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兵学新书》
作者徐建寅（1845—1901），江苏无锡人，字仲虎，是晚清著名科学家徐寿次子。同治五年（1866）随父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引进和翻译西方军事理论著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徐建寅与英国人傅兰雅、美国人金楷理等人合译有多部军事技术书籍，如《格林炮操法》《水师操练》《轮船布阵》等。光绪五年（1879），徐建寅以驻德二等参赞的身份赴德国定造“镇远号”“定远号”铁甲舰。在欧洲期间，徐建寅访问了德国和英国海军部、克虏伯炮厂及造船厂，参观了炮台与海军基地，并以专业的眼光对大炮的制造工艺、造舰规程及炮台的形制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记录。回国后，徐建寅把参观访问的见闻汇集成《欧游杂录》，成为介绍欧洲军事技术情况的重要资料，也成为其后来撰写《兵学新书》的材料基础。
光绪二十二年（1896），徐建寅出任福建船政局提调，其时正值甲午新败，中国正处于西方列强瓜分的危局中。出于对时局的感愤和强烈的爱国情怀，徐建寅将毕生精研科学所形成的专业知识及欧游时的现地经验灌注于笔下，终于写成近代第一部系统化的近代军事理论著作——《兵学新书》。全书16卷，约20多万字，附图200多幅。第一至第五卷主要讲述步兵单兵体能训练、队列训练、技术训练及一旗、一营乃至一军的战术训练。战术训练主要介绍了进攻与防御、林地作战、要隘攻防战，以及诱敌、劫袭等战法。第六卷主要讲述马兵的训练与使用。第七卷讲炮兵的编制以及训练和作战。第八卷讲兵炮配合。第九卷为徐建寅根据中国国情和军情，参考西方义务兵制设计的新的兵役制度。此外，《兵学新书》还介绍了德国和奥地利的军事教育情况，并用较多篇幅论述了各种先进的军事技术问题，诸如后装枪炮的构造与使用、野战沟垒的建筑以及铁路工程技术等问题。
徐建寅在书前凡例中提及了写作此书的目的，他说，“救世之策，莫若兵学为先”[31]，认为处有事多变之世，论兵不可泥古，而必须力求通理明义，懂得阵式和战法，并要随着枪炮性能的改进而变化，操练也要随着战术的改变而改变，这样才能固兵心以操胜机，握成算以挫敌焰，使兵学适应实战的需要。他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兵书半多空谈，而且“世俗迂儒，一误再误，讳讲兵学，是以二千年来无人以兵学泐为成书者。即有古兵书，亦皆模糊影响，罔切实用”[32]。可以看出，徐建寅对于传统兵学的评价已与过去有根本性的不同。在他看来，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通过“考究治兵之要，揭各国新法之精理，辑泰西诸书之菁华，以保我国，以尊我君”[33]。该书虽有谋略的内容，但并不以思辨见长，主要内容多为可用于直接指导训练的方法，相关战术也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兵学新书》的最大特点是，“采集各国军政，实事求是，择精语详，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于军者，无不绘图系说……无法不备，无备不精，不载吉凶占验诸异说，可谓集古今兵学之大成，得圣贤教民之深意矣”[34]。全书的叙述方式不同于传统兵书，而与现代军事理论的叙述方式更为接近，与同一时期出现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有较多的相似性。
（一）关于战前谋划
