民兵的控制，被用来实施绑架、折磨和谋杀等活动。在巴格达市中心，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及美英同盟共同扶持的伊拉克政府所在的高度安全的绿区之外，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无政府的混乱场景。到2006年末，每天约有上百人被杀害，按照联合国的统计，百姓所蒙受的苦难比萨达姆统治时期还要严重。[12]
在布什政府的认识中，伊拉克缺乏经验的政府是在没有现实基础的情况下建立的。美国支持的政府成为各教派力量斗争的场所，伊拉克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消逝在历史记忆的黑洞里。假如萨达姆是被刺杀而亡或者死于自然原因的话，这个政权可能还会继续存在。而通过强加的政权更迭，布什政府创建的是一个严重依赖什叶派民兵武装、有着脆弱政府的失败国家，这一事实在对布什愚蠢政策的批评中都没有提到。混乱无序的状态使得入侵行动之初宣布的，要达到找出并销毁想象中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假如萨达姆确实如20世纪90年代那样拥有任何生物或化学武器的话，它们也同伊拉克这个国家一起灰飞烟灭了。
一些人将美国军队并没能在伊拉克实现和平归因于兵力部署的不足。确实，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设计的战争计划，因为没有考虑到萨达姆军队被击溃之后所出现的叛乱状况，导致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拉姆斯菲尔德在政府任职期间一直是“军事革命”的有力支持者，主张高度依赖技术和有限地使用地面部队，由于在战争中实施了难以奏效的策略，他受到军队的广泛厌恶；也因美国中期选举选民的反对，成为首先被牺牲掉而不得不辞职的官员。然而，再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也是无济于事的。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有超过40万士兵的军队驻扎在伊拉克，也不能通过武力强行施加自己的意愿。当一项法令被通过的时候，采取的总是政治上的手段。1914年英国军队入侵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英国战舰的原油供给，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已经将其注意力从煤转向了效率更高的燃油引擎。但是，占领的过程远非一帆风顺，1915年12月至1916年4月间，英国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在库特伊马拉（Kut-al-Amara）这里的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抵抗下，遭受了2万人的伤亡，后来不得不诉诸空袭手段将村庄夷为平地（这样的方法20世纪20年代英国在阿富汗也同样使用过）。
在伊拉克，通过使用武力方式实现和平及建设是无法成功的。相比之下，美国在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带来任何政治目标的实现。截止到2007年初，超过3千名美军士兵阵亡，这一数目超过了“9·11”恐怖袭击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2万名的士兵负伤，即使这样，结合军事行动所追求的一系列目标也都是难以实现的。美军也犯下许多错误甚至是罪行，但将美国的失败归咎于被派往执行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士兵身上是不恰当的。责任应当由发出这些命令以及要求士兵去执行的那些政治领导人们去承担。
的确，在最初占领巴格达之后，美国军队的装备并不能较好地应对遏制叛乱的需求。在越南和索马里遭遇耻辱性的失败之后，美国军队将信条建立在“武力保护”和“震憾与威慑”的基础上。在实际中，它意味着美军可在被占领国杀死任何可能造成威胁的民众，用压倒一切的火力压制敌人。在战争初期，当面对的敌人是萨达姆的军队时，这些策略是非常有效的，而当所面对的敌人是大多数人民的时候，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曾经在海湾战争指挥过英国第一装甲师，在萨拉热窝（Sarajevo）掌管过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1996至1998年领导过驻北爱尔兰英军的鲁珀特·史密斯（Rupert Smith）将军将这一当前的冲突称为“人民当中的战争。”[13]在这样的冲突中，再多的军力部署也无济于事，过多地使用武力也是无用或者说只是起到反作用。2004年初随着费卢杰（Fallujah）这座城市被夷为平地，伊拉克百姓最初对美国占领军抱有的好感已经荡然无存。在对这座城市中的人们使用“震撼和炙烤”的打击中，美军动用了集束炸弹和化学武器（一种白磷弹或“改良后的凝固汽油弹”[14]），这一做法可以比得上俄罗斯军队对车臣首府格罗兹尼（Grozny）的毁灭性破坏。从军事意义上讲，这是一种失败，几天后叛乱分子攻占了更大的城市摩苏尔（Mosul），在那里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这表明对伊拉克人生命的漠视只会助长叛乱的发展。2004年4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国高官评论说：“根据我的看法及对英国发布的一系列命令的评价，美国所使用的暴力手段是不相称的，在面对威胁时的反应有些过激。他们看待伊拉克人民的方式也与我们不同。他们视伊拉克人民为劣等民族。”[15]
在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所发生的虐囚事件与此做法十分相似。在萨达姆倒台的时候，对任何人来说，成为受害者的日子应该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数以千计的人们在街头被带走，遭受了有计划的虐待。这样的作为对于美军来说可谓轻车熟路。俄罗斯人在车臣、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在肯尼亚都广泛使用了虐囚手段。但是，同上述使被关押者遭受极端身体痛楚做法不同的是，美国审讯者更注重实施心理上的打击，特别是性别上的羞辱。在伊拉克所应用的折磨方法是将受害者的文化作为攻击的目标，侵犯的不仅是人身，还有作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的身份。在使用这些手段时，美国在这些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对美国恶行的记忆，美国要做的是让这些人知道，在伊拉克，只有美国支持的政权才是具有合法性的。
