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亲最亲的老党员们
2014年5月，此时，距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已经过去近两年。而这次大会，对我、对我们普通劳动者，以及对整个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意义，乃至对于整个人类，人类在向更美好公平社会探索的前进路上的伟大意义，又哪里是当时能够想象的呢？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面向各级党员干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是这个教育活动，把本书中最重要的一群人，推向了我的生命。
他们，就是1949年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群老党员。
截至2014年初，莒县有1949年以前入党的老党员1052人。他们在当年的平均年龄是86岁。他们就是我们此行要采访的对象。
他们的被发现，源于2007年。这一年的5月，山东省摄影家协会有个会员到莒县访友。等待朋友的间隙，他在夏庄镇党委政府的院子里停留。他很偶然地发现墙壁上的一排照片。朋友未回，他便仔细地浏览起来。
这一浏览，让见多识广的省城摄影家惊讶了。他发现，那整整一面墙壁的照片，全部是共产党员，全部已是耄耋之年。照片上，皱纹白发，土屋萧然。显然，这是一群农村老党员。让他惊讶的是他们的入党时间：全部在1949年之前！
当他询问这样的老党员迄今数目是多少的时候，夏庄镇党政办的同志回答：我们镇，现在还有400多位。
这位摄影家完全没有想到，在一个普通的乡镇，就有如此多的老党员。
回到省城的他，眼前一直闪着老人们的白发。在济南，他和许多朋友谈到这件事情。于是，这一年的11月，济南团市委下属的济南市青少年宫的孩子们，来到了夏庄镇，为老人们奉献了一场流动音乐会。
来自省城的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所到的地方，在80多年前，曾经是那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所在地；一如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幸福学习的青少年宫所隶属的山东共青团组织，也曾经在这里长期驻扎……
但是，他们记住了这场特殊的演出。
那一天，在初冬的风里，400多位老人，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硝烟的老人，从不同的村子，来到了镇里的演出场地。400多人，无一人迟到。
他们的出行工具，有独轮车、自行车、手扶拖拉机，有的还坐着轮椅……
旁边，站着他们的晚辈，晚辈很多也已满头白发……
他们的服装，几乎是蓝色、黑色中山装，蓝色的老式帽子。400多位从硝烟中走来的，战功累累的老人，整齐地坐在空地上，观赏孩子们的音乐表演。他们未必能够听懂，却没有一个人说话、走动。他们几乎是以苍老而整齐的军容来参加这场活动。
当时，在坐着的老人中，有一个，是我的爷爷。
——世界上，是有基因与血脉这回事的！
红色基因对人的影响，也许在某一段时间不是显性的，但是，它会一直隐藏在你的血液里，等待被唤醒。
一如我在这一年的被唤醒。
那群老人中，有很多，在后来的几年里，成了我的亲人。比如孙振喜。2007年，他85岁。说起2007年的那次活动，2014年他对我说：
“哪能迟到？这是咱们组织给的任务！”
“党的任务，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也要争取胜利！”
“我们这一辈子，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管是什么事！不讨价还价！”
“从入党那一天起，一直这样。”
“只要有一口气，组织给的任务都要完成。”
“党员，对党交给的任务，就是这样。要不，叫什么党员？”
“一辈子，没变过。”
原来，老人们是把这个活动，当作组织对他们的召唤，当作组织交给的任务啊！
原来，那整齐的衰老的身影，就是他们流淌在血液里几十年的党性！
是的，在这一群老人中，到2007年，党龄最短的，也有58年。党龄时间最长的，则有70多年。
必须要彻底明确的是：
1949年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概念？它意味着什么？
根据莒县党史记载，1949年，莒县党组织及其共产党员才全部公开身份。在此之前，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加入它，就意味着危险和牺牲。
