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把“大渡河会战”的口袋松了一扣？
同一天，蒋介石也作出判断：朱毛“必谋在雅安附近”与“徐匪”会合。
基于这个判断，他于21日8时给驻重庆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下达了一个手令：
贺主任：
一、此时我军主要战略，第一在防止朱、徐两匪会合，第二在防止残匪向西康逃窜。故现不必防徐匪东回，而在防徐匪南下。应急令第五与第三路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压止徐匪南窜，并希在此地带聚歼徐、朱两匪也，以此两匪必谋在雅安附近会合。故吾人既知其目标与方向所在，应即照此预备，不必另[零]星分防，随匪转移，而须急谋立于主动地位也。
二、残匪最后不能北窜必向西窜。故泸定、康定、雅江之防备尤为紧要。如杨部到达大渡河防地，则现驻清溪第五路之一旅最好仍守清溪，而使刘、杨两部有余力可以对康定布防。并切告自乾属[嘱]其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也。
三、请电胡宗南切属[嘱]其在后方各部，移至松潘、平武、江油、彰明一带，及平武至文县与南坪一带。而南坪与平武间尤应密切联系，控置总预备之主力在此地区。至于其后方天水、广、昭，则已派第六、第七、第十二各师来接防务，但不必待接防部队到达。而其后方各部除留极少数部队接防外，其余可即刻向前方移动布置。如果松潘、南坪、平武各置五团预备队，以备出击兜剿，而将其余十个团分布于此带筑碉设防，则匪不能北窜，必可被我聚歼也。但北川重要，如攻克后亦应置重兵设防为据点也。望以此意转告甫澄兄，并分示自乾宗南照办为要。中刻飞筑，约明后日即可回渝相见也。请先照此意速即令行为要。
中正
五月廿一日八时[51]
手令的第一项是个整体判断和相应措置：基于“朱毛”和“徐匪”“必谋在雅安附近会合”的基本判断，认为“故吾人既知其目标与方向所在，应即照此预备，不必另[零]星分防，随匪转移，而须急谋立于主动地位也”，因而确定了在川康地区“围剿”两大红军主力的“战略方针”：一是“防止朱、徐两匪会合”，二是“防止残匪向西康逃窜”。所以，“现不必防徐匪东回，而在防徐匪南下”，应令川军第五路军唐式遵部和第三路军李家珏部主力限期向邛崃、懋功、宝兴一带移动，“而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应急派队布防，压止徐匪南窜，并希在此地带聚歼徐、朱两匪也”。
手令第二项是针对“朱毛”的部署：让川军杨森赶紧到大渡河接防，以把刘文辉部挪出来去康定、泸定设防——连“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都想到了，连还隔着天远地远的雅江都提到了，看来蒋委员长智商并不输人啊。
第三项是针对“徐匪”的部署：让川军刘湘部在北、东、南三面筑碉设防压迫“徐匪”。
应该说，蒋介石判断从战略方向上来说大体准确，而且也看到了用于“大渡河会战”的各部兵力分散而且机动速度上很不给力的状况，所以这次谋划的地域很广，防范的圈子拉得也很大，很具“未雨绸缪”的前瞻性，似乎是该想到的都想到了——周密得紧啊！
可问题也来了：这些本就很有限的兵马在如此广大的空间摆布得如此分散，那么“大渡河会战”该咋办哩？究竟是照那个“大渡河会战”的蓝图，根本就不让“朱毛”抢过大渡河而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哩，还是让他们过了大渡河，而在“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地带与“徐匪”一起打包，从而“聚歼徐、朱两匪”哩？如果是后者，那么蒋介石的信心又从何而来哩？“朱毛”“徐匪”，这两盏灯里头哪一盏都不省油，“各个击破”都恁麻烦，那么蒋介石又凭什么就认为两者一起“打包处理”，就更好操作哩？
至于对刘文辉“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的“切告”，看似“未雨绸缪”的“英明预见”，实际上却是基于“残匪最后不能北窜必向西窜”的判断作出的，对中央红军渡河地点和北进路线的判断，显然也是放在“一线中通”的“宁雅正道”上的大树堡—富林—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大相岭—荥经—雅安这条道上的！要刘文辉、杨森两部“有余力可以对康定布防”，显然是为“朱毛”渡河不果，或渡河北进后沿“宁雅正道”北进不果，或在“名山、芦山、天全、雅安一带”被“聚歼”漏网后“西窜康定”准备的部署——是向东防范，而不是向西防范！这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基本上是相反的！
而且，这当间还暗含着让刘文辉让出雅安而屈居康、泸一隅的小算计。
就这么着，蒋介石自己把一个多星期前整出来的“大渡河会战”蓝图，给松了一扣。按理，这个口袋阵本应越收越紧，如今却被蒋介石自己越扯越松——那个“大渡河会战”的蓝图，可是要将朱毛红军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歼灭”啊！“根本歼灭”的决战战场，是在大渡河以南！这会儿哩？却将大渡河以北数百里外的“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划成了另一个“根本歼灭”的决战战场，虽然这或许可以解读为蒋介石做的是“万一”或“万一”之后的两手或多手准备，可这“面面俱到”的部署，如何又能稳稳当当地避开“面面俱不到”的结果哩？
笔者斗胆作一揣测：这实际上反映出了蒋介石性格中游疑不定七上八下的一面：“朱毛”和“徐匪”，他拿不住；麾下诸侯，他拿不稳。
事实的确也是如此——委员长是委员长，土地爷是土地爷。
土地爷就是在这片地域当家的第二十四军中将军长刘文辉。中央红军要闯进他家的菜园子，那他这个已然成了川军诸侯的“破落大户”将来日子也一定更不会好过：“朱毛”闯进来了，蒋委员长也会跟进来，其他川军诸侯更要跟进来。他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朱毛”轻易放过大渡河的。而且按刘自公这个“多宝道人”的心机，他不可能揣度不出蒋委员长那“自乾属[嘱]其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也”的“切告”中所暗藏的那般心计。
这样的局面，是刘文辉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的。
至于贺国光是如何向刘文辉传达这个“切告”的，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是随即发生的事实——刘文辉并没有按这个“切告”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而是在这个“切告”的第二天，就将一干“后方事宜”委托给了川康军第四师师长唐英，宣布自己“准二十六日躬赴前方督剿”[52]。同时还饬令所部长官看好家业：“此次残匪窜康，友我各军攻之于前，中央部队，追击于后，聚歼之势已成。惟中央追剿军，远道勤劳，人地较生，务望前线各部队，推诚接待，遇事予以便利，尤其对于地形方面，尽量担任引导协助之责，庶几精神团结，各方皆益显其兜剿之威，以期迅荡赤炽，而出民水火，希即转饬所属一体遵照为要。”[53]
瞅见没有？自家的菜园子，还是自家看着更牢靠。
5月27日晨，刘文辉与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巽中（伯言）带着第二十四军部及警卫旅离开雅安赶赴汉源，直接部署大渡河河防，排定的日程是“第一步驻汉源，第二步驻越嶲”[54]。而刘湘部的王泽浚旅，也早已在几天前接手了富林的防务。[55]——就是川军最大富户刘湘，他也不愿意让“朱毛”“窜入”川中腹地啊！
那么川军方面是如何撑起蒋介石这个越扯越松的口袋的哩？
事隔多年后，我们从双方统帅部相对透明的“黑匣子”中，洞悉了蒋介石这个“战略方针”下川军诸侯的相应部署，当然也可从中窥得他们手中的本钱和部署的要旨——据原川军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等人的回忆所述以及川军方面的档案文献记载，迄至5月24日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进至安顺场渡口的当晚，川军方面的部署为：
1.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以下简称杨旅）主力（第七团余味儒部、第二十八团唐灼元部）在安顺场至大冲间布防，旅部位于南岸纳耳坝（亦称大堡，今石棉县永和乡）对岸的八牌。安顺场守军为“彝务总指挥部”赖执中部不足两连兵力，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余味儒团韩槐堦部一营守军，余团主力驻安靖坝（今石棉县城与安顺场之间，大渡河东岸）。
该旅主力原在富林（今汉源县城，与南岸大树堡渡口隔河相对）布防，后富林防务由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接替。
