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有了，路何在？
5月30日22时，中革军委作出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部署：
林、聂、刘、彭、杨、董、李、罗、何、左、刘、陈、宋、邓、蔡：
A.我一军团先头部队昨已攻占泸定桥，敌向天全退。刘敌约一旅昨向岩子上我干部团阵地攻击，并迂回我右侧高山，我干部团退守铺沙岗。
B.我野战军以迅速过河集中天全地域、寻求作战机动之目的，定明三十一日开始行动如下：
1.一军团（缺两个团）应向天全（泸定桥至天全二百四十五里）前进，行程可走七十至八十里，在门坎上、昌河坝、两路口之线，并侦察天全方向敌情及其附近地形、人家、给养条件，电告军委。二师应留一个团并带电台在化林、龙八布之线继续警戒，以掩护干部团北进。刘参谋长则留泸定桥待归总部。
2.五军团仍归林、聂指挥，其主力应经泸定桥跟一军团后跟进，宿营地点由林、聂规定。五军团应另留一个营，以主力在泸定桥西岸前出至二里[坝]向康定警戒，以一个连监护铁索桥。
3.军委纵队前进至泸定桥、沙坝之线。
4.三军团进至芝泥坝、楂维、科五之线。
5.第五团应赶至摩西面[71]。
6.九军团、游击队及干部团第三营均归罗、何指挥，进至湾东、施药坪之线。
7.干部团（缺第三营）沿河北岸进至德拖地域，向来路严密警戒，并扼阻追敌。
C.各部须沿途补充粮米。
朱
三十日廿二时[72]
这个部署是在什么地方作出的？有关史料各说不一，笔者考据起来很费了一些功夫。
据时任军委三局政治委员的伍云甫日记记载，军委纵队从湾东进至磨西休息了几个小时后继续出发，5月30日晚宿磨杠岭东麓的奎武村。[73]毛泽东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阙中一则回忆说：5月29日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在磨西宿营，30日凌晨4时从磨西面出发去泸定，“出发后就接到通讯员送来的捷报，说泸定桥已经打下了”。当日下午4时左右到达泸定桥，在沙坝村天主教堂外的一棵大树下听取了红一军团首长汇报的战斗情况，因为天主教堂里住着伤员，毛泽东等没有进教堂而只是在树荫下休息几个小时……[74]
陈昌奉还回忆说，毛泽东没有在泸定城里住宿，而是直接去了化林坪。[75]
这个回忆说到这儿可能就有点问题了，从行程上看也不太可能：从磨西到泸定桥约一百二十里，毛泽东等凌晨出发能在当日下午到达，那就已然算是“收早工”了。在泸定休息两小时后还要继续赶路到化林坪，那就还得跑七八十里山路——还得走夜路，这番鞍马劳顿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而且毛泽东他们那天根本就进不了化林坪！因为30日那天红一师一部跟追川军第四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残部占领了盐水溪，然而在向化林坪仰攻时受挫，所以当时化林坪的主人仍然还是川康军第四旅第十团上校团座谢洪康。
更重要的是，这个回忆与30日22时中革军委作出的那个部署内容不洽。毛泽东等人不可能在那个部署还没有改变之前，就贸然奔另一条道而去！如此，笔者或可确认：30日晚上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应该是住在泸定或泸定附近——而且还不止住一天，而中革军委30日22时的部署，有可能是那天在磨西跟湾东赶来的军委纵队会合后一起行动的朱德总司令等人作出的。[76]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部署是朱总司令的个人意图——这个意图很可能是这些领导人在当天碰头会上共同商量后确定的。
这个部署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标示了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路线——实际上也就是泸定守军李全山团的溃逃路线：红一军团为前卫，由泸定经四湾、五里沟，翻越马鞍山，进至门坎山、长河坝、两路口[77]一线，红五军团随后跟进……
就在毛泽东等人到达泸定桥之前的30日上午时分，林彪、聂荣臻、刘伯承等前方首长就已然作出了一个与朱德总司令当晚22时部署意图有所不同的“临机措置”：红六团当日由泸定出发，赶赴龙八埠、盐水溪，与李聚奎所率红一师一部相互配合，攻占化林坪。陈光率红二师主力亦随后跟进，打通化林坪—飞越岭这条“川康要道”。[78]
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回忆道：
我团刚刚进到泸定城休息，就收到了团侦察员送来的情报。情报说：敌军在冷碛、龙巴铺（今兴隆），化林等地有两团的兵力驻守.为了阻击红军北上，敌军在泸定桥一带布防一个旅三个团，是新五师第四旅，旅部驻在龙巴铺。三十八团驻泸定、咱里、盆道一带，团长李全山，已被红四团于夺取泸定桥后击溃。十一团驻冷碛、海子山一带，团长杨开诚，亦被右路红军红一师击溃，退往龙巴铺。十团驻龙巴铺、化林坪、飞越岭一带，团长谢洪康。以上敌人均属于国民党二十四军刘文辉部。
由于四团已经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重要任务，所以我们意识到我团即将担负前卫任务。我和朱水秋团长商定，要各营连抓紧时间吃饭、休息。并要带一顿饭，等候命令，准备出发。早晨八时，我们接到骑兵通讯员送来的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的手令：
“朱、邓：你团进至泸定桥后迅速吃饭，稍加休息，于上午十时出发，经冷碛，龙巴铺、化林坪、飞越岭向天全前进。中途遇敌应坚决消灭或击溃之。我师指挥所和五团随你团后跟进。我野战军主力随后也从泸定桥通过。”
五月三十日，遵照师首长的命令，我团按预定时间出发。
我们采取了战备行军队列——非战斗人员由供给处主任胡弼亮率领，在全团的后面跟进。战斗人员的行军次序是：一营、团部、三营、二营。政工人员分别下到各营，团的党总支书记张国华和一营长曾保堂同前卫一连前进，时刻做好打仗的准备。那一天是阴天，我团全体指战员步履匆匆先后经过了大坝、瓦窑岗、挖脚、甘露寺、幸福坝、向阳坡于下午三点多钟接近冷碛。这时，天空下起小雨。[79]
邓飞的这个回忆也有一个问题：左权、刘亚楼率红五团还在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的路上——中革军委当日22时部署中要求他们31日到达的位置是“磨西面”[80]，所以邓飞得到的这个“手令”只能是师长陈光一人签署，而且手令中的“五团”应为“四团”，“天全”应为“汉源”。
史载：30日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还在泸定召开了一个碰头短会。会议决定两件大事：
“（一）中央红军将走雪山一线，避开人口稠密地区；
“（二）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81]