从全书篇幅来看，主要以训练为中心，谈及谋略之处不多，但仍认为战前谋划至关重要。徐建寅将谋略区分为调度方略和布置列阵。调度方略主要考虑“彼我之势力，兵将之众寡”等因素，列阵则“不拘兵数多少，总就现有之兵将，由总统审机应敌，以期得胜。诸统将先秉方略移军前进，临敌则遵总统之布置而列阵”[35]。作者认为，制胜之机取决于“临战气势胆力雄壮”，这既体现在平时训练是否纯熟，纪律是否严明，同时也取决于临战保障、调度是否合宜。具体而言，“兵衣兵食，料量充足，转运支应，一无缺误”[36]，同时还要看能否做到师出有名，将士皆能同仇敌忾，志气忠勇，绝无畏死之念。一旦定下决心，“初出一战，必期获胜，则众心愈励而愈奋，加以诸将平素善能激励兵心，不有懈弛，临时益加策励，自能众志成城，猛厉十倍矣”[37]。如此，方能“一鼓作气，不稍馁怯，合志赴功，必能克敌”[38]。
（二）关于训练
徐建寅认为，选练士兵应仿行西法，建立近代化的军队，但他不赞成聘用洋教习训练部队，认为此举徒费巨款，仅得粗浅皮毛，战时全不得用，他说：“盖用洋将弁以教练步伐、枪炮，虽能严整，然仅得兵学之一端，至其精义，头绪繁多，必非粗通洋语者所能传达，仍不能窥其全豹。”[39]他坚持认为：“非集中国有志之士，自行讲求兵学之精义，必不能训练兵士，使成劲旅也。”[40]训练应以纯熟为要，“官兵应奉操法为经典，以为必胜之左券。平时人人娴习烂熟，视等性命之重，战时虽领兵之将伤亡，而各兵仍知如何住守，如何进攻，仍照原定之策，力战成功，不致半途溃败”[41]。为防止出现训练方法各自为政的局面，徐建寅还特别强调全国要按统一的操典进行训练，“一律阵式，一律放枪，为最要之政”[42]。步、马、炮三者中，步兵的训练尤为重要，因此“更应用一律操法”[43]，一旦部队将操法训练纯熟，即便营官升转，后任继之，“仍可如臂使指，绝无阂隔之患”[44]。
训练之法包括体能训练、队列和射击训练及阵法训练。
1．体能训练。要求“新兵入伍，先练其手足之力，使足捷身轻，持枪而臂不颤”[45]。最初十五日，每日教以持球，趋跑跳跃。十五日以后，每逢三、六、九日进行操练，同时兼顾士兵休养，勿迫其所未能[46]。除三、六、九及朔望日外，每天练习持枪手势两个时辰，此外利用操练食宿之余，进行室内理论问答，并学习“补衣，拆装、揩擦枪件，及收拾行李背负等事”[47]。练习持枪十五日后，学习行走阵式，借地势庇身法，再练习两个月后，乃可归入全旗，一同操练。
2．队列和射击训练。包括徒手立定、转身、走步，以图示方式释解动作要领。待徒手队列动作熟练后，则进行持枪队列训练，亦采取图与文字结合的方式，力求每一步骤都能标示清楚。士兵除学习端架、装枪、瞄准等基本动作外，还需学卧放、跪放等动作。
3．阵法训练。阵法训练贯穿整个《兵学新书》的前半部分，按照不同编制体制下不同兵种、不同地形下的要求，从实战需要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军情，灵活机动，以简便实用、适应战场需要为准。
阵法训练分行走阵式和临战阵式。行走阵式即基本的静态阵式，而临战阵式则需根据实际战场情况，随时加以调整变化。书中区分为阵式和运用，分别讲解。一旗阵法训练为战术训练的基础，“合多营以成军，而始基在一旗”[48]，而欲使一旗阵法训练纯熟，“要在教训各弁兵，俾全熟分内诸事。是以先在平教场用数十兵作小旗，练熟行走各阵式，再往高低地，以操借地势进攻、住守等法，使官弁、兵丁共明一切与真战无少异，各有定见，再归一旗，以操运用”[49]。士兵不但要掌握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的使用技术和战术，通晓构造原理和性能，避免拘泥于操场上的练习和纸上谈兵，而且还要能灵活运用所学的新知识，在战场上勇猛搏战，克敌制胜。操练运用区分了12种作战行动，即住守、进攻、退回、拒马兵、树林、要隘、村镇、堡墙、诱敌、劫袭、应急、巡探等。书中对每一种军事行动的不同情况均有详尽解说。如对林战，地形上区分了林中和林边，作战行动则分为进攻和住守，对林边住守、林边进攻、林中住守和林中进攻均进行了讲解。
