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千禧年运动的乌托邦右翼势力
敌人已经出现。他就是撒旦。我们要去摧毁他。
——美国海军中校加雷思·布兰德尔（Gareth Brandl）在带领他的军队对伊拉克的费卢杰（Falluja）发动袭击时发表的讲话。[29]
20世纪的乌托邦主义主要属于极左派别。纳粹党人试图实现乌托邦的梦想，实现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和种族灭绝，但大多数乌托邦的政治梦想要实现的是人类的解放。20世纪末，追求乌托邦成为一种政治主流。
今后，将只有一种政治制度是合法的，那就是被称作人类最后的政府组织形式的美国式的民主资本主义，这一提法曾被自大但已消逝解体的苏联所使用过。在美国的引领下，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在全世界推行它们的民主模式，这在许多国家只能变为制造混乱的妄想。与此同时，它们也发动了一场不能区分新威胁与历史传统冲突的反恐战争。右翼势力受到狂热的驱使，它华而不实的规划如同20世纪的乌托邦梦想一样，不过是更加迅速地破灭而化为过眼烟云。
20世纪的乌托邦运动似乎只有通过独裁政权才能掌握统治的权力。但“9·11”恐怖袭击之后，乌托邦梦想开始影响所谓世界上最先进、最民主国家的外交政策。布什政府的很多措施都像革命政权的所作所为。它时刻准备着对主权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与此同时也准备着侵蚀建成已久的美国自由制度。它所建起的关塔那摩（Guantanamo）集中营里的囚犯正远离正常的法律保护，拒绝给予恐怖嫌疑犯以人身保护权（habeas corpus），建立起监督国民的监视机构，授权美国官员们可以采取在任何国家都被视为刑讯的行为。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领导下，英国以更加有限的方式经历着类似的转变。
普世民主和反恐战争已经证明都是危险的欺骗。像过去的乌托邦政权一样，政府不会承认他们正在尝试做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许多国家已经对权力滥用进行限制的情况下，他们需要的是那种不受约束的自由。20世纪，这一情况发展的结果是政府掌控社会方方面面的极权主义制度的产生。今天，这一结果发展成为一种吝啬式的民主，选举也是在自由缩水的背景下进行的。如早期爆发的乌托邦运动一样，过去取得的成就在追求虚幻未来的过程中遭到了彻底破坏。
右翼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和政策倾向很早就有所萌芽，共产主义的崩溃使其发展得到了有力的助推。共产主义政权本打算加强对新型社会的捍卫来替代以往所有早期的模式。西方国家在冷战中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事着相似的规划。随着胜利的到来，它们在美国的带领下致力于建立一种全球范围的经济制度。在促使所有其他经济制度变得过时而被废弃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又将带来的是历史的终结。
事实上，可以预想到的是，历史重新回到了传统路线。从学术眼光上看，冷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大思想的竞争，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都视对方为道德上的敌人，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集中于探讨哪一种经济制度最适于达到它们的目标这一问题上。二者都属于期待实现一种普世文明的启蒙运动思想。二者都以重要性大小来看待历史，视科技与经济发展为重中之重，而把宗教的发展视为次要的。从这些相似之处可以看出，共产主义的崩溃只是被视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其实际结果却是与主宰20世纪后半叶大部分时间的世界政治思想冲突毫不相关。
世界不再因过时的争论而分化，曾经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各个国家重新开始了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多数东欧国家也成为正常的民主国家。在俄罗斯，在前苏联情报机关精英的领导下，新的威权主义出现了，它比苏联解体后西方迅速援助下形成的半自由主义政治制度更具持久性。在巴尔干半岛，伴随着战争与种族清洗的发生，民族主义开始重新抬头。中亚地区已经变成了新的博弈场所，在反对专政政权与伊斯兰教军事崛起的背景下，世界能源需求大国就石油和天然气的控制权进行着竞争。
我们十分清楚，世界并不是回归到了稳定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后冷战地缘政治格局被打破，美国在伊拉克的胜利使得全球政治力量进入更深一层的分化组合。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美国式民主的尝试导致了美国实力的迅速下降。自20世纪30年代非民主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新势力以来，美国第一次不再充当解决国际体系重大冲突的关键角色。是中国而非美国，是解决朝鲜危机的核心，没有伊朗与叙利亚的参与也无法在伊拉克实现和平。美国已经同历史上其他国家一样成为国际政治中重要的角色，它同这些国家一样要面临着只能部分解决国际问题的两难境界。
