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魔

从毫无限制的自由王国出发，我抵达了毫无限制的独裁国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希加廖夫（Shigalyov in Dostoyevsky's The Devils）[44]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政策制订中既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思想体系。它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开始于20世纪70至80年代围绕美国国防政策所发生的论战中。对乔治·布什有着深远影响的新保守主义关系网络就是冷战的产物。它的许多错误来自于将过去时代获得的思维习惯应用于如今普遍不同的情况中。

新保守主义最初出现于越南战争时帕特里克·莫尼汉和诺曼·波德霍雷茨等人所发出的警告中。他们相信，对缺乏爱国主义的担忧已经显现于抗议者对战争的抵制上，他们反对任何意义上认为美国是邪恶的说法。他们认为美国虽有缺陷，但毫无疑问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社会。认为美国拥有历史上最好的，或许是唯一真正合法的政权制度的思想一直是新保守主义的精神支柱。不过，作为一个后来出现的引人注目的政治力量，新保守主义试图要改变美国的国防政策。

在这一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核心人物是同列奥·施特劳斯一样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的阿尔伯特·沃尔斯泰特，他在新保守主义创始之初的重要性远大于施特劳斯。作为曾在兰德公司担任国防分析师的数学家，沃尔斯泰特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积极带头反对军控和寻求缓和的政策。他证明了在新科技条件下精确武器变得可行的重要性，批评政府接受威慑理论，后来在里根政府执政时期积极支持逐渐加强国防建设。

20世纪70年代以来，沃尔斯泰特在新保守主义关系网络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他的弟子有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后者与他人合著的《邪恶的终结》（An End to Evil）一书就是献给沃尔斯泰特的。沃尔斯泰特将珀尔介绍给了极端反共的民主党人，参议员斯库普·杰克逊（Scoop Jackson），1974年他们共同支持立法，反对政府同限制移民自由的国家发展正常贸易关系（如苏联限制有关希望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做法）。在珀尔的协助下，杰克逊不遗余力地游说反对《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ALT ⅡArms Control Treaty）。20世纪70年代中期，沃尔斯泰特将他的另一名学生，扎尔梅·卡里尔扎德（Zalmay Khalilzad）介绍进了他曾经担任顾问的美国政府思想库里工作，在沃尔斯泰特的帮助下，卡里尔扎德很快在华盛顿建立起有效的关系网。[45]1984年他在国务院保罗·沃尔福威茨手下任职，90年代初在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手下担任高级官员。卡里尔扎德一直坚决主张假如美国援助圣战者组织的话，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就能够被打败；在苏联醒悟并撤离之后，他是认为同塔利班政权发展友好关系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制定者之一。“9·11”恐怖袭击后他改变了这一观点，那时他任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而后被任命为美国驻伊拉克大使。1985年，沃尔斯泰特将珀尔（时任里根政府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介绍给了阿迈德·沙拉比（Ahmed Chalabi），沙拉比是来自伊拉克富有的银行家家庭的世俗什叶派人士，他是沃尔斯泰特在芝加哥大学教授数学时的学生。沙拉比在伊拉克战争的准备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他那时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伊拉克国民大会（Iraqi National Congress）主席，被新保守主义分子标榜为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潜在的领导人，同时也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其他美国情报机构所呈送的情报发生冲突时重要的评估人。

围绕沃尔斯泰特的新保守主义关系网络直到目前不断在发展壮大着。它的许多成员都是“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的签字人，这个于1997年以华盛顿为大本营成立的思想库旨在倡导美国必须行动起来保持其全球领导地位。主席是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他的父亲是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他本人是默多克拥有的《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的编辑。首席行政长官是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曾担任帕特里克·莫尼汉助手的格雷·施密特（Gary Schmitt），“新美国世纪计划”主张美国大规模增强国防实力来维持美国军事上难以逾越的优势。“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成员中有几个在布什政府中任职，包括迪克·切尼，扎尔梅·卡里尔扎德，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威茨及外号“踏板车”（Scooter）的路易斯·利比（I.Lewis Libby，利比是切尼的前办公室主任，2007年3月因违法泄露一名秘密的中央情报局官员而受到多项罪名指控被宣判有罪）。“新美国世纪计划”的主要论文发表在2000年印刷的报告集《重建美国国防力量》（Rebuilding American Defenses），不过，现在此书已经过时了。坚持美国必须维持其全球优越地位的思想出现在早期的文件之中，包括迪克·切尼在20世纪90年代初任国防部长时出版的论文，这些主张继承了沃尔斯泰特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加强美国国家安全的思想。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构成新保守主义政策网络的国防科技专家都明确反对当时的军事原则。如果说有一个人是他们在外交政策领域全然不赞同的话，那就是让他们感到深恶痛绝的现实主义政治的倡导者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基辛格主张尽管存在着意识形态起源的不同，但苏联已经在某种程度成为了正常国家，其利益斥求并非总是与美国针锋相对。再有，新保守主义坚持认为苏联总是不受欢迎的原因在于它的极权统治机构。

