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主义和启蒙运动
希特勒和德意志第三帝国是令人厌恶的，它与那个时代其他人们所信奉的进步和确信最终目标会实现的思想并不一致。
——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35]
同布尔什维克一样，纳粹主义也是一种欧洲现象。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纳粹主义源自西方文明，这种联系总是不被人们所接受。但纳粹分子并非来自遥远的国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混乱时期，纳粹分子队伍受流传欧洲数个世纪以来信仰的驱动而不断发展。纳粹分子所犯下的罪行（有些是用于解释共产主义罪行的）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历史倒退的产物。它们源自一些欧洲曾经最引以为豪的传统，体现了其最先进的思想。
启蒙运动在纳粹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纳粹主义通常表现为一种与启蒙运动相对立的运动，确实有许多纳粹党人也这么认为。他们宣称已经从被称为反启蒙运动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身上吸取到了教训，这一不同于其他的团体还包括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像赫尔德（J.G.Herder）这样的浪漫派。[36]纳粹空想家从这些人及其他反启蒙运动思想家身上吸取他们认为有用的思想，正如从启蒙运动思想家身上也吸取一些思想那样。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也能吸收具有巨大影响的反自由主义思想。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neo-Marxist Frankfurt School）的一些思想家对此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纳粹主义是启蒙运动思想在逻辑上的发展，这么说过于夸大，但的确有少许启蒙运动思想在其中。[37]
有一种学术上的陈词滥调认为纳粹是超越理性并具有狂热情感的极端浪漫派。然而，把纳粹主义看做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一种夸张形式的看法却是将其过度简单化了。浪漫派的纳粹党人与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共同信念是认为社会曾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在未来某个时间将再次统一起来。浪漫派思想家就这样的有机社会在何时曾经出现过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里，也有人认为在古代的希腊，更有人认为是在未知的遥远国度。无论想象是怎样的，他们关于社会的设想都是虚构的奇怪事物。没有哪个社会是作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存在的，对冲突的质疑和关于有机社会的不同看法通常是用来反对少数派观点的。浪漫派的这种整体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间有着明显的联系。纳粹党人热衷于冲突，他们相信正是敌对的、少数派的腐蚀使得原来亲密无间的人民由统一走向分化。全世界的人民并不是平等的，等级制度只有通过使用武力才能得以保存下来。而在德国人民中间，将保持一种完美和谐的状态。[38]
然而，认为社会应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非浪漫派一家的观点。对统一社会的痴迷既是启蒙运动思想也是反启蒙运动思想的特点之一。像费希特（Fichte）和其他德国民族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也谴责交易，鄙视个人主义。像浪漫派一样，他反对不人道的劳工分工。同他们一样，马克思也期待像遥远过去那样，人类之间没有敌对，没有镇压。他相信在史前遍通存在着这样的“原始共产主义”状态（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同反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马克思也宣扬有机社会的虚构神话。
虽然启蒙运动思想家赞同反启蒙运动中一些有害的想法，反启蒙运动思想与纳粹思想也有着很大不同之处。在赫尔德和德·梅斯特看来，两者都反对启蒙运动的设想，但都不是原纳粹的（proto-Nazi）。赫尔德反对任何文化或种族上存在等级制度的说法（正如一些重要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也这么认为）。相反，他承认世界上存在着众多不同的独特文化，反对以单一的价值尺度进行划分。德·梅斯特也许会对纳粹的无神论和种族优越论感到恐惧。最重要的一点是，纳粹思想与反启蒙运动思想是截然相反的。
