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后末日预示时代

没有什么生物会因其荒唐行为而受到管制并付出代价，但人类除外。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1]

法国大革命之后数世纪以来造成无数伤亡的乌托邦信仰已经消亡了。同其他信仰一样，它或许会在无法预知的条件下复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困扰着我们。由预示末日信仰的世俗形式所主宰的世界政治发展循环已经走向了终结，而且，旧时代的宗教作为全球冲突中的核心因素在历史倒退中得到了再现。

伊拉克是新世纪第一个乌托邦梦想的实验品，或许也是最后一个。后启蒙运动时代世俗话语中所描述的大屠杀在这个国家继续上演着，西方国家辩称这是为了捍卫人权，而伊斯兰教也借用了西方激进思想中的许多概念。然而，它已经不再是危险的世俗思想之间的辩论，而是已经取代了多方参加的宗教战争，变成围绕资源而展开的持续战争了。

过去200年，各种政治思想成为传播历史上人类拯救神话的媒介，这一神话是基督教赠与人类的最不可靠的礼物。该神话所引发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暴力恐怖是一种西方先天就有的无序状态。早期基督教信徒所信奉的世界末日将带来全新的人类生活的信仰，经由中世纪千禧年主义者的传播，变成为世俗的乌托邦主义和另一种具体的相信进步的信仰。乌托邦时代已经随着费卢杰这座被对立的原教旨主义者所彻底摧毁的城市而走向了终结。世俗时代并不是自由人文主义者所相信的存在于未来的日子里，它存在于过去之中，这一点我们已经领会到了。

世俗主义之后

神学观念的世俗化所呈现出来的是，在经过最后的分析和权衡之后，不得不理解为是传统神学受现代哲学或自然科学和政治科学所营造出的学术氛围的影响后，做出的一种适应性改变。

——列奥·施特劳斯[2]

现代世界开始于宗教战争。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被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发生的武装冲突所彻底破坏，导致了德国一些地方约1/3的人口死亡。许多早期的现代思想都反映了这些冲突。对信仰暴力恐怖思想抑制的需求成为托马斯·霍布斯和贝内迪特·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作品中的主要议题，这些早期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比他们之后的许多人都要更早地告诉我们当今这些冲突的本质。

霍布斯思想的中心话题是谈论在缺乏政府监管的地方，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正如在他著名的有十三章节的作品《利维坦》中指出的，这是一种缺乏“丰裕生活”的自然状态，在那里，“没有艺术，没有信件往来，没有社会生活；更糟糕的是，人们饱受无穷尽的恐惧和暴死风险的威胁”。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人类被迫陷入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敌人。霍布斯在政府管制不再奏效的情况下，对现实生活的洞察是极具勇气的。他对人类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看法有些不合实际。霍布斯对抑制狂热信仰十分关注，认为这种思想是文明不共戴天的敌人。不过，他对狂热信仰太过憎恶，以至于不能很好地对其进行解读，也不能发现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寻求存在的意义。当他意识到这一激情所释放的能量时，相信理智能够使人类避免自然状态的出现（可能不是永远，但至少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他自信已经全然了解人类冲突产生的原因，并设想假如他的著作能落到一位开明统治者的手中，一个只关注维护和平状态的新型政府就能够建立起来。通过服从这样的政府，人类就能够摆脱自然状态。尽管一度被视为是一位极端的现实主义者，霍布斯实际上将政治看做是一种拯救的手段。

霍布斯对无政府状态危险性的理解如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自由主义思想仍将不受约束的国家权力视为是对人类自由所构成的主要威胁。霍布斯更清楚地知晓自由制度最大的敌人是无政府状态，当其表现为相互对立的信仰之间的冲突时，所产生的破坏性也是最大的。在巴格达各处游走的教派死亡小组所展现的原教旨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各派先知都宣称拥有统治这个国家的神赋权威。在具有良好治理秩序的社会中，宗教信仰势力的影响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国家和教会都在淡化对天启的重视，并坚决维护着和平局面。在这一状态难以实现的地方，专制独裁统治也比国家掌控在相互交战的先知们手里强很多。从目前来看，霍布斯的观点比后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更具指导意义。然而，他对人类的看法太过简单，明显太过理性主义。他认定人类对暴死的恐惧高于一切，却忽略冲突最难解决的根源所在。人类并不总是因为行事不够理性而导致不能实现和平。有时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和平。或许他们唯一想要的是真正的信仰的胜利，无论这种信仰是某一传统宗教，还是诸如共产主义、民主制度或普世人权等世俗思想的继承形式。正如20世纪70年代加入极左恐怖主义团体的青年人那样，新一代正不断加入伊斯兰教网络组织中，他们或许会发现战争并不具有和平的目的。而最不人道的事情莫过于为追求人生的意义，不惜滥杀无辜和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这种信仰混乱状态更深的理解体现在贝内迪特·斯宾诺莎的思想中。[3]同霍布斯一样，斯宾诺莎也深知宗教可能带来的破坏性，他也十分清楚自由的获取必须让位于和平的需求，不过他比霍布斯更为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中宗教所起的作用。宗教并非都像其信奉者所相信的是实实在在真实的。它们是有可能消逝的、以象征或暗喻的真理形式传承下来的神话，失去它们人类大众将会变得无所作为。“myth”一词源自于希腊语中的“mythos”，意为故事，西方主流神话所叙述的故事已经变成了一部关于原罪和救赎题材的历史。斯宾诺莎是西方思想家中为数不多的反对将任何拯救故事看做是历史事件的人。除此之外，他在一生的大多数时间里都被人们视为是一位无神论者。而霍布斯从不质疑基督教所信奉的人类能超越自身自然状态的思想。事实上，这一信仰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政府治理的信赖。相比之下，斯宾诺莎一直被理性主义的神秘形式所吸引。他将人类视为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他从不将拯救的希望寄托于国家身上。无政府状态可以通过将社会合作模式发展为具体化的国家制度来加以消除，不过这将导致社会秩序遭到不断破坏，而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没有什么社会联系能够重建秩序。斯宾诺莎对于拯救有着自己的设想，这一新斯多葛派（neo-Stoic）理论只有少数人可以理解，并认同自身在事物规划中所处的位置，但这与政策制定毫不相干。这一情形更适合于描述无政府状态，而政府并不能涤荡人类生活中的所有罪恶。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只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力量之一，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是绝对的。目前，宗教原教旨主义，有组织犯罪，种族——民族忠诚度和市场力量都有能力摆脱政府的控制，有时候还能推翻政府或者绑架政府。国家像许多其他人类制度那样也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所有的一切都将最终消失。正如斯宾诺莎所理解的，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有序与无序的轮回会永远结束。[4]