同时，莒县老党员的特征是，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没有进城工作，在漫长的岁月里，战功累累的他们一直在农村耕种、生活。他们之中，最大的官，是村党支部书记。他们在最基层，用衰老的身体，变形的手指，不变的忠诚，维护着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巩固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们的政治身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的社会身份，是普通农民。
那一年之后，山东电视台的同志以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派出记者到夏庄镇拍摄了纪录片。
2014年5月，全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际，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派出一个省级以上主流媒体采访团到莒县集体采访老人们。
我就在采访团里。
我的家乡，正是莒县夏庄镇。
当时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这次采访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时的我，2014年的我，是什么状态呢？
那时，南京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山东，在济南工作。作为一个老家在农村，在大城市工作的普通青年，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为高企不下的房价所深深困扰，被孩子的教育、照顾孩子的生活等所累，在庸常忙碌的生活里，焦头烂额。
我对很多问题，有着深深的困惑。
2013年春天，我写过一首诗《虚构》：
虚构一个春天，一条路，
虚构它的尘土飞扬，充斥塑料袋、狗屎，杨花漫漫
恰如一场宿命，抑或灾难
虚构一个女人，
虚构这个春天的……
是
她胸中澎湃的无助、悲伤，以及愤懑 终于
找到喷涌的出口！
在现实中，我没有出口。我找不到出口。
我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困惑：
为什么“50后”“60后”上大学是免费的，工作是分配的，房子是国家分配的，而到了我们，却不是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我困惑：为什么房价的涨幅永远大于工资的涨幅？
还有，我困惑：多年以来，当很多人把占有金钱的数额当作了生活的目标与价值，当人们把这些指代了生活的意义，那么，生活除了房子、钱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活着的意义？
——除了房子、钱之外，还有没有一种可以被当作人生要义的东西？
——我们要不要追求有意义的人生？
而它该如何定义？
我不止一次，在英雄山上，在济南的黄河边，在大明湖畔，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所以我在寻找。而且没有停止过寻找！
后来，我读到马克思创造过的一个词——有节制的利己主义，他说，“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出自己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的实质，其实在于这种“有节制的利己主义”。
我想我理解了他的寂寞，我理解了他为什么在17岁时写下的：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当然，这些是2014年以前的我所感到陌生的。
那时的我，把美当作生活的救赎。那时，好像除了这个，我无法找到别的救赎。我10岁开始读《红楼梦》，熟读无数遍，与书中人物厮缠半生，如同亲人，乃至在任何地方生活，我都觉得我在大观园。甚至，后来我试着做了一个公众号，起名字的时候，我马上想到的，就是在大观园读马克思；我对在青年女性之间流行的张爱玲、亦舒非常熟悉，嗯，这本来是文学青年的童子功啊；我选修苗怀明老师的《〈红楼梦〉研究》课程，清楚辨析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之间的细微差别，也从南京先锋书店购买过张爱玲全套的作品，为她的终生孤独愤然戚然；我对快递员、清洁工等普通劳动者具备基本的尊重，但这更多是个人天性使然，而在情感上，我对他们是疏远的，并发自内心地想进入另一个所谓精英群体。这一点，不必讳言。
那时的我，还处于“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的阶段，还在向外探求。还在困惑。
