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反恐战争”不能取得胜利？

最早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关于反对叛乱的文章可谓是汗牛充栋，数量是如此之多，假如将所有这些印刷品都搬上泰坦尼克号的话，不撞上冰山也能将它压沉。然而，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是由失败者们撰写的。

——马丁·范·克里维德（Martin van Creveld）[31]

2006年9月，一份集中了美国16家情报机构相关情况的秘密报告遭到泄露，部分章节后来得到出版，报告“集中一点”指出，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激起了全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恐怖主义。[32]这一判断对于在战争开始之前就预测到这个结果的分析家来说并不感到奇怪。他们认为美国的入侵行动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招募新人和训练场所的机会；一些人还认为伊拉克人反抗美军占领的行动不可能被击败。如果说战争无视这些警告仍被发动的话，那是因为策划和发动战争的政治家们能够使公众相信上述情况是“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对伊拉克的打击被五角大楼的一些部门描述为“长期战争”的一个步骤，在这场涉及几代人的战争中，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政权更迭手段被用于对付全世界的恐怖主义。最近，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思想家已经关注在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中，非军事战略的重要作用。然而，坚持认为反对恐怖主义涉及击败“全球叛乱”的思想，只是将对如何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的探讨复杂化了而已。[33]

这一关于战争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恐怖主义是一个涵盖性术语，包括许多非常规战争形式，其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也是多样的。而将它们放在一起简单地视为一种全球性的威胁，则说明缺乏一定的深入理解。再者，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主要是以绝对道德判断为出发点的。对于那些认为反对恐怖主义是一场“终结一切邪恶”的圣战的人来说，[34]对恐怖手段进行分析的同时不加谴责也是不能容忍的。不过，军事分析家所进行的这种超道德分析或许更加有用，最终也会变得更加道德化。

“全球恐怖主义”这一术语常常被确定地指称规模虽小，却在不断增加的、发生在全世界范围任何时间段的非常规战争形式。今天，大多数被描述为恐怖主义的行为在过去只是一种叛乱或国内冲突，在本质上被看做是本地人抗争的一部分。爆炸政府大楼及暗杀公共官员这样的手法是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常用做法，在许多不同的地方被采用过，如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马来半岛，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以及美军占领下的越南。恐怖主义手法之所以被使用，是因为它们廉价而又富有成效。在被统治时期，当其他方法都不能奏效而又身处极端恶劣的情境之时，这些手法常常被大规模地使用。换句话说，恐怖主义通常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

西方的部分话语已经将恐怖主义同阿拉伯文化和某种伊斯兰殉道教（martyrdom）联系起来。然而，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而非文化，大多数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也并非都是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的恐怖主义不能简单地用阿拉伯的文化态度来解释，而在针对其他族群采用恐怖主义方式时，常常被人们指责为是种族主义行为。自杀式恐怖主义并不是一种困扰任何特有文化的变异行为，它也没有与任何宗教存在着必然的密切联系。

大多数恐怖主义更像其他类型的战争形式。几乎大多数的战争是在同一或是跨越文化界限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最初开始时属于欧洲内部的冲突，中日战争的双方都是属于儒家文化的国家，而伊拉克同伊朗的战争是伊斯兰教内部国家发生的。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巴尔干战争就是以种族对民族，而不是以宗教对文化的方式展开的，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同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族经常结为同盟。认为战争是文明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争议的是多元文化主义，而不是尝试着去理解国际关系）是得不到事实的证明的。[35]

在论及非常规战争时，探讨文明的冲突没有任何意义。在斯里兰卡，信奉印度教文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泰米尔猛虎组织（Tamil Tigers），发明了自杀式爆炸这种手法（包括后来被巴勒斯坦人采用的背心式爆炸装置），直到伊拉克战争开始之时，猛虎组织发动的爆炸袭击比任何组织都要多。在红军支队（Red Army Faction）这样的极左团体的帮助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创了劫持飞机这种手法。1972年，一位日本赤军（Japanese Red Army）成员在以色列实施了第一次自杀式袭击。

自杀式爆炸袭击是一种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任何不同文化和信仰的人们都会采取的手法。在第一部对此问题进行详尽实证研究的《以死搏胜：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Dying to Win：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36]一书中，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分析了1980至2004年发生的已知案例，发现超过95%的事件都有其明确的政治目标。无论是发生在车臣或是斯里兰卡，克什米尔或是加沙，目标都是要驱逐占领军。这些实施爆炸袭击人们的种族和宗教背景各不相同，黎巴嫩真主党1982至1986年，针对法国、美国和以色列为目标发起了41起自杀式袭击（包括1983年的袭击造成了超过100多名美军陆战队员的死亡，结果使得里根总统匆忙将美军撤离了该国）。在这些案例中只有8起是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发起的，27起是由像黎巴嫩共产党这样的世俗左派政治团体实施的，还有3起是由基督教教徒发起的。所有牵涉其中的人都出生在黎巴嫩，但他们却有着很大的不同。那些真主党自杀式爆炸袭击者并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社会边缘群体（比如，其中一位基督教教徒是拥有大学文凭的高中女教师）。把他们密切联系起来的唯一共同因素是一系列政治目标。产生这些长期的、大规模的恐怖暴力行为的决定性条件，不是文化或宗教的，而是政治的。只要这些条件继续存在，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分子。

