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教徒的殖民地到救赎者的国度
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上帝的选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我们推动着世界自由的方舟前行。
——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2]
清教徒殖民者到达新英格兰的同时，也带来了曾经激发英国内战的许多预示末日的信仰。对于他们来说，对这一新世界的殖民本身就是一场预示末日的事件。1630年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对建立马萨诸塞殖民地的英国清教徒做了那场著名的布道，他将新英格兰描绘为体现同上帝之间新的契约的“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这一思想或许在这些殖民者动身之前就已经在英国被表述过，而不是船上的即兴而作。温斯洛普的布道清楚地表明即将被建立起的殖民地开创了历史新纪元，但他也警示假如偏离道德轨道的话，将会面临糟糕的命运安排：
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将要身处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光都关注着我们。因此我们在着手从事这一工作时，假如错误地对待我们的上帝……我们将使得我们的敌人有借口诽谤上帝……我们将使得许多上帝子民所做的努力受到玷污，使他们的祈祷变为对我们的诅咒，直到我们自己毁灭了这个我们到达的乐土。[3]
在这些殖民者看来，对新世界的期待也伴随着对末日来临的忧虑。波士顿第一教堂的牧师约翰·科顿（John Cotton）使用《圣经·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的部分章节在他的布道文中将查理一世国王（King Charles Ⅰ）被处死描述为野兽被击败，并预言了1655年反基督者们所造成的破坏。这样的信仰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十分常见，不仅存在于第五君主国派，也广泛存在于宗教领导人和教派思想之中。
研究预言性传统的美国学者保罗·博耶（Paul Boyer）注意到，清教徒领导人为在美国的殖民冒险行为寻求明确的、末世论思想基础上的支持。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将殖民地描述为“反抗反基督者王国的堡垒”。对预示末日的热情随着英国王室复辟和1660年查理二世国王（King Charles Ⅱ）即位而淡化，但它在美国已经找到了新的归宿。18世纪初，波士顿第一教堂的牧师兼著有大量关于新英格兰预示末日历史书籍的作家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将新英格兰描述为“上帝辨识出的天国应许之地”，是千禧年王国的首都。[4]
公开的预示末日的运动并没有消亡。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19世纪早期的英国见证了乔安娜·索思科特（Joanna Southcott）所领导的群众运动，而卫理公会教派为强劲的千禧年思潮开辟了道路。与此同时，千禧年思想呈现出更多的世俗特征。激进思想家如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和托马斯·潘恩重新界定了后千禧年信仰，认为人类行为可以实现像启蒙运动信仰在人类进步中所起的作用那样，使得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第一章所提到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温娶了早期的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为妻，他视历史为人类理性发展的一系列阶段，最终将完结于一个不再需要政府的世界。戈德温的历史观是目的论的，十分明显是受基督教影响的，但它缺乏对任何突发转变的预期，缺少对千禧年期待的核心、即新世界突然降临的认知。相比而言，赢得美国革命思想家美誉并深受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敬佩的潘恩，表现出明确的预示末日的思维方式。在他的著作《常识》（Common Sense）一书1776年版附录中的宣言里，表明了美国革命就是要重新开创一个世界，这是典型的预示末日信仰的声明。同许多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朋友一样（如被雅各宾派囚禁的孔多塞），潘恩是一位有神论者，相信通过理性可以解释上帝的存在。还有，这位热忱的理性主义者把美国革命看做是一次千禧年事件。
