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上宽严相济
治军的最终目的是“节制精明”，命令得以通贯，不致中途梗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所以左宗棠才会说，“用兵最贵节制精明，临阵胜负只争一刻工夫。……得失虽在一日，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果于‘节制’二字实有几分可恃，临阵复出以小心，则事无不济”[72]。平时能做到节制精明，则战时才能指挥裕如。治军一方面强调制度与纪律的严肃性，同时又要讲求方式方法，要有灵活性，要有人情味。
（一）威克厥爱
曾国藩将训与练分开理解，练指军事训练，训则主要为思想教育，依靠言语训导，使士兵树立为国尽忠、甘愿赴死的精神。他说：“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73]湘军初建时，曾国藩每逢初三、初八操演之日，“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74]。曾国藩崇尚以儒术治湘军，不用严刑峻法，他曾说，“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75]。曾国藩通过禁嫖赌、戒游惰，达到严肃军纪，维持或提高战斗力的目的；通过慎语言、敬尊长，把营官、哨官与弁勇的关系变成父兄与子弟的关系，并利用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保证了组织上的层层节制。在曾国藩制订的《陆军得胜歌》里有这样的话：“第四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哨官管兵莫太宽，营官也要严哨官。出营归营要告假，朔日望日要请安。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来站个班。”[76]按照湘军规矩，每逢初一、十五，各级长官要向上级请安，士兵要向长官请安，遇有公事，要穿公服。这些都是知礼守法、敬官尊长的养成训练。
当然，训导作为一种道德约束力量，对于个人修养高的人有效，对于多数行伍出身的人则约束力较弱，要使所有士兵都能令行禁止，在宣扬礼法之外，还必须有切实的手段，保证命令上下通贯，而严明军纪则是实现这些的重要手段，也是衡定战斗力强弱的重要标准。“军事以号令为重，令进则进，令止则止，统领以之钤束营官，营官以之钤束哨官、什长，哨官、什长以之钤束兵勇，违者得以军法治之。所谓军法者，明其与寻常法律不同耳。自统领以至营、哨，节节相制，然后驱之出入生死之地而不摇。”[77]
左宗棠的治军主张中，所坚持的一项原则是“整齐队伍，严明纪律”[78]，他一再强调“驭军之道，纪律为先”[79]。楚军一经建成，即详定营规，“无日不以此申儆各营，亦无日不以此为程课”[80]，他向部队编发《行军要诀》一卷，分列细目“循士情”“遵号令”“定尊礼”“励忠勇”“遵节制”“申军纪”等五十余篇，在西北用兵时又颁发《行军必禁》，据称“营规严肃异常”[81]。平日治军中左宗棠反复告诫部下将领要恪守军纪，在给部将王德榜的信中说：“军律难整易坏，断宜随时加意约束。务恳严饬营、哨各官自相稽察，不可稍事徇隐。”[82]致函高连升说：“军律却须切实讲求，不可因闻谤而生忿，请饬诸营、哨加意整理为要。”[83]楚军以军容严整闻名，未发生过严重哗变，均与约束严格有直接关系。左宗棠曾说：“近来兵事稍稍顺利，其得力亦颇在此。”[84]又说：“军兴以来，兵勇能恪守纪律、杀贼立功者所在多有。其间贤愚不一，违令犯罪者亦无营无之。为将领者只要随时察禁，不存庇徇之见，有犯必惩便好，原不因营勇有犯，苛加责备也。”[85]
曾、左在与部将信件中均多次提到“威克厥爱”，即治军宁可失之严，勿失之于宽。左宗棠说：“军兴以来，未尝诛一失律之偏裨、退缩之将领，自是将弁均不畏法而畏贼。《书》云：‘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古今用兵得失，尽此二语。今宽纵既久，一旦驭之以严，难期帖服。此威令不行之可虑也。”[86]曾国藩也说过：“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爱，虽小必济。’娄敬所谓逆取顺守，亦此意也。军营用民夫，其先则广取之，虐役之；其后则体恤必周，给钱必均。法可随处变通，总须用人得当耳。”[87]