正如已经看到的，恐怖主义并非总是具有其理性的战略。预示末日的信仰，在从雅各宾派到布尔什维克再到纳粹党人实施的国家暴力恐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本土的恐怖主义运动也受到类似信仰的驱使：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制造者，左派民兵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就是受美国信奉预示末日和暴力复兴的新纳粹主义思想的激发；而基督教正统主义教派的恐怖主义团体，上帝的军队（Army of God）谋杀实施堕胎行为的医生，并认为美国是撒旦式的邪恶国家。在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sarin gas），并尝试获得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以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它也信奉预示末日的世界观。不过，它是在职业人群中（尤其是科学家），而不是像美国左派民兵组织在边缘人群中招募人员。这些恐怖主义分子与教派成员有许多共同之处，不同于真主党或猛虎组织的士兵和策划者。

基地组织的恐怖主义同时具备战略和预示末日思想两大特点。[37]“9·11”恐怖袭击之后，基地组织改变为新的组织形式，相比如今有组织的全球网络而言，它更像一个有着相近似团体的松散网络。其运行控制也由集中改变为区域和地方各行其令，与此同时，其网络联系也日益依赖互联网。据发现，冷战末期在苏联的阿富汗战争中，基地组织一直是西方国家的代理人，目前它已经分散化，其大多数分支机构的目标也不如过去那样明确清晰。这部分是由于西方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结果。塔利班政权的毁灭破坏了它那时的大多数组织机构，随着美国军队入侵伊拉克行动的展开，新的分支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基地组织最终的目标十分明确，即迫使美国从沙特阿拉伯撤出其军队并摧毁沙特王室，不过，现在它已经成为传播新的仇恨的媒介。这一新局面已经体现在暴力恐怖组织杰哈德（Jihad）在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制造的恐怖袭击上，它反对的不仅是西方的政策，还有西方社会。[38]

基地组织是唯一一个具有全球性目标的恐怖主义网络组织，正如在其他方面所展示的，它也是全球化的产物。激进伊斯兰教常常被认为是强烈抵制现代化的，不过，它也表现了“9·11”劫机者的生活与这种对社会失范所抱有的成见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以半流动的方式生存着，不属于任何社会团体，因此很难不让人相信，他们献身恐怖主义更多地是为了证明生命的意义而非追求具体的目标。通过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他们终止了流动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战士。大多数劫机者都不是伊斯兰教长期的信奉者，但大都是欧洲新生的穆斯林。他们所代表的伊斯兰教并不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而只是一种同西方有着密切联系，逐渐形成的原教旨主义形式，是全球化在支撑着这种坚信会出现一个世界范围的、共有社会的乌托邦思想。正如对全球伊斯兰教进行详尽社会学分析的法国学者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所坚持认为的，“伊斯兰教去地域化的不断发展，促进了虚构的乌玛（社团）社会这一政治思想的再形成”[39]。

基地组织同19世纪晚期的无政府恐怖主义分子有许多相似之处。自从塔利班政权被摧毁之后，基地组织在失去国家资助的情况下开展活动，它将重心着眼于破坏现存的国家，而不是去建立一个新国家。基地组织在其手段的残酷性上与无政府恐怖主义有些不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袭击目标主要是政府官员，而基地组织则专门以普通民众为袭击对象，事实上它也拥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无政府恐怖主义是永远无法获得普遍支持的极少数人的活动，而基地组织日益吸引着大批心怀不满情绪的穆斯林，他们中许多人生活在西方国家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发生在纽约、华盛顿、巴厘岛、安卡拉、伦敦和其他城市的恐怖袭击也将很难避免其发生。

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危害是真实存在的，然而，以向全世界宣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却是不明智的。除了少数如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伊拉克等国家之外，恐怖主义构成的主要是安全问题，而不是战略上的威胁。战争没有可以针对的敌人，因此也无法宣布战争在哪里取得了胜利。正如通常所看到的，谋求使得恐怖分子失去抗争能力，是一项需要取得这些恐怖分子所在社会支持的治安工作。这不是在伊斯兰国家进行毫无意义的战争，或是对西方国家里的穆斯林实施歧视性政策就能轻而易举实现的。集中的军事行动有时候或许奏效（如摧毁在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训练基地），常规军事措施往往取得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提高安全压力和持续的政治联络才是过去将恐怖主义置于可控范围的唯一策略。