正是美国预示末日信仰在新世界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才防止了美国形成与欧洲不同的文明。也有许多人认为美国将欧洲的文明成果恢复，并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约翰·高尔特（John Galt）在他所著的关于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的传记中，将韦斯特描述为复兴欧洲艺术传统的、18世纪晚期美国最伟大的画家。韦斯特的工作已经超越了此前欧洲所取得的成就，欧洲艺术的衰落只是他们所认为的、将光辉荣誉传递到美国的前兆而已。[5]美国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开端也没什么意义。反而是经典历史学家以这种轮回论的方式看待历史，认为欧洲文明在美国重新获得了新生。这一幻想已经变为了现实，美国同南部边界的邻国一样，已经开创了旧世纪的新形式。然而，美国本身视自己是不同于欧洲的、建立在普世原则上的新兴文明。
在所有思想中，对美国建国者影响最深的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政治理论，他认为政府的建立就是体现保护人的自然权利的一种契约。同所有已经存在的国家不同，美利坚合众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如果说它是新国家也是因为这一事实。洛克的政治理论在独立战争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在外交政策中可能用处并不大，其宣扬的自由信念只是简单地通过消除暴政来实现。即使存在着普世性的论断，洛克的思想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才有意义的纯粹化信念和价值观。他的政治哲学完全是建立在新教神学基础之上的。[6]人权的前提是对上帝尽本分，我们不能不珍惜我们的生命，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我们属于上帝所有。洛克关于国家本质的思想表达了上帝造物和主宰世界的基督教信仰等内容。他关于理想的、有限政府的幻想源于对17世纪英国内乱的反思。按照洛克的设想，自由并非一种原始的人类状态，它的存在是数代人进行制度建设的结果。然而在美国，天赋自由的理念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权威性的国内宗教信仰的基础。
并非所有的美国建国者都赞同这一宗教信仰。当美国宪法（US Constitution）的批准尚处讨论中的时候，1787—1788年间撰写《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们多以质疑的眼光看待政府的作用。像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这样的思想家并不认为政权的产生可以成为将人类提升到难以想象高度的工具。在开明的领导下，美国或许能超越其他形式的政府，但它无法克服所有宪法中都存在的缺陷。联邦党人虽经历世事变迁，但仍坚持美国反乌托邦的传统，但这一传统从未取代美国殖民地从建立之时起就存在的普世使命感。
都是宣称建立在普世思想的基础上，这样美国就和后革命时代的法国及前苏联等国家站在同一阵营里了，但不同的是美国已经表现得异常寻常的稳固。美国宪法相比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其他任何国家而言改动甚少，英国学者阿纳托尔·利文（Anatol Lieven）在分析美国民族主义后写道：
传统观点都将美国视为新兴的、年轻的、经常发生变化的国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美国年代久远的制度本是解释为何美国人对国家那么忠诚的重要理由……甚至英国的政治制度过去200年以来都比美国发生的重大改变要多得多……美国远非一个“新兴的”或“年轻的”国家，在某种程序上它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7]
美国制度的年代久远可以部分解释美国为何信奉它在世界上的例外论思想。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统治政权都已经不断发生更迭。甚至英国也已经成为一系列政治实验和安排的场所。美国同少数几个国家，如瑞士、冰岛，成为缺少这种短暂政治实验的国家。美国人认为其作为一个民族，与统治他们的制度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其他国家人民却做不到。尽管存在国内战争的中断和罗斯福总统时代联邦政府任期的延长，美国已经被公认保持同一政权200多年了。
布什政府时期所发生的改变可以用美国对例外论的笃信来解释，这比其他因素来说明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与众不同更具说明力。正如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他创造了例外论这个词汇[8]）指出的，美国的例外论是一种宗教现象。自从最初的殖民者离开英国来到这里，到赢取国家的独立，美国一直以宗教的视角看待自己。期待通过人类行为来部分改变世界的后千禧年主义思想和更多的引发巨大冲突的救世主式的前千禧年主义信仰一起，影响着美国理解历史、看待未来的方式。每一种思想在美国历史上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其结果是形成了美国式的预示末日的神话。