世俗思想家对这种看待人类事物的观点感到沮丧，大多数人重新回归到某种将人类历史理解为对救赎进行描述的基督教观点。这些描述的最大共同点是它们都属于进步理论，相信随着知识的不断丰富，人类能够发展并改善自身所处的条件。事实上，人类行为并不能说其是进步的或是倒退的：没有什么集团实体本身带有什么计划或目的，只有相互进行短暂争斗的动物才拥有自身的情感和错觉。社会知识的增长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相信进步的无论是社会民主派或是新保守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坚持专家治国模式的实证主义者，都认为伦理及政治是同科学一样，向前的每一步发展都能推进将来更加进步。他们相信，社会的进步是累进式的，因此某一邪恶的被清除总是伴随着漫无尽头的过程中其他邪恶也被根除。不过，人类事务却没有表现出这种累加方式：得到的一切也总是会失去，有时只是一眨眼间的工夫，正如刑讯作为可接受的技术手段在战争中和政府中被重新采用。人类知识总是在不断增长，但这并不会导致人类变得更加文明。人们将各种残暴手段的使用发挥到了极致，知识的增长改善了物质条件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们冲突的残酷性。

如果说20世纪的政治宗教使得基督教信仰的面貌焕然一新的话，现今的世俗人文主义却没有发生什么改变。达尔文主义思想家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是基督教的强烈反对者。[5]但他们的无神论和人文主义却都是基督教观念的表现形式。作为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道金斯坚持认为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受自然选择法则支配的“基因机器”。不过，他主张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能挑战这些自然法则：“我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够反抗那些恢复独裁制的自私者的人。”通过以这种方式证明人类的独特性，道金斯表达出了一种基督教式的世界观。丹尼特也是如此，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致力于展示科学唯物主义怎样同某种自由意志形式相互调和，这样的规划很少会发生在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人身上。

前基督教哲学家们如伊比鸠鲁派（Epicureans）一直在思考自由意志的作用。只是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它才成为西方哲学中探讨的中心话题，而且在没有将人类与其他动物做完全区分的非西方哲学中，这一话题表现得也不是十分突出。当世俗思想家在考量自由意志和意识时，几乎总是将其限定于人类范畴，不过，为什么这些特性只是人类所独有的呢？这些理性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人类同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物种的区别，这表明他们的世界观已经深受其信仰的影响。激进的不信教者的可笑之处，事实上在于它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信念是一种基督教的衍生物。展示基督教人文主义信仰的起源，并不是要证明它们是错误的，不过，并非只是人文主义信仰才源起于基督教。它的整个思想框架以及围绕神学根基所宣称的人类在根本上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说法不仅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也是让人难以理解的。现代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是自然主义者，认为生命的所有形式包括懂人性的动物都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但真正的自然主义哲学起初并没有认定人类具有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属性。其思想的出发点是认为进化规律不仅支配着其他动物，也支配着人类。比起其他启示性宗教而言，还有什么别的思想基础可以采信的呢？

当代无神论是一种基督教邪说，相比早期异教而言，它的主要区别在于思维和举止上的鲁莽性。[6]相比其宗教观点本身而言，也不具有一定的清晰性。马克思坚持一种抽象的观点，认为宗教是压制的产物，不过他也十分清楚，宗教表达了人类最深的渴望，它不仅是普通民众的镇静剂，也是“无情世界的心灵支撑”。法国实证主义者试图以一种荒唐的人类宗教来取代基督教，不过他们认为这样的宗教满足了普通大众的需求。只有最没有主见的哲学家才会相信展现宗教是一种幻想，将会导致该宗教的消亡。这种类似柏拉图式的理念认为人的大脑是同真理相协调的一种器官，该理念相比科学而言与宗教更为贴近，而与达尔文主义却恰恰相矛盾。不过，这正是当代不信教人士的观点。

福音主义无神论的主要意义在于展示了世俗化的不现实性。只有当指出传统宗教信仰的不足或是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力量的缺失时，探讨世俗主义才具有一定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英国是一个比美国更加世俗化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世俗主义是一种可以实现的状态。但是，如果它意味着一种缺失了宗教的社会类型时，世俗主义就成为一种自相矛盾的事物，因为对它的描述正是它所要反对的。后基督教时代的世俗社会是由它所拒绝的信仰构建而成的，而将基督教确实抛之一边的社会却缺乏影响世俗思想的诸多观念。

同其他思想一样，世俗主义也有其发展历史。前基督教时代的欧洲缺乏其他多神论文化所共有的世俗的与上帝的之间的区别。世界本身是由神主导的，本不存在将宗教限定在个人范畴这样的问题（即缺乏将宗教看做是不同于普通生活的一系列仪式的思想）。只是当奥古斯丁在“世人之城”与“上帝之城”之间做出区分时，人们才认识到神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别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看，巨人思想是从基督教中遗留下来的，除了在一神论的背景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东亚地区，多神教与神秘哲学像前基督教时代的欧洲一样，共同发展存在着。在西方社会，由科学和宗教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冲突也并未发生。达尔文主义没有引发在中国或日本的文化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许多当代世俗主义提倡者所言，世俗主义并非是像政治信条那样的世界观。从这点来看，世俗国家是要将宗教排除出公共生活的同时，让人们拥有选择自己想要信奉的思想的自由。这样的世俗主义同宗教信仰彼此矛盾，但如今却主要得到对宗教力量在政治中不断复兴感到担忧的理性主义者的支持。他们似乎已经忘记20世纪的政治宗教所带来的危害，也没有意识到一个事实，即在世俗政权的典范国家美国，宗教同政治的纠缠交织程度比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要紧密。世俗主义者这一立场的不现实性并非只是源于对历史的淡忘。这些强烈要求将宗教排斥在政治之外的人们认为，可以通过将传统信仰从公共机构中排挤出去来实现这一状况。不过，世俗派别的形成都源于宗教理念，抑制宗教的作用并不意味宗教不再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正如被抑制的性需求那样，信仰经常会反过来以各种奇异的方式支配着那些抵制它的人们的生活。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种由抑制宗教所引起的政治颠倒只发生在极权主义国家。不过，民主国家也已经表现出极为相似的倾向。更有甚者，相比专政政权来说，自由主义国家更加倾向于将它们所遭受的暴力看做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作为在斯大林主义者统治的保加利亚成长起来的法国历史学家，富有启发性地描写了纳粹和苏联的集中营，他在轰炸广岛和长崎的背景中注意到了这一倾向：

