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的诞生
人们按照各种办法重新集合在一起，因此，每个人不再自认为高人一等，不再去妨碍其他人，所有人因而和平相处。战争的发起也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所有交战国的公民都相信科学、智慧及自我保护的本能将使人们最终团结在一个理性、和谐的社会中，因此，为了加速这一进程，智者要竭尽全力去击溃那些“愚昧的人”和那些不能领会他们的理念的人，所以他们不会掩饰这一胜利。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3]
乌托邦并非一直是一种革命理念或者说甚至明显是一个政治理念。在许多文化中以及纵观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一直醉心于一种完美社会的思想；但它是作为一种对失去的天堂的回忆，而不是对可以预期的未来的隐约感觉。柏拉图将其心仪的理想共和国设定在史前的黄金时代，直到两百年前，对完美社会的想象也只是局限存在于无法回到的过去或任何地图都不曾标示出来的遥远地方。《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创造了“乌托邦”这一词汇，意为“美好的地方”和“不存在的地方”，把他想象的美好社会放置于遥远的地方。甚至从那时乌托邦这一思想就被看做是一种社会改革的手段，而没有被视为是极富革命性的。许多乌托邦思想家本意不是要推翻既有社会，而是要为社会创造一种可以效仿的理想模式。乌托邦作为一场运动是为了要退回到武力试图进行重建之前的那个世界。
在19世纪，一些宗教改革家和伦理社会主义者纷纷建立起了一些乌托邦社团。约翰·汉弗莱·诺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1811—1886）作为教会任命的牧师相信自己已经达到与上帝一致的无罪状态，1848年他按照“基督教完美主义”、“圣经社群主义”、“复合婚姻”等原则在纽约北部建立了奥内达（Oneida）社团。1825年英国工业家和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购买了路易安那州的哈尔曼尼城（Harmonie），建立起新和谐公社来实践其公社生活的理想。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1—1837）希望出现一种新的物种，能“抵抗狮子”和“抵抗白鲸”的物种的存在只是为人类服务的。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小说《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中指出，相信随着人类的进步，一个时代将会到来，大海也会具备柠檬的香味。傅立叶倡导建立“法朗吉”，在这一社会中，成员们可以实行自由恋爱。
他们对激进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些乌托邦公社对于它们周围社会的影响却是很小。由于同普通大众的倾向相左及它们的创建者的特立独行，使这些公社只是维持一代或不到一代就失败了。人们会认为这些公社的消失已经构成了它们乌托邦的一些特征。但是，是什么促使这些公社或乌托邦设想的形成呢？对乌托邦做出的各种尝试性的界定中，没有一种能涵盖它的多样性。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写道：
对于我们来说，在任何时间和地方的所有乌托邦设想都是可以发现其社会根源的，体现着客观与现实目标的一致性，在我们大家看来都是真实的。它出现在每一个空想的城市中，从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和他的《法律篇》（Laws），芝诺（Zeno）的无政府的世界，亚姆布鲁斯（Iambulus）的《太阳城》（City of Sun），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及康帕内拉（Campanella）、培根（Bacon）、哈林顿（Harrington）和费内伦（Fénelon）。马布摩莱里（Mably and Morelly）的共产主义社会，圣西蒙（Saint-Simon）的国家资本主义，傅立叶的法朗吉（Phalansteres），欧文和戈德温（Godwin）关于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各种不同的组合设计，卡贝（Cabet）、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车尔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贝拉米（Bellamy）、赫茨卡（Hertzka）等（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家都在此）的思想都建立在西方的社会乐观主义的三大支柱上……人类面临的最终贯穿历史的中心问题都是相同的；它们大体上都是可以解决的；这些解决的办法最终促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世界的出现……这是许多不同改革家和革命乐观主义思想的共同之处，从培根到孔多塞（Condorcet），从《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到现代精英政治，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许多探求者都在寻找可以替代的社会制度。[14]
与伯林相反的是，乌托邦主义一般不涉及对人类客观知识需求的满足。宗教的历史中包含了许多公社建立的范例，其目的在于以一种神的启示来体现理想中的那种完美。这样的公社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而不是为了满足知识的需求，从这一点来说，它所倡导的完美理想与人类基本特性是有差异的，仍是乌托邦的。莱登的约翰所创建的神权共产主义城市国家就是一种这样的宗教乌托邦形式。