我们在纳粹思想与尼采之间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些联系，但尼采的角色主要体现为他是一位启蒙运动思想家。如果只是因为尼采的妹妹作为纳粹党人鼓吹纳粹主义就把尼采看做是纳粹主义思想的始创者显然是难以让人信服的。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Elizabeth Forster-Nietzsche，1846—1935）在尼采生命的最后几年对其进行照料，而希特勒也参加了她本人的葬礼。人们可以发现尼采的思想同启蒙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观点十分相近。尼采是著名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者伏尔泰终生的敬慕者，同伏尔泰一样都鄙视卢梭超越理性之上的情感主义。人们普遍认为尼采属于浪漫派，而事实上他是一位对启蒙运动激进规划进行过总结的思想家。[39]
尼采不同于他早期的知识分子偶像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后者回归到了基督教，并对现代人文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尼采却从未摆脱他所抨击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世界观。他的超人思想展现了他同其他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试图通过勾画新的救赎神话来赋予历史新的意义。但正如19世纪末维也纳智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所评论的那样，“超人（übermensch）思想是不成熟的，是一种假想的人”。[40]超人思想是现代人文主义的过度夸张形式，显示出尼采的思想不仅同纳粹主义，而且同列宁和托洛茨基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如今人们所强调的自由主义同启蒙运动的联系比人们所信奉的内容还要空洞。伏尔泰或许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学习的榜样。[41]然而，他认为自由主义国家是实现人类进步的唯一方式，在很多情况下他也相信开明的专制统治更为有效。对于伏尔泰和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来说，当自由主义价值观促进进步时，它是有效用的，其他情况下是无关紧要或者说起着阻碍作用。当然，关于进步存在着许多解释，在启蒙运动左派思想家看来，自由主义社会是通往人类发展更高阶段过程中有价值的一个阶段，而在启蒙运动右派思想家眼中，自由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混乱状态，充其量是一种社会秩序向另一种转换时的转折点。在马克思看来，进步适合于整个人类，而那些启蒙运动思想家却倾向于排斥大多数人种的、有技术甄别的种族主义，在上述二者看来，自由主义价值观注定是毫无用处的。
法国实证主义者也属于最具影响力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都是彻底的反自由主义者。[42]实证主义的创立者亨利·德·圣西门（Henry de Saint-Simon）和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期望建立与中世界存在的（他们所想象的）社会相似的一种社会，但它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现存宗教的基础上。圣西门和孔德把历史看做人类经过的、具有连续阶段的一系列过程，从宗教阶段到形而上学的阶段，然后到科学或实证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存在着有机和批判两个阶段，即社会有序组织和混乱无序两个阶段。自由主义时代则属于后者。圣西门和孔德都极端敌视自由主义，他们把这种敌意传承给了后来的左派和右派激进思想家。未来社会将是由专家治国和分等级管理的，将信奉新的宗教——人文主义宗教，人类被看做是最高级的生物而受到崇敬。
实证主义者似乎不同于主流的启蒙运动思想，比如对中世纪教会的崇拜。[43]但他们崇拜的不是教会所表达的信念，而是教会力量对社会的统领作用，这是人文主义宗教努力想要（却没有成功）达到的目标。他们相信知识的增长将成为道德和政治进步的推动力，并颂扬科学和技术在拓展人类力量上的表现。他们反对旧的传统，创立了理性的人文主义时尚，这是18世纪的哲学信条在19世纪的重新树立。然而实证主义之所以与众不同，不在于它们对待宗教的态度，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包括伏尔泰都青睐“理性宗教”的荒唐规划，但他们相信，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人间的冲突将逐渐消逝。科学将显现人类行为的真正目的，虽然为什么这样说无人能做出解释，但他们认为这样将能够实现和谐状态。这是典型的、带有现代伪装的乌托邦思想，它的影响非常巨大。在19世纪末对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中对人的统治将会被对物的支配所替代这一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也激发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对建立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工业主义未来社会的梦想，后来又激发了哈耶克（Hayek）关于自由市场自发创建社会秩序的错误设想。