那时的我，对国家民族道路并没有清晰的概念和理解，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并没有建立起明确的架构，对共产党员的理解停留在童年爷爷煤油灯下主持的村党支部会议，以及党报党刊、《新闻联播》，仅此而已。
7年后的今天，我还是会在春天来时，重读《牡丹亭》，依然会为“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而无限感慨；我依然每天称量体重，不能忍受由自己的不自律而引起的虚胖；我依然热爱《红楼梦》，我也依然喜欢林黛玉，依然会在日常生活的屋檐被压得太低时，躲进大观园，躲进潇湘馆，躲进诗歌……
但是，7年后的今天，我读得更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泽东选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已经树立了人民立场，站在了最广大的人民这一边。
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苦苦思考、追寻了那么多年的答案，关于道路、关于我的困惑；关于人应该怎么活着，关于女性困境；等等。所有这些，我从黄海边，到长江边，又到黄河边，没有找到。而在我生长的沭河边，我找到了。
答案，就在那个5月，静静地等着我。
我的爷爷、外公都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穿着粗布褂子的身上有那么深刻的意义。这次采访，让我从远的地方回望故乡，重新发现了故乡和爷爷、外公。
他们，重新奠定了我的世界观与立场。迄今为止，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如同柳条在5月的阳光里般舒展、愉悦。
全国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老党员们，他们和我，手执同一个密码，我们凭着这个密码，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对方。
——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是的，没有人比我更爱他们。也没有人比他们更信任、喜欢、信赖我。
他们，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亲人。
从2014年5月，我第一次走近他们，到今天，已经7个年头了，我走不出他们苍老目光的注视。
我收获了世界上最深厚最珍贵的亲情和同志情。
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需要说明的是，2014年还发生了一件对我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在济南的家，对面就是山东教育书店，我时常在这里读书。我就是在这里，读到了韩毓海教授的《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石破天惊，如获至宝。那本书，我是把它读烂了的，因为深夜读它自然入睡，它上面还有我的泪水，书页脱落，现在已经很旧，却是我那时候的第一宝书。因为它是引领我入门的理论。
2014年5月15日，第一次到本色馆
再后来，我购买了韩毓海教授的全部著作，购买了全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它们已经成为我此生最重要的财产，那本《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依然在我的书架上占据重要位置。
山东书城也在我家附近。我正是在山东书城二楼的社会科学类书架前，在这里，我与马克思睿智而慈父一样的眼睛劈面相逢。
但是，此时的我，在纯粹的理论和现实的困惑中，还没有打通，我还需要我的老人们，联结起历史和今天，完成逻辑上的自我说服。
这个采访，对于其他记者，是一次普通工作，完成后自然结束。而对我的冲击和影响，却无法在工作结束后停止。
我一直在努力离开的故乡，原来是滨海根据地的发端地和核心地区，滨海根据地和鲁南根据地、鲁中根据地在1948年合并成大鲁中南区，这就是沂蒙根据地。所以，莒县是沂蒙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的老党员们，首先就是我的爷爷、外公。
他们身上我熟悉而忽视的很多东西，在这个时候得到了重新认识，重新发现。
我的血管，在多年之后，接通了他们的血管。
第一次采访，时间安排了一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老党员数量最多的，就是我的老家夏庄镇。