在19世纪中叶的这一进程中，天赋命运的思想得到了明确的阐述。早期基督教的核心、弥赛亚式的救世主思想，成为这一救赎者国度的主要思想（相信美国是上帝选民属地的思想在前面梅尔维尔的演讲中已经解释过）。只有相信美国在历史上的救赎作用才能解释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所使用的措辞，1919年当他发表演讲抨击那些反对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对手时，他说道：
我希望他们能感觉到赋予在我们身上的道德责任没有使我们背弃那些孩子们，但我们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将事情做得彻底，实现他们在这个世界里的救赎。这不仅是取决于这项决定，还事关自由和对世界的拯救。[9]
威尔逊的性格有时比我们所认识到的更为复杂多变。在国内环境中，他在种族隔离事务上是极端保守的，而至于他所热衷的美国的军事干预行动（比如针对墨西哥），他采取的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的传统做法，而不是输出美国政府的管理模式的使命使然。而在美国之外，他认为民主并非总是可行的，作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崇拜者，他接受了民主进步不能以武力方式实现的观点。威尔逊还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核心信仰，即相信民族自决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这对美国政策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其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威尔逊所推行的中东欧政策的重演。只是这些政策都无法理解因此而导致的某一种力量的释放，过去是民族主义，现在是极端伊斯兰教势力。对美国式民族国家的信奉（其实现只能是在付出巨大的血的代价之后）成为在全世界实现和平、追求自由的秘诀。
威尔逊所代表的关于美国作用的历史观现在得到了复兴。两位美国作家对其进行了总结：
……纵观美国历史，曾经只存在一种单一的外交模式，即维持时间非常短暂的例外主义。美国也曾将它的注意力由关注、捍卫共和政体和领土扩张问题，转向远方的问题及更大的世界性问题。这一模式的转变是美国孤立主义经验和明显基于宗教神学上的道德热情的综合表现。[10](https://www.daowen.com)
这一信念对美国外交关系的影响更多是体现在孤立时期，也体现在大规模进行海外干涉的时期。把两种模式视为相互对立是错误的，在美国，甚至是孤立主义也有其福音主义的特征。孤立主义和全球干预在某种程序上是基于信仰基础上的、美国应对国际事务的两个侧面。这一信仰的形式已经发生变化，有时表现为好战和热衷于改变信仰，在其他时候又表现为担心陷入旧世纪不道德阴谋诡计的一种内向性的民族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后者表现得最为明显。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民族使命感很难去理解或者说不会自动形成对海外军事干涉的积极支持（比如，美国人都是被劝说参与到二次世界大战的），但是，曾激励清教徒殖民者的特殊使命信仰一直被坚持信奉着。正如美国宗教学者康拉德·切瑞（Conrad Cherry）所评论的：
相信美国人是这个世界上被赋予特殊命运的上帝选民一直是美国宗教仪式、总统就职演讲和国内宗教圣典文句所主要表达的意思。它是国内生活的普遍主题，单说“相信”这个词还不能真正阐明它在美国人心目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11]
美国在历史上的例外角色并非是与众不同的。许多国家都将自己看做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曾经激励法国大革命的全球使命思想有着明显比较的是，美国的革命战争与许多建国者推翻旧政权的思想密切相关。如果美国世俗的使命感不是例外的，那其就不会坚持是上帝选民的信念了。南非的荷兰裔阿非利卡人（Afrikaners）、北爱尔兰阿尔斯特（Ulster）地区的新教社团以及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都坚持类似的信念。[12]许多俄罗斯人也是这样认为的。正如笔者在第二章所指出的，相信上帝赋予民族使命的思想是19世纪亲斯拉夫人所信奉的极端保守的弥赛亚主义的核心。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这种救世主信仰的持久性热衷，以及这一热情对公共文化影响的程度。
预示末日的传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销声匿迹了。甚至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面对灾难性的大萧条也没能使其抬头。即使美国以其崇高的行动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未能实现上述传统的复兴，参战的决定最终缘自坚定地认为结束无情的战争比任何期待更加美好世界的愿望都要重要。尽管在冷战初期，焦虑、妄想情绪弥漫的时候，预示末日的思想也没那么盛行。美国人此时的关注是防止明显的冒险，而非要去重新开创一个世界。预示末日的思想到冷战后期重又抬头，其影响也不是很大。虽然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将苏联描绘为“邪恶帝国”，并在告别演讲中重申温斯洛普所认为的美国是“山巅之城”的观点，他在任职期间并没有受到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太多影响。甚至当柏林墙倒塌之时，老布什在做出回应时，指明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只是当他的儿子成为美国总统时，预示末日的信仰开始成为美国政策的中心，也是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在广泛领域影响着政策的实施。
