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思想
李鸿章是晚清时期具有国际视野，能够将中国问题置于国际大格局中进行思考的少数几个战略家之一。大学士宝鋆在评价洋务主将时说，“中堂（李鸿章）能见其大，丁禹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丹（沈葆桢）能尽其实”[95]。李鸿章对时局把握精准，视野开阔，且能不断吸收新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思维始终活跃。在列强环伺、中外实力悬殊的背景下，如何能在夹缝中寻求发展，既求得改变实力落后的途径，又在应对当下问题中找到妥善的处置之法，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战略能力的。
（一）备豫平时
李鸿章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他曾说，“惟臣忝膺拱卫，设有警变，自应激励将士决一死战，而胜负之数既不可知，国家安危要当豫计”[96]，这是李鸿章对于疆臣职任的基本设定。他以自强为念，思考问题始终突出一个“豫（预）”字，其常言为避免“临事筹防，措手已多不及”[97]，所以要“备豫于平时，而折冲于临几”[98]。可以看出，李鸿章能够始终立足长远来思考问题，不以近利取远害。
对于西方列强，李鸿章的基本判断是“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客国又岂有异”[99]。这一认识虽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但从后来的发展看，李鸿章的这一认识大体是无错的。基于此认识，他对列强的态度是“惟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100]。他明白国家间的竞争，实力是根本，若实力不济，不必强求与列强争胜。他主张对列强采取暂为羁縻的态度，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李鸿章认为，当时的国家实力并不足以与列强抗衡，不如缓退一步，求得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而应将主要精力放在改革内部陈旧落后的局面，求得国家的快速发展。他说：“岛夷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制其性命。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之甚。”[101]他甚至认为，“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102]。尽管形势窘迫，李鸿章对于中国终将摆脱当时的困境却保有相当的信心，他说，“中国地大物博，但能合力以图之，持久以困之，不患不操胜算”[103]。但前提是国家要有定见，不能因一时一地的利益受损而偏离了发展的主线。
对于日本的威胁，李鸿章始终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并在战略运筹和布防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早在同治三年（1864），李鸿章即表示过担忧，他说：“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104]同治十一年（1872），他又说：“惟该国上下一心，皈依西土，机器、枪炮、战舰、铁路事事取法英、美，百年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积弱至此，而强邻日逼，我将何术以处之。”[105]他认为，国家应发奋自强，迅速改变军力疲弱的局面，否则“若不赶筹，发愤自强，后患何可思议”[106]。光绪六年（1880）又说，“查日本国小民贫，虚憍喜事。长崎距中国口岸不过三四日程，揆诸远交近攻之义，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107]。对于日本入侵朝鲜，李鸿章亦有准确判断，并提前进行了相应的部署，他说，“至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臣前劝其与西人立约，并导以练兵购器，无非望其转弱为强”[108]。
（二）大局着眼(https://www.daowen.com)
对于军事行动，李鸿章始终能从大局出发，而不被一时的小胜蒙蔽双眼，他说，“用兵之道，先揽大势，而后下著，不得以目前小胜负为定准也”[109]，即小目标要能服务大目标，相合则有益，不合则小胜亦对大局有害。他率领淮军进规苏、常时，即坚持从大局着眼，认为必须“分路前进，或掎或角，取远势以制大敌”[110]，如此则“我可以抄贼之后，贼不能抄我之后，渐逼渐紧，渐击渐败，使贼大势不振，筋脉不舒，则苏州一城早迟可克，克亦易守”[111]。李鸿章在协助左宗棠平定陕甘回乱时，他的认识也相当冷静清醒，“代筹西事以办粮运、集马队为要务，并以先战后守，守定后战，就地势为里围外围，先保秦，次图陇”[112]。可以看出，这与左宗棠“缓进急战”的基本策略，“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113]，大体是一致的。
维护国家安全，实力是基础。李鸿章认为，“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豫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114]，但须以对彼己的实力有准确的把握为前提。李鸿章认为，“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115]。所以他坚决反对意气冲动，必须做立足现实的长远打算。对于文臣动辄言战，李鸿章将此解释为“局外士大夫愤诸国之凭陵，哗然欲战”[116]，他对此类轻启战端的意见颇为不屑，他说，“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恇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若汉唐以前，则英君智将，和无定形，战无定势，卒之虚憍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知制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制胜之要道矣”[117]。
在对马嘉理事件的处理上，则充分体现了李鸿章决策从大局着眼的特点。面对英国人咄咄逼人的架势，“议者攘臂言战”[118]，李鸿章从自身实力出发，认为不必为此事轻启战端，他说，“目下南北各海口虽有防兵，均嫌单薄，虽筑炮台，多未竣工，况口岸窎阔空虚之处尤属防不胜防，恐未足言制胜。……臣之愚见，此事究因滇案而起，似不值竟开衅端。且时势艰难，度支告匮，若与西洋用兵，其祸患更有不可测者”[119]。
（三）自强为本
李鸿章重视战略上的超前部署，如购置铁甲舰，建设旅顺、威海要塞，铺设电报线，设立武备学堂培养近代军事人才，都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现的。他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一“变”字，变易兵制，变易武器，且必须立足自身，“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挟持无具”，只有自造才能“取彼之长益我之短，自强之基莫大于是”。[120]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主要创始人，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的建设，都与他密切相关。李鸿章还认为不仅要购进西式装备，更要不拘成法，变易制度。如对绿营分散驻防的局面，他提出：“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必须尽裁疲弱，厚给粮饷，废弃弓箭，专精火器，革去分汛，化散为整，选用将能，勤操苦练，然后绿营可恃。”[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