一旗训练纯熟后，可以将训练规模扩大至营，训练亦分为行走阵式和临阵运用，模式与一旗类似，只是涉及的部队更多，组织协调更为困难。“操练运用者，一面教官弁以调度之法，一面教兵丁交战之法，大致亦与一旗运用略同，亦须操练进攻、住守、退回并转向等法，均臻便捷，不稍板滞。”[50]
一军训练注重诸兵种协同训练，以求战时协同作战。步、炮、马兵使用新式枪炮进行协同作战时，须求各尽其长，密切协同。要选择有利地形，使各自的长处得以充分发挥。在三者协同作战时，又要始终注意以步兵为主，以马、炮二兵为辅的原则，但“用马兵或炮兵，偶值机会凑巧，间或亦成大功。然仍必借步兵之协助”[51]。(https://www.daowen.com)
以上作战行动多以散队形式出现，对于旗官的素质要求很高，何时以何种队形，采取何种行动，对时机要有准确判断，对于士兵遵从号令情况有准确了解，同时要熟悉地形并善用地形，而且命令要坚决。领兵者应熟谙方略，把握制胜之机，审机应变，灵活机动地指挥作战，切不可拘泥古法。
（三）关于兵役制度
中国古代一般的兵役制，或征兵制，或招募制，均有弊端。征兵之制，“终岁散处田间，仅于蒐苗狝狩，以时简阅，训练亦不能纯熟，用意虽美，立法固未尽善”[52]。招募之制，“纪律未谙，训练未悉，兵将未识，心力未齐，贸然临敌，望风奔溃，贻误大局”[53]，且招募制最大的问题是遣散之后，驯良者，无本业可安，生活凄苦，大胆狡悍者，则可能流为匪盗。徐建寅认为，最佳的兵役之法是参民兵招募而兼用，提出“抽丁之法”，即“抽丁常居营中，给饷定课，部勒训练，毋作别业，不异召募，则训练精矣”[54]。具体而言，从每200名壮丁中抽一名为兵，其余壮丁每人每日出一文钱以供养服役士兵。三年服役期满，遣散回家，年各不过二十三四岁，仍能经营本业，如此“则民间既无荒废治生之患，而在营又免老羸充数之弊矣”[55]。以后每年秋收农隙时，仍调集至本府之营中，操练二十日，操练完毕回家，名为“备调兵”。每年如此，七年为期，期满不再调练。招募则本着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原则，规定凡年龄在19岁至44岁之间，城乡村镇中身家清白的壮丁，均可自愿报名。若一地无自愿当兵者，则抽签选定一人为兵，并取具邻里及廪生身家清白（者）保结[56]。这一办法如果能够施行，当时全国22个省，可招兵40多万人，能够节省国家养兵之费，而不会加重民众负担。
这一制度明显吸收了西方近代的义务兵役制思想，并结合中国自身情况予以改造，是寓征于募，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一种兵役办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陕西按察使端方根据徐建寅所说的“抽丁之法”拟定了《抽练陆军办法》一折，连同《兵学新书》一并进呈，清廷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命直隶总督裕禄先在直隶试办，“一俟办有成效，次第扩充推行各省，以期悉成劲旅”[57]。
（四）关于军事教育
除军事训练外，该书还重视思想训导，认为：“平日仅能操练娴熟，列阵便捷，犹未足全恃，必须以勇果鼓舞人心，勉为君子，不以死伤夺其志，方为可恃之军。”[58]训导主要内容包括，爱国忠君思想等：“每日训以立品爱国，使其尊君亲上之心油然而生。训以历代名将、古来勇士之功业，流芳史册，以励其效慕欣羡之心。训以战阵无勇，不孝之尤，辱亲莫甚；战阵死亡，无量荣耀，立升天界，共证正果，永享极乐世界，无穷尽期，非特忠义传于乡里，流芳百世已也。”[59]书中强调，训导要讲究方法，要能“言者历历如绘，听者娓娓忘倦，方足深入人心，久而化之，自然勇气百倍，目无强敌矣”[60]。此类训导，曾国藩在训练湘军时亦曾采用，尽管这种方式看似粗陋浅薄，但不可否认，对于增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士兵的战斗意志确有其价值。