死于原子弹的人数比在乌克兰大饥荒中饿死的人要少很多，远不如纳粹在乌克兰和波兰屠杀的人数。不过原子弹和屠杀的共同之处是它们的实施者都认为这只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手段而已。然而，原子弹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它是制造和投放这些武器的人们骄傲和自豪的资本……但是，极权主义国家犯下的罪行，即使被其实施者看做是富有效用，甚至是值得称赞的政治行为，却被有意掩盖下来……苏联和纳粹都明白如果它们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的话，将受到全世界的普遍谴责。在这一点它们没有弄错，因为一旦它们的罪行得以曝露，它们将被看做是绝对邪恶的象征。就原子弹而言，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其真正的原因在于，虽然罪行远非那么严重，以民主名义戗害人民所犯下的道义错误，其危害更大。[7]

广岛和长崎伤亡的人数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多的。比如在东京被轰炸后引发的火灾所造成的民众死亡人数，远远多于上述任何一个遭受原子弹袭击所造成的伤亡，不过，它以实例证明了托多洛夫的观点。自由民主国家不仅要实施这些当专制国家做的时候都会被谴责为具有残暴特征的行为，也准备称赞这些行为是英勇的表现。或许这种针对平民的行为如果能缩短战争进程以及有助于摧毁邪恶政权时，就会被认定是正当的。历史学家对这一做法产生的影响看法不一，这一话题如今仍无定论。不过，如果对这种攻击的辩解只是为了满足那些耸人听闻的需求的话，它将不是一种胜利，或者说也不是一种更为高尚的美德的展示。

自由主义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怀疑主义的思想流派，这一描述与自由主义所要倡导的传教士式的热忱并不相称。自由主义派生于基督教，也继承了后者信仰中的斗争精神。自由主义社会对敌人残暴性的处置不能只是以自卫为缘由进行解释。自由主义社会值得我们去捍卫，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相互对立的信仰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而当其成为传教士般的政权时，这一变化却有着巨大的风险。以发动战争来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确实存在的自由主义社会走向堕落。这就是作为18世纪初开始的启蒙运动所要明令禁止的刑讯手段，却在21世纪来临之际被用作启蒙运动圣战的武器来推进普世民主了。为实现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保留来之不易的文明的约束力远不如将它抛之一边更让人振奋不已。残暴的行为总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特别是当它披着道德外衣的时候。

生存在难以应对的世界里：现实主义失去了的传统

我们在规避这个世界上最大风险的过程中，将难免不断采取各种权宜之计加以应对。这不是一件采取一个简单而富有戏剧性的步骤就能将所有困难都一一化解的小事，而是要不断战胜各种危机和面对各种新的困境。

——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8]

过去20年里，在美国的引领下，西方国家一直在试图向全世界推广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形式。这些政策因其目标空洞而又宏大彰显其不同，但总的目标在本质上是战争和权力的转换形式，其目的是要实现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被普遍采纳。重建国际体系的尝试所产生的影响与早期的乌托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伊拉克不断呈现的灾难事件就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后果，同时也是一种必须要摒弃的思想。

新的思想呼之欲出，但它必需要使旧的传统焕然一新。对乌托邦的追求必须被应对现实所做的尝试所取代。我们不能靠回到过去现实主义思想家著作中所希望的那样，来解决我们所有的困境。[9]现实主义思想源自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所理解的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必须要在从未远离战争状态的、有着无穷尽冲突的世界中实现自己所有的目标。尽管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距离现在如此遥远，这一点仍未改变；不过马基雅维利所表达的含意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甚至他们那个时候的近代现实主义理论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然而，相比其他的思想流派，我们更多地是从现实主义中学会了如何理解当今的各种冲突。

现实主义是唯一认为专制与自由、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并不是真正源于因信仰而导致的思想上的对立，尽管现实主义被视为是超道德的，其唯一的不足表现在伦理上的危险性，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主义总是受到质疑的确切原因。现实主义所要求的行为准则或许对于视心理安慰高于一切的思想文化而言太过苛刻，它质疑西方自由社会能否实现包括世界转变可能性所做的道德尝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文化思想并非都是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它的世俗表现形式总是包含一种现实主义的思想传统，正如过去那样，将来也可能表现得十分明显。在中国，《孙子兵法》（Sun Tzu's Art of War）是现实主义策略的经典著作，道家和法家哲学中也包含影响广泛的现实主义思想，而印度考提利亚（Kautilya）关于战争与外交的著述也具有相似的地位。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之所以饱受诟病，是因为它颠覆了基督教所宣扬的道德观念。在非基督教文化国家中，现实主义思想不会产生这样相同的爆发力，会更容易得到认同。在后基督教时代的自由民主国家中，政界和知识界精英远比绝大多数民众更倾向于将战争视为促进世界更加美好的手段；不过，公共舆论仍旧厌恶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为避免循环产生罪恶所做的各种努力能否补偿一代人曾经放弃的无法实现的梦想呢？或许现实主义宁愿选择在应对无法最终克服的困难时，寻求毫无意义的冒险。不过，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只是在数代人之前，现实主义思想才使得西方政府认识到当时所面对的冲突远比如今不得不面对的还要危险。

正是现实主义而非世俗的信仰使得自由民主国家打败了纳粹主义，遏制了共产主义。1946年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发给华盛顿的那份秘密的长电报，形成了冷战期间避免核灾难的政策，并阻止了苏联势力的扩张，也没有寻求建立一种对公正的狂热。它促使人们以相同的勇气、公平客观的态度以及不受情感激发或放弃的决心去研究苏联制度，正如一位医生诊断他那蛮横不讲理的病人。现实主义思想并不认为苏联的精英们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支配或者说一直是知书达理的，而是警告人们要防止受到非理性所产生的影响：“降临到我们头上的最大危险是我们会使得自己变成我们要对付的人那样。”[10]尽管危险不同了，今天凯南那样的思维方式仍是迫切需要的。应对和根除恐怖主义不是传教士或圣战者所能胜任的工作。将每一次危机都视为上天赐予的拯救人类的机会，并使人们为之兴奋的执着信仰，被错误地拿来应对从来不能减少的危险。在危险时刻，坚定的决心和理智上的公正是更为有效的品质，它们在现实主义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

