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场问题是根本问题
列宁早就说清楚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在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2页）
那么，只要一个社会还有各个阶级存在，每个人都必然要划分为不同阶级和阶层，文化也相应地分为不同阶级的文化。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阶级地位不同，其情感也不同，对待事物的观点也不同。
所以，其实，作家写下的每一行字，都是价值观。都是基于他自己的阶级立场和对世界的看法。
文学是什么？它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意识形态。
文学是作家对世界有话要说，要表达，它首先就是判断。基于自己所在处境和阶级，它怎么能超越自己的立场？
所以，文学的根本问题，是立场问题。站在谁的一边？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
为什么人而写？
这个问题，每个写作者无论认真思考与否，都是绕不过去的前提。
在我写《发现滨海》之前，我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清晰的认识。那时的我与很多人一样，以为，文学就是写人性。写个人悲欢，写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最多，是呈现一整个世界。我没有意识到，人，是有阶级性的。不管承认不承认，这就是客观事实。同一个事件，在不同的人眼中，因为利益不同，所以评判必然不同。
同理，对待老党员们，对待共产党的事业，立场不同的人，必然会有不同的态度。
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的转变，其实是在写《发现滨海》的过程中。首先是立场转变；其次才有作品的呈现。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新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一批到延安去的作家、诗人，就是秉持着这个观点。而延安文艺座谈会，本来也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发展是人们生活实践的基础，作为意识和观念形态的文艺一定会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和限定。
恩格斯说，疲惫、软弱、多愁善感等在文艺上表现出的负面情绪，在生活中能够产生阻碍经济发展的作用。马克思是把“文艺当作精神方面的生产力的”。
在平时的阅读中，我发现，有的作家在精神上找不到出口，无法解释现实，就走向了宗教。
很多人告诉我们：文学只应描写人性，文学只应是雪月风花，个人所感。
文学真的与政治无关吗？
马克思指出，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同时，所有庞大的上层建筑并不会自动、自发地随之发生变化。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而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状况。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他说，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依然任重道远。
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伟大斗争的一部分。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开学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关键词之一——“斗争”。他一再教导青年干部要有斗争精神，实现伟大梦想，需要伟大斗争。
因为熟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我曾在2018年去过梁家河村。在窑洞、沼气池、田野里寻找书中所提到的场景，心驰神往。
凌晨一点，爬上窑洞上面的山顶，看着梁家河的月亮，想了很多很多。
这几年，自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党的文艺思想的基础上，对文艺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寄予了更深厚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党的文艺观点和文艺主张。
他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在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应当有所作为。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伟大实践必将给文化创新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坚定文化自信 把握时代脉搏 聆听时代声音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明德引领风尚》，《人民日报》2019年3月5日）
“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学工作者的期望。
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的新时代，我们如何面对人民领袖的这个期望？如何用作品来回答这个期望？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为谁而写。
我们为谁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