该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以下简称肖团）则在挖角坝—王岗坪一线布防，并负责与上游的第四旅袁镛部的联系。安顺场与挖角坝之间约40公里，当时均为山岭隔绝，只有人行小道，交通困难，故该团与旅主力之间的联系并不畅通。
2.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以下简称王旅）负责大冲—富林间防务。据张伯言等人回忆，该旅装备精良，兵员充实，并拟与负责富林—金口河段防务的杨森部主力切取联络，但杨部主力当时因在彝区被阻，尚在绕道前进，所以富林—金口河段的防务实际上呈空白状。但中央红军由此间渡河路途遥远崎岖，要耗费许多时日，实际可行性并不大。
3.第二十四军第四旅袁镛部驻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附近（以下简称袁旅）。第二十四军军部及第五师师部也先后进驻汉源县城。
4.第二十四军第二旅余如海部驻康定，而该旅配置于大渡河西岸河段上的兵力不足两营，分别布防于菩萨岗和猛虎岗两个要隘上（以下简称余旅）。[56]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蒋介石和川军方面对中央红军渡河方向的基本判断是：中央红军将循西昌→泸沽→越西→海棠→大树堡这条“宁雅正道”（这也是当年从西昌进至雅安的最主要通道），从富林附近渡河，经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翻越大相岭，以图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基于上述判断，川军方面在这条“宁雅正道”大渡河北岸路线上，部署了两个旅，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在前，第二十四军第四旅袁镛在后。袁旅当时所在的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是个比较机动的枢纽位置，向南可为王旅后援，向西南可为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后援，向西则可翻越飞越岭扼守大渡河泸定至得妥河段，保护沈村—龙八埠—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清溪这条“川康要道”的安全——这是当年川康地区的主要通道。
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主力（两个团）位于富林与安顺场之间，在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一营守军，安顺场仅有“彝务总指挥部”不足两连的兵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迄至5月25日，川军方面的防御兵力主要集中在安顺场—富林间的河段上，上游挖角坝至泸定之间河段防务基本上是空白；挖角坝至安顺场之间亦有40公里左右的防务空隙；泸定县城除民团性质的“自卫大队”外，并无正规军驻扎；安顺场位于杨旅部署中右翼最边缘。由此可见，刘、聂首长建议弃大树堡而奔“翼王故径”，那的的确确是个好建议，应该得一个高分——否则就正好撞在川军这堵防御墙中最厚的那一部分了。
还可以看出的是：无论是蒋委员长还是刘自公，对安顺场至泸定间的河防，基本上没有在意。
这也难怪，当年的石达开，不是压根儿还没蹚到这一步，在安顺场就被扑灭了么？
而朱毛红军，却踏上了“翼王故径”。
兵行险道，剑走偏锋。
循其途，能不蹈其辙？
【注释】
[1]四川省汉源县地名领导小组1983年编印的《汉源县地名录》称“深沟”为位于今汉源县河南乡的大湾村，似不确，且该地名录对这场战事的陈述与史载多有不符，故不予采信。根据崔之清主编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中关于战事的陈述称，赖部遇伏地点为中所与越嶲之间的“小相岭白沙沟”，笔者详考后认为此地应为现四川省越西县大花乡西南的深沟。
[2]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959～19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25～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转引自苏双碧：《石达开评传》，第258～25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9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转引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31～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7]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962～196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https://www.daowen.com)
[8]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2册，第32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9]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0]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31～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2册，第32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2]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2册，第32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3]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第2册，第328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14]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唐庵续集》卷下转引自苏双碧：《石达开评传》，第272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转引自苏双碧：《石达开评传》，第278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周询：《蜀海丛谈》卷三《人物类·石达开》，转引自苏双碧：《石达开评传》，第281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7]《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1935年4月29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21～32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18][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45～148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19]李清献：《湘军第五十三师追击中央红军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81～28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20]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68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21]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68～36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22]晏道刚：《追堵红军长征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0～2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第1版。
