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的起源
当我们淡忘或者有心不去理会难以驾驭的人类习俗、错综复杂的人类制度以及难以预料的可能结果时，我们势必会身陷极大的危险之中，而且常常要付出巨大的人类代价。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28]
美国是最后的、富于好战性的启蒙主义运动政权和唯一的、仍然坚定不移地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两方面事实并非毫不相干，它有助于理解新保守主义的独特性质和其在美国执掌权力的原因。除了名字外，新保守主义是一种起源于左翼势力的思想。通过与基督教右翼势力以及一些自由主义主张的结合有助于它在美国获得权力。通过一段时间与预示末日的宗教和关于人类进步的世俗信仰的结合，新保守主义运动得以动员起美国两大最具影响力的传统。
同其他几个政治称号一样，“新保守主义”最初也是带有贬义色彩而创造出的词汇。最早似乎是由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在20世纪70年代，用来描述和指责在外交政策上采取过去只属于右翼思想立场的一少部分前左派极端分子的。正如保守主义作家兼天主教神学家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曾经写的：
有必要记住的是，最初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只是一小撮人，事实上，他们是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杰特鲁德·希默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丹尼尔·贝尔和丹尼尔·莫尼汉兄弟（Daniel Bell and Daniel Moynihan）、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米杰·戴克特（Midge Decter）以及极少数他们在知识界的朋友们。事实上，所有这些人历史上都是属于左翼的，实际上他们是民主党中的左派人士，或许最极端的左派占美国人口的2%或3%，在某些情况下在经济上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而其他情况下在政策上他们又属于社会民主派。[29]
新保守主义左派的起源解释了它的某些持久特征。许多老一代的新保守主义者最初是反斯大林主义的极左派，这一运动的教父级人物欧文·克里斯托曾写了一篇自传体文章《一位托洛茨基分子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Trotskyist）[30]，其教派背景在新保守主义运动中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特征。影响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人物，如欧文·克里斯托、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撞击》杂志（Encounter magazine）编辑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季刊作家兼编辑内森·格拉泽（Nathan Glazer）、政治科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及民主党政治家帕特里克·莫尼汉（Patrick Moynihan），他们都没有从保守主义思想家那里汲取到精神食粮。他们是否弄清楚埃德蒙·伯克或本杰明·迪斯莱利的思想尚存质疑。伯克是18世纪最早清晰地描述英国保守主义的议会议员，英国前首相迪斯莱利的小说对保守主义世界观进行了优雅的阐述。如果现代的新保守主义弄清楚了美国的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和英国的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两位20世纪保守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后，他们或许并不会赞同，上述二人都倾向于挫伤那些赞同惯例者们的锐气。所有这些保守主义思想家都认为源自法国大革命的这类政治思想是造就20世纪破坏性浩劫的毁灭性力量。而新保守主义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在此类战争冲突中，这样的思想是重要的武器。
新保守主义者正是将这一政治理念而非其他具体的信念从左派时代以来一直延续了下来。这些主要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几个做过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中许多人从托洛茨基那里得到的主要政治教训是苏联政权强烈的压制特征。在这里，新保守主义只是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派的发展。像悉尼·胡克（Sidney Hook）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像马克斯·夏希特曼（Max Shachtman）这样的托洛茨基分子后来都变为反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同20世纪50年代欧洲最勇敢的前共产主义冷战分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同许多其他人一样，这些左派思想家在冷战期间都摒弃了马克思主义。将新保守主义视为是在左翼观点上对托洛茨基主义理论上的重建的看法未免太过简单，但极左派的思维习惯确实产生了塑造性的影响。这不是列宁主义理论内容的再现，而是思维方式的再现。托洛茨基的永久革命理论认为现存的所有制度都必须要推翻，以创建一个没有压迫的世界。激励托洛茨基思想的、灾难性的乐观主义支持着新保守主义输出民主的政策。二者都赞同使用暴力来促进进步，坚持革命应当是全球性的。
