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则必胜
曾国藩曾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177]。此话虽重心指其作战拙滞迟缓，变化不多，但亦体现出曾国藩本人乃至整个湘军的作战特点，即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曾国藩反对打无把握之仗，不断以此告诫部将，“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178]。
（一）防牵缀
所谓牵缀，即除主攻方向外，仍要分出一部分精力或兵力应付敌在其他方向可能的袭扰，防止注意力或兵力分散，形成极易顾此失彼，为敌调动的局面。胡林翼说：“有牵缀之势，与特立独行、四无牵顾之势，大不相同，设援贼乘我官军，有内外受敌之势耳。”[179]他在思考江南大营崩溃时说，“本年江南之事，以七万人缀于城下，贼从旁路、后路横轶纷扰，遂至溃败决裂不可收拾”[180]。
被敌牵缀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兵力分配上考虑不周，如胡林翼所讲“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181]，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对敌的策略。湘军前期多用攻城之法，虽有所获，但损失亦较大。“发逆自粤西起事以来，每以坚城坚垒牵缀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狡焉思逞。故贼日见其多，兵日见其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182]后期策略则采取布远势、择要点，仅对全局具有重大影响的城池进行长久围困，而以雕剿之兵对其他城池进行骚扰，以配合重点城池的围困。咸丰十年（1860）胡林翼在给李续宜的信中对这一策略的实质有深入解析：“皖北、楚北之军务，只应以一处合围以致贼，其余尽作战兵、援兵、雕剿之兵。假如围安庆，则不可再围桐城。若处处合围，则兵力皆为坚城所牵缀。援贼大股上犯，势必无劲兵可备援剿，不破援贼，则城贼不可得而灭；不剿流贼，则守贼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局也。”[183]这一战略调整，使湘军逐步摆脱了前期面对坚城时的被动，并能反过来牵制敌人。
（二）不攻坚
在无得力大炮辅助攻城的情况下，攻城作战都是极其艰难的事情，所以“攻城无良策，自昔已然”[184]，这是曾、胡、左三人的共识。咸丰八年（1858），湘军主力李续宾部从太平军手中夺取舒城、桐城等四座城池后，便以为“兵将如虎如熊，殆将飞而食肉”[185]，而对战争的长期性与艰巨性估计不足，未能对屡次胜利中存在的问题保持警觉并及时做出调整，最终导致三河之战中李续宾部全军覆没。对于此战的失利，湘军统帅胡林翼颇为痛心，他深刻反思，“得一坚城，破十巨垒，杀贼不多，贼氛仍炽，而士卒伤残，元气不复，此非用兵之至计也。又兵事当逼城攻垒之时，如雀之伺蝉，志在于蝉，而不知弋人之又伺其后。假令攻坚不克，志懈力疲，他贼旁援，往往误事”[186]。此后的胡林翼将力避攻坚作为其指导部将作战的基本信条，对部将屡屡以“不攻坚”相劝诫，如对唐训方说，“不攻坚、不蛮打，则士气不伤”[187]；对多隆阿则说，“攻坚之有害无利”[188]。有时为预防部将产生轻躁攻坚之念，胡林翼甚至说，“只要‘不攻坚’三字悬之戒律之中，便是上策”[189]，只有“防援贼，不攻坚，审地势，度贼情，保全精锐，一鼓成功，乃行军之妙法也”[190]。曾国藩在总结历次失败经验后也指出：“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191]又说，“此后不可再行蛮攻坚垒，须扼扎要地。贼所必争之区，致令贼来攻我，我亦坚壁不与之战，待其气疲力尽，而后出而击之，自操胜算”[192]。
（三）少分兵、用活兵