会后不久，陈云由当地地下党组织护送，经成都、重庆前往上海。
陈云到上海后，使用“廉臣”的笔名，假托一个被俘国民党军医的身份，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在中国共产党驻巴黎党组织办的《全民月刊》上发表，同年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向海内外介绍和宣传了红军长征的伟大业绩。同年10月15日，陈云又在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会议上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
在这两份历史文献中，都将安顺场和泸定桥发生的战斗作为典型事例道出。[82]
同一天里，蒋介石也通过刘文辉的报告得悉了泸定发生战事的信息，但对“匪之动向”的判断却与中央红军方面的意图大相径庭：“昨日朱匪已到泸定攻城，其主力必出丹巴乎”，而且认定“朱毛残匪之末路不出三途：1.由康北经青海甘州窜内蒙古。2.由康定丹巴入川西，与徐匪会合后，经松潘西区入甘肃临潭县或西固或定西靖远出宁夏。3.由川北经嘉陵江、昭广、陇东出宁夏以至内蒙古。以俄寇与第三国际决令其入藏或入新疆。彼为本身利害计，不愿引起世人之注目也。”[83]
蒋介石和刘自公对信息掌控方面的延后实际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泸定守军最高长官李全山与其上司袁镛的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5月29日16时左右——也就是红四团发起夺桥战斗和红一师一部进攻第四旅旅部所在地龙八埠之时，而后电话即被中断，泸定守军也与第四旅旅部失去联系。所以川康军第四旅旅长袁镛，乃至当晚抵达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的刘文辉，当天晚上也只知道泸定发生战斗的信息，而并不知道实际上泸定桥已于当晚失守且李团主力正经过马鞍山撤向天全。而最高统帅蒋介石得悉此事的时间当然更为滞后——他是在30日晚上才得悉这个信息的，而且同样不知道泸定桥日前就已更换了主人。[84]
31日，朱德等率军委纵队到达泸定桥与毛泽东会合后，应该掌握了更为详尽的道路信息：马鞍山小道崎岖难行，“秋冬春三季积雪”[85]，连牲畜都难通过，沿途人烟稀少，大部队就粮非常困难，只有那些买不起骡马的脚夫们才背负茶包往返此间。[86]而经化林坪、飞越岭那条“川康要道”的情况则相对要好得多，这条道至少还能行骡马，而且一出飞越岭就可以直下宜东，威胁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
当晚22时，中革军委致电各部首长，同意了林、聂、刘日前的“临机措置”：
我野战军以攻占化林坪，迅速前进清溪，各个击破两刘（刘湘、刘文辉）部队约三个旅，并迅速控制富林渡口，拒阻中央军北渡之任务，定明六月一日行动如次：
一军团（缺第五团）及五军团于攻占化林坪后即战备前进至坭头地域，并准备二号攻占清溪，以一部续向富林前进；军委纵队进到化林坪；三军团赶到甘露寺、泸定桥之线，并全部渡河完毕；九军团等部赶到魁五、磨西面之线。[87]
这个新的部署还对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路线作出了改变：取消红一军团经马鞍山去天全的行动，红一军团乃至中央红军主力将经化林坪、飞越岭东进至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及富林地区，以“拒止中央军北渡”——与蒋委员长互换一下攻守的角色。这一来可能是抱有在继续北进前拿下汉源城（今汉源县清溪镇）以获得物资粮草的打算，二来也是因为计较着中央军追兵临近的日程，准备将其拒止于大渡河南岸而赢得从容转向北进的空间与时间。因为中央红军夺取了泸定桥的信息这几天肯定会送达蒋介石耳中，蒋介石有可能会更加严厉地督促中央军各部加快“跟追”的步伐，以求压迫中央红军在大渡河上游峡谷地域以“根本剿灭”！而“朱毛”的这番盘算真还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就在“朱毛”作出这个部署的当天，蒋介石真就给薛岳发出了一个旨在“加快步伐”的“世巳手令”：
薛总指挥：
一、残匪艳午已到泸定与我守城刘部激战中。
二、大树堡之匪全向泸定退窜。
三、杨森部正向安顺场上游推进中。
四、匪踪既明，我军前进不须如前日各电之持重，应令李抱冰纵队除酌留防守冕宁守城部队之外，其余直向康定急进。兄率其余各部经越嶲至大树堡候令。对于德昌、西昌不必留队防守，惟在越嶲须酌留一二团兵力候令再撤。切盼灰日（6月10日）以前能到达大树堡集中，如何！
中正，世巳手令[88]
蒋介石5月31日手令影印件1
蒋介石5月31日手令影印件2
看来这一天里蒋介石瞅明白了“朱毛”的动向，恐怕也瞄出了刘自公那几个双枪兵肯定挡不住“朱毛”冲过大渡河向“徐匪”靠拢的苗头，所以才令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不再“稳进”而是经大渡河上游峡谷向康定“急进”，同时也令薛岳部主力集中在“宁雅正道”方向，准备压迫“朱毛”于他已然扯松了的那条口袋的袋底——“名山、芦山、天全、雅安”地带，与前来接应的“徐匪”一起打包处理，予以“聚歼”。
与蒋介石初衷不同的是，直到这会儿，他仍然在“随匪转移”，毫无主动性可言！
站在“剿共”的立场，他给薛岳开出的时间表尤其令人沮丧：6月10日（灰日）将主力集中于大树堡。而薛岳按这个手令作出的部署则是：“吴纵队欧（震）师江日（6月3日）从西昌出发，虞日（6月7日）到越嶲，此后经海棠、平夷铺（平夷堡在金口河附近，绕远了，疑为‘大树堡’之误——笔者注）、富林，限元日（6月13日）追达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梁（华盛）师支日（6月4日）由西昌出发，循欧（震）师经路前进，限寒日（6月14日）到达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周（浑元）部除万（耀煌）师留一旅驻西昌，分派一团驻泸沽，建碉守备，维护交通外，其余鱼日（6月6日）由西昌出发，经越嶲循吴（吴奇伟）部经路，限铣日（6月16日）到汉源”，“本部及周旅，微日（6月5日）由西昌出发，经越嶲在梁师后跟进，删日（6月15日）到汉源”。[89]
这将帅俩，还在按部就班地挪棋子儿啊。
而“朱毛”这边的动作，就麻溜多啦！
不麻溜也不成，他们得赶紧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否则危殆处境依旧。
【注释】
[1]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1页。