在新保守主义看来，基辛格所认为的美国与苏联能够一起共事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不仅是基辛格本人，许多人都饱受这一问题之苦。按照沃尔斯泰特的观点，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都倾向于误读苏联的政策制度。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沃尔斯泰特指责中央情报局系统性地低估了苏联的导弹能力，因而使得苏联取得了军事优势。[46]沃尔斯泰特的文章引发了右翼势力协商一致地对中央情报局的抨击，这也导致了1976年众所周知的“B”情报团队的建立。作为向美国政府提供情报的一种竞争性渠道的建立（中央情报局被称为“A”情报团队），“B”情报团队直接归总统国外情报咨询委员会（President's Foreign Intelligence Advisory Board）的管辖，分为了三大部门，分别针对苏联低空防空能力、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技术和苏联战略政策开展情报收集工作。“B”情报团队的建立遭到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的抵制。不过，1976年老乔治·布什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该情报团队在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总统的支持下开始从事活动。“B”情报团队由那些坚持强硬路线、反对美苏缓和及军控的人构成。主要成员有保罗·沃尔福威茨，哈佛大学研究俄国历史的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因为参与第一枚原子弹研发的“曼哈顿工程”，有时又被称为“氢弹之父”的核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泰勒后来成为“星球大战”战略防御计划的强力倡导者［据说电影里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这一角色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

“B”情报团队展现了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些持久特征。它不相信经验研究，拒绝采信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况机构在可靠证据上分析得出的情报，认为其可能是假情报，不能用来判断苏联的实力和意图。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同中央情报局曾任反间谍部主管的詹姆斯·耶稣·安格尔顿（James Jesus Angleton）多疑的世界观有点相似。在克格勃叛离者阿纳托利·戈利钦（Anatoliy Golitsyn）的影响下，安格尔顿进而相信多年来苏联一直在发动一场全球性的战略欺骗攻势来伪造出处于劣势的表象。具有复杂性格的安格尔顿曾经在耶鲁大学负责编辑一本文学杂志，刊登艾略特（T.S.Eliot）和其他当代诗人的诗作，他认为情报属于认识论的一个分支。而他的目标是要弄清苏联的真实情况，然而以正常的尺度来评估苏联假情报的证据肯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任何以标准的经验方法来评价苏联行为的尝试都会导致陷入“映像的荒野”（wilderness of mirrors）［这个词他是援引自艾略特的诗《小老头》（Gerontion）］。[47]在这一领域，没有什么可以相信或信任，甚至事实都可以被捏造出来。本着这种观念，安格尔顿在中央情报局内部发起了具有破坏性的挖掘潜伏间谍的行动，并粗暴地指控多个西方领导人［包括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英国情报机构负责抓捕间谍的彼得·怀特（Peter Wright）就是在安格尔顿指控基础上合谋对威尔逊进行调查的］。1974年12月，在中央情报局同仁的普遍不信任中，安格尔顿辞职离去。

由于对经验探索的不屑一顾，“B”情报团队根本没有检验其评估程序的做法，因此他们总是与目标相距甚远。1977至1980年曾在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工作过的安尼·卡恩博士（Dr Anne Cahn）指出该团队的评估“完全是错误的”，而“B”情报团队的失败之处在于其成员在面对已经存在着明显证据的情况下，没有发现苏联拥有非声学反潜艇系统。换句话说，该团队根据自己的喜好，将缺乏证据的证据视为真实的。这样的方法肯定无法探明真正的假情报。“B”情报团队对此难辞其咎，其相信的苏联所拥有的军事优势部分也是由于受到中央情报局间接宣传欺骗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苏联虽拥有庞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同苏联经济一样，大都是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苏联解体之后的情况表明，真相同中央情报局所估计的更为接近，而非之前所宣称的中央情报局是为满足公共开支而有意编造出来的。“B”情报团队里那些信奉战略欺骗的理论家们也成了受骗者。[48]