20世纪早期极右派别都信奉实证主义思想。查尔斯·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是孔德所终身崇拜的维希政府（Vichy regime）中反圣西门的思想家。实证主义者致力于发展一种社会科学，并发明了“社会学”这个词汇。同那时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孔德醉心于颅相学，这个19世纪的伪科学宣称，通过研究人的颅骨，可以识别人的智慧和道德才能，看清人的犯罪倾向，并相信通过研究人的生理特征能解释大多数的人类行为。现代生理学创立者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作为绝对优生学的强力拥护者也持相同的看法。在犯罪学中，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创立了“头盖骨测量学”这一伪科学，通过测量颅骨和面部轮廓来帮助在审判中判定有罪或无罪。从这一点来看，其与纳粹提出的种族学说差不多。
关于人天然不平等的思想并不违背西方传统。普遍的，然而并非明确的科族主义观念认为人应当按照最初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可根据天生的不等能力分为不同的群体。亚里士多德赞同奴隶制，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一些人天生就是自然意义上的奴隶。正是这位希腊博学家辩称，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不是权力和契约的产物。每一种生命体都有其要求繁荣发展的自然目的。人类的自然目的是一种哲学上的审视，但只有少数人，比如在希腊，只有男性拥有产权才适合这一行为，而其他大多数人，女人、奴隶和未开化的人只能作为实现繁荣的工具。美好的生活属于少数人，其他人只是活的工具。
如果说这种人天生不平等的信念可追溯到经典希腊哲学的话，那么它在启蒙运动中重新焕发了活力，并开始具备某些种族主义的特点。信奉基督教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提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但他却花费大量学术上的精力为剥夺美洲贫困人民土地的行为寻求正当的辩解理由。理查德·波普金（Richard Popkin）写道：
洛克是英国殖民政策的制定者之一，他起草了卡罗来纳等地的宪法，比如，认为印第安人和非洲人无法让劳动同土地结合起来，所以他们没有权利拥有财产。根据本应判处死刑的行为（如反对欧洲人）的法案，他们失去了自由，因此只能受到奴役。[44]
一些启蒙运动的杰出人物明确表达了人天然不平等的思想，其中还有人宣称人类由不同的种族组成。伏尔泰赞同一些基督教神学家提出的前亚当时代的激进理论，认为犹太人是属于亚当以前时代的，是亚当被创造之前就存在着的、更为久远的种族。在最负盛名的启蒙运动人物伏尔泰之后，另一位不同于他的伟大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超越其他思想家之后，对种族的概念做出了学理上的正确解释。康德站在欧洲业已出现的人类学研究的前沿，主张种族间存在着天然的区别。然而他辩称白人拥有实现完美和进步所需要的所有特性，而非洲人是易于接受奴役的，在他1764年出版的《对于美好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一书中，他指出“非洲黑人天然无法对细微事物做出反应”。[45]另一方面，亚洲人在他看来，虽然有过文明但已经停止发展了。这一观点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一书中得到认可，他指出中国是一个止步不前的文明，并宣称：“……他们已经固定不变地保持了数千年，必须由外国人实现对他们的改善。”[46]在这里，密尔响应了他父亲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所著《不列颠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中的观点，声称印度次大陆的居民只有放弃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之后才能实现进步。马克思也描绘出相似的场景，辩称殖民统治是改变村民懒散生活的手段之一。无论这些人的无能是天生的（比如说非洲人），还是因为落后所导致的（比如说亚洲人），补救的方法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把他们都改造成欧洲人，如果必要的话，还可以通过武力的手段强制施行。
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都有这种想法。他们常从自身利益的角度辩称他们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人，但这种说法却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些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宣扬那个时代的偏见（其可谅解之处并非是因为他们经常宣称比同时代的人更为聪明），也宣称自己的理由是具权威性的。在启蒙运动发生之前，种族主义的观点从未达到理论上的高度，甚至为奴隶制辩护、认为妇女的附属是自然秩序其中一部分的亚里士多德，也没有把人类由明显不平等种族群体组成这样的观点上升为一种理论。种族歧视或许远古就存在，但种族主义却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许多赞同种族不平等观点的人都相信社会改革能弥补这些劣等种族存在的天生不足，最终所有的人类都能享有未来的普世文明，但前提是只有放弃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采取欧洲的方式。