因为老人们使用的莒县方言，因为他们的普通农民身份，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精英史观的立场，在我们采访团，有些年轻记者对老人们的态度，在我看来，并不够尊重。
这对我是一种冒犯。我在那个时候，就强烈地感觉到：这样不行！那个时候，我的人民立场还没有建立，我只是朴素地作为老党员的后代，而感觉到不够尊重。
也是从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模糊地生发了关于立场的概念。
老人们是敏锐的。因为我从内心里溢出来的对他们的尊重与亲热，因为我的本地方言，也因为当我提起我是哪个村庄的，是谁的孙女和外孙女，很多老人就马上对我如亲人一般：
你爷爷，我认识！老书记嘛！当年我们经常一块儿开会！
你小的时候，你爷爷带你去开会，我还见过你，你那时候还很小，长大了！
你姥爷（外公），咱镇里的好干部！可惜不在了！
我永远记得他们看我的眼神。那苍老的、慈祥的，与我爷爷、外公一样的眼神，那在以后的多年里，当我与他们渐渐分离——是死亡把我们分开，一如它把我和爷爷、外公分开一样；当我后来，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济南，我都永远无法忘记那样的眼神：
那是，垂暮之年的他们，在深深皱纹包裹的苍老眼睛里，对我的那种，想要保护、想要给予、想要照顾，而不得——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能力——然而又充溢出来的惦记与心疼；那种纯粹的，没有任何掺杂的喜欢与欣慰，让我只要想起，胸口就是热的。
从此，我的生命中再不寒冷。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谁，如同我一样，一个人承载了几百个80岁、90岁老人的关怀与心疼？
何况，他们并不是普通的老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候入党。在那样的时代，他们都是“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的有着抵抗精神的勇士。枪林弹雨，身经百战，他们每一个人，拿出来，都是一部关于勇敢、关于党性、关于忠诚、关于抗争的传奇。
被这样一个群体注视，与他们建立了血肉相连的联系，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这是我的底气。这就是我的底气所在。
从此，我再也不恐惧，再也不害怕任何东西。
那个5月，我牵着他们的粗布褂子，与他们一起，沿着我熟悉的村路，回到了那个硝烟四起的时代。
你很难想象，看上去这样普通的农村老人，他们会说：解放全人类。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他们能够使用主观主义、辩证法这样的词汇。
一直到现在，我还在那里，在这片深厚的田野和泥土里，没有出来。
让我最震撼的，是几个女性老党员。原来，在那个时代，或者更早的时代，女性所承受的压力，都是一样的！都首先承受来自性别的捆绑。
5月15日，我已经确定，我要写一组女性老党员的专访。采访结束时，我再次改变决定：再次、第三次、第四次回来，写一本书。
我知道，一组新闻通讯，已经无法涵盖、表达我对老人们、对他们身上承载着的意义的抵达。
我记得，我见到薛贞翠是2014年5月17日。那天特别热，她家院子里，开着鲜艳的月季花。在以后的这些年里，我都能够清楚地记得，每一个老党员家的院子，能够记得他们家栽种的不同花朵。
她是1942年15岁入党的，到1949年结婚，已经是有7年党龄的党员了。结婚前，她风风火火做工作，虽然当时斗争形势严峻，但她是自由的。她每天开会、上识字班、做军鞋等，生活充实而愉快。
然而结婚后，她遇到了一个问题：她的丈夫、丈夫的父母，都让她退党。原因很简单：谁家的老娘儿们天天出去开会！老实在家待着看孩子做饭！
薛贞翠很倔强：“谁说老娘儿们就得围锅台转？我干的是正事！”
她说：“不给我看小孩，我抱着去，也要坚决去开党的会！”
她说：“我是党员。”
她说：“在党，就得守党的纪律。”
她说：“这是最起码的。”
晚上，她开完会，抱着孩子回家了，家门紧闭。我曾经问她，开会在哪里开？
她说：“庄稼地里、大路沟里，不能叫人知道。汉奸鬼子知道了，就来抓。哪儿有灯！不敢大声，就在黑影里、月亮地里商量啊。”
我问：“抱孩子，孩子哭怎么办？”
她不以为意：“捂住嘴，不能出声！哄睡了，扔旁边地里。有一回，我开完了过去看，孩子身上爬满了蚂蚁。”
深夜，悄悄回到家的她一遍遍敲门：开门！你们不管孩子了？
门一直没有开。
她把孩子放在心口，紧紧抱着，就那么蜷缩着睡了。第二天，太阳升起来，孩子的眉毛上，露珠晶莹。
丈夫家人出来了。他们通知她说，要么退党，要么离婚。
薛贞翠的脾气平时非常急，但是这个时候的她非常冷静。她很平静地回答：“就是去要饭，俺也不退党。”
