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
几年以前，有人邀请我去德累斯顿旁听萨克森州议会的会议。那次会议围绕学校上课时间是否应该推迟这个问题展开了辩论。我做了一次简短的演讲，简单介绍了生物钟及其基因基础。最后我描述了关于时间类型在青少年时期达到最晚值的发现。议员们还没来得及开始讨论，几位与我一样旁听会议的教师就发言了。其中一位是物理教师，他义愤填膺又自信满满地说：“我的学生们在早上8点很清醒。”我问他，那些学生有多大，他回答：“十七八岁。”我问这位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的老师是否有证据证明他的观点，他很自信地回答：“我看到的，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真是令人惊讶，根深蒂固的主观判断竟然凌驾于理智之上。他不是宗教课的老师，而是本来应该熟悉科学规律的物理老师。如果雅各布在回答“请证明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个问题的时候回答“我们都看见了，这是很明显的事情”，那么老师会给他多少分呢？至少从伽利略开始，我们就知道在科学辩论中必须让事实说话。我多年的同事玛尔塔·梅罗在遇到有这种想法的人的时候都会喊出来：“给我看数据！”
下一个为讨论做出贡献的人是一位萨克森地区学校的校长。他陈述了学校制度中的细节，认为青少年的生物钟问题没有意义。现实有多重因素，学生和工作的人们都需要同一个公共交通系统。在通勤高峰，公共交通系统必须为工作的人们服务，不能单独安排校车为随后上学的孩子提供服务！简明扼要，讨论结束！
正如各位读者看到的那样，讨论的层次很低，很浅薄。我也曾经与欧洲各个地方的教师和政治家进行过类似的讨论。其中值得一提的一次讨论是与巴伐利亚的政治家进行的。这次讨论由《慕尼黑日报》主办。这家报纸抓住了我们发现青少年的时间类型很晚这个课题，写了一篇挑衅性的文章，支持推迟上学时间这一观点。在文章发表之后的第二天，该报又刊登了一篇题为《睡眠研究者在研究的时候睡着了》的文章。文章内容是对巴伐利亚州办公厅课程文化部的新闻发言人的采访。这位发言人提出了有趣而且有逻辑的反对意见，她的意见表现出对时钟与睡眠研究者的无知。“难道那些科学家没发现正午生理低点吗？如果学校开始上课的时间像科学家们要求的那样晚，那么可怜的孩子们不就正好在疲倦得无法集中精神的时候上课了吗？那些科学家们怎么这么目光短浅呢？”
当第二天有人把这份报纸带到实验室之后，我马上给州办公厅打了一个电话，希望与那位发言人谈一次。我表示对她的观点的理论出处很感兴趣，我们也许错过了某些重要的出版物，因此希望能够补上这些课，修正我们的观点。她非常友好——新闻发言人都是这样——说她会马上把材料发给我。我期望的材料是一份说明学生在上课时间推迟的条件下比早上学的条件下更疲惫的调查报告。简而言之，我引用玛尔塔的话：“给我看数据！”。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她没有把承诺的材料发过来。
如果整本书都是这样的辩论，这本书就太空洞太无聊了。但是我还想写一个例子。一家报纸（不是上文提过的）邀请我加入一场笔战——我的“对手”是德国教师联合会的主席。我们两个（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需要写篇200字以下的文章，为上学时间是否推迟进行辩论。联合会主席反对上学时间推迟的理由如下：
1.每天的效率最高点是因人而异的，8点至13点是综合所有时间类型而制订的上学时间，在这里主席还添加了备注，如果学生们在早上不清醒，就是他们缺乏睡眠，我敢断定，这是因为他们前一天睡觉太晚；
2.他认为多数家长支持8点钟上课，因为他们自己也得去上班；
3.他提出了校车的问题，与上文德累斯顿同行的意见相似；
4.根据与学生的交流，他确信90%的学生更愿意8点钟到校，因为他们可以在13点钟回家。
令人惊讶的一系列论点！又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而非根据事实下结论。有些论点只表明了信息的缺失。但是令人欣喜的是，他的第一个论点是从不同时间类型入手的，但是他忽略了时间类型会随年龄变化而变化，青春期的时间类型是相当“晚”的——不管个体性格如何，每个人的时间类型在这一时期都会变晚。而且，他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社会，不管老少，人的时间类型都变晚了，超过60%的人都觉得在第一节课集中精神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文章认为传统的上学时间是综合所有时间类型而制订的规则，这一观点缺少实际的数据基础。“迪斯科理论”驳倒了第一个论点。悲剧在于，所有其他的论点都是正确的：青少年在早晨不清醒，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睡眠，因为他们前一天上床时间太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底为什么？