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种族主义形式，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利用欧洲的经验模式，人类最终的完善在于每一个人都成为富于创造力的欧洲人”。[47]自由主义的种族主义用尽一切可能的强制手段破坏其他文化，甚至当其遭受挫折时，不惜进行种族大屠杀。假如有任何文化抵制它，都将被视为即将到来的普世文明的障碍，如果那样的话它也就变成进步的阻碍，也将成为被根除的对象。威尔斯（H.G.Wells）自问那些在世界各个国家中“成群的黑种人、黄种人、棕色人在不适应社会需求后的命运应该怎样？”他解释说：“世界不是慈善机构，我认为这些人必须离去。世界的整个进程和意义告诉我，他们必须离去。”[48]在当时的进步思想家中，这样的想法十分普遍。启蒙运动中种族主义的特别成就就是赋予了种族灭绝以科学和文明的外衣，集体屠杀被辩解为伪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对整个人类的破坏被视为种族进步的过程之一。
纳粹的灭绝政策并非凭空而来，它利用启蒙运动中有影响的思想来作为在许多国家要实现的范式，包括世界上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在美国，实施了对所认为的不适合社会的人群进行的绝育计划。希特勒“赞扬了这些计划，同样也赞同美国对通过囚禁也难以驯服的红番实行饥困和不对称战争的高效灭绝政策”。[49]纳粹领导人的思想总是与众不同。“种族卫生学”的想法决不只是局限于极端的右派。作为进步手段的绝对优生学思想得到了广泛认可。如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写道：
我们看到希特勒向他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来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这些主要的种族主义卫生学者开始将他们的信念在那些对纳粹不太服从的地方实施。的确，作为种族卫生学社会中规模可观的大多数人群，由于同这一政治思想有牵连以及属于左派组织而未能幸存下来。在过去四十年里曾作为种族主义卫生学精神领袖的阿尔弗雷德·普勒茨（Alfred Ploetz），在他1933年写给希特勒的私人信件中效忠说，虽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不能在新帝国中贯彻实施种族主义卫生学的工作，但他一成不变地拥护第三帝国总理的政策。[50]
许多人都信奉纳粹的“种族科学”思想，纳粹分子也将他们的雄心壮志发挥到了极致，他们要摧毁传统的价值观，对社会进行彻底的革新。无论保守的团体最初如何支持希特勒的愿望，纳粹主义并不打算保留旧的社会秩序。欧洲失败主义（Defeatist）知识分子把它看做是一场革命运动，比如法国亲德分子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赞美纳粹，认为其与雅各宾派有许多相同之处。[51]这样的看法有其一定的道理。纳粹分子希望简单地模仿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在不同的社会团体和政府的不同部门之中进行一场永久性的革命。但是，同布尔什维克一样，纳粹的目标过于超越任何政治转变的进程。他们采用了包括科学的方式来实现物种的突变。
8万精神病院的病人以科学研究的名义被送到毒气室杀死，数以千计的人被认定为无可救药的堕落者死于集中营的毒气室（占死亡人数的一半左右）。[52]罪恶的生物学家在纳粹统治时期把25万吉普赛人归为危险的种族而迫害致死。纳粹分子相信斯拉夫人也同样属于劣等的种族团体，麻木地看待在波兰、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大量民众被残害、被剥夺生命权利。
对“种族科学”的毫不质疑成就了纳粹的最大罪行。认为人类分为不同的种族团体而不能实现异族通婚的理论给了人口幻想以许可性的理由。它认为那些社会团体天生是不平等的，处于社会较低等级的团体注定要接受奴役。正是因为没有对种族的构成进行科学的分类，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计划也不会制定出来。反犹太主义同基督教一起作为一种不同的宗教在同时代出现；从罗马自异教信仰皈依基督教以来，到整个中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中世纪的反犹太主义在路德的宗教改革中得以再现。然而，反犹太主义有着古代基督教的根源，而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却是到现代才有的。如果说大屠杀需要现代技术和现代国家去实施的话，它同样也需要现代的关有种族的构想。
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目标的思想来源于现代的伪科学。尽管如此，也不能仅仅从种族主义思想这一角度来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在此之前，还没有其他团体被选为完全灭绝的对象，也没有遭受如此系统性、广泛性的迫害。无论是犹太诗人还是医生，大学教授还是哈西德派（Hasidic）教师，科学家还是艺术家，商店老板还是零售商，男人、女人或者是孩子，所有的犹太人都遭到威胁、遭受污辱，他们被殴打、剥夺财产、驱逐出境，被官方授意暴力谋杀、送往集中营，最后在其他种族从未经历的命途中孤独地死去。(https://www.daowen.com)