伯林所认为的所有乌托邦的中心特征是完善和谐的梦想这一点是正确的。无论人类未来如柏拉图所认为的是保持不变，还是马克思所认为的一直发展，无论这些结果的本质能否通过科学探索来发现其自然规律，还是作为一种信仰为人所知，人类生活的正常冲突都被搁置在了一边。个人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美好生活畅想中的对立，在邪恶之中做出的抉择，这些每一个社会都普遍存在的冲突最终皆已变得毫无意义。
对和谐状态的追求界定了乌托邦的思想，揭示了它所具有的根本的不真实性。冲突是人类社会的普通特征。寻求事物的不一致对于人类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比如生活中的刺激与平静、自由与安全，真实情况与那些自认为很重要的对世界前景的描绘。对于人们来说，置身冲突之外绝无可能，即使做出一定的努力，结果也不会令人满意。如果人们的梦想真的得以实现，其结果或许比任何被中止的乌托邦设想还要糟糕。幸运的是，想象中的完美世界从来没有实现。与此同时，对没有任何冲突的生活的憧憬也具有很强的诱惑力。普遍存在的、关于完美社会的设想在某些传统上是源于对上帝的信仰。在宗教中，对完美的期待满足了个人自我拯救的需求。在政治中，它也表达类似的呼声，但它很快就与其他人的需求发生了冲突。乌托邦关于集体解脱的梦想在醒来之后却发现只不过是一场噩梦而已。
乌托邦设想从其本质来说也是无法实现的。正如休谟（Hume）所言：“所有政府设想的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伟大变革都十分清楚是虚构的”。[15]休谟的判定听起来很有权威性，但由于观点太过保守而受到了普遍质疑。什么才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生活的伟大变革？这样的变革是否纯属虚构？这样的巨变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即使“政府的计划”没有得以实现，它做的尝试不也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吗？确实，存在着一种思想流派坚持乌托邦思想的固有价值观。在其看来，乌托邦思想开启了其他思想所没有的远景，拓展了人类愿望可能实现的范围。在这一范围里，可信和可行的办法是放弃一切希望，对待压迫采取一种逆来顺受、被动接受的态度。
在许多接受这一思想的人看来，乌托邦设想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在苏联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缘于设想本身。西方的乌托邦理论没有问题，是俄国和中国的传统出了问题。在下一章，笔者将详尽阐述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其实是马克思设想的畸形的变化形式。从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所希望的以暴力恐怖来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想法决无新意可言。以使用不人道的方式来实现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是革命的乌托邦主义的本质。布尔什维克革命达到了欧洲革命传统的巅峰，从雅各宾派到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许多政党，都把系统地使用暴力看做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合法手段。
事实上，已存在的共产主义并不崇尚人文主义理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宣称共产主义解决了历史之谜，但毫无疑问，这种解决的实现是要付出极大的血的代价。暴力不仅是苏联时代的特征，也体现在更多近年来发生的类似运动，如秘鲁的光辉道路派革命[16]，在寻求建立一个从未存在的更加美好世界的过程中，数以万计的人们丧失了生命。这一梦想也驱动20世纪的每一场同类运动，维持它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专制制度的产生。
并不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导致了这一后果的产生。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上，无人能与马克思相匹敌。众所周知，过去正是马克思首先看到全球化将导致19世纪的民营经济遭到废弃，资产阶级的生活也遭到了破坏。或许只有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20世纪中期的著作中，准确把握了资本主义的革命特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政治、政府，还是文化、社会，在市场所释放的无序能量的影响下不断发生转变。旨在促进市场开放的同时又恢复传统价值观的各种运动主宰着20世纪后期的大多数人的政治生活。通过有效重塑社会来服务市场需求的同时，撒切尔、布莱尔等政治家也希望复兴资产阶级生活的美德。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市场自由化所带来的实际结果是颠覆了包括资产阶级社会在内的所有社会已经存在的联系和道德标准。