布什政府在世界各地发动的争取实现全球民主的战争大都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二者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许多军事介入都是不间断地为资源而战。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控制这个国家的石油资源，而对伊拉克的打击也是为了达到控制海湾地区自然资源这一目的。美国一方面是宣扬理想主义的华丽辞藻，一方面是为确保能源供给而寻求实现其地缘政治战略。然而，把布什关于普世民主的讲话看做是虚伪的言辞而不加理会是错误的。在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实力成为尝试重塑世界的手段。在伊拉克不断涌现的灾难事件并不是共同利益或任何阴谋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它是一种对权力哲学的证明。
共产主义的崩溃并没有导致乌托邦主义的消失。它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重新获得了活力并执掌了政权。这是怎样发生的呢？乌托邦如何从最初的左翼势力，通过右翼力量上台的呢？它显示了政治上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如果要理解它，我们就需要回顾过去的几年。没有“9·11”恐怖袭击，新保守主义势力就不会在布什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也不会去发动伊拉克战争，但这些事件的背后是过去30年所发生的政治变化。像过去的极左势力一样，通过发动战争与革命，右翼势力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见证了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进步。
对右翼势力这一转变的忽视有其深刻的原因。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右翼势力也视自己为乌托邦规划的反对者。英国20世纪最伟大的画家，同样也是敏锐的政治和文化观察者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总结了它的哲学思想，他本人也将选票投向右翼势力，他认为它能使糟糕的事情得到最大限度地弥补。过去，右翼势力坚持对人类缺陷持现实主义的接受态度，同样对进步的前景也保持怀疑。变化并非总能令人接受，但任何把人类历史看做是朝向阳光大道行进的思想都会遭到明确的反对。政治被认为是处理人类缺陷的方法之一。通常这种观点是构建在基督教原罪的信条基础上，相同的观点也体现在没有此类信仰的保守主义思想家身上。无论是否涉及宗教，右翼势力把人类本质上的缺陷看做是无法克服的。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右翼势力摒弃了这种关于人类缺陷的哲学思想，开始了对乌托邦的追求。在其情有独钟的以暴力恐怖促使进步的信仰中，右翼势力接受了经过改变并加以革新的一些与基督教核心神话相关的一部分激进的启蒙思想。同其他现代革命运动一样，乌托邦右翼势力成为试图回归中世纪及其之后信仰的实现手段。
右翼乌托邦最初是作为一种世俗运动开始出现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的新自由主义者大都是由具有单纯理性信仰和正统观念的经济学家所构成。自由市场的扩大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在新生国家实施结构性的调整来使其得到助推，新自由主义将随着由此带来的财富增长而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接受。这种单纯的信念并不适合后冷战时期世界的残酷现实，不久便被更具好战性的新保守主义所替代。新保守主义认为自由市场的扩大无法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借助武力的集中使用方能完成，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不是和平时代，而将是铁和血的时代。
新保守主义起源于左派知识分子运动，在某些方面看来，它是在欧洲业已消失的一种激进的启蒙思想的再现。欧洲并非没有自己的幻想，比如不同的国家想紧密结合组成一个能够与美国相匹敌的超国家的联邦，但它已经放弃以武力重塑人类生活的信念。甚至是雅各宾派的产生地法国，其革命信仰也在20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渐渐磨灭，但这一信仰在欧洲消亡之时却没有在世界其他地方消失。令黑格尔（Hegel）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思想飞越大洋，体现在了美国新保守主义之上。新保守主义因其轻视欧洲而闻名，但它所做到的是使在欧洲已消亡的革命传统深入到了美国的政治生活当中。[30]
在欧洲，保守主义是作为反对启蒙运动以理想模式重塑社会的做法而兴起的一种思潮，这种反对在美国作者所著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中得以继续体现，他们把政府看做是应对人类缺陷的手段以及重塑社会的工具。相比而言，新保守主义因其战争喜好而彰显其与众不同，与之密切相联系的是启蒙运动思想中强势的乌托邦流派以及基督教正统教派所信奉的关于邪恶可以被击败的思想。在美国，乌托邦右翼势力吸取了对行将发生灾难的期待和对持续进步的世俗期望两大宗教传统。它兴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有能力汇集这些相互冲突的信仰于一身。除过去二三十年的政治替换和近几年的创伤性事件外，乌托邦右翼势力成功地重新借用了一些人类最古老、最危险的神话。