[23]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2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24]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2～6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25]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65～36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26]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27]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4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28]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4～65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29]晏道刚：《追堵红军长征的部署及其失败》，《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1～2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0]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5～6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31]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7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1～24页。
[32]参见孙渡、安恩溥、刘国举、萧本元、卢浚泉、余建勋、常绍群、王伯勤等人的回忆：《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86～31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3]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0～3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4]《朱德关于尽力扼阻敌军西渡金沙江致罗炳辉、何长工电（1935年5月1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37～3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
[35]《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大渡河守备指挥并以骆秉章诱杀石达开勖勉的新闻报道（四川日报）》，《红军长征·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36]杨汉域等：《川军追堵中央红军概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25～32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7]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8]《林彪、聂荣臻关于一军团已占领德昌致朱德电（节录）（1935年5月17日13时30分）》，《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9]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6～33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40]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8～3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41]《林彪、聂荣臻关于西昌城敌人兵力及工事配置情况致朱德等电（1935年5月19日4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0～34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2]《朱德关于我军迅速北进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19日4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2～3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3]《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1935年5月19日5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4～34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4]《朱德关于取得大渡河可渡河点致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电（概要）（1935年5月20日9时30分）》，《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496～4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45]《中革军委关于野战军目前战略方针和任务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5月2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47～34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6]中央档案馆12卷[37]号，转引自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9～10页。
[47]《刘伯承、聂荣臻致中革军委侦察报告电（大意）（1935年5月21日）》，转引自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1页。
[48]马文忠：《红军长征过冕宁——民国二十四年冕宁政局》，《冕宁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0～11页；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75～80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49]纳耳坝：位于今四川省石棉县境内的大渡河南岸（安顺场渡口以东约25公里），亦称大堡，现名永和乡，位于安顺场与大树堡之间。
[50]《朱德关于我军主力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的部署（1935年5月21日18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0～35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51]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32～4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52]《雅安专电（1935年5月22日）》，胡羽高：《共匪西窜记（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6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版。
[53]《康军刘总指挥文辉养电（1935年5月22日）》，胡羽高：《共匪西窜记（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66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版。
[54]《雅安二十七日专电》，胡羽高：《共匪西窜记（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69页，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版。
[55]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3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56]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0～34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