马克思展现了所有将自由市场与资产阶级价值观撮合在一起的幻想是多么的不现实。与乌托邦有着极大不同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是对过去二三十年歪曲政治的乌托邦构想的重要矫正。正是马克思认为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是乌托邦。虽然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的经济学家，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构想却是危险、不切实际的。中央计划体制注定要走向失败。没人能完全了解如何去规划现代经济，也没有人有足够的能力驾驭它。更为糟糕的是，马克思坚信随着共产主义的来临，贯穿历史的所有已经存在过的价值观冲突都将消失，社会将按照体现一种美好生活的简单理念组织起来。而这一信念将会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在本书第二章苏联的实验中将得到验证。
如今，20世纪乌托邦所造成的种种危险都已经被一一化解。现在，没有人能阻止人类按照自己意愿改造自身及改造人类所居住的这个世界。这样的思想存在于当代文化的方方面面，这是我们最为需要的反乌托邦思想。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目前所处的环境，那就应该读以下几本书：赫胥黎（Huxley）的《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或奥威尔的《1984》（Orwell's 1984），莫罗博士（Dr Moreau）的《威尔斯的小岛》（Well's Island）或菲力普·迪克（Philip K.Dick）的《机器人梦见电子绵羊？》（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萨姆亚丁（Zamiatin）的《我们》（We）或纳巴科夫（Nabokov）的《斜带的勋章》（Bend Siniste），伯罗夫（Burroughs）的《裸体午餐》（Naked Lunch）或巴拉德（Balard）的《超级嘎呐》（Super-Cannes），这些书里都预言了追求不现实梦想所带来的种种现实危险。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去辨别乌托邦。我们是怎么知道这样的规划无法成为现实呢？人类那几次最伟大的进步最初也曾经被认为是不可能的。19世纪开始的废除奴隶制的运动之所以遭到反对，是因为当时普遍的共识是奴隶制是与我们相一致伴随的制度。然而，幸运的是这一制度最终被废止了：1833年英国通过了废除奴隶法案，奴隶制在大英帝国被认定为非法制度；1861年沙皇俄国废除了农奴制；1865年第十三次修正案在美国通过，奴隶制也被认定是非法的。这些法案废除了野蛮的做法，拓展了人类的自由。这难道不是展现乌托邦设想的价值观吗？我认为不是的。寻求废止奴隶制不是要寻求达到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很多社会都是不存在奴隶制的，废除这样一种制度只不过是实现其他社会理所当然的状态。与此同时，奴役状态并没有得以消除。20世纪的纳粹德国、苏维埃俄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量使用着奴役劳动。劳动力不是像过去那样以一种动产的形式来用作可以交换的商品，但他们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劳动源泉，一直被剥削直到死去。奴隶制以新的形式像过去那样被可怕地重新确立。21世纪，一种新的奴役形式在非法人口交易中重新出现。
乌托邦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实现的设想。所有希望能永远消除强制与强权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精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因为它们不能解决伴随着人类需求所不断产生的矛盾。在任何条件下都无法实现的规划都可以称作是乌托邦，只要能得出或预见到它永远无法实现这一点就足够了。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试图采取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规划就属于这一种类型，同时也包括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所要建立起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每一个事例中，十分清楚的是从开始成功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本就不存在，也不能通过人为的规划使其产生。只要稍微了解人类的本质和历史，我们就会明白在通向进步的过程中，这些实验将在罪恶与闹剧的交汇中最终结束。
如此大的灾难并不是疏忽、错误或无知所导致的结果，虽然这三个因素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它是由于失去对现实判断力的思考所导致的。如何界定现实判断力是一件棘手的事情，但它缺失时却很容易知道。乌托邦对每一个已知社会不足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人类在本质上存在缺陷。它标志着一种普遍压制，然而很快将会走向终结。历史是一场我们注定要醒来的梦魇，梦醒时我们会发现人类所要实现的各种可能性都是有限的。断定乌托邦只是在理性地制定政策方面存在着缺陷并没有切中要义。这些冒险是关于世界的不同观念所导致的产物，过去只是体现于宗教流派和革命派别身上，但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也已经在西方的政府理念中扎下根来，那就是认为政治行为可以带来人类生存、生活条件的改变。