乌托邦右翼势力变得更具好战性，更加远离宗教约束，在美国鼎盛时期具备了千禧年运动的许多特征。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新保守主义将武力使用与基督教正统教派之间形成了战略性的结合，在灾难性的“9·11”恐怖分子袭击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政治开始带有确定不移的末日预示的语调。宣称美国正处于邪恶力量的威胁之中，布什发动了一场旨在根除全世界恐怖主义的战争。两年之后，他宣布要向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输出美国式的民主。这些规划中的每一个都是难以实现的。放在一起进行追求的话，无疑是开出了一张灾难性的药方。对于这一事实，美国的主要机构都十分清楚。国务院、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都抵制这些政策或试图以现实主义做法减小它们的影响。但大都无能为力，这一骇人的毁灭力量得以继续发展。
相信罪恶可以从人类生活中消除的信仰具有许多种形式，后千禧年主义只是其中一个。构成乔治·布什权力基础的许多神学保守主义分子期待一个由神的介入而产生的终结。他们把世界上的冲突，尤其是发生在圣地之上的，看做是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最后将以光明和黑暗的决战而告终。另外一些人期待能在这些审判中得到拯救，在歌舞升平中升入天堂。在以上两种情况中，人类所居住的有缺陷的这个世界将很快走向终结。
在布什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这些关于世界的独特观念并不是受到邪恶力量的影响。它最终也不信赖邪恶力量的作用。在谈及“9·11”恐怖袭击时，布什总统宣称：“我们的历史责任十分清楚，那就是回应这些袭击，根除世界上的邪恶力量。”[31]就基督教现存的教义而言，这无疑是彻底的异教宣言。从奥古斯丁以来，基督教主流思想一直拒绝政治中对道德责任进行免除的诱惑，天堂王国并不在世间，没有什么人类机构能宣称它代表着善的力量。
布什关于看待这些事件的庄重论调来自摩尼教派，但摩尼教的追随者都是敏锐的思想家，他们认为邪恶并不是能够根除的。谈论邪恶的终结并非属于摩尼教派而是奥古斯丁派所关心的。这是基督教后千禧年主义的一种表现，可以追溯到最初基督教教徒信奉的、人类生活的缺陷将在一场平和的大灾难中涤荡一空的思想。
现代西方的政治暴力只能被看做是一种末世论现象。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传统都没有以这种方式呈现。在古代世界，异教哲学家也像希伯来（Hebrew）先知那样并不试图以武力去改变人类的生活。纵观西方历史，也有像米歇尔·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那样的怀疑论者以质疑的眼光看待文明的本质。在启蒙运动中也有许多思想家反对人类事务是一种永恒转换的观点。但这些思想很少成为主流，世界也并没有全盘接受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或班尼迪克·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的观念。最具影响的西方传统只是期待去改变人类生活的本质，这一规划总是与暴力恐怖的实施密切相连。
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倾向于把20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看做是西方历史的反常现象，这与保守主义看待中世纪的千禧年狂热的看法十分相像。那些集体屠杀的发生被视为背离仁慈、健康、和谐、文明的和平准则。并非所有的邪恶都是来源于西方，然而这一没有定形的理念已经得到了明确认定。人类属于极端残暴的种族，非西方社会也发生过许多集体屠杀事件。而西方使用武力和暴力恐怖去改变历史以及完善人类的做法是独特的。震撼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及在20世纪重现的千禧年主义狂热并非与早期西方传统相脱离，它们以各种方法重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在20世纪里，其体现在目标是以武力重塑人类社会的各个世俗政权之中。
[1]E.M.Cioran，History and Utopia，London，Quartet Books，1996，p.81.
[2]Norman Cohn，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57；completely revised edition，London，Paladin，1970.科恩对中世纪千禧年主义的理解遭到了大卫·尼伦伯格的批判，参见David Nirenberg所著《暴力团体：中世纪少数派的迫害》（David Nirenberg，Communities of Violence：Persecution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Ages，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3-4.）。
[3]R.H.Crossman（ed.），The GodthatFailed，New York and Chichester，Sussex，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此书1950年由伦敦哈米什·汉密尔顿出版社出版，书中还收录了Arthur Koestler，Ignazio Silone，Richard Wright，André Gide，Louis Fischer，Stephen Spender等人的文章。
[4]参见the brilliant study by Jonathan Spence，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London，Harper Collins，1996，p.19.