在兵力的使用上，曾、胡、左的基本主张是贵整不贵散，即集中使用兵力，而不主张分散兵力，如胡林翼说，“兵不可太分，恐分则力弱；剿贼亦不可太远，恐远出而无后援”[193]。又说，“太分则力单，穷追则气散；大胜而变成大挫，非知兵者也。不可不慎，敬则胜，整则胜，和则胜，三胜之机决于此矣”[194]。咸丰九年（1859）湘军合围太湖时，陈玉成调军反扑太湖，逼近城西霆军，恐有粮道断绝之虞。多隆阿遂向胡林翼请调部队增援，胡林翼在给多隆阿的信中讲，“林翼苦思焦虑，与其拨来拨去，毫无补益，不如挟全势全力，以剿为主。……若零星抽拨，微论不能得力，实亦无可应命，非兵家之上策也”[195]。在对部将的指示中，胡林翼也常以“戒散队”加以规训，他说“临阵切戒散队，切戒贪财。得胜之时，尤宜整饬队伍，多求痛杀”[196]。
当然，胡林翼所讲的不分兵，并非指所有部队都要团聚一处，如铁板一块，而仅指对敌时不宜临机分兵而言。从全局看，不仅要分兵，而且要有合理的兵力配置，需区分游击之兵、围城之兵、应变之兵等，如此才能在各种突发情况出现后从容应对。胡林翼言：“临阵之际须以万人并力，有前有后，有防抄袭之兵，有按纳不动以应变之兵，乃是胜着。”[197]又说，“有围城之人，须先行另筹打仗之人”[198]，“预留一大枝，置于空闲之处，以为应变之兵。待他路之贼机已露端倪，然后起而乘之，则满盘棋子均活，无一呆着矣”[199]。左宗棠对于分兵也有辩证的看法，运用上似更为灵活，他曾讲，“曾文正、胡文忠曾力主兵不宜分之说，虽老成慎重、阅历有得之见，然弟每与之争，谓亦当看贼势轻重、贼踪整散，因而定计，又必择能当一面者分任，然后有分兵之益而无其弊，若守定不分之义，亦未免坐昧机宜。攻吐鲁番必两面下手，虽系暂分，终归于合”[200]。
曾国藩用兵拙滞，不及左宗棠多变，但也并非如左宗棠所讲，力主不宜分兵之说。曾国藩对自己的评价是，“古人用兵，最贵变化不测。吾生平用兵，失之太呆”[201]，但他亦认为，灵活用兵，方为取胜的关键。实际上曾国藩常以用活兵、用轻兵叮嘱部将，如“行军之要，屯宿之守兵宜少，游击之活兵宜多”[202]。又说，“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所谓活兵，即“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所谓呆兵，即“屯宿一处，师老人顽”；所谓重兵，即“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而“器械轻灵，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驰电击”，则为轻兵。他认为，即使部队因积习已深，无法全改为活兵和轻兵，也应“姑且改为半活半呆、半轻半重，亦有更战互休之时”。[203]
（四）得势猛打
与战前的持重相对照，曾、左特别强调一旦得势，必定穷追猛打，即便不能全歼当面之敌，亦要使敌遭受重创，令敌胆寒，下次再遇必心存忌惮方罢休。如曾国藩对朱品隆部湘军的要求：“我军平日宜戒浪战，若看定地势，酌定时候，本有可打之机，却又不可太斯文了。一经得手，即须痛剿穷追，上午得手，下午又剿又追；先日得手，次日又剿又追，乃足以振军威而寒贼胆。不过猛打数次，三千余人即足抵万人之声威矣。若一味稳慎，全不勇猛，交锋之际，见贼小挫退，我亦得罢且罢，得收且收，不说天色将晚，便说风雨将至，不说士卒饥疲，便说出队太远，不说怕有埋伏，便说另股包抄，如此则永无痛剿之时，贼亦永无吃亏之日。不过数次，贼必狎而玩之，三千余人只足抵千余人之声威矣。”[204]左宗棠亦曾说：“大抵与剧贼斗，须静须整，毋示之以形。迨痛剿两三次，贼势真败，则宜急速追之，其党易散，其气易挫。年来兵事，皆误于‘锐进缓追’四字，以致贼之乘我易，而我之制贼难，此意不可不深长思也。”[205]左宗棠还认为小胜即使连续不断，对敌人也无多大威慑，“连声之雷不震，食鼠之猫不威”[206]，重要的是打好有决定意义的大战，着眼于歼灭敌方主力，“总以多歼悍贼为首功”。不论是在浙江、福建、广东歼灭太平军，还是在西北用兵，左宗棠都注意歼敌主力，而不争数战之效。可以看出，无论是战前的慎重与战中的勇猛，目标是一致的，作用上则相辅相成，体现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内在一致性。