在摒弃托洛茨基主义后，新保守主义接近了美国的主流思想，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现出了托洛茨基看待世界事件的开阔眼界。缺乏托洛茨基历史知识的肤浅以及眼光狭隘的思想主导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而能模仿的只是托洛茨基的乌托邦思想和他的残酷无情。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时，托洛茨基所坚信的欧洲工人阶级正在渴望社会主义革命的幻想同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阿拉伯世界正在渴望美国式民主的狂热非常相像。托洛茨基蔑视按照“贵格会素食主义者看法”（Quaker-vegetarian chatter）来谴责俄国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党人绑架人质的做法，这与新保守主义者藐视那些谴责在反恐战争中使用刑讯手段的人们的情况如出一辙。
新保守主义思想是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与千禧年主义狂热的混合产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改变了的观念阐述了当这种混合成为外交政策基础时所面临的困难。定居巴黎的俄国流亡哲学家亚历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eve）的著作对福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柯耶夫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俄国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ladimir Solovyev，1853—1900），后者189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战争，进步和历史的终结》（War，Progress and the End of History）著作，书中将尼采描述为反基督者的先驱。索洛维约夫关于历史终结的思想也出现在柯耶夫的作品中，并在福山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书中得到了再现。
柯耶夫所呈现的关于历史终结的学说源自黑格尔，他所说的这一终点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而是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制度。柯耶夫认识到苏联共产主义是继法国大革命的大恐怖之后，追求乌托邦设想的另一次尝试，但其难以抵御资本主义势不可当的活力。后历史世界要形成的模式只能是美国式的而非苏联式的。
福山所信奉的美国观，经由阿兰·布鲁姆（Alan Bloom）引入到柯耶夫的思想之中。与防务分析家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一样，布鲁姆也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弟子，布鲁姆最畅销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将斯特劳特的思想和索尔·贝娄（Saul Bellow）小说《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中的主要角色广为世人所知，布鲁姆也打造起新保守主义的关系网络，并将信奉这一思想的成员送进政府中任职。作为柯耶夫一生的朋友和钦佩的人，施特劳斯多年来介绍许多自己所欣赏的学生到柯耶夫门下学习。布鲁姆就是其中一员，他使福山有深刻印象的柯耶夫作品中所表现的价值观念在斯特劳特派传统中得到了延续。
柯耶夫对福山的思想和整个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斯特劳特。带有索洛维约夫和黑格尔思想背景的柯耶夫赞同末世论的历史观点。福山也是一样，一直相信美国是第一个后历史时代的社会。福山曾经否认他曾相信任何字面意义上的历史已然终结的思想。事实上，他并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囿于所有大规模历史冲突的源泉都已消失，尽管他曾一度倾向于支持这一可笑观点。他确实坚称关于何为最合法政府形式的争讨已经结束。1989年夏天，他写道：
我们所见证的并非只是冷战的终结，或许说是战后一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束，而是历史的终结，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普世化将成为人类最后一种政权组织形式。[31]
这一声明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宣称历史已经达到一个最终的圆满，另一个更为明确的观点是自由民主制度现在是政府统治的唯一合法模式。历史正走向终结的思想是一个通过理性辩论既无法赞同也无法反驳的神话。相比之下，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现今唯一合法政府组织形式，从法律依据上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主张“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是一种末世论信仰的表白。十分奇怪的是这一事实过去并未受到关注。只是作为苏联解体的后果，长期被抑制的矛盾才有希望重新显现出来。换而言之，历史将重新开始，而有趣的是那些关注这一事实的人们被颠倒黑白的言辞指责在散播灾祸的消息。真正预示末日的观念已经不再被视为现实主义思想而为人们所接纳。[32]