现实主义思想并不是没有过错的。有许多现实主义政策没能实现其目标的例证，或者是付出巨大的代价后仍然一无所获，基辛格任美国国务卿时对柬埔寨的轰炸行动就是一次明显的例子。在国际事务中采用现实主义的做法并不能确保获得胜利，不切实际的权力政治更是极其非现实主义的。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对苏联的描述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他的学生保罗·沃尔福威茨对伊拉克的看法也是这样。沃尔斯泰特的战略设想或许与沃尔福威茨妄图在伊拉克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规划有着天壤之别。然而，认为事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可以变成一种博弈论的演算，是一种理性主义和魔力相互作用导致的结果，换句话说，只能是一种迷信的思想。

现实主义者并不认同国际关系像普通的人际关系那样，包含着许多可以解决得了的问题。也有许多无论怎么去做都会犯错的情况，比如美国干涉伊拉克所造成的现状。确实，我们可以避免增加这些情形：我们可能不得不付出巨大伤亡的代价才能够打败希特勒，而我们不必在浴血中推进世界的民主化。现实主义是一把奥古姆剃刀（Occam's Razor），可以将罪恶中的极端抉择减少到最少。但这并不能使我们避免这些抉择，因为它们总是与人类相伴而生。

过去，现实主义思想家一直想以在事实上被严格界定的权力和利益的分析，来取代在政治中对道德的探讨。国家被看做是致力于将自身实力无限扩大化的实体，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在理论上借鉴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形成这样的行为准则其实是一种科学至上主义的表现，这是科学方法在普遍规律压根就不存在的经验领域中的错误应用，反而使人们对现实主义思想产生了质疑。在国家行为中存在许多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以通过研究历史来进行辨别，但这些规律性的东西不能像普遍规律那样进行总结。再者，我们用来理解政治的所有思想，如合法性、专制制度及暴力恐怖的定义都包含其基本的价值观念。所以在考量国际关系时，难以避免卷入一场道德冒险行动。

现实主义者自认为洞察世界运转的一系列事实，然而，人们对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结束已经进行了很多探讨，主权国家仍旧是世界事务的主要行为体。跨国组织，如联合国是协调主权国家间纷争的主要机构，但仍不是进行全球治理的萌芽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界里的国家仍处于无政府状态，而且这一状态将一直持续下去。当然，国家也受到了许多限制，包括那些强制实行的国际条约，如制定文明国家行为规范的《日内瓦条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以互惠贸易和民间贸易的方式通过竞争与合作来取代破坏性的冲突，等等。不过，这样的条约和约定太过脆弱，从长远来看，战争与和平都将是一种常态。

现实主义者应当避免以目的论的眼光看待历史。认为人类正走向不会再因政府形态不同而发生冲突的想法，不仅是自欺欺人的，同样也是十分危险的。而将政策制定建立在假设的某一会把人类引向天国的神秘演化进程的思想，只会导致面对难以解决的冲突时，产生束手无策的心理状态。最为突出的是，历史目的论体现于旨在加速这一演化进程的规划之中，例如新保守主义所提倡的“全球民主革命”在一段时间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造成的损伤。不过，反对推动演化步伐的“消极目的论”同样也是政策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什么能证明存在着所有或大多数国家都要成为的某个单一类型国家的变换形式。现代国家有许多种类型，有好的，有糟糕的，有令人无法容忍的，也有一般般的。希特勒的德国同瑞典的社会民主化程度不相上下，伊朗的大众神学政治统治同当代瑞士的现代政府制度也是相差无几。世界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变得更为整齐划一。而现代国家利用知识的力量来服务于它们不同的目标时，难免同其他国家产生了冲突。

如果说现实主义者反对任何相信历史最终会实现统一的话，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抵制了道德规范中和谐一致说法的诱惑。道德冲突是国与国关系中的不变特征，有时候，某些冲突是不能全部解决的。许多道德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对道德的需求，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如对公正的需求，应当是协调一致的。至少在大体上，他们认为道德指令是不应该相互冲突的。这样的思想构成了各种乌托邦主义的基础，其中就有一种被应用于人权理论，为发动先发制人战争作辩解。正如以赛亚·伯林所看到的，这种相信存在着道德和谐的思想并不是建立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当它被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接纳的时候，其表达的是一种源于宗教的完美思想。作为启蒙运动思想家，伯林写道：

我们找到了相同的假定：对所有重大问题的回答必须得到相互间的认同；它们必须同现实是一致的，而现实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情况并非如此，事情的内部肯定存在着巨大的混乱，这是不可想象的：自由、平等、财富、知识、安全、经验智慧、纯洁的品质、真诚、和善、理性的自爱，所有这些理想的事物（如果它们确实值得拥有）都不能相互冲突；如果它们之间出现了冲突的情况，那肯定是缘于对它们特性的一些错误理解。不是真正美好的事物最终是不能和谐相处的；事实上它们也是相互推导出来的：如果人们不是自由的，他们就不会是明智的，或者说如果人们不是公正、幸福的，他们也不会是自由的，等等。

在这里，我们明显忽略了经验的作用，其记载了关于最终理想的十分显而易见的各种冲突，也包括它与源自于旧的目的论基础的信念之间的冲突，从这一信念我们可以看到，除非所有的美德相互和谐共处，或至少不相互排斥，否则完美实体的概念无论是被称作上天或是上帝，或是最终的现实都是难以想象的。[11]

自由主义同乌托邦以及其他哲学思想一样，假定某种最终的和谐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对这一人权得到普遍尊重的世界的设想与傅立叶思想中存在着的只为人类服务的、能够“抵抗狮子”和“抵抗白鲸”的物种的设想如出一辙。这都只是白日做梦，它模糊了关于权利的各种冲突以及许多人类暴力产生的根源。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注定要把它认为最为重要的利益置于其他一般的考量之上。国家难以避免将自身扮演为合法机构的代表。它要将自己的公民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保护他们不受威胁和征服，确保他们体面地生存以及代表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因为国家必须首先服务于被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它不能采取一种通常被认为是道德所必需的公平态度；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政策就被判定为不道德的。从道德层面上看，现实主义者的外交政策的目标或许可以描述为要将最大的邪恶事物置于走投无路的境地。专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战争和国内冲突都是对霍布斯所说的丰裕生活的最大威胁。目前，还不存在什么力量能根除这些世界上的邪恶事物，不过，国家为了那些可能永远无法实现的萌芽理想，是能够限制那些邪恶事物发展的。国家在自身机构中通过行动来抑制刑讯手段的应用，要比用其来追求普遍人权更加文明，也更有希望实现自己的目标。