在以上这些作战指导的基础上，湘军形成了一些有效的应敌策略，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战法上表现出与其他部队明显不同的特征。这些作战原则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水陆相依。
所谓水陆相依，是指凡陆上作战必有水师相配合，凡水面作战亦有陆上部队相协调，使陆上与水面，联为一气，相互应援，成为一个整体。湘军之所以能够终成大功，水师的作用不可低估。曾国藩自己曾说：“惟论金陵克复之功，实赖水师肃清江面，断绝贼粮。上游三千里滨江城隘，皆由水军苦战得来。”[207]郭嵩焘写给曾国藩的挽联也称：“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著。”[208]
湘军最早提出设立水师的是江忠源，他在咸丰三年（1853）七月防守南昌时，曾上奏清廷，认为，“行军之法，因敌制胜。阻山寨之险者，直扼其要害；兼水陆之势者，先破其舟船”，所以“欲克复三城，必筹肃清江面之法；欲肃清江面，必破贼船；欲破贼船，必先制造战船以备攻击”。[209]受江忠源的影响，曾国藩很快认识到控扼江面的重要性。当时清军绿营虽有水师，但不事训练，面对太平军水师的冲击，“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210]。所以湘军要肃清江面，必须从零开始，建立自己的水师部队，“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211]。
咸丰四年（1854），湘军水师成军。由于太平军统帅对水师的战略意义缺乏深刻认识，忽视舰船建造，忽视水师队伍建设，随着湘军水师的崛起，在经历几次水面作战，特别是田家镇之战后，太平军水师丧失殆尽。此后的长江控制权基本握于湘军水师的手中。
实际上，曾国藩的“建瓴而下”的战略方针，也是基于水陆相依而提出的。他说，“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根本”[212]。这里曾国藩只是在“势”上做了解释，实际上顺江而下的优势在于得水师之利。左宗棠对于建瓴而下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盖水有师船，平地有马队，山谷有陆师，贼之长皆我所有。自古下游足以祸楚者，惟水师耳。今则我得上流，而贼无战舰，此一着已操胜算”[213]。胡林翼对于水师的重要性也有充分认识，他说：“求所以制贼之死命者，惟以精实水师断贼粮为先务之要。”[214]南方水网地带，舟船四通八达，水师联络便利，援助较易，所以“凡用兵，以水道为纲，得江、淮、河、汉之要，则脉络通而气势乃振。预谋淮河，非徒为富计，亦为强兵计耳”[215]。
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湘军水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障己方粮路畅通。“水师为粮路根本”[216]，水路畅通则陆兵无缺粮之虞，特别是对担负长围任务的部队而言，水路即粮路。曾国荃曾说：“陆师深入重地，全恃贵水师为根本，以水面为粮路。与雄师戈船相辅而行，联为一片，则我陆路之立脚亦稳矣。”[217]湘军粮台一般都依水而设，随军而行。曾国藩曾对沿江水师形成的保障景象有过生动的描写，“战船能多更妙，纵使不能，亦当雇民船百余号，与陆路之兵同宿同行，夹江而下。凡米、煤、油、盐、布匹、干肉、钱项、铁铅、竹木之类，百物皆备，匠工皆全”。“凡兵勇扎营，即以船为市。所发之饷，即换吾船之钱。所换之钱，即买吾船之货。如此展转灌输，银钱总不外散，而兵勇无米盐断缺之患，无数倍昂贵之患。”[218]
二是断敌接济。与保障己方粮路畅通相对应的是断敌粮路。胡林翼曾说，“城贼米粮不足，自系实情。得水师严密防范，使艇船不能接济，诚为要着”[219]。曾国藩也曾说，“攻剿金陵，诚非陆师奋力不为功，水师亦断不可少。水师以断江面之接济，截北岸之援贼，陆师则开花炮与地道并举，而辅以苏军洋枪骁队，当可济事”[220]。