[5]同上书，第21页。
[6]参见Michael Barkun所著《灾难与千禧年》，此书的出版颠覆了过去对千禧年运动研究所持有的通常看法（Michael Barkun，Disaster and Millenniu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
[7]研究基督教起源的著作数量众多，而且具有很大的争议性。然而深入、权威描述作为神赐超凡能力的犹太人耶稣的著作，可以参见Geza Vermes的作品《作为犹太人的耶稣：一位历史学家对〈新约〉的解读》，（Geza Vermes，Jesus the Jew：A Historian'sReading of the Gospels，London，William Collins，1973，republished by the Fortress Press，Philadelphia，1981）若要了解耶稣诞生的具体知识，需要去阅读Geza Vermes的另一本书《基督诞生：历史与传奇》（Geza Vermes，The Nativity：History and Legend，London，Penguin，2006），威尔逊在其经典著作《耶稣》一书中提出了与Geza Vermes非常相似的观点（A.N.Wilson，Jesus，London，Pimlico，2003），耶稣教诲中关于末世论信仰的中心作用的描述，可以参见诺曼·科恩的著作《宇宙、混沌及世界的形成：古代末日预示信仰的产生根源》（Norman Cohn，Cosmos，Chaos and World to Come：The Ancient Roots of Apocalyptic Faith，2nd ed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5，Chapter 11）。
[8]Albert Schweitzer，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Jesus，New York，Dover，2006，p.369.上述Albert Schweitzer的文章引自Philip Rieff死后出版的《神授的力量：恩赐以及它是如何远离我们的》一书（Philip Rieff，Charisma：The Gft of Grace，and How it Has Been Taken Away from Us，New York，Pantheon Books，2007，p.69）。
[9]琐罗亚斯德或许也相信光明与黑暗之间斗争的最后结局可能是不确定的。参见R.C.Zaehner所著《波斯祭司的教诲》（R.C.Zaehner，The Teachings of the Mag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10]Hans Jonas，TheGnostic Religion，2nd edn，Boston，Beacon Press，1963，Chapter 13，pp.320-40.关于诺斯替教的其他权威著作，参见Kurt Rudolph所著《真知：诺斯替教的本质与历史》（Kurt Rudolph，Gnosis：The Nature and History of Gnosticism，San Francisco，HarperCollins，1987）以及Elaine Pagels所著《诺斯替教新约》（Elaine Pagels，The Gnostic Gospels，New York，Random House，1989）。
[11]关于自由精神教派异教学说的概况，参见诺曼·科恩所著《追寻千禧年》（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特别是书中第八章和第九章。但科恩对自由精神教派思想的解释遭到了Robert E.Lerner所著的《中世纪晚期自由精神教派的异教邪说》一书的批判（Robert E.Lerner，The Heresy of the Free Spirit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1）。
[12]Norman Cohn，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57；completely revised edition，London，Paladin，1970，p.13.
[13]F.Dostoyevsky，‘The Dream of a Ridiculous Man’in Alan Myers，A Gentle Creature and Other Stor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rld's Classics，1995，p.125.
[14]I.Berlin，‘The Apotheosis of the Romantic Wil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London，John Murray，1990，pp.211-12.
[15]David Hume，‘The Idea of a Perfect Commonwealth’in Henry D.Aitken，Hume'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 and New York，Macmillan，1948，p.374.
[16]Gustavo Goritti，The Shining Path：A History of the Millenarian War in Peru，Chapel Hill 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9.
[17]Ernest Lee Tuveson，Redeemer Nation：The Idea of America's Millennial Role，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pp.6-7.
[18]Christopher Hill，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London，Temple Smith，1972，p.77.
[19]Norman Cohn，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s and Mystical Anarchists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Secker and Warburg，1957；completely revised edition，London，Paladin，1970，p.150.
[20]David S.Katz and Richard H.Popkin，Messianic Revolution：Radical Religious Politicsto theEnd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London，Allen Lane，1999，p.71.
[21]经过深刻分析可以发现俄国革命其实是西方宗教反叛传统的继续，其中也包括英国的内战，参见马丁·马利亚所著《历史的火车头：革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Martin Malia，History's Locomotives：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ed.Terence Emmons，New Jersey，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especially Chapters6 and 11）。
[22]E.J.Hobsbawm，Primitive Rebels：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59.
[23]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rev.edn，London，Penguin，1968，p.52.
[24]同上书，第419，423—424页。
[25]Carl L.Becker，The Heavenly City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Philosopher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2，p.123.
[26]系统研究千禧年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著作，参见Ernest Lee Tuveson所著《千禧年与乌托邦》（Ernest Lee Tuveson，Millennium and Utopia，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4）。
[27]S.N.Eisenstadt在其所著的《原教旨主义、宗派主义和革命：雅各宾派的现代特征》（S.N.Eisenstadt，Fundamentalism，Sectarianism and Revolution：The Jacobin Dimension of Moder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一书中，对现代政治中雅各宾主义的核心作用进行了具有启发性的阐述。
[28]Michael Burleigh，Earthly Powers：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urop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to the Great War，HarperCollins，London，2003，p.101.(https://www.daowen.com)
[29]Paul Wood，‘Hunting“Satan”in Falluja hell’，BBC News，23 November 2004.
[30]ClaesG.Ryn在其所著的《美国的良知：民主的危机和帝国任务》（Claes G.Ryn，America the Virtuous：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the Quest for Empire，Somerset 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3）一书中，对新保守主义与雅各宾主义的相似性进行了探讨。
[31]George W.Bush，Presidential remarks，National Cathedral，14 September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