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曾有的困境——“反哺”政府

■医院曾有的困境——“反哺”政府

当乌鸦年老不能觅食的时候，它的子女就四处去寻找可口的食物，衔回来嘴对嘴地喂给老乌鸦，并且从不感到厌烦，一直到老乌鸦临终，再也吃不下东西为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乌鸦反哺”。

社会对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的讨论已有多时，一些人针对政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试图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教育部周济部长对这个问题明确呼吁，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教育同企业等同起来，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教育投资利润最大化，会对教育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保护社会公平的作用。

医疗卫生何尝不是这样呢？但是，医疗卫生在立法方面远远没有教育幸运，早在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就《教育法》，所以教育投入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所以，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各级政府必须增大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这是法律所规定的刚性指标。然而，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些地区的县级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根本无力投资教育。《义务教育法》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明确规定，“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虽然政策缺乏、补偿不足，但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在政府无力、无助、无奈下，城市大医院自我生存的能力有所增强，大部分医院发展得还可以。因而一些医院反哺政府的现象应运而生了：某些地区，地方财政不但不能顾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还从医院的积累中提取资金做非医疗卫生经费，数量从几百万到上千万不等，有的两三年还了，有的长“借”不还；有的城市，政府或社保部门长期拖欠医院的医疗款不还，严重地影响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发展；更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有的地方，医保严重超支2000万，政府不去解决却叫参保医院分担了；几乎所有的城市医院长期以来承担了政府的责任，义务支农了。本来医生下乡锻炼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是让城市医务人员了解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关心社会，磨练人生，但是实际上有相当多的受援医院（卫生院）都强烈要求对口支援医院给与物质的支持，反而对义务送医送药不高兴，认为这进一步影响了当地医院（卫生院）的业务。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样先进事迹报道：某医院在某某活动中“下乡义诊”、“巡回医疗”、“卫生下乡”派出多少百人次（甚至上万人次），共医治病人多少，价值多少百万、千万元；紧急救援费用成为烂账。一般人们会认为医院是红十字会或行善机构，从来没有认识到医院是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它的生存和发展主要靠自身的经营运转，来源于政府或慈善机构的资金很少，因此决定它对付出服务的报酬很“在意”，这与服务道德是无关的。因为他们无论何时何地，每当重大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发生了，医疗部门都是不讲价钱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进行紧急的救援工作，如，SARS和冰灾。其实，在每一次重要的关头，各级的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也亲临现场，纷纷指示：采取一切措施救治伤员！甚至说：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伤员的生命！尤其是国务院对接二连三的人为事故高度重视，各地各级政府各部门不敢怠慢。但是，紧张的救治工作结束后，当医院羞怩地向政府提出合理要求的时候，各级领导都说，你们是“政府医院”，当地政府解决，或请当地民政部门尽力解决。但是这些紧急救援医疗费用却久久不能下拨，事情不了了之，就这样成为医院的一盘烂账，由拯救的医院默默承受了。为赢得病源，医院不得不哑巴吃黄连，“亏”也的做。一些卫生院在卫生经费不足的情况下，承担了防疫、接种、爱卫、健康教育等工作。甚至医护人员的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都没有办法保障。

医院的责任是如何界定从来就是一个黑洞，人们普通地认为医院就是政府的，因而医院“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或者社会的救济部门。如，弃婴的问题。弃婴本来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应该是民政管理部门的职责，但是却成为了医院“理所当然”的责任，医院把孩子养护好了，送到孤儿院的时候，医院还“理所当然”地支付“安家费”给孤儿院，否则“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因此，医院成为弃婴者弃放的场所，看到孩子收留了就走了。还有的是，无人认领的尸体医院也成为办理后事的“单位”。当交通事故或其他恶性案件的伤者被送到医院后，由于抢救（或治疗）无效死亡，尸体送到殡仪馆，医院还得支付停尸费和冷藏费，这些现象屡见不鲜。当然这种现象不一定概括全社会，但可见政府缺位和行政错位之一斑。

无效的“政府行为”加重了医院的负担。比如：质量和安全检查无疑是非常重要，但要合理和负责，不然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比如：一台血压计80元，但一次检验费得要收40元，是一台血压计的50％的价钱。原来由政府划拨时是4元/台，近年改医院自己买单就成40元/台，每年一次，不可想象。这仅仅是“小意思”，还有很多费用交给政府了。更令人不解的是，某医院的高压氧仓经质监部门检查后的一个月发生爆炸，这个责任居然没有人可以承担，所发生的赔偿费用就落在医院的身上了。

医院的建设发展视同商业。近年来医院不断地进行扩建和新建，这些资金大多是医院自己历年来积累的发展基金或通过贷款获得的，政府不“埋单”医院自己建本来就难能可贵了，但是在报批和建设的过程中，基本没有享受社会公益事业单位的“待遇”，所有费用如同企业和商业如数交纳了。可笑的是，有的地区对过去医院的征地款实行“秋后算账”如数讨回，作为上缴行政管理部门管理费。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有的医院为了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无息贷款购买先进的医疗设备，使医院的负担增加，从而加深医院对市场的依赖性，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回本。在这无形的手牵拉下，趋利行为越演越烈。市场的特点就是资本运营和追求利润最大化，医院在这种压力下没有理由不按市场规律营运，因而加速了医患矛盾，增加了社会矛盾和社会的不和谐。

以上林林总总的“医院反哺政府”现象出现在我们当今社会里并不奇怪，我们无意责怪哪级政府，也无意责怪哪届政府。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医疗服务产品的属性认识了，对社会政策的作用认识了，对行政伦理认识程度提高了，各级政府就会把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到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就会感觉到政府的责任重大，就会行使自己的职责，就会发展好它，医院就不再是千夫所指的“替罪羊”了。医院就会“心平气和”地研究如何治好病的本职“问题”了。

以上所列举的“医院反哺政府”现象，只是看到的现实，我们很多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它实际的意义，从医院直接提取的500万元或1000万元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医院反哺政府”当然不正常，然而既然问题开始被揭开，也就意味着有了破解的希望。医院回归于服务社会的本质，首先还需要政府的角色回归。有了这个正本清源，医疗卫生事业才会有正确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