婆家人说她疯了。
就这样磕绊着过了一辈子。一过就是70多年啊，70多年后我和她坐在院子里乘凉。这个院子已经空旷，只有她苍老的身影。
我问她：“为什么不能退党？要是当初他们真的和你离婚，你没有土地，没有房子，抱着孩子，怎么办呢？”
她说：“别说去要饭，就是杀头，也不能退党。”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你忘了？那入党的誓词，宣誓，是干什么的？”
她说：“能离婚，不能离党！”
我懂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共产党员就应该永远恪守入党誓词，不能轻言放弃。共产党员这个分量，在她心中，太重了。重到她宁愿放弃婚姻，也要捍卫它。
在鲁东南地区农村，在那个时代，作出这样的选择，太不容易了。
应该说，在那一批老党员中，对当时的我，引起最强烈感触的，莫过于她。
因为我当时最大的困扰，就是工作与照顾孩子的无法兼顾。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是当代社会出现很多全职妈妈的直接原因之一，也是女性在当代所遇到的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薛贞翠的遭遇，又是多少女性的遭遇？女性的成长、社会属性，什么时候才不受到尿布、孩子的羁绊？
为什么女性要成为自己，要行使最基本的工作权，如此之难？
这是薛贞翠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更是许多女性的共同疑问。
这也是我后来读到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醍醐灌顶地狂喜的原因所在。
她一直到老，都不肯原谅自己的丈夫。我曾经问她：“你现在还生你丈夫的气吗？”她一点也没犹豫：“生！”
但同时，她也一直在很好地照顾他，一直到他去世。
薛贞翠的这段视频资料，存放在本色馆里，当我后来回到这里，济南的家里，孩子各种问题无法解决，我闭上眼睛，无法两全。于是，我经常一个人站在电视前，一个人打开它，伫立良久，默默思考。
在莒县，与薛贞翠一样深受性别之困的，还有很多女性老党员。夏庄镇大荒村老党员毛建福，在1939年参加莒县第一届妇女培训班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不知道，在80多年前，她是怎样在寒冷的冬天，涉过沭河，抛开家务，抛下三个号哭的孩子，冒着被丈夫打的危险，去上那半个月的课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棋山小河村老党员刘太花，也是如此。16岁入党的她，还把自己的父亲介绍入党。她17岁结婚，在外开会，回家也是遇到与薛贞翠同样的情况：不开门。她就喊：“你们听着！就是死了，我也不出党！”
那是1941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候。她的丈夫家的情况是：她的公公是党员，她的丈夫的哥哥已经牺牲，姐姐也已经牺牲，牺牲太大了。是的，老根据地的人民，牺牲实在是太大了！此时，她的公婆不让她再出去工作。可是她倔强地不答应。做军鞋，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她总是几倍地完成。没有布料，她就使用自己家的床单、衣服。
什么是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
在我7年的基层扎根，在我7年与见证过这段历史的老党员们长期接触的现在，我确信：
这没有任何的夸大，这就是老根据地人民对党、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完全无私、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支援！
什么是党与人民的关系？
这就是啊！
所有颠倒了这个关系的人，所有忘记了这个政党从哪里来的，是怎样从井冈山走向中南海的人，都应该到我们的老根据地来看一下，来与我们的老人面对面；这样，他们就知道，什么是人民，什么是共产党员应该坚持的人民立场！
后来，我听到一首歌：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
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
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风也牵挂你 雨也惦记你
住过的小山村
我是否对得起你
你那百年老屋 有没有挂新泥
你吃的粗茶饭
是否碾成细米 碾成细米
我来的时候 你倾其所有
你盼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你望眼欲穿的时候