随着水师作战日渐纯熟，陆师对水师的依赖日见深入，“水陆相依”几乎成了曾国藩叮嘱部将时的口头禅。如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叮嘱李元度，“水军不可一日而离陆营”[221]，不厌其烦地指出，“吾弟时时以保护水军为心，如龙抱珠，百变而不离其宗”[222]。咸丰六年（1856）对李续宾说，“大抵鄙人与尊处两军，一西一东，皆以厚、雪水军为中路之枢机，其转运粮台，皆当安设九江，其后路皆在湖北，其根本皆在湖南，必使皖军、浙军与水师息息相通，庶于全局有益”[223]。为避免类似三河之战由于缺乏水师配合，孤军深入，终被围歼的局面再次出现，三河之战后的湘军作战主要在长江沿线进行，意在发挥水师之利。如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对鲍超说，“惟阁下进兵至景镇，总须近水师以通粮路”[224]。咸丰十一年（1861）多隆阿率军再次进逼三河时，曾国藩告诫他：“庐郡地势平旷，无险可扼，而又须防援，防捻，防苗练，防粮路之中隔，防水师之远隔。……至水师炮船不能逼近庐郡，而可逼近三河。昨舍弟与水师攻破泥汊贼垒后，闻水军已驶入白湖、黄皮湖。若能驶入巢湖之内，则炮船可直达三河。请阁下与舍弟常常通信，如炮船果至三河，则求雄师进剿三河，水陆夹攻。倘三河得手，以水陆劲兵守之，则巢湖为我所有，异日进攻庐州，不患无粮运矣。”[225]
后期湘军、淮军几乎所有的作战均有水师配合。曾国藩筹建淮扬水师也是出于此种考虑，他给出的解释是：“如天之福，能保守浙江，嘉兴、松江、上海，犹留得海漕基址，是为至幸。如其不然，亦当力保淮扬里下河，犹不失产米之区、财利之薮。欲保里下河，非水师战舟二三百号，不足以遏寇氛，而保盐场。”[226]为规复苏州而建太湖水师，曾国藩的解释是：“欲攻苏州，须于太湖另立一支水师。浙江无事，宜于杭州造船；浙江有警，亦宜于安吉、孝丰等处造船。必使太湖尽为我有，而后西可通宁国之气，东可拊苏州之背，而陆师亦得所依附。”[227]此外还曾有过办石臼湖水师以规复芜关[228]，为规复芜湖而办宁国水师[229]等的设想。可以看出水陆相依的思想在曾国藩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基本上每于所要用兵之处，必先建水师。后期几乎所有作战或在长江沿线，不在长江沿线的话，亦在舟船可到的水网地带。如无水师可供调遣，则必建水师以配合陆上作战，在水师无法应援的地点则很少采取行动。甚至曾国藩指挥镇压以快速机动见长的捻军时，亦考虑以南方水路作为粮饷和军械的保障，“臣前在金陵，曾国藩商调该军（铭军）赴皖，当以南循大江、北沿淮河驻扎防剿，军火炮弹由苏转解，虽远而尚能运到，虽迟而可期决胜。若调往西北，水道不通，接济不及，诚恐迁地弗良，是以曾国藩奏明刘铭传等军宜以三河尖、固始为老营，凡皖、豫交界有警，相机剿办，盖欲就淮河为转运之路，苏省当设法筹济也”[230]。(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在李鸿章规划北洋海防和建设北洋海军时，亦能看到“水陆相依”的影子。李鸿章曾说，“自来设防之法，必须水陆相依，船舰与陆军实为表里”[231]，再如“海口设防，全恃水陆相为依辅，岸上则恃台炮，水中则恃水雷。环瀛诸国经营海疆，必须雷炮兼精，方称完固”[232]。
三是围城打援。
三河之战后，湘军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由夺取城池为中心转变为消灭太平军主力为中心，在具体战法上，则由以攻城作战为主转变为以围城打援战法为主，如胡林翼所说，“不徒以得城为喜，而以破援贼为功”[233]。在胡林翼看来，打援的目的有二：一是消灭敌人的增援部队，确保围城部队的安全；二是击破守城敌军的希望，动摇其守城决心。所以围城为辅，打援为主。这样，既避免了使围城战变为消耗战，同时又能使己方始终处于相对主动的优势地位，这与传统兵学中历来强调的以主待客、以静制动的原则是相合的。在湘军的主要作战中，如武汉之战、九江之战、太湖之战及安庆之战，均能看到这一策略的运用，而其中尤以安庆之战布置最为周密，效果也最好。