乔治·布什所提及的某些国家所构成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说或许不同于国防部副部长、威廉·博伊金（William Boykin）中将公开宣扬的预示末日说，后者宣称：“敌人是精神上的对手，他属于黑暗王国，其名字叫撒旦。”[13]博伊金的讲话引起了论战，但他继续在五角大楼从事着情报工作（尽管他深陷发生在从关塔那摩到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刑讯及虐囚丑闻，这加剧了政府的压力与苦恼）。毫无疑问，他代表的是布什式的世界观。在布什的演进中可以听到许多关于预示末日的形象化描述。2001年10月在回应“9·11”恐怖主义袭击时的讲话中，布什使用大量的圣经引文。后来，他就堕胎和同性恋婚姻问题上的表态中也使用了圣经上的引喻。[14]2003年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数月之后，布什告诉巴勒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上帝告诉我要打击基地组织，我就做了，然后上帝引导我去打击萨达姆，我也做到了。”[15]
基督教正统思想对布什产生的塑造性影响并非只局限在外交政策上，一些同布什关系密切的基督教领袖属于众所周知的基督教重建主义（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或神学统治运动（Dominion Theology）。后千禧年基督教正统主义运动相信可以建立一个基督教形式的政府，从而使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遵从神学教律，这一运动的宗旨是要实现“基督权威领导下对世界的统治，如果您愿意那样说的话，是对世界的控制，我们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16]神学统治运动相信按照神的指令，人类必须要征服地球，这一任务包括探索、开发自然资源和控制气候变化。布什对环保主义的反对可以解释为什么太多的环境立法在美国不受欢迎的原因。不过，美国选民对环保主义的敌视经常被夸大，很大原因或许是环境政策同布什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冲突。如果你相信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Armageddon）即将到来的话，关注全球变暖问题就没有其充分的理由了。
布什公开支持基督教正统主义势力有着强烈的政治原因。一些内幕消息表明布什政府同基督教右翼势力的联系有些利己主义操作的成分存在。[17]福音派的投票在争夺国会控制权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之前，政府一直坚持将基督教右翼势力视为实行政治掌控的手段。但认为布什只是简单将基督教正统主义者看做盟友是不妥的。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世界观上的相似性。就自身经历而言，布什也是一位获得重生的基督教教徒，他从酗酒中彻底改变过来，每天进行祈祷和圣经学习，同其他基督教正统主义者一样，他也坚持认为“智慧设计”理论应当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一起教授给民众。[18]我们毫无理由去质疑布什宗教信念的忠诚度，它属于美国后千禧年主义传统，或者说我们也无法质疑这一传统对布什美国观的影响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2006年9月在同保守主义记者会谈时，布什告诉他们自己感觉到宗教信仰的“第三次大觉醒”正在美国实现。“第一次大觉醒”通常描述为1730—1760年控制殖民地的强烈宗教热情，而“第二次大觉醒”通常认为发生在1800年到1830年这一时间段里。他接着说，同许多美国人一样，他认为“反恐战争”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19]
