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论住宅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居住是什么？它承载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建构，是人与自身的对话，是人作为一个生物的基本权利。它的理想指向“安居”。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让身体休憩舒展、让心灵平静喜乐的活动。当人类的居所成为一种生活美学的表达，“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那么，人便完成了人的本质的自我确证。
在人类的政治视野中，与居有关的，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这是人类早期乃至永恒的朴素理想。它在几千年里，一直是作为一种政治元素联结着人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正义的建构。“打土豪，分田地”包括的，也有分得地主的大院的成分。
回顾历史，无论是安得广厦千万间的呼唤，还是马克思本人对租房生活的描述，都是人类对美好居所的渴望，是历史的忠实记录。
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于租房生活的描写，是让人惊心动魄而无法忘记的，那就是：
“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
“对于工人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为其需要了。人又退回洞穴中居住，不过这洞穴现在已经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而且他在洞穴中也时朝不保夕，仿佛这洞穴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工人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也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时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
工人居住的“停尸房”，正是工人必须反抗的最直接的理由。它对于工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是一种最深刻的否定与践踏。
在西方，土地经营的资本化运作瓦解了笼罩在房屋上的封建宗法关系，使人与房屋之间主要呈现为一种消费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描述工人的住所：“穷人被迫拥挤地住在一起。他们除了不得不呼吸街上的坏空气，还成打地被塞在一间屋子里，在夜间呼吸那种简直闷死人的空气。……”
毫无疑问，这样的居住环境，让工人发出了“要挣脱那牢笼，把一切消灭干净”的吼声，因为，这样的居住环境，让“居住”成为对生活的颠覆、拒绝和否定，从而成为对工人自身的巨大嘲讽与贬损，这样的居住环境，时刻提醒着工人：
你，本不应该被如此对待！
所以，恩格斯终于在经过多年观察后，写出了著名的《论住宅问题》。
他开宗明义地阐明：“现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
“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只有当工人把自己的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的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屋子才成为资本，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这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
“住房短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能存在。”
他指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这一句已经说得很明白了。那就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根本，是劳动者建立自己的国家，它指向的是：公有制。
在当代世界和中国，由栖居所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斗争正如火如荼。高房价带给中国青年的压力，也许是他们的“50后”“60后”父辈所很难理解的。由居住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压力，在新时代的中国，正在沉重地影响着最普通和广大的人们，上演一幕幕有关居住的悲欢。
2019年，在中国香港，全世界最高的房价给全世界、全中国人，上了一节最好的教育课。在这样的时刻，重温《论住宅问题》，也许是一种必要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