在“围城打援”指导思想明确后，曾国藩、胡林翼对这一决策实施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做了更深入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长壕围困。湘军作战历来重视挖壕，曾国藩将此视为军心安定的重要基础。在围城作战中，长壕的作用更为突出，不仅能断敌接济，使敌坐困，更是阻击敌援军的重要基础。湘军的长壕主要有两道，内壕困守军，外壕阻援军。《能静居日记》中记述有湘军围攻安庆所挖深壕的形制，则壕分三层，“渡湖又一里余到内濠，广二丈，深几三、四丈，渡濠进土墙门，诸营罗布，各据高阜。……营后十余步即到外濠，视内濠尤深广。濠以外又有一濠，稍狭”[234]。湘军扎于内外壕墙之间，以逸待劳，从而达到反客为主、以守为攻的目的。这样，长壕就不仅成为围城阻援、待敌自毙的主要手段，也为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对方援兵创造了条件。
2．合围一处，不受敌牵缀。有牵缀，照应之处过多，导致力量分散，如胡林翼所言“为城贼所牵缀，虽多犹寡也”[235]。他主张集中兵力合围一处，其余兵力应当尽作战兵、援兵和雕剿之兵。为此，曾国藩、胡林翼最终决定将安庆地区的湘军一分为三，以曾国荃十数营对安庆全城进行长久围困，断绝内城与外部的一切往来，迫使太平军率军前来增援，而驻扎城外的多隆阿、李续宜、鲍超军则寻机对回援的太平军发动攻击。
3．留有足够的机动力量。绿营江南大营亦曾对金陵采用过长围战术，但终以溃败收场，对此胡林翼给出的解释是，江南大营围困过于消极，不懂分兵，将主要兵力顿兵坚城之下，使七万人均成呆兵，犯了兵家大忌。“愚见江南大营之弊，其虚冒荡佚，乃其致败之由。其调度布置，实亦不能尽善。患在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以七万人顿于城下，贼从后路、旁路纷扰。闻江南大帅迟疑吝啬而不肯速分兵，又不肯多分兵。继因所分之兵败挫不力，后路、旁路已陷，饷道已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则应战之兵气已挫，而围城之兵力又单，乃得乘间抵衅，以陷其营垒，此金陵军营之覆辙也。”[236]可以看出，胡林翼并不认为围困不可行，而是坚决反对打消耗战，他认为除了困守之兵外，必须要有足够的机动兵力，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清军安庆合围计划开始后，太平军起初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而是将主要的军队调往苏常地区，准备待彻底占领苏常地区后，再乘胜上援安庆。进攻苏常的任务主要由李秀成负责。安庆被合围后，太平军才调整原有战略，展开第二次西征，调集长江两岸部队，合取湖北，拟用“围魏救赵”的办法，迫使湘军抽调围攻安庆的兵力西援湖北，以解安庆之围。在对这一战略方针的贯彻上，陈玉成态度坚决，李秀成则有意向苏、常发展，对守住金陵上游地区信心不足，所以在行动上较迟移。安庆局势日趋严峻后，太平军逐步放弃合围武昌的计划，调动各路大军，直接救援安庆，分别有陈玉成军，李秀成军，杨辅清、黄文金军，李世贤军，但总体上看，这些救援均不成功。
自咸丰十年至十一年（1860—1861），在贯彻合取湖北之前，陈玉成首先率军直救安庆。在桐城和枞阳两地与清军接仗。双方战于挂车河，清军主将多隆阿与李续宜上下夹攻，同时发挥马队的快速冲击力，击溃陈玉成军队。陈玉成遂转战枞阳，亦被击退。见无力直接救援安庆，陈玉成遂重新回到合围湖北的间接战略上来。在进击武昌过程中，陈玉成所部太平军不断受到沿线清军的阻击，进展缓慢，遂中止进军，除留一部驻守黄州外，陈玉成率主力转战鄂北。在陈玉成专注湖北之时，安庆情势危殆，陈玉成不得不放弃合取湖北战略计划，留一部驻鄂北，率其他部队再次回救安庆。四月进入安徽宿松，后逼至集贤关，进迫围城的曾国荃军，终被安庆城外多隆阿、李续宜击败。