[2]昌侧集烈是西藏地方政权派驻打箭炉的营官，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侵占土司领地，盘剥商旅，并向大渡河沿岸扩张势力。清政府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派理蕃院侍郎满丕和四川提督唐希顺领兵进剿，唐率清军雪夜渡过大渡河，兵分三路击破昌侧集烈叛军，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进抵打箭炉，招抚打箭炉附近五十余部落，一万二千余户，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史称“西炉之役”。
[3]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2页。
[4]泸定县地名领导小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地名录》，第19页，1987年6月印刷。
[5]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
[6]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3～16页。
[7]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6页。
[8]饶杰口述、陈鑫整理：《我的军人生涯》，《南涧文史资料》第1辑，第61页。
[9]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6～17页。
[10]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文荣普：《泸定桥概述》，《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17页。
[12]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13]《泸定桥巡检宝琛禀赵尔丰泸定桥铁链为风吹断，已垫款拖捞、理顺、铺板，暂通行旅文报，恳饬勘修复，并案报销[宣统三年五月初七日（1911年6月3日）]》《打箭炉同知禀报赵尔丰泸定桥铁链被风吹断，已赶造篾索扎紧，桥身尚属稳固情形[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九日（1911年6月25日）]》，《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第2编，第445～446页，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4]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5]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于1975年7月24日访问罗华生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16]罗华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经过》，《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7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https://www.daowen.com)
[17]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于1975年7月24日访问罗华生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18]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9]《杨成武将军自述》，第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0]1972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21]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于1975年7月24日访问罗华生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22]《杨成武将军自述》第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曾庆林，时任红四团第三营营长。
[23]《剿匪军第二路黔西—滇北—川南间地区追剿朱毛股匪经过详报（1935年4～8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上）》，第499页，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24]《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1934年10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5]《杨成武将军自述》，第6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6]1972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27]1972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28]赵章成参加泸定桥之战，目前仅见于《杨成武回忆录》的一家之言，尚需其他证人证言的证实和证伪。
[29]饶杰口述、陈鑫整理：《我的军人生涯》，《南涧文史资料》第1辑，第60～61页。
[30]王靖宇：《四川军阀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堵击红军长征经过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册，第553～5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31]1972年3月13日邓友珍（时为泸桥公社沙坝生产队社员）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32]1972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33]好造孽：四川方言：“很遭罪”的意思。
[34]参见2006年7月22日李国秀口述。除笔者和笔者的朋友唐皓、丁力在场外，在场者还有泸定县红军纪念馆馆长郭成燕，泸定县旅游局原局长邓明前，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原馆长王永模。