相比严苛，将领治军更易出现的问题是失之于宽，特别是对长期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部将，往往可能碍于情面，然而这却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治军以严整著称的左宗棠也承认，“老兄（胡林翼）治军不能严，弟亦非能严之人，然亦有求严之意，较之宽而无制者稍可”[88]。曾国藩在治军中不断反省，调适宽严之度。如同治十年（1871）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讲，“敝处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军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这更强化了他一直认为的“威克厥爱”，他说，“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反是，乃败道耳”。[89]胡林翼亦赞同治军宁可失之严，不应失之于宽，但在手段运用上似较曾、左有更大的灵活性，他说：“愚谓立法宜严，用法宜宽，显以示之纪律，隐以激其忠良，庶几畏威怀德，可成节制之师。若先宽后严，窃恐始习疲玩，终生怨尤，军政必难整饬。”[90]宽的目的在于情感培育，但必须是在严的框架内才有意义，否则就成了放纵或不作为。但何时当宽，何时当严，则需领兵者视情而定。胡林翼极善处理各种复杂关系，其眼光远大，在策略运用上又灵活多变，比之曾国藩的目不旁视高明不少。后人对他一生功业的评价是“究竟文忠之所以集事者，权术而非理学也”[91]。这里的权术，虽指手腕或手段，但不含贬义。
通过多种约束手段同时并举，曾、胡、左使湘军逐渐养成听命令、守纪律、能吃苦的良好作风，正因为此，湘军早期的军纪确实比当时其他的军队要好很多。
（二）忠君爱民
曾国藩认为：“第一教之忠君，忠君必先敬畏官长，义也。第二教之爱民，爱民必先保护闾阎，仁也。斯二者，总须纪律严明，训导有素。”[92]在君即国的大背景下，忠君即为爱国。但忠君对于普通士兵是颇为抽象的概念，对士兵而言官长是君之代表，所以面对官长时，亦应敬畏有加，这实际上是将忠君的这个抽象概念转化为对于官长的尊崇与敬畏，实质仍在忠君。左宗棠则从勇忠两者间的关系来认识忠君的意义，他说，“勇不本于忠，则亦非所谓勇耳”[93]，只有将忠诚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左宗棠也认为：“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不可不随时讲究，心中明白，自然作事不差。将官时以此训其千把外额，千把外额时以此教训兵丁，则人人知道理，有志气，乃是第一好营头，不枉吃朝廷钱粮也。”[94](https://www.daowen.com)
民心向背是战胜攻取的根本，历代军事家都明晓民心的重要性，湘军统帅亦不例外，爱民为用兵第一义，曾国藩曾屡次向其手下言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95]，又说，“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96]。胡林翼也认为，“养兵所以卫民，兵不爱民，何乐有兵？粮饷军火，营中要需也，然可以体恤民情，节省民力之处，务须极意谋之，乃不负杀贼安民之本志”[97]。左宗棠更指出，“杀贼所以保民，保民而后可以杀贼，一定之理。伸（申）明约束，且练且训，令纠纠（赳赳）之士皆知爱民敬上之意，守则固而战则克，亦不难矣。近日主兵之人以诈为有谋，以力为有勇，选将募士皆以此为程，宜其不能御寇而以致寇，不能安民反以害民”[98]。