《兵学新书》也注意培养士兵团队意识，方式则较为灵活，除一般的训导外，还辅以团队游戏，如“往野田山林，教以练力、互搏、泅水、逾沟”，其间“行歌互答，奏乐节步”，使人人皆有“不避艰险之志，又开豁其喜悦之心”。[61]夜晚训练时，“爇火坐谈，指示他旗所习之阵，令其欢欣羡慕，兴会淋漓”[62]。如此，兵丁既能熟练使用军器及行走阵式，又能将平日训导之语心领神会。
（五）兵制与学堂教育相结合
徐建寅通过分析近代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之路，认识到军事教育对于国民性的改造有重要影响，他认为兵制与学堂要相辅而行，要移风易俗，改变当兵者鄙的错误观念。同时作者也将军事训练视作人格健全、崇尚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一种手段。他说：“武备即学问，学问即武备，两相附丽不能分，亦不可分，分之国贫且弱，合之国富且强，必学问深而武备始精，学问既深，将弁兵丁，无一不各尽其职，于是通其学问，以及士农商工，政治风教，自能渐渍相化，莫不精诚核实。而通国臣民，自皆奋勉鼓励矣。”[63]士农工商在军队优良作风的影响下，也能奋勉自励，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教，如此，国家必然富强。
徐建寅主张在营中设立各级学馆，兵丁除进行一般的军事训练外，还需入学馆进行专门学习。“所学者，寻常学问及兵法、武事章程、报单册籍、公牍，及书记旗哨队长当为之事。各兵操练法、营法、旗法，各旗哨队长当为之领兵教习之事。”[64]炮兵则须入炮兵武弁学馆，“须习算学、格致、炮学、造炮墙法、绘图、绘炮沟墙图”[65]。
（六）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
徐建寅重视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但又不是武器决定论者，他在人与武器的问题上有着自己清醒而独到的认识。一方面，徐建寅作为军事技术专家，十分重视武器技术的进步带给战争的影响，如他说，“新式后膛枪，放速致远命中，凭墙以守，攻破甚难”[66]，又说，“今有新式快枪，昔时大综马兵，冲散敌阵，不能成功”[67]。同时他也认为，讲究兵学不能只限于购买新式军火，聘请外国将弁教练官兵，追求表面上的枪炮更新和操练整齐，不能只学其皮毛而遗其精艺，“后膛枪必操熟之兵，用尽其力，乃为利器，否则，不过多枪声而不伤敌”[68]。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惨败强化了徐建寅对于加强兵学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他说，“殊不知，用其军火在乎人之精讲兵学，乃为根本。军火之利，抑其末也。不讲兵学，徒靡巨款以购军火，及至临敌，溃败相望，精利军火弃之如遗，转资敌用。乃鉴及于此而知彼兵之强，不全恃军火之利，而在其操练之精”[69]。
《兵学新书》是徐建寅在吸收西方军事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军情编写的一部新型兵书。因徐建寅本身即为科学家，故书中对多数军事问题的论述都有科学的基础，其定性论述比较合乎事理，其定量分析亦较为准确。从理论价值上而言，该书是清末最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的一部兵书，只是当时清王朝已行将就木，未能对该书的价值进行充分发掘，使该书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