这样的策略在北爱尔兰取得了成功。[40]尽管北爱尔兰共和军（IRA）和分裂团体从事着叛乱活动，他们所制造的恐怖主义事件并没有被视为是一种战争行为。他们被看做是罪犯，在经过最初的错误决策阶段（包括大规模拘捕恐怖分子嫌疑人）之后，英国政府政策的最终目标转向将恐怖分子同支持他们的社会隔离开来，并将恐怖活动领导人引向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这一策略在经历几次严重袭击后仍然持续实施（包括几起刺杀英国关键人物和1984年恐怖分子试图用炸弹袭击保守党会议场所来炸死英国政府成员的行动）。在北爱尔兰发生的恐怖暴力活动大为减少，北爱尔兰也一直留在英国的版图之中。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一大障碍在于其信念同过去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基地组织不同于早期在全世界范围兴起的恐怖主义活动，不过全球恐怖主义的出现并非反映了一些美国理论家所设想的是一种恐怖主义国际联系的巨大改变。菲利普·鲍比特（Philip Bobbitt）认为全球恐怖主义反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衰落，这一体系正在被美国所领导的国家主权不复存在的秩序所取代。在这一新的体系中，国家的首要任务将不再是反映其公民的价值观念。国家将成为服务于全球经济的“市场经济国家”。建立这一新的体系不免要卷入一系列有着重大意义的冲突，包括几场“反恐战争”。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作为被公认代表着新型国家和全世界争相效仿的对象，有必要针对拒绝接受全球新秩序理念的流氓国家发动“预防性”的战争。[41]

尽管鲍比特的研究更为细致，他的分析与福山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两人都相信历史正经历着美国式的治理方式在全世界大多数地方的传播。与福山所相信的历史的终结将以和平方式实现不同的是，鲍比特认为这一时期将面临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不过他同福山一样相信人类事务正发生着重大的转变。正如法国作家伯纳德·亨利·雷威（Bernard-Henri Lévy）所提到的，“我们低估了当代美国思想中福山式思维方法的重要性和中心性”[42]。

美国分析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过去二十年发生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巨大变化理解为旧的种族世界、宗教分歧和大国冲突走向完结的标志。这一信念反映的是建立在信仰基础上旧的思维习惯在作祟，而不是基于任何清楚事实上的评价。而真正的正在发生的改变是一种倒退：所有旧的冲突已经再现，只是主角不同了，美国的作用也在减弱。唯一的阶段性变化是新科技使得这些冲突达到了新的规模和等级。从实际层面上看，国家主权过时论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主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遭到侵犯（近些年来，美国已经视自身的法律具有普遍的管辖权），不过美国能够行使这一权威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假设其确实存在过）。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实力的下降成为全球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日益严重依赖于其他国家。美国依靠从他国获得自然资源、吸收资金来应对不断攀升的债务以及外交上的支持来处理国际危机。它所剩下的唯一能力就是投放炸弹了，这一做法的局限性已经在伊拉克表露无遗。

其他国家除了没有跟随美国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之外，它们一直在维护主权方面效仿着美国。事实上，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市场需求几乎总是置于国家安全和国家认同之后。中国、俄罗斯、印度正在像美国过去所做那样，利用全球市场来提升自身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美国的实力却在急剧下滑。其带来的结果是世界正稳步走向多元化，然而却更加不安全了。主权国家体系已经进入新兴大国挑战现状和相互竞争的新阶段，这样的过程在过去已经发生很多次了。[43]

除了一次重要的例外之外，恐怖主义并不构成历史阶段性变化的标志。而类似“9·11”恐怖袭击那样的事件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早期发生在非洲，针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只是现在恐怖主义活动的范围更大，其全球运转的网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即使存在着这样的区别，“9·11”事件也只是早期非常规战争形式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冲突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借助于互联网，暴力恐怖组织杰哈德在不举办聚会的情况下，就能构建起基层组织，基地组织也正不断扩展其影响力和活动范围。与此同时，武器制造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改进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组织的军火库。不过，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实施并不具备策略上的连贯性，它也无法掌控任何大国所拥有的资源。它距离构成像20世纪文明国家所面临和击败的致命性威胁还有很长一段差距。