据目前我们所了解的，当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减弱之时，乌托邦就开始随之发展了。然而乌托邦关于未来和谐状态的信仰具有一定的基督教继承性，现代进步思想也同样如此。虽然似乎在相信世界具有不可救药的罪恶和注定要完结等思想上存在分歧，但在基督教圣经的最后文本《圣约翰启示录》（St John's Revelation）中，这一观点最早就在其中提出。恩斯特·李·图弗森（Ernest Lee Tuveson）写道：
在《启示录》中，我们看到一场天使、魔鬼和恶棍共同参演的大戏，而上帝的子民却统一行动。这其中所涉及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被分为要被拯救的和要被判罪的人……实现这一可怕预言的证据是善将一步步地摧毁邪恶。人类曾经而且正在遭受的种种苦难，都将被消除……这样，这一思想虽然最初看来很让人感到奇怪，启示录运动是随着时代而进步的，或许历史最初所要表达的也是进步的思想。[17]
关于进步思想的暗示可以在《启示录》中找到，早期的基督教教徒相信它体现了过去在非基督教和犹太教里所没有的更加美好的事物。相信道德进步的思想一直在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教义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清教徒在传播这一后来常被称作后千禧主义的思想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相信通过人的努力能加快一个新的完美世界的降临。与相信耶稣将会创建千禧年的前千禧主义者不同的是，清教教徒相信千禧年来临之后，耶稣将降临并统治这一个世界，千禧年更多是通过人为努力和神的意志而创建的。每一种千禧年信仰都有它自己的形式。(https://www.daowen.com)
相信世界行将终结的思想与相信世界更加美好的思想看似对立，为什么在不久的将来，世界将要被毁灭时还要奋力去改善它呢？然而，这两种思想都表达了与西方一神教文化截然不同的历史观点。在《启示录》中，历史被看做是一场运动，因为据说它在某一终点来临时，所有的罪恶都将被消除，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也是这么认为的。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到，拒绝承认任何完善状态最终会实现的进步理论都保留了历史是一场善与恶两种势力的斗争这一思想。这两种观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的拯救将在历史中实现，否则的话，缺失基督教神话的现代政治宗教也将不会产生。
千禧年信仰是宗教改革思想的核心，刚开始时其呈现的特征与过去发生过的现代革命运动十分接近。即使是领导抵制天主教教会权威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存在着思想上的对立，相信末日行将到来的思想更多的是在激进的、持异见的教派中普遍流行。几十万农民和城市工人劫掠修道院，呼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他们的斗争得到诸如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那样的先知牧师的支持。作为新教牧师，他相信人们所有的需求都将在到来的新世界中得到满足。事实上，闵采尔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十万多人在这一运动中失去了生命。
在17世纪的英国，中世纪晚期的千禧运动潮流在发生突变后开始融入现代革命运动。英国革命的所有主要倡导者都沉湎于圣约预言，其代表人物詹姆士国王（King James）和沃尔特·罗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更是吸取了世界将在不久的将来终结这一思想。[18]如果说极端派别如激进派（Ranters）传承的是中世纪千禧年传统的话[19]，第五君主国派（the Fifth Monarchy Men）则是第一个有组织的千禧年政治运动。[20]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第五君主国派是由2万到4万武装人员组织起来的反克伦威尔运动（anti-Cromwellian movement），受先知丹尼尔（Daniel）和《启示录》的激励，而前者相信现存的世界秩序将于1666年终止。受所谓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关于梦想在四大早期古代王国之后建立一个新的神圣王国思想的影响，第五君主国派旨在英国建立起神权统治。与早期俄国革命时期士兵苏维埃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比，在英国革命中千禧年团体在普通士兵阶层中非常活跃。[21]这些团体继承了中世纪的千禧年传统，创立了鼓吹进行武装革命的现代革命传统，这一传统后来体现在了法国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中。
普遍的学术观点视这样的千禧年团体为后来革命运动的初始形式。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指出的，千禧年主义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现象，现代社会和政治运动都能有效利用它来拓展自己的影响范围。[22]换句话说，千禧年信仰作为一种对理性希望的比喻深深影响着像列宁（Lenin）这样的人物。而事实上，笔者认为，情况正好与之相反。虽然它所表现的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反对，激发绝大多数现代革命的世俗愿望并不仅仅是，或者说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满足具体社会革新的要求。它们只是宣扬预示末日神话的工具。由这些神话激发的运动在现代生活中并没有消失，或许是采取了更为理性的方式，以新的面孔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当新的政治运动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时，旧的千禧年主义并没有消失，英国研究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指出：