美国军队的权威部门已经谴责了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然而，在军方似乎已经明确反对这一做法的同时，不能把虐囚行为简单地视为偶然性事件或无纪律的表现。早在“反恐战争”之初，布什政府就无视国际法对被拘者的待遇规定，宣布这些人是恐怖主义组织内非法的战斗人员，不受《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的保护。在关塔那摩（Guantanamo）集中营关押的囚犯就成为了这类人，也包括在阿富汗捕获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嫌犯。因为不受国际法的保护，这些人难免遭到了刑讯。在伊拉克，布什政府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规避国际法。阿布格莱布和其他美国羁押场所的安全保卫工作被外包给了私人承包商，从而不受军事法律或《日内瓦公约》的约束。事实上，布什政府营造了一个不讲法律的场合，使得被关押者可以被实施不受惩罚的刑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事件不是少数军官因为背离自己的信仰才做出的事情，它是美国最高领导层决策所导致的后果。
阿布格莱布虐囚事件曝光后，布什政府不断为刑讯手段的使用做出辩护，而军事法庭、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军队也在继续抵制这种做法。2006年2月，中央情报局反恐指挥罗伯特·格雷尼尔（Robert Grenier）因为反对刑讯和“特别引渡”而遭到解职。[16]据报道，根据特别引渡计划，由政府建立起的可以收押囚犯的秘密监狱网络（嫌疑人可以被挟持到任何不受约束进行刑讯的国家中去），由于中央情报局不相信刑讯的效果以及从事这一行动的官员害怕日后被起诉而停止了运转，从此不能再进行类似的审讯。军事法庭高级法官拒绝签署声明来支持布什的“强制审讯”政策。[17]正如政府还在一直使用未经核实的情报一样，虽然采用刑讯手段的决定遭到了美国所有主要政府机构的抵制，政府仍然在一如既往地执行着以前的政策。
发生在伊拉克的灾难由于这些不人道的和起反作用的方法被有意使用而加速降临，其中的一些错误本应当可以避免的，不过傲慢、无能已经成为布什政府的固有特征。它拒绝听取专家遍布的政府机构如军方、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提出的建议。反而过度依赖受新保守主义设想，包括受特别计划办公室严重影响的一些政府中人士的劝告。不过新保守主义者所呈现的战后伊拉克的场景，只能证明是一系列的假情报和一厢情愿的想象，而一心想以难以容忍的手段去实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的手法，将乌托邦的欺骗思维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美国人之所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对伊拉克情况所做的随意的、不真实的评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民意只是在经过一场虚假情报的宣传之后才接受这场战争的。它使得人们相信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存在着联系，而这只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也提醒人们相信萨达姆正积极从事一个事实上没有明显证据的武器发展计划。精心策划宣传活动的新保守主义者自身也被错觉所蒙蔽，而其中一些人天生就是以这种方式思维的。他们相信实现自由的方法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在伊拉克所需要实施的政策与曾经在前共产主义国家推行自由制度的做法没有区别。不过，在多瑙河沿岸国家行得通的做法，未必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就是可行的。狂热的新保守主义者甚至认为，在大多数欧洲后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实现的和平，在伊拉克也会同样被接受，他们坚信存在着一种普世的模式，却对这个国家特定的历史漠不关心。他们想的是，假如其他文化正朝着美国业已存在的全球性文明的方向发展的话，它们很快就会成为美国式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去了解它们的文化了。这种固化的普世主义所导致的后果是使得美国与其他存在国家建设阻碍的社会之间产生了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18]
在伊拉克，这种文化缺乏是极其超现实的。在绿区的安全庇护下，从华盛顿借调而来的短期见习生（有些是来自新保守主义思想库），在规划伊拉克未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他们计划的荒谬性。或许只有在占领这个国家几十年后，美国政府所要达到的目标才有可能全部实现。然而，无谓的尝试已经进行数月。将美国军队派驻到伊拉克的这些全副武装的“传教士”们希望人们立即归附，这些人们被军队视为是需要反击的敌人。罗伯斯庇尔曾警告他的雅各宾派同伴要注意拿破仑计划的以武力方式在全欧洲强制输出革命的危险，在200年后的中东再次出现了。
伊拉克成为像过去欧洲帝国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所做的那样在外交政策中被当作重新改造对象的最不切实际的例证。从这点来看，推翻伊拉克的专制政权并不只是美国为了确保其在中东的霸权所做的一次尝试，它是在自由主义人权准则引领下的新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