这些年来，福山一直在抨击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批评长期倾向于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推进民主进程的政治判断是不成熟的。他也指责这一政策是列宁主义的，不过这一结论对列宁来说是不公的。或许，列宁的目标确实是乌托邦的，他在重新修订政策时却是绝对以现实主义为考量的。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War Communism）明显将导致饥荒时，他果断地废除了它，为了使俄国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同德国在1918年签订了带有耻辱性条款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Brest-Litovsk Treaty）。列宁展现的是一种在新保守主义者身上从未有过的吸取经验的能力，而新保守主义者批判布什政府的伊战行为只是站在认为布什难胜此任的立场上（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选民明确要否定战争时才会导致这一结果）[33]。
福山在批评通过武力推行民主这一做法的同时，并没有摒弃新保守主义所信奉的美国式的政府形式是世界的典范这一思想。一位学者举福山的作品为例，将福山的思想描述为“消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目的论，福山对于这样的说法也表示认可。[34]他始终坚持具有总体目标的历史观，这一目标从未改变。他相信历史的终点将是美国式的，在当代条件下，这一政治统治模式是唯一合法的。
事实上，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许多事情，而这一情况通常很难一并实现，没有哪种政权形式可以说在任何地方都是最佳的。抵制动荡及其他国家侵略所需要的安全感；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平和可以实现的财富增长；得到遵守的各项制度和被统治者所反映出的认同感，这些都是任何现代政府拥有合法性所要具备的条件。通常自由民主制度比其他选择更能满足这些条件，但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统一的尺度。当自由民主制度不能达到大多数人所容忍的生活水准时，或许会遭到拒绝，正如俄罗斯所发生的情况，选民否定了叶利钦而倾向于选择普京。再者，当自由民主制度与大多数人的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时，也许会变异为某种大众化的神权政治制度，如在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自由民主制度远非唯一或大多数能接受的合法政权制度。人类事务太过复杂，找到任何国家都能行得通或者说理想的制度形式太难。
一位早期的新保守主义思想家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珍妮·柯克帕特里克在里根执政期间曾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直到2006年去世前她一直是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成员，在她所写的《独裁与双重标准：理性主义及政策中的理性》（Dictatorships and Double Standards：Rationalism and Reason in Politics，1982）一书中，十分清楚地指明强行推动政权更迭所带来的后果。正如她所指出的，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进的民主制度是理性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混合产物：
理性主义鼓励我们去相信，只要能想象得到，一切事物都可以实现。在现代政策中，理性主义者也在付出一定的努力，但他们是在不适当和过分简单的人类理论的基础上，以歪曲的方式去理解和影响着人类和社会。理性主义不仅激励着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本身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形式。
柯克帕特里克继续按照当今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来指明理性主义思想的特征。在谈及“时代的理性主义精神”时，她分析说：(https://www.daowen.com)
这种精神认为在将来，人类本质与过去在品质上有着天壤之别，情感、习惯和风俗等非理性因素都是能够和应当可以克服的障碍，这种精神视每一种情况都为可以实施计划的一片空白，因而将其他时间和地点得到的经验看做是无关紧要的……理性主义精神没能关注到的事实是，所有制度都是已经存在的模式化的人类行为，并通过人在社会中发挥作用，剧烈的制度变更意味着并不希望让生活发生改变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因为理性主义认为人与社会都会通过预先的规划而发生变化，所以其强烈倾向于把一切事情的发生都视为是可能的，并认为进步所能达到的程度也是没有限制的。[35]
虽然没有提及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柯克帕特里克的批判与他有着很多的相同之处。奥克肖特的理性主义在政策上表现出的主要错误是他相信政府的规范可以用一种意识形态呈现出来，并应用于任何地方。的确，奥克肖特相信这些规范都是没有普遍权威的、特殊历史经验的总结。他的传统观念并没有太多考虑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多样性，他的政策观太具英国式的狭隘性，因此普遍适用性不强。他极富洞察力地认为自由不是一种可以输出的理想，而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中逐渐积累的实践，现在看来这一观点仍然十分有道理。这一洞察力对于传教士般的政策、对于新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都是至关重要的。[36]