如果恐怖分子获得了大规模破坏性手段的话，情况可能就不同了。不仅是基地组织，像奥姆真理教这样的教派力量也都展现了对生物武器的兴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他们能发动网络战争来破坏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如发电厂和机场，从而构成大规模伤亡的潜在危险。最具灾难性的威胁来自于核恐怖主义。通过使用“手提箱炸弹”（suitcase bombs）或“脏弹”（dirty bombs，即内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常规炸弹），恐怖分子能够杀死数以十万计的人们，从而使社会和经济生活趋于瘫痪。毫无疑问，制造此类装置的原材料处于高度警戒和看护之中。然而，假如世界上任何有核国家发生了动乱，这些原料流入恐怖分子手里产生的可能性将会很大。在原教旨主义势力根深蒂固的半失败国家巴基斯坦，这种风险已经存在了。2006年11月，流亡伦敦的俄罗斯前情报官员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就是在食用可致命剂量的放射物数周后死去的，这表明核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美国的政策已经增加了这种扩散的危险性。众所周知，朝鲜从巴基斯坦那里通过技术转让获得了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而巴基斯坦因其在“反恐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得它没有受到外界要求其停止外泄此类技术的有效压力。布什政府退出武器控制条约，允许对据信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实施预防性核武器打击这一美国核武器使用原则的改变，也已经进一步增加了这种危险性。[44]最重要的是，在经历伊拉克战争之后，所有人都清楚避免美国打击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拥有萨达姆所没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据2006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有6个伊斯兰教国家已经表明它们有意获得核技术。所有这些国家，即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阿联酋和土耳其都坚称它们是出于和平使用的目的，不过新一轮核武器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其他国家，包括尼日利亚和约旦也表达了浓厚的兴趣。这样的情况不仅仅局限于伊拉克这个体现现实政治可能性的国度，假如以前那个伊拉克还存在的话，也会在未来某个时间获得美国以先发制人军事行动手段要阻止的核能力。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对伊拉克实施的打击似乎是一种防止武器扩散的手段，然而就伊拉克战争而言，实际的效果却是增加了武器扩散的可能性。在中东和亚洲的大范围区域，目前正上演着三场战争冲突，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阿富汗成为武装冲突地带，[45]而唯一能避免美国打击的方法就是拥有核武器，伊拉克的教训将会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军事打击并不能终止伊朗的核计划。尽管也存在着多个不同种族，伊朗与其他大多数这一地区国家不同的是，它一直保持着较强的文化继承性。作为古老而又繁荣的波斯文明的发源地，伊朗目前正发展着一种事实上比伊拉克还要稳固的民主制度，这给目前的领导人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认可。美国的空中打击只能进一步增强其通过发展核计划而已经获得的普遍合法性，没有什么事情能促使伊朗放弃其目标，更为糟糕的是，轰炸行动在不能摧毁其核计划的同时，只会将其政府削弱到无法控制境内已经存在的核设施的地步。更为糟糕的是，美国的打击将引发许多伊斯兰教国家发生大的动荡，包括巴基斯坦已经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但很容易成为下一个失败的国家。

从全球安全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事情能够比防止拥有核技术的国家泄露该技术更为紧要的了。相互确保摧毁战略（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在过去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阻止了核武器的使用。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并不能给由预示末日信仰引导的有核国家带来完全的安全感。不过它的一些领导人也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由国家来提供一些保护。而当敌人拥有隐蔽的网络，其分支机构遍布世界任何地方的时候，就能防止被全部摧毁了。如果具有大规模破坏性的组织的身份难以分辨时，它们就不怕受到被消灭的威胁。美国军控分析家弗里德·艾克尔（Fred Ikle）曾经写道：“军事历史并不能提供经验教训，来告诉一些国家如何去应对全球持续存在的大规模破坏手段。”[46]这一任务的重中之重是要防止国家的崩溃。许多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崩溃瓦解了，我们只要联想到罗马帝国衰落之后，或是古代中国战国时期历时数世纪之久的无政府状态就知道了。未来，人们也将无法阻止国家崩溃情况的发生。鼓励这种失败是愚蠢的，特别是如今科技的发展，使得无政府状态比以往更具危害性。然而，推翻一个政府的同时却缺乏将一切进行有序掌握的能力就是这一情况的具体表现。

“反恐战争”就是一种预言人类事务将发生前所未有变化的思想的具体表现，即历史的终结，主权国家的消失，民主制度的普遍认可以及邪恶势力被打败。这是在政治领域构建预示末日宗教神话的中心思想，也是构成过去十年失败的乌托邦规划的基本要素。关于即将到来的转变的相关预言，并非只是应用于其他国家而本国领导人自身却不相信的政策。布什和布莱尔确实相信这样的变化迫在眉睫，注定要发生，恰如在伊拉克问题上支持他俩的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干涉主义者。预示的末日并没有如期到来，历史也一如既往地只是平添了几分血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