主席的第二个论点——家长担心如果上学时间推迟，孩子们就没有人管了——反映了一个普遍的教育误区。在讨论是否推迟上学时间的时候，我们要论的客体是青少年，他们已经不是小孩子。为什么这个年纪的学生不能在家长上班之后出门呢？第三个论点，即校车理论，明显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为什么这个论点在大家谈到上学时间的时候会经常出现？教育事关一个国家的未来，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善如此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不管有多少困难，用校车运送孩子的难题从长远角度来看都必须得到解决。这个难题不应该成为反对的理由。第四个论点还是缺少数据的问题。多少名学生支持现在的上学时间？进行调查的时候，问题是怎样设置的？而且这完全是伪善！我经历过多次学校政策的改变，没有一次是因为学生反对就停止的。在了解了多个角度的观点和意见之后，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些事实。
最重要的事实已经在前面的章节出现了：青少年的体内时钟推迟了若干个钟头，最晚在20岁达到最晚值。这个基于生物学原因，而不是社会原因的事实，是如此激动人心。玛丽·卡斯卡登于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发现，青少年的迟到现象产生的原因不是社会性的而是生物学的，她随后发表了这个研究。从那时开始就涌现出许多研究项目，它们旨在研究上学时间的改变对学生的影响。这些研究的结果是很明确的。卡斯卡登找了几名学生做志愿者，让他们在本来应该去上学的时间来到实验室做被试。她发现，这些年轻人之中许多人看上去都患上了“发作性睡眠”——一种严重的睡眠障碍。一旦允许，他们就会在早晨马上睡着，直接进入快速动眼期。通常这一睡眠阶段发生在睡眠快结束的时候，而不是睡眠的开始阶段。这一结果表明，这些学生还处于生理方面的睡眠阶段，虽然他们看上去是醒着的。学生们直接进入快速动眼期这一现象与“发作性睡眠”患者的症状十分相似。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太疲惫了，就会表现出在“发作性睡眠”患者身上才有的行为，甚至进入瞬间性睡眠。案例中的雅各布就是这种情况，他在短时间内就失去意识。通常患者和旁人都没有觉察出他们失去意识的瞬间。如果一个司机身上发生这种情况，即使他从车祸中幸存下来，他也无法回忆起自己是怎样开过这条街的。
青少年需要8～10小时的睡眠，但是在上学的日子里睡眠时间会减少。最近，人们对一所高中开展的调查表明，上学时间推迟1小时之后，保持8小时以上睡眠的学生由35.7%跃升为50%。出席率、学习成绩和活动力，甚至饮食习惯，都随着上学时间的推迟发生了显著的改善。
在以上的调查结果面前，德国教师联合会的主席认为传统的上学时间是综合所有时间类型而决定的这一观点，不仅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对较晚时间类型的明显歧视，也就是对多数青少年的歧视。只有当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一部分人还没清醒，另一部分人已经精神抖擞了，这一“综合”才有意义。德国的一项研究就以学生的时间类型与毕业考试之间的联系为对象。结果令人非常吃惊：时间类型越晚，毕业考试的成绩越低。
教师和政治家反对推迟上学时间多半是因为他们是一根绳上的蚱蚂，教师们已经习惯了上午上课，下午在家批改作业以及备课。对他们来说，推迟上课时间意味着必须在学校开展以上工作。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多数教师已经到了时间类型变早的年纪了（甚至可能存在这样一个趋势：选择教师作为职业的人，多数都是时间类型比较早的人。）从瑞士到美国，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尝试为青少年改变课程表。
丹麦的一个学校甚至完全废弃了课程表，学生们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到校。哥本哈根的一所学校的老师最近在一个电视采访中指出，学校是一个服务机构，因为必须为客户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营造一个最佳的环境，这样才能达到尽可能最好的教育效果。允许学生们在最合适的时间睡觉或工作，应该是服务的一部分。这所学校的改革试点过程中有科学家参与，对于第一阶段的结果，我感到非常振奋。我们可以给青少年多大的自由来选择苏醒和睡眠的时间？这个改革是否会最终导致教师不得不在晚上8点上课？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必须探讨“周期确定”机制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