柯克帕特里克对于那些谴责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既发展同拉丁美洲独裁政权的良好关系，又致力于同苏联缓和的自由主义者的做法进行了政治上的理性主义批判。在她看来，这样做符合新保守主义的议程，但也损害了卡特政府的政策基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它又反过来反对新保守主义了。政权更迭政策是理性主义政治最初始的表现。新保守主义认为自由是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实现的状况，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不顾人民的意愿而使其生活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对现代政策中理性主义的曲解进行清晰的例证考量确实很难，正如在柯克帕特里克死后出版的《以战争维护和平》（Making War to Keep Peace）一书中所认识的，她质疑关于入侵伊拉克的决策，并举例说明这一决定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混乱局面。
在美国，直到不久以前，新保守主义者从没有质疑现存的自由民主制度是最佳的政权制度之一。近些年来，他们还在探讨这种政权形式是否应当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输出。新保守主义运动所表现出的自相矛盾之处是，这些信念并未得到其主要知识界创始人的认同。列奥·施特劳斯从未认为自由民主制度是最佳的政权制度或者说它能胜过专制制度。即使不是以轻视的态度去看待，他也是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自由民主制度普世化的思想。
施特劳斯的政治生涯源起于德国魏玛共和国，这一政权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在这样的环境下，政治思想家都倾向于反对自由主义，施特劳斯也不例外。施特劳斯早期重要的导师是德国法学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后者的追随者虽然在那时主要是右翼分子，但他对激进知识分子一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施密特帮助施特劳斯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赞助，使其能在1932年离开德国前往巴黎。纳粹上台之后，有着正统犹太背景和曾在柏林犹太研究院（Academy of Jewish Research）谋得一份职位的施特劳斯断绝了与施密特的联系，不过，施密特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观点一直对施特劳斯的思想保持着持续的影响。
作为虔诚天主教徒的施密特在纳粹掌权之前撰写了大量关于政治、宗教及议会民主制危机的著作。1933年他加入了纳粹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法学家联合会（Un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 Jurists）的主席。1934年依据行政司法制度，他为长剑之夜（Long Knives）的政治谋杀者进行了辩护。1936年他投身于纳粹迫害犹太人运动的前沿，并建议将德国犹太籍科学家的著作打上特殊的标记。尽管他积极参与出谋划策，纳粹对他并不信任，怀疑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于是，他失去了首席纳粹法学家的职位，但得以继续在柏林担任法律教授。1945年他被美军逮捕，并关押了一段时间。施密特的纳粹经历并没有影响到战后他的声望。许多欧洲知识分子领袖在他退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拜访他（1985年他去世了，享年96岁），这里面包括宣称“施密特是德国唯一值得交谈的人”[37]的亚历山大·柯耶夫。
施密特的政府治理观念同霍布斯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法律是国家的产物；由于宪法的产生和破坏都是由政治决策决定的，宪法手段并不能确保自由民主制度的存在。在施特劳斯看来，成为纳粹官员的权威法学家的施密特已经展示了自由主义的一无是处。这一说法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只是施特劳斯忘记了霍布斯是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称作是关于人类权利的政治学说以区别于人类义务，那它就表明国家的功能是来保护或捍卫这些权利的。”他在所著的《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一书中写道：“我们必须说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就是霍布斯。”[38]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自由主义意味着主张超越道德的自由，这一关于自然权利的现代学说将政策演变成为人们恣意妄为的意志冲突。自由主义的最终结果成为了无政府主义，这将损害自由主义本身。