曾国藩将爱民意识贯彻在平日治军中，要使弁兵均有“爱民乃行军第一义”的意识，要求日日三令五申，“视（爱民）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99]。曾国藩还亲订《爱民歌》，教授士兵习唱，内容颇为具体生动，如“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将士兵与百姓日常交往时所应采取的行为，对失当行为所应承担的罪责，皆通过歌谣这种浅显易懂的形式传达出来。如此口诵心惟，终将不扰民刻在心里，使士兵行为真如歌中所言，“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100]。
除思想教育外，曾国藩还试图在制度和纪律上对士兵有所约束，力避士兵扰民情形的出现。其一是在湘军营制中，每营都定有长夫和帐棚制度，使兵士有夫可用，有帐棚可住，避免了部队强拉民夫、强占民房的情况；其二是在营规里规定陆军不许乱出营，水军不许岸上行走，使兵士无从为非作恶；其三是确定了“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悉宜伸民气而抑兵勇”的原则，要各级遵行。同时曾国藩为禁戒恶习，借以严肃军容，还颁发禁令七条：“曰洋烟，吸者褫之，鬻者驱之；曰财，打牌押宝，犯者惩之；曰喧哗，居勿吵嚷，临敌勿高声，有梦魇者，推而警之；曰奸淫，和则棍责，强则斩决；曰谣言，谤上离军心者惩，乱是非说短长者惩，张贼势谣言惑众者斩；曰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惩，拜哥老会习邪教者骈诛；曰异服，包巾、衣裤及腰带、辫线，禁用红绿，花鞋花巾，并禁绝之。”[101]
鲍超所统霆军在湘军中以作战勇猛，敢打硬仗著称，是湘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但鲍超治军不严，常常纵容手下骚扰地方，影响恶劣，被人诟病。胡林翼曾多次以养兵卫民之论对其进行劝诫，“闻霆营告假勇丁及弁勇差务在外者，均擅用民夫，实属不知爱民，即非自爱之道”，警告他“若必仍前苦民，致滋抗累，则百战之功，亦无以偿过矣”。[102]左宗棠亦曾多次表达对霆军扰民的不满，曾数度向曾国藩提及此事，“鲍军已回江西，所部游勇滋扰特甚，数十里内巷无居人，行径大与《爱民歌》倍，恨不及面为言之。若循此不改，竟可危也”[103]。
（三）严明赏罚
赏和罚是为达成军事训练或作战目的而常被采用的治军手段。两种手段的作用机制不同，但导向的结果是一致的，即要让每名将士都能做到令行禁止，使部队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堡垒，能够一体行动，一体进退。中国古代历来强调“信赏明罚”，即必须有一套明晰、精准的功过判定标准，同时将领要坚持“赏不逾时，罚不迁列”的原则，赏该赏的，罚该罚的，这样才能做到“信赏明罚”。
曾、胡、左治军均重视赏罚对士气的影响。曾国藩认为：“夫古今所以激励军士者，重赏以鼓好胜之心，严刑以诛奔溃之卒，故可用也。”[104]左宗棠则特别强调罚不逾时，他说：“法行自贵，天下无不用命之人；罚不逾时，军中自有震动之意。嗣后临阵逃溃、畏葸巧避、失误军机文武各大员，如系情罪昭彰法无可宥者，若仍令解交刑部定拟候旨，为时既久，虽获罪之人旋膺显戮，终未足以作士气而励戎行。”[105]
道理阐述简单，但要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信赏明罚却并非易事。左宗棠对此有过分析：“论功行赏最难核实，有无功而冒滥者，有有功而掩抑者，历代官私纪载之书皆有同慨，而当时并未闻执一切之法以相绳。盖亦谓事变无常，情形互异，有时亲历行阵者尚未能尽悉其功伐之等次，劳烈之浅深，势难居堂奥而权衡阃阈之外也。……又筹饷转运出力各员，固为寻常劳绩，然观近日军营，有因欠饷过多或转运不速致兵勇怨噪，甚或叛溃者，贻误大局实非浅鲜，则此项寻常劳绩中亦似应有区别。若仅概准保奏议叙，所得不过加级纪录，实欠平允。”[106]可见，赏罚虽针对个人，但影响全局。如果赏罚不当，不仅不能激发斗志，还可能适得其反，消损部队战斗力，甚至可能对作战行动产生影响。对此问题有深见的是湘军早期领袖江忠源，他在《条陈军务疏》中写道，“军中赏罚未可一概而论也。战而胜，固当赏矣，然或杂然旅进，割取他人之首级以冒功，或当追击至要之时，不思乘势掩杀，只顾夺取财物、器械、马匹，以致大胜变为小胜者，又当罚。战而败，固当罚矣，然或奋勇前驱，后援不继，或大众却走而一军独前者，又当赏”。他主张赏罚必须分别算定，“同一赏而厚薄攸分，同一罚而轻重迥别，当视其功罪为等差”，而要真正做到赏罚分明，他认为只有“亲历行阵，开诚心，布公道”才可，否则无法“慰士卒之怀而振积疲之习”。[107]
