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军战略

随着海军渐成规模，海军逐步成为晚清海防体系的核心，地位日趋重要。在此情形下，海军如何使用，或者说应当制订何种海上战略，不仅关乎海军的建设发展，对选择何种海战战术及何种军事训练模式都有重大影响。

客观而言，李鸿章对于西方海战理论有较多关注，对于海军进取性的特点亦有一定的认识。他在光绪六年（1880）即提出“以战为守”的主张，他说，“南北洋口岸丛杂，不能处处设防，必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乃能以战为守”^[119]。又说，“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豫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120]。但受限于海军建设的进度与规模及旧有海防观念的制约，李鸿章不可能将海军作为独立遂行海上决战任务的工具，而只能将海军纳入已发展相对成熟的海防体系内，将海军作为海防体系中的一环，作为慑止外敌侵扰的一种力量。

同治十一年（1872），海军尚未兴办，各方讨论的重点仍集中于舰船，李鸿章即已流露出消极的态度：“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海外之险，有兵船巡防，而我与彼可共分之；长江及各海口之利，有轮船转运，而我与彼亦共分之。或不让洋人独擅其利与险，而浸至反客为主。臣尝督同沪局委员筹议仿造兵船，以该局现造五号为度，不宜更求加大，庶无事时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121]到了光绪五年（1879），李鸿章又说：“中国即不为穷兵海外之计，但期战守可恃，藩篱可固，亦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之基。”^[122]甲午海战之前，李鸿章对于海军消极使用的意图已暴露无遗：“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事相同。”^[123]对于此种海军战略，李鸿章给出的解释是，“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至论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124]。(https://www.daowen.com)

在这种消极战略的影响下，不仅海军后续的发展受到了影响，甲午战争中海军的失败也与这种消极战略不无关系。北洋海军在海战中始终奉行依托海岸炮台进行作战的消极防御战略，其基本任务是以防守旅顺、威海两军港及其附近海域为中心，固守渤海湾口，守备京畿，从未谋划过积极主动地进行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方略。丰岛海战中，清廷谕令北洋海军在渤海湾内数处要隘“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125]。黄海海战前李鸿章给丁汝昌规定的任务是，“择其可用者常派出口外，靠山巡查，略张声势”^[126]，“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其运兵船或不敢放胆横行，不必与彼寻战，彼亦虑我蹑其后”，并强调“用兵虚虚实实，汝等当善体此意”^[127]。待丁汝昌率领海军到达旅顺时，李鸿章又指示，“如贼水陆来逼，兵船应驶出口，依傍炮台外，互相攻击，使彼运船不得登岸”^[128]，这实际上是将战舰当作“水炮台”来使用。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命北洋水师龟缩威海卫“避战保船”，不得远出大洋决战，都是这种消极防御思想的体现。正如学者所言：“北洋海军的基本任务是固守渤海湾口，具体又以防守旅顺、威海两军港及其附近海域为中心，没有确立积极主动进行海上决战的指导思想。这就必然使北洋海军陷于一种消极应付的状态，将海上作战的主动权拱手让给了日本。”^[129]

从北洋水师在战争中的表现可以看出，这支被清廷视为可以“振扬军威”的海军舰队，只有近代化海军之形，而无近代化海军之神，在骨子里依旧是一支旧式水师。英国人格伦指出：“中国于开战之初，已不以海军争夺制海权，徒造屈服失败之因。”^[130]英海军中将克鲁姆评论：“中国舰队……违反了海军战略的原则。为了远远躲开日本舰队，采取了暂时放弃黄海制海权的错误策略。这种错误策略和二百年来屡遭失败的经验一样，北洋舰队也陷于大败，这是不足为怪的。”^[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