施特劳斯遵循德国旧的思维方式，将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尼采和海德格尔将无政府主义定义为影响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化的现代无序状态。尼采将无政府主义看做是基督教的后发效应，（部分是受到柏拉图的影响）轻视物质世界，青睐并不存在的精神世界，而海德格尔将无政府主义解释为以掩盖人的真正本质的方式来尝试着理解“人”。然而这也说明，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具有现代弊病的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德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莫勒·凡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日记作者兼小说家恩斯特·扬格（Ernst Jünger）及表现主义（Expressionist）诗人戈特弗里德·本（Gottfried Benn）都采纳了这一思想，它孕育了克服无政府主义便意味着将自由主义价值观抛诸脑后这一危险的信念。
施特劳斯认为自由主义的魏玛共和国政权是被无政府主义所破坏的，这一看法引发了普遍的，但过于简单化的，在某些方面牵涉纳粹领导人的对纳粹主义的错误理解。作为20世纪初期在中欧非常常见的放荡不羁的自学者，希特勒采纳了掺杂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通俗化尼采思想的大众化世界观。在这一思想体系中，生存和权力是唯一的价值，这样的立场在无政府主义思想中表现得一览无余。而希特勒的行为却体现了另一种不同的理念，其与第二章里已经提到过的一些异教传统中消极的末世论非常相像。1944至1945年，战争形势已经表明同盟国将会取得胜利时，希特勒继续着这场希望渺茫的战争，并准备宁愿将德国变成废墟也不投降。他选择最大限度地毁灭这个世界，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并毁灭自己的祖国。他对爱国主义的毫不在意使得那些最初将他视为能够保护德国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早期保守主义支持者，开始将他视为对德国形成道义危害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看法似乎对1944年7月由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亚当·冯·特洛塔（Adam von Trott）和其他保守主义民族分子发起的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党人一样（包括许多右翼分子），相信先进的知识能人为地将人类推进到更高的层次。这一贬低科学的作用，掺杂着部分源自异教、部分源自基督教（就希特勒而言是其反犹太的魔鬼学说）的思想构成了纳粹党人的世界观。而这一混杂有着深刻的不一致性，而思想上的不连贯使之不能算得上是纯粹的无政府主义。
如果说施特劳斯对纳粹主义的分析存在缺陷的话，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所做的大量剖析也是不合情理的。没有什么自由民主政权，甚至是最强大的或悠久的政权能在专制独裁的诱惑下得以幸免，但是这些政权的覆灭并没有引起人们对它过多的质疑。自由民主制度在哲学信念不一致的情况下，在不同国家已经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了。在瑞士，这一制度在反对宗教多样化的背景下已经兴旺了数个世纪；而在英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推进伴随着的是宗教信念的淡化。北欧国家是世界上最成功地施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它们也都是后基督教国家。施特劳斯对民主制度的分析其实正是印证了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情况，但是大规模失业、恶性通货膨胀、战争赔偿以及民族羞辱感毁掉了魏玛共和国政权所拥有过的任何合法性。正如已经看到的，纳粹党人利用了基督教千禧年主义传统和反犹太的基督教魔鬼学说。不过，正是借助魏玛共和国政权所内在缺乏的合法性，而不是主要靠虚构的大众无政府主义国家使得纳粹党人上台掌权了。
尽管上述分析所涉及的事件无法与美国所发生的情况相比拟，在美国保守主义者中仍有一些人成为赞同施特劳斯观点的受众。他们曾因为民众反对越南战争而一度气馁，后来发现关于自由民主制度的争论需要坚定的哲学思想基础来鼓舞士气。在那时，美国的民主制度并没有受到威胁，不过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文化变革引发了一种错误的危机感。在某些方面，施特劳斯的思维方式恰好适合于美国。他所宣称的存在于人的范畴之外的、建立在道德约束上的政治秩序符合美国公共生活的信念特点。美国一直坚信它的价值观念是上帝赋予的，只要所做研究与施特劳斯所做的不太接近的人都倾向于认为美国拥有着最佳的政治制度。
施特劳斯认为假如美国的将来有所保证的话，那是因为代表着经典哲学的自然法则思想的复兴。在古代和中世纪思想中，自然法则中包含对美好生活的规划，这意味着要拥有与人的本质相符合的美德。早期的现代思想家，如霍布斯通过以保护自我和追求权力来证明自然法则的方式改变了这一观念。后来的启蒙运动哲学家都接受了科学和技术能使人类重塑世界这样一种人文主义思想。对于施特劳斯来说，这一传统的极端表现是尼采的意志狂热，它不足以作为一种纯粹的表达方式来弥补现代无政府主义的缺陷。
唯一真正补救的方法是恢复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最后定义的古典的自然法概念。在阿奎那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在基督教的背景下得到了重现，古典自然哲学就同基督教神学交织在了一起。确实，施特劳斯一直对这一混合深表怀疑。正如他评价的：“托马斯关于自然法最终结果的看法实际上不仅与圣经启示基础上的自然神学密不可分，甚至同启示神学也是分不开的。”[39]在这里，我们要提及施特劳斯思想中的一大关键性特征，即他所坚持认为的在理性与启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阿奎那所要恢复的古典世界观是建立在假定理性和启示能够趋向同一目的的基础上。施特劳斯反对这种假定，指出这是对西方传统的背离。阿奎那之后的很多人都试图表明信仰与理性是互补的。施特劳斯则认为所有这样的努力注定都是要失败的：希腊哲学中的理性宇宙世界与上帝造物的圣经场景，即雅典与耶路撒冷是完全不相容的。在这里，施特劳斯与其他20世纪早期犹太教信仰主义者，如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弗朗茨·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和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等思想家的观点是一致的，都相信人类的生存和毁灭问题只能通过信仰行为才能解答。施特劳斯自身的宗教信仰我们无从知晓（据称他事实上是一位无神论者）。十分明确的是，他并不认为理性能够为无政府主义提供弥补措施。