承诺文明地限制使用武力是现实主义不可或缺的。与后现代主义者思想相对立的观点是认为所有人类的价值观念都是由文化构建的，反对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认为某些价值观念反映了人类的普遍要求。不过，这些需求众多而又相互一不致，普遍的价值观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体现。如果说众多类型的政府已经被认作是合法的，那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得不接受对大西洋国家民主所持有的褊狭的虔敬，那是因为并不存在解决普遍价值观念冲突的正确方法。预防大的罪恶或许难免遇到理性难以解决的两难困境，比如在捍卫文明、抵抗纳粹主义的斗争中，理性的人们对空袭平民做法所产生的分歧。

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会拷问文明的含义，似乎缺少一个定义将无法对其进行捍卫，而自由人文主义者会说人权决定了这些必要的限制。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在道德问题上意见相左，或是未能坚持维护好人权，而在于存在着的许多道德两难困境，其中一些是经常出现的，也找不到很好的解决途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人权看做是代表着一种最低限度的普遍道德，应当在追求其他目标之前就加以保障。这是一个有意义的想法，不过它忽视了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常常会相互不一致的这一事实。推翻一个专制政权或许将导致无政府状态的产生，而支持专制政权将使得权力滥用的情况变得更为糟糕。宗教自由是件好的事情，但其导致的教派争斗无疑是一种自我损害。不受侵扰的私人空间是文明生活的部分表现，但如果其他自由也要得到保障的话，或许就难以避免导致私有空间遭到侵犯。最好的办法就是承认这些争端，去应对而不是对其视而不见，要像自由主义所做的那样，依靠各种人权理论去解决战争与安全这样的两难问题。

首先需要改变的是人们的普遍观点，他们将自身视为天生的、对暴力和压制不用担负历史责任的高级生物。在这里，我们点到了现实主义思想的核心以及其普遍观点的主要障碍：即，它所认定的人类天生的缺陷。几乎所有的前现代思想家都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人的本质是不变和有缺陷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用其他方法也同样接近了事情的真相。没有什么可靠的政治理论可以认定人的冲动天生是善意、和平或理性的。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所承认的，他所能想象的乌托邦只能存在于马的王国，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寻求实现的和谐生活中，人类是无法生存的。

现实主义并不需要保守主义的立场。伯克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所青睐的制度的缓慢发展经常是行不通的。革命一直是难以阻止的，或者说也并不是不受欢迎的。不管怎样，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对社会和生活方法的突然破坏，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保守主义者时常倾心的、对过去假想的有组织社会的向往，其实就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现实主义对于那种主张提升“生活权利”、“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类似空话的道德正统主义不以为然。尽管如此，现实主义确实同保守主义哲学一样，曾经存在过不变的人类制度能够解决人类需求所导致的矛盾这样的想法。人类或许需要自由，但通常只有当其他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时才开始考虑，而情况并非总是那样。专制制度不仅会让人恐惧，有时也是受欢迎的。国家行为不仅是要捍卫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是神话、幻想和大众心理的实现手段。新保守主义者和自由国际主义者都热衷于谈论自由具有的感染力，但专制制度同样也富有感染力。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独裁者们都受到了顶礼膜拜。如果谁预言这样的情况不会再次发生，他的结论将是太过轻率了。

而现实主义者已经承认这个世界将继续成为各种冲突的竞技场，大多数情况都将是按照社会科学各流派所设想的、基于理性选择那样的发展。这种启蒙运动传统可以有助于解释诸如自杀式爆炸这样的行为方式，但它确实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人类具有理性的目标，假如人们似乎表现得不那么理性的话，那是因为他们遭遇到了挫折，这种温和的还原分析方法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导致人们沮丧的根源可以去除的话，和谐的局面就会随之产生了。不过，并非所有的理性目标都是一致的，理性选择可能导致令人恐惧的破坏性冲突的发生。这样的情况通常表现在不对称的战争冲突中。虽然叛乱分子经常取得胜利，占领军同样因自身利益使得他们不得不去战斗。双方或许都有理由继续从事对彼此都造成伤害的冲突。

最重要的是，人类所要实现的需求并不是靠理性手段就能够得到满足的。想得到埃博拉病毒的奥姆真理教没有多少可以实现的目标。其行为深受经典千禧年主义狂热的影响：相信随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将迎接后末日预示时代天堂的降临。基地组织的部分恐怖主义暴力活动也是遵循这样的模式。在无法解决的政治冲突中，寻求此类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在呈现的混乱状态是一种曾激励过千禧年运动和极权主义的为寻求存在意义所发生的混乱。这是相比其他因素，更加困扰着非主流群体的一种痼疾，不过也同样是近现代社会难以摆脱的。随着小群体和个人更容易获得大规模破坏性的手段，社会道德沦丧的恐怖主义可能比不对称战争中使用的恐怖主义手段更容易构成更大的威胁。

恐怖主义的复杂现象意味着现实主义思想由过去只专注国家行为这一点发生了转变。国家依然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行为体，但它不再成为唯一或者说不再一直是战争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了。经典战争［有时又被称为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根据19世纪早期普鲁士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von Clausewitz）的名字而命名的］是指由国家主导的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在20世纪里，经典战争曾经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同时也将打击目标拓展到了平民身上。虽然许多人认为这类战争只存在于过去，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仍有可能再次发生。经典战争依然是一种大的灾祸，不过，即使其规模宏大仍然可以通过协议将其终止，外交人员可以通过会面，达成和解，实现和平。然而，这样的协议却或许不能在内部分化严重、缺乏可协商目标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中达成。现在的武装冲突涉及到了高度分散的各类群体，甚至于整个社会都脱离了政府的管控。如果现实主义思想还有创意的话，它应当接受战争已经不再是国家的特权这一事实，战争已经变为每一个人的权利了。

现实主义思想不能回避由环境危机所造成的威胁。建立在矿物燃料消耗基础上，在全世界范围推广的工业化生产模式的全球化运动，推动着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和人口的不断增长，石油储备临近峰值和全球气候变暖是全球化另一方面的表现。这一进程距离达到极限已经不远了，与其说它是政治上的，不如说是生态上的极限。工业化扩张所引发的全球气候变化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都要巨大、快速和不可逆转，而能够供给工业的不可再生能源却逐渐匮乏，但对它的需求却在不断攀升。[12]这些事实都会对战争与和平产生影响，其中一些笔者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然而，生态危机的军事战略影响却极少被人们审视，目前这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2003年10月，五角大楼的一个小组泄露了一份名为《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An Abrupt Climate Change Scenario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National Security）的报告，其分析和提议由于同当时布什政府的兴趣不相符合而被束之高阁。(https://www.daowen.com)