咸丰十年（1860）九月，李秀成率军挺进皖南，在休宁和黟县被鲍超、张运兰击败，遂转移至羊栈岭，此地距曾国藩祁门大营仅60里，曾国藩极度恐慌。但李秀成无意进攻祁门，而率部折回浙江境内。次年二月，为减轻安庆压力，李秀成以围魏救赵之策，进攻湘军主要的后方基地武昌，迫使成大吉回援湖北，鲍超军往援江西，胡林翼返回武昌。李军前锋一度占领武昌县，当得知陈玉成已回师东援安庆时，胡林翼遂撤兵武昌，折入赣西北地区。总体而言，李秀成救援安庆的策应作战很不利，大概是预感安庆难救，所以早有放弃的打算，对于合围武昌以解安庆之围战略的贯彻也很消极。
杨辅清一路于咸丰十年（1860）九月下旬自安徽宁国出发，沿长江西进，攻克建德，后在湘军三路合击下溃败。随后太平军直入江西境，连克多城，但因没有水师配合，多地得而复失。十一月，黄文金部进攻景德镇、浮梁，被左宗棠、鲍超所败。此后，杨、黄部太平军无力再战，退至芜湖休整。
咸丰十年（1860）七月，李世贤一路由浙江进入皖南，在徽州大败李元度军。曾国藩檄调张运兰、左宗棠堵截。李世贤又转入浙江，企图占领杭州，作战不利重回皖南，率军击败湘军王开琳部，并使左宗棠军向景德镇后退。随后切断曾国藩祁门驻军粮道，企图一举攻克湘军祁门大营。曾国藩指挥部队进行过几次反攻，但因缺少得力干将，均以失败告终。至此，曾国藩企图依靠自身力量解救祁门之危，并打通浙江粮道的计划归于失败，在绝望中，他写下遗书部署后事。适时，左宗棠在江西景德镇、乐平一带击败李世贤，祁门之危得以解除。经此一战，李世贤元气大伤，不能再战，遂全军东返浙江。至此，太平军数路大军援皖的战略遂告失败。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陈玉成第三次率军援救安庆，同时洪仁玕、林绍璋与前军主将吴如孝自桐城、庐江南下，亦逼近安庆。胡林翼坐镇太湖，以成大吉5000人在集贤关拦击。曾国藩亦从祁门移营北上，派出鲍超军6000人增援集贤关。在随后的菱湖之战中冲垮了安庆城外的13座营垒。五月，陈玉成亲赴天京恳请洪秀全继续调兵援救安庆，但太平军当时已无多余的部队可调。在湘军步步进逼下，安庆守军虽仍顽强抵抗，但城外据点还是被个个拔除，到六月，安庆成为孤城。后陈玉成又联络驻扎无为的杨辅清，做最后一次救援安庆的努力，太平军林绍璋、吴如孝等为策应，三路大军进援安庆。多隆阿亲率马步各营迎战，击败太平军。七月，太平军进抵集贤关内，仅攻破安庆外围由湘军构筑的第一道壕沟。其时安庆城与外界的交通完全断绝，曾国荃则加紧发起对安庆的总攻，八月初五日（9月5日），安庆被攻陷。
纵观湘军围困安庆，历时近两年之久，主要采取长围久困的战略，不攻坚，不出战，唯坚守营垒，密困安庆。诱使陈玉成多次进援，又以重兵拒援，逐次消灭陈玉成兵团的主力，成功地挫败了太平天国的进援行动。
四是缓进急战，剿抚兼施。
新疆远在西陲，千里黄沙，号称瀚海，无论行军作战还是转运粮饷，都要比内陆地区用兵困难得多。然而在左宗棠的精心擘画与组织下，较好地协调了眼前需要与长远利益、军队需要与地方利益的关系，顺利地解决了收复新疆过程中的各种难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左宗棠采用的核心策略就是“缓进急战”“剿抚兼施”。
所谓缓进，即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当时新疆大部分地区沦陷，清军只控制东北部偏狭的贫瘠地区。而出关的六七万大军，一年就需四五千万斤粮食，这么多粮食全部要从关内采运，难度极大，费用极高。在左宗棠西征之前，先后有陕西巡抚刘蓉和陕甘总督杨岳斌西征。刘蓉在陕西，仅能勉强对付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至于杨岳斌，则因急于求成，把军队全部开入甘肃，结果弄得后路被截，饷道中断，最终部队哗变。左宗棠不无感慨地说，“筹粮非易，筹运更难，必须预为筹度，乃免临时周章”[237]。从甘肃去新疆，沿途千里尽是荒漠贫瘠、水草缺乏之地，如果不能采运较充足的粮食供前线使用，其西征计划将会全部落空。左宗棠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千钧之弩，必中其机会而后发，否则，失之疾与失之徐，亦无异也”[238]。