我用什么来报答你 报答你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
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
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
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
最后的亲骨肉送他到战场
天下乡亲 亲如爹娘
养育之恩不能忘
高天厚土永不永不忘！
这首歌曲名字叫《天下乡亲》，演唱者丁晓君，整个演唱过程，她的眼泪始终不干。从她的表情和眼泪里，我知道，她与我一样，也是经过深刻震撼和感动的。
天下乡亲，亲如爹娘，养育之恩不能忘！
我来的时候，你倾其所有，你盼我的时候，我在哪里？
我用什么来报答你？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深沉自问，这也是这个党的自我警醒，自我鞭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党啊！你永远不要忘记老根据地的人民……
2014年5月18日，我见到了张维兰。她也是夏庄镇人。我无法忘记，在现实世界，在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人在我面前，说起一个原来只有在书中看到的词汇：
共产主义。
就是她。那年88岁的她，1944年入党。她的父亲也是共产党员。——是的，正如我的爷爷一家兄弟6人，5个是共产党员，有5人参加共产党的部队——以至我在很长时间里，以为全国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每个家庭都是这样。
这样的家庭，出生在这样的地方，让我即使最迷茫的时候，也没有改变心中铁一般的信念：
如果再有异族入侵，那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上战场。
这个几乎不用思考。更不用犹豫。在我的概念里，这是天经地义。
到了2014年的这个5月，我才开始思考，根据地的意义。它与我们这个人民政权、与这个共和国的特殊关系。
夏庄镇地处206国道，是交通要道，又是当时滨海根据地的外围。张维兰12岁就为党送情报。她把情报藏在棉袄里，越过封锁线和鬼子设在夏庄镇的据点。结婚后，她就把情报藏在孩子的襁褓里。
我问她：“你不害怕吗？”
她说：“要是人人都害怕，那共产主义怎么办呢？”
我以为听错了。
我记得当时我重复了一句：“什么主义？”
她依然很平静：“共产主义。”
我始终记得她的表情：平静、忧虑、淡然。
共产主义啊！这个词语，在庸碌日常的生活里，已经离开我们多久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是在老家的土地上，我第一次在现实里听到了它！
她是一个看上去如此普通的老人，在老家的田野、柴垛边，她们太寻常了；以至我生活在那里那么多年，忽视了她们。在太长的时间里，太多人忽视了她们，忽视了她们的光芒和价值，也由此承受了这种遗忘和忽视的代价！
我再次回来，是5月29日。这次，我继续在家乡的田野间行走。我走过沭河，在小店镇见到了张大娘的儿子。张大娘没有名字。1941年8月21日，日军扫荡根据地，张大娘的儿子刚满月，鬼子用刺刀对准孩子，让她交代出共产党的去向。她咬住牙，说，不知道！鬼子举起孩子，狠狠摔在地上。孩子死了。
张大娘已经去世了，她的儿子向我讲述这个真实的故事时，表情是隐忍之后的平静。
张大娘不是党员。她并不享受党员的一切权利。
在本色馆里，张大娘的那块展板，一直孤零零地放在四楼，最后面要结束的位置。当时布展的依据是，她不是党员。我每次到那里，都会难过：她是用命来保护我们党的群众代表！
还有一名叫崔立芬的老人，她也不是党员。共产党员王涛把孩子寄养在她家，粮食不够，她的奶水很少。她每次都先喂养王涛的孩子，人家的孩子吃饱了，自己的亲生女儿饿得直哭。她抱着孩子，一起哭。她和孩子说：“不是妈妈心狠，不疼你，我得先喂党的孩子，党在给咱打鬼子啊！”
人家的孩子平安长大了，她的亲生女儿因为长期吃不饱，活活饿死了。
我也是母亲。那天，我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
那么，她们为什么能够这样？
答案是崔立芬的那句话：党在给咱打鬼子。
那么，她的逻辑是：党为我们，我们为党。打鬼子，是大，是共同的事情。他们，就是从这个“大”出发，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不是从“我”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是从“党”，从事业，从“大”来考虑问题。
我开始思考：原来，除了从自己出发，还可以这样来处理和考虑事情？