如果可以作一个历史上的比较的话，在中世纪的欧洲，犹太人也被归属为邪恶的力量。正如诺曼·科恩指出的：“驱动灭绝犹太人的是源自一种类似鬼神学的迷信思想。”[53]在中世纪晚期，千禧年群众运动中流行的信仰其主要特征是认为犹太人具有恶魔的力量。犹太人被描绘为长着羊角的魔鬼，而教会也迫使犹太人戴着扎有羊角的帽子。撒旦也被认为具有犹太人的特征，并被描述为“犹太人之父”。犹太教堂据信是以猫或者蟾蜍的供奉形式崇拜撒旦的地方。犹太人被视为魔鬼的代言人，其目标就是破坏基督教世界，甚至是全世界。例如《犹太人贤士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这样的文件（据说可能是从沙皇俄国秘密机构的国外分支流传出的、颇具影响力的伪造文件）再现了上述的幻想，并把它编造成讲述世界范围内犹太人阴谋的一个妄想故事。
纳粹试图灭绝犹太人的做法的奇特性不仅在于其罪行的程度，还在于其目标的极端性。犹太人被视为邪恶的化身，对他们的灭绝成为拯救世界的手段。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现代种族主义思想同基督教传统鬼神学的融合。末世论的神话与错误使用的科学一起制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罪行。
同中世纪的千禧年运动一样，纳粹主义最初也是以反对社会分裂为宗旨而出现的。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极度的通货膨胀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尊严丧失，在德国人心中形成了缺失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的痛苦情绪。正如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写道：
在爱米尔·涂尔干（Emil Durkheim）看来，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引发了与宗教传统密不可分的狂热情感。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混乱状态增强了这种带有伪宗教特征政治的复苏，在极端危机时期将其政治诉求发挥到了极致，正如中世纪的千禧年运动，相信千年之后的末日审判即将来临之际，在巨变和社会混乱之时，这种思想得以复苏了。[54]
那时的许多观察家也认识到了纳粹主义同千禧年主义的这种相似之处。哲学家兼日记作者维克多·克莱姆佩勒（Victor Klemperer）的妻子爱娃·克莱姆佩勒（Eve Klemperer）把希特勒比作莱登的约翰（John of Leyden），贵族作家弗里德里希·雷克·马莱克希文（Friedrich Reck-Malleczewen）在其1937年出版的反纳粹书籍《集体失常的历史》（History of a Mass Lunacy）[55]中也作了相同的比较。与此同时，英国驻外国记者沃伊特（F.A.Voigt）也指出了末世论在纳粹主义中起到的中心作用：
每一个超自然的末世论都宣告了这个世界的终结。但世俗的末世论总是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它的规划过去从未出现过，它的设想从未实现过，它的未来也从来没有方向。于是，遥远的过去就化身为神秘或神话般的纯真时代，黄金遍地的英雄辈出的时代，原始共产主义的时代或具有辉煌人间美德的时代。未来社会没有阶级划分，享有永久和平，没有种族间奴役，这是人间的天堂王国。[56]
很少有人知道，詹姆斯·罗兹（James Rhodes）曾把纳粹主义看做一种现代千禧年运动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再洗礼教派教徒（Anabaptists）和其他中世纪千禧年主义者一样，纳粹也设想在一场灾难后才会产生新世界。他们把自己视为灾难的受害者，他们以突然闪现的天启感受来解释自己的遭遇，相信是邪恶的力量在作祟。他们也深信自己将接受感召，在一场短促而宏大的战争中抵抗、战胜并消灭这种邪恶力量。[57]
许多现代政治运动（包括美国右翼的末日决战派Armageddonite）都表现出千禧年主义的典型特征，比如即将来临的灾难，存在着的邪恶力量的威胁，短暂而剧烈的战争及随即而来的天堂降临。这与纳粹主义十分相像，也说明简单地把希特勒领导的运动解释为对社会状况的一种反应太过于缺乏说服力。纳粹主义是一种现代政治宗教，它较深刻地利用了伪科学与神话故事。人民（Volk）不仅代表着种族主义思想认识中的、人在生理上的组合体，它还是一种神秘的实体，能够把不道德的信念植入每个参与者的内心深处。戈培尔（Goebbels）使用康德哲学中“物自体”（Ding-an-sich）来代表最基本的现实和事物本身，并宣称“物自体”就是人民，他写了一首诗，十分明确地道出人民具有的半神性的特征：
我崛起，
我掌握权力；
能唤醒逝者，
他们从沉睡中被唤起；
虽然最初时只占据少数，
但后来逐渐聚集；
他们排成长列，
这是作为人民，
作为社会的主人的崛起。[58]
假如没有《凡尔赛和约》复仇般的战争索赔和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时混乱的德国经济，纳粹或许只是一种小规模的运动，它一直受到欢迎是因为它给予大部分德国人物质上的利益。希特勒战争机器的高效率或许是被夸大了，但纳粹的经济政策却明显不同于凯恩斯（Keynes）所提倡的经济政策（凯恩斯本人也认识到了这点）。它实行全员雇佣制来满足战争的需求。战争初期的节节胜利和允许在被占领欧洲土地上大肆掠夺战利品更使得纳粹饱受欢迎。向德国人民分发这些战利品成为纳粹上台和维持统治的主要手段之一。
与此同时，纳粹调用了最令人心动的信仰组合。纳粹思想不同于大多数其他的，主要是消极的乌托邦思想和千禧年运动。纳粹末世论减少了对异教传统的模仿，后者允许没有任何未来复兴前景的、最后灾难可能性的存在。这一消极的末世论与某种消极的乌托邦思想密切相连，其关注的是未来天堂面临的障碍而非其内涵。源自基督教（主要是路德宗）的鬼神学比纳粹的末世论地位更为重要。末世论认为世界正遭受以犹太人为代表的邪恶力量的威胁，现在和过去的罪恶都无法获得救赎。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大灾难之后，德国人民能进入神秘的和谐状态。