施特劳斯坚信我们可以通过回归古典世界观来消除无政府主义，这一想法所面临的困难除了要满足避免无政府主义的需要之外，主要是他从没有打算接受这一观念。古典世界观所表现的是一种理性的秩序，而施特劳斯则提议我们以一种意志行为来接受这一观念。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只是表明超越“现代规划”是如何的困难。然而，或许他所希望的与现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施特劳斯成为与任何古代或中世纪思想家相比，更为与尼采有许多共同之处的现代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坚持神学世界观，认为现代科学已经过时，都将宇宙视为一个体系，其中的每一件事物都有它存在的目的。从达尔文之后，这种自然世界观已经失去了效用。自然由机遇和需求所支配，自然法则成为规律而非对美好人生的规划。假如物质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价值王国的话，后者通过人类理性是无法实现的。
施特劳斯所认为的理性的局限对政治意味着什么呢？他否认自由民主制度可以从哲学信仰中分离开来，在不是由人类意愿创建的道德秩序中，如果没有信仰的话，现代政治面对无政府主义时太过脆弱。不过，他否认能够对这些信仰进行理性地辩解，也没有对自由民主制度进行公开、适当地辩解。施特劳斯化解这一难题的做法或许是柏拉图宏伟谎言的一种现代变通方式：而哲学家知道真相是什么，他们也知道真相对于民众所造成的损害是致命的。或许施特劳斯本人饱受无政府主义的煎熬，同时相信那些令人安慰的神话能够起到保护民众的作用，如在当代美国关于自然权利的洛克派神话，但他并没有明确表示到底倾向于其中哪种。他所主张的支持欺诈行为的思想只是他个人进行的、主观上的理解技巧。假使他著书赞同那些宏伟的谎言，他会像过去哲学家所做的那样，以极其隐秘的方式来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众所周知，施特劳斯坚称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在他们公开呈现的著作中都蕴含着与之截然不同的秘密哲学。这一观点引发了许多人对施特劳斯的抨击，批评他作为理论家教会了布什政府中的新保守主义者在政策背后以不实情报的手段进行撒谎。[40]
认为施特劳斯作品是在主张欺诈的说法值得商榷。伟大的哲学家以密码方式进行写作是一回事，坚持在政治生活中欺诈是必需的做法则是另外一回事。施特劳斯一直坚持认为在哲学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他写道：“当一位哲学家对解决问题的确定性强于他对解决方案的问题认知时，他就不再是哲学家了。”[41]在这一座右铭精神的前提下，他几乎不写关于当代政治的文章，很难想象他会赞同任何现代政治规划。他对自由民主制度未来的预判与新保守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系统性输出民主制度的做法并不一致，而狂热的新保守主义对进步的笃信也与他对启蒙运动希望的质疑不相一致。而施特劳斯被视为当前美国政权制度的捍卫者，其实将他描述为这一制度最严厉的批评者更为恰当。同施密特一样，施特劳斯也是一位反自由主义者。在美国本土的政治评论中，新保守主义在各方面都被看做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但新保守主义本身是自由主义的基督教正统教派的表现形式，正如他对霍布斯和施密特进行过详细的评述，施特劳斯将自由主义视为“现代规划”失败的一种表现。他的作品并没有支持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场，与大多政治情况都是相一致的。[42]然而，假如出现了一种当代政治运动，这位深刻而又常持怀疑态度的思想家肯定会提出质疑，进而指责它为新保守主义了。
而施特劳斯并不能为显现其权威性的政治运动来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对此没有产生影响。施特劳斯所宣称的哲学作品通常蕴含着与其表面意思不同或对立的隐藏意图的思想纯属天马行空。他不能提供任何诠释的方法来证明那些思想蕴含着隐秘的意图，根据普遍认同的知识可以看到，他的一些主张是极其不合情理的。比如，施特劳斯将柏拉图理解为不是一位乌托邦思想家，而是一位试图证明理想国是不可能存在的乌托邦主义的批判者。然而，正如经典学者所展示的，这样的理解在书本中找不到任何根据。[43]
施特劳斯理论的麻烦之处在于事实上他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诠释。在这里，他与解构主义流派所宣称的文本中没有内在含意的说法有相似之处。上述两种情况中，理性探究都被随心所欲的判断所取代，或许他们都相信正在恢复一种经典的思维方式，施特劳斯的方法与后现代思想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在实践中，施特劳斯将知识理解为借助主观直觉，通过宣布拥有某种特殊的洞察力来获取权威。这一宣示拥有接近真理的特权方式，引导着他的一些追随者犯下了灾难性的错误：通过在政府中的应用，这一思维方式推动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