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记：回到大罗庄本色馆
2015年1月5日，寒风呼啸，大地冰封。这一天，我回到了本色馆。
这个“回”，指的是工作。是的，我决定回到本色馆工作，并得到了实施。这个的前提是：日照市正在实施一项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工程，我的大学是一所985高校，符合条件，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在这几年里，这是我需要反复回答并面对的问题。
我知道，选择，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选择，完整地说，就是“自由选择”，选择性，说明人作为主体有意志自由。马克思说过：“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范围存在，人不同，人能选择。”（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十五讲》）
我明白，任何人的选择，都包含着价值判断。只有理想和信仰才能使人的选择超越纯粹个人利益考虑，而把自己的选择，放在更大的国家民族视角范围内来思考。
我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是：
在开始接触老党员的这几个月里，我对家乡的深切而愚执的热爱被激活，童年时与爷爷一起开会的画面被激活，我急切地想为那里做些什么：为它做一些实事。
朋友，请理解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我想，我的生命价值，应该是，让沭河两岸更加美丽。
我应该在家乡实现我的价值。
在家乡的这片土地上，爷爷和外公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现在我应该在他们的基础上，做我应该做的。
我想，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价值。
除了想以一个基层干部的身份，继承爷爷和外公的事业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我想以体验主体的身份，真正深入生活，为创作储备。
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柳青为例子，勉励广大作家要扎根基层，扎根人民。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与勇气。
当年柳青能够离开北京，我就不能离开济南吗？
我想，在新时代，也应该有这样的青年作家，以离开大城市，主动到基层扎根的实际行动，向柳青致敬，向延安文艺道路致敬。
2014年底，天气寒冷，萌生了回去的念头后，这个想法在心中翻腾。很多次，我在家里绕室徘徊，推门出去，上英雄山。
家住英雄山下，阳台正对毛主席题词的巍峨纪念塔，英雄山于我，日日逼视、推窗可亲。
英雄山长眠着王尽美、刘谦初、邓恩铭等烈士。我经常一个人爬上山，坐在王尽美的墓前，脑中回响着他近百年前热情、年轻的声音。
2014年的我，并不知道即将到来的伟大时代，在以后的历史书写中有多么辉煌。但是，作为一名老党员的后代，我敏锐地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这个气息崭新而可贵，我觉得，我应当抓住它！
为什么要到农村去？
农村在发生什么？它将要发生什么？虽然出生在农村，在这几个月里，我发现，我并不了解农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有过两次调整。第一次，是农业集体化。记录它的，是柳青的《创业史》。第二次，是新时期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那么，到了现在，农村的面貌是什么样子？它的结构、文化、伦理、基层党组织建设、集体经济的发展等，是什么样子？
我渴望了解这些。
而且不是蜻蜓点水般的了解。我渴望作为一个基层干部，把自己栽种到土地里，以一个体验主体的身份，来经历、记录、书写。
也许，只有这样，才能规避一些评论家曾经指出的：当前农村题材创作的三种姿态：故乡回忆式、诗意栖居式、积极介入式。回忆式的叙述，具有回避现实的倾向，无法触及真正的现实。
我们知道，很多农村题材小说，都是很不错的作品，但却给我们一种与当前农村“隔”的感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创作主体远离了当前农村的生活。相比于“故乡回忆”式的农村书写，相当一部分作家即使身处乡土，也是以暂居者的心态，将乡土作为自己隐居和休闲的处所，他们只关注自己内心的恬淡闲适和诗意栖居，并不关注所处乡土周围的人和事。
所有文艺作品都是创作主体生活体验的成果。创作主体的站位最终将决定作家透视和切入的视角、叙述的重心以及立足的点位。这种视角、重心、点位，取决于她或他与叙述对象的关系，会直接影响作品的深度、广度和厚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主体怎么样，作品就怎么样。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文学史，但凡能写出优秀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作家，无不与农村群众打成一片，甚至让自己变成“农村人”。创作主体的身份转换，带来的是主体意识的转变。创作主体的“在乡者”姿态对于创作出“在乡者”的农村题材小说是极其重要的。