布什对美国的看法不应该从表面价值上去审视。根据2002年《新闻周刊》（Newsweek）的民意调查，4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世俗国家”，29%认为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只有16%的美国人认为是一个“具有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圣经国家”。[20]美国依然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基督教教徒在国内占绝大多数，基督教正统主义者只占少数，也没有西方领导人能够像布什那样以这种口气说话。在英国，布莱尔声称他参加伊拉克战争的决定将由上帝来评判，这进一步使他不得人心，任何宣称拥有神意支持的政策得到的都只是选民的背弃惩处。除了波兰之外，全欧洲和所有英语国家都面临同样的情况：任何声明若带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宣称与神意有直接联系，对于政治家来说都是危险和有害的。在美国，情况就不一样了，社会变化提升了宗教的影响力。旧的东海岸精英们的作用在下降，而南方地区在美国政治中的优势不断增强；过去在政治生活中经常是不太活跃的福音派基督教教徒，在支持“传统价值观”的好战政策下显示了强大的群众动员能力；作为共和党重要的选票来源，基督教右翼势力的作用日益加强，假如没有上述过去30年里迅速发生的这些改变，基督教右翼势力也无法在布什政府中形成其政治影响力。布什表现出的是一种可追溯到第一批清教殖民者那时所具有的宗教信仰，但假如没有过去几十年所发生的社会变化，他也无法利用它来推进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政策。
同样地，如果没有“9·11”恐怖袭击这一造成巨大精神创伤的事件，布什将很难动员起支持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民众的情绪。在恐怖活动发生之前，布什的外交政策就带来了一系列影响。美国已经开始从一些限制其实施单边行动的国外条约中摆脱出来，但布什此时的语气并不那么武断和刺耳。虽然新保守主义势力在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但还不能发号施令。“9·11”恐怖袭击之后，这种情况大为改变。预示末日的神话重新现身并占据主导地位，新保守主义分子能轻而易举地在政府政策中将反恐战争同他们的地缘政治目标联系起来。2004年一份《国土安全规划方案文件》（Homeland Security Planning Scenario Document）将美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描述为全体敌人犯下的罪行。国家安全被按照源于恶魔学说的理念进行解读。[21]
这种对恐怖主义威胁进行恶魔学说式的理解是新保守主义同基督教右翼势力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结合起源于冷战末期，那时美国尚无定义中的敌人。虽然苏联力量构成了现实威胁，新保守主义对其估计有些过高。或许有人会认为苏联的解体舒缓了美国对世界所持的敌视态度，但敌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很快新的目标——萨达姆·侯赛因出现了。从战略意义上看，1990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取得了胜利，萨达姆被赶回伊拉克，不能再对邻国和全球石油供应造成威胁了。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由于萨达姆还在执政，这场战争就成为一场失败的战争。纵观克林顿执政时期，他们一直在喧嚣着美国军队应当攻占巴格达。当他们进入乔治·布什的政府中任职的时候，伊拉克问题仍萦绕在他们的脑海，正如曾服务过四任美国总统的反恐高级顾问理查德·克拉克（Rechard A.Clarke）评论道：
小布什政府执政伊始就将伊拉克问题提上了议程。曾参与决定进行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的人们重新回到政府当中，他们是切尼、鲍威尔和沃尔福威茨。他们中一些人曾著书和发表演讲主张美国应该推翻萨达姆政权，完成第一次伊拉克战争所没有完成的任务。在新政府一次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讨论会上，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敦促与会者关注伊拉克资助恐怖分子来反对美国这一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22]
通过与基督教右翼势力结成联盟，新保守主义者能够动员数以百万的美国人支持重新启动打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许多基督教正统主义者深受约翰·纳尔逊·达秘（John Nelson Darby，1800—1882）所创立的时代主义论（theory of dispensationalism）的影响。达秘是爱尔兰教会的一名牧师，曾心甘情愿地加入一个叫作兄弟会（Brethren）的教派，19世纪40年代，他最终从该教派分离出去，成为了新组成的普利茅斯兄弟会（Plymouth Brethren）的领导人。达秘相信上帝将其愿意显现在一系列事件之中。他倡导两种美国前千禧年主义最重要的思想：一种是“被提”（Rapture）思想，其信众将被提升到天堂与基督会面；另一种思想相信基督同一大群反基督者之间，关于世界末日善恶最后的大决战将在现在以色列所处的旷野中上演。许多秉持后一种信念的人现在被称作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者（Christian Zionists），他们是相信反基督者的毁灭迎来的是千禧年主义征兆的、热忱的以色列的支持者。接受达秘预言的基督教正统主义者并没有成为边缘化的团体。正如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曾写道：“不考虑这些作为极端分子的美国人是不对的。他们是布什政府和当代南方化共和党的政治基础。”[23]
