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社会契约论》（节选）

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的任何合理的权威就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相互约定。

有人会说专制的君主可以保障臣民的安全。当然了；但是如果专制君主的个人野心为其带来了战争，如果专制君主无底的贪欲和他的官僚的骚扰带来的压迫远过于人民自己的纠纷，如果这样的和平成了一种惨状，人民到底是捞取到些什么呢？牢狱中的生活也是和平的，难道说和平就能使得牢狱成为梦寐以求的东西嘛？囚禁在塞克路普斯（cyclops）洞穴中的希腊人可是活得和平安乐，等待他们的却是任人宰割的命运。说人可以把自己给予而不必任何好处，这是荒谬无理的。这样的行为之非法无效，因为此事只有疯子才能做得出来。用此来描述一个人民，就是认为这个人民整个的都疯了，疯狂可带不来权利。就算个人可以放弃他自己的自由，他也不能放弃他子女的自由。他们生而为人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只属于他们自己，无人有权将之剥夺。在他们成年前的岁月里，其父可以为了他们的生存以他们的名义来行事，但他不能无条件不可改变地把子女给予他人，如此行为是违反自然超出父权的。因此，任意一个政府如果是合法的，每一代人就必须能够自由地选择接受或拒绝它；可如此一来，政府也就不能是任意的了。

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放弃一切的人是得不到任何回赎的。如此的放弃违背人性，当人的意志不再自由，他的行为也就失去了一切道德准则。最后，一个约定如果是以一方的绝对权威和另一方面的绝对服从为条件，它只能流于空洞和自相矛盾。如果彼一方号称拥有主宰一切的权力，任谁又能够对他有听从的义务？其实，仅仅是这种没有互惠的单一条件，就足以使所有约定失效了。既然我的奴隶的一切都属于我，他还有什么权利来反抗我？他的权利都是我的，自己反抗自己的权利当然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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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人国度过渡到公民国家，人本身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在行为中正义代替了直觉，道德因此而产生了。只有在这个时候，责任的声音代替了行为的冲动、权利代替了贪欲，人，此前仅仅考虑个人私利，他必须开始思考行为的因果，开始不得不按照崭新的原则行事。在这个国度中，虽然他失去了自然赋予的一些权利，他收到的回馈远超出了他的付出：他的潜能得以开发，他的思维得以扩展，他的感情变得高尚，他的灵魂也得到升华。只要这一新生的环境不受到破坏使他生活更加困苦，人必然会接受这一公民社会而永远走出他的自然国度，从此他成为智慧的人，而不再是愚昧的动物。

让我们把这一过程说得更加明白一点：在社会契约中，人失去的是他的天赋自由和对一切予取予夺的没有限制的权利，人获得的是公民的自由和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为了完整地描述而不是顾此失彼，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自然人的自由和公民的自由，前者仅仅受限于个人的体力，后者受限于一般意志；我们还要分清占有和所有权的差别，前者只是暴力的结果或先占权，后者是公众的法律认可。

注：卢梭（1712—1778），18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他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亚当·密斯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被公认为18世纪最伟大的、最深远地影响了历史的作品。本书已经成为世界思想史上的重要古典文献之一；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曾经把卢梭的这本《社会契约论》当作福音。以卢梭为代表的天赋人权思想在20世纪初期传到我国，在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曾经产生过一定的思想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卢梭并没有能超出他自己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