我想，作为写作者，无论将来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至少，我愿意做一个“在乡者”，作为叙事主体，而不是作为客体，来书写与表达。
检索自己的创作，在《大罗庄——一个村庄与一个政党的百年长征》里，我做到了。我不是走马观花的采风者，我不悠闲，不是旁观。我焦灼、努力，我已经栽植进了这片土地。
但是，这么选择，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
——这几乎是一个巨大的现代实验尝试。
这是因为，在2014年的中国，作家到基层扎根，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机制与制度。这一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柳青等到基层时的状况，是有极大区别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艺史上，历史进入新时期后，文学市场化、商品化成为趋势，作家扎根基层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一直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明了作家创作的方向及途径。
但是，号召发出，实践又是另一回事。
不仅在当时，包括到了7年后的今天……
甚至，我还是低估了这个选择的困难。
一直到今天，也并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这，正是我所遇到的最大苦恼。
可想而知，当我向周围征求意见的时候，身边一片反对之声。
有一个小学同学，在北京工作，他非常反对我的决定。他说，你上大学读名校，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离开老家吗？老家，是用来怀念的，不是用来天天待在那里的！从现实的角度，县里工资低先不说，教育文化资源与省城是不能比的。
另一个同学说，如果是为离开繁忙的原来单位，图一个清闲，那济南和其他地方也在引进人才，各个城市都在引进985高校学生，为什么一定要回那里？
有年长的朋友劝告我，你以前回去，是客人，大家对你客气，因为你在省城工作；现在，你回去，而且是一头扎到最基层的村里的那个馆，你会后悔的。
县城的同学也反对，你要是在省里工作，回来我们请你吃饭。现在你要回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对你啊！
有在机关工作的校友明确反对，你从来没有在县一级层面工作过，不一定能够适应。另外，到最基层，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下去容易，回来就难了！
然而，我还是去了。带着一腔热血。
我想起张维兰的那句：要是人人都害怕，那共产主义怎么办？
我想，要是所有考入名校的学生，都留在大城市工作，基层发展还是有一些影响吧？基层总还是需要人的。即使只能够为家乡做一点点事，为老党员们做一点点事，那也算是实现价值了吧。
至于选择“本色老党员红色群落展览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本色馆并不在县城，而是在大罗庄村。有多少乡镇干部一生的梦想，就是调动到县城。种种算来，确实有许多的不方便。
可是，我依然选择了本色馆。
在7年的时间里，当我奔波在烈日下莒县与济南之间的长途客车上，闻着公共交通工具上各种人体混杂的味道，旁边邻座可能就是一个到省城去看病或者探亲的乡亲；当我在大罗庄的宿舍里，蚊虫叮咬，虫声唧唧，莒县平原上的平房里，一片寂静。支撑我的，正是这一点点可以被称为崇高的东西。
是的，我确认！
这些，我都可以承受。
我想，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吧。
要创作现实主义作品，首先要认识现实，要书写时代，前提是认识时代。如何认识这个时代，认识当下的现实？主体是否有认识的能力？这必然牵涉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正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些答案，还是应该到最广阔的田野里去寻找。
当很多人把不理解的目光投掷在我的脸上，并带有几分不屑，怀疑我一个985高校的学生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时，我是有些难过的。有些时候，我会被一些目光刺痛。
应当说，在这几年里，当初同学的反对意见，全部都变成了现实。
最初，我的宿舍在袁公河旁边，是一所消防大队的办公楼。当时门前还是土路，只要一下雨，便泥泞不堪，来回一趟，鞋子上都是泥巴，我就是在那时候，彻底甩掉了高跟鞋。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穿高跟鞋。消防大队一楼停放着巨大的消防车，旁边是各种野花。
每到周末，我从济南家里回到这里，总是有非常魔幻的感觉。必须要承认，省城到乡村的距离，并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
还有孤独。
有的时候，会在特别想要找一个人说话的时候，抬头看到外面野草茂盛，寂静无人，这个时候，实在忍不住的我，就会轻轻哭起来。