“B”情报团队所展现出来的对证据的漠视，反映了它对经验主义系统性的排斥。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它同施特劳斯的一些联系。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和格雷·施密特一直抨击美国的情报机构，提出由列奥·施特劳斯所采用的深奥的理解方式是替代经验主义的更好办法。舒尔斯基是施特劳斯的学生，在他同施密特合著的《列奥·斯特劳特与情报世界（我们并非凭借精神）》［Loe Strauss and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By Which We Do Not Mean Nous）］[49]这篇论文中指出，施特劳斯所信奉的字里行间隐藏着暗含意思的思想“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说明政治生活或许与欺骗行为密不可分，事实上，也表明欺骗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他俩将施特劳斯描述的与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è）小说中的人物乔治·史迈利（George Smiley）有些“隐约相像，表现在他的绅士风度，他对细节的关注能力、透过表面和字里行间洞察一切的本事以及外在的超凡脱俗”。虽然斯特劳特并没有情报事务的相关著述，两人认为施特劳斯对不同政治体制运行的观察，表明了社会科学知识在情报工作中的局限作用。施特劳斯并不认为政治能通过“一种经验方法来观察和记录行为，权衡特殊行为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把握事件发生环境的特殊特征，等等”，了解到“在此基础上，政权制度以与这些精神大相径庭的方式对人们的政治行为所产生的根本影响”。施密特和舒尔斯基进而提出，正是没能理解这些事实使得美国政策在冷战期间遭受了损害，“美国的情报分析家们普遍不愿相信他们会在关键性问题上受到苏联或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愚弄。历史已经表明这样的看法是多么的幼稚”。从这点来看，只剩下一种方法能使分析家洞穿灵魂，为政策的有效需求提供指导。[50]

当施密特和舒尔斯基否定经验探索方法之时，他们混淆了科学主义的批评与证据否定之间的关系。施特劳斯对认为社会研究可以按自然科学方法进行这一思想的批判是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之上。文化的差异、独有的历史进程以及不同事实和价值观的融合通常使得社会研究不同于任何自然科学研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考虑事实。历史不是一种科学，但存在着良史与反映证据如何被利用的劣史之间的区分。也存在着建立在历史知识上的思想与缺乏任何历史概念的思想之间的区分。新保守主义思想就属于后者，许多政策性错误都是受新保守主义的影响，因其有意忽视过去而导致的。

在施密特和舒尔斯基研究施特劳斯与情报之间关系的这篇论文的开头，他们承认论文的标题“在开始就必须显得与众不同”，一方面是“喧嚣的间谍世界与窥伺装备，另一方面是学者的平静与沉浸在旧纸堆中的生活”，两者的对比十分明显。当然，以按图索骥的奇特方法无助于情报收集，但一些类似这样的方法却被美国政府用到了极致。布什的助手嘲笑被布什称之为“以现实为基础的社会”中，许多人们所相信的通过对可辨识的现实进行有判断力的研究就能得到问题解决途径的想法，布什宣称“这样的方式不是世界的本来面貌。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帝国了，我们要通过自身行为来创造我们自己的现实”，或许，这样的看法与一段时期在新保守主义者中普遍盛行的无知的必胜信念相差无异。[51]不过，布什也揭示了影响政府大多数错误决策的一些真实看法，这点同施密特和舒尔斯基是一样的。

人们对围绕伊拉克战争所产生的假情报很难做出完整的解释。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或许很多年后都很难为人知晓。[52]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讲述曾经神圣的、起着重要作用的对待真相的态度，它在欺诈过程中影响着一些最为重要的细节插曲。那些策划伊拉克战争的人们知道真相，认为欺骗他人只是为了推进战争的进行。但他们所认为的能够破解事件谜团的信念只是一种幻想，最终也就是自欺欺人罢了。