这个“大”是什么？
对于一个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工作生活在价值多元的时代，集体主义已经很少被提起，代之以模糊的“团队”，而这个团队，又有鲜明的利益指向。我此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多。
而事实证明，人是可以改变的。再后来，我的集体主义意识完全萌发且茁壮成长，这一点证明，大多数人是可以转变的——青年人，这一点太重要了！
那一天，我模糊地感觉，这好像与我在大学里，在社会上看到的不一样？
我开始思考：
什么是“大”？什么是伟大？
怎么样才能由小到大？
什么是血肉相连？
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根基和母亲？
“大”，就是崇高，是不汲汲于自己的个人境况，是融入民族大业，是为他人，是崇高，是牺牲与奉献……
人民啊！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啊！
这样大地一般，革命的母亲，共产党人的母亲！
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女性，她们旧衣敝履，她们不懂诗词，她们不是精英；然而，没有她们，行吗？
共产党人没有她们，行吗？即使是在今天？
是从张大娘这里，我开始思考，究竟什么值得敬仰？是这样的人民，还是那些空谈误国的人？
我的人民立场，站在最大多数人民一边的立场，在那一天，在滨海根据地的明媚阳光里，开始建立，并且渐渐坚定，一直到今天，没有改变过。
包括对最普通人民的感情。到今天，只有深厚，没有减衰。
这一点，极其重要！
没有坚定的人民立场，就不要谈马克思主义！
5年后，2019年7月1日，张大娘所在小店镇党委政府与小店镇中学，邀请我担任小店中学的名誉校长。
在当年滨海根据地的发端地，在浸透了张大娘幼儿的鲜血的土地上，坐落在广阔田野里的小店中学，一进校门，就有一行大字：永远跟党走。
我的眼睛湿润了。
老根据地啊！这是老根据地对这个政党的特殊忠诚！
因为这个国家，是他们用鲜血捧出的。今天，这儿，依然是这个政权最坚固的基础啊！
孩子们眼睛明亮。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地打工，他们大多在学校寄宿。看到他们，我的眼睛是热的。我有太多话要和他们说……对他们，也是对20多年前的自己，他们每个人都是革命的后代，他们的曾祖父曾祖母，就是我写过的那些老党员。我告诉他们，牢牢记住一句话：一定要热爱中国共产党，因为这个党，是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要热爱我们的国家，因为这个政权，是我们的先辈用血和生命换出来的！我们不来捍卫，谁来捍卫？
孩子们清亮而庄重的神情，让我知道，他们听进去了！他们，必将成为这个国家和政权新一代的捍卫者！这个党的热爱者、拥护者！
而这，就是我努力工作、写作、演讲，所要的啊！
亲爱的党啊！你看到了吗？我们老根据地的人民，80多年前，他们是这么样用生命来保护你，托举你；80多年后，我们依然还是你最忠诚的捍卫力量！我们的曾祖父曾祖母，是怎样保护你的，我们依然还会怎样来保卫你，以热血，沸腾的热血！
什么是老根据地？这就是老根据地！
而我在这里，一头连着参与创建这个政权的老党员们，一头连着这个国家的花朵，我是一座桥梁，这是我的意义所在，是我为党能够做的工作之一。
这就是我的幸福啊！
那一天，我觉得，我更加融入了滨海，融入了人民，融入了土地！
根据地的孩子们，这个政权，是我们的曾祖父曾祖母用血打出来的，
我们不来捍卫，谁来捍卫？
此后，我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回去，我踩着脚下的泥土，一家一家寻访。
我看到了老党员张相禄，在日本鬼子的酷刑下，依然不肯吐露党员名单，而壮烈牺牲；
我看到老党员张太禄，在朝鲜战场的山洞里，连续喝了三天的尿水，回国后，他在村里当普通农民，到去世前还因为有人说党的不好而和人吵架；
我看到共产党员王玉璞散尽家财给八路军，全家11个人，全部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后来儿子被误当作国民党活埋，他的后人外出乞讨。我找到他们时，他们说：“不后悔入党，就是遗憾为党所做的工作太少了……”
我的心，被一种全新的东西充盈着。
在这个明媚的春天，2021年的春天，外面大风呼啸，田野里的本色馆在风中颤抖着。当我在这里写下这些他们的故事，我的心，依然被打动！我承认，在和他们已经“厮混”在一起7年后的今天，在很多时候我已经缄口不言的今天，在这个依然追求物质的时代，我也依然被他们打动！
在这个偏远的鲁东南的田野间的这个馆里，为他们，我一次次流出炽热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