该报告注意到气候突变给地缘政治所造成的影响，指出了由于全球农业生产的最终减少所带来的粮食短缺，一些关键区域淡水供应的减少和水质的降低以及可获取的能源供应的中断等问题。这些变化总的影响将造成“地球环境中人类承载能力的显著降低”，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减少人口才能使地球承受得了。这个报告继续指出：

随着全球和区域承载能力的降低，紧张局势将在全世界范围蔓延，进而导致两个基本策略的形成：守势和攻势策略。拥有资源的国家将会围绕自身构建起事实上的壁垒，从而为自己保留资源。不那么幸运的国家，特别是那些与自己的邻国有着世仇宿怨的国家，将会发动战争来获取粮食、净水和能源。靠不住的联盟就会建立起来，而优先保护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目标是确保资源安全而不是宗教意识形态或国家荣誉。[13]

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开始让人们认识到气候突变可能导致维持人类生活的承载能力的降低。报告所提到的随之发生的各种冲突有其一定的道理，不过它可能低估了这些冲突的强度。该报告分析认为这些都将是建立在理性策略上的冲突，与宗教毫不相干。但是，地球现存的大多数石油储备都位于伊斯兰教国家的领土之上，围绕“反恐战争”所造成的对抗将使得资源冲突更为加剧。其风险是将资源战争与宗教战争搅和在一起，在另一方面，原本是牵强附会的文明冲突论将会实现自我应验。

除非能找到可替代石油的资源，否则工业国家在可预见的日子里将受困于这些冲突之中。摆脱石油依赖，实现资源多元化的进程远比环境保护人士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假如世界石油生产真的像看起来那样接近峰值，转向其他能源就成为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不过，还没有什么可以轻易获取的替代能源提供给世界目前的全体居民。传统观念认为环境保护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人口的数量，而在于人均资源的消耗，换句话说，就是人们的生存方式。事实上，人类可能已经远远超出地球的承载能力。当前的人口数量依赖于石油消费农业的供给，这更加速了全球气候的变暖。人口增长率并非发展中国家是最高的，比如说美国大约是中国的两倍；不过，对于全球范围内转向适用的可替代科技而言，确实是太高了：太阳能、风电和有机农业加起来也无法维持60亿到90亿人口的生活。

如果说确实存在着突破这一瓶颈问题的方法，那就要涉及对大多数高科技产业进行定位。而最佳的前景存在于绿党所强烈反对的科技手段，比如核能和转基因作物，尽管它们的危害还没有给生物圈造成更深的破坏。[14]正如许多绿党人士所认为的，替代技术并不是一种低层次的乌托邦设想。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曾经写道：“这将使已经遭到彻底破坏的地球沦为被战争主宰者统领的混乱世界。”[15]

许多清楚了解危机规模的人们继续相信可以通过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来克服这一困难。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已经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当代社会将由于漠视环境限制而遭到自我毁灭。他建议可以通过提升合作来避免这一灾难的发生，并以荷兰的围垦地制度为例（荷兰通过改造海边低地实现土地面积增加）来作为全世界可以效仿的典范。戴蒙德写道：

我们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一块围垦地……当遥远的索马里政府垮台后，美国军队进驻了；当前南斯拉夫和苏联崩溃的时候，难民潮涌向了整个欧洲和全世界其他地区；当社会条件改变的时候，移民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将新的疾病传播到非洲和亚洲，进而传播到了全世界。今天的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单元。[16]

世界正如戴蒙德所说的比过去更加相互依存，但没有理由可以认为世界将变得更加协同合作。五角大楼的报告呈现出了一副类似的情景。那些依然强势而又高效的国家，会通过行动来确保各种资源处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而那些衰弱或崩溃的国家，会将冲突转向其他群体。总的后果将使得冲突变得更为剧烈，而不是更加促进全球合作。《京都议定书》（Kyoto Treaty）解释了这一困境。这一协议由于其设定的目标根本就不适用于新兴国家而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不过其根本的弱点是没有任何可以强制施行的机制。各国可以同意签署或者不情愿时不去签署，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就属于后一情况。目前，还不存在可以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在一个有着无政府状态的世界里，全球环境问题是无法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的。

环境危机是人类可以缓和却无法克服的命运安排。它起源于随着知识的增长使人类拥有的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能力。知识的增加使人类能够实现人口倍增，延长了寿命，也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是工业化发展所导致的后果，也是科技进步的衍生物。大规模破坏性手段的扩散，超出了各国甚至是大国的控制范围，也是另一种后果的表现。今天担心的是核原料可能会流入到恐怖主义分子手中，而明天可能会担心生物武器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基因技术使得人类能够干预生命的创造，但它也确实同样能造成大规模的伤亡事件。没过多久，用于实施种族灭绝的基因选择装置有可能成为现实，而当这一情况发生时，或许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它在全世界的扩散。未来对安全的威胁可能并不是主要来自于传统理解的恐怖主义那里，而是有可能来自某种源头未知的疾病的爆发。未来的恐怖事件可能会以难以解释的、瓦解日常生活结构的样式爆发。

知识的丰富扩展了人类的力量，也创造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境。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无法补救的、人类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只能每天去面对它。但是我们能够学会接受，并忍受这一事实吗？摆脱了历史目的论的神话之后，实现最终和谐就成为迫切的需要，这也是最为艰难的事情。历史上涌现的西方拯救信仰在不断地自我复兴。乌托邦主义从左派转向右派，证明了它的生命活力。将来，非理性的信仰会被解释为来自于现代生活，现实主义的一次转变也有可能会被说成是一种乌托邦理想了。

末日信仰的再现

末日预示是现代荒谬言论的表现之一。

——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17]