同基督教右翼势力的联盟给新保守主义者已经带来了很多好处。基督教右翼势力因其成为共和党资金和票选的重要来源而日益发挥着重要影响，使得他们的思想传输到数量可观的美国人心中。伴随着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公司《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播出，新保守主义者的意见在国家政策中的体现已经变得不容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者只是一群理论家，大都就职于华盛顿的思想库中。他们对国防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几人还加入了里根政府，但还没有形成决定性的力量。通过与南方基督教正统主义者的结盟，他们同美国政治中最为重要的一类选民构成了紧密联系。美国人中只有1/4的人口属于重新皈依的基督教教徒，但他们中75%的人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了布什。布什以微弱优势赢得了大选，正是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支持确保了他的获胜。
基督教右翼势力政治影响的扩大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最新变化，也进一步证实美国无与伦比的宗教热情。美国是一个世俗国家，但与大多数历史悠久的民主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缺乏世俗的政治传统。虽然政教分离是美国宪法的立足点，但这并没有妨碍宗教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一些欧洲国家一样，英国拥有自己的国教，但有组织的宗教远没有看似世俗的美国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大。类似的情况不仅体现在欧洲后基督教国家里，也体现在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中。无论从哪些方面评判，美国的世俗化还比不上土耳其。也没有其他高度工业化国家像美国那样普遍传播对撒旦的信仰或对达尔文的理论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也没有任何国家有如此大量的人口相信“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圣经》中已经得到预示，2002年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25%的人们确实这样认为。[24]也没有任何国家中可以看到像美国政治这样在前千禧年主义与后千禧年主义之间存在着如此深刻复杂的宗教争议。[25]
在“南方化”的美国政治中，基督教右翼势力的实力大为增强。乔治·布什上台伊始便恢复禁令，限制国际组织劝说妇女堕胎，取消联邦政府对干细胞研究的资金援助，停止对实施人口控制国家的帮扶计划，中止通过使用避孕套来作为防止艾滋病传播这一有效方法，上述措施都是基督教右翼势力影响的表现。[26]这种影响并非没有受到制约，在国内政治领域，任何提升基督教正统主义影响的努力都受到了限制。尽管存在着进行改变的尝试，美国关于堕胎和同性恋权利的法律与其他民主国家并无太大差异。美国不是，也将不会成为神权政治国家。可以想像的是，共和党讨好基督教正统主义者的策略假如成为固定模式的话，就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了，比如禁止西班牙语国家移民的政策倾向带来的是得罪了其他重要的选民。
神权保守主义右翼势力依然是政府不容忽视的力量，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在不断加强。伊拉克问题带给美国的打击是深远的，它对基督教正统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不像21世纪早期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描述的，他曾经写道：
千禧年主义往往伴随着革命的爆发，并赋予其精神动力。当这种精神消退并远离这些运动时，人们开始背弃这些运动，留给世界的只是纯粹的民众狂乱和失去精神性的暴乱。[27]
如果说美国是例外的，那就是表现在它的宗教力量上。在最后一章，我将就此告诉大家关于启蒙运动信念存在着的现代化与世俗化的内在联系。从这一点上看，值得去强调一下美国现代性的荒诞特征。纵观美国历史，它一直视自身为一种新的文明的典范，将来某一天全世界都会来效仿。然而，它独特的起源和宗教热情使美国式的生活不能在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得到复制。
这些矛盾体现在新保守主义中。新保守主义思想认为美国是最高级的现代政权形式，其他国家注定都要努力追赶。与此同时，它也是独特和无法比拟的。新保守主义是一种只能在美国兴起的思想，它所激发的冲突信仰只能是在美国的历史中得到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