[35]王靖宇：《四川军阀刘文辉部第二十四军堵击红军长征经过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4册，第55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36]泸定县当时与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康定有有线电话和话传电报可通，电话局设泸定县十字口，与汉源相通的电话线经过飞越岭、化林坪（薛岳编：《剿匪纪实·西康追剿》，第25页附表五，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版）。另外，陈启图关于天、芦、荥、懋红军动态与部署丹巴防务函（1935年6月12日）亦称：“泸定收复后，冷碛、化林以次肃清。康泸电线已通，泸汉一段已责成泸局修复泸定至飞越岭山顶。”参见《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279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37]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3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8]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5～3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39]1972年3月13日邓友珍（女，当时泸桥公社沙坝生产队社员）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40]1972年3月13日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口述，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41]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
[42]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43]饶杰口述、陈鑫整理：《我的军人生涯》，《南涧文史资料》第1辑，第60～61页。
[44]《红军路过冷碛的情况》，《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23页。
[45]泸定县旅游局原局长邓明前对甘露寺的调查记录。
[46]《林彪关于红四团已攻占泸定桥致朱德等电（1935年5月29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另外，当晚23时，左、右纵队首长在泸定桥会合后，曾联各向军委报告了东、西两岸部队在泸定会师的情况，但该电中关于东岸部队的行程时间与实际情况多处不合。
[47]《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49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而据泸定红军纪念馆原馆长王永模先生的考证，红一军团军团部宿营于下田坝而非上田坝，红一军团里程表记错了上下田坝的位置和里程，王永模先生的考据是正确的。
[48]《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日记》，第195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
[49]当地纪念碑碑刻如此，笔者尚未查到相关史料，存疑待考。
[50]1972年8月21日王旭斋口述（时年71岁，磨西公社杉树一队社员），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51]邓华：《铁丝沟战斗》，《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2]《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53]《川军二十四军川康边防步二旅与西康专员公署为红军攻占泸定饬发安定人心布告训令（1935年5月31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9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54]《川军第二十四军川康边防步二旅与西康专员公署封锁泸定失陷消息函（1935年6月1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60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55]《蒋介石1935年5月反省录（1935年5月3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高素兰编著），第182页，国史馆2008年初版。
[56]肖锋：《长征日记》，第82～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7]《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72～73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
[58]《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第72页，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版。
[59]肖锋：《长征日记》，第82～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0]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183～18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1]邓华：《铁丝沟战斗》，《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36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2]《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54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