纳粹政权的名称源自基督教预示末日的传统。“第三帝国”的说法源自菲奥雷的约阿西姆（Joachim of Flora）关于第三阶段的预言，又在现代再洗礼教派中得到了传承，到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时，在莫勒·范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1923年的《第三帝国》（Das Dritte Reich）一书出版后逐渐流行。按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其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的革命性的保守观点，范登布鲁克相信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的德国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也是文化和精神上的。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者同俄国流亡作家德米特里·梅列日考夫斯基（Dmitri Merezhkovsky）共同编写了《卡拉马佐夫家的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一书的德语译本，他本人也写了一本关于预示末日的书。[59]范登布鲁克于1912年访问了俄国，两位作家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俄国视为能实现欧洲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第三罗马帝国设想表示赞同。
基于这些情况，有人会认为范登布鲁克也认同已经出现的纳粹运动。然而，或许是因为并不赞同反犹太主义的做法，范登布鲁克和纳粹党人从未加入使用暴力的人群行列。在与希特勒会面时，纳粹领导人的“无产阶级原始社会”的提法与范登布鲁克的想法相左，他后来就遭到了纳粹党人的排斥，但是他的一本经过标记的著作在希特勒的地堡中被发现，一段时间内，他的思想迎合了纳粹预示末日的危机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是第一帝国，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统治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为第二帝国，那么第三帝国将是延续千年的纳粹国家。
认为纳粹主义源自于西方之外的传统是错误的看法。一些纳粹党人视自己为反西方者，他们的对手中也有人这么认为，比如其作品曾经广泛流行，但现在已经几乎被遗忘的作家奥雷尔·卡尔耐（Aurel Kolnai）把纳粹主义看做是反西方战争的一部分。作为天主教皈依者，卡尔耐将西方界定为基督教。[60]的确，一些最勇敢的反纳粹者都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比如1944年6月刺杀希特勒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克劳斯·冯·施陶芬伯格（Claus von Stauffenberg）就是虔诚的教徒。许多纳粹领导人都对基督教抱有敌意，一些基督教教徒也是绝对的反纳粹者，然而，纳粹主义确实继承了基督教的一些传统。1938年逃离纳粹德国的学者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做了大量工作来阐明现代政治宗教的本质，他指出：“希特勒的千禧年预言的真正来源是约阿西姆的设想，中和了德国宗教改革中再洗礼教派和费希特、黑格尔及谢林（Schelling）为代表的约翰福音派（Johannine Christianity）的观点。”他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总结，“在这一道路的尽头，我们会发现许多类似英国宗教改革中神秘主义的、神一般的人物不断闪现，与中世纪相关的这一渐进变化与当代的诺斯替教也有着很大的联系”[61]。
沃格林把纳粹主义同共产主义一样理解为诺斯替教在当代的复兴。毫无疑问，诺斯替教信仰对西方思想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同样也对中世纪的千禧年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诺斯替教与现代千禧年主义有着较大的不同。诺斯替教同曼尼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拥有很多敏锐的思想家。他们并不期待在末日降临之时，所有上帝的选民都能得到集体拯救，他们把救赎理解为个人获得的成就而不是末日的来临。此外，如果有，也是极少的诺斯替教思想家将世界想象为从此不再遭受邪恶力量侵扰的人类生活。诺斯替主义对现代政治宗教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关于世界末日的信仰从一开始便对基督教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中世纪的千禧年主义同现代极权主义运动一样最终都回归到了这种末世论，期待着善恶两种势力的终极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