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左宗棠可谓绞尽了脑汁。为鼓励转运人员，他一反清朝奖励军功只看杀敌多少的规定，宣布对转运人员“当与前敌一体论功”[239]，提高其转运的积极性。左宗棠还根据历代在新疆办粮的经验，提出“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240]，以就地屯田解决军粮问题。这样，一可供官兵食用之需，二可省转运之费，三可为善后工作奠定基础，一举三得。凡西征大军所收复的地方，左宗棠都会命令那些距前敌较远的队伍，利用战守闲暇，在附近从事耕作。所收获的粮食和蔬菜，即由营中作价收买。这种方法的好处：一是士兵不致习逸成惰；二是多种则多获，可以增加士兵的收入；三是耕熟之地准由原主认领，可使逃荒的地主闻风而趋，自然而然地产生招揽的作用。
所谓急战，就是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斗。每次作战，一经准备完毕，左宗棠便抓住有利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在收复新疆的一年半时间里，清军从出师肃州到进军北路，相隔两个月；收复北路到进军吐鲁番，相隔半年；从收复吐鲁番到进军南路，相隔四个月，总共用去十一个月做准备，而实际作战时间不到半年。如古牧地之战，是双方主力第一次交锋，六天结束战斗；达坂城之战，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只打了四天。南疆西四城克复后，清军为追剿残余之敌，深入人迹罕至之地，“四昼夜驰八百余里，人未交睫，马未卸鞍，接仗时犹复倍加抖擞，愈接愈厉，卒能殄此狂寇，大振军威”[241]。可见，“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它解决了符合新疆特殊条件的具体打法问题。
出兵新疆，是正义之举，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为充分发挥这一政治优势，左宗棠规定“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242]，即在加强清军战斗的同时，采用攻心战术。他一面严整清军纪律，争取民心；一面宽待阿古柏部属，缩小打击面。左宗棠认为，这样做“不但目前整军勘乱之计，亦所以销弭异日怨毒隐伏之根也”[243]。他命令各提督：“申明纪律，除临阵外不准滥杀，不准奸淫妇女，搜抢财物，烧毁粮食，如敢故犯，准随时军法示惩。”[244]“大军进逼环攻，谕以剿抚兼施之意，释胁从而急渠魁，解散必众。”[245]对于被分裂势力裹胁的民众，除持械顽抗、死不悔改者予以格杀之外，其余一律招抚，并资遣回籍。如东四城战役，遣返乌鲁木齐难民2800余名，送归哈密原籍2750余名，皆“给以赈粮籽种，收其马械，令各安生业，毋相侵暴”[246]。这些剿抚兼施的策略，深得新疆各族人民拥护，“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247]。
湘军对兵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不在思想的深度，而在具体指导实践上的价值，是对传统兵学思想的实践化和具体化，使传统兵学的价值在实战中得以体现。从本质上讲，曾、胡、左三人虽性格各异，但在基本的认识层面上却较为统一，差别只在具体的实践转化上。对于作战方法，三人均保持开放的态度，尽管湘军作战多采用深沟高垒，困死敌人之法，但他们始终认为，没有一成不变、屡试不爽的万能方法，若不思变通，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调整，必会以昔日前人获胜之方而致今日之败。“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唯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