在英国大革命中像激进派和第五君主国派那样的狂热教派，由于他们对《启示录》中自由的领会和对新耶路撒冷王国（New Jerusalem）降临的预期，使得很难对他们作总体上的区分。马格莱顿教派［Muggletonians，或卢多维克·马格莱顿（Ludovic Muggleton）的追随者］18世纪末期在田间地头和伦敦的公园里宣讲自己的教义……任何戏剧性事件，如1755年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都会引发人们对末日预示的期待。事实上，卫理公会教派（Methodism）其本身也具有千禧年信仰的不稳定性。[23]
18世纪晚期，像卫理公会教派这样的宗教运动展现了千禧年信仰的许多特征。约克郡（Yorkshire）的全体居民宣称他们被拯救了。19世纪初乔安娜·索思科特（Joanna Southcott）领导了数十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每个人都从她那里得到一枚特殊的印鉴，确保在千禧年来临之后，他们能加入上帝选民的行列。[24]
18世纪末的世界末日运动同激进教派一齐为相信进步的世俗信仰开辟了道路。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出生于基督教小教派桑德曼派（Sandemanians）家族，作为小说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他创立了关于人类可以完善的信仰，而最初曾经是贵格会（Quaker）教徒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后来因成为美国大革命的理论家而闻名于世。激进的宗教传统与英国的激进共和主义相互影响，例如一些乔安娜·索思科特的追随者就曾属于雅各宾派，直到法国大革命后的镇压大潮中，英国的雅各宾运动才被摧毁。
19世纪初，千禧年信仰广泛流行。传播这些信仰的基督教思想家坚称人类只能作为助手服务于上帝跟前。先进的科学知识是作为实现神的规划的手段而被采纳。但人类行为能促使历史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思想已经融入西方生活中。不久后，千禧年主义经过转变被吸取到认为人类是一个天生进步的种族的启蒙运动信念中。
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目的是要取代基督教，但他们只能在满足基督教曾灌输的期待之后才能获得成功。因此他们不能像前基督教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承认人类历史毫无意义可言。美国学者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在他的《18世纪哲学家的天堂城市》（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1932）一书中展现了基督教是如何影响着启蒙运动的，并描述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
为了战胜基督教哲学，启蒙运动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某些普遍层面上的已有共识。他们不能靠否认人生是一连串有意义的戏剧性事件来驳斥对方，这一理念已经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甚至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但是承认人生是一连串有意义的戏剧性事件，他们就可以宣称基督教的类似观点是错误和有害的；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取代基督教的说法，并使自身的观点赶得上时代的步伐。[25]
许多现代思想家试图避免坚持把历史看做是善与恶的斗争这一观念，而是把历史看做是一系列阶段。从这一观点看人类知识的进步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道德和政治的进步也是如此：科学的进步将会伴随着社会的进步，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来的将会是更加美好的世界。在这里，没有提及什么最后的决斗，但也证明无法避免对末日预示所进行的思考。启蒙运动哲学家坚称历史上的罪恶是错误导致的结果，他们提出了任何基督教神学家都要面对的无法解决的罪恶问题。为什么人类容易犯错呢？为什么知识的增长被用作建立新的专制政权以及发动更多极具破坏性的战争呢？在回答这些问题的争执中，启蒙运动思想家也难免回到了历史是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一观点。光明象征着知识，黑暗象征着无知，对世界的看法就是如此。
现代政治宗教或许会拒绝接受基督教，但它们不能没有敌人。雅各宾派、布尔什维克党人和纳粹分子都相信存在着反对他们的巨大阴谋，今天的极端伊斯兰教分子也这样认为。这不是通向乌托邦过程中人类所具有的本质上的缺陷，这是邪恶力量的作用使然。最终这些黑暗力量都将遭受失败，但也只是在它们以各种邪恶手段阻止历史进步之后发生的。这是典型的千禧年综合症的表现。就所影响的现代政治形式而言，千禧年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心理是相同的。[26]