这一过程或许体现在艾布拉姆·舒尔斯基领导建立起的为决策发动伊拉克战争提供情报的工作部门之中。舒尔斯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为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成员，在里根政府时期在国防部部长理查德·珀尔手下任职。2002年他被任命为由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创建的五角大楼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的负责人，直接向理查德·派普斯和理查德·珀尔的学生、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道格拉斯·费斯（Douglas Feith）报告工作。特别计划办公室的所作所为至今不为人所知。对导致伊拉克战争爆发的阴谋诡计进行详尽阐述的作家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曾写道：“对于特别计划办公室来说，保守秘密不仅是为了便利自身。有人甚至会说这是为了故弄玄虚的需要。”[53]按照舒尔斯基的深奥办法，特别计划办公室摒弃了评估情报的既有做法，通过专门渠道将自身对事件的看法直接汇报给白宫。同“B”情报团队一样，特别计划办公室有自身的明确做法，按其特色而无视由中央情报局（CIA）和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呈送的情报。特别计划办公室成为宣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同基地组织发展联系以及为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正名的主要情报来源。部分是因为在伊拉克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该部门于2003年被重新命名为最初的名称，即北部湾事务办公室（Northern Gulf Affairs）。特别计划办公室似乎已经得到继续存在的理由。2006年年中，“伊朗事务指挥部”（Iranian Directorate）在五角大楼成立，特别计划办公室的一些专家包括其前任主管艾布拉姆·舒尔斯基掌控了该部门。与此同时，送交给副总统切尼女儿伊丽莎白·切尼（Elizabeth Cheney）的报告导致在国务院增设了“伊朗服务处”来负责部门的规模。[54]

特别计划办公室的特别之处还在于它坚持认为世界是在经验探索中前进，该办公室严重依赖于沙拉比的伊拉克国民大会所提供的情报，同副总统迪克·切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55]其产生的主要后果是使得美国的政策也严重依赖于伊拉克国民大会提供的、未经核实的情报来源。伊拉克国民大会也推出了大批声称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叛离者。这些声明遭到了中央情报局的质疑，也与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得到的证据相矛盾；但作为支撑进行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它们被切尼和布什总统反复提及，一直到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事实得到确认。

据称，切尼和布什经常优选出对他们有用的情报，使用支持他们观点的，忽略那些对他们没有用处的情报。为了将伊拉克同“9·11”事件联系起来，切尼指出，在布拉格曾举行过穆罕默德·阿塔（Mohamed Atta，9.11劫机者头目之一）同伊拉克情报部门的会议。他也宣称“有情报”表明萨达姆一直在试图购买用于生产核武器的铝管。在做出这些声明的时候，切尼并没有就挑选一些情报的同时，又对其他的进行忽略而保持沉默。正如美国作家琼·迪戴恩（Joan Didion）曾经写过的：

中央情报局曾告之白宫，并不存在穆罕默德·阿塔同伊拉克情报部门的布拉格会谈。国际原子能机构和美国能源部曾指出铝管“不能直接适用于”铀浓缩这一问题……副总统所做的不是优选情报而是忽视情报，用能够更好支撑自己言论和符合自身利益的情报去取代对自己没有用的情报。[56]

同布什一样，副总统不理会事实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不能支撑已经做出的出兵伊拉克的政策理由。当布什和切尼忽略与战争理由相矛盾的情报时，在他们或他们在特别计划办公室的顾问们看来，他们并没有在隐瞒真相。正如布莱尔先生在英国为战争建立在虚假情报问题上所进行的辩解中，他们将自己所看到的情况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真相。在《无声的战争》（Silent War）一书中，施密特和舒尔斯基十分清楚地指出，在情报处理中，“真相不是目的，成功才是目标”。[57]事实上，对于这些预言家来说，成功同真相是一码事，这种真相不是一般所言的那种，不过这种只有内行才懂得的真相隐藏在事实欺骗的镜子之后。

这种方法所带来的问题使得局中人不得不面对与他们的警示相对立的欺骗行为。特别计划办公室的主管们将他们的自信建立在伊拉克叛离者所声称的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说法的基础上，但这样做的话可能使他们忽略了这些叛离者可能受人指使来营造萨达姆拥有积极的武器计划这一信念的可能性（或许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相信这是真的）。在此基础上，他们展现给人们的印象是，萨达姆为了自身利益，想要提升自己在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伊朗政权也认为推翻这个伊拉克独裁者符合自己的战略利益。两个国家间不仅曾爆发过惨烈的战争，而且伊朗人知道如果萨达姆被赶下台，伊拉克将成为什叶派的天下。摧毁萨达姆政权将使伊朗成为这个地区的主导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审慎地防范伊拉克国民大会像伊拉克的假情报一样成为伊朗可以利用的渠道。[58]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警示过度依赖伊拉克流亡者提供的情报来源所带来的危险。掌管特别计划办公室的理论家们无视这些警告，他们相信能够不通过经验验证的方式，依靠他们自身的能力就可以猜出真相。就涉及其中对叛离者的信任而言，只能进一步证明他们自己的特殊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特别计划办公室这套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方法使他们从美国情报机构先前确立的繁琐程序中解放出来，这也使得战略性欺骗成为特别计划办公室的首要目标。