[63]《1935年5月29日23时林彪、刘伯承、聂荣臻致中革军委电》，该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虽然原始文献电报作为史证有较高可信度，但也不是绝对不会出问题的，特别是在仓促间很难掌握全面可靠信息的情况下发出的电报，笔者遇到的类似情况还有很多。
[64]肖锋：《十年百战亲历记》，第185～18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5]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7页。
[66]肖锋：《长征日记》，第87～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7]覃应机：《硝烟岁月》，第62～6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68]《朱德关于我军突破敌雅州、芦山、天全防线的部署（1935年6月5日2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69]《于无声处听惊雷——红军长征第一次过天全》，《天全文史资料》第1辑，第1页。
[70]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文荣普于1975年9月18日访问王东保时记录，王东保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长征时曾任红二师政治部干事），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71]摩西面：又称磨西面，今磨西镇的古称，海螺沟冰川风景区入口。
[72]《朱德关于我军迅速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部署致各军团电（1935年5月30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1～3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73]《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日记》，第195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74]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于1975年8月7日访问阙中一时记录；1975年8月29日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访问陈昌奉时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75]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于1975年8月29日访问陈昌奉时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76]根据时任军委三局政委的伍云甫日记记载，1935年5月30日晚，军委纵队在奎武宿营（《红军长征日记》，第195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朱德年谱上》（新编本）亦称，朱德5月31日与军委纵队一起抵达泸定县城（第5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77]门坎上，即门坎山的音译。昌河坝，即长河坝的音译。两路口，今名新沟，位于二郎山东麓。
[78]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7页。
[79]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7页。
[80]《朱德关于我军迅速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部署致各军团电（1935年5月30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8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496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82]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41～43页；陈云：《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报告》，《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整理注释），第10～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83]《蒋中正1935年5月30日所拟“注意”事项》，《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高素兰编著），第170～171页，国史馆2008年版。
[84]根据1935年6月3日刘文辉派人向李全山“探送”令李团回防雅安的命令可知，李团没有配备电台（《川军二十四军川康边防步四旅急调李绍云团进驻雅安电（1935年6月3日）》，《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60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85]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25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
[86]参见高上佺在《二郎山公路选线的由来》（《天全文史资料》第3期，第19页）一文中称：“由天全到泸定的行人都是走的翻越马鞍山的山路。其山悬崖峭壁、路陡难行。尤其冬季大雪满山，山顶的雪锅岗积雪满山，路又很窄，行人稍有不慎，即落入几丈深的雪窖中，直待第二年夏季雪化时始能见到尸体。翻山后还须经过二十四盘，坡陡路窄，人行其间，如在走壁，一般视为畏途。”
[87]《朱德关于攻占化林坪致各军团、军委纵队及干部团首长电（节录）（1935年5月31日22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88]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68～169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89]薛岳编：《剿匪纪实·滇黔川南追剿》，第67～68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