曾、胡、左对赏罚均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不能因有功未赏而打击士气，但又不能每战即报功而形成骄气。胡林翼认为，“国家名器，不可滥与，慎重出之，而后军心思奋，可与图后效而速成功”[108]，否则“稍有滥予，不仅不能激励人才，实足以败坏风俗。试思昔年湖北保举不为不多，究竟真出力者遗之，而钻营者得之，人不知感，事亦无成，此又我所深惧矣”[109]。在三人的信件中均曾表示对作战期间的奖惩贵在持平，免因畸偏畸重造成将领之间的隔阂，影响后续军事行动的开展。如尹隆河之战中，刘铭传所统铭军先胜后挫，靠稍后赶到的霆军方获救，并最终取得此战的胜利。曾国藩在与胡林翼商量如何对鲍超请奖时，表达了他的意见，“此次于鲍之坚忍处，平平叙去，不过烘托，亦好。盖近日各统领专看折奏中出语之轻重，以权其效力之多寡。往往正在酣战之际，忽见一折叙事不甚如意，遂废然不肯向前者有之”[110]。功劳代表着利益和地位，争着获得上司的赏识或认可，对于激发战斗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若太过看重功劳，一旦某次立功未获奖赏，就可能灰心丧气。一个人太过突出，奖赏过多，有时不仅不会出现人人争奋的局面，还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特别是在败仗之后，更易如此。左宗棠以此告诫胡林翼：“大约打败仗之后，总以申明军令、严赏罚为要。非是，则人心不服，气亦不振也。……湘军战功之盛，均迪公（李续宾）一人为之。打胜仗人人奋勇，一败仗则现本来面目矣。此亦不独湘军为然。趁此时整顿一番，湘军仍是可用，否则难言也。”[111]
（四）推诚相与
曾、胡、左在治军中特别注重感情的投入，将感情作为维系部队的纽带。曾国藩主要提倡以诚相待，以诚感人，以心换心，他说，“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112]，即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同侪，而不是心存偏见，更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这既是曾国藩基本的待人之道，也是其处理上下级关系的基本态度。为达成这样的目的，他主张“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113]。曾国藩推崇理学家“修己治人”之法，主张以身作则，带动全军。他说，“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114]，要自我约束，以德自励，以德勉人。对于这一点，左宗棠亦说过类似的话，“主兵之人惟有努力自修，正己以为正人之本。至于随时觉察惩办，勒令首悔，又其余事也”[115]。为帅者不能唯我独尊，以权势压人，他说：“凡将将，须先得其心，不必以权势相压。昭烈亲武侯，而关、张不悦，在昔豪杰，亦所不免。当统领之人，不患无权势，患在不能下人，而必欲强人以就我。”[116]可以看出，在士子儒生为主的湘军将帅内部，主帅如能修己治人，以身作则，无疑对于协调上下关系，避免内部因争功妒能而失和于众，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正如曾国藩所言，“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117]。
湘军统帅要求将弁注重平日治军中体恤士卒：“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以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118]如李鸿章所言：“楚军营规无论调援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劳逸饥饱之间，将领须节养其气力，体恤其艰苦，是以用兵十余年卒能成功，为其能自立于不败之地，致人而不致于人。”[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