有一个春天，风非常大，本色馆坐落在田野中，馆内没有卫生间，我到外面的卫生间去一趟，回来，头发上、脸上就落了一层土。乡间的卫生间，条件非常有限，每次去，都需要勇气。我对食物没有要求，但是卫生间，我希望它能够条件好一些。
大风呼啸，本色馆和我一起，在岁月的吹彻中，瑟瑟发抖。
我们清楚地感觉出，我们的单薄和无助。
是的，在那个时候，当我一个人吃力地在空旷的大厅里拖地，当我一个人在几层楼的空间里，和老人们无声交流、打招呼，我无比清楚地感觉到：我和这个馆，是一体的。我爱这个地方。这就是我舍不得走的原因啊！
冬天的时候，没有暖气的本色馆寒冷彻骨。有时候，舍不得开空调，脑袋里的东西被寒风冻成一团。
我经常想起马克思1867年在曼彻斯特写给恩格斯的信件：
我希望，并且坚信，再过一年我会成为一个不愁吃穿的人，能够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且终于又能站稳脚跟。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芜，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然后又是家庭的烦恼，内部纠纷和忙碌，而不能以蓬勃的朝气，无牵无挂地进行工作。
要保持蓬勃的朝气，无牵无挂地进行工作，多么难啊！
你很难想象，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生活曾经长期如此困顿。那么，与马克思相比，与他长期租房、流离、被面包房小贩追讨债务，长期居住在他所说的“停尸房”那样恶劣的环境里，我们又有什么不能承受呢？
物质上的一切困难都不足道。个人的一切都是小事。
我苦恼的是，因为很多原因，不能为老党员做更多的事情，很多设想没有实现。
有人说，当没有能力为党多做工作时，就独善其身吧。我理解这个善意。可是我认为，一个真正的信仰者，不存在“独善其身”这个事情的。因为真正的信仰者，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亲爱的党组织，生命的意义，就是为组织奉献，如果不能为组织最大限度地奉献和燃烧，那是真正的信仰者唯一不能忍受的痛苦。
——这是只有真正信仰者才有的痛苦。
7年来，各种各样的目光飞来，落到我的头顶，我一直在承受这些目光的敲打。它甚至让有时候的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正确。
2017年时，我想过要离开。那个时候，我买到了一本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这本书，从我2017年购买，到现在已经4年了。它跟随我往来于济南、莒县之间，我在大罗庄的树林里读它，也在城市的咖啡馆里读它，在疲惫失落的时候读它，也在融入群众的时候读它。它给了我力量、勇气、信心。我从书里，学到了许多许多！
我学到了什么是团结，什么是群众路线，什么是共产党人的赤诚。
是的，我也已经在这里将近7年——也是7年！
2020年，我看到一部电视剧《陈情令》。在这个似乎与信仰无关的电视剧里，我却看到了信仰和态度。那就是：是非由己，毁誉由人，得失不论！
在浩渺悠长的时空里，人们对心中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为穷人说话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锄奸扶弱的东方侠义，对它们的坚守，本质上一致的。那就是忠诚于它。无论毁誉，无论得失。只要我们觉得，它是对的。
是的，这就是最真实的我的心理历程。
但是，我坚持下来了。一直到今天，我还在这里。
我在！
我也要说，我不后悔。我尽力了。正如张维兰所说：要是人人都害怕，那共产主义怎么办啊。
总得有人来做。那么，就由我来做吧！
7年了，从陪护老党员的角度，我和多位老党员长期交往，在他们的晚年，给予了宝贵的陪伴和慰藉。我也向柳青学习，积极为本色馆所在的大罗庄村经济社会发展竭尽全力，我利用自己原来在省城工作的一些关系，把20世纪90年代农村党支部建设的典型——九间棚村党支部书记刘加坤邀请到村里，给两个村架设了合作帮扶的桥梁。我积极邀请熟悉的省委党校专家到大罗庄村为村里发展诊脉，共同商讨村里发展路子。
从文学创作的层面，我知道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新时代农村。我把双脚深深地踩在泥土里，创作了系列作品，也获得了山东省委、省政府颁发的奖励。因为当时亟须把滨海根据地的创建，以及沂蒙与滨海的关系厘清，所以这几部作品用了纪实文学的体裁。小说题材的作品我一直在酝酿准备。
我切实地看到了，在我脚下这片土地上，在今天的中国基层，大量普普通通的党员干部，在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着；他们传承的，就是本色精神。老党员们创造的本色精神，在今天得到了传递和继承。
我切实地感受到了县、市组织部门的关怀。在这几年中，我对组织这个词语铭刻于心。事实上，我接触、熟悉的很多老党员，他们临终还记挂着的，是组织。
我深深明白：个人是渺小的，而组织是强有力的。个人需要组织，个人服从组织，个人服务于组织。个人的每一点成长、进步，都离不开组织的关心、培养。
我深深明白：个人主义要不得。每个人，都是伟大事业中的一员，需要具备整体观、大局观。这样，就不会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以个人得失考虑问题。
而组织系统干部对党的忠诚、对青年人的关心，对工作的热爱，让我永生难忘。
在这里，我成长为全县十大莒州英才之一，成长为齐鲁文化之星。
最重要的，在这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