认为自身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能洞察一个政权制度或一个人而不用进行事实探究的观点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倾向。布什总统或许曾经相信在2001年6月会见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时，他“能感觉到对方的灵魂”。[59]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已经改变了布什先生的观念，有人会认为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的发展削弱了对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情报的信任度，但事实远远不是这么一回事。2004年2月，新保守主义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继续抨击美国的情报收集方法，他写道：“几十年来，美国情报团体一直传扬的神话是它拥有的分析方法一定是根本不受喧闹的政治世界影响的。”它依靠的“不是博弈论者的会议探讨，也不是官员们的风险评估”。布鲁克斯宣称：“当理解世界的暴乱分子和威胁时，我愿意相信的是那些在过去五年里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部小说的人。”[60]再一次，看透政权制度灵魂的神秘洞察力，作为一种比费力的证据分析更加好使的办法呈现在了我们面前。

新保守主义关于认为一个人通过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就能理解恐怖主义暴力行为的看法是有趣而又具讽刺意味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正是新保守主义自身的思想状态。新保守主义相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已经糟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正如新保守主义分析家迈克尔·莱丁（Michael Ledeen）在“9·11”恐怖袭击后不久写到的，“反恐战争”是“全球化民主革命”中的一部分：

我们不应为我们摧毁专制政权的能力感到担忧。这是我们所擅长的，不费吹灰之力，因为200多年来，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革命国家。创造性的破坏是我们突出的特点……换句话说，现在又到了输出民主革命的时候了。对于那些认为这样是无法做得到的人们来说，我们只需指出20世纪80年代，那时正是我们引领了从莫斯科到约翰内斯堡的、推翻专制独裁政权的全球化民主革命。[61]

在这里，19世纪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著名的格言——“热衷于破坏同样是热衷于创始”（The passion for destruction is a creative passion.）——在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中得到了再现。巴枯宁的信徒，圣徒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y Nechayev）将这一格言应用到他所著的《革命者教义问答》（Catechism of a Revolutionary，1868）一书中，他主张为达到推进革命的目标，任何包括讹诈和谋杀的手段都是正当的。一年后，涅恰耶夫谋杀了一名拒绝执行命令的同志。这个事件之后巴枯宁同涅恰耶夫断绝了关系，不过涅恰耶夫已经展现了巴枯宁设想的思维逻辑。暴力恐怖成为达到革命目标所无法避免的事情。

莱丁设想的以军事手段来强制推行民主的观点具有类似的逻辑特点。涅恰耶夫坚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为人类事业服务的，莱丁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被强加政权更迭的国家中的人们会为自己的政府被推翻而欢欣鼓舞。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表现，就必须要洗除他们身上带有的落后元素。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强制性民主化所能接受的结果：即将他们从专制独裁中解放出来。磨难与暴力恐怖若有助于抵制邪恶的全球战争的话，也是可以接受的。

新保守主义的革命思想是一个半世纪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剖析过的革命思想的最新体现。在他的小说《群魔》（The Possessed）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了那个时代俄国革命及那些左翼知识分子同伴。他对在闲暇时间将革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受庇护的贵族激进派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弗克赫文斯基（Stepan Trofimovich Verkhovensky）的描写可谓是无情而又入木三分。在追求新世界的过程中，许多革命者沦落为罪犯（正如涅恰耶夫自身所发生的，他牵涉之中的谋杀行动成为小说的主要情节基础）。乌托邦梦想在卑劣的恐怖气氛中破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所写的这部小说作为对19世纪中叶俄国左翼革命思想的抨击。对这一时期激进运动的描述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不过就其革命思想的心理影响而言，则具有价值上的持久性。波兰诗人、作家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评论道：“恰如卢那察尔斯基（Lunacharsky）所公开承认的，俄国革命可以在《群魔》这本书中找到它的预兆。”米沃什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的千禧年主义者和相信救世主即将来临的人”，[62]毫无疑问，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迷失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世界中时，所导致的结果也是荒唐可笑的，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他所信奉的俄国精神的复兴能拯救世界的观念，最糟不过是一种期待救世主降临的思想。然而，因为自身是一位千禧年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千禧年主义信仰所推动的革命运动带来的风险。

由于刚开始时目标就受到限制，革命者们有时间，并重新开始接受将暴力恐怖作为涤荡世界邪恶的手段。这一思想已经深深影响着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并已经展现了它的危害性。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欺骗幻想一样，新保守主义已经接受暴力作为实现其乌托邦梦想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