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启蒙运动与暴力恐怖

摧毁一座城市、国家甚至一个帝国从根本上说只能有限地完成；但试图做到将其完全灭亡，彻彻底底地清算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从意识形态上把一个团体界定为某一社会阶层或从种族上分离开来则属于另外一种情况，甚至在思想理念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符合西方正常的思维习惯。

——艾德豪·斯蒂尔曼（Edmund Stillman）和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1]

21世纪已经成为暴力恐怖盛行的时代，很容易就能想象出它与刚刚过去的20世纪之间的截然不同。事实上，20世纪所呈现的暴力恐怖在规模上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与当今最令人畏惧的暴力恐怖有着很大的不同，它大都是为世俗的期望服务的。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权体现了启蒙运动中最为大胆的一些梦想，它们所犯下的最为恶劣的罪行也是打着为进步理想服务的幌子，甚至那些视自身为启蒙运动反对者的政权国家也试图通过科技的力量实现人类转变的规划，而它们的思想也是来源于启蒙运动的。

启蒙运动在20世纪的暴力恐怖中扮演什么角色在西方理念中仍难以定位。图书馆里大量书籍都坚持认为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对民众的压制，是专制传统的衍生物。这暗示着服从共产主义统治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应当遭到谴责，而共产主义思想却与这些政权毫无干系。类似的教训也可以从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策划的政权更迭所导致的灾难中得到吸取：这不是构想和实施这些规划的人士的责任，他们的目标和意图是没有过失的。错误在于伊拉克人民，人口处于少数的民族（逊尼派）拒绝了所谓高尚人士提供的自由。

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种族歧视。在20世纪，对民众的压制在大量具有不同历史和传统的国家里实施着，它们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是乌托邦实验的对象。展开审判、拘禁群众、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对政治和文化生活管控，使这些暴力恐怖机构遍布每一个极权主义国家。蒙古、东德、古巴、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德国东部和苏联中亚地区都遭受了相似的压制。这些国家的政府无论此前是否属于民主国家，在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它们变得毫无二致。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是民主国家的典范，但这并没有阻止它在共产党掌权之后，成为极权主义的独裁国家。在波兰，教会力量试图防止出现一个强加的、全方位的极权主义政权，但像每一个其他极权主义国家一样，它遭受了长时期的严酷压制。假如极权主义政权也在法国或意大利、英国或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建立起来的话，其结果也会如此。

这些极权主义国家间所表现出的相似性缘于它们共同的命运而非它们早期的历史。一些国家也取得了社会财富的增加，所有国家都经历了伴随着压制民众所带来的普遍性的腐败和环境恶化。所有这些极权主义国家的暴力恐怖部分上是对这些失败的反应以及政权普遍缺失合法性所导致的结果，但它同时也是某一欧洲革命传统的延续。极权主义的建立是为了追求源自启蒙运动核心的乌托邦理想。虽然这一事实难以获得广泛认同，在某种程度上纳粹主义也是源自启蒙运动。它们都只是对关于人类自由和平等的启蒙运动理想嗤之以鼻，但它们继承了启蒙运动思想中某些褊狭的观点，利用了启蒙运动思想中有影响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观念。(https://www.daowen.com)

20世纪，历史见证了许多并非属于启蒙运动思想的暴行。虽然那些国家的殖民主义以及之前主要的殖民宗主国法国的政策使这些暴行很容易发生。同样，为争夺土地和水源也发生了据称造成一百多万人死亡的卢旺达（Rwanda）种族大屠杀。民族和种族敌视同资源竞争一样，经常成为种族大屠杀的诱因。比利时在刚果属地的代理人利奥波德二世（King Leopold Ⅱ）1885年到1908年间，在他个人领地发生的种族大屠杀据说在某地最终造成了八百万到一千万人的死亡，他们死于谋杀、折磨、饥饿、疾病和极低的出生率。虽然他辩称自己的计划是为实现进步和基督教的传播，他的目标却不是属于意识形态上的，而是为了增加其个人和商业伙伴的财富。[2]

这种暴力恐怖并不是20世纪区别于以往其他时期的主要特点。20世纪的暴力恐怖的糟糕之处是其被用于实现改变人类生活这一目的。其独特之处还在于规模不大，然而影响却是空前的。其核心目标是要实现极权主义，以此来达到完善人类生活的目的。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信奉极权主义理念的思想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思想家们传播的思想的确过于简单：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模糊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重要区别。共产主义是想要实现全人类共享平等理想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而纳粹主义则排斥了大多数人并宣告了其中一部分人的死亡。斯大林政权比纳粹分子害死的人还要多很多。在伏尔加河畔的德国人（Volga Germans）和克里米亚鞑靼人（Crimean Tatars）全部被驱逐出境后的结果就是种族大屠杀，古拉格（Gulag）集中营的一些地方没有人能活下来，尽管在苏联并不存在灭绝性的集中营。阿伦特同样也把极权主义国家描述为个人责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没有情感的机器。[3]事实上，极权主义政权下的生活普遍是混乱的，暴力恐怖是这一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假如没有个人决策，它也是不会发生的。由于毫无必要的原因，人们为追求名利，在艾希曼（Eichmann）的“最终方案”中成为纳粹罪行的帮凶。相比面对罪恶时的麻木而言，更值得让人反思的是做恶者的麻木不仁。他们犯下的罪行并不一般，其根源是与极权主义政权密不可分的信仰。[4]

对乌托邦的追求不必在极权主义中完结。只要它限定在志愿者团体的范畴中，就势必倾向于受到自我限制。虽然有时也与预示末日的信仰有关，其结果可能是极其惨烈的，比如1978年发生在乌拉圭琼斯镇（Jonestown）约一千多人的集体自杀。当国家将其力量用于重塑社会时，也是走向极权主义的开始。乌托邦规划只能通过废除现存社会机构才得以推进这个事实导致了一种在传统暴政之外产生的、运作良好的规划。如果极权主义没有奏效的话，那是因为这一政权将要被推翻或瓦解，或者是由于乌托邦规划责任的日渐淡薄，使其制度堕入到了独裁主义。而当乌托邦思想在民主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布什执政时期所发生的那样，政府的权力被用于掩饰乌托邦规划的失败时，那将是一种自由的缺失。如果确定要去尝试改变这一趋势的话，将导致某种吝啬式的民主的产生。

用来区别极权主义与其他类型专制政权的标准有很多。尝试扩大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掌控是试图重塑人类生活所产生的附加后果之一。布尔什维克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实现这一规划的手段，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却不是，尽管极权主义一词最初用于意大利墨索里尼时代，尽管有些时期表现得极端残暴，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欧的神职法西斯主义表现并不那么强烈。极权主义之外也存在着许多非常危险的政权。前现代神权统治国家常常使用恐吓手段来巩固其宗教的正统性，但它们并不像传统暴政国家那样试图去重塑人类社会。纳粹主义的目的却是要实现这一转变，把这个政权描述为极权主义是与事实相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