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由自愿者组成的革命团体所表现出的乌托邦主义大多是荒唐但通常是无害的。这些团体生活在对人类事务会发生根本改变的期待中，但它们并不打算以武力去实现这一改变。20世纪的革命运动受不同乌托邦传统的影响。雅各宾派第一个设想使用暴力作为实现人类社会完善的手段。中世纪的欧洲也不存在什么和平绿洲，它饱受连绵不断的动乱、战火的破坏。但没有人会相信暴力恐怖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完善。原罪的信仰在这一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千禧至福说的信徒准备以武力推翻教会统治，但他们从未想过暴力能促进千禧年的降临——只有上帝才能做到，只有雅各宾派逐渐相信人为的暴力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雅各宾派最初只是一个激进派别，但很快在法国大革命的过程中显现其巨大的影响力。通过其领导人如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在1792年提出了预先警告，警惕企图以武力输出自由观念所带来的危险，而当时的雅各宾派把暴力恐怖看做是革命计划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罗伯斯庇尔本人于1794年也成为暴力恐怖的牺牲品被送上断头台。受卢梭（Rousseau）认为善是人类天生的本性这一信仰的影响，雅各宾派相信社会已经因为压迫变得腐朽不堪，但可以通过有序的使用武力来实现改变。为反对革命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暴力恐怖手段的施行就变得必要起来，它也是一种对公民进行教育的方法和实现社会规划的手段。拒绝道德基础上的暴力恐怖是不可原谅的。正如罗伯斯庇尔1794年2月26日在国民演讲中提出的：“怜悯就意味着叛国”。人类只有被暴力恐怖洗涤之后，更高形式的人类生活甚至人类物种才能实现。
这样的暴力信仰融入后来的许多革命浪潮之中。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涅洽耶夫（Nechayev）和巴枯宁（Bakunin），布尔什维克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反殖民思想家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毛泽东和波尔布特（Pol Pot）时代的政权，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Baader-Meinhof Gang），1980年意大利的红色旅（Italian Red Guard），极端伊斯兰运动和新保守主义团体都受到这一创造性的破坏信仰狂热的蛊惑。这些有着极大不同的人或团体都痴迷于对暴力解放力量的释放上。从这一点来说，他们都是雅各宾派的追随者。[27]
1792年到1794年的法国暴力恐怖成为后来每一次千禧年革命效仿的典范。数以十万计的人们被革命法庭处死和被关押而死于狱中。其中包括对发生在旺代省（Vendée，法国西部地区，在那里反革命分子被以各种方式处死，包括集体溺亡）反革命叛乱的镇压，暴力恐怖所导致的死亡人数达到了新高。该地区总共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被屠杀，这一水平可以与发生在柬埔寨波尔布特时期的集体屠杀相比。[28]同许多后来的革命一样，雅各宾派通过创立新的历法来纪念他们所开创的新时代。在相信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上他们并没有犯错。因为政治集体屠杀的时代已经来临。
启蒙运动思想家如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或许会为他所信仰的人类进步变成了政治恐怖的形式而感到恐惧，他在被罗伯斯庇尔的公安委员会（Committee of Public Safety）逮捕后的第二天死于狱中。然而暴力恐怖被用作实现启蒙运动设想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它来源于相信通过人类的意志行为可以改变人类生活这一信仰。为什么要在暴力恐怖面前退缩呢？纵观历史，暴力恐怖常常被用来维护专政统治；在革命者手里，它将被用来解放人类。
一方面，雅各宾派对基督教实现了决定性的突破。另一方面，他们提供了一种实现基督教普遍拯救希望的极端改变形式。基督教在古代世界就灌输了新的宏大的道德愿望。异教信仰由于其极端的道德节制而彰显其与众不同。它信奉并宣扬只有少数人才能生活在美好时代。苏格拉底（Socrates）或许辩称智者不应当遭到伤害，但希腊悲剧讥讽了这位哲学家的逻辑，无论如何苏格拉底也不会认定大多数人都是智者。此外，犹太教是一个历史宗教，但它并没有将全体人类的历史描绘成一部有着预示末日结局的简单故事。基督教却呈现出，在一个美好世界中很多人都将得到拯救的前景。
如果说基督教激发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对重生世界的憧憬，它也创新了一种新的暴力恐怖形式。基督教对普遍拯救的期望被其世俗的后继者所继承。然而，基督教的拯救期待只能是在以后的人生中才可以得以实现，现代政治宗教则把这一对拯救的期待界定在将来，甚至是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一看似自相矛盾的观念中，现代革命运动再现了早期基督教末日预示的神话。
同雅各宾派一样，这样的乌托邦主义成为一种革命运动，现代世俗宗教也成为了一种政治力量。后千禧年基督教教徒传承着已经演变为相信进步的现代世俗信仰，不过，只要人们相信是天意在统领着世界，就不会产生以暴力恐怖来进行统治的企图。基督教并没有受到挑战，乌托邦只不过是边缘教派所追求的梦想而已。基督教的衰落遭遇到了革命性的乌托邦的崛起。而当基督教遭遇抵制时，它的末世论期待并没有消失。它受到了压制，只有通过普遍解放的规划才能使其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