西方主流神话已经变成历史叙事。将叙事视为人类的基本需求已经成为了流行时尚。我们也看到，人类就是故事的讲述人，如果不把整个世界看做是一个故事，他们是不会满意的。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故事的主要线索一个是围绕人类进步展开的；另一个是围绕世界被黑暗势力围困，注定要遭到破坏而展开。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在一起，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都相信，人类的进步势必通过一系列灾难性的革命才能实现；而纳粹党人相信邪恶力量正密谋反对德意志民族，德国注定要成为半神式的恒久和谐的国家；自由人文主义者则以不同的语言风格探讨人类的进步将以点点滴滴、逐渐改良的方式进行。在所有这些解释里，历史被说成是一个前后一致的故事，没有什么比认为这是一个缺乏目标和方向的曲折变化过程的思想更具危险性了。

那些世俗的和宗教的、相信历史的根本内容是以千禧年运动为核心的信仰，已经在本书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所有隶属于这些运动的人们都相信他们正在按照已经部分写就的剧情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各种预示末日的信仰明显都是宗教的，剧本的作者就是上帝，魔鬼和各式各样的恶魔也有其自身的版本，但最终都要服从神圣的叙述者的权威。在世俗的末日预示中，剧本的作者是与无知和封建势力做斗争的难以捉摸的人性。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每个人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在包罗万象的故事中得到了满足。

对人类的总体需求进行叙述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感觉自己成为全球阴谋要对付的目标的纳粹确实可能思想过于消极，不过它放弃了对更具威胁的、无意义目标的追求。偏执狂通常反对做无意义的事情，对迫害的集体妄想加剧了行为的脆弱性。而问题就在于好处的获得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一代价虽很少被提及，但却是以那些在从未读过的剧情中扮演角色的其他人付出生命来衡量的。那些为了创造更高级的人类社会而付出生命或身体受到损害的人们，那些为了实现普遍自由而在战争中的惊天恐怖和破坏行为中丧生或致残的人们，对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地位的看法会与那些被选定在这些闹剧中充当角色的人们的思想完全不同。如果说普遍的故事叙述为那些以此为生的人创造了生命意义，它也因毁灭其他人的生命而失去了意义。

当然，认为自己在这样的故事中能够充当角色是一种虚妄的思想。莱登的约翰相信是上帝号召他去统治新耶路撒冷。列宁也确信自己是在顺应历史规律。希特勒坚信自由民主世界的覆灭是注定要发生的。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奉者将共产主义的崩溃视为一种不可逆转趋势的标志，新保守主义者将似乎是随之而来的那几年美国霸权地位的表现看做是历史新纪元的到来。所有这些预言家都以为他们已经抓住了历史契机，并按照命中注定的模式来行事。事实上，他们的上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只是千禧年没有降临才是命中注定的。千禧年运动的产生是一系列偶然性事件所导致的结果，而当他们失去天恩眷顾的时候，那也是由他们所否认的人类生活的不变特性所导致的。这些运动的历史决不是不幸的，因为身处其中的人们很少能够理解决定他们生活命运的这些偶然事件。

将一个人的命运看做是普遍故事中的一段插曲，是一种狂热思想的表现，而当它得到西方强劲传统支撑的时候，并不总被认为是一件好事。世界上许多神秘主义的目标就是要达到一种思想境界，并不考虑构成我们生活故事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柏拉图和他的弟子们向往任何变化进程中的某种不变的永恒，在这点上，他们同印度教和佛教思想家非常相像。有着不同传统的道家思想认为自由在于通过与宇宙的死亡和重生的有序进程协调一致把自己从个体叙事中解放出来。在基督教中，从偶然的历史事件中构建叙事的诱惑一直非常强烈。不过，在奥古斯丁所创立的正统教义中，这样的诱惑受到了认为生命的意义在永恒王国的任何时候都能显现这一思想的抑制。

获得自由并非只是神秘主义梦想所要实现的一种境界。诗人和享乐主义者也都营造出一种自然状态，从而使自己按照意愿尽享生命中的每一刻。将一生寄希望于未来，意味着按照记忆中的美好方式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不过，回忆也同样是一种将自身从现实中解脱出来的手段。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写下了他在品尝母亲送来的、掺有小玛德琳蛋糕碎屑的热茶时的体验感受，那使得他“立刻觉得生活中的世事变迁都变得无足轻重，所有的磨难都变得无关紧要了，一切皆如过眼烟云；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一无既往地行事，一种美好的东西充实着我，或者说不是在我身上，那就是我。我不再觉得自己是那么平庸、随波逐流和不可饶恕了”。[18]在这里，马塞尔转向了过去，寻求从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方法。这一寻求只能部分得以实现，因为承载着显现不朽声望的回忆不可能是呼之即来的。

对故事叙述的渴求可能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我们想要摆脱这样的负担，就应当求助于神秘主义、诗人以及享乐主义者，而不是乌托邦梦想家。尽管前者将希望寄托于未来，而那些梦想家几乎总是想要回到那种理想化的纯真年代，如马克思所青睐的原始共产主义，或是新保守主义情有独钟的、已经失去的资产阶级美德。正如作家兼精神分析家的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lips）所说的，“十分清楚，预示末日思想的最糟糕之处在于它的怀旧情结。”[19]向想象的未来和谐寻求一种庇护所导致的后果是把我们桎梏在过去的冲突之中。

神话的真实或虚构不同于科学理论上的真实或错误，但它或多或少如实地反映了人类生活的永久现实。大多数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并非是那些主宰基督教和后基督教文化的历史故事。柏拉图时代就开始的以及东方宗教中关于解放的预示也是一种神话，但是，使正义力量取得最终胜利的希望遭受破灭的那种神话却已经在现代西方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世俗神话再现了基督教末日预示信仰的表现形式，如果说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暴力信仰有所温和的话，就需要开始拷问这些神话。在世俗思想中，科学已经被视为揭示真相的手段，获得真理的源泉，而不是满足人们理解和掌握知识需求的符号系统。后现代哲学家把科学看做是众多太过愚蠢而最终不值得批驳的信念方法之一，而科学知识在增强人类能力所表现出来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科学是一种构建关于世界的可靠信念的手段。宗教也是人类的手段，只不过目标不同而已。科学探索的理想目标可能最终是以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形式，用人类的思想来反映这个世界。从科学意义上讲，这一理想或许是有用的（即使它同样也不太牢靠）。但是，为什么宗教也要寻求达成共识呢？真实的信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可能是很有效用的，质疑的行为更能切中精神生活的肯綮。宗教并不是要寻求掌握所有的知识，而是要找到一种与未知事物共同生存的方法。

科学同宗教的冲突来源于二者在对待信仰时所犯下的错误。只是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些方面，信仰被置于宗教的核心位置。在其他传统中，宗教要面对的是对神秘事物的接受而不是教义问答或教条。尽管科学与宗教在不同的方面相互较力，但同样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当今世界，科学之所以具有权威是因为其拥有的能量巨大。这也是为什么正统教派要模仿着在诸如神造论的研究设计中寻求一种字面意义上的真相。然而，神造论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更为荒唐可笑。或者说，随着社会更加现代化的同时，这些理论会变得更为随意或平和。这些世俗信念比任何传统信仰都要更加不理智，但愿这只是因为它们想要更为煞费苦心地表现其理性的缘故。

现在，最迫切要做的是接受无法挽回的宗教现实。过去两个世纪里，在受哲学影响着的启蒙运动中，当宗教产生的原因得到解答之后，其作为人类生活次要和衍生方面的作用将会不复存在，或者说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了。一旦贫困得以消除，教育变得普及，社会不平等得以消灭以及政治压迫成为过去，宗教的重要性将会变得同个人爱好一样。这条启蒙信仰隐含的意思是拒绝承认宗教是人的普遍需求这一事实。确实，各种不同的宗教差别很大，满足了许多社会功能，比如最明显的功能就是作为福利机构而存在。有时，宗教也服从于权力的需求。不过，除了这些社会和政治目的之外，宗教还使得人们认识到，在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会是一成不变的，比如需要接受那些无法弥补的事实以及发现生活中各种机遇的意义。人类将会倾向于不再笃信宗教，而不是停止沉溺于男欢女爱、嬉戏和暴力行为上。

如果说宗教是人们的基本需求，那么它就不应当受到压制或者只是归入个人生活的前世来生这一范畴。宗教应当全部融入公共生活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任何一种宗教确立为公共行为准则。近现代社会蕴含着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人们很少能够在人生价值、性行为的功能，非人类动物的应得权利或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上达成共识。近现代社会并没有趋向单一的文化形式，而是不可逆转地走向了混合和多元化。确实，还没有出现一个同质的社会，现在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缺乏类同的世界。未来将像过去一样，有极权主义国家和自由主义共和国，也有神权民主政治国家和世俗的专制国家，还有帝国、城市国家和许多混合形式的政权国家。没有任何一种政府体制或经济制度能够在全世界普遍得到采纳，也将没有任何单一形式的文明被全人类所接受。

现在已经到了接受宗教的多样性以及放弃建立一种世俗单一体的尝试的时候了。承认我们已经迈入后世俗时代并不意味着宗教可以不受文明共处所必需的各种限制和约束。政府的中心任务之一是要发展和巩固一个可以共同生存的框架。这种框架对于每一个社会而言不能是相同的或者固定不变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宽容，其目标不是为了寻求真相而是和平。当宽容的目标是真相时，寻求和谐便成为一种权宜之计。更好的办法可能是这样的和谐永远不要实现。而最好的结果是放弃对和谐的追求，迎接各种不同的人类传统的到来。过去在不同宗教间曾经断续繁荣的生活方式到那时可能会重新得到复兴。[20]

影响各宗教共处的主要思维障碍不是缺乏相互理解，而是缺乏自我认知。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他名盛一时的诗歌《多弗尔海滩》（Dover Beach）中谈到了“忧伤，悠长的基督教退潮时的轰鸣，仿佛意味着宗教的终结”。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诗人低估了人们对神话需求的紧迫性。过去两个世纪的乌托邦梦想是那些人们所拒绝接受的神话的畸形发展形势，如果这些乌托邦梦想最终消失在伊拉克沙漠中的话，不必为之感到忧伤。对乌托邦的期待所造成的血光之灾是传统教派所无法比拟的，好在世界已经从乌托邦梦想中解脱了出来。

随着这一世俗梦想的破灭，产生的一个危险是类似过去旧的、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战争形式的再现。预示末日信仰的复兴正在实现，而且不再拘泥于类似原教旨主义的那种形式。随着福音主义宗教的复兴，可能会涌现大量设计出来的宗教，掺杂着科学与科幻、欺骗与呓语，它们将会像互联网病毒那样传播。它们中的大多数可能是没有危害的，但像导致琼斯敦集体自杀事件和制造东京地铁袭击事件的末日邪教，可能会像生态危机那样得到更深一步的扩散。

如果科学界的共识是正确的，地球可能很快与数百万年以来，确切地说从人类出现以来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着一种预示末日的可能：而人类未必会灭绝，他们所处的演变中的世界却正在走向毁灭。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种可能性根本不是末日预示。人类只是像过去那样，在地区范畴内无数次地破坏着地球环境。正在发展的全球变暖进程是地球历史上所遭受的幸免于难的多次过热中的一次。虽然人类已经引发了这一灾难，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它的发生。对于人类及其他物种来说，这意味着灾难，但从地球的角度来说，再平常不过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不得不承受太多的现实。随着气候按其规律发展、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各种宗教的大量涌现被理解为是对有着灾难和救赎并存的人类经历的描述。毕竟，末日预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神话。

幸运的是，人类还有其他一些神话能够帮助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个世界。《圣经·创世记》故事中，在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实后，人类被驱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以后靠自食其力生活着。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可能再回到那种原始的纯真状态。罪恶之果一旦被咬下后，便没有什么后路可退了。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希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以及其他许多传统之中。这些古代的传奇故事相比现代进步神话和乌托邦梦想来说，能够更好地指引现在的生活。

末日神话已经导致了数不清的灾难，它现在的危害同过去是一样的。关于世界转化的设想已经将政治生活演变成了孕育战争的场所。过去两个世纪里，想象着无政府状态与专制制度的循环反复可以终结的世俗宗教，能够做到的只是使这个世界更加倾向于使用暴力。从最佳方式上看，政治不是一种实现普遍设想的手段，而是一种应对环境不断变化的艺术。它并不需要人类拥有进步的开阔眼界，而是需要面对灾祸不断发生时的勇气。我们无意卷入的难以理解的战争状态就是这样一种灾祸。

现代与中世纪时代一样，已经成为迷信的时代，在某些方面可能表现得更甚一些。超越性的宗教有着许多缺陷。就基督教而言，它孕育了许多野蛮的暴力行为，不过，宗教的最佳状态是作为应对神秘事物时所做的尝试，而不在于其能否揭示秘密的可能性。在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交锋中，这种明智的认知已经不复存在了。在知识和能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战争一如现代早期那样惨烈无比。暴力的信仰与对自然资源的